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采访人背景：
齐淑菊 工人50岁
我是在与北京电视台合作拍一部关于下岗女工的专题片时认识齐淑菊的，那时，下岗再就业的她是北京某医院的护理员，每天在高危重病房里工作12个小时，月薪800元，可她是那么地满足。
在摄像机前，我与她谈了两个多小时，作为区里推荐的再就业典型，对自己的经历她已有一种轻车熟路的稔熟，报纸、电台、电视台的采访已让她干练起来，对她这种走套路的侃侃而谈，我和节目的编导都有些失望，本来，她的经历是会让人流下眼泪的，可由于说的次数太多，她已经有些不再会动情了，期望她会打动更多观众的我们只得结束采访，但是，我对齐淑菊说的一个细节却久久难忘。
她谈到自己的生活时说，去年，她19岁的儿子考进大学，她绷了快20年的神经才算松下来，她才开始考虑自己该怎么好好地安排生活了，这一切都因为她是个离婚又再婚的女人。
我至今记得她当时说这话的表情，那是一种悲喜交集却又无法倾吐的苦涩，就为了她那天采访时唯一流露的一种很人情味的东西，我跟她成了朋友，以后，我们经常在电话里聊天。有一次，为了一个熟人看病的事儿，我还到那家医院找她帮忙，而真的坐下来谈她自己的家庭故事的时候，我认识她已经快两年了。
她的家在前门附近的那一片平房里，那是真正的大杂院，而她跟丈夫住的是一间正房，外面的房檐下接出来有一米多宽的棚屋是她儿子从10岁起就住的“房间”，就是这样的房子也是她再婚以后才享受到的。齐淑菊跟我聊这事的时候，她丈夫到前妻家去了，那边的女儿过生日，16岁了，齐淑菊的丈夫说，要跟女儿好好庆贺一下，这月的工资就不往回拿了。
“我现在儿子不在身边，也花不了多少钱，他的工资我也不指望，不拿就不拿吧，反正，我这点儿钱省着点儿用，也能将就着过。”
齐淑菊谈起这些事，有一种无奈的宽容。
我们家姐妹三人，就我最小，可数我结婚晚。我原先在北京仪表厂工作，各方面都特别要强，还是车间里的团委书记，人家都谈朋友，我就坚持不谈，可后来车间里让我帮助后进青年，我就跟一个挺吊儿郎当的青工结成了对子，他比我小3岁，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就是爱旷工溜号，上班不好好干活儿，整天喝酒闹事。我同他结成了互帮对子后，他收敛了不少，但是却追开了我。当时我们家知道后都坚持反对我找这么一个二流子一样的男人，可我那时也不知怎么了，就觉得像他这样的男孩子一定要我这样的女孩来拉住，才不至于滑下深渊。我18岁就入了党，而他18岁却蹲了一次拘留所，我们之间政治地位相差悬殊，但我却认为这正是我会让他走上正道的优势。我一心想用我的感情来感化他，使他感觉自己并没有被社会抛弃，从而洗心革面做个好人。
抱着这样一种很纯洁的想法，我开始与他恋爱，并经常到他家帮他父母做些家务，本来，对他已失去了信心的他的父母，因为我这样一个积极要求上进，在单位年年是标兵的女孩都肯登他们家的门，也高兴得逢人就说，“他们的儿子有救了。”
1979年10月，我被评为局里的青年标兵，有了一次到北戴河疗养的机会，我和他就在那时结了婚，我们在北戴河度过了两星期的时间，局里领导知道了我的选择，还特别给我批了10天的婚假，让我们到上海去旅游，可当时的我想到厂里的工作正是忙的时候，便和他商量好在北戴河一结束疗养便回厂上班，这在当时便传为佳话。因为我是29岁才结婚，等有了儿子我已经是30岁的人了。
结婚以后，我和他父母住在一个大杂院里，刚开始他对我终于决定嫁给他还有些感激，对我也不错，可时间一长，我在单位红红火火，特别是休完产假我提前上班后，又被提拔为车间副主任，而他仍然是车间里的工人，每天我在大会小会上讲话，他就穿一身工作服缩着脖子在下面听，有时候，旁边的工人还起哄，逼着问他，我在家是不是也是这样领导他的？
都说男人的虚荣心比女人还强，他更是一个要面子却不太懂道理的男人。在厂里他对我的工作没办法开口。回到家里，他就处处找茬与我比高低，每次为了不让他父母为难我都是对他让步，可这样反而让他在家里养成了惟我独尊的习惯，对我，他从开始骂到动手打，继而发展到在车间里守着那么多工人把我们夫妻间的私事都当笑料乱往外说，搞得我的处境非常尴尬不说，还没法正常进行工作。
