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说到的都是朱棣的残酷手段，但如果仅有残酷手段，他也坐不稳皇位。抛开因为夺位而带来的歇斯底里不谈，朱棣本身也极有能力。
他创立的内阁制度，将朱元璋撤除宰相而带来的政体漏洞弥补起来。从此大明帝国就在内阁辅臣们一代又一代的忠诚护卫之下不断前行。
除此之外，谈文治，他修了《永乐大典》，这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更为难得的是，收录进去的图书全都未删未改——对比清朝的《四库全书》，简直就是天壤云泥之别。论武功，他五次北伐，直接促成了元帝国的瓦解崩溃；设奴儿干都司，解决辽东问题；消灭倭寇，解决沿海问题。可以说，他将朱元璋建立的明帝国框架真正地稳固下来，确保了江山社稷。
但无论什么样的人，终究都是会死的。
朱棣第五次北伐，死于军中。他的死，让稳定的大明帝国又开始暗流涌动。
一贯以来，皇帝的位置就有无数人盯着。更何况朱棣自己就是造反夺位，他的儿子自然也一个个有样学样。
“靖难之役”时，朱棣第二子朱高煦立下大功，朱棣亲口许诺要将位置传给他。从此朱高煦心里就埋了一颗种子。可惜朱高煦不曾明白，人在极度开心时的许诺，基本上没什么可信度，听听就算了，不必当真。
朱棣死的消息并没有广为流传，毕竟那是在军中，还得考虑到各方面影响。朱高煦手下虽然有亲信报信，但是情况掌握得并不确切。他开始琢磨着干掉压在自己头上的长子朱高炽，抢了那个位置。这个时机必须把握得非常好，太早的话，万一皇帝只是病了或者玩诈死之类，那可就把自己赔进去了；太晚的话，太子得到消息登了基，自己可就名不正言不顺了。
可是太子朱高炽手下亲信更多或者更厉害。他得到了消息，登了基，是为明仁宗。
朱高炽（1378～1425年），明仁宗，以端重沉静、儒雅与仁爱深得皇祖朱元璋的喜爱，但不得一生嗜武的明成祖朱棣所喜。不过朱高炽的长子朱瞻基敏慧异常，深得朱棣的喜爱，著名的文臣解缙曾经以“好圣孙”说服了朱棣。在位仅十月，期间赦免旧臣，平反冤狱，选用贤臣，削汰冗官，减免赋税，发展生产、与民休息，为仁宣之治的繁荣打下基础。终年47岁。死后葬于北京昌平天寿山献陵。明仁宗虽然只当了短短十个月皇帝，但他却是明朝不可缺少的一个补充。朱棣一生虽然文治武功都可圈可点，但终究做法太过残忍。正常来讲自己老爸的过错儿子是不敢纠正的，但朱高炽以一颗仁心，大胆赦免了齐泰、方孝儒等建文旧臣的后人——虽然实在是没有剩下多少——比如方孝儒就只有一个远房表叔还健在——但终究是平了反。
明仁宗死后，朱高煦再次谋反，想在半路截杀赶赴京城的侄子——也就是太子。可惜他没有他爹那种才华和运气，再次失败。
朱瞻基即位，是为明宣宗。朱瞻基继承了朱高炽的一些做法，对内宽容对外优待，停止对外征战休养生息。史书上将这个时期称为“仁宣之治”。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内阁权力渐渐扩大，杨士奇、杨荣、杨溥入阁，并称“三杨”，这是明代最为强大的内阁之一。
文官集团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庞然大物。他们秉承着自己心中的理想，饱读诗书，把持朝政。这些人打又打不得，杀也杀不得——对皇帝来说，杀了他们是让他们青史留名，而自己则一不小心就会成为昏君暴君的典范，这种亏本生意是万万不能做的。
如果皇帝才华出众的话，这危险倒还不明显。比如朱元璋，服他的不服他的，都得听话。只要稍微不听话，或者他认为你可能不听话，那就一律杀了——政事？我自己都能全干了！
朱棣刚一即位大杀四方震住了所有人，倒也没有人敢在他面前放肆。何况当时内阁初创，还没有将权力发挥到极致。同时朱棣本身也是极有能力的一位人物，自然也可以压制得住。
仁宣之治时，皇帝能力开始下降，精力也不如太祖爷那样充沛无比。政事自然得靠那些文官来办，甚至于大部分都要交给文官来办。这就开始产生了矛盾——皇帝需要权力，但皇帝却没办法自己做所有的事情，所以最后还是得放权给其他人。如果皇帝又不能用雷霆手段压住所有人，那么其他人权力越来越大便是可以想象的事情了。
明宣宗死后，太子朱祁镇即位，年方9岁，改元“正统”，是为明英宗。
9岁的小孩自然是什么都不懂的，朝政便由太后跟内阁把持。等朱祁镇渐渐长大，就觉得这个朝廷使起来十分的不顺手。自己虽然是皇帝，但想干这不行，想干那还不行。一句话说不对下面就跳出一帮人来个死谏——若是真杀了他们，又到哪里找人干活去？
这时候，太监们的机会来了。
说起来，朱元璋吸取前朝教训，对太监们管制相当严厉，擅自干预朝政者，杀无赦。建文帝即位之后对太监更是非打即骂，动不动处死，所以宫内的太监都怨恨他——还记得吗？南京空虚的消息，就是太监报给朱棣的。
成祖即位之后，这些太监立有大功，一个个便跳出来请赏。朱棣没办法，就给了他们一些权力，将他们派到各地去当监军、镇守、采办之类——其中最厉害的，自然是下西洋的郑和。但朱棣本身雄材大略，分寸把握得很好，这些人还不敢放肆。
