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司岗里》史诗的历史价值
著名文学家茅盾高度重视神话传说和史诗。他指出：“原来古代的神话确是这么一件随着人们的主观而委婉变迁的东西，历史学家可以从神话里找出历史来……哲学家找出哲学来。”拉法格也曾经说过：“神话并不是骗子的谎话，也不是无畏的思想的产物，它们不如说是人类思想的朴素的自发的形式之一。”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许多人文学家对云南这块“人类社会活化石”之地蕴藏着的丰富、神奇的神话史诗给予了更多的关注。神话史专家冯天瑜认为：“上古神话不仅具有无可代替的史料价值，因而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同时，还具有多方面的认识价值。上古神话作为人类童年时代辉煌的遗留物，反映了原始人类对外在世界和人类自然的认识。”“因此，当人们追踪自然科学史、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哲学史的源头时，无一例外地都要上到神话这块‘圣地’。”神话的价值如此之多，如此之高，那么，史诗的价值必然更高了。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家郭沫若早就指出：“民间文艺才是研究历史的最真实、最可贵的第一手的材料。因此要站在研究社会发展史、研究历史的立场来加以好好利用。”
神话史诗如此重要，那么，佤族《司岗里》史诗的历史价值如何评价呢？笔者认为：
1.它是认识人类童年时代的母体
人类历史发展演变的过程与结果都是阶梯式的，其源头都是从人类起源开始的，而且都要经历原始社会阶段，专家们把它称为“人类的童年时代”。恩格斯分析研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后就形成了“人类童年时代”的一个观点，而且是把它界定在“史前文化阶段”、“蒙昧期”的“低级阶段”。恩格斯对《古代社会》和《荷马史诗》等世界名著用最美的语言高度评价说：“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发现了并且在主要方面恢复了我们成文历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从北美印第安人氏族的联系中，找到了一把钥匙来解决古代希腊史、罗马史和日耳曼史中的那些极其重要，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所以他所著的一本乃是今日划时代的少数著作之一。”“摩尔根提出了新的，在许多方面来讲都是决定性的材料。”“希腊的和罗马的氏族，一向对所有历史学家都是个哑谜，现在已被根据印第安人氏族解释清楚了，因为就为全部原始历史找到一个新的说明基础了。”恩格斯对《荷马史诗》的评价也很高：“野蛮时期高级阶段的全盛时期，我们在荷马的史诗篇目中，特别是在《伊利亚特》中，可以见到。荷马叙事诗以及全部的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期移交给文明期的主要遗产。”然而，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慧眼中却留下了一种美中不足的眼光，即在《古代社会》、《荷马史诗》中看不到原始社会低级阶段——“蒙昧时期”的“直接的证据”——母体资料，以致恩格斯不满足地说：“上述那个原始社会阶段，即使确实存在过，也是属于非常遥远的时代，以致在社会发展的遗迹中间，在发展程度落后的蒙昧人中间，未必可以找到证明它存在过的直接证据。”这就是说，原始社会的低级阶段——蒙昧期在恩格斯的观念中肯定应该存在，但只是理论上存在，还无实际的“直接证据”可供佐证。笔者把这种“直接的证据”称为“母体资料”，在《司岗里》史诗里则已发现，而且还以纯真和丰富的内容达到了恩格斯的界定标准——“这是人类的童年时代”——“以采集天然现成产物为主的时期。”
下面请看《司岗里》史诗是怎么说的。