回到家里我劝他收敛一下，别再这么任性妄为，这样对我们这个家来说没什么好处。可他却振振有词地说，他就是要挖我的墙角，让我这个厂里的大红人也尝尝被人抹黑的滋味。我说我们是夫妻呵，在厂里你不能帮我，但也不该给我出难题，让我为难呵。我的话他根本听不进去，一再地让我去找厂领导辞去车间主任的工作，否则，他就不会让我好过了。
当时，我们结婚才两年多，我对他这样做还抱有一丝幻想，我总是认为他是因为出于自尊才这样难为我，毕竟，中国的男人都是这样，不愿意老婆比自己强。再者说，我是因为真爱他，才会嫁给他，所以，对他所做的一切我虽然很无法接受，但为了我们这个家和小小的孩子，我还是忍了。我特意找了厂领导，要求调离那个车间。我在那里工作难开展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厂领导最后斟酌一番，还是把我调了出来，安排在质量科做了副科长。他们也是很喜欢我的能力，希望我好好地在厂里发展，那时候，女人在厂里挤进中层干部的并不多，因此，我成了我们家的骄傲，可对他来说这又成了我的罪状。
他先是对我怀疑了一番，让我交代是不是跟某位厂领导有什么“猫腻”，才会爬得这么快。实在没有这方面的证据，他又故态复萌，从请病假到旷工，他的事儿整天可以从厂里的小黑板的通报上看到，弄得我下班的时候，走到厂门口就赶快低头过去，生怕一抬头又看到他被通报的名字，因为，两个人在一个单位工作，他又如此地不争气，我苦恼极了。
这时，我大姐给我出了个主意，要我想办法调出那个单位。可我妈不同意，她说：“你从17岁进厂，人家厂里就培养你，你说走就走，你不觉得很对不起厂里吗？再者说了，你想跟他调开，不一定非要你走才成，有机会让他调出来换个环境，他不是成天说自己有本事吗？那就让他出来试试，没准儿对他来说也是好事呢。”
就这样我妈为他的事儿，特意找了在长城饭店财务部负责的我的大姐夫，请他帮忙给我丈夫在他们单位安排个差使。1983年，我丈夫正式调到了长城饭店保安部在那里做点儿杂事儿。
他离开我们单位后，我的处境立刻好多了，由于车间一线工作比较艰苦，我主动又要求回到车间，虽然这次我当了主任，是车间的一把手，可我照样同工人们在一起，把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多次受到局里的嘉奖。
他到了长城饭店也安稳了一段时间，可由于没有学历和专长，他在那里不能独挡一面，除了薪水比原来高了很多，他还是找不到具体的事情做。我大姐夫碍于我母亲情面帮他安排这样的单位已经是尽了力，我们也不好再让他过多地出面，因而，一切只能靠他自己去努力。80年代，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时候，各行各业都在改革，只要肯上进，机会还是很多的。他这人本身就比较聪明，人也很灵活，瞅了一个机会他进了饭店的公关部，这比他原来的位置要好很多，而且，能够接触到很多人，这时，他才有些满意起来。回到家里来，对我说话的口气也好多了，工资虽说不是全都交给我，但他每月发多少薪水他都告诉我，我和儿子的生活费他也都全部负担，我为他终于成熟起来，像个成了家的男人的样子感到高兴，也觉得自己没有看错人。
在长城饭店干到第四年，他就又有些不对劲儿了。先是经常很晚才回家，回来也是蒙头就睡，对我和孩子不管不问，工资也很少往家里交了。
那时，我在单位里的收入也不少，我这人对生活也没有过高要求，因此，每个月的工资光安排我们娘俩的吃穿还是够用的，对他我压根儿就没敢指望什么。可过了有大半年，有一个陌生的男人给我打电话约我出来谈我丈夫的事儿，我觉得很奇怪，以为他在外面欠人家钱了，我把家里所有的现金，大概有500多元钱吧都带在身上，就去见那个男人了。
结果一见面，那个男人就问我：“你丈夫最近常回家吗？”
我突然想起丈夫已经有两个多星期不见踪影了，这期间他曾来过一个电话，说是到厦门出差，要一个月才能回来，我当时还想办什么公事竟要一个多月的时间，没等我仔细问他就把电话挂断了，我已经对他这种神出鬼没习以为常，因此，并没有多考虑什么，可如今让这个男人问起这个问题，我有些不祥的预感。
就在这时，这个男人忽然把手捂在脸上哽咽起来，我吓坏了，连忙问他：“对不起，发生什么事了，我也是很久没有见到我丈夫了。”
