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民族不同的生存环境必然会带来各自不同的生产形式和与之相应的经济模型。在此基础上，又会产生出各自民族最初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所有这些既构成了特定的文化形态，又是两种文化传统风格各异的深层结构以及民族精神形成的重要基础。因此，我们还需要对中西先民的经济生活形态作进一步的追寻。
一、华夏土地上的农耕文明
如果说农业的产生是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化的起步，那么古老的华夏文化至少在距今7000年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便已开始了自己农耕生活。从考古表明，那时以黄土高原为中心的黄河中游地区已经广泛种植耐旱的粟谷和蔬菜，并且形成了稳定的农业定居点。与此同期，在中国南方则已开始了水稻的栽培。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工具的改良，到距今5000年左右开始的龙山文化时期，农业和畜牧业已成为华夏居民的主要谋生手段。
从目前所取得的考古成果，我们还难以找到考察夏代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组织形式的完整材料。然而，从那一时期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中大量的关于农业起源的描述中，我们已不难看出从那时起农业便成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主要经济形式。在中国远古传说中得到人们景仰的神灵与祖先，既非宙斯式的神力化身，亦不是阿伽门农、赫拉克利特式的南征北战的勇士，而是制农具教民农作并和药济人的神农，治水的女娲和大禹，构木为巢的有巢氏，播百谷的后稷，始作牛耕的叔均，养蚕抽丝的嫘祖，创制牛车的王亥等等。因此，从民间到宫廷，社稷（土谷之神）崇拜与祭祀蔚然成风，周代即有右社稷左宗宙的祭祀。以后社稷被视为立邦之本，成为国家的象征与代称。足见在华夏先民的心目中，农业乃是关系到国之存亡的命脉。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在中原大地上农耕文明蓬勃发展的同时，在中国西部和北部的广阔草原上，长期以来还生活着一些几乎与华夏诸族同样历史悠久的民族部落。然而由于西北部高原戈壁与盆地大漠的特殊地理条件与气候状况，使这些地区始终很难发展出与中部和东南部同一类型的农耕文化，而逐渐形成了以塞外为基地的自成一体的游牧文化。但游牧民族却有着骁勇尚武、长于征战掠夺的特点，因而与以诸夏——汉族为代表的农耕文化形成了长期冲突对抗的局面，甚至多次入主中原。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从未改变过华夏文明的基本面貌，相反，一旦进入农耕区，他们便很快被相对先进的农耕文明所同化。因此，我们认为，游牧文化的存在只是中华文化的一个侧面，并不能改变以农耕为基础的中华文化的主导特色和基本性质。
当然，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便是工商业文化作为农耕经济的补充在古代中国也曾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我们在仰韶文化遗址中看到大量的彩陶器皿。龙山文化中的黑陶达到了很高的工艺水平，并且已采用陶轮进行批量制作。到公元前两千余年的齐家文化时期，以红铜制品的出现为标志的金属冶炼加工业开始兴起。商代的青铜器冶铸更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和相当高的水平，无论是殷墟出土的钟鼎等器皿还是四川三星堆出土的各种面具，其技艺之高超，无不令人叹为观止。到周代冶铁业也蓬勃地开展起来，战国末期便创造了可锻铸铁和炼钢的技术，其生产规模和水平都大大超过了当时的欧洲。在纺织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商代已出现了麻布及丝织品，包括毛织的绢，提花的菱纹绮和刺绣，表现出高度发达的纺织技艺。此外，木器、漆器制作及制盐业等也都十分繁荣。各地还形成了一些工商业十分繁荣的通都大邑。自汉代起，中国便开始了与域外的互市贸易，并开辟了经中亚通往西方的著名的丝绸之路；同时也开始探索海上商路，到唐代便形成了海上丝绸之路，隋唐还设置了互市监，专事对外贸易的管理。
