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马上学会了这一办法，从此便一直使用，这个办法替我的顾客和我挽回了不知几千几万块钱。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这个所谓“到此为止”的原则也可以用在股票市场以外的地方，我开始在财务以外的忧虑问题上订下“到此为止”的限制，我在每一种使我烦恼和不快的事情上，加一个“到此为止”的限制，结果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
举例来说，我经常和一个很不守时的朋友一起午餐。他以前总是在我的午餐时间过去大半之后才来，最后我告诉他我现在碰到问题以后，就用“到此为止”的原则。我告诉他说：“以后等你‘到此为止’的限制是十分钟，要是你在十分钟以后再来的话，我们的午餐约会就算告吹了——你来也找不到我。”
各位，我真希望在很多年以前就学会了把这种“到此为止”的限制用在化解我的缺乏耐心、我的脾气、我的自我适应的欲望、我的悔恨和所有精神与情感的压力上。为何我以前没有想到要抓住每一个可能会摧毁我思想平静的情况呢？为何不会对自己说：“这件事情只值得担这么一点点心——没必要操更多的心……”
不过，我至少觉得自己在一件事上做得还不差，而且那是一次很严重的情况——是我生命中的一次危机——当时我几乎眼看着我的梦想、我对未来的计划，以及多年来的工作付诸流水。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在我30岁刚过的时候，我决定终生以写小说为职业，想做个弗兰克·瑞斯洛、杰克·伦敦或哈代第二。当时我非常的有信心，在欧洲住了两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那段时间里，用美元在欧洲生活，开销算是很小的。我在那儿过了两年，从事我的创作。我把那本书题名为《大风雪》，这个题目取得真好，因为所有出版家对它的态度都冷得像呼啸而刮的大风雪一样。当我的经纪人告诉我这部作品一文不值，说我没有写小说的天分和才能时，我的心跳几乎要停止了。我茫然地离开他的办公室，哪怕他用棒子当头敲我，也不会让我更感到吃惊，我简直是呆住了。我发现自己站在生命的十字路口，必须作出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我该怎么办呢？我该往哪一个方向走呢？几星期以后，我才从茫然中醒来。在当时，我从来没有听过“给你的忧虑订下‘到此为止’的限制”的说法，可是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所做的正是这件事。我把费尽心血写那部小说的两年时间看作是一次可贵的经历，然后从那里继续前进。我回到组织和教授成人教育班的老本行，有空的时候就写一些传记和非小说类的书籍。
我是否很高兴自己能作出这样的决定呢？每当想起那件事，我就得意地想在街上跳舞。我可以很诚实地说，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哪一天或哪一个钟点后悔过我没有成为哈代第二。
100年前的一个夜晚，当一只鸟沿着沃登湖畔的树林里叫的时候，梭罗用鹅毛笔蘸着自己做的墨水，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一件事物的代价，也就是我称之为生活的总值，需要在当场或长时期内进行交换。”