男人强忍住泪水对我说：“你失去了丈夫，可我失去了妻子，他们两个在一起鬼混我们饭店里的人都知道，就是我们两个人还蒙在鼓里，我不知道你丈夫对你怎么样，可是我妻子一直对我很好，我也很爱她，所以，要不是我出差回来碰上他们两个人正在我的床上，我说什么也不敢相信她会做出这种事。现在，她又跟你丈夫走了，我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我东奔西跑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打听到他们的下落，我想也许你会帮帮我，因为，我实在不舍得让妻子离开我。”
也许事情来得太突然，我一时还很难明白发生了什么，可从这个男人的叙述中我已经感觉到了伤害，是我丈夫背叛了我，又拐走了他的妻子，而且，这件事只有我们两个人是最后才知道的。
这次见面的最终结果是我去了长城饭店的负责人那里找丈夫，可是他们告诉我，我丈夫跟公关部的那个女职员早在几个星期前就双双出差未归，而那个女职员的丈夫，就是找我的那个男人也是长城饭店驻深圳办事处的职员，他们两口子一直在一个单位，一年前那个男人才调到深圳办事处驻守，可就仅仅一年的时间，那个女人便跟我丈夫难舍难分，最终两个人不知去向，这在长城饭店已是路人皆知的事情，可是，我却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丈夫同那个女人一同消失，直到半年以后他才回了次家，找我谈离婚的条件。他不在的这半年里，我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公婆和孩子。人已经累得只剩下挣扎的份儿，可他一回来就跟我谈离婚的事儿，我说什么也不答应。他见达不到目的，竟动手打了我，然后收拾了他的衣物又一次离开了家，对孩子他连问一声也没有，他的父母在我面前不断地诅咒他，可我还是从心里不愿意这个家庭破裂。我指望他只是一时的糊涂，明白过来他会回来的，就这样他一走又是两年多不见踪影，我也不知道他在外面靠什么生活。1995年，因为企业的效益不好，我们厂开始有人陆续下岗，而我这个所谓的中层干部也没能幸免，45岁的我带着满心的疲惫与委屈走出了待了二十多年的工厂大门。突然失去了保障感使我变得脆弱无比，我在家里哭了整整一个星期，出门就怕邻居们问我：“怎么没有上班呵？”
就在这个时候，我丈夫出现了，日子看来过得并不好的他，一开口就问我要5万元钱，说是在外面学开车撞死了人，人家要五万元赔偿费，否则就要送他进监狱。这几年来，我的那点儿工资又要养老的又要供小的，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积蓄，更何况我又下了岗，这将来的着落还不知道会在哪里，可看他失魂落魄的样子也实在是可怜，我把身边唯一的5000元存折给了他，希望他再找一些朋友凑凑，把这事处理利落了就回家来，可他接过钱却说：“我这钱也不是白要你的，咱俩离婚的协议书上，我会把儿子的抚养权让给你，这笔钱就算是我的损失费吧。”
丈夫的话让我从头凉到了脚底，我们这个家终究是维持不下去了，正处在艰难中的我有些难以承受了。从单位培养的干部到下岗工人，从为了这份感情到被丈夫欺骗，我觉得作为一个女人我活着的意义一点儿都没有了。走投无路中我想到了死，我想要用放弃生命来获得心理上的平衡和宁静。有了这个念头，我就偷偷做起了准备，先是给儿子写了一份遗书，让他好好照顾自己，又把儿子平时穿的衣物整理了一遍，并给他添置了一些新的，面对儿子无邪的笑容，我有着无限的委屈却无处倾诉，我只有选择告别这个世界。本来，我准备了一根绳子，想要在家里悬梁自尽。可后来我又怕吓着孩子，也让邻居们讨厌，我就想到了到北戴河去跳海。
那正好是冬天，我在寒风刺骨的早晨坐火车赶往北戴河。在北戴河几乎没有什么人的沙滩上我一直呆呆地坐到下午4点多钟，我想我不能再犹豫了，我一步一步往海里走去，海水涌上来很快淹到我的胸口，我闭上眼睛准备让海水淹没我的头，那样我就一了百了地解脱了。
