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白虎关》和《西夏咒》研讨会上，我跟某学者有过一个争论。他认为的“英雄”，大多是我认为的罪人。
目前，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在赞美自己的英雄，而这些“英雄”几乎都在国家、民族、信仰的旗帜下屠杀过另一群人。
世界史如此，中国的历史同样如此。如金朝的金兀术，这样的“民族英雄”被金朝捧出来后，就可以带着金朝人屠杀宋朝人；而宋朝人推出的英雄岳飞也要带人去屠杀金朝人。每个朝代都有这样的屠杀，每个朝代的文人都在赞美这些“英雄”。
2009年，我到法国参加中法文学论坛的时候，法国人仍然将拿破仑当做神来崇拜。而我在发言中却说，拿破仑无论怎么样，当做神来崇拜也罢，当他作为一个人类，到俄罗斯屠杀另一个国家的人类的时候，他是罪人。赞美拿破仑的文化会培养出更多的“拿破仑”；赞美希特勒的文化也会培养出更多的“希特勒”。同样，讴歌拉 登的文化，将会培养出更多拉 登似的“暴力英雄”。但历史上有一种规律，就是崇尚暴力者，必为暴力所灭。拉 登之死正说明了这个道理。拉 登的暴力是强大的，但世上还有比他更强大的暴力。所以，必须有一种声音，告诉人类：我们不要屠杀，不要暴力，我们需要爱。
正是在这种目光的观照下，我才写出了长篇小说《西夏咒》。
我想，在民族、国家这类词语之外，人类应该有另一种声音，来告诉世界：暴力是最大的恶。虽然这个声音非常弱小，但我觉得这是黑暗中的一点烛光。讴歌暴力英雄的“屠夫文化”是非常可怕的，因为暴君可以死去，屠夫也有寿命，拉 登的肉体也会被另一种巨大的暴力摧毁，但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人类文化中会有一种邪恶的暴力基因，它会滋长出一代代无数的“屠夫”。
成吉思汗无论多么强大，拉 登无论多么可怕，他们都会死。但这种“屠夫文化”却能培养出新的“成吉思汗”，培养出新的“拉 登”，培养出新的暴君和屠夫。要知道，民族也罢，国家也罢，它们是有局限性的。日本人的“英雄”正好是屠杀中国人的屠夫，中国人认为的“英雄”成吉思汗，被称为“上帝惩罚人类的鞭子”，他灭了四十个国家，这些国家中有多少无辜者死于非命，他们的头颅像戈壁上滚动的乱石，那些寡儿孤母的眼泪像黄河一样流淌着。当然，我们允许蒙古人赞美成吉思汗，允许中国人称成吉思汗是英雄，但是对于那些被屠杀国家的人来说，他其实是罪人。
我的《西夏咒》就写了这种反思——站在人类的高度上来反思这些许许多多的“英雄”，他们屠杀另外一群人类对吗？
古代某年，西部出了一个暴君，屠杀了大量的佛教徒，造下了无数的罪恶。有一个非常勇敢的僧人，他化装之后，来到这个暴君跟前，一箭射死了他，然后逃走了。那僧人当然拯救了很多无辜的人，但西部有这样一种文化理念：杀人是有罪的。无论你杀的是暴君也好，坏人也罢，杀人的行为本身是有罪的。所以，后来那僧人一直没有资格给别人授戒。当别人让他授戒时，他说自己没有资格授戒，因为他已经杀过人了。杀人这个行为本身就已经犯戒了。
西部有一种文化认为，无论什么样的生命，我们都应该尊重，都应该敬畏，无论你带着什么样的理由，去剥夺另外一个生命的时候，这个行为本身就是罪恶。因为你的理由会由于你的宗教哲学、人生哲学以及国家的教育变化出不同的花样，可以制造出不同的“正义的”理由和借口。
每一个政治家有不同的理由，每一个时代有不同的谎言，但我们必须有一种理念和文化告诉人类：杀人是罪恶，人类不应该杀人。无论以什么样的理由来杀人，都是罪恶。
当然，我的这种理念与我们目前所受的教育也许有一点点不一样，但五十年之后、一百年之后，再反思一下今天，也许我的声音是对的。“文化大革命”中许多被认为正确的，现在发现错了；那么，现在我们认为正确的东西，五十年之后、几百年之后是不是仍然认为是正确的？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研究。
所以，我觉得应该从“人”的角度、从人类生存的角度来反思，不关乎政治家，不关乎哲学家，只关乎“人”本身。因为无论什么民族的寡妇，当她的丈夫被人杀掉的时候，她都会非常痛苦。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权利去剥夺另外一个人的生命，无论他有着什么样的理由。
《西夏咒》中的这种反思会不会被世界认可不要紧，至少表明这个时代还有一个人这样想，还有这样一种声音，还有我这样一个萤火虫。虽然这个萤火虫在黑暗中照亮不了多大的空间，但有一点点光就行了。至于这个萤火虫的光能不能赢得世界的喝彩，我不在乎。我当然希望它不要被黑夜所淹没。
愿所有的暴力英雄别再出现在人类的喝彩声中。
（刊于《文学报》2012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