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中华民族在祖国的土地上劳动、生息，在同大自然、疾病的斗争中不断繁衍。中国养生学也经历了由萌生、形成、发展到完善的过程，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养生”一词，首见于《吕氏春秋》中，书曰：“知生者也，不以害生，养生之谓也。”在以后的其他有关书籍中，还载有“道生”、“摄生”、“养性”等。
养生学的发展，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先秦时期
在远古时期，人类过着居洞穴，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人们的健康状况差，寿命短。到60多万年前的原始猿人，发现了火，并学会使用火，这样，就为人类摆脱自然威胁和征服自然提供了条件。《古史考》曰：“太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实，穴居野处，山居则食鸟兽，衣其羽皮，饮血菇毛；近水，则食鱼鳖螺蛤，未有火化，腥臊多害肠胃。于是，圣人造作钻燧出火，教民熟食，民之大悦，号曰燧人。”火的发现，可以使人类由生食转到熟食，大大增进了人类的健康。
传说在公元前20世纪左右伯益所著的《山海经》里，记载有许多传染病的名称。如“蛊”、“疫疠”、“痈”、“疽”、“疥”等病名。在公元前12世纪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当时“老”字的象形文字为“”。表现了老年人驼背弯腰，手持扶杖的状态，可见扶杖是当时老年人养生保健的一种措施了。公元前11世纪，在《周礼》中记载有四时流行病，“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疾，冬时有咳上气疾”。《周礼》秋官还记载烟熏驱虫：“赤友氏，掌除墙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貍虫。”《礼记》载有起居养生的内容：“凡内外，鸡初鸣，咸盥漱洒扫室堂及庭”，“五日则湢汤清浴”。可见当时清洁扫除及个人卫生已成为人们的日常习惯。《礼记》还提出“百病怒起”，“忧郁生疾”。指出了精神因素对人体发病的重要作用。《礼记》对传染病有这样的记载：“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则民殃于疫，仲冬之月，地气沮弛……民必疾疫。”说明人们已经认识到一年四季有不同的流行病。
《周易》的内容很多涉及养生和预防的问题。卦象的颐卦指出了养生防病的重要性：“颐贞吉，养正则吉也。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乾卦谓：“天行健，君子以自行不息。”无妄卦谓：“刚自外来而为立于内，动而健，大亨以正，天之命也。”这里说明天地是养生的外环境，而人体素质是养生的根本基础，缺一不可。既济卦载：“君子思患而预防之。”《周易》的预防思想，对中医养生学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在学术上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由于百家学说的兴起，对养生学起到很大的推进作用。
老、庄一派首先提出：“归真返朴”、“清静无为”的养生理论。主张无欲、无知、无为，回复到婴儿状态。《道德经》曰：“专气致柔，能婴儿乎？”“致虚极，守静笃”、“见素抱朴，少思寡欲。”庄子还进一步强调“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是“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老、庄还提出“顺乎自然”的养生理论。《道德经》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认为自然界是人类生命的根本，人类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就一定要顺乎自然的变化规律。庄子在上述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庄子以“庖丁解牛”的寓言，形象地说明了解自然而进一步掌握自然的道理。《庄子》天运篇说：“自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然后调理四时，太和万物，四时迭起，万物循生。”这一论述，也突出了认识自然、把握规律的养生原则。
管子主张存精以养生。认为精是气的物质基础，是生命的源泉。《管子》内业篇曰：“精也者，气之精者也”，“精存自生，其外安荣，内脏以为泉源”。还提出存精的方法为“爱欲静之，遇乱正之，勿引勿摧，福将自归”。
《吕氏春秋》强调“精、气、神”与形体的统一。《吕氏春秋》尽数篇曰：“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也。”吕不韦主张“动”的养生观点。认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还有子华子也主张“动”的养生方法。他认为“营卫之行，无失厥常，六府化谷，津液布扬，故能长久而不敝，流水不腐，以其游故也，户枢不蠹，以其运故也”。
孔子的养生，注重道德修养和心理、起居、饮食等的调摄。孔子首先提出“仁者寿”的观点。《论语》雍也篇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宪问篇曰：“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善养生者，必须既“知”且“仁”，动静相倚，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孔子还主张动静结合的养生方法。《孔子家语》载：“若夫智士仁人将身有节，动静以义，喜怒以时，无害其性，虽得寿焉，不亦宜夫。”在起居养生方面，孔子说要“食不语，寝不言”，“寝不尸，居不客”，“齐必变食，居必迁坐”。这些论述，均在养生上有重要的意义。孟子在养生方面也有不少论述。《孟子》公孙丑上曰：“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志一则动气，气一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说明气是生命的根本，志是精神的根本，气受志的约束，志主宰气的运行，故养生之道，在于“善养浩然之气”。
此外，在诸子的养生论述中，还认识到自然环境与人体的关系。《管子》五行篇曰：“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到荀子，则提出更为积极的主张，即“制天命而用之”。提出改造自然，人定胜天的思想。