可就在这时，我仿佛突然听到儿子哭喊着叫“妈妈”的声音，我打了个冷战回头往岸上看去，灰蒙蒙的岸边仍是空无一人，只有我扔在岸上的包还留在原来的地方，我仍旧闭上眼睛往前走，两条腿却像灌上了铅一样的沉重，我想起了失去父亲又再失去母亲的儿子，将来孤独无依的他又有谁会来照顾。想到孩子我突然发现自己太自私了，只顾自己解脱，却要把这无尽的痛苦留给孩子和那么多疼我爱我的亲人们。一刹那间，儿子的哭喊声又出现在我耳边，像一只无声的手臂死死地拽住了我，浑身已经湿透的我失魂落魄地回到岸上，跪在冰冷的沙滩上我放声痛哭，面对着一点一点沉下去的夕阳，我的泪流干了，心里却敞亮起来。我想我就是太软弱了，才一直让别人主宰着命运。既然丈夫能抛弃这个家，我为什么不能放弃他，让他也尝尝被人抛弃的滋味。人最怕的是伤心，可我的心已在他的伤害下碎成了千片万片，为什么我还要如此固执地维系这个名存实亡的婚姻？
从北戴河回到家里不久，我在母亲的支持下到法院提出了离婚讼求，法院在报纸上发出了公告，要我丈夫到庭审理此案，可他像沉进了大海里，一点儿音信都没有，6个月以后，法院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开庭，我的离婚讼求得到了支持，我终于拿到了离婚判决书。可是，就在我们的离婚通告在报纸上登了的第二天，他突然进了家门，而且，他的父母一点儿也没有意外的表情，好像早已经知道他会回来，这让我对公婆产生了怀疑，他们一直说不知道儿子的下落，一直向我表白是他们儿子不好，我也一直在他们身边悉心照料他们，可这婚一离，他们的儿子马上进了家门，催我赶快搬回娘家去给他腾房子，这不能不让我联想，也许公婆从头到尾都知道我丈夫住在哪里，跟谁在一起，只是，他们不肯告诉我罢了。想到这里，我对这个家已经没有一点儿留恋，我拿着一些换洗衣服带着儿子回到了娘家。
尽管我母亲那里也只有一间12平米的房子，可她还是给我和儿子找了一个角落，我父亲因为中风长年瘫痪在床上，我们在屋子中间拉了一个帘，便形成了两个房间。日子虽然艰难，可我却毕竟摆脱了沉重的感情压力。我到了职业介绍所，工作没有找到合适的，却在那里遇上了我现在的丈夫。他也是下岗职工，再就业后就在这职介所担任咨询员。我因为年龄偏大，又满脸憔悴，一直没有什么合适的单位肯要我，我去了几次仍没有结果，心里就有些凄凉，可他知道了我的经历后，一次次地安慰我，让我振作起来，并且到处为我想办法，终于有一家搞批发食品的采购站雇用了我，在拿到第一个月600元的工资后，我请他吃了一次饭，可是，结账的时候，他却拦住了我：“你把这个钱留着给自己买件好看的毛衣穿，有了饭吃还要把自己打扮得年轻些，这样你干起工作来才会更有自信。”
已经十多年没有听过如此体贴的话的我，在听他这样说以后，眼泪便像那突然打开的泉眼一个劲儿地流个不停。这时候，我也知道了他的情况。他和我同岁，只是孩子比我儿子小，离婚时判给了女方。谈到离婚的创痛，我们俩似乎有些同病相怜，经历上的相似使我们迅速走近了。离婚后一直对自己缺乏依靠感到惶惶不安的我，那时候对婚姻已经不再奢望什么，只是希望借再嫁一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屋顶，也给儿子营造一个比较健全的环境。在我母亲家，虽然老人对我们母子很好，可毕竟都已是风烛残年的他们，很难长期负担我和儿子的生活。就这样，同他认识了不到一年，再婚心切的我便带着儿子走进了他的家门。已是人到中年的我们，在历经了下岗和不幸婚姻的磨难后，都有一种渴望宁静的心态，因而，我们之间虽谈不上卿卿我我，倒也是相敬如宾。他为人憨厚、温和，是个比较朴实的人。可不知为什么，我儿子就是不喜欢他，跟我到他家后，我们在屋檐下给儿子接出一个小房间，儿子除了出来吃饭，从来不肯到我们住的大房间去，也不肯抬起头来看他一眼，更别提叫他一声了。为此，他有时也挺生气，毕竟，我们是住在大杂院里，与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儿子对他这种视而不见的态度让他感到很没面子，为此，背后不知跟我发了多少牢骚。可是，面对儿子的固执，我也没办法，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说服儿子接受他，毕竟儿子也已是十六七岁的大孩子了，他有自己的想法和处世态度，我不可能勉强他做任何他不想做的事情。
