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芳说：“朱铭仙演香姐比我早得多”
1997年是话剧在中国诞生90周年。一些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在上海采访表演艺术家张瑞芳，请她谈谈当年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的情况。张瑞芳笑着对记者们说：“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件事，就是过去不少报纸杂志上都说首演《放下你的鞭子》中的香姐是我，这不是事实。”她指着身边另一位精神矍铄的老太太说：“知道吗？她演香姐比我早得多。”这位老太太是朱铭仙，我国话剧台词教学专家，历任上海戏剧学院台词教研室主任，这一年她84岁。她是中国话剧史上左翼戏剧家联盟的成员之一。1997年在上海幸存下来的左翼剧联盟员连她也只有六七人了。
《放下你的鞭子》是著名戏剧家陈鲤庭所作。他于1930年从大夏大学毕业后到上海南汇县大团镇小学任教。目睹大批逃荒难民扶老携幼、乞讨度日的悲惨情景，他深切感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恶霸给人民带来的苦难。
1931年暑假，他写下此剧，请来谢韵心（章泯）导演，10月10日在街头演出。朱铭仙回忆说：反映强烈的演出是在1932年中秋节，我们以“浦青剧社”的名义在浦东劳工新村演出。当时剧社只有朱铭仙一个女演员，香姐当然由她来演。那时她19岁，热情好学，反复揣摩香姐这个角色。看戏的观众大都是工人及其家属，演出时有工人上台为香姐打抱不平。一些观众忘记是看戏纷纷投钱给卖艺父女。演出结束后，观众掌声不绝，由“香姐”献歌答谢观众。讲到这里，朱铭仙老人快人快语地说：“当时我们是为民族存亡，为国家命运而演出，至于谁先演香姐并不重要。”
“金嗓子”为电影《抗战特辑》当解说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每一位爱国的中国人都发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怒吼。在这之前，蒋介石在日本军国主义面前奴颜婢膝，对进步戏剧工作者在舞台上喊出“东北是我们的”都认为是破坏睦邻邦交。演员们在舞台上只能以“黑暗”、“豺狼”、“霸王”等影射日本帝国主义。这时，朱铭仙在武汉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这个厂先前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所辖。当“政训处”在国共合作后改组为政治部时，它顺理成章的变为由政治部三厅领导，周恩来为副部长，郭沫若为三厅厅长，史东山、舒绣文、黎莉莉、袁牧之、陈波儿、应云卫、郑君里、周伯勋、罗及之等一大批进步电影工作者参加了“中制”，阳翰笙担任“中制”编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这样就保证了武汉时期抗战电影运动的顺利发展。
朱铭仙在戏剧电影界素以国语（普通话）台词念得好著称，1934年就担任上海国际广播电台国语正音教师，在中国电影制片厂也兼任国语训练教师。在三厅领导下，“中制”着力把电影迅速送到工厂、农村和兵营中去，既从事故事片《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八百壮士》的拍摄，又注重新闻片的制作。当时，我国著名的电影摄影师吴蔚云、王士珍、韩仲良、罗及之等都集中在中国电影制片厂，他们满怀抗日救亡的热情，不避艰辛，不怕牺牲，前往战火纷飞的各地战场，拍摄了大量中国士兵奋勇杀敌、日本飞机狂轰滥炸等珍贵镜头，由罗静予、钱筱璋编辑为《抗战特辑》。其中尤其珍贵的是罗及之拍摄的《平型关大捷》。当时罗及之从西北战场得悉八路军在平型关一带和日军交火，他不顾一切前往延安，在中共中央支持下奔赴前线，拍摄下八路军挺进和激战平型关，以及缴获大量战利品和俘虏日寇激动人心的场面。彭德怀在武汉带了许多“八路军办事处”人员前去观看试片，因为去的人太多，彭德怀率先坐在地下，与大家看完这部影片，并对此片大加赞赏。影片发行之后轰动全国，震惊世界，它用事实打破了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战无不胜，以及日军无人当俘虏的神话。担任《抗战特辑》解说的就是国语讲得标准、表现力强、有“金嗓子”之称的朱铭仙。影片放映之后，前方官兵、后方百姓、海外华人都为她的讲解所感动，对她佩服之极。