先秦诸子的养生思想和实践，发展到《内经》，形成全面、系统的理论，确立了中国养生学的基本观点、理论和方法。《内经》中阐述养生之道是保全质朴无邪的天性。《内经》上古天真论曰：“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所以，能年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而不危也。”强调了养生之道，要把人体内在因素与外界环境联系起来，并提出各种养生之法。《内经》的预防思想还在多处得到体现。《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灵枢》逆顺篇亦云：“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在起居养生方面，提出四季养生法。《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综合《内经》的养生原则，其一，是调摄精神和形体；其二，是适应外界环境，避免外邪侵袭。正像《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说：“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这是比较全面的概括。这种养生观点，已完全不同于老庄“无知、无欲、无为”的消极主张。《内经》提出：“提挈天地，把握阴阳。”这是掌握自然，改造自然的主张。完全摆脱了老庄“顺乎自然”，由自然摆布的消极被动观点。
食养方面，在《史记》补三皇本纪记载：“神农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反映了饮食养生的最早期过程。古人在医药发明之前，就利用饮食的宜忌来避免疾病，保护健康。
到了4 000年左右的夏商时代，已有了营养学方面的记载。在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中，有同现代汉字“酒”字形体相似的“”字。同时，在殷墟中还发现酿酒的场地遗址。证明早在3 000多年前，我国的酿酒业已经开始，这是世界上酿酒最早的国家。
《吕氏春秋》本味篇里记载有伊尹和商汤讲述烹饪的一段话，谈到：“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由自起。”又说：“凡味之本，水最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度。”《吕氏春秋》孝行览中叙述商朝伊尹的食养防疾之论：“时疾时除，击臊除膻，必以其胜，无失其理。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用其利，弃其陈，腠理遂通，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及其天年。”
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在《周礼》载有“中士二人，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馐、百酱、八珍之齐”。说明当时宫廷已经设立食医管理饮食卫生。在《周礼》中还记有“醯人”。“醯”即是当时的醋。同时也有“酱”的记载。可见至少在2 500年前，就知道酿醋和制酱的技术。醋的健胃和收敛作用被应用于食治。在饮食制食方面，墨子说：“饮食之不时，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说明人们已经认识到饮食不节是重要的致病原因之一。
《论语》乡党篇也有关于饮食养生的记载：“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噎而，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沽酒市脯，不食”。这些论述，很多都符合食品卫生的要求。
《内经》对饮食养生有精辟的论述。《灵枢》五味论曰：“五味入于口也，各有所走，各有所病。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癃；咸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辛走气，多食之令人动心；苦走骨，多食之令人变呕；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这里强调了节食的意义。《素问》脏气法时论曰：“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后来唐朝王冰注《内经素问》以粳米、小豆、麦、大豆、黄黍为五谷；以牛、羊、豕、犬、鸡为五畜；以葵、藿、葱、薤、韭为五菜；以桃、李、杏、栗、枣为五果。这几种食品，以养、助、益、充来解饥，这意味着合理的膳食，应包括以上几类，它们各有不同的作用，全面论证了食物的合理搭配问题，这是很符合现代科学道理的。《内经》还对食物的消化吸收等作了阐述。《素问》灵兰秘典论篇说：“脾胃者，仓禀之官，五味出焉；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素问》痹论篇也说：“营者，水谷之精气也，和调于五脏，洒陈于六腑。”这些论述已经准确地了解消化系统各个部位的作用和功能，已经认识到了食物与人体的关系，当人体处于有病的情况时，就能应用食物以达到扶正祛邪的目的。从以上可见，对食养的认识发展到《内经》，已经到达比较系统、全面的阶段。
在运动健身方面，《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昔陶唐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源，民起郁阏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舞以宣导之。”《路史》上也有类似的记载：“阴康氏时，水渎不疏，江不行其原，阴凝而易闷，人既郁于内，腠理滞著而重，得所以利其关节者，乃制之以舞，教人以舞以利导之，是谓大舞。”远在氏族社会时期，当时人们就已经知道用运动形式来治疗和预防疾病，这实际上是我国最早形式的古代导引。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医学的发展，疾病防治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人体要经常活动，否则，会引起体内气血淤滞，容易引起疾病。古代“导引”作为养生健身活动的文字记载，《易经》是一部代表作。在当时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对宇宙万物生生化化的普遍规律进行探索，形成了“气化”理论，“气化论”成为气功的核心理论。
老子、庄子是当时道家的代表人物，“导引”最初见于《庄子》。老子《道德经》云：“淡然无为，神气自满，以此为不死之药”，“虚其心，实其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大意是在练功时要心神虚静，把呼吸调练至“调柔致细，似有似无”的状态。《庄子》刻意云：“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这里论的吐出秽浊之气，吸纳新鲜空气，加强呼吸运动的锻炼；其次是提倡肢体活动的锻炼，即所谓“熊经鸟伸”的导引。战国时期文物《行气玉佩铭》，记载了一整套呼吸练功法，如“行气，深则蓄，蓄则伸，伸则下，下则定，定则固，固则萌，萌则长，长则退，退则天，天几舂在上，地几舂在下。顺则生，逆则死”。另外，成元英的注释说：“吹冷呼而吐故，呴暖吸而纳新，如熊攀树而可以自悬，类鸟飞而伸其脚也。斯皆导引神气，以养形魂，延年之道，驻形之术。”这些都生动形象地描述了气功的养生原理和练功过程。