好在他也真的是比较宽容的男人，再加上我儿子学习一直比较好，他经常在院子里同邻居聊我儿子的成绩，满脸的骄傲与满足，可就为这我儿子却同他吵了一架，嫌继父跟邻居们提起他的事来，这一次真的让他伤了心，跑到他前妻那里陪他女儿待了整整两天才回来。从这以后他同我儿子便形同陌路的人。都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又都是我身边最亲近的人，搞成了这样，让我夹在中间别提有多为难。守着他我不能提儿子的事情，一提他就皱眉头嫌我啰嗦，在儿子面前我不能流露对他的感情，有时候话说得亲热一点儿，我儿子就扔下筷子不吃饭了，问他为什么？他也不说话，只一个劲儿地嚷嚷他要回姥姥家住，他不愿意看见我跟他继父在一起。这时候，我就只有流泪的份儿，尤其是在我再次失去了工作后，我们母子的生活全靠他每月800多元钱的工资，儿子正读中学，也是花钱的时候，他没有怨言，我却心里难受得不知该说什么好。为了维系这个来之不易的家，我的心都快要操碎了，有时候为了让儿子对他好一点儿，我就把我们的经济状况讲给儿子听，可有一天，我正读高二的儿子忽然就对我说：“妈妈，我已经找到工作了，我们离开他吧，我可以养活你。”
儿子的话让我吃了一惊，再仔细地问他，原来这孩子瞒着我离开了学校，自己在一家书店找了份工作，他对学校的老师说，妈妈病了，他需要在家照顾一段时间。这真相让我真的病了，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儿子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拿这样的主意，还有一年就要高考了，他这样放弃学业等于把我的希望全部断送，当初我还不是为了他有一个完整的家才又走进婚姻，如果因为我的再婚而让儿子从此毁掉前程的话，那我宁愿一个人就那么过下去。整整一个星期我没有起床，儿子吓坏了，他趴在我的床边不停地流泪：“妈妈，我就是不愿意看着你为难才想到要退学去赚钱的。我看得出你也并不喜欢继父，可为了我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你一直在委屈着自己，现在我长大了，我不想让你再这么委屈下去，我只想向你证明，我也能够养活你，妈妈，你原谅我吧。”
儿子的话说得并不完全对，我同他继父的感情虽说谈不上有多深厚，可我们只是一个可以互相依靠的伴儿，像我们这样再次走到一起的家庭，就是靠互相宽容与让步维系在一起的，而作为女人委屈当然要比男人多一些，对此我已经习惯，可这在我儿子看来已经成了他很难以忍受的东西，所以，他一直以为只要他有自立的能力了，便会把我救出“火炕”，其实，我知道儿子这过于幼稚的想法是因为他还是个孩子，可作为母亲我又何尝不为我们母子的这种飘零感到悲伤，生活没有给孩子选择的权利，对于这一切变故他只有去承受，去吞咽，哪怕这种压力已超越了他心灵的极限。
在老师和我的催促下，儿子终于又重返学校，199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终于圆了我让儿子有个好的归宿的梦。儿子住校以后，我们家里的气氛开始改变起来，平时因为我儿子老是阴着脸，一直没法舒展自己的他也变得轻松起来，对我也有了一些夫妻的情意。这么多年来在他与儿子之间难以取舍的我，也开始回过头来认真地考虑我们的再婚。思来想去我还是觉得应该珍惜这个家，珍惜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我的帮助，孩子的情感因为血缘的关系我无法勉强，可是我既然已经选择了他，便应该接受原来婚姻失败的教训。在婚姻中，我们都是弱者，都是需要彼此同情彼此体谅的角色，爱有时候就是一种原谅，无论对方做了什么，只要感情还在，就没有必要非要争个谁高谁低，有了这样的境界，婚姻有时候便成了一种支撑，一种谁也不能少的支撑。
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和他都已经是50岁的人了。我来做这个护理的工作，在他是不同意的，因为一天12个小时实在是太苦，他很心疼我这样拼命地工作，可是我却想着我儿子，每个月的收入也大都给了正在读大学的儿子，对此，他不表态，只是跟我说，等他女儿读大学时，他会让女儿独立地去生活，我同意他的观点，可就是没法让自己也这样做，也许这就是母亲与父亲的区别，虽然选择不同，但爱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