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人自古喜欢字画，悬挂室内，欣赏养性，因此装裱业很兴盛。明清以来，装裱业主要分布在黄家园、道门街（今金塔巷东段），马坊门（今永昌路段武都路十字南北两侧路段）等处，着重装裱字画。其中最有名的裱匠是李信春（1846-1899年），他的字号是“兰州道门街李记青鉴轩装裱室”。李信春专崇以苏州为发祥地的“苏裱”风格，以工艺严谨、用料考究、配色精当而驰名省城。他除揭裱古今名人字画、册页、手卷、字帖、扇面之外，还善于裱制喜屏、寿幛、包贴赤金，精制万民衣、万民伞（绅民为表彰地方官的仁政而赠送的衣、伞），还能制作汉文、阿拉伯文的金字匾额。陕甘总督左宗棠、谭钟麟等高官的书法，以及兰州书画家吴可读、马虎臣、温虚舟、温晓舟、曹蓉江、白延龄等的作品，多由李信春装裱。李信春将其手艺传给儿子李次卿。次卿经过多年历练，掌握了两手绝活：一是可将黄金化为液体，用来写字作画，还能把破旧字画的金粉收回；二是善于揭裱古旧字画，根据原作纸质、墨色浓淡润燥，修补缺损部分，达到天衣无缝的地步。即便是破碎为小块块、质地糟烂的古旧字画，也能联缀拼接，装裱完整，不留痕迹。陇上书画名家刘尔炘、范振绪、裴建准等人的作品均由李次卿装裱。抗战时期，张大千去敦煌临摹莫高窟壁画，两次小住兰州，也由李次卿装裱临摹品及自作仕女、山水、花卉。其中的《武周垂拱时维摩诘变》摹品，高一丈，宽一丈九尺，裱得甚为精到，再现了唐人神韵，张大千十分满意，为之题写了“青鉴轩”匾额，赠送了多副作品。其中的所赠行书联曰：“碧莎裳下携诗草；绿藻潭中系钓舟。”笔墨苍劲飘逸，瑰奇秀丽。
清末至20世纪40年代，兰州庄严寺有个装裱铺，由河州人何映南经营。他的字叫海楼，行三，因患过天花，年轻时又喜欢歌舞，人称“麻三怪”。他怪在既能持刷装裱，又能握管作画，更能临摹古画，往往达到乱真的程度。民国初年，甘肃督军张广建每每购得古画，常问幕僚是否何某仿作。何善画竹，学郑板桥，能得其意几分。又以清兰州画家王晓霞《兰州八景图》为粉本，加以己意，绘成《兰州八景》册页，比原作显得粗犷豪放。
兰州裱匠所裱作品就形式而言，有中堂、对联、横披、镜片子、四条屏、八条屏通景等，除挂木轴外，也有装沙的轴，按雇主要求装裱。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政治运动的高涨，人们不敢挂字画，而用表现革命内容的“画张子”（彩印年画）装饰居室。装裱铺成为裱糊合作社，其主要业务是为居民糊“仰尘”（顶棚），裱字画的很少。兰州平房为了保温、美观起见，就要糊“仰尘”。在离屋顶一尺左右处，安装木条，或固定铁丝、细麻线为框架，然后在黑麻纸或旧报纸上抹上浆糊，拿糜子笤帚打成底子，再在底子上裱一层粉笺纸或印有图案的纸，使居室焕然一新，亮亮堂堂。这也算是装修罢。80年代以来，书法、国画兴盛，装裱铺如雨后春笋到处开业，个个都悬挂名家题写的金字招牌，但技术高超的实属凤毛麟角，除传统装裱技法外，还引进了日本的装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