《黄帝内经》也阐述了气功的原理和功法。把导引、按列为当时广泛应用的医疗措施之一。《素问》异法方宜论云：“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其民杂食而不劳，故其病多萎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跷……”王冰注曰：“导引，谓摇筋骨，动肢节。按是按皮肉，跷是捷举手足。”《理瀹骈文》载：“呼吸吐纳，熊经鸟伸八字，即导引法也。”《素问》刺法论曰：“肾有久病者，可以寅时面向南，净神不乱思，闭气不息七遍，以引颈咽气顺之，如咽甚硬物，如此七遍后，饵舌下津无数。”《素问》上古天真论曰：“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这些内容均反映出气功在当时已从萌芽时期进入发展时期，从功法实践开始上升到理论的探索。功法已经具备了导引、行气、守神三方面的内容，形成了气功早期的功法，为气功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汉唐时期
在此时期，养生学有了长足的发展。秦皇、汉武，都是长生不老的追求者，因而，道家的炼丹术、服石法、神仙术等竞相出现，充斥天下。《汉书》艺文志把医书列为方技类，合计有400多卷。
《金匮要略》为东汉张仲景所著。张仲景不但是医圣，而且对养生也非常重视。《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的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上工治未病”，“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这是一种“既病防变”的预防观点。他在上述书中提出的养生原则：“若人能养慎，不令邪气干忤经络”，“导引、吐纳”，“房室勿令竭乏，服食节其冷热苦酸甘辛，不遗形体有衰”，等等，都是很有实际意义的。
东汉时王充对养生也有专门论述。他在《论衡》气寿篇中说：“凡人禀命有二品，一曰所当触值之命；二曰强弱寿夭之命。……强寿弱夭，谓禀气渥薄也。……若夫强弱夭寿以百为数，不至百者，气自不足也。夫禀气渥则体强，体强则命长；气薄则体弱，体弱则命短，命短则多病寿短。……人之禀气，或充实而坚强，或虚劣而软弱。充实坚强其年寿；虚劣软弱失弃其身。……”明确提出了人的生命长短与先天禀赋有密切关系。
从两晋至隋唐，佛、道两教盛行，养生学也随着有很大的发展，养生的著述颇丰。陶弘景的《养生延命录》、葛洪的《抱朴子》、嵇康的《养生论》、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张华的《博物志》、汉代署名华佗的《中藏经》，以及唐·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晋·许逊的《灵剑子》、隋·巢元方的《巢源补养宣导法》、唐·司马承祯的《天隐子养生书》、唐·施肩吾的《养生辨疑诀》等，都是养生学的著名之作。
晋·葛洪的《抱朴子》，在炼丹方面有较大的贡献，可谓“化学之祖”。葛洪在养生方面很有创见。他认为：“养生以不伤为本，凡超越身体之可能，困思、强举、悲哀憔悴，喜乐过差，汲汲所欲，久谈言笑，寝息失守，挽马引弩，沉醉呕吐，饮食而卧，跳走喘乏，欢呼歌泣，阴阳不交，皆伤也。”《抱朴子》内篇曰：“或人难曰：人中之有老彭，犹木中之有松柏，禀赋之自然，何可学乎？抱朴子曰：夫陶冶造化，莫灵于人，故达其浅者，则能役用万物，得其深者，则能长生久视……知龟鹤之遐寿，故效其导引以增年……”他还提出养生要力戒“六害”：“且夫善养生者，先除六害，然后可以延驻于百年。一曰薄名利，二曰禁声色，三曰廉货财，四曰损滋味，五曰除佞妄，六曰去沮疾，六者不除，修养之道徒设耳。”
嵇康的《养生论》，比较切合实际，言之成理，重在养神，为历代养生家所称道。《养生论》曰：“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神躁于中，而形丧于外，犹君昏于上，国乱于下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又呼吸吐纳，服食养身，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也。”嵇康的养神方法，除“清虚无为”本老庄之说外，还主张弃厚味，服补药，饮清泉，浴阳光，节色欲等综合措施。
《颜氏家训》养生篇，以颜子推自己亲身的经历，教其后代不要学神仙。这在当时炼丹学仙成风的情况下，是非常可贵的。他提出要“爱养神明，调护气息，慎节起卧，均适寒温，禁忌食饮，将饵药物”的养生方法。
南北朝·陶弘景的《养生延命录》是现存最早的养生专著，它收录了魏晋以前的养生文献，提倡调神、养性、服气、保精、导引、按摩等传统养生方法。《养生延命录》载：“夫形生愚智，天也；强弱寿夭，人也。天道自然，人道自己。”提倡人们要去积极锻炼。该书对养生的方法记述较多，尤其在服气、导引方面更为突出。
唐·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对养生有详尽而全面的论述，他提倡的养生方法要“不违情性之欢，而俯仰可从，不弃耳目之好，而顾眄可行”、“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故其大要：一曰啬神，二曰爱气，三曰养形，四曰导引，五曰言论，六曰饮食，七曰房室，八曰反俗，九曰医药，十曰禁忌，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他的养生方法主张“不但饵药霞，其在兼于百行，百行周备，虽绝药饵足以遐年”。可见他倡导的是简单易行，通俗易懂，方法全面，动静结合，而且，还强调道德的修养。
孙思邈本人确是年寿很高的养生家，他活了102岁，因此他的养生论述及方法很具说服力，对后世的影响较大。
在食养方面，汉医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中说：“服食节其冷热酸辛甘，不遗形体有衰病则无由入其腠理。”《金匮要略》对食品卫生的描述比较详细。“猪肉落水，深者不可食”，“秽饭、馁肉、臭鱼，食之皆伤人”，“生果停宿多日，有损处，食之伤人”，“肉中有如米点者，不可食”，“六畜自死，皆瘦死，则有毒，不可食之”。这些描述很多都符合现代的科学道理。
两晋南北朝时期，食治学已经得到很大的进展。食经专著大量出现，如崔浩的《食经》、刘休的《食方》，以及《太官食经》、《太官食法》、《黄帝杂饮食忌》、《膳羞养疗》、《马琬食经》等。此外，与饮食养生有关的书名，还不下40余种。但这些书已全部佚失。其中一些书的片断内容，尚可从日本丹波康赖于公元984年所著的《医心方》中找到。
西晋末年，朝廷南迁，我国的文化中心由黄河流域移到长江流域，医药也有一定的发展。对于若干由营养缺乏所致的疾病，如甲状腺肿、脚气病、夜盲症等，有一定的认识，并用食物进行治疗。晋·葛洪所著《肘后方》中，首先记载用海藻酒治瘿病，以及用猪胰治疗消渴病。所说的瘿病、消渴病，就是现代医学讲的甲状腺肿和糖尿病。他说：“脚气之病，先起岭南，稍来江东，得之无渐，或微觉痛痹，或两胫小满，或行起忽弱，或小腹不仁，或时冷时热，皆其候也。”指出该病多发“岭南”、“江东”，认识到同地区的饮食因素有关。另外，葛洪对水肿病提出饮食上“忌盐”，是对饮食疗法的一大贡献。东晋医家支法存对脚气病的治疗，在拟方中含有颇多维生素B1的药物。
