辜鸿铭在西方获得赫赫之名，多半由于他那机智有余、火花四溅、酣畅淋漓的英文实在太出色，他那专搔痒处、专捏痛处、专骂丑处的文化观点实在太精彩，令欧洲学者为之心折，敬佩有加。罗家伦说，“善于运用中国的观点来批评西洋的社会和文化，能够搔着人家的痒处，这是辜先生能够得到西洋文艺界赞美佩服的一个理由”，这算是说到了点子上。辜鸿铭在中国获得盛名，则是由于他怪诞不经的言行实在太离谱，他桀骜不驯的态度实在太刺目，“他的灵魂中没有和蔼，只有烈酒般的讽刺”，令中国人的胃口吃不消，眼睛也受不了。他对玩弄以诡辩与谬论“震惊白种或黄种庸人”的游戏乐此不疲，欧洲人能够欣赏他大言不惭、狂狷不逊、立异为高的表演，而中国人则全然不懂得该如何欣赏其中的妙趣。东方人的文化性格过于内敛，东方人的文化土壤从来就不肯容纳异端和叛逆。西方人视之为稀罕的天才，东方人却视之为少见的怪物，这就是根本原因所在。其实，我们只要逾越中国人千百年来自设的重重樊篱，把辜鸿铭简单地视为一个极端有趣（低级趣味和高级趣味兼而有之）并具备一流才智的人，就能够从他自觉和不自觉的喜剧表演中清醒地观察到、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的可爱处和可恶处，以及中国文化的可尊处和可卑处。然而问题是，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蔑视西方的价值观念，他到底是仅仅表现一种东方人的文化姿态，还是确实出于内心的真诚？这始终是一个谜。辜鸿铭太擅长表演了，因此他的言行具有极大的遮蔽力和欺骗性，在一团驳杂的光影中，观众往往莫辨其虚实。
当年，欧美人在中国简直就如同洋菩萨，到处受到尊敬，辜鸿铭却对这种崇洋媚外的现象十分反感，他决定不失时机地羞辱白人，以证明中国人才是真正优越的代表。有一次，他在电影院看电影，想点着一支一尺长的烟斗，但火柴已经用完。当他认出坐在他前排位置的观众是一位苏格兰人时，他就用烟斗和蓄有长指甲的手指轻轻敲击苏格兰人的那颗光头，一副傲形于色的样子，以不容拒绝的口气说：“请点着它！”那个苏格兰人被吓坏了，以为撞见了邪煞，遭遇了中国黑道上的老大。苏格兰人自忖开罪不起，只得乖乖地捣出火柴，抖抖索索地点着辜鸿铭的烟锅。辜氏深吸一口，吐出一团烟雾，同时也吐出了心头积郁的那口鸟气。辜鸿铭在洋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优越感源自于他的机智幽默。
某天，辜鸿铭在北京椿树胡同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你说这是谈佛理，谈哲学，还是故弄玄虚？反正他这一套足够唬住那些洋鬼子。辜鸿铭辩才无碍，他既能在西洋人面前稳操胜算，也能在东洋人面前棋高一着，即便他面对的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那样的高段位选手，他也能赢。中日甲午海战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居停期间，他与张之洞有过接触，作为见面礼，辜鸿铭将刚出版不久的英文译本《论语》送给伊藤。伊藤早有耳闻——辜氏是保守派中的先锋大将，便乘机调侃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20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他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20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的。”伊藤听了，一时间无词以对，只好微笑颔首。辜鸿铭殊非当时一些萎靡不振的士大夫所可比拟，他生平喜欢痛骂洋人，反以此见重于洋人，不为别的，就为他骂得鞭辟入里，骂在要穴和命门上。洋人崇信辜鸿铭的学问和智慧，到了痴迷的地步。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学者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听梅的京戏只要一元二角，听辜的讲演，要二元，外国人对他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辜鸿铭的讽刺锋芒，并非专门针对外国人，有时也会“枪口”对内。他在《张文襄幕府纪闻》一书中讲了许多笑话，令人喷饭。其中一则原文如下：“昔有人与客谈及近日中国派王大臣出洋考究宪政。客曰：‘当年新嘉坡（新加坡）有一俗所谓土财主者，家资巨万，年老无子，膝下只一及笄女儿，因思求一快婿入赘作半子，聊以自慰。’又自恨目不识丁，故必欲得一真读书、宋玉其貌之人而后可。适有一闽人，少年美风姿，因家贫往新嘉坡觅生计，借寓其乡人某行主之行中。土财主时往某行，见美少年终日危坐看书，窃属意焉。问某行主，知是其里人欲谋事者，遂托某行主执柯。事成，美少年即入赘做土财主家娇客。入门后无几何，土财主召美少年曰：‘从此若可将我家一切账目管理，我亦无须再用管账先生。’美少年赧然良久，始答曰：‘我不识字！’土财主骇问曰：‘曩何以见若手不释卷终日看书耶？’少年答曰：‘我非看书，我看书中之画耳！’噫，今之王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亦可谓之出洋看洋画耳！”辜鸿铭讽刺清廷派亲王和大臣去欧美各国考察宪政，不是以“走马观花”四字去笼统批评，而是讲个土财主觅个文盲婿的笑话，以“出洋看洋画”五字去冷嘲热讽，令人喷饭之余，对于现实的观照更为清醒。