然而由于大陆民族的生存对农业的依赖，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仍有明显的重农轻商的倾向，认为“力田为生之本也”，“工商众则国贫”，而且“民农则朴，朴则易用”，而“商贾技巧之人”好智多诈，难以禄使，故提倡“为国者，市利尽归于农”。君子皆讳立财利，周制还规定国君、夫人、世子、公卿、命妇皆不得往市场游观，违者有相应的责罚。总的来说，历朝统治者大都推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杀正商贾之利，而益农夫之事。”即使开展对外商贸，其目的也不是谋取经济利益，而是多出自政治需要，诸如张骞、班超、郑和等人的出使，或为联络友邦，抵御匈奴，或为广布圣恩，怀柔远人，播扬天朝上国声威，均非以开辟商路、发展经济交往为基本目标。这样的政策显然抑制了大规模的私营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致使中国的经济长期停留在以农业和依附于农业的家庭手工业结合为一的男耕女织模式。城市的商业交换也以农副产品所占比重最大，其次是布、盐等生活必需品。私营手工业的生产规模和参与交换的产品极为有限，规模较大的官营工业则主要为皇室贵胄服务，不直接向市场提供商品。因此，难以形成在经济上独立于乡村的工商业中心城市，从而无以打破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主导的生产方式，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模式也基本上是内向型的。
二、古代希腊罗马的工商业文明
西方文化也是以新石器时期的畜牧、农耕和定居为发端的。现有的考古发掘资料向我们证实，大约纪元前6500年，在希腊半岛的帖撒利亚平原和爱琴海上的克里特岛开始出现了谷物栽培、动物驯养和定居点。1000年之后农业传到多瑙河流域和匈牙利。到公元前5000年左右沿地中海传到法国，然后传到低地国家和莱茵河的河谷地带。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由渡海的农民把耕作技术带到了不列颠群岛。
早在公元前3000年，欧洲文明的发祥地克里特岛和基克拉迪群岛的居民就完成了从新石器时代到金属时代的过渡。然而，地域有限而多山的地理条件，使克里特岛及希腊半岛的农业难以满足不断繁衍的人口的生存需求，于是人们不得不转向山林和大海寻找生活资源，发展畜牧业、渔业以及向海外的迁移与征服都成为谋求生存的重要途径。不过，对迈锡尼人最具吸引力的选择还是利用本地的物产资源制造各种外销产品，通过海上商路，运往地中海沿岸其他经济发达地区，换回本地人生存所需的粮食与其他商品。从新石器时代起，爱琴海诸岛的居民就与地中海沿岸的埃及、安纳托利亚等地区建立了海上联系。随着青铜时代手工业的发展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他们与周围文明世界的经济往来日益密切，并在埃及沿岸、小亚细亚、腓尼基及塞浦路斯建立了商业基地。
经济的向外开拓必然带来文化的开放，因此，我们从迈锡尼出土的文物中能够看到明显的外来文化的影响，他们所使用的线形、象形文字与字母文字中，能找到埃及文字与腓尼基字母的痕迹。到马其顿王国称霸地中海世界的希腊化时期，希腊人的统治扩展到西亚、中亚和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东北部的广大地区。随之而来的是希腊对东非、阿拉伯、中亚和印度的商业贸易的大发展，并开始与更遥远的中国有了商业交往。这时，工业和商业的主要控制权都集中到国家手中，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兴旺繁荣，大都会式的城市成倍增长。其中最著名的是建立在尼罗河口的港口城市亚历山大里亚，它拥有近百万人口，完善的城市设施和发达的工商业，成为地中海地区与东方各国进行贸易和学术文化交流的中心，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壮观最富有文化气息的城市。
毫无疑问，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正是得利于与文艺复兴相伴随的欧洲工商业和航海业的复兴。从14世纪意大利商业革命的兴起到15世纪由葡萄牙和西班牙人为先驱的海外探险，把西方人的商业贸易与海外殖民活动扩展为世界性的事业，随之而来的是新型工商业组织的建立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从而为18世纪的工业化进程创造了条件。这些都可以说是西方世界的海洋地理环境和古代希腊罗马的工商业文明所孕育的果实。
课后思考：
1.中西地理位置和地理风貌的差别，分别是如何影响各个国家的人文性格的？你能举出具体的例子吗？
2.你是否读过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些篇章？
3.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没有类似于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如果有，为什么没有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