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傅斯年生性好斗，喜欢出风头，甘愿做出头的椽子。这个说法不算胡诌。
1917年，傅斯年在北大干过一桩自鸣得意的事情。北大有个同学脑满肠肥，长成一副小官僚的面孔，做些上不了台面的事情，有人拟了一张“讨伐”的告示贴在西斋的墙壁上。恰巧傅斯年也厌恶此君，看他不甚顺眼，于是即兴撰写匿名揭帖去响应，表面上替此君鸣不平，实则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傅斯年的匿名揭帖为北大读者所激赏，在上面密点浓圈，评语愈出愈奇，一时间北大校园内皆以此为谈资。不久，蔡元培在大会上演说，提起这件事，对诸生匿名“讨伐”某君的做法颇有微词，他说：“诸位在墙壁上攻击自己的同学，不合做人的道理。诸君若对他不满，出于同学之谊，应该规劝。如果规劝无效，尽可告知学校当局。这样的做法才是正当的。至于匿名揭帖，大肆挞伐，受之者纵然有过，也不易改悔，而施之者则为丧失品性之开端。凡做此事者，今后都要痛改前非，否则这种行为必致品性沉沦。”受到蔡先生一番劈头盖脑的教训，傅斯年深感内疚。以往，他对《大学》中的“正心”“诚意”“不欺暗室”早已背诵如流，滚瓜烂熟，却如和尚念经，浑然不解其义理，眼下受到蔡元培先生的当头棒喝，方始大彻大悟。从此以后，傅斯年做任何事情，都决不匿名，决不推卸自己的责任。
当年，北大教授讲课甚为散漫泄沓，沈士远在北大预科教国文，一篇《庄子·天下》，他可以由秋徂冬讲上一学期，仍没把庄子的“天下”打下来，弄得学生腻歪不已，曲肱而梦周公，沈士远因此得诨名“沈天下”。陈介石主讲中国哲学史，他从伏羲讲到周公也需要一个学期，这种“乌龟节奏”，傅斯年的学长冯友兰即亲身领教过。曾有人询问陈教授：“照您这样讲，什么时候才可以讲完？”后者的回答很有点禅趣：“哲学无所谓讲完不讲完。若要讲完，一句就可以讲完。若要讲不完，永远讲不完。”他不通逻辑，将哲学和哲学史混为一谈，着实令人啼笑皆非。
胡适留学归来，才不过二十六七岁，执教于北大哲学系，专讲中国哲学史，自恃金刚钻，包揽瓷器活。他异常大胆，一刀割断商朝的联系，将中国哲学史的座标下移至西周末年。学生们都说胡适的做法简直是“造反”，此人根本不配教授这门功课，最好是把他轰下讲台，赶出校门。私底下起哄归起哄，真要拿主意，个个面有难色，于是有机灵鬼出谋画策：“不妨请傅斯年去听听胡适讲课，他的国学根柢，他的判断力，大家全都信服，唯其马首是瞻，不会有错。”傅斯年果然不辱使命，听过胡适的中国哲学史课后，他颇为赞可，对那些心怀不忿的学友说：“这个人书虽然读书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一场引弦待发的逐师风波遂偃旗息鼓。胡适曾谦虚地说，他初进北大做教授时，常常提心吊胆，加倍用功，因为他发现傅斯年、顾颉刚等学生的学问比他强。傅斯年终身服膺胡适，捍卫胡适，甘心成为胡适的护城河。胡适开过这样的玩笑：“若有人攻击我，孟真一定挺身出来替我辩护。他常说：‘你们不配骂适之先生！’意思是说，只有他自己配骂我。”抗战期间，傅斯年在四川李庄史语所的驻地对众人宣称：“人说我是胡先生的打手，不对。我是胡先生的斗士！”在孔子门下，子路是刚猛无比的大护法。在胡适门下，傅斯年无疑是保驾护航的头号勇士。