梁·陶弘景对后世食养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他所著《本草经集注》，首先将食物和药物按自然来源的分类方法，为后世撰著者所采用。把果、菜、畜、米食从草木药石中独立出来，对以后食物本草专著的产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陶弘景在《名医别录》中提出“牛肝补肝明目”，是以脏补脏食疗法的早期应用。
唐代，是封建史上的黄金时期，饮食养生保健在这一时期有了新的发展。唐初医学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有一卷“食治篇”。他不仅对营养缺乏病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而且有了更有效的食治方法。对脚气病提出食用谷皮和米熬粥来防治。《千金要方》曰：“安身之本，必资于食……不知食宜者，不足以生存也……是故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气血，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长年饵老之奇法，极养生之术也。”足见他对食养的意义有了深刻的认识。《千金要方》的食治专篇，列于第二十六卷，分“果实、蔬菜、谷米、鸟兽虫鱼”四门，是现存最早的食疗专篇，为其弟子孟诜《食疗本草》专著奠定了基础。
孟诜的《食疗本草》，是我国第一部食疗食养专著。该书较系统地描述了食品的性味和保健功能。他搜集民间所传，医家所创，加以己见，集食物药物于一书，书中收载了各种食疗方剂，还提到一些食物多食或偏食后引起的副作用。广收博采不同地区所产的食品，不同的饮食习惯。介绍了一些食物的烹调、加工和贮存方法，以及变质食品的危害。《食疗本草》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的食养学进入了成熟阶段。
此一时期，还有昝殷所著《食医心鉴》，这也是一部重要的食疗食养著作。本书以食治方为主，共列了15类食方，约200则。先述病因、病机、分类症状，然后附以食治方及适应证。其方的剂型有羹、煎、粥、饼、馄饨、茶、酒等，简明实用。杨晔撰《膳夫经手录》，载有植物18种，鱼2种，兽2种，禽5种。除记载有性味食法外，尤其对茶有较详细的记述。南唐·陈士良著《食性本草》，该书载有食医诸方及五时调养脏腑之术。一般认为此书总集旧说，无甚新意。唐·王焘著《外台秘要》，除载有多种食治方法外，还附治疗后的食禁内容。
综上可见，汉唐时期，继承了先秦食疗食养的理论，在营养缺乏病的认识和治疗上都有新的发展。孙思邈《千金要方》食治专篇及孟诜《食疗本草》专著的出现，标志着食疗食养已经走向成熟的阶段。
在运动健身方面，气功和其他健身运动，在功理和功法上，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广泛应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有彩绘的“导引图”。图中有44幅各式导引姿势，形象逼真，栩栩如生。《却谷食气篇》，详细论述了养生食气之道。此外，还有《养生方》《十问》等。
《淮南子》精神训记载：“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凫浴蠼，鸱视虎顾，是养形之人也。”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讲到导引的作用：“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适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四肢才觉垂滞，即导引吐纳……”医家华佗是积极主张运动健身者，认为是祛病延年的重要途径，他对弟子吴普说：“人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他根据古导引法，发展为形象的“五禽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以后“五禽戏”广泛流传于民间，颇受群众喜爱。华佗坚持做五禽戏，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学生吴普仿之，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弟子樊阿一边锻炼，一边药养，竟至寿百余岁。五禽戏可说是开创我国保健体操的先河，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汉·魏伯阳著的《周易参同契》，后世称之为“万古丹经王”，这是道教以炼气结丹为主要修炼目标的早期代表作。书中借用乾、坤、坎、离、水、火、龙、虎、铅、汞等法象，以论述炼丹修仙的方法。《周易参同契》的理论，对道教的修炼及我国气功的发展，均产生很大的影响。道教经典著作《太平经》也于汉代问世。它对气功的论述甚为精辟：“夫人本生混沌之气，气生精，精生神，神生明。本于阴阳之气，气转为精，精转为神，神转为明。欲寿者，守气而合神，精不去其形，念此三合为一，久以致理，非同筋力，自然而致太平矣。”可见，道教对气功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两晋、南北朝时期，气功又有了新的发展，并趋于成熟。内容多样，形式成套，术势增多，气功养生论著不断问世。
嵇康《养生论》认为气功练功的要旨在于调摄精神，神躁不守，乃丧生之途，神静内守，乃养生之道。他说：“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神躁于中，而形丧于外，犹君昏于上，国乱于下也。……修性以保神，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若此以往，庶可以羡门比寿，王乔争年。”
葛洪是道家，所著《抱朴子》则更详细介绍了炼丹术，特别是内丹的修炼过程，为后世的金丹学派奠定了基础。《抱朴子》云：“夫导引不在于立名像物，粉绘表影着图，但无名状也。或伸屈，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或踯躅，或徐步，或吟或息，皆导引也。不必每晨为之。但觉身有不理则行之。……夫导引疗未患之疾，通不和之气，动之则百关气畅，闭之则三宫血凝，实养生之大律，祛疾之玄术矣。”《抱朴子》除动练导引外，并对静练胎息法，也有详尽的记载。晋·魏华存的《黄庭经》也被道教视为经典之作，为丹家要旨。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保存了先秦时期的养生资料。由于陶弘景也是一个道家，所以对导引，包括吐纳、按摩以及服气的记述较多。在吐纳调气载有：“凡行气，以毕纳气，以口吐气，微而引之，名曰长息。纳气有一，吐气有六。纳气一者，谓吸也；吐气六者，谓吹、呼、唏、呵、嘘、，皆出气也。凡人有息，一呼一吸，原有此数。欲为长息吐气之法，时寒可吹，时温可呼；委曲治病：吹以去风，呼以去热，唏以去顿，呵以下气，嘘以散滞，以解极。”所记的呼气六法，亦即后世所谓六字真言，这是比较早的记载。
佛教从传入我国，至4世纪开始广泛流行。佛教的修习禅定、调身调气、息心静坐等方法，对我国气功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并因此形成佛家气功流派。
