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绰洛特的地方，只出了一个县团级干部。”这是我父亲的独语，指自己。绰洛特是他的出生地。“出了两个专家。”
“专家是谁？”我外甥阿斯汗问。
我父亲很高兴这样的提问。因为他频繁独语，我们早已掌握内容，从不问。但不问就像说相声没人捧眼一样，进行不下去。
“啊，”我父亲伸出手指点划，表示重要，“专家就是甘珠和温都苏。”
“您不是专家吗？”我女儿说。
“嗨！”我父亲不以为然，“我算什么专家？跟那帮土豹子比，有一点文化。跟专家比，差太远了。”
我母亲插话：“这么说还差不多。”
“什么差不多？”我父亲流利地把自己的业绩说了一遍，最后质问，“这还不算专家吗？”
我母亲已进入厨房，这一通有理有据的独白，只让阿斯汗和鲍尔金娜开心。他们发现，奶奶的话像一根明快的导火索，每次都引发一串连环爆炸。
甘珠是我的哥哥，央视最早的记者。温都苏是一位草原专家，和我家也有亲戚关系。
央视当时的呼号叫北京电视台，节目好像并不播出，播出一般人也看不到。在60年代末，普通人家没电视机，收音机也不多。
甘珠奔赴祖国各地拍新闻。一次，他从延边回来路过我家，拿出两个苹果放在桌上——该苹果之硕红使我目瞪口呆。甘珠说，这是亚洲最大的苹果园所产的苹果，送给叔叔。我父母经过谦让推辞，收下了一个。另一个带回北京，给他的孩子。甘珠这次拍的新闻，必是苹果园的红硕景象。
一天晚上，甘珠来到我家，神色不安，慢声说：“叔叔，有一件事我要告诉您。”说着瞥我们一眼。我和姐姐已钻人被窝，正等着听新鲜事儿呢。后来，我姐真睡了，我只是偷偷闭上了眼睛。
他们把窗帘挂上，关紧门。
“叔叔，”甘珠的声音近乎耳语，当然是蒙古语，而我被这种气氛熏陶得心情激荡，太像电影了。“陈毅追悼会，我去拍的片子……”
“哦，哦。”我父母应和。
甘珠仍然慢慢地说：“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后到的，只穿着睡衣。”
甘珠见到了毛主席，太厉害了。
“主席没有理发，也没有刮胡须……”
毛主席有胡须？
“他哭了……”
毛主席哭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毛主席从来都是乐的。怨不得他们拉窗帘。
“哭得很伤心。”
过了一会儿，我母亲小声抽泣。父亲很不满，他认为母亲根本不够级，说：“你这干啥？”
甘珠接着说：“毛主席鞠了三个躬。”
后来，谁也没再说话。陈毅逝世，毛泽东为之大恸，使他们感到陌生而茫然。当时我父亲身上还有一堆“问题”没解决，不知道甘珠之所见，对他们这些微末的人所包含的意义是什么。而甘珠说这些，在当时要冒杀头之罪。他还说毛主席哭得鼻涕那老长，这不是找挨枪毙吗？后来我睡了。再后来，我常想这件事，第一次把普通人的感情和领袖联系在一起。毛主席哭了，说明他也有悲伤。想到这个，我也不禁悲伤。
甘珠是一个孤儿。他血缘上的亲人只有一个姑姑，即我大娘。顺着这个线索，我父亲成了他的叔叔。那时他的工作十分辛苦，一个人背不动当时笨重的摄像设备，要用车拉。在许多地方，人们疑惑他的工作，问：你在拍电影吗？说不是。你在拍照片吗？也不是。既然不拍电影不拍照片，你还能拍什么呢？在60年代末，不大容易说清什么是“电视”，说这个像说假话一样。
在我印象中，甘珠年轻的时候相貌硬朗。他翻译过许多科学书籍。有一次，我到甘珠家里做客，他和妻子请假招待我，菜一道道地炒好端上桌，我不好意思，因为还是个小孩。面对这么多正规的炒菜，像是一个骗子。然而甘珠诚恳地——他永远是诚恳地——向我敬葡萄酒、说话，和我父亲请别的大人到家里吃饭一样。他有两个儿子，均顽皮，走到每个房间都伴有稀里哗啦的响声。那时是冬季，他大儿子为我表演往自己后脊梁的棉袄里塞三个雪球的游戏，令人惊讶。后来，我姐塔娜从北京回来，说甘珠的两个儿子都上班了，高大英俊，说北京话。说到这儿，塔娜大笑。为什么说北京话就可笑呢？因为这两个小鬼幼时只会说蒙古语，改北京话令人耳目一新。
甘珠老了之后，白发苍苍。我见过一张父亲和他与萧乾合影的照片。萧乾浑如弥勒佛，而他和我父亲都像从草原深处走出的牧人，甘珠的笑容诚恳安详。我父亲在北京为翻译的事情奔走时，全由甘珠联络陪侍。听我父亲说，有一次，他走着发现甘珠不见了，回头看，甘珠蹲在地上，面色苍白。我父亲问怎么了，他回答心绞痛犯了，然后吃药。病症缓解后，他们继续赶路。到了晚上，我父亲问甘珠：你犯了病为什么不告诉我呢？甘珠说：怕你着急，我知道一会儿就能好。我父亲又问：要是真有危险呢？甘珠说：那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我听了这件事很意外，甘珠恭谨细心，没想到竟如此达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