生逢乱世，很少有人像辜鸿铭那样愤世嫉俗，推倒一世雄杰，骂遍天下强梁，他性喜臧否人物，出语尖酸刻薄，不赏脸，不留情。慈禧太后去世后四年，辜鸿铭写过一篇《慈禧的品行、趣味和爱好》的文章，赞扬慈禧太后“胸怀博大，气量宽宏，心灵高尚”，“是一位趣味高雅、无可挑剔的人”。但这并不表明，他对慈禧太后就没有微词。鄂中万寿节时，湖广总督府大排宴席，燃放鞭炮，唱新编爱国歌。辜鸿铭对同僚梁星海说，有爱国歌，岂可无爱民歌？梁星海便怂恿他试编一首。辜鸿铭有捷才，稍一沉吟，便得四句，他朗诵道：“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话音刚落，满座为之哗然。辜鸿铭对晚清的中兴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亦颇有微词。他认为曾是大臣，李是功臣，曾之病在陋（孤陋寡闻），李之病在固（凡事无所变更）。他还拿张之洞与端方作比较，结论是：“张文襄学问有余，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为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为真小人。”
近世人物中，辜鸿铭最看不起袁世凯，因此后者挨骂的次数最多，也最为不堪。1907年，张之洞与袁世凯由封疆外任同入军机，辜鸿铭随喜，也做了外务部的员外郎。有一次，袁世凯对驻京德国公使说：“张中堂（张之洞）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办事的。”言下之意是，他处理公务无须学问帮衬。辜氏听人转述此话，忍俊不禁，立刻以戏谑的语气嘲笑袁世凯不学无术，他说：“当然，这要看所办的是什么事，如果是老妈子倒马桶，自然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还不知道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到的。”当时，有一种说法众人皆知：洋人孰贵孰贱，一到中国就可判别，贵种的洋人在中国多年，身材不会走形变样，贱种的洋人则贪图便宜，大快朵颐，不用多久，就会脑满肠肥。辜鸿铭借题发挥，用这个说法痛骂袁世凯：“余谓袁世凯甲午以前，本乡曲一穷措无赖也，未几暴发富贵，身至北洋大臣，于是营造洋楼，广置姬妾，及解职乡居，又复购甲第，置园囿，穷奢极欲，擅人生之乐事，与西人之贱种到中国放量咀嚼者无少异。庄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孟子曰：‘养其大体为大人，养其小体为小人。’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他还骂袁世凯寡廉鲜耻，连盗跖贼徒都不如，直骂得袁世凯一无是处。
1919年，张勋六十五岁生日，辜鸿铭送给这位尸居余气的“辫帅”一副贺寿联，上联为“荷尽已无擎雨盖”，下联为“菊残犹有傲霜枝”。意思是清朝灭亡了，那顶官帽已经全无着落，但还留下一条好端端的辫子，足可笑傲于这个寒光闪闪的时代。撇开这副对联的精神内涵不谈，借喻确实极为贴切生动。辜鸿铭用苏东坡《赠刘景文》一诗中的名句做寿联，与其说是夸赞张勋的遗老骨气，还不如说他是别有深意，纯然作为自我表彰。毕竟张勋带头上演过复辟闹剧，他那条辫子已经臭名昭著，而辜鸿铭的辫子，大家无论是否情愿，确实承认它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意义，当新文化运动蓬蓬勃勃之际，称它为“傲霜枝”，虽有点滑稽，但还不算是比拟失伦。
诙谐的人很可能严肃，古怪的人也很可能正直，辜鸿铭生平最看不惯官场里的蝇营狗苟。以段祺瑞为首的安福系军阀当权时，颁布了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一部分参议员须由中央通儒院票选，凡国立大学教授，或在国外大学得过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像辜鸿铭这类闻名遐迩的北大教授就成了香饽饽。有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陈博士到辜家买票，辜鸿铭毫不客气，开价五百元，当时的市价是二百块。小政客只肯加到三百。辜鸿铭优惠一点，降至四百，少一毛钱不行，必须先付现金，不收支票。小政客还想讨价还价，辜鸿铭大吼一声，叫他滚出去。到了选举的前一天，辜鸿铭果然收到四百块光洋和选举入场证，来人再三叮嘱他明日务必到场。等送钱的人前脚离开，辜鸿铭后脚就迈出大门，他赶坐下午的快车前往天津，把四百块钱悉数报销在名妓“一枝花”身上。直到两天后，他才尽兴而归。陈博士早就气歪了嘴巴，他赶到辜家，大骂辜氏轻诺寡信。辜鸿铭二话不说，顺手抄起一根粗木棍，指着这位留学生小政客，厉声斥责道：“你瞎了眼睛，敢拿几个臭钱来收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从今以后，不要再上我这里来！”陈博士理屈词穷，又慑于辜氏手中那根粗木棍的威力，只好抱头鼠窜，逃之夭夭。当时，中国的国会议员被称为“猪仔议员”，实由贿赂公行造成。辜鸿铭用贿款去吃花酒，杀“猪”杀得风流快活，堪称一绝。
在京城的一次宴会上，座中都是一些社会名流和政界大腕，一位外国记者逮住这个空当采访辜鸿铭，所提的问题相当刁钻：“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辜氏不假思索，立刻开出一剂猛药：“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所有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枪毙掉，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些！”想想看，他这话往报纸上一登，还能不炸锅？还能不招致各路强梁的忌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