换个方式来说，如果我们以生活的一部分来付出代价，而付出得太多了的话，我们就是傻子。这也正是吉尔伯特和苏利文的悲哀：他们知道如何创作出快乐的歌词和歌谱，却完全不知道如何在生活中寻找快乐。他们写过许多令世人非常喜欢的轻歌剧，可是他们却没办法控制他们的脾气。他们只不过为了一张地毯的价钱而争吵多年。苏利文为他们的剧院买了一张新的地毯，当吉尔伯特看到账单的时候，大为恼火。这件事甚至闹至公堂，从此两个人至死都不再交谈。苏利文替新歌剧写完曲子以后，就把它寄给吉尔伯特，而吉尔伯特填上歌词以后，再把它们寄回给苏利文。有一次，他们一定要一起到台上谢幕，于是他们站在台的两边，分别向不同的方向鞠躬，这样才可以不必看见对方。他们就不懂得应该在彼此不快时订下一个“到此为止”的最低限度；而林肯却做到了这一点。
有一次，在美国南北战争中，林肯的几位朋友攻击他的一些敌人，林肯说：“你们对私人恩怨的感觉比我还要多，也许我这种感觉太少吧；可是我向来认为这样很不值得。一个人实在没时间把他的半辈子都花在争吵上，要是那个人不再攻击我，我就再也不会记他的仇。”
富兰克林小的时候，犯了一次70年来一直没有忘记的错误。当他7岁的时候，他喜欢上了一支哨子，于是他非常兴奋地跑进玩具店，把他所有的零钱放在柜台上，也不问问价钱就把那支哨子买了下来。“然后我回到家里，”70年后他写信告诉他朋友说，“吹着哨子在整个屋子里转着，对我买的这支哨子非常得意。”可是等到他的哥哥姐姐发现他买哨子多付了钱以后，大家都来取笑他。而他正像他后来所说的：“我懊恼地痛哭了一场。”
许多年以后，富兰克林成了一位世界知名的人物，做了美国驻法国的大使。他还记得因为他买哨子多付了钱，使他得到的痛苦多过了哨子所带给他的快乐。
富兰克林在这个教训里所学到的道理非常简单：“当我长大以后，”他说，“我见识到很多人类的行为，我认为我碰到很多人买哨子都付了太多的钱。简而言之，我相信，人类的苦难部分产生于他们对事物价值的错误估计，也就是他们买哨子多付了钱。”
吉尔伯特和苏利文对他们的哨子多付了钱，我的爱迪线姑妈也一样，我个人也一样——在很多情况下。还有不朽的托尔斯泰，也就是两部世界最伟大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的作者，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的记载，托尔斯泰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当牛，“可能是全世界最受尊敬的人物”。在他逝世前的那20年，崇拜他的人不断地到他家里去，希望能见他一面，听到他的声音，甚至于只摸一摸他衣角。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人想在本上记录下来，就像那是一句“圣谕”一样。可是在生活上，托尔斯泰在70岁的时候，还不及富兰克林在7岁的时候聪明，他简直一点脑筋都没有。我为什么要如此说呢？
托尔斯泰娶了一个他非常可爱的女孩子。事实上，他们在一起非常快乐，他们经常跪下来，向上帝祈祷，让他们继续过这种神仙眷侣的生活。可是托尔斯泰所娶的那个女孩子天性非常善妒，她常扮成乡下姑娘，去打探他的行动，甚至于溜到森林里去看他。他们发生了许多很可怕的争吵，她甚至嫉妒她亲生的儿女，曾经抓起一把枪来，把她女儿的照片打了一个洞。她会在地板上打滚，拿着一瓶鸦片对着嘴巴，威胁着说要自杀，害得她的孩子们都缩在屋子的角落里，吓得尖声大叫。
结果托尔斯泰怎么做的呢？如果他跳起来，把家具都打得稀烂，我倒不怪他——因为他有理由这样生气。但他做的事比这个要坏多了，他记了一本私人日记！在那里面，他把一切都怪在了太太身上，这个就是他的“哨子”。他下定决心要下一代能够原谅他，而把所有的错都怪在他的太太身亡。而他太太用什么办法来对付他这种作法呢？还用问吗，她当然是把他的日记撕下来烧掉了：她自己也写了一本日记，在日记里把错全都推在托尔斯泰身上。她甚至还写了一本小说，题目叫做《谁的错》。在那部小说里，她把她的丈夫描写成一个破坏家庭的人，而她自己是一个烈士。
