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戎的长篇小说《狼图腾》一出版就吸引了众多的读者。这本书的魅力究竟在哪里？是作者所钟情的草原游牧精神，是关于狼的故事，是作者精湛的文学表现力，还是我们所探讨的生态精神？
一、《狼图腾》的生态话语和叙事策略
《狼图腾》在当代文坛掀起了一阵热潮，对作品的评论纷至沓来，话题从各个方面展开，褒贬损誉也不尽相同。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封底关于这部书的评论：
这当然是一部奇书，一部因狼而起的关于游牧民族生存哲学重新认识的大书。它直逼儒家文化民族性格深处的弱性。煌煌五十万言，五十万只狼群汇合，显示了作家阅历、智慧和勇气，更显示了我们正视自身弱点的伟大精神。
——作家、评论家周涛
“苍狼乐队”感谢《狼图腾》，它让我读出：深沉、豪放、忧郁而绵长的蒙古长调与草原苍狼幽怨、孤独、固执于亲情呼唤的仰天哭嗥，都是悲壮的勇士面对长生天如歌的表达；是献给《天堂》里伟大母亲最美的情感、最柔弱的衷肠、最动人的恋曲……
——蒙古族歌唱家腾格尔从上面所引的评论来看，《狼图腾》似乎给人更多的是关于狼和狼性精神的遐想和追思：“本书由几十个有机连贯的‘狼故事’一气呵成，情节紧张而又新奇神秘。读者可以从书中每一篇章、每个细节中攫取强烈的阅读快感而令人欲罢不能。那些精灵一般的蒙古草原狼随时从书中呼啸而出”，“是狼的狡黠和智慧，狼的军事才能和顽强不屈的性格，草原人对狼的爱和恨，狼的神奇魔力，使姜戎与狼结下了不解之缘。狼是草原民族的兽祖、宗师、战神与楷模；狼的团队精神和家族责任感；狼的智慧、顽强和尊严；狼对蒙古铁骑的训导和对草原生态的保护；游牧民族千百年来对狼的至尊崇拜……”[3]作者在写尽狼性的同时为中华民族当下的民族弱点找到了一剂药方，即恢复以狼图腾为内核的游牧精神，张扬一种强悍和力量的精神气质。“中国病的病根就在于农耕和农耕性格……对于中国农耕意识的深厚传统的批判，零敲碎打不行，必须进行历史的、系统的分析、批判和清算，最关键的是必须使用比农耕历史更悠久、更有生命力、更有战斗力的游牧精神武器。”[3]作者相信精神和信仰能解决现实的难题，只有精神才是对抗所有人类弱点和劣性的武器。因此，在表层上，《狼图腾》是关于民族精神和性格之探寻和拯救的宏大叙事的作品，是作者关于狼性游牧精神的形象论证。作者通过“与狼共舞”的惊心动魄的场景和精神历程来形象地呈现游牧精神的力量和意义，力图彰显的是草原狼的秉性和气质，批判的是在作者看来与游牧精神对立的软弱无力的农耕文化。然而，在这些话语的深层和背后，整部作品充满了对蒙古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现实描写和忧思，作者对国民性的探讨和民族精神拯救之路的探寻正是以草原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狼在草原生态系统中的作用来展开的。其间虽然洋溢出一种游牧民族的自豪感和昔日雄风已逝、无力挽回的悲怆，但作者通过狼来突显的，不仅是草原狼对人的精神力量的象征、激发、唤醒作用，更重要的是在对狼与其他生命的较量、狼的存在与草原生态系统的密切、人类的生活与草原、狼、獭、羊等之间的关系中揭示出草原生态系统的和谐、稳定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性，以及这种和谐、稳定中所包容的生命之间的依存较量。
诚然，由于作者的极力张扬和肯定，狼性游牧精神作为作者的价值理想被放大和彰显出来。作者在作品中对国民性格作了先在自足的设定，简单化地完全否定了农耕文化而肯定游牧文化；对国民性格和社会的批判和质疑过于简单狭隘，未能涉及历史和文明断层的深处让读者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对农耕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也缺乏开阔的人类视野，但作者毕竟没有停留在一般生态灾难和表象的描写、揭示上，而是通过蒙古草原生态系统的破坏、草场的衰竭和蒙古草原狼和狼性精神的消失展开了深入的文化反思，并进一步指出草原的绿色恢复已经不能由自然本身去净化和重建了，只能靠精神重新建构来拯救，而精神重建的道路是极为艰难的。作者力图超越表面的事实和自然现象，从最本真的存在崭露中获得启示，在精神向度上探索、澄明狼和草原背后丰富的文化因素，说明人和狼、狼和草原上的动物相互依存又相互拒绝、命运紧密相连却又独自演绎的关系。只是由于草原狼在草原生态系统食物链中的重要地位，作品的整个叙事以狼为中心，从而给读者带来错觉，似乎作者过于热衷于狼性精神的渲染和血腥的场面描写。
