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怕被活埋的恐惧，更是荒谬得很。我没有想到——即使是在发明木乃伊以前——在一千万个人里可能只有一个人被活埋，可是我以前却曾因为害怕这件事而哭过。
每八个人里就有一个人可能死于癌症，如果我一定要发愁的话，我就应去为得癌症的事情发愁——而不应去愁被闪电打死，或者是遭到活埋？
我刚刚谈的都是我在童年和少年时所忧虑的事。可是我们很多成年人的忧虑，也几乎一样的荒谬。要是我们停止忧虑的时间够长，我们将会根据平均率评估我们的忧虑究竟值不值得，如此一来，我想就应该可以把我们的忧虑去掉十分之九了。
全世界最有名的保险公司——伦敦的罗艾得保险公司——就是靠大家对一些根本很难得发生的事情担忧，而赚进了几百万元。伦敦的罗艾得保险公司是在跟一般人打赌，说他们所担心的灾祸几乎永远不可能发生。不过，他们不把这叫做赌博，他们称之为保险，实际上这是以平均率为根据的一种赌博。这家大保险公司已经拥有两百年的历史了，除非人的本性会改变，它至少还可继续存在五千年。而它只是替你保鞋子的险，保船的险，利用平均率来向你保证那些灾祸发生，并不像一般人想像的那么常见。
如果我们检查一下所谓的平均率，将会因我们所发现的事实而惊讶。比方说，如果我知道在五年之内，我就得打一场盖茨堡战役那样惨烈的仗，我一定会被吓坏的。我一定会想尽办法去加保我的人寿险；我会写下遗嘱，把我所有的财物变卖一空。我会说：“我大概没办法撑过这场战争，所以我最好痛痛快快地过剩下的这些年。”但是事实上，根据平均率，在和平时期，五十岁到五十五岁之间，每一千个人里死去的人数，和盖茨堡战役里十六万三千士兵每一千人里阵亡的人数相同。
有一年夏天，我在加拿大洛基山区里弓湖的岸边遇见了何伯特·沙林吉夫妇。沙林吉太太是个很平静、沉着的女人，给我的印象是：她从来没有忧虑过。有一天夜晚，坐在熊熊的炉火前，我问她是否曾因忧虑而烦恼过。“烦恼？”她说，“我的生活都差点让忧虑给毁了。在我学会征服忧虑以前，我在忧虑的折磨中生活了十一个年头。那时我脾气非常坏，很急躁，每一天都生活在紧张的情绪中。每个礼拜，我要从在圣马提奥搭公共汽车到旧金山去买东西。可就算在买东西的时候，我也愁得要命——也许我又把电熨斗放在了烫衣板上；也许房子会烧起来；也许我的女佣人跑掉了，丢下了孩子们；也许他们骑着脚踏车出去，被汽车撞死了。我买东西的时候，经常因这些念头而弄得冷汗直冒，冲出店去，搭上公共汽车回家，看看是否一切都很好。难怪我的第一次婚姻没有结果。
“我的第二任丈夫是一个律师——一位很平静、事事都能够加以分析的人，他从来没有为任何事情忧虑过。每次我神情紧张或焦虑的时候，他总会对我说：‘不要慌，让我们好好地想一想……你真正担心的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看一看平均率，看看这种事有没有可能会发生。’
“举个例子来说，我还记得有一次，那是在新墨西哥州。我们从阿布库基开车到卡世白洞窟去，经过一条土路，在半路上碰到了一场非常可怕的暴风雨。
“车子直打滑，没办法控制。我想我们一定会滑到路边的沟里去，可是我的先生却一直不停地对我说：‘我现在开得很慢，不会出什么事的。即使车子滑进了沟里，根据平均率，我们也不会受伤。’他的镇定和信心感染了我，使我也平静下来。
“有一个夏天，我们到加拿大的洛基山区托昆谷去露营。有天晚上，我们的营帐扎在海拔七千尺高的地方，暴风雨不期而至，好像要把我们的帐篷给吹成碎片。帐篷是用绳子绑在一个木制的平台上，它在风里抖着，摇着，发出尖厉的声音。我每一分钟都在想：我们的帐篷会被风雨刮走，刮到天上去。我当时真的是吓坏了，可是我先生不停地说着：‘我说，亲爱的，我们有好几个印第安向导，这些人对一切都知道得非常清楚。他们在这些山地里扎营，都扎了有六十年了，这个营帐在这里也过了许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被刮掉。根据平均率来看，今晚上也不会被刮掉。即使被刮掉的话，我们还可以躲到另外一个营帐里去，不要紧张。’……我的心情放松了，结果那后半夜睡得非常熟。