南北朝时，印度高僧菩提达摩来我国，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将印度佛教的禅定与我国的养生方法结合，创造了一套禅法。同时，他还创造了一套强筋健骨的“达摩易筋经”。
隋唐时期，气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隋·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书中汇总了上百种的气功治病方法。唐·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详细记载了气功的练功方法以及导引养生、治病的经验。他主张并提倡运动健身的方法，指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以其运动故也”，“小有不好，即按摩按捺，令百节通利，泄其邪气。”他还说掌握“调身按摩，摇动肢节，导引行气”，“可得一两百年。”
隋唐时期，佛教盛行，八大宗派的修炼方法各不相同。其中最具特点的有天台宗的“止观法”、禅宗的“禅定法”，以及密宗的“三密瑜伽法”。
天台宗创始人智。其宗义以五时八教为总纲，以一心三观、三谛园融为中心思想。其修持方法为“心观法”。“止”意即定，使精神专一；“观”即是慧。就是在定的基础上，集中观察和思维预定的对象，得出智慧、观点或功德。其主要修持内容为二十五便。
禅宗又分南北两宗。北宗主张渐修；南宗主张顿悟。禅宗主要修习“壁观法”，即练功时心如壁立，目的是制心一处，参究真理，以期显发智慧，彻见法性。
密宗的宗法奥秘，不经传授，不得任意传习及显示他人。“三密”是指身、口、意三业。“三密瑜伽”意即修行者自己的三业与自己所尊崇的佛之身、口、意三业相应。修行时，修行者要身作本尊姿态，手结印契，口诵本尊真言，意作本尊观想，使自己的三密与本尊的三密相应，修成本尊之身。
从上述可见，到了汉唐年间，随着养生学的发展，还有古代心理学的发展和佛、道两教的盛行，都直接影响到气功的功理、功法的进一步发展，在它们之间互相融合，综合运用，使气功达到一个新的阶段。
三、宋元时期
从北宋王朝建立至元朝覆灭，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医学各流派的争鸣局面，养生学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朱震亨，他们在临床上形成泻火、攻邪、补土、滋阴的不同学派，而且，在养生上也有不同的认识，为养生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推动了养生学的发展。刘完素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指出：“全生之术，形气贵乎安，安则有伦而不乱；精神贵乎保，保则有要而不耗。”《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原道论中，强调气是生命的最基本物质：“故人受天地之气，以化生性命也，是知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元也。”认为养生的调息、导引、内视、咽津等法，其机理即在于调气、定气、守气、交气，起到灌注五脏和阴阳的作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原道论中说：“吹嘘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导引按跷，所以调其气也；平气定息，握固凝神，神宫内视，五脏胎彻，所以守其气也；法则天地，理顺阴阳，交媾坎离，济用水火，所以交其气也。”这种观点对后世养生学产生一定的影响。张从正的《儒门事亲》也有很多内容论及养生问题。该书以攻邪立论，但也注意补养正气。他的补养正气之法，偏重于食疗，认为“善用药者，使病者而进五谷者，真得补之道也”。张从正对精神因素对社会环境的致病作用十分重视，他说：“疟常与酷吏之政并行。”“九气”(即喜、怒、悲、恐、惊、思、劳、寒、暑)作祟，多生疾病。他的以情胜情的情志疗法，也给精神养生保健以有益的启迪。李东垣的《脾胃论》，提出脾是后天之本，强调养生要养脾胃，认为脾胃元气是生命的基础。《兰室秘藏》升阳除湿汤曰：“脾胃为血气阴阳之根蒂也。”所以他同样重视气的作用，养生要节饮食，少欲念、省言语、慎寒暄，少劳役等，都是为了护养脾胃之元气，元气充盛，则寿命可延。他在阐发《内经》五常政大论中云“阴精所奉其人寿，阳精所降其人夭”的大旨时指出：“阴精所奉，谓脾胃既和，谷气上升，春夏令行，故其人寿；阳精所降，谓脾胃不和，谷气下流，收藏令行，故其人夭。”这些是脾胃为后天之本的论点，丰富了饮食养生的理论和内容。养阴派代表朱震亨，强调人体阴精的作用。他在医学上著名的论点，就是人的一生是“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成为滋阴派的鼻祖。在养生防病方面，提出以“护阴”为主的原则。特别是中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大，其阴更衰，老年病多是由阴虚造成的。他所著的《饮食箴》、《色欲箴》、《养老论》等，莫不是围绕护阴养阴之论。朱震亨在《格致余论》中说：“《内经》曰：年至四十，阴气自半而起居衰矣。……夫以阴气之成，只供得三十年之视听言动，已先亏矣。人之情欲无涯，此难成易亏之阴气，若之何而可以供给也？《内经》曰：“阳者天气也主外，阴者地气也主内。故阳道实，阴道虚。……主闭藏者，肾也。司疏泄者，肝也。二脏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属于心。心，君火也，为物所感则易动，心动则相火亦动，动则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虽不交会，亦暗流而疏泄矣。所以，圣贤只是教人收心养心，其旨深矣。”这里说明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以及早衰的原因，强调了护养阴精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护养阴精的主要方法。金元四大家的养生论和养生方法，大大丰富了我国养生学的内容。
宋·陈直的《养老奉亲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老年养生专著。该书对老年人的生理、心理以及长寿老人的特征，都作了详细的描述。在老年人的养生保健方法上，除注重食养和四季养生外，还对心理养生，起居养生，老年人的戒忌保护，都有详细的论述和具体方法。元代的邹铉对此书推崇备至，他家三代人采用书中的养生之法“皆年过九十”。因此，邹铉又广搜博采颐养之法，在此书的基础上续增3卷，更名为《寿亲养老新书》。书中提出养生之法：“安乐之道唯善保养者得之。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太乙真人曰：一者少言语养内气，二者戒色欲养精气，三者薄滋味养血气，四者咽津液养脏气，五者莫嗔怒养肝气，六者美饮食养胃气，七者少思虑养心气。”邹铉的养生方法是以〖KG-0.3mm]《内经》〖KG-1.2mm]理论为依据，结合老年人的特点而提出的，流传甚广，是一部重要的养生论著。