然而，并非每个教授都有胡适这样幸运，难入傅斯年法眼的仍不乏其人。章太炎的及门弟子朱蓬仙开《文心雕龙》课，非其所长，讲台下的那些学生可不是善与之辈，他们的学问根基原本就非常扎实，何况虎视眈眈，专等朱蓬仙送错上门。傅斯年等人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全班学生联名举发这些舛误，上书蔡元培校长，请求补救。此事要做就要做到万无一失，不可出丝毫纰漏。傅斯年认真研读朱蓬仙的讲义，逮获三十多处硬伤。蔡元培先生接到学生的联名信，感觉此事有些古怪，是不是教授之间暗加攻讦，借由学生之手代为操作呢？此例一开，此风一长，学校将永无宁日。于是，蔡先生决定当面缴获答案。大家听闻校长要召见签名的学生，都不免惴惴然忐忑不安，一方面害怕蔡先生出题来考，另一方面则担心傅斯年一人肩负的责任太重，于是有能力的学生每人分配几条，各自弄明白了子丑寅卯，方才去校长办公室见真章。他们的预计丝毫不差，应验如神，蔡元培先生学问好，面试毫不含糊。所幸大家有备而来，应答如合卯榫。考完之后，蔡先生不作声，诸位学生也不吱声，大家鞠个躬，从校长办公室鱼贯而出。在返回宿舍的路上，实在憋不住了，个个扬眉吐气，捧腹大笑。事情的结局可想而知，这门功课重新调整，朱蓬仙歇菜回家。
早在北大中文系读本科时，傅斯年的天纵之才即为师兄师弟极力推崇，甚至有人称赞这位山东才俊是“孔子以后第一人”“黄河流域的第一才子”。平日，甲问乙是中文系哪班，若乙回答他是傅斯年那班，彼此肯定会心一笑，既可说是欢笑，也可说是苦笑，因为这宗便利的代价太高，说是倒楣才对，有傅斯年这块重型“钢板”狠狠地“压”着，别人休想翻身。后来，傅斯年到欧洲留学，俞大维自诩是触手成春的学者，竟也赶忙弃学文史而改择理科，他说：“搞文史的人当中出了个傅胖子，我们就永无出头之日了！”由此可见傅斯年有多牛。
名师的绝学端赖高徒薪火传承，傅斯年的国学根柢颇得北大名师的颔首赞许，国学大家刘师培、黄侃等人都曾抱着老儒传经的热望，期待傅斯年能够继承仪征学统或太炎学派的衣钵。傅斯年本可徘徊歧路，顾后瞻前，但他具备现代头脑，乐意扛着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大纛[dàdào，军中大旗]入于更广袤的学问之野。
1918年，傅斯年、罗家伦等北大高材生组织新潮社，编辑《新潮》月刊，由于经费上吃紧，决定争取校方的支持。陈独秀是北大文科学长，对《新潮》的面世乐观其成，他很想看到一家真正由青年学生创办的青年刊物来声援《新青年》，多一支新文化运动的偏师，就多一股进步的势力。但他怀疑傅斯年潜心国学，被黄侃视为高足弟子，可能是来探营的间谍。及至陈独秀读过傅斯年发表的《文学革新申义》一文后，这番疑虑才烟消云散。据周作人1918年10月21日的日记所载，傅斯年已进入《新青年》的编委阵营，而且是十二人中最少年。蔡元培校长主张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对北大的新生事物异常宽容，校方同意为《新潮》垫付印刷费，并且代为发行。新潮社吸纳了当时北大文科学生中不少优秀分子，除了发起人傅斯年、罗家伦二位，还有毛子水、顾颉刚、冯友兰、俞平伯、朱自清、康白情、江绍原、李小峰、张申府、高君宇、谭平山、何思源等四十余人。这些成员绝非庸碌之辈，后来，他们在学术界内或学术界外几乎个个都有不小的名头和成就。《新潮》的政治色彩不如《新青年》那么浓烈，但主张民主自由，民族自决，男女平等，以科学的方法和哲学的态度重新评估传统文化，反对中世纪主义，二者的大方向始终是一致的。