首先，《司岗里》史诗就以天真、活泼、粗犷而真切的语言开门见山地回答了人类起源这样一个天大的问题：人类的祖先是从“司岗”出来的，尽管阿佤山（含云南省临沧市、普洱市和缅甸的佤邦及泰国等地）各地佤族对“司岗”的解释虽有所不同（有的说从岩洞里出来，有的说从葫芦里出来，有的说从竹篷根出来），但本质都是一致的，都是母体生殖出来的，都是同母同根生殖出来的。佤族流行口碑中有三个提示：一是人类和动物从“司岗”出来前在“司岗”时已听到“木依吉”女神在讲话，至今佤族人都把木依吉作为天上人间的最高权威，最神圣的女始祖崇拜和敬奉；二是史诗已有“女子先懂得道理”，“女子领导三十代，男子领导二十代”，女子不想领导才交给男子领导之说；三是有木鼓的起源与母体生殖造型的传说都与木依吉女始祖有关。据说，佤族有一个女首领“安木拐”叫人做了一个木鼓要祭先祖，但声音传得不远。有一天晚上，她做了一个梦，梦中看到木依吉女神眯笑着拍拍她的肚皮，发出很大的声响。安木拐震惊醒来，悟出了做木鼓的道理。第二天，她指着自己的小肚下面对人说：“以后你们照着这个样子凿吧！”从此以后，声音能震动山谷的木鼓就造成了。猛兽不敢乱袭击人了。人们看到了木鼓的威力，想到木依吉神就在身边，安全感与凝聚力增强了，社会生活前进了一步，砍木鼓祭祀活动由此产生和延续下来。
佤族木鼓起源与造型特殊的口碑传说，不仅回答了木鼓起源的问题，更有意义的是对“司岗”之名作了深入的诠释。由此，显然已为恩格斯“人类童年时代”的母体观点提供了“直接证据”。
2.《司岗里》史诗填补了“人类童年时代”的一个历史空白
恩格斯高度评价摩尔根原始历史研究上的重大发现与贡献。指出摩尔根“给原始历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自它（母权制氏族）被发现以来，我们知道向什么方向研究，应研究什么以及如何去整理所得的结果了。”“他在原始历史研究上提出的体系，在基本的要点上，至今还是有效的。甚至可以说，人们越是力图隐匿摩尔根为这一伟大的奠基者，则他的这个体系愈益获得大家的公认。”但恩格斯认为，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发现的印第安人原始氏族社会只是“野蛮期”低级阶段历史形态，而不是“蒙昧期”的任何一个阶段。由此，恩格斯肯定《古代社会》有一个历史空白留下来。然而，佤族《司岗里》史诗则已具有填补这一历史空白的功能。
其一，它在天、地、人起源方面以虚实包容的方式比较系统、全面而粗犷地记述了上述宇宙变化和人类与天、地、动物的关系。万物都会说话，都有“灵”感，天地在先，动物和人类在后。
其二，记述了远古人类初期吃、住、行生活的基本情况和语言的产生过程。例如，在“吃”的方面有这样记述：“那时……饭是太阳晒熟的，水是太阳晒沸的。”在迁移中“看不见能吃的东西，只有吃土。离开了距昂寨开始奔跑，兽类跑在前面，人类跑在后面。水牛跑着跑着流出屎来，以此我们就开始吃水牛肉、黄牛和猪、马鹿、麂子……各种鸟……花面狗都流出屎来。从此，我们就吃这些动物肉。它们跑完，人就跑”。这是人类“茹毛饮血”、靠天吃饭，过着采集生活的情况。说得多么粗犷，多么天真浪漫和纯真！
语言的产生也有口碑：“在阿维的河水里人们洗了脸和脚，我们会说话了。我们从左边到右边，从右边到马音寨（可能只是地名），这时我们已能说话。”这表明人类语言的产生，是在人类集体寻捕食物的过程中产生的。
其三，有人工取火和农耕起源的记述。人工取火的原始记述，我国史书中有“燧人氏”钻木取火之说。但为什么想到钻木取火以及怎样保持火种等方面则无说法，仅有燧人氏观鹗鸟啄木发出火花受启发之说。而《司岗里》史诗有说法，却更为具体，虽也有神话色彩包装，但更有可信感。如：“火熄了，向天去要求。”萤火虫去“请神给我火”。“但仍摩擦不出火来。把蚱蜢的头盖上，蚱蜢从缝里朝上窥视雷神取火了。蚱蜢回去后，就教人摩擦取火，从此才点着了火。是谁点着了火呢？是蚱蜢……你们拿鸡蛋做火鬼，你们把萤火虫拿的火留下来。”这里反映了人工取火的产生，是先人们对雷击生电火的观察后经过思考和实践创造出来的。另外有“以后你们要忌，把萤火虫拿的火留起来”之说，表明先民们对取火法和火种的珍爱程度。至今，佤族村民的火塘全年不熄火的习俗仍在传承，直到年终最后一天——“除夕”之日才熄灭旧火而做迎新火的活动，仍保留着摩擦生新火的习俗，从而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年节——“俄烤”。这种崇拜火的“俄烤”节从萌芽到传承至今，地球上有哪一部史诗有此流传？
农耕的起源，从种子到耕作也有记述，种子都是木依吉女神给的，耕作是木依吉教的。虽有神话色彩，但这是远古传说的共性。上述农耕起源的内容与“神农”和“后稷”传说类似，但更有远古之感。如“谷子不生长，我们向雨神祈求……”这不是更为古朴吗？！
