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踏上了林中小路，阳光透过树梢照进了路面，鸟儿在唱歌，许多昆虫欢乐地嗡嗡叫。但是，你对此无能为力的是：你的路意味着死亡。被你踩着的蚂蚁在那里挣扎，甲虫在艰难地爬行，而蠕虫则蜷缩起来。由于你无意的罪过，美好的生命之歌中也出现了痛苦和死亡的旋律。[29]
——施韦兹生态文学最重要的精神立场就是在整体生态系统的视野下对生命的敬畏和平等共处、相互依赖的观念，对动植物的保护和关爱在生态伦理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施韦兹在《敬畏生命》中甚至把是否保持与其他生命的亲近当做衡量人类德行的标准，他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成为生态理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指出：“善是保存和促进生命，恶是阻碍和毁灭生命。如果我们摆脱自己的偏见，抛弃我们对其他生命的疏远性，与我们周围的生命休戚与共，那么我们就是道德的。只有这样，我们才是真正的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一种特殊的、不会失去的、不断发展的和方向明确的德行。”[29]在人类中心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肆虐下，世界上的动、植物的数量和种群正以惊人的速度消失，我们与自然生命的联系越来越远，在人类的世界里，除了作为人类消遣和娱乐的少数动物和供我们食用的动物外，我们已经很少能在周围看到自由成长的生命了。
传统文学中大量关于动、植物的话语里都包含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展示了人类从自然到人文的进程。人类从自然中本能地把自己和动植物的生长、气候的变化、四季的变迁连在一起并以它们作为参照，渴望获得生命力和生殖力等充沛的自然力量。伴随着对自然的认知，必然出现相应的表述，神话传说及与神话和信仰相关的大量生活习俗、仪式活动中包含着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成为早期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生态叙事”、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固化和有形形式。其实，“人类曾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一直将自己视为与动物为伍的同类分子。人类学上的一个用语‘图腾’（意为他的亲族），专门解释动物与人类的‘亲属关系’。所谓的‘神话思维’、‘前逻辑思维’（卡西尔）、‘原始思维’（布留尔）、‘野性思维’（列维-施特劳斯）这些概念，虽然并非完全相同，但都有一个基本的言说条件，即人类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面并没有将自己与动、植物区分开来而把自己视为高一等。”[29]植物给人类提供了重要的食物，使人类获得了生计的基本保证，而且“对于人类，就对生命的认识而言，可以说最早从植物变化上感知到生命的时态。因此，在象征和比附上，人类将生命比做植物，比如‘生命树’亦最为平常。植物的‘一岁一枯荣’韵律和变化直接为人类观察生命的存在和运动提供了参比物。人类通过‘生命树’的母题不仅仅从植物的意象中作出对生命的认同，还可以通过神话和仪式作为创世纪的原生形态的纽带和中介。”[30]如葡萄、常春藤、松柏、枫树等植物中都被嵌入了人类早期认识世界的态度和知识，这些不同的植物联结和象征了不同的文化心理和生存场域。几乎所有人类传统文化信仰和习俗的内容都离不开植物，那些仪式、习俗中包含有大量关于动物和植物的叙事，自然界中的动、植物通过信仰习俗获得了神圣因子并进而得到人们的敬畏和保护，因此“植物的生命意象无须作更多的思辨就已经悄然地成为作家们必备的创作养分”[30]。
当然，作为在自然界中共同生活的生命，只有动、植物各个种群数量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才能维系，各种生命之间也才有生存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因此，各种动、植物之间遵循着自然的法则，食物链之间的动、植物充满了互为依赖基础上激烈的较量争夺。在传统文学书写中，这是一种在大自然背景下展开的公平的较量，人类只是靠着有限的器械和智慧来捕猎，而且目的是为了获得生存必需的食物而不是取乐和享受。那时，人口的数量是有限的，人类的生存活动并没有影响到其他生命正常的生存繁衍。然而，随着人类的进步发展，人掌握了越来越多的技术，各种各样的武器和设备足以使动、植物遭受灭顶之灾，加上人口增加、欲望的膨胀，人类对大自然过度开发、掠夺，原来人与其他生命共存的家园被人类大肆侵占，越来越多的动物要么被人类过度捕杀而濒临灭绝，要么失去它们的家园而无处栖居。