在重庆她开足马力为抗日救亡工作
今天，我们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回顾抗战时期的重庆生活，都用“一面是庄严的工作，一面是无耻的荒淫”来形容。荒淫无耻的是那些奸商、官僚资本家；庄严工作的是抗日军民，是绝大部分爱国的文艺工作者。尤其是戏剧、电影工作者，为了抗日救亡，为了反对黑暗，争取民主，他们像开足了马力的机器，快节奏地工作、工作、再工作。在那种头上顶着日本飞机轰炸、肚中吃不饱、身上穿不暖的年月里，重庆中国制片厂1940年创造了一年拍摄《东亚之光》、《胜利进行曲》、《火的洗礼》、《青年中国》、《塞上风云》、《日本间谍》等六部故事片的业绩。1941年10月到1942年4月重庆第一届雾季演出，七个月的时间，凭一个城市的力量公演34出话剧和一部大型歌剧，至今全国任何城市也没有打破过这项纪录。
朱铭仙就是这群戏剧电影工作者中的一员。
1938年9月，朱铭仙在武汉赶完“中制”厂大型纪录片《抗战特辑》之4后，搭江轮赶往重庆。那时长江上游还不能夜航，白天冒着敌机的轰炸溯江而上，走走停停，历时半月有余，到重庆已近9月底了。中制厂位于纯阳洞山坡上的一座庙里，从山脚上去有260多级台阶，庙里破破烂烂，庙外一片荒芜，遍地野坟，吃水要从几里外的长江边挑上来，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先来的女演员有舒绣文、黎莉莉、陈波儿、朱嘉蒂、俞佩珊，男同志有史东山、王为一、应云卫、王瑞麟、何非光、袁丛美、王斑、凌颂强（凌子枫）等，他们白天紧张地拍戏，晚上无可奈何地睡在大殿里喂蚊子。他们从上海到这里一年多，历经战火，衣冠不整，更谈不上买蚊帐了。朱铭仙来后也睡在大庙潮湿的地上，参加到喂蚊子的行列之中。
这时，属于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怒潮剧社正在排演一出大型话舞剧，是综合了朗诵、舞蹈、歌唱、短剧等各种艺术形式的大活报，名叫《为自由和平而战》。此剧加以暗转、背景叠印等电影手法，不闭幕，演一个半小时，由王为一编导。这是厂长郑用之指定要的剧目，作为中国电影制片厂在重庆的第一炮。这时，正逢重庆新闻界要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募捐五万件寒衣，慰问前线抗日战士的活动，5万件寒衣需要5万元法币，相当于1000两黄金，这可不是小数。于是他们联合中国电影制片厂怒潮剧社一起举办这次募捐活动。
朱铭仙到重庆，是演员中到重庆最迟的，这时离10月4日公演只有10天了，所有角色都已排定。舒绣文演打花鼓卖唱的，贯穿台上台下和各场之间，黎莉莉演跳舞的，朱嘉蒂饰擎红灯的自由女神，俞佩珊饰拿橄榄枝的自由女神。朱铭仙从不争角色，主动要求当群众演员，并且一人身兼好几个群众角色，化装来不及，就改穿不同服装以区别，台前台后忙得不亦乐乎。
这个戏还有一件在中国舞台上从来没有过的事，剧中穷凶极恶的日本人由军委会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的日本俘虏担任。这些人受感化教育后，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头子是战争的罪魁祸首，中日两国人民都深受其害，他们怀着深深的谢罪之情，表演得十分投入，深受观众好评。
《为自由和平而战》在重庆设备最好的国泰大戏院演出，从10月4日至7日四天演出七场，圆满完成募集5万件寒衣的任务。
演完《为自由和平而战》后，朱铭仙接着参加了重庆文化界人士为《救亡日报》募捐基金的演出。《救亡日报》是1937年抗战爆发后，国共合作办的一张宣传抗日救亡的报纸，由郭沫若当社长，夏衍任总编辑。后来国民党甩手不管了，1939年，此报移至桂林出版，大后方进步文化界人士为募集基金，以留渝剧人名义在国泰大戏院演出夏衍新作《一年间》，这是文化界、戏剧界用自己力量对抗战文化的支持。为演好此剧，由郭沫若、夏衍、田汉、洪深等23人组成了演出委员会，沈西苓、应云卫等六人组成导演团。中国电影制片厂的舒绣文、陈天国、王为一、朱铭仙等，中央电影摄影场的赵丹、白杨、叶露茜等都参加演出。朱铭仙担任褚妈一角。重庆文化界名人阳翰笙、凌鹤，郑用之、袁丛美、顾而已、章泯等，都想为这次演出尽一份力量，他们在演出中当婚礼上的贺客。这么多的名人当群众演员，也是我国话剧史上绝无仅有的。
