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显得异常忙碌。用他的话来说，正处于百废待兴的时刻：他忙于建立新政权，他忙于“追穷寇”……就在这个时候，从8月14日至9月16日，短短的一个来月中，毛泽东却亲自动笔，为新华社接连写了五篇评论，抨击美国政府。
从表面上看，事情是由于8月5日美国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引起的。这一白皮书的全称是《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着重1944一1949年时期》。这一白皮书，长达一千零五十四页，正文共分八章。
白皮书是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建议编写的。艾奇逊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极力主张编写一份以最近五年为中心的我国同中国关系的详尽报告，在它垮台时予以发表。总统表示同意，于是，成立了—个由富有学识和专长的人员组成的小组，在沃尔顿·巴特沃思的领导下开始工作，后来由无任所大使菲利普·杰塞普博士担任主编。”另外，艾奇逊还给杜鲁门总统写了一封题为《美中关系概要》的长信，与白皮书一起发表。
杜鲁门总统为白皮书的发表，写了这样的声明：“此时发表这份坦率和翔实的报告，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我们对中国和整个远东政策将以有情报根据和明智的舆论为基础。”
白皮书的发表，引发了毛泽东和美国政府之间的一场激烈的论战。其实，这场论战，或迟或早总要发生的，白皮书只是成了导火线罢了。在国共之间，虽说美国人多次扮演了调解人的角色，实际上美国政府是蒋介石的后台。随着蒋介石的惨败，诚如艾奇逊所言：“现在已经很清楚大陆上的国民党政权已经接近垮台了，今后美国必将不再支持大陆上的政权。”艾奇逊所说的“大陆上的政权”，不言而喻，指的是中共政权。
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这么评论道：
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在现在这个时候发表，不是偶然的。这些文件的发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帝国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重重，无法克服，使帝国主义者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中。
虽说美国政府和中共的决裂，乃是意料之中。然而，美国政府和中共之间在蒋介石政权即将垮台之际，却有过一番秘密谈判。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有那么几句令人玩味的话：“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
毛泽东所称的这位“大使老爷”司徒雷登，是一位道地的“中国通”。迄今，在杭州耶稣堂弄三号，尚可见到司徒雷登的父亲来杭州传教时，在1873年建造的花园别墅。司徒雷登就出生于此屋，并在此度过了青少年时代。
中共与这位“大使老爷”，原本有着不错的关系。1945年11月，当赫尔利辞去美国驻华大使之职时，美国政府曾准备委任魏德曼为驻华大使。魏德曼明显地倾向于蒋介石。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在重庆见到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时，说道：“魏德曼将军与蒋介石关系极为密切。让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中国不仅无法实现联合政府，而且内战将是不可避免的。”马歇尔当即问周恩来：“你以为谁是美国驻华大使最合适的人选？”周恩来敏捷地答日：“燕京大学校长约翰·莱顿·司图尔特博士，无论在学识上和人格上，还有在政治的中立方面，难道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吗？”周恩来所提到的约翰·莱顿·司图尔特（John Leighton Stuavt）博士，其中文名字便是司徒雷登。马歇尔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后来美国政府果真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
1949年4月22日，南京已岌岌可危。这天清早，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叶公超风风火火前去拜访司徒雷登，转达了李宗仁代总统的话：“请大使先生尽快离开南京，移驻广州。”司徒雷登确如毛泽东所言，“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司徒雷登依然“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他派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在南京城里打听着消息。
4月28日，一位重要人物从北平乘火车南下，到达南京，使司徒雷登喜出望外。
