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与毛泽东、周恩来渊源甚深，以往他拼着一条老命抨击过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过共产党，这是他雄厚的政治本钱。除此之外，马寅初还凭仗不俗的学术成就名重中外。建国之初，其声誉之隆和地位之高一度与死后的鲁迅齐肩，这并不奇怪。由于感恩戴德和建设新中国的热望和激情鼓荡所致，马寅初真心想要帮忙（而不是帮倒忙），与那位在大跃进时期逢迎圣旨、精算出亩产二十万斤仍符合自然规律的钱姓科学家倒是不同（后者助长了浮夸风，造成饿殍遍国中的恶果），因此马寅初的学术研究一旦切入实际，就不可能处处吻合官方卯榫，难免与政治发生火星四溅的磨擦。
1953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短短几年时间，全国人口即由4.7亿骤升至6亿有余，对于这个数字的显著变化，别人没有什么复杂的感觉，马寅初却产生了很大的忧虑。嗣后一年间，他接连三次前往浙江农村考察调研，深感人口的快速增长弊大于利，如果不在全国范围内及时采取节制生育的刚性措施，人口红利就会掉头走向它的反面。
1955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浙江小组代表会上，马寅初首次公开强调了控制人口的紧迫性。两年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他重申前议，提交更为系统和完备的“新人口论”。马寅初将几年来调查研究的结果公之于众，他忧心忡忡地说：“解放后，各方面的条件都好起来，人口的增长比过去也加快了。近几年，人口增长率已达到30‰，可能还要高，照这样发展下去，50年后，中国就是26亿人口，相当于现在世界总人口的总和。”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人口基数快速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将难以估量。全世界7%的耕地，要养活25%的人口，已经地尽其利，就算科学耕种，可以挖掘的潜力也终归有限。何况中国的耕地并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人口却超标许多。由此衍生的其他社会问题将变得更加复杂，日益严峻。
在中国，最早提倡节制生育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竞生，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以研究性学著称于世，人称“性博士”，由于他的言行超逾常轨，他提出的“美的人生观”（其中就包括“节育”的主张）被“多子多福”思想沦骨浃髓的传统社会视为“文妖”和洪水猛兽。当然，马寅初的主张有扎实的学理支持，更能站稳脚跟，他的名望和地位也决定了他的《新人口论》更具影响力和穿透力。他认为，既然社会主义实行的是计划经济，那么计划生育也符合这个大逻辑大方向。马寅初是成色十足的经济学家，但在现实的政治斗争方面他毕竟只是门外汉。
晚婚和节制生育能够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辅之以相对完备的义务教育，还能提高人口素质，如此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如果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国策，那么每对夫妇生育两胎将不成问题，人口也不会达到今天十三亿多这样的天文数字，老龄化社会将推迟到来。凡此种种，脱离那个时代的政治氛围都好考量和评说。然而，毛泽东坚信“斗争哲学”，爱搞政治运动，人口少了不好唱戏，容易冷场。何况，他常说“人定胜天”，就是洪水溃堤，也得有人跳下去堵上缺口，人丁不旺能行吗？“众人拾柴火焰高”是他喜欢的民谚，问题是：拾柴的人多，就意味着烤火的人多，吃饭的人也多，那堆“篝火”还够不够取暖，能不能管饱？毛泽东一言九鼎，谁吃了熊心豹子胆，敢逮住这个问题去深究？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在错误的时间面世，反右运动的海啸正拍天而来，他不可能不受到冲击。陈伯达点名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将它视同“配合右派分子向党疯狂进攻”的利器，这个罪名可不轻。