《新潮》一纸风行，傅斯年、罗家伦等人杰才高智，挥笔成文，“好像公孙大娘舞剑似的，光芒四照”（蒋梦麟语）。傅斯年公开发表了不少高论，多数观点趋于极端，比如：“吾国数千年来，所有学术，为阴阳学术；所有文学，为偈咒文学。若非去此谬误，自与西洋文明扞格不入。”将中国传统文化这样简单归类，大加贬损，显然失之粗暴了。然而当时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新文化大将都喜欢这么干，青年人也普遍觉得，持平之论不过瘾，只有讲过头话写过头文章才算痛快淋漓，于是乎不走极端就不算革命，成为了《新潮》作者的共识。傅斯年等北大学生的文章惊动了校内外不少读者，有位遗老气虎虎地拿着《新潮》杂志去向总统徐世昌告状，徐氏非常反感这些锋芒毕露的激烈言论，便给教育总长傅增湘施加压力，傅增湘则向北大校长蔡元培点出陈独秀、胡适、傅斯年、罗家伦四人，要他特加惩诫。因此顽固的保守派将陈、胡、傅、罗贬称为“四凶”，甚至说官方有意将他们从北大除名。传闻若此，动静全无。这也说明《新潮》不是什么甜汤和温吞水。论影响力，它与《新青年》分庭抗礼，北大守旧派创办的《国民》《国故》二刊根本无法望其项背。
在中国现代史上，五四运动无疑搭造了一座灯火璀璨的大舞台，许多人因为这一时期的精彩演出（哪怕只是跑过一圈龙套，当过半回票友）而身价百倍。“五四青年”是一项经久耐用的荣誉，“五四健将”呢？则更是一道衬托威仪的光环，蔡元培先生曾打趣“吃五四饭”比一般意义上的吃老本更使人受用无穷。这就难怪了，某些生活在那个时代并不靠谱的人竟然削尖脑袋，殚精竭力朝“五四”靠拢；某些号称“革命家”的人也未能免俗。
1919年4月底，北京政府的外交代表在巴黎和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的分赃会议）上的交涉宣告失败。1919年5月2日，林长民在北京《晨报》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透露了更加令人震惊的内幕消息，和会之所以拒绝中国代表提出的公正解决山东问题的要求，是由于心怀鬼胎的卖国贼欣然同意换文。内奸究竟是谁？亲日派的章宗祥（中国驻日公使）、曹汝霖（交通总长兼交通银行总理）、陆宗舆（币制改革局总裁、中日合办的汇业银行的华方董事长）乃为众目所视，众手所指。北京学生组织原计划于5月7日举行国耻日集会游行，因此提前到5月4日，军阀横行引起民愤，强权政治招致国耻，学生要公开表示抗议。傅斯年参加了群情激愤的发难大会，被推选为二十名代表之一。罗家伦即兴起草的传单《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令人血沸，颇具煽动力：“……今与全国同胞立两条信条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5月4日那天下午，天安门前，旗帜摇摇，人头攒攒，北京十三所学校三千多名学生的集会游行堪称史无前例，游行示威的总指挥是傅斯年。北大队伍前列，学生举着“还我青岛”的血字衣（谢绍敏咬破手指写的），打出白布对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这副对联带有人身攻击的意味，至于曹汝霖和章宗祥的祖先是不是曹操和章惇，估计没人认真考证过。很难想象，傅斯年身广体便，指挥一支如此庞大的游行队伍，该是气喘咻咻吧，该是汗水涔涔吧？游行队伍起初秩序良好，但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受阻后，学生的情绪开始失控，纪律也随之松驰，有人大喊：“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傅斯年虽是容易激动的人，但每临大事，理智占先，他劝导众人保持冷静，不要过激，但他的声音被巨大的声浪淹没了。此后的火烧赵家楼和群殴章宗祥，已超出了学生和平游行示威的初衷，事态迅速升级，三十二名学生锒铛入狱。