这一时期的养生论著，尚有：元·邱处机的《摄生消息论》，主要谈四季养生，尤着重于老人，理论兼顾实践，除综合《内经》以来的养生大旨外，还糅合己见，颇有发挥之处。严用和的《济生方》，主张补肾法养生，倡“补脾不如补肾”之说，认为“肾气若壮，丹田火上蒸脾土，脾土温和，中焦自治”。补肾法养生的创立，为后世抗衰老、防治老年病和其他疾病提供了依据。元·李鹏飞所著《三元参赞延寿书》，以天、地、人为三元。其养生主要为精气不耗，起居有常，饮食有度。书中最看重“精”字，最详析者“欲”字。《三元参赞延寿书》曰：“天地人等列三才，人得中道，可以学圣贤，可以学神仙。但今之人不修人道，贪爱嗜欲，其数消灭只与物同也。所以，有老病夭殇之患，鉴于此，必知所以自重，而可以得天元之寿矣。”元·王珪所著《泰定养生主论》，也是一部重要的养生论著。在其自序中说：“婚合、孕育、婴幼、童壮、衰老宜摄避忌”，以“御未然之病”。这种养生要从婴幼儿开始的观点，同现代医学有不谋而合之处。《保生要录》为蒲虔贯所著，书中分养神气门、调肢体门、论衣服门、论饮食门、论居处门、论药食门六节，大多集选前人。《琐碎录》主要从日常生活、环境等各方面注意养生。虽非养生专著，但内容颇为丰富。
此外，还有李昉的《太平御览》养生篇、周守忠的《养生类纂》、《养生月览》、姜悦的《养生月录》、韦行规的《保生月录》、愚谷老人的《延寿第一绅言》、赵希鹄的《调燮类编》、苏轼的《问养生》、《养生说》、汪汝懋的《山居四要》、瞿祐的《居家宜忌》、《四时宜忌》、忽思慧的《饮膳正要》等。
在食养方面，到宋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出现大量的食养、食疗著作。同时，食养同中国烹饪密切结合。宋代皇家编纂的医学巨著《太平圣惠方》，有两卷则为食治专篇，载有食疗、药膳方160余首，其剂型多种多样，有粥、羹、饼、茶、肴等。多数为加入药物的药膳，也有不少是由纯食物组成的食疗方。书中有28种疾病载有食治方法。《圣济总录》是在《太平圣惠方》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编纂而成。此书专设食治一门，共有3卷，治疗病证29条，计285首食治方。食治方的剂型，除粥、羹、饼、茶等外，还有酒、散、饮、汁、煎、面等，还列有“饮食禁忌”等内容。此书对食疗食养的理论、食养内容等，均有一定的发展。陈达叟著《本心斋蔬食谱》，载蔬食20谱，别具一格。林洪著《山家清供》，载各种食品102种，有荤有素，形式各异，结合烹饪，不但食疗，还促进食欲。此书不同于前述各书，其所载以食物为主，用于食养和食疗，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食疗学。娄居中的《食治通说》认为食疗为“上工医未病一术”、“食治则身治”。完全是以预防为主的养生观点。陈直的《养老奉亲书》，对老年人食养及四季食养有较多的叙述。书中指出：“食者生民之天，活人之本也。故饮食进则谷气充，谷气充则气血盛，气血盛则筋力强，故脾胃者五脏之宗也。……高年之人，真气耗竭五脏衰弱，全仰饮食以资气血，若生冷无节，饥饱失宜，调停无度，动成疾患。……老人之食大抵宜其温热熟软，忌其黏硬生冷。”在“四时调养篇”中提到：“当春之时，其饮食之味宜减酸增甘，以养脾气；当夏之时，宜减苦增辛，以养肺气；当秋之时，其饮食之味宜减辛增酸，以养肝气；当冬之时，其饮食之味宜减咸增苦，以养心气。”这是根据五行生克关系，在不同季节的饮食调养方法。
金元四大家在食疗食养上各有建树。攻下派的张从正，虽有“攻下”之名，但实际是攻补兼施的。他说：“盖汗、下吐以草本治病者也；补者，以谷肉果菜养口体者也。”在所著的《儒门事亲》中指出：“养生当论食补。”主张食养补虚，“精血不足当补之以食”。李东垣的《脾胃论》主张补养脾胃，培补元气，强调营养疗法。他说：“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若脾胃本弱，饮食百倍，则脾胃之气即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诸病所由生也。”李东垣还提出饮食养生，必须重视烹饪制作的合理。朱震亨在饮食上主张忌厚味辛辣，宜茹淡养阴。《饮食箴》云：“因纵口味，五味太过，疾病蜂起。”这些对后世饮食养生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元·忽思慧著的《饮膳正要》，是我国古代最完备的精专营养学著作。此书第一卷，首载饮食卫生，次录诸般汤羹饭菜食谱，并说明每种食物的烹调方法；第二卷，载有汤羹茶食谱及强壮性药物服食法和食疗诸方，未录食禁、食物中毒等知识；第三卷，选载了195种单味食物，详述其气味、性能，并附插图。该书将食养理论与实际结合，继承了食、养、医结合的传统，对每一种食品都注意其食养和医疗效果，而且，对所载各种食品均详述制作方法、烹调细则，故有较强的实用性。在我国古老食疗食养的文献中，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同时代的尚有贾铭著《饮食须知》一方，共8卷。本书特色，正像卷首所述：“历观诸家本草疏注，各物皆损益各半，令人莫可适从。药专选其反忌，汇成一编，俾尊生者，日用饮食中，便于检点耳。”吴瑞著的《日用本草》也是我国营养学的名著，是当时收载食物最多的一本食物本草类著作，共540余种，皆取本草之切于饮食者，分为8门。《三元参赞延寿书》的卷3为“饮食有度”，书中专论饮食宜忌，分五味、食物两部。食物部分，只录损益参半者，此与其他食物本草不同。《养生之要》主要为饮食宜忌，分服药忌，饮食杂忌，饮食之宜，法制馁败5篇。
此外，宋元时期的食养著作，还有刘词的《混俗颐生录》。王怀隐所撰《圣惠方》，对酒描述有很好的发挥。马永卿的《嫩真子》谈及人平素要忌生冷，护脾胃的食养观点。周守中的《养生月览》，提出按十二月进食的食养观点。苏轼和沈括所撰《苏沈良方》，在汇集前人保健方法中，加入个人的养生经验，突出主张淡食，为其特点之一。《东坡养生集》共分6卷，其中1卷专论饮食。
在运动健身方面，气功又有进一步发展。由北宋朝廷组织编撰的《圣济总录》，将以前的气功资料广为收录，编成导引和服气两部分，介绍了多种呼吸锻炼的方法及注意事项。其中引录的“左洞真经按摩导引诀”，为现时流行的保健功前身。
宋元时期，道教关于养生长寿的修炼愈趋专门修炼内丹。有关内丹的著作达300多部，内丹术在功法和理论上都自成体系，从而形成了我国特有的气功流派——“内丹派”。道教内丹南派祖师张伯端，浙江天台人，著有《悟真篇》、《金丹四百字》，把内丹功法发展引入具体化、实用化阶段。主张先修命后修性。他说：“先以修命之术顺其所欲，渐次导之于道”，“命之不存，性将焉存？”对气功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内丹术以人体某些部位为“炉鼎”，以“气”为药物，以“神”为“火”，通过一定的方法，可以修炼出精、气、神的合一物，名之为“丹”。当今流行的“小周天”、“大周天”、“卯酉周天”等，都是从以上修炼功法中托化出来。
在两宋金元时期，理学家在释、道思想的影响下，气功的一个突出成就，是在术势上发展了坐功。理学家把静坐作为理学的必修课，理学家朱熹倡导“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由于静坐的实践，总结出不少有关静功锻炼的宝贵经验。
文学家苏轼、科学家沈括的《苏沈良方》，就详细记述了盘膝、握固、闭息、静守等练功方法。
宋代还出现一种“小劳术”。作者蒲虔贯在他的《保生要录》中写道：“养生者形要小劳，无至大疲，故流水则清，滞则污，养生之人，欲血脉常行，如水之流，坐不欲至倦，行不欲至劳，频行不已，然亦稍缓，即小劳之术也。”“八段锦”也是这一时期发展的主要标志。“八段锦”是8节连贯的健身法。以后又发展分成文8段和武8段，进一步又发展为“十二段锦”。“十二段锦”把肢体运动与按摩、吐纳结合起来，具有我国传统健身法的特点，是古代导引的新发展。