马寅初不仅姓马，而且生于马年、马月、马日、马时，乡间谚语特别强调“五马齐全，一生非凡”。《新人口论》出版后，马寅初被人诬指为“中国的马尔萨斯”，于是土马加洋马，五马变六马。当时，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他认为由于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呈代数基数增长，为了避免饥荒，战争、瘟疫成为解决人口和粮食矛盾的方式，人类必须积极节育）已被中国官方批得臭不可闻，沾上这个“马”就等于沾上了莫大的晦气，足够他饱饱地喝一壶。马寅初的个性固然强悍，但这个“美名”他万万不敢拜领。他用的解招是绝招，叫“万马归宗”，归哪个宗？当然是直接挂靠马克思主义名下，既保险，又安全。他一口咬定：“我这匹‘马’啊，是马克思的‘马’！”那些革命小将绞尽脑汁，挖空心思，最终诬谄未遂，他们太鄙陋了，都不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何处藏匿着与人口相关联的高论。马寅初就这么虚晃一枪，侥幸度过了难关。
反右是不讲道理的，多达数百篇的批判文章散发出辛辣的政治气息，哪有一鳞半爪学理的影子？马寅初素来服膺“真理”，批判的火力网折服不了他。“干嘛要一百人批评我？只要一个人能够证明我的理论是错的，就够了！”然而，舆论汹汹，凭仗的是抱团者凌人的盛气，岂有它哉。
曾有论者义正词严地批评马寅初在反右期间没有保护过一名戴右派帽子的北大学生，与以往北大校长必定保护北大学生的传统相乖悖。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是一方面，还有另一方面，他有自己不得不打的“仗”，不容分心。实际上，身为北大校长，是要讲气场的，马寅初比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的气场差得远，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马寅初既认真，又天真，他要求晋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人中的一人，当面交换意见。他的要求被断然拒绝了。上面也并非毫无反应，毛泽东就派人放出话来：“马寅初先生不服输，不投降，可以继续写文章，向我们作战嘛！他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嘛！”马寅初何其有幸，古稀之龄竟接到领袖亲下的战书，他的意志并未软弱，“为了国家和真理，我不怕孤立，不怕批斗，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坐牢，更不怕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要坚持我的人口理论。”
面对千夫指戳、万人唾骂，马寅初在《重述我的请求》中公开表态：“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绝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能拒绝检讨。”毛泽东看了《重述我的请求》，怒从心头起，他向秘书口授了这样一段批示：“马寅初向我们下战表，堪称孤胆英雄，独树一帜，也可以说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马尔萨斯姓马，他也姓马，有人要捍卫他的外国祖先到底，有什么办法？看来，马寅初不愿自己下马，我们只好采取组织措施，请他下马了。理论批判从严，生活给予出路，此事不可手软。”
最出人意料的是，马寅初在铁桶般的包围圈中居然还以一贯的幽默感回应那些嘴尖皮厚腹中空的论敌：“有的文章，说过去批判我的人已经把我驳得‘体无完肤’了，既然是‘体无完肤’，目的已经达到，现在何必再驳呢？但在我看来，不但没有驳得‘体无完肤’，反而驳得‘心广体胖’了。”
在战国时期，不少人夸赞孟轲雄辩无敌，孟轲却大吐苦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马寅初好辩好争，同样是迫不得已，因为坚持真理的人总是有进无退，有死无让。
1960年，马寅初上书慷慨直陈己见：学习毛泽东著作要防止个人崇拜。这岂不是批龙麟捋虎须吗？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可不是常人的肩膀能扛得起的。大学里弥漫着批判的硝烟，“马寅初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叫得震天价响。当马寅初失去申辩的权利后，北大校长一职在他的心目中已无足轻重，明智的选择就是向教育部辞职。嗣后，马寅初在家闲耽不住，就回到故乡浙江嵊县，调查人口现状。有一天，他忧形于色，对女儿说：“我已是八十开外的人了……我叹息我的观点、我的主张明明是真理，却不能为世人所接受。那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和民族兴旺的大事呀！个人受批判，罢官免职算得什么？要紧的是不能无视我国人口盲目地增长，否则那就是留给我们子孙后代的一大难题了。”