所有的事情结果如何呢？为什么这两个人会把他们惟一的家变成托尔斯泰自称的“一座疯人院”呢？很显然，有几个原由。其中之一就是他们极想引起别人的注意。不错，他们所最担心的就是别人的意见。我们会不会在乎应该怪谁呢？不会的，我们只会注意我们自己的问题，而不必浪费一分钟去想托尔斯泰家里的事。这两个无聊的人为他们的“哨子”付出了惨重的代价。50年的光阴都住在一个可怕的地狱里，只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没有一个有脑筋会说“不要再吵了”，因为两个人都没有足够的价值判断力，并能够说：“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马上告一段落，我们在浪费生命，让我们现在就说‘够了’吧。”
不错，我非常相信，这是获得心理平静的最大秘诀之一——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念。而我也相信，只要我们能定出一种个人的标准来——就是和我们的生活比起来，什么样的事情才值得的标准，我们的忧虑有50％就可以立刻消除。
所以，要在忧虑摧毁你之前，先改掉忧虑的习惯，下面是规则第三条：
任何时候，我们想拿出钱来买的东西和生活比较起来不算好的话，那我们先停下来，问问自己下面的三个问题：
（1）我现在正在担心的问题，到底和我自己有什么样的关系？
（2）在这件令我忧虑的事情上，我应该从什么地方设定一个“到此为止”的最低限度——然后把它整个忘掉。
（3）我到底应该付这支“哨子”多少钱？我是否已经付出了超过它价值的钱呢？
罗勒·摩尔的故事
人生短暂，如白驹过隙，却浪费了很多时间，去愁一些一年内就会被忘却的小事。
下面是一个也许会使你终生难忘、很富戏剧性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叫罗勒·摩尔。
1945年3月，我学到了一生最重大的一课。我是在中南半岛附近276尺深的海底下学到的。当时我和另外87个人一起在贝雅S·S·318号潜水艇上。我们通过雷达发现，一小支日本舰队正朝我们这边开来。黎明时分我们升出水面发动了攻击。我由潜望镜里发现一艘日本的驱逐护航舰、一艘油轮，和一艘布雷舰。我们朝那艘驱逐护航舰发射了三枚鱼雷，但是都没击中。那艘驱逐舰并不知道它正受到攻击，还继续向前驶去，我们准备攻击最后的一条船——那条布雷舰。突然，它调过头来，直朝我们开来（一架日本飞机，看见我们在60尺深的水下，把我们的位置用无线电通知了那艘日本的布雷舰）。我们潜到了150英尺深的地方，以避免被它侦测到，同时准备好应付深水炸弹。我们在所有的舱盖上都多加了几层栓子，同时为了使我们的沉降保持绝对的静默，我们关掉了所有的电扇、整个冷却系统，和所有的发电机器。
三分钟以后，突然天崩地裂。六枚深水炸弹在我们的四周爆炸开来，把我们直压到海底——深达276英尺的地方。我们都吓坏了，在不到一千尺深的海水里，受到攻击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如果不到五百英尺的话，差不多都难逃劫运。而我们却在不到五百英尺一半深的水里受到了攻击——要照怎么样才算安全说起来，水深等于只到膝盖部分。那艘日本的布雷舰不停地往下丢深水炸弹，攻击了十五个小时，如果深水炸弹距离潜水艇不到十七英尺的话，爆炸的威力可以在潜艇上炸出一个洞来。有十几二十个深水炸弹就在离我们五十尺左右的地方爆炸，我们奉命“固守”——就是要静躺在我们的床上，保持镇定。我吓得几乎无法呼吸：“这回死定了”。电扇和冷却系统都关闭以后，潜水艇的温度几乎有一百多度，可是我却因为恐惧而全身发冷，穿上了一件毛衣，又穿上一件带皮领的夹克，可还是冷得发抖。