“几年以前，小儿麻痹症横扫过加利福尼亚州我们所住的那一带。要是在以前，我一定会惊慌失措、惶惶不可终日。可是我的先生叫我保持镇定，我们尽可能采取了所有的预防方法：不让孩子们出入公共场所，暂时不去上学，不去看电影。在和卫生署联络过以后，我们得知，到目前为止，即使是在加州发生过的最严重的一次小儿麻痹症流行时，整个加利福尼亚州也只有1835个孩子染上了这种病。不太严重的流行时，只在两百到三百之间。虽然这些数字听起来还是非常惨，可是到底让我们感觉到：根据平均率看起来，一个孩子感染的机会实在是太少了。
“‘根据平均率，这种事情不会发生’，这一句话就消灭了我百分之九十的忧虑。我过去二十年来的生活，过得意想不到的那样美好和平静都因这一句话的力量。”
回顾过去的几十年时，我发现我大部分的忧虑也都是因此而来的。詹姆·格兰特告诉我，他的经验也是如此。他是纽约富兰克林市场的格兰特批发公司的大老板。每次他要从佛罗里达州买十车到十五车的橘子等水果。他告诉我，他以前经常想到很多无聊的问题，比方说，万一火车出了事怎么办？万一水果滚得满地都是怎么办？万一我的车子正好经过一座桥，而桥突然断了怎么办？当然，这些水果都是经过保险的，可是他还是怕万一他没按时把水果送到，就可能失去他的市场。他甚至忧虑过度而得了胃溃疡，因此去找医生检查。医生告诉他说，他没有别的毛病，只是过于紧张了。“这时候我才明白，”他说，“我开始问我自己一些问题。我对自己说，‘注意，詹姆·格兰特，这么多年你已经批发过多少车的水果？’答案是：‘大概有两万五千多车。’然后我问我自己：‘这么多车里有多少次出过车祸？’答案是：‘噢——大概有五部吧。’然后我对我自己说：‘一共两万五千部车子，只有五部出事，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比率是五千分之一。换句话说，根据平均率来看，以你过去的经验为基础，你车子出事的可能率是五千比一，那么你还担心什么呢？’
“然后我对自己说：‘嗯，桥说不定会塌下来。’然后我问我自己：‘在过去，你究竟有多少车是因塌桥而损失了呢？’答案是：‘一部也没有。’然后我对我自己说：‘那你为了一座根本没塌过的桥，为了五千分之一的火车失事的机会居然让你忧愁成疾，不是太不值了吗？’
“当我这样来看这件事的时候，”詹姆·格兰特告诉我，“我觉得以前我自己真的太傻了。于是我就在那时决定，以后让平均率来替我担忧——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为我的‘胃溃疡’烦恼过。”
埃尔·吏密斯在纽约当州长的时候，我常听到他对攻击他的政敌说：“让我们看看记录……让我们看看记录。”然后他就把很多事实讲出来。下一次你若再为可能发生什么事情而忧虑，最好学一学这位聪明的老埃尔·史密斯，查一查以前的记录，看看你这样地忧虑到底有没有道理。这也正是当年佛莱德雷·马克斯塔特害怕自己躺在散兵坑里的时候所做的事情。下面就是他在纽约成人教育班上所说的故事。