此人名叫黄华，受周恩来的委派，出任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事处处长。周恩来派黄华来南京，是考虑到南京原是国民政府首都，有着众多的外国大使馆，有着许多涉外事务需要处理。
司徒雷登对于黄华的到来深为欣慰，是因为黄华肄业于燕京大学，是他的学生，又是傅泾波的同班同学。司徒雷登留在南京，其本意就是为了试探与中共秘密谈判，而黄华与他以及傅泾波有这样熟悉的关系，自然很有利于谈判。
于是，就在黄华抵达南京不久，5月6日，司徒雷登就派傅泾波前去拜访了黄华，表示司徒雷登愿与黄华就美国政府和中共的关系进行秘密会谈。
5月13日，黄华以私人身份，前去拜访司徒雷登，进行了秘密会谈。司徒雷登表示，在中共新政权成立时，美国可以考虑予以承认，但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中共必须按照国际公认的惯例，尊重国家之间的条约；二是中共建立的新政权，必须得到人民的拥护。
黄华则明确指出，美国政府如果愿与新中国建立新关系，首先的条件是不干涉中国内政。黄华提及，美国驻青岛的军舰、陆战队，必须尽快撤走。
在这次会谈后一星期，驻青岛的美军果真撤走了。
不久，傅泾波来见黄华，说司徒雷登要和他一起飞美一次，向美国政府请示有关问题。
6月3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共南京市委及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允许司徒雷登及傅泾波赴美的指示》，指出：“青岛美军舰队确已退走，国民党匪军已东撤完，我军冬或江日可人青市。”“可同意司徒带傅泾波飞美，当其提出申请并完成手续后，即予许可，并由南京市人民政府发给傅泾波以个人名义的出国护照。在司徒赴沪前，黄华可与之见面一次。”
中共中央的电报，还就黄华的谈话内容作了指示：“黄华与司徒会面时，可向司徒指出，我方久已宣告不承认国民党反动政府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现在国民党政府已经逃亡，不久即可完全消灭，各外国不应该再与逃亡政府发生关系，更不应和逃亡政府讨论对日和约问题。否则，我们及全国人民将坚决反对。”“黄华可向司徒或傅泾波透露个人看法，新政协可能在占领广州后召开，不要说很快召开的话。”
黄华接到中共中央电报三天后——6月6日，在南京军管会外事处约见了司徒雷登和傅泾波，转告了中共中央的意见。黄华又一次强调，美国政府如果要和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其前提是美国政府必须断绝与国民党逃亡政府的外交关系，停止对蒋介石的援助。司徒雷登则不愿正面作出答复。秘密会谈的气氛虽说客客气气，但双方各自坚持自己的原则。
司徒雷登回去后，改变了主意，不急于回国请示。6月8日，他又派傅泾波去见黄华，询问在返美之前，可否去一趟北平，以便直接了解中共高级领导人的意见。傅泾波问及黄华是否跟周恩来有着联系。黄华当即明白，司徒雷登想去北平拜会周恩来。
黄华迅即电告中共中央。北平表示，既然美军果真从青岛撤退，表明美国政府对中共的政策有所松动，而且司徒雷登也还是做了好事，让司徒雷登来北平有好处。但是，司徒雷登毕竟是美国政府驻中华民国的大使，他以这样的身份来北平，自然不便。于是，中共中央建议司徒雷登以私人身份，前来北平。
司徒雷登是个聪明人，他很快就想出一个非常体面而又符合逻辑的理由：他长期担任北平燕京大学校长，每年6月都返校过生日，今年也不例外。
司徒雷登给燕京大学陆志韦校长写了信，表达了自己的意思。
也就在这时，中共中央电报中提及的“新政协”，于6月15日召开了筹备会。
司徒雷登注意到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所讲的关于对外关系的一段话：“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6月28日，黄华前往司徒雷登住处，转告他，周恩来欢迎他去北平燕京大学，也欢迎在北平跟他会晤。
司徒雷登急电美国国务卿艾奇逊。
7月1日，艾奇逊电复司徒雷登：“根据最高层的考虑，指示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
这就是说，美国政府关上了与中共谈判的大门。
于是，司徒雷登不得不结束了他的使命，告别生活了五十年之久的中国，于8月2日和傅泾波一起启程返回美国。
于是，8月5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美中关系白皮书》。
于是，8月14日起，毛泽东开始接二连三地抨击白皮书。
毛泽东在8月18日，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毛泽东写道：“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8月5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失败的象征。”
毛泽东诙谐地称司徒雷登为“滚蛋大使”，笑称艾奇逊为“一位可爱的洋大人”，“不拿薪水上义务课的好教员”（因为毛泽东称白皮书为反面教材，艾奇逊为反面教员），又称杜鲁门为“马歇尔幕后总司令”……
司徒雷登回到美国，艾奇逊嘱他要避开新闻记者，免谈中美关系。
1952年，司徒雷登辞去了有名无实的驻华大使之职，埋头于写回忆录《在华五十年》，此书于1954年出版。
1962年，司徒雷登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寓所，终年八十有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