其四，万物有灵图腾崇拜与祭祀起源。在《司岗里》史诗里，佤族先民们认为天地万物都是有灵魂、灵感、灵气的，而且像人一样会说话，能与人沟通和对话；这方面有大量的记述，并冠以“神”崇拜。这种被历史学家、民俗学家称为“图腾”的崇拜至今在佤族山寨中还有流传。
史诗里已有农耕起源之说，但还只是萌芽。人们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几乎还是零。由于这一原因加之万物有灵观念的存在和图腾崇拜物是无限的，先民们的祭祀活动产生了而且很繁多，几乎很多动物都用来祭祀了，其中最突出的是牛祭、猪祭、鸡祭和人祭，即有剽牛、剽猪和砍人头等，尤以头祭突出。例如有这样的记述：“从来瑞布经过山谷停了一下到老虎寨（老虎在的地方）。人们向老虎说：‘我们要剥你的皮，要骑你，还要供你的头，以后我们还要做食物，做了自己吃。’老虎说：‘这个东西不是老虎的事情，老虎是吃人的。’”“从老虎寨到高布饶，又自高布饶到立克寨……商量着分开走路并杀鸡献神，留了鸡头、鸡叫……我们不愿让水涨起，就杀了头，水就不会涨，因此避免了死亡。”“以后学道理，看卦。”“阿佤拿头了，我们从此供头。”“我们佤族带了人头礼，从块朗寨分路……”“以后因为要砍木鼓……做供人头的竹篓，把头放两三年，再砍牛尾巴……”上面所引的记述，表明了图腾祭祀的真实情况，也有原始宗教萌芽的迹象，大约是产生在农耕萌芽的进程中，这在其他史诗中也是难以见到的。
3.史诗为解开人类起源、民族起源的“哑谜”提供了神奇的“钥匙”
佤族《司岗里》史诗由于它所包含的远古人类社会生活的门类比较丰富，源头性、萌芽性和古朴性比较突出，占领着“水有源，树有根”的源头优势，属于含金量很高的一座富矿，具有非凡的功能，可以为后人揭开一些历史的、自然界的“哑谜”提供重要的线索或诠释一些问题。
例如，地球上各民族史诗或神话中，关于人类起源的问题，就有神仙造人说、日月造人说、山河造人说、触木感生说、卵生说、岩石爆人说、猴子变人说、葫芦出人说、泥土造人说以及躯体造人说等等，众说纷纭。上述说法，我国各民族《史诗》和神话中几乎都有。其中能够比较客观回答或提供重要线索的，首推“女娲”说和《司岗里》的母体生殖说。
“女娲”说，实际含两层意思：一是表明“女娲”是人类的母亲——女始祖；第二层意思是表明她是一个神通广大的女首领。
《司岗里》史诗的母体说有四层意思：一是表明“木依吉神”是人类万能的女始祖；二是表明人类各民族都是从一个母体里孕育和生殖出来的；三是表明有些哺乳动物、爬行动物也是从母体生殖出来的，木依吉神是神圣的母体，是万物的主宰；四是表明各民族都是同母同根的弟兄姊妹，木依吉女神是各民族的母亲。与“女娲”造人说有些类似之处，但《司岗里》的说法则显得更为具体，真切，更有研究价值。关于人类是怎样从“司岗”（岩洞或葫芦）出来的情节，佤族有两种说法。从岩洞出来的说法是木依吉（莫依吉）最后教小米雀用嘴啄开岩洞的。从葫芦里出来的说法是“天神”教母牛的丈夫“惹戛木”用刀劈开葫芦以后才出来的。人先出来后，大象、猴子、蛇、螃蟹才跟着出来。人为什么没有尾巴，猴子的屁股为什么红着一块，大象为什么没有角，蛇为什么没有脚，螃蟹为什么没有头等等都是刀劈葫芦时砍掉的，说得更加天真浪漫。两种说法实际上都大同小异，因为岩洞和葫芦都是母体生殖的象征，佤族人善于用比喻方法、拟人方法记述客观世界和表达深厚的情感；“葫芦”说的“天神”也就是“岩洞”说的“木依吉神”；先从“司岗”出来的人类都是“岩佤”，后面出来的人类也基本相同，其不同点是在汉族上，这可能与地域和古代民族交往有关系。总的说法都是人类各族都是同母同根同一个天。
从民族关系上，《司岗里》提供了我们这样一条重要线索：在远古时代，云南境内最早的土著民族是佤德语支的先民——濮人，氐羌民族和汉族是后来的土著民族。按此线索分析研究，云南西部的古“哀牢人”的族属、铜鼓族属和保山“蒲缥人”族属的谜团并不难揭开，距今3 000多年前的沧源崖画、耿马石佛洞新石器遗址以及澜沧江中游地区出土的旧石器、新石器文化遗址的族属之谜显然已可以揭开。事实上，著名民族史学家方国瑜教授等许多专家已倾向于“濮人”说，著名考古学家汪宁生等也有此倾向，著名考古学家李昆生已肯定澜沧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遗址均为“濮人”族群的文化遗址。“澜沧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主人是古代百濮的先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