金元时代，随着四大学派的形成和发展，气功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元·刘完素，兼精气功养生之术，他以精气神理论为基础，精辟阐述了气功的功理，并在练功中积累了宝贵经验。在他所著的《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认为：“人受天地之气，以化生性命也。是知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形以气充，气耗形病，神依气住、气纳神存，修真之士，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持满御神，专气抱一，以神为车，以气为马，神气相合，可以长生。”养阴派朱震亨的《色欲箴》、《丹溪心法》、《格致余论》、《养老论》。脾胃论代表李东垣的《脾胃论》等论著中，都有关于气功的论述。
此外，这个时期编著的尚有《四时颐养录》、《云笈七签》、《养生要录》、《寿亲养老亲书》、《圣济经》等，都记载有关气功的理论和方法。
四、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的养生学，在宋元医学争鸣、学术理论发展的基础上，经过实践，养生学理论和内容更趋于系统和完善。这一时期的养生学著作，日益切合实际，专著较多，在众多的医学著作中，大多载有养生保健的内容。
明·赵献可突出发挥了命门学说，主张养生和治病，当以保养真火为要。《医贯》内经十二官论曰：“余所以谆谆必欲明此论者，欲世之养生者、治病者，均以命门为君主，而加意于火之一字。”张景岳认为养阳必须养命门。《景岳全书》提出：“阳强则寿，阳衰则夭。”认为阴与阳这一对立统一体中，阳是起主导作用的，故养阳必须养命门。养命门的实质，主要是养真阳、元气。张景岳还提出“养形”在养生中的重要意义。《景岳全书》治形论曰：“善养生者，何不先养此形以为神明之宅”，养形要重在养精血，认为“精血即形也”。他常用温补药养精血，以达治形保健延年之目的。
李的《医学入门》，反对佛道二家的养生观，提出：“精神极欲静，气血极欲动。”《医学入门》保养说谓：“避风寒以保其皮肤六腑”，“节劳逸以保其筋骨五脏”，“戒色情以养精”，“正思虑以养神”，“薄滋味以养血”，“寡言语以养气”的养生保健方法。
明代宫廷御医龚廷贤和龚居中，对养生学有一定的贡献。龚廷贤是太医院御医，所著《寿世保元》一书，对养生有颇多论述，而且，搜集了大量延年益寿的秘方，流行甚广。所著《衰老论》对衰老的原因，认为是“真阳之精内乏”和“脾胃气弱”之故。强调节欲保精对老年保健至为重要。指出“年高之人，气血即弱，阳事辄盛，必慎而抑之”。在老年养生方面，主张摄生养性，强调老年“六戒”，并提出“薄滋味，省思虑，节嗜欲，戒喜怒，惜元气，简言语，轻得失，破忧沮，除妄想，远好恶，收视听”的摄生三字真言。这在现代的老年保健上仍有现实意义。袭居中著《万寿丹书》，分延龄、安养、饮食三篇，亦颇多发挥之处。
明·汪绮石著《理虚元鉴》，为治虚劳之专著，实际上包括有老年病的养生理论和实际养生方法。提出治虚的“三本”，即肺、脾、肾；“两统”，即阴虚、阳虚的原则。在养生保健方面，提出“六节”、“八防”。“六节”即“其在荡而不收者，宜节嗜欲以养精；在滞而不化者，宜节烦恼以养神；在激而不平者，宜节愤怒以养肝；在躁而不静者，宜节辛勤以养力；在琐屑而不坦夷者，宜节思虑以养心；在慈悲而不解脱者，宜节悲哀以养肺。”“八防”即“春防风，又防寒；夏防暑热，又防因暑取凉；长夏防湿；秋防躁；冬防寒，又防风”。 “六节”、“八防”对于养生具有一定的实际指导意义。
李中梓的《寿世青编》养神气铭，主张养生注重养气。认为“神者气之子，气者神之母”。“气消则神去，神去则形腐”。
高濂的《遵生八笺》是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养生著作。其中《清修妙论笺》记载了古人养生的方法；《起居安乐笺》体现了淡薄是志，放心山林的养生观点；《延年却病笺》主要引录古代导引、气功之法；《饮馔服食笺》、《四时调摄笺》、《燕闲清尝笺》、《秘灵丹药笺》、《尘外遐龄笺》等，分别记载了饮食养生、四季养生、精神调摄、药物保健等养生内容。这是一部内容比较丰富全面的重要养生书籍之一。它的一些内容，往往被后世所引用。
万全的《养生四要》是一部养生专著，书中提出寡欲、慎动、法时、却疾为养生四要，并分别叙述具体养生方法。
陈继儒撰《养生肤语》，书中强调养生的3个关键：咸多伤生，淡食延龄，药可延年，亦可折寿；绝欲延年，劳神损命。其论点有些很合乎现代科学的道理。
还有瞿祐著《四时宜忌》、《家居宜忌》，为作者引录古籍或民间经验编成。按四时气候变化，论述十二月宜忌，有一定的实用意义。沈仕所撰《摄生要录》，主张养神。对起居中坐卧、行立、谈笑、视听、洗沐、二便等，均有论述。铁脚道人所撰《霞外杂俎》，主张养生重在调养精神，与人为善，清心寡欲，调节饮食等。《彭祖摄生养性论》，讲到养生之法：“不远唾，不骤行，耳不极听，目不久视，坐不至疲，卧不及极，先寒而后衣，先热而后解，不欲过饥，饥则败气，食戒过多，勿极渴而饮，饮戒过深。”武之望的《济阳纲目》一书，他主要强调“养生以不伤为本”。提出的养生原则为“卧起有四时之早晚，饮食有至和之常制，调利关节有导引之方，流行营卫有吐纳之术。忍喜怒以养阴阳之气，节嗜欲以固真元之精，保形延命，可谓备矣”。《四时摄生图》论述了四时节气变化与人体的关系以及相应的摄生之法。周臣编《厚生训纂》，书中汇集了前人的养生论述，简明实用。在养生上重视保气，提出一些保气的原则：“少言语养内气”，“戒色欲养精气”，“薄滋味养血气”，“咽津液养脏气”，“莫嗔怒养肝气”，“淡饮食养胃气”，“少思虑养心气”。这些提法从现在看也是很值得借鉴的。此外，还有《颐生微论》、《洪梗集刊养生书六种》、《格致丛书养生书选录十二种》、《正统道藏养生书选录十六种》、《夷门广牍养生书选录三种》等，都是比较重要的养生著作。
清代在养生学方面进展不大。在养生学著作中比较有影响的有《老老恒言》、《保生篇》、《大生要旨》。
曹慈山所著《老老恒言》是老年养生的专著。曹氏初年患童子痨，由于善养生，著书时已75岁，活到90余岁。他的养生特点是从日常琐事做起，从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出发，总结出一整套衣、食、住、行浅近易行的养生方法。他博引了300余家的养生文献，加上自己亲身的体验和见解，具有较高的实用性和科学性。他主张老年人要不断学习，“学不因老而废”，“心不可无所用，非必如枯木死灰……唯专则虽用不劳，志定神凝故也”。他提倡“静养”。认为“养静是摄生首务”，但“养静所以养阴，正为动时挥运之用”，养静是为了动的需要。他还根据老年人脾胃虚弱的特点，编制了粥谱计百余种。
徐灵胎的《医学源流论》，对寿命的看法，认为在受生之时已有定分，这“定分”就是元气。寿命的长短决定于元气的盛衰。所以，强调要“谨护元气”，这是养生防病的根本。
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医案》，对养生保健的阐述较多。叶天士认为衰老和疾病的发生与“阳明脉衰”，“下元肾虚”等有关，并进一步指出，中年以“阳明脉衰”为主；60岁以后则以“肾虚”为主。认为养生要“颐养功夫，寒暄保摄，尤当加意于药饵之先”。强调了养生以自身调养为主，药物保养为辅。
罗国纲的《罗氏会约医镜》，在论及补益问题时说：“及至中年老年，有无病而体弱者，宜补阳以养阴。《经》言无阳则阴无以生，犹釜底加薪，而饮食易化，游溢精气，灌注脏腑，则精神自旺，而年寿自益。”