1944年的6月初，我躺在奥玛哈海滩附近的一个散兵坑里。当时我正在999信号连服兵役，而我们刚刚抵达诺曼底。我看到了地上那个长方形的散兵坑，就对自己说：“这看起来就像一座坟墓。”当我准备睡在里面的时候，更觉得那就是一座坟墓，我忍不住对我自己说：“也许这就是我的坟墓了。”在晚上十一点钟的时候，德军的轰炸机开始飞了过来，炸弹纷纷地往下落。我吓得呆若木鸡。前三天我根本就睡不着。到了第四天还是这样。第五天夜里，我几乎精神崩溃了。我知道要是不赶紧想办法的话，我整个人就会疯掉。所以我提醒自己说：已经过了五个夜晚了，我还是活得好好的，而且我们这一组的人也都活得很好，只有两个受了轻伤。他们之所以受伤，并不是因被德军的炸弹炸到了，而是被我们自己的高射炮的碎片打中。我决定做一些有建设性的事情来制止我的忧虑，所以在我的散兵坑上制造了一个厚厚的木头屋顶，来保护我自己不至于被碎弹片击中。我计算了我这个单位伸展开来所能到达的最远地方，告诉我自己：“只有炸弹直接命中，我才有可能被打死在这个又深又窄的散兵坑。”于是我算出直接命中的比率，还不到万分之一。这样子想了两三夜以后，我平静了下来，后来就连敌机来袭的时候，我也睡得非常安稳。
美国海军也常用平均率所统计的数字，来鼓舞士兵的士气。一个以前当海军的人告诉我，当他和他船上的伙伴被派到一艘油船上的时候，我们都吓坏了。这艘油轮运的是高单位的汽油，于是他们都认为，要是这条油轮被鱼雷击中，就会爆炸开来，把船上的所有人都送上西天。
可是美国海军有他们的办法。海军单位发出了一些很正确的统计数字，指出被鱼雷击中的一百艘油轮里，有六十艘并没有沉到海里去，而真正沉下去的四十艘里，只有五艘是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沉没。那就是说，如果鱼雷真的击中了油轮，你有足够的时间跳下船去——也就是说，在船上丧命的机率非常小。这样对士气有没有帮助呢？“知道了这些平均数字之后，我的忧虑就一扫而光。”住在明尼苏达州保罗市的克莱德·马斯——也就是说这个故事的人，说：“船上的所有人都觉得轻松多了，我们知道有的是机会，根据平均的数字来看，我们可能都不会死在这里。”
要在忧虑摧毁你以前，先摧毁忧虑，改掉忧虑的习惯，下面是规则第七条：
“让我们看看过去的纪录，让我们根据平均率问问自己，我现在担心会发生的事情，可能发生的机会是多少？”
坦然承受一切事实
对必然的事轻快地承受，就像杨柳承受风雨，水接受一切容器，我们也要承受一切事实。
小时候的一天，我和几个小朋友一起，在北密苏里州一间荒芜的老木屋的阁楼上玩。从阁楼下来的时候，我先在窗栏上站了一会，然后往下跳。我左手的食指上带着一个戒指。在我跳下去的时候，戒指勾住了一根钉子，把我整根手指头拉掉了。
我害怕极了，尖声地大叫着，以为自己死定了，可是在我的手好了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为这个烦恼过。烦恼又有什么用呢？我接受了这个不可回避的事实。
现在，我几乎根本就不会去想，我的左手只有三个手指头和一个大拇指。
几年前，我遇到一个在纽约市中心一家办公大楼里开运货电梯的人。我注意到他的左手被齐腕砍断了。我问他失去了那只手会不会觉得难过，他说：“噢，不会，我根本就不会想到它。只有在要穿针的时候，才会想到这件事。”
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差不多都能接受任何一种情况，使自己适应，然后就整个忘了它。
我常常想起刻在阿姆斯特丹一座十五世纪老教堂的废墟上的一行字：“事情是这样，就不会是别样。”
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们难免会碰到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它们既是这样，就不可能是别样。我们也可以有所选择。我们可以把它们当作一种不可避免的情况加以接受，并且适应它，否则我们只有用忧虑来毁掉我们的生活，甚至最后可能会弄得精神崩溃。
