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梅贻琦寡言而慎，无欲则刚，这当然不错。他寡言，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敢讲真话，不敢讲刺痛国民党政府中枢神经的狠话。在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纪念会上，他就公开抨击过国民党政府放弃东北的不抵抗政策，“以拥有重兵的国家，坐视敌人侵入，毫不抵抗，诚然勇于内战，怯于对敌，何等令人失望！”1945年，昆明一二一惨案发生，他在记者招待会上严词谴责便衣歹徒行凶杀人的暴行。梅贻琦从来就不缺乏勇气，他有冷静的理智，也有火热的心肠。
梅贻琦外圆内方，不该通融的事情，他决不会徇私情，开绿灯。他与秘书有一个刚性的约定，凡是向他求情的信件，不必呈阅，不必答复，当然也不能弃之于字纸篓，“专档收藏了事”。抗战前，清华大学总务长某某是一位颇有名望的海归，办事干练，举重若轻，梅贻琦很倚重他，两人由同事发展为朋友。有一天，这位总务长忽发奇想，请求梅贻琦给他发放教授聘书，以重身价和视听。这个顺水人情，梅贻琦若肯做，只不过是举手之劳，但他认为行政人员与教授职司各异，不可混同，一旦开启方便之门，日后其他人必定以此为口实，也伸出手来谋个学衔充充门面，规矩一坏，方圆难成。梅贻琦不肯通融，那位总务长感觉丢了面子，伤了感情，于是拂袖而去。
据清华毕业生孔令仁回忆：西南联大附中师资水平出众，教学质量很高，在昆明极具号召力，子弟能入这所学校就读，仿佛跃登龙门。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女儿龙国璧和梅贻琦的女儿梅祖芬都想进联大附中，结果龙国璧名落孙山。龙云感觉特别不爽，他可没少给联大物力和财力的支持，区区小事，梅贻琦怎么也不肯给个顺水人情？他决定派秘书长去联大找梅贻琦疏通。这位秘书长却领命不行，龙云生气地问道：“你还站着干什么？快去啊！”秘书长这才抖开包袱：“我打听过了，梅校长的女儿梅祖芬也未被录取。”如此一来，龙云满肚皮的怒气全消了，对梅贻琦的敬意又加添了几分。
1943年3月4日，梅贻琦获悉母亲去世的噩耗，内心悲痛如同千杵齐捣。当天下午，由他主持召开联大常委会，蒋梦麟和张伯苓建议改期，他却说：“不敢以吾之戚戚，影响众人问题也。”在当天的日记里，他剖白心迹：“盖当兹乱离之世，人多救生之不暇，何暇哀死者？故近亲至友之外，皆不必通知……故吾于校事亦不拟请假，唯冀以工作之努力邀吾亲之灵鉴，而以告慰耳。”这正是梅贻琦刚的一面，将痛苦强行镇压在心底，以百倍的努力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
1948年12月，傅作义将军弭兵息战，北平易帜指日可待。当时许多大知识分子都面临着走还是留的抉择，要走的人无暇卜算黄道吉日，要留的人也无意整装进城。梅贻琦走了，他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可谓言人人殊。梅贻琦的学生袁随善回忆，大概是在1955年，梅贻琦在香港主动告诉过他当时离开北平的情形：“1948年底，国民党给我一个极短的通知，什么都来不及就被架上飞机，飞到南京。当时我舍不得也不想离开清华，我想就是共产党来，对我也不会有什么，不料这一晃就是几年，心中总是念念不忘清华。”这当然不是唯一的版本。据吴泽霖教授回忆，梅贻琦离校那天，他们在清华大学校门口相遇，吴问梅是不是要走，梅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办法保护起来。”冯友兰的回忆同样真切，离开清华之前，梅贻琦召集了一次校务会议，散会后，其他人离开了，只留下梅校长和文学院长冯友兰，梅贻琦说：“我是属牛的，有些牛性，就是不能改，以后我们要各奔前程了。”这是他的诀别之词。从梅贻琦的个性来推测，若非他自愿，谁也不可能将他“架上飞机”。他和北大校长胡适都是自愿离开北平的。
梅贻琦不信奉马列主义，但他对中国共产党并无恶感，要不然，1954年他就不会赞成（至少是默许）儿子梅祖彦放弃定居美国的机会，返回新中国，效力母校清华大学。梅贻琦去世后，1977年韩咏华回到祖国安度晚年，中国政府给予优厚待遇，推举她为全国政协第四届特邀委员。