当天，傅斯年去了赵家楼吗？应该是去了，罗家伦的回忆文章中是这样写的，周炳琳更是言之凿凿地说，他亲眼见到傅斯年将曹汝霖家的红绸被面撕下围在腰间，他还在一旁诘问道：“你这是干什么？”傅斯年是否参与了打砸烧？则众人语焉不详。有一点倒是确定无疑：在众人实施无羁的暴力之后，傅斯年及时撤离了乱腾腾的现场，他没有进入被捕者的名单。翌日，北大学生会召开应急会议，一位陶姓学生理智失去平衡，颇为冲动，与傅斯年意见相左，当众撕破了脸皮，由言语顶撞上升为肢体冲突。傅斯年吃了一记窝心拳，怒不可遏，向好友赌咒发誓不再参与北大学生会的工作。此后，学生运动纵深发展，形成燎原之势。在抵制日货的高潮时期，有歹人包藏祸心，蓄谋毁损傅斯年，竟放出冷箭，造出谣言，说是傅斯年接受了某烟草公司（这家公司乃中日合资）的津贴，奸人造谣中伤的动机昭然若揭。谣言止于智者，歹人的奸谋并未得逞。
回顾往昔，傅斯年在学生运动如火如荼时反而渐行渐远，真实原因是他对学问的兴趣要大过对政治的兴趣，他的领袖欲望并不强烈。有人说，在五四运动中，傅斯年的个人表现可用“虎头蛇尾”四字形容，这大致不错。在那个岔道口，傅斯年选择了另一条进取之路，考上山东的官费名额，前往英国留学。入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从史培曼（Spearman）教授研究实验心理学。五四之后，傅斯年对经历了那场学潮的学生无私地奉献了三点忠告：“一、切实的求学；二、毕业后再到国外读书去；三、非到三十岁不在社会服务。中国越混沌，我们越要有力学的耐心。”胡适认为五四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干扰”，傅斯年也有同感和共识。
傅斯年投考官费留学生时，遭遇波折，尽管他的成绩出类拔萃，但险些被刷落榜下。原因很简单，观念顽固保守的试官对这位五四健将和新潮主脑抱有成见，“他是激烈分子，不是循规蹈矩的学生”，这个理由似乎足够充分了。所幸陈豫先生为傅斯年攘臂力争：“成绩这么优秀的学生，尚且不让他留学，山东还办什么教育！”此言掷地有声，无可辩驳。傅斯年才总算逾越了一道无形的险隘。
当时的风气，参与新文化运动的青年知识分子多数对自然科学颇为着迷，颇为倾倒，他们急欲寻求西方的科学方法，回头梳理东方文化。傅斯年除了自己的专业，还钻研化学和数学，修习地质学，因此被好友毛子水打趣为“博而寡约”“劳而无功”，罗家伦则调侃傅斯年是“把伏尔泰的精神装在塞缪尔·约翰生的躯壳里面”。约翰生博士是英国18世纪最博学最风趣的文人，独力编纂一部完备的《英语词典》，享誉大英帝国。约翰生博士是一个大胖子，傅斯年也是一个大胖子，罗家伦的比拟不算失伦。傅斯年不以为侮，反以为豪，他拍打自己的将军肚，如同拍打得胜鼓，顾盼自雄。
20世纪20年代，在欧陆留学和游学的中国学者不乏天才横溢的精英，有蔡元培、陈寅恪、赵元任、俞大维、傅斯年、金岳霖、毛子水、徐志摩等，他们博而能约，广而能精。最难得的是，他们常常在柏林雅聚，各拈妙谛，切磋琢磨，互通声气。
与陈寅恪一样，傅斯年也是典型的“游学主义者”，欧洲名校的博士文凭光鲜之极，他却是绝缘体，根本不来“电”。傅斯年辗转于英国和德国的多所大学，选修了一些与他的研究方向风马牛不相及的专业，哪里有他心仪的著名学者，他就去寻踪听课。在德国柏林大学，傅斯年亲耳聆听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当年，中国学者有此殊荣殊幸的，屈指可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