二、《狼图腾》的生态意识解读
“图腾”（totem）源于印第安语，意为“他的亲族”。“图腾崇拜是初生氏族的宗教，它表现在相信氏族起源于一个神幻的祖先——半人半兽、半人半植物或无生物，或具有化身能力的人、动物或植物。氏族以图腾动物、植物或无生物命名，相信图腾能够化身为氏族成员或者相反。氏族成员以各种形式表示对图腾的崇敬，对图腾动物或植物等实行部分或完全的禁忌。”[4]在《狼图腾》中，狼是以文化英雄和生态英雄的身份出场的。当狼被视为图腾时，信仰的力量捍卫了它的尊严和自由，由于它在草原生态系统和食物链中的重要地位，对狼的敬畏同时起到了维护草原生态平衡的作用。《狼图腾》在有关狼和民族精神探索的同时，不时从对狼性中引发出许多有关生态的话语，让读者对草原乃至整个人类的生态问题有许多的震动和感悟。其中，构成《狼图腾》生态意识的基础是建立在游牧民族图腾崇拜和信仰之上的生态智慧。作者是站在蒙古族的文化和精神视野中来看待狼和狼性的。蒙古族之所以把狼视为草原精神的象征，那是因为在草原世代生活的蒙古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懂得了草原生态中“大命”和“小命”的关系。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在草原生态系统和草原生命构成的生态链中，狼是草原生态系统保持动态平衡的关键。“腾格里是父，草原是母。”“狼是草原的保护神。”[3]他们对狼的敬畏，不仅因为狼的智慧和血性，更是出于对草原生态平衡的遵循和维护。毕利格老爹对因同情黄羊而谴责狼凶狠的陈阵说过这样一段话：“难道草不是命？草原不是命？在蒙古草原草和草原是大命，剩下的都是小命，小命要靠大命养活，连狼和人都是小命。吃草的东西，要比吃肉的东西更可恶。你觉得黄羊可怜，难道草就不可怜？”[3]“草原民族捍卫的是‘大命’——草原和自然的命比人命更宝贵；而农耕民族捍卫的是‘小命’——天下最宝贵的是人命和活命……如果站在‘大命’的立场上看，农耕民族大量烧荒垦荒、屯垦戍边，破坏草原和自然的大命，再危及人类的小命，难道不是更野蛮的野蛮吗？东、西方人都说大地是人类的母亲，难道戕害母亲还能算文明吗？”[3]虽然这些草原原始朴素的生态思想显得有些偏激，然而正是这种带着几分偏激的生态意识保护了蒙古大草原的绿色和生命。他们还懂得让生态和谐、绵延的道理，遵循着古老的游牧生活方式和草原生活的生态法则，打猎从不杀绝，取狼食要把大半留给狼，也不滥用人类的武器。蒙古人维护草原与人的自然和谐的观念和行为，成为《狼图腾》生态意识的直接表达。
作者用写实的笔触描绘了围绕狼而呈现的生态图景，使作品的背后拥有了巨大的生态空间。草原狼在草原生态中客观上起着决定性的平衡作用，因此《狼图腾》中狼性和狼的精神形象是在草原生态的空间中站立起来的，对草原狼的抒写，不可避免地成为草原生态的抒写。狼故事串起的，是草原生命和生态的兴衰史。狼在草原上与各种生命的较量，是生态法则下的生存较量，而狼与人的对抗，是草原生态平衡与破坏力量之间的对抗，是生命与欲望、野性与文明、反抗与征服之间的对抗。尤其在经历了那个动乱而无知的年代后，随着游牧精神的逐渐式微甚至消失（毕利格老阿爸的死是草原最后一代游牧精神领袖的终结），狼也在利益和权利的双重镇压下消失在北部的边境线上。同时，作者用对比的手法，让狼生存时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草原与狼消失后衰败退化的草原形成鲜明对比。当这种对比在草原的兴衰与人类的生存产生依存关系时，必然会在人们内心产生强烈的共振。作者对亲历现实的描写，如游牧变成定居，马被摩托车、汽车代替，猛狗变成了宠物，战马变成旅游脚力和留影道具，草场退化，沙尘暴等因为草原生态系统失衡而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使作品进入了生态危机的叙事场域并深入到文化领域而展开生态问题的思考。如作品中陈阵所感叹的那样：“草原狼的存在是草原存在的生态指标，狼没了，草原也就没了魂。现在的草原生活已经变质，我真怀念从前碧绿的原始的大草原。”[3]随着社会的发展，图腾时代成为人类遥远的记忆，文化的共融和相互影响、很多人类传统文化中宝贵的遗产正被我们轻易抛弃。蒙古狼图腾形象被世俗化、妖魔化和被驱逐的过程让我们看到，当人对自然和生命失去敬畏、人类文化中对自然和生命一体的生态意识被扫荡之后，自然对人类报复的时代，即全面生态危机的时代也就不远了。传统文化正在分化和解体，如果我们新的精神和文化体系的建构是以牺牲我们的生存环境为代价，如果我们在获得的同时失去得更多时，我们必须警惕和反思我们的文化和行为选择。《狼图腾》的叙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展开，使生态话语慢慢走向了前台，成为叙述和描写的主要内容。