既然如此，梅贻琦为何执意要离开大陆？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标准答案，人们猜度他的心思也很难找到可靠依据。有人推测，他感戴蒋介石的知遇之恩，不走则近乎忘恩负义。此说较为含糊。梅贻琦确实多次受到蒋介石邀请，与领袖共进午餐或晚餐，“被排座在主人之左，得与谈话”，俨如上宾。莫非此举就足以令梅贻琦感激涕零，非走不可？梅贻琦若不走，显然不存在人身安全方面的顾虑，周恩来和吴晗都已明确表态希望他留下来，这也代表了当时中共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统战政策。但他还是去了美国。
当年，梅贻琦南下，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孙科极力邀请他入阁，担任教育部长，但他坚守一以贯之的中间立场，反复婉谢。他向新闻界的告白相当简单，却出乎至诚：“（我）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来了就做官，对北方朋友不能交代。”这句话隐约透露了他离开北平甚至离开大陆的苦衷，他重情重义，既然那些最诚挚最值得信赖的朋友多半要走，他怎么好意思留下呢？但他不愿做官，始终只属意于教育。
当然，有一个答案比较靠谱：梅贻琦对水木清华一往情深，清华基金是他的命根子，他从来不肯乱花一分钱，有人骂他“守财奴”，他毫不介意。梅贻琦离开大陆，正是为了保住清华基金。因为清华基金会规定，必须由清华大学校长和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二人联署，才能动用清华基金的款项，如果梅贻琦留在北方，国民党政府很可能会更换清华大学校长，这笔宝贵的教育基金就可能被挪作他用。1951年，梅贻琦主持清华纽约办事处，专心管理这笔基金。他只有一间办公室，只聘一位半时助理，自己给自己定月薪美金三百元。台湾当局过意不去，令他将月薪改为一千五百元，梅贻琦不同意，他说：“以前的薪水是我自己定的，我不情愿改。”为了给公家省钱，他不住公寓，搬进一处很不像样的住所，小得连一间单独的卧室都没有。
叶公超每次到纽约去，准定拜访梅贻琦，话题总离不开劝他到台湾办学，把清华基金用于台湾的教育事业。梅贻琦照例回答（并非敷衍）：“我一定来，不过我对清华的钱，总要想出更好的用法我才回去。”他不愿将这笔宝贵的经费拿到台湾去撒胡椒面，讨喝彩声，他的想法十分长远。1955年，梅贻琦由美赴台，用清华基金的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这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把梅贻琦视为百分之百的苦行僧。他跟梁启超一样，喜欢打麻将。据其日记记载，从1956年到1957年，将近两年时间，他共打麻将八十五次，约摸每周玩一次雀戏。观其战绩，胜少负多，赢二十五次，输四十六次，平十四次，共输掉一千六百五十元。当年的阳春面每碗一元钱，算起来，破费不小。为了与朋友晤言一室，这笔钱（纯粹是私款）输出去也就值了。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大医院。他逝世后，秘书遵从遗嘱，将他病中仍带在身边的那个手提包封存了。
两个星期后，在各方人士的见证下，这位秘书揭去封条，打开手提包，装在里面的全是清华基金的明细账目，每一笔支出清清楚楚。众人唏嘘不已，赞佩不绝。
梅贻琦是清华校史上唯一的终身校长，他的墓园建于台北新竹清华大学校园内的山顶上，取名为“梅园”，园内有校友集资栽植的花木，取名为“梅林”。梅贻琦纪念奖章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毕业生的最高荣誉。