“文革”伊始，玉石俱焚。马寅初积数年之力撰写的《农书》，初稿长达近百万字，放置家中，无异于定时炸弹。革命小将比猎犬的嗅觉还灵，他们到处抄家，翻箱倒柜，搜猎“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合称）孑遗。马寅初的家人从安全起见，将《农书》扔进炉膛，付之一炬。
“错批一人，中国误增了数亿人。”胡耀邦的这句评语倒是值得商榷。所谓“误增了数亿人”，主因固然是错批了马寅初，但还有其他辅因。人口的增长其实涉及到诸多要素，比如文化观念、经济水平、社会保障等等。中国人“多子多福”的想法根深蒂固，儒家文化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和“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经济落后和战乱频仍更加固化了这些想法，两千多年都没有任何改变。反观欧美国家，它们并未强制推行过计划生育的政策，人口增长却一直缓慢平稳，从上世纪晚期开始，竟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人口负增长，政府鼓励生育往往收效甚微。最具说服力的首推美利坚合众国，它的国土总面积比中国略大，人口总数至今也只有三亿一千万人，考虑到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从未实行过计划生育，这个人口总数实在是太过靓丽了，有点不可思议。
节制生育、控制人口是中国政府理性的选择，而这个选择不可能在那个反理性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作出。就算当年毛泽东“饶恕”马寅初，计划生育的政策也不可能颁行。耐人寻味的是，同一时段，另一位北大老校长蒋梦麟在台湾宣传节制生育，同样处处碰壁，遭到恶语诟骂和人身威胁，这就充分说明：在一个反理性的时代，观念之战的胜方总是属于狂热的“卫道者”。
“假如马寅初的建议当年被毛泽东欣然采纳”与“假如文化大革命压根就没有发生过”一样，都是毫无意义的伪假设。我们只能以复杂的心情钦佩马寅初对中国人口压力位的精准预测。计划生育政策推迟实行二十多年，其直接后果是人口翻了一番，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胎，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人口红利递减，啃老族人数激增，用工之难加剧，失子之痛难消等）则日益彰显。
马寅初活够了整整一个世纪，有人说，他长寿的秘诀在于心态平衡，用一副联语可以概括，“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观天外云卷云舒”。其实，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容易。马寅初饱经政治磨难，吃尽各种各样的苦头，晚年病足，直肠癌更是紧锁命关，病魔窥伺于卧榻之侧，死神逡巡于昼夜之间，如此忧患缠身，谁还能够淡定？他的过人之处在于尽心之后能够释然于怀，在于苦中作乐的本领相当高超，在于热爱生命的激情至死犹未枯竭（瘫痪前日行千步，坚持洗冷水澡，瘫痪后仍天天做上肢运动）。那副联语未免太轻松太潇洒太空泛，也太名士气了。马寅初的学术良知和对国计民生的独特贡献早已得到举世公认，应该说，他持之有故，行之不悔，一生捍卫真理（其间容有偏向），不失刚强正直的士人品格，倘若没有这样坚忍不拔的精神根柢，他早就屈从于汹汹人言，将《新人口论》修改得面目全非了。
§§国士无双——傅斯年：“民国第一牛人”
同时代人撰写的回忆文章，水分足，可靠性务必多打折扣。那些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众议猬集、褒贬不一的人物，则尤其如此。至于因由，不难推究：友人着墨则不吝溢美之词，仇家弄笔则暗藏报复之意，前者为蜜糕，后者为毒药。明眼人当然能够识别其货色如何。那些不知就里的读者呢？肯定满头雾水，莫名其妙。
20世纪50年代初，周作人在上海的《亦报》上发表方块文字，恶攻傅斯年（1896-1950）的计有两篇：一篇是《新潮的泡沫》，另一篇是《傅斯年》。知堂老人向来以为文平和冲淡著称于世，由于“汉奸”烙印黥在额头，难以洗脱，亟需捞到一把救命稻草，若能既释旧谴，又报私怨，则一事两便，何乐不为？傅斯年无疑是周作人眼中最合适的标靶。在《新潮的泡沫》一文中，周作人骂罗家伦是“真小人”，是蒋二秃子（蒋介石）的“帮闲”，骂傅斯年是“伪君子”，是蒋二秃子的“帮凶”。周作人笔下的傅斯年是这样的：“傅是个外强中干的人，个子很大，胆则甚小，又怕别人看出他懦怯卑劣的心事，表面上故意相反地显示得大胆，动不动就叫嚣，人家叫他‘傅大炮’，这正中了他的诡计。”在周作人看来，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并非凭靠自己的实力，而是“因为陈诚是他的至亲”。周作人还臆测，傅斯年在台湾决无坚留之意，随时准备逃之夭夭。《傅斯年》一文不足五百字，从中不难看出，周作人的情绪异常饱满，原因只有一个：傅大胖子死了，他格外开心。他搬出两三桩旧事来，用意无非是要贬低傅斯年。《时事新报》反对新文化运动，曾刊出沈泊尘的两幅漫画，“第一张画出一个侉相的傅斯年从屋里扔出孔子的牌位来，第二张则是正捧着一个木牌走进去，上书易卜生夫子之神位。鲁迅看了大不以为然，以后对于《学灯》就一直很有意见”。周作人的意思很明白，鲁迅一度欣赏过傅斯年，他却从来就看不起这位一副侉相的傅大胖子。周作人还揭发了傅斯年的一椿“阴事”：傅斯年留学德国时经常在好友毛子水面前大骂秋水轩一派的文笔，可是他的枕头下却暗藏着一本《秋水轩尺牍》，关起门来偷着学，这叫哪门子事呢？