郑和下西洋，自明代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受朝廷派遣，率领规模巨大的船队七次出海远航，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同南洋、印度洋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的友好和平交流。可朱祁镇不同，他从小长在深宫不知人心险恶，又被臣属们压制得狠了，自然觉得那些听自己话的太监们是最可爱的人。要夺权，手里就得有人，既然文官里找不到合适，就得从身边找了。于是明王朝第一个专权乱政的宦官王振便脱颖而出。
王振是明初蔚州（今河北蔚县）人，略通经书，后来又做了教官，但是中举人、考进士这条荣身之路对他而言是太难了些。于是他便自阉入宫——从这里可以看出，对自己都能这么狠的家伙，取得如此高的成就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史称王振“狡黠”、善于伺察人意。而他一遇到英宗，便如鱼得到水一样，谁也离不开谁。英宗即位后，很自然要重用自己喜爱的人，王振便越过原司礼太监金英等人，出任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太监。一朝天子一朝臣，宦官也不例外。
司礼监是明代宫廷里24个宦官衙门中最重要的一个。它总管宫中宦官事务，提督东厂等特务机构，替皇帝掌管内外一切章奏和文件，代传皇帝谕旨等。由于此职事关机要，历来都由皇帝心腹宦官担任。后来，随着“票拟”制度的形成，皇帝最后的裁决意见，要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用红笔批写在奏章上，称为“批红”。奏章经过“批红”以后，再交内阁撰拟诏谕颁发。宦官掌握了“批红”大权，实际上就成了皇帝的代言人。这些宦官成天在皇帝旁边，善于察言观色以迎合皇帝，又常常利用皇帝深居简出、和外廷官接触少的弱点，欺上瞒下，假传谕旨或歪曲篡改谕旨，以售其奸。英宗把这样一个重要官职交给王振，为他日后擅权开辟了道路。
可惜当时“三杨”还在，内宫太皇太后张氏又明察秋毫，牢牢控制着王振。他虽然有野心，却不敢表现出来。直到正统五年，杨荣病死，杨士奇因为儿子杀人引咎辞职，只剩杨溥一人势单力孤。正统七年，张氏又病死。从此，再也没有人能够阻碍王振专权的道路了。
王振早就看明太祖挂在宫门上那块“禁止宦官干预政事”的铁牌不顺眼，第一件事就是把这块牌子摘下来。随后他又在京城内大兴土木，为自己修建府邸。他还修建智化寺，为自己求福。谁若顺从和巴结他，就会立即得到提拔和晋升；谁若违背了他，立即受到处罚和贬黜。一些官僚见到王振权势日重，纷纷前来巴结贿赂，以求高升。有位工部郎中，名叫王佑，最会阿谀逢迎。一天，王振问王佑说：“王侍郎你为什么没有胡子？”王佑无耻地回答说：“老爷你没有胡子，儿子我怎么敢有。”一句话说得王振心里甜滋滋的，立即提拔他为工部侍郎。徐希和王文亦因善于谄媚，被王振提拔为兵部尚书和都御使。王振还把他的两个侄子王山和王林提拔为锦衣卫指挥同知和指挥佥事。又把死心塌地依附于自己的心腹马顺、郭敬、陈官、唐童等，安插在各个重要部门。福建有位参政宋彰将贪污的数以万计的官银送给王振，立即被提拔为布政使。这样，从中央到地方迅速形成了一个以王振为核心的朋党集团。
可惜，王振终究没有处理国事的才能，明朝的天下，很快便要由盛转衰。
红袖添香夜读书——宣德炉
焚香习俗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通常人们为了礼仪将衣服薰香，更多的是古代文人雅士喜欢在读书、写字的书房内，焚上一柱香，营造“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意境。因此，早在汉代以前就出现陶、瓷、铜、铁、瓦为材料制成的香炉。元末明初随着铜器铸造业的迅速发展，原先其他材料的香炉，逐渐被铜香炉所取代，明代宣德年间是铜香炉制作的巅峰阶段。
宣德皇帝在位时，为满足玩赏香炉的嗜好，特下令从暹逻国进口一批红铜，责成宫廷御匠吕震和工部侍郎吴邦佐，参照皇府内藏的柴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名瓷器的款式，及《宣和博古图录》、《考古图》等史籍，设计和监制香炉。为保证香炉的质量，工艺师挑选了金、银等几十种贵重金属，与红铜一起经过十多次的精心铸炼。成品后的铜香炉色泽晶莹而温润，为明代工艺品中的珍品，宣德炉的铸造成功，开了后世铜炉的先河，在很长一段历史中，宣德炉成为铜香炉的通称。宣德三年利用这批红铜开炉共铸造出三千座香炉，以后再也没有出品，这些宣德炉都深藏禁宫之内，普通百姓只知其名未见其形。经过数百年的风风雨雨，真正宣德三年铸造的铜香炉极为罕见。
为了牟取暴利，从明代宣德年间到民国时期，古玩商仿制宣德炉活动从未间断过。就在宣德炉停止制造后，部分主管“司铸之事”的官员，召集原来铸炉工匠，依照宣德炉的图纸和工艺程序进行仿造。这些经过精心铸造的仿品可与真品媲美，专家权威也无法辨别，至今国内各大博物馆内收藏的许许多多宣德炉，没有一件能被众多鉴定家公认为是真正的宣德炉。鉴别真假宣德炉已成为中国考古学中的“悬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