草原狼已经消失，只有人的欲望还在生长，没有了魂的草原，必然在失衡中慢慢死去。作者是以这样的一段话来结束这部50万言长卷的：
2002年春，巴图和嘎斯迈从额仑草原给陈阵打来电话说：额仑宝力格苏木（乡）百分之八十的草场已经沙化，再过一年，全苏木就要从定居放牧改为圈养牛羊，跟你们农村圈养牲畜差不多了，家家都要盖好几排大房子呢……
陈阵半天说不出话来。
几天以后，窗外忽然腾起冲天的沙尘黄龙，遮天蔽日。整个北京城笼罩在呛人的沙尘细粉之中，中华皇城变成了迷茫的黄沙之城。
陈阵离开电脑，独自伫立窗前，怅然遥望北方。狼群已成历史，草原已成回忆，游牧文明彻底终结，就连蒙古草原狼在内蒙草原上留下的最后一点痕迹——那个古老的小狼故洞也将被黄沙埋没。[3]
三、《狼图腾》的生态意义
文学评论家孟繁华说：“《狼图腾》在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中，是一个灿烂而奇异的存在。”由于作者的叙述主体——狼与草原生态水乳交融的关系，加上作者的叙述背景已经涉及现实草原生态的恶化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生态灾难，这部作品的生态话语融会了传统生态意识和现代生态思想，在表达上，作者突破了一般生态文学过于直白和明显的话语表达方式，使形象更具审美感染力。在人类生存环境日益恶化、人与野生动物共存的荒野生活已经成为一种遥想和记忆时，狼把读者带入了有着最原始和辽阔的、自由的狼的草原，让在生态失衡的世界里的人们在远离生命的原始较量和狂野的生活中体验了一次文学的冒险，满足了人类对野性和盎然生命的渴望、对和谐自然的向往。我们这个时代能满足人们审美情趣的文化产品还很不够。文学也不例外，不知从什么时候，过分个人化、都市化、内心化、情爱化、女性化和中性化的写作，使得我们的文学远离了血性和崇高，自恋、冷漠、偏执、贪婪、淫邪成为反复渲染的话题，而很多大众关心的题材又让大众感到作家的写作那么力不从心，或许正如作者所言那样，我们今天的国人确实需要狼的热血来刺激一下了。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说过：“应该把图腾崇拜起源问题的中心放置在原始民族如何和为什么会把动物、植物及无生命的物体的名称用在自己或部落身上？”[5]蒙古人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体系都是建立在长期对草原环境的生态适应基础上的，是他们千百年来与其他动、植物相依存的生存斗争中获得的生存智慧和原始生态意识。蒙古人的历史，就是在草原环境中生活，与狼、羊、马、狗、旱獭等动物共存的历史。“游牧”这个词本身就是蒙古人适应草原环境的生存方式的写照。作者在民族精神出路的探索中揭示了草原生态恶化的思想和文化根源，在不同文化的交锋中凸现了生态话语，通过文化冲突揭示了精神和价值观念对生态的巨大影响，生态灾难的背后是文化的危机、精神的危机和人类生存的危机。
综观作品，作者对草原游牧文化的认同是通过主人公知青身份对牧民生活和草原文化的观察、“进入”及“在场”的体验而获得的，其文本叙事是在草原游牧文化与现代农耕文化、游牧精神与时代语境下的观念和行为之间的冲突而展开的。在对自身所属的文化身份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同时，为读者提供了很多闻所未闻的“地方性知识”、文化思考的空间和丰富的草原生态知识，而狼的形象让我们体验到另一类同样有着智慧、勇敢、尊严的生命存在。
《狼图腾》的成功当然有许多因素的影响。正如有些论者指出，如果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就写出这本书的话，或许它的命运会是另外一个样子。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有关自然与人类、草原与生命的恒久话题的生态意识的注入无疑为这本书增添了更为深刻、感人的力量和别样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