我的牙齿不断地打颤，全身冒着一阵阵的冷汗。攻击持续了十五个小时之久，终于停了下来。显然那艘布雷舰把它所有的深水炸弹都用光了，就驶了开去。这十五个小时的攻击，感觉上就像过了一千五百万年。我过去的生活都一一在我眼前映现，我想起了以前做过的所有的坏事，所有我曾担心过的一些小事情。我在加入海军以前，是一个银行的职员，曾经为工作时间大长、薪水太少、又没有多少升迁机会而发愁。我曾经忧虑过，没办法买自己的房子，没有钱买部新车子，没有钱给我太太买好的衣服。我非常讨厌我以前的老板，因为他老是找我的麻烦。我还记得，每晚回到家里的时候，我总是又累又难过，经常跟我的太太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我也为我额头上的一个小疤一是一次车祸所留下的伤痕——发愁过。
多年前，那些令人发愁的事看起来都是大事，可是在深水炸弹威胁下要把我送上西天的时候，这些事情又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啊。就在那时候，我告诫自己，如果我还有机会再看见太阳跟星星的话，我永远永远不会再忧愁了。永远不会！永远不会！永远也不会！在潜艇里面那里面那可怕的十五个小时里，我在生活所学到的，比我在大学念了四年的书所学到的还要多得多。
我们通常都能很勇敢地面对生活里那些大的危机，却总会被那些小事搞得垂头丧气。撒母耳·白布西在他的“日记”里谈到他看见哈里·维尼爵士在伦敦被砍头的事：在维尼爵士走上断头台的时候，他没有要求别人饶恕他的性命，却只要求刽子手不要砍中他脖子上那块痛伤的地方。
这也是拜德上将在又冷又黑的极地之夜里所发现的另外一点——他手下的人常常为一些小事情而难过，却不在乎大事。他们能毫不理会地面对危险而艰苦的、在零下八十度的寒冷中的工作；“可是，”拜德上将说，“却有好几个同房的人彼此不讲话，因为怀疑对方把东西乱放，占据了他们自己的地方。队上有一个讲究所谓空腹进食、细嚼健康法的家伙，每口食物一定要嚼过二十八次才吞下去；而另外有一个人，一定要在大厅里找一个看不见这家伙的位子坐着，才能吃得下饭。
“在南极的营地里，”拜德上将说，“像这种小事情，有可能把最有训练的人给逼疯。”
“小事”如果发生在夫妻生活里，也会把人逼疯，还会造成“世界上半数的伤心事”。
这话也是权威人士说的。芝加哥的约瑟夫·沙巴士法官在仲裁过四万多件婚姻案件以后说道：“婚姻生活之所以不美满，最基本的原因常常都是一些小事情。”而纽约郡的地方检察官法兰克·荷根也说：“我们的刑事案件里，有一半以上都是由于一些很小的事情：在酒吧里逞英雄，为一些小事情而争吵，讲话侮辱了人，措辞不当，行为粗鲁——就是这些小事，结果引起伤害和谋杀。真正天性残忍的人很少，一些犯了大错的人，都是因自尊心受到了小小的损害。一些微不足道的屈辱，虚荣心不能满足，于是就造成世界上半数的伤心事。”
刚结婚的罗斯福夫人“每天都在担心”，因为她的新厨子手艺非常差。“可是如果事情发生在现在，”罗斯福夫人说，“我只会耸耸肩膀把这事给忘了。”这才是一个成年人的做法。就连叶卡捷琳娜女皇——这个最专制的女皇，在厨子把饭烧坏了的时候，通常也只是一笑了之。
有一次，我们到芝加哥一个朋友家里吃饭。分莱的时候，他出了一些小错。当时我并没注意到，如果我注意到的话，我也不会在乎的。可是他的太太却看见了，马上当着我们的面跳起来指责他。“约翰，”她大声叫道，“看看你在搞什么！难道你就永远都学不会怎么样分菜吗？”
随后她对我们说：“他老是做错，根本就不肯用心。”也许他确实没有好好地做，可是我却实在佩服他能够跟他太太相处二十年之久。坦白地说，我宁愿只吃两个抹上芥末的热狗——只要能吃得很舒服——而不愿一边听她唠唠叨叨，一边吃北京烤鸭跟鱼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