周作人受日籍妻子羽太信子挑唆，为家庭细故与长兄失和，独占八道湾十一号宅院。鲁迅以“昏”字总结其为人。周作人早年能做到不投机捧胡适，晚年也能做到不从众骂胡适，认为“交道应当如此”，确实不错。但胡适的弟子傅斯年是个特殊的例外，他褫夺了周作人的北大教职，乃是不共戴天的仇家。私怨之下，公信难存，周作人的这两篇短文就得反着方向去细看了。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解散，北大、清华、南开复原。此前，胡适已被当局委任为北大校长。由于他在驻美大使任上不胜繁剧，患上心脏病，不宜亟归就职，因此迟至1946年6月5日他才从纽约乘船，回国履新。胡适的北大校长一职是傅斯年极力推举的，胡适在国外养病期间，傅斯年代行其职，代负其责，他痛下辣手，为好脾气的胡适做了一番彻底的“大扫除”。傅斯年富于爱国情愫，疾恶如仇，眼睛里容不得沙子，对于文化汉奸不假辞色，一言以蔽之：“我是傅青主的后代，我同汉奸势不两立！”考古学者、金文专家容庚曾在“伪北大”任职，战后去重庆活动，专诚拜访傅斯年。傅斯年见到容氏，瞋目欲裂，捶案大骂，声震屋瓦：“你这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不用见我！”傅斯年做得过分的是痛骂伪北大的学生为“伪学生”，因此引起一些人的强烈反弹，南宫博即曾撰文《先生，学生不伪！》，与傅斯年较劲。傅斯年以贯虹吞日的气概视之蔑如，决心将那些堕落为汉奸的伪北大教授悉数扫地出门，甚至向河北高等法院控告伪北大校长鲍鉴清附敌有据，应以汉奸罪论处。胡适主张宽容，主张对伪北大的落水教授网开一面，傅斯年却誓称：“决不为北大留此劣！”周作人出任过伪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远比容庚的性质要严重，自然难以漏过傅斯年的大义之筛。这是周作人特别衔恨傅斯年的地方，可他失足是真，失节是实（就算别有隐因，也难以摆上桌面），不便明言，就用最拿手的方块文章恶攻一气，泄愤或许有助，立论就站不住脚。
世间最赏识傅斯年，最理解傅斯年，最珍惜傅斯年的，无疑是胡适，他们谊兼师友，相知极深。1952年12月20日，胡适痛定思痛，在“傅孟真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引用了自己为傅斯年遗著所写的序言，这番评价足以见出他对好友的激赏和对这位优秀学者英年早逝的痛心：
孟真是人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同时理解力和判断力也最强。他能够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又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集中人世许多难得的才性于一身。有人说他的感情很浓烈，但认识他较久的人就知道孟真并不是脾气暴躁的人，而是感情最热，往往带有爆炸性，同时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的人。像这样的人，不但在一个国家内不容易多得，就是在世界上也不容易发现有很多的。
我细数了一下，在以上短短二百字中，竟含有十一个“最”字。相比之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用相同篇幅向鲁迅致敬，充其量也只用了九个“最”字，就堪称极其隆重的礼遇了。胡适向来重视人才，爱惜人才，他对同时代的作家和学者多有推许，但如此密集地使用“最”字，尚属首次。这是纯粹的谀墓之词吗？健全的理性并不允许胡适溢美，他更不会把私谊掺杂进来，减弱自己的说服力。这只表明一点：胡适确实把傅斯年视为人间顶难得的天才。在这篇讲话中，胡适强调指出：“我总感觉，能够继续他的路子做学问的人，在朋友当中也有；能够继续他某一方面工作的人，在朋友中也有；但是像他这样一个到处成为道义力量的人还没有。所以他的去世，是我们最大的损失。在他过世两周年的时候使我感到最伤痛的，也是这一点；这是没有法子弥补的。”
天才的出缺，比老叟的牙坑更难填充，后者可用义齿取而代之，前者呢？一旦瞑逝，则犹如某个珍稀物种的消亡，世人徒呼负负[fùfù，对不起]，于事无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