此外，尚有石成金的《长生秘诀》，主要论点是长寿在于清心寡欲，饮食有节。汪昂的《勿药之诠》，主要收录了导引、调息等养生之法。朱本中的《修养须知》，主要引录一些具体气功养生方法，如十二段锦、八段锦、导引、保健按摩，皆简便易行。
徐文弼的《寿世传真》共8卷，也侧重于老年健身方法。汪的《寿人经》、俞樾的《枕上三字诀》、万潜斋的《寿世新编》、马齐的《陆地仙经》，均有气功等方面的论述。
在食养方面。在综合性医籍本草中，对食养学贡献最大的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该书集前人之大成，是药物学的巨著。它所收载的内容十分广泛，共收入1 892种药，11 096首方剂。从食疗食养方面来说，其谷部、菜部、果部、鳞部、介部、禽部、兽部，共收录518种，大多数为日常可食用之品。除动植物食物原料外，还收入各种食品、食疗方剂。在每一种病证中，都列食治方法。所以说，《本草纲目》也是—部重要的食疗食养著作。
朱的《救荒本草》，大都为前人未经记载的可食植物，直接扩大了人们利用植物的范围。书中共收录414种，其中新增的有276种，分草、木、米谷、菜、果五部，分别记述其名称、产地、形态、性味、毒性的部位、食用方法等。每种一图，图文对照。由姚可成补辑的《食物本草》，内容极为丰富，全书共载食品1 679种，为我国古代食物本草之最，几乎囊括了古今所有的饮食物。如该书的水部，分为天水、地水、名水、毒水、名泉五类。在名水类中，介绍了37处有名的江、湖、溪、潭；名泉类集中了全国650处名泉，全面介绍了各地名泉的治疗作用和水质特点。
此外，尚有汪颖的《食物本草》、宁源的《食鉴本草》、钟惺辑《饮馔服食谱》、周履清辑《茹草编》、鲍山的《野菜博录》等，都对食疗食养作出重要的贡献。
清·王孟英的《随息居饮食谱》，成书于咸丰11年。书中共记载饮食品种327种，分水饮、谷食、调和、蔬食、果食、毛羽、鳞介7类。对每种食物都介绍功效、宜忌，附以用法。该书强调了食养的重要性。在该书的序中说：“人以食为养，而饮食失宜或以害身命”，“颐生无元妙，节其饮食而已”。
沈李龙的《食物本草会纂》，全书共12卷，且有附图。该书是博录往古，广辑群书的食疗著作。章穆的《调疾饮食辨》，收录饮食物653种，分6类。该书在叙述食品的用途外，重在理论上的评述，论理详明，颇多独到之见。袁子才的《随园本草》别具风格，且有烹调技术方面的记载。张英的《饮食十二合编》，章杏仁《调疾饮食辨录》，陈修园《食物秘书》，孟河费伯雄撰有《费氏食养》3种，即《食鉴本草》、《本草饮食谱》及《食养疗法》，赵学敏的《串雅内编》和《本草纲目拾遗》，都有很多食疗食养方面的记载。黄鹄的《粥谱》附有粥谱，共载药粥200多项，成为现存的第一部专著。
明清之际，在综合性养生论著中，亦有不少食养方面的内容。高濂的《遵生八笺》中的《饮馔服食笺》，除有较多的服食方外，还收录了饮料、面点、菜肴等达400种以上，并详细叙述了各种食品的制作方法。《普济方》为集明代以前方书之大成，共载医方61 739首，其中第6册卷257、卷258、卷259为食治门，专论食疗，计收食疗方441首，食论也不乏真知灼见。
明清时期，烹饪技术也是日趋成熟，它对食疗食养的发展也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对养生菜肴、药膳的烹调，有较高的指导意义。明代的《宋氏养生部》、《宋氏尊生部》是当时的烹饪专著，这些菜点的烹制，都是从养生角度出发。明邝蹯的《便明图纂》，其中的“起居类”和“制造类”中，收录了饮食宜忌，饮酒宜忌，孕妇食忌，乳母食品等。薛宝辰的《素食说略》中，强调了烹调方法与养生的关系：“烹、煎、炒、炙、养生者所忌，以其火重故也。”这种论点与现在认为老年人饮食不宜煎炸是一致的。袁枚的《随园食单》强调“二十须知”、“十二戒单”，大多数内容符合食疗食养的原则。此外，朱彝尊的《食宪鸿秘》、顾仲的《养小录》、李化楠的《醒园录》等，都有很多内容涉及食疗食养的内容。
在运动健身方面。明清时期，气功有了新的发展，更广泛地为群众所应用。明代大药学家李时珍在《奇经八脉考》中曰：“内系隧道，唯返观者能照察之。”这一观点，认识到练功与经络传感的关系。对以后气功学理论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在其《针灸指南》中，还认为学习针灸者，应掌握静坐功夫，使“人身内经脉之流行及气化之开阖，始有确实根据”。
明·万全著《万密斋医书十种》中说：“人之学养生曰打坐，曰静息，正是主静功夫。”静坐时要“垂其帘，塞其兑”，主张胎息法的呼吸锻炼方法。徐春圃的《古今医统大全》中，大量记载了古代气功养生的经验。书中提出了入静强身的见解以及保健按摩法等。曹元白的《保养秘要》，列举了46种病症的导引方法，还主张动静兼施的原则。陈继儒的《养生肤语》中指出：“虚病宜存想收敛，固密心志，内守之功者以补之；实则宜按摩导引，吸努掐摄，外发之功以散之。”提出了分别虚实寒热，施以不同的功法的辨证施功的理论和方法。张景岳《类经》中强调了意守命门和意守丹田的重要性，并明确指出了养生与调气的关系。王肯堂的《证治准绳》和付仁宇的《审视瑶涵》中，均收载了用气功治疗青盲症及绿风内障的练功方法。
清·汪讱庵著《医方集解》，收集了许多前人练功的方法。沈金鳌著《杂病源流犀烛》卷首有运动总结，专论练功方法，提出了运动12则。张璐在《张氏医通》一书中，专门论述了气功偏差产生的原因及纠治方法。潘伟如在《卫生要术》中提出了气功防病的观点，后经王祖源重摹，改名《内功图说》，近人席锡藩增图补充，又改名《内外功图说辑要》。其中有图124幅，分28门，详细论述了诸病导引的治则和八段锦、易筋经图说以及按摩调息法等。
至清代末年，养生学处于相对缓慢的阶段。只有蒋维乔的《因是子静坐法》、任廷芳的《延寿新书》、胡宣明的《摄生论》、沈宗元的《中国养生说集览》等为数不多的养生书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以后，中国养生学得到了快速的发展。1954年范行准的《中国预防医学史》，首次从医史角度对古代预防医学的形成和发展进行系统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有曹希亮的《中医健身术》专著问世。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养生的许多有效方法，如精神调养、饮食保健、气功等，进行了广泛而大量的研究。据不完全的统计，在中国预防医学的700余部专著中，当代的约有200部，且绝大多数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版的。
在当前国际上老年医学蓬勃兴起的推动下，我国的传统养生学的研究也得到了发展。
在食养方面，除近年有大量的食疗、食养的著作出现外，食疗食养的推广和普及方兴未艾。临床食疗工作大量开展，研制各种药膳和疗效食品。中国传统的保健食品也被广泛地推广应用，食品新资源不断地开发利用。
健身运动的发展，更是令人欢欣鼓舞。气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挖掘整理创编了不少新功法。1955年在我国建立有史以来第一个气功医疗机构——唐山市气功疗养院，推广内养功、强壮功、保健功。1956年又建立北戴河疗养院，以推广内养功为主，为全国培养了一批气功专业人员。
1957年上海市气功疗养所成立，主要推广放松功，形成了南北呼应的局面。至1958年，全国建立了70多个气功医疗机构，气功疗法迅速在全国普及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