《一年间》的排演场设在重庆南岸玄坛庙中央电影摄影场内，“中制”的演员从市中区纯阳洞到玄坛庙排戏，既要过江又要爬坡上坎，路上要花两三个小时。那时既无劳务费，又无误餐费，过江轮渡、乘车也要自己掏腰包，吃饭仅一碗“小面”，但演出者毫无怨言。这就是可贵的“抗战精神”。
抗战时期在重庆，虽然物质生活极为艰苦，作为一位演员，朱铭仙并没有停止基本功的锻炼。话剧演员首先要把说台词的工夫练好，不仅仅是说好普通话。朱铭仙最重视语言的练习，对读台词的方法、语言的准确性、呼吸和发声，她都注意钻研，每天练习，不仅把字音念准确说清楚，并且要求能把声音送到20米以外，让人听得清楚。当时有许多演员台词说不好，不是上海音，就是四川调，有些肯于学习的演员就找朱铭仙传授。
象后来成为著名演员的李恩琪曾虚心向朱铭仙讨教，得益不少，以致至今难忘。1941年1月，朱铭仙参加中央实验剧团演出于伶的《女子公寓》，和张瑞芳、赵慧深、冼群等名家同台演出。朱铭仙饰演公寓老板赵松韵，这是一个“女强人”角色，有几大段台词和非常激情的戏。从形体动作到感情抒发，朱铭仙都下了工夫，尤其是那一大段一大段饱含激情的台词，她能一气呵成。每演到这里，不仅得到观众的赞赏，连国泰大戏院后台的演职员也都安静下来，大家屏声静气地听朱铭仙读词，惊叹她的台词字字清楚又传送到位。朱铭仙自己也为此感动，更加用功，这为她50年代到戏剧学院教台词打下了基础。
抗战期间重庆戏剧界名家云集，像朱铭仙这样资深而又有一定知名度的演员也不一定每出戏里都能演到重要角色。朱铭仙艺德好，她每演一个角色都全力以赴，从不对扮演的角色挑肥拣瘦。她可以在抗战史剧《秦良玉》中扮演主角秦良玉，也可以在老舍的《残雾》中扮演性格内向、沉默寡言、每次出场总是坐在不被人注意的地方打毛线的太太，这种角色是绝对是卖力不讨好的。1940年朱铭仙在“中制”时，有感于富豪子弟逃避兵役，国民党乱抓壮丁填补“抗日战士”名额的事实，和罗军、王斑、洪虹、王珏等自发地编演街头剧，星期天上街义务演出，她的爱国热情由此可见一斑。1943年11月，朱铭仙还参加了内迁重庆的东吴大学、沪江大学法商学院联合在银社公演四幕话剧《还乡记》的演出。虽是业余演出，她也热忱参与，倾力相助，为抗日，为培植话剧新生力量作贡献。她还参加过电影《东亚之光》的拍摄，为慰问抗战军民，参加电影放映，做电影同期解说。朱铭仙还长时期担任重庆国际广播电台的华语播音员，她所主持的《空中之音》（抗战时期我国唯一对外的空中宣传通道）向全世界播放中国的抗战新闻。抗战八年，朱铭仙吃大苦耐大劳，她满怀激情地从事宣传工作激励千万民众，确实无愧于“抗战剧人”的称号。
抗战胜利后，朱铭仙回到上海继续从事戏剧、电影和广播事业。尤其是她主持的“白荷信箱”，把白荷这个名字送到千家万户，在上海，从小朋友到六七十岁的老人，几乎无人不晓。
创立我国话剧台词教学科学体系
提起话剧台词教学，全国各话剧院团、电视台、广播电台，无不知道朱铭仙。不仅在国内，与她共事过的前苏联戏剧专家，以及她晚年任教过的法国蒙彼利埃大学的师生，都对她赞叹不已。
远在1934年，朱铭仙就担任过上海国际广播电台国语正音教师，以后在武汉中国电影制片厂，她又主动为来自各地的演员办过国语训练班，著名演员吴茵、王斑、李思琪等都得到过她的教益。
新中国成立前夕，上海戏剧实验学校（上海戏剧学院前身）校长、老戏剧家熊佛西广揽人才，恳邀名扬上海广播界的朱铭仙来校兼任“国语正音”教师。这时的朱铭仙很忙，她既要演话剧、电影，又要播音，还经常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主持宣传、慰问、募捐等直播事宜。但是，以戏剧事业为生命的朱铭仙，深知台词基本功对于演员的重要性，便欣然接受了邀请，并于1951年9月正式担任上海戏剧学院台词教研组组长（后为教研室主任），致力于台词教学，悉心钻研、建立话剧台词教学的科学体系。这时，许多人都说朱铭仙傻，她在广播界声望高，收入优厚，却甘心当老师，给别人当铺路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