我最喜欢的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曾给过我们这样的忠告：“要乐于承认事情就是这样的情况。”他说：“能够接受发生的事实，就是能克服随之而来的任何不幸的第一步。”住在俄勒冈州波特南的依莉沙白·康黎，却是经过很多困难才学到这一点的。下面是一封她不久前写给我的信：“在美国庆祝陆军在北非获胜的那一天，”那封信上说，“我收到由国防部送来的一封电报，我的侄儿——我最爱的一个人——在战场上失踪了。过了不久，另外一封电报说他已经死了。
“我悲伤得无以复加。在那件事发生以前，我一直觉得生命对我不错，我有一份理想的工作，努力带大了这个侄儿。在我眼里，他代表了年轻人美好的一切。我觉得我以前的努力，现在都得到了很好的收获……然而却来了这通电报，我整个的世界都破碎了，觉得再也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人生。我开始忽视我的工作，忽视我的朋友，我抛开了一切，既冷漠又怨恨。为什么我最爱的侄儿会死？为什么这么好的孩子——还没有开始他的生活——为什么他应该死在战场上？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我悲伤过度，决定放弃工作，离开家乡，把自己隐藏在眼泪和悔恨之中。
“就在我清理桌子，准备辞职的时候，突然看到一封我已经忘了的信——一封从我那个已经死了的侄儿那里寄来的信。是几年前我母亲去世的时候，他写来给我的一封信。‘当然我们都会想念她的，’那封信上说，‘尤其是你。不过我知道你会撑过去的，以你个人对人生的理解，就能让你撑得过去。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教我的那些美丽的真理：无论活在哪里，无论我们分离得有多么远，我都会永远记得你教我要微笑，要像一个男子汉，能承受一切发生的事情。
“我反复地读着那封信，觉得他似乎就站在我的眼前，正在向我说话。他好像在对我说：‘你为什么不照你教给我的方法去做呢？撑下去，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把你的悲伤藏在微笑底下，继续过下去。’
“于是，我再回去工作。我不再对人冷淡无礼。我一再地对自己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没有能力去改变它，不过我能够像他所期望的那样继续地活下去。’我把所有的思想和精力都用到工作上，我写信给前方的士兵——给别人的儿子们；晚上，我参加了成人教育班——要找出新的兴趣，结识新的朋友。我几乎不敢相信发生在自身的种种变化。我不再为已经永远过去的那些事悲伤，现在我每天的生活里都充满了快乐——就像侄儿要我做到的那样。”
依莉莎白·康黎，学到了所有人迟早都要学到的事情，就是我们必须接受和适应那些无可回避的事。这不是很容易学会的一课。就连那些高高在上的皇帝们，也要经常提醒自己这样做。已故的乔治五世，在他白金汉宫的房里墙上挂着下面的这几句话：“教我不要为月亮哭泣，也不要因事后悔。”同样的这个想法，叔本华是这样说的：“能够顺从，就是你在踏上人生旅途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很显然的，环境本身并不能使我们快乐或不快乐，只有我们对周围环境的反应才能决定我们的感觉。
在必要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忍受得住灾难和悲剧，甚至胜过它们。我们也许会以为我们办不到，但我们内在的力量却坚强得惊人，只要我们肯加以利用，我们就能克服一切。
已故的布斯·塔金顿总是说：“人生加之于我的任何事情，我都能接受，除了一样，就是瞎眼。那是我永远也无法忍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