动、植物在很多生态文学作品中是主要描写和表现的对象。作为与人同样的生命存在，动、植物不仅是生态灾难的直接受害者，而且还是人类暴行的直接施于对象。对非人类生命的热爱能唤起我们命运的共同感，给人类带来温暖和安慰，而对其他生命的残暴则映照了人类的自私和冷酷，折射了人类内在心灵的孤独和绝望。生态文学对动、植物的生命书写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对丰富多彩的动、植物世界和人与动、植物和谐亲密关系的描写。如梭罗的《瓦尔登湖》、李奥帕德的《沙郡年记》、缪尔的《我们的国家公园》等，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独居的日子其实并不孤独，因为他有湖泊、有森林树木和各种动物做邻居，他可以和野鼠等小动物像朋友那样相处：“有一天，我用肘支撑自己，坐在凳子上，它（指野鼠）爬上我的衣服，沿着我的袖子，绕着那块包着我的午饭的纸团团团转。这时，我把那块纸拉近自己，躲开它，和它玩捉迷藏的游戏。最后，当我捏起了一片干酪时，它跑过来，坐在我的手掌里一口一口吃了下去。接着，像苍蝇那样把脸孔和爪子舔擦干净，便扬长而去。”[1]在冬天里给松鼠和小鸟喂食，麻雀放心地飞到他的肩膀停歇，松鼠淘气地从他的脚上踩过，野兔和他成为邻居。在观看红蚁和白蚁的殊死搏斗中，梭罗完全用人化的语言来描写蚂蚁之间的战争。他用这样的语言来形容：“一场两个蚁民族之间的战争”、“遍野横尸”、“奄奄一息”、“不战死，毋宁死”、“激动”、“窥测”、“怒气冲冲”，从而让他：“仿佛我由于目睹门口发生一场残酷、横尸遍野的人类战争而使我为之激动和痛苦不已。”[1]而在缪尔的笔下，荒野中的生命与人类完全站在平等的地位上来审视人类。他这样描写在荒野中与一群鸟的相遇：“一群高山鹑从我身后的河谷中走了上来……终于，它们中的一只与我四目相对，它惊异地盯着我，经过片刻的沉寂，发出一声特别的尖鸣，接下去就便是一串‘咕咕’、‘咕咕’的急切的低声细语，仿佛是在演讲……接着，走在前面的高山鹑一哄而散，奔向后面的同伴，向它们通报新闻。‘那是什么？那是什么？噢，你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它们似乎在说，‘不是鹿，不是狼，也不是熊；过来看呵，过来看呵。’‘在哪儿？在哪儿？’‘在那儿！那棵树下。’然后，它们小心翼翼地走过来，隔着树，一个个依次伸长自己的脖子，向我张望……”[15]看到这样的文字，你能说在其他生命里没有和人类同样的情怀吗？
还有一类对动、植物的生态书写揭露、批判了人类对待动、植物的暴行，表现了在自然环境破坏和人类疯狂的杀戮、掠夺下动、植物濒临灭绝的命运。如艾特玛托夫的《断头台》，莫厄特的《与狼共舞》、加里的《天根》等。艾特玛托夫在《断头台》中描写了母狼阿克巴拉一家被人类赶尽杀绝的悲惨命运：一对狼夫妇在人类利用各种武器的围猎中失去了自己的三个孩子和家园，被迫离开荒野逃走，在一个湖滨安家生下了五个孩子。可人类为了开采这一带的矿藏，竟然一把火把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全烧了，连着狼的五个孩子也烧死了。两只狼又开始伤心的逃亡，最后在一个山岩下安了家。它们再也无路可走了，前面已是茫茫的大海。这一次，它们又生下一窝四个孩子。结果，它们的孩子被人给偷走拿去卖。狼夫妇发现后一路追赶，围在偷盗者藏身的地方哀嚎。最后，一再失去孩子的母狼把一个小男孩叼走，它只想做这个孩子的母亲，只想让自己的母爱能够有依托。最终，人类的子弹在击中母狼的同时也打死了无辜的孩子。狼的孩子和人的孩子、狼的悲愤和人的自私，多么可怜的狼，多么残忍的人！艾特玛托夫颠覆了我们对人与狼关系的传统认识，在人对狼的暴行中展开对人类道德良心的拷问。
生态文学作家们把动、植物作为有生命意识和人类的共同体来书写，超越了传统文学中把动物视为神灵和猎物的观念，摆脱了神秘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褊狭，在对生命普遍尊重的基础上，站在把所有生命都视为生命的立场，赋予每一种生命以情感和尊严的诗意怀想，承认每一个生命和每一种生活方式的合理和珍贵，尊重和平等看待每一种生命及其生活，在生态文学写作中让它们作为生命的存在使人类的生活有了超越自身狭隘世界的意义。生态作家对动、植物的描写是在主体间性的立场中展开的，它摆脱了传统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的对立，物我交融契合为一。动、植物成为人性化的、与人类交往对话的生命存在，它们自然自在的存在与今天人类的生存行为形成对照，在人类对动、植物肆意的掳掠和征服中凸现它们生命的神奇、灵性和它们捍卫生命的惨烈、悲壮，警告目空一切的人类即将遭受随着动、植物的毁灭而到来的生存危机和毁灭，指出只有动、植物与人类相互和解之时，才有可能真正重建生态系统的平衡。
通过各种意象，生态文学生动形象地传达了丰富的生态主题内容，这些意象在带给读者审美享受的同时引发了读者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从而构建起由作者和读者共同组成的心灵共同体，形成普遍的生态共识并对人们的行为和道德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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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