1989年，梅贻琦诞辰一百周年，由中央美术学院雕塑家王克庆设计的梅贻琦铜像安放于清华图书馆老馆校史展览室内。这座胸像唯妙唯肖，面容清癯[qú，消瘦]，神色坚毅，活脱脱就是老校长涅槃重生。“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对清华的热爱无物可以隔断，他对清华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他曾为清华大学题写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八个字，他终身践行，给清华学子树立了完美的典范，他馈赠给清华大学的精神遗产必定与母校相始终。
罗家伦曾为梅贻琦的画像题词，“显显令德，穆穆清风，循循善诱，休休有容”，这十六个字绝非溢美的恭维话。1962年，梅贻琦溘然病逝，罗家伦撰写的纪念词可谓推崇备至：“种子一粒，年轮千纪，敬教勤学，道在斯矣。”诚然，一粒壮硕的种子能够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其示范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梅贻琦曾告诫莘莘学子：“要有勇气做一个平凡的人，不要追求轰轰烈烈。”这个世界如此奇妙，只要你踏踏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持之以恒，终身不懈，就绝对不会平凡，甚至能够名垂青史。谓予不信，请看“寡言君子”梅贻琦。
§§书生有种最多情——蒋梦麟：“北大功狗”
历史学家吴相湘作《民国百人传》，其中，笔歌墨舞地盛赞蒋梦麟（1886-1964）“在民国教育史上的地位仅次于蔡元培”，此言近乎盖棺论定。当然，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许多人会不遗余力，为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力争“榜眼”，而不是“探花”。推崇蒋梦麟的学者、作家大有人在。曹聚仁曾与三五好友围炉夜话，有人问他最敬佩的同时代人是谁，曹聚仁以“蒋梦麟”作答。座中诸位或惊讶不置，或疑惑不解。曹聚仁见状当即表白，他向来不愿作违心之论，也绝无攀龙附凤的媚骨，更不是北大出身，之所以敬佩蒋梦麟，是因为这名北大老校长有种，是纯爷们。什么叫“有种”？有胆气、有骨气之谓也。面对日寇的威逼利诱，蒋梦麟“临难不苟免”，胆气和骨气均发挥出超常水平。曹聚仁强调：“这男子汉的气度，并非胡适、鲁迅诸氏所能及的。”罗家伦对蒋梦麟只身入日本大使馆武官处与敌寇斗智斗勇的壮举同样心生敬意，赞不绝口，他说：“蒋梦麟先生是郭子仪第二，大有单骑退回纥的精神！”
一介书生，能够得到“有种”的评价，已足堪欣慰。除了有种，蒋梦麟还有料，他肯办事，敢办事，能办事，对北大，对教育，无不竭智尽能，抱有强烈的责任心和热诚的服务态度。蔡元培曾经坦承：“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蔡校长在职而不在校期间，蒋梦麟以总务长之身，行“影子校长”之实，他三度代理校长职务，确保北大始终在“兼容并包”“学术至上”的轨道上加速运行。北大之为北大，首功当归蔡元培，次功呢？则非蒋梦麟莫属。
当年，中国有一文一武两位蒋校长，都是很抖的人物。众所周知，武的蒋校长是蒋介石，出身于黄浦军校的赳赳将士都是他的学生。文的蒋校长是蒋梦麟，出身于北大的青青子衿都是他的弟子。若论门生出息之大，文的蒋校长远不如武的蒋校长（将帅遍国中）；若论门生人数之多，武的蒋校长则不如文的蒋校长（桃李满天下）。蒋梦麟多次打赌（他的学生无处不在）均轻松胜出，所到之地，经常会有昔日的弟子欢快地跑过来向他行礼，他那份得意劲就不用提了。
陈平原教授曾经感叹道：“很可惜，在大量有关北大的出版物上，蒋校长的地位相当尴尬……校方组织撰写的校史中，称蒋梦麟为‘典型的国民党新官僚’，‘在北大是不得人心的’。”他还说：“几年前，偶然得到若干30年代（蒋梦麟任北大校长期间）老北大的课程表及教学规划，比照一番，令我辈后学汗颜不已。”曾几何时，对历史人物带有政治偏见和陋见的各路“酷评”轮番行使话语霸权，它们罔顾事实，极尽抹黑涂污之能事，现在看来，这类“酷评”竟连一嗤一哂的价值也荡然无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