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兵器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兵器的国家。
有战争就离不开兵器，然而，兵器最初并不是为战争而制造的，在中国，它起源于生产工具，是原始社会人们为猎取动物作为食品而问世的。目前发现较早的是商代兵器，有青铜戈、铜矛、铜刀等。如铜戈，其形状像一把镰刀，与石器时代的陶镰、骨镰、石镰极为相似，所不同的是加上了一根长长的木柄。这种青铜戈到周、秦、汉时期仍然继续使用。
在秦始皇兵马俑遗址里，出土了大量的秦朝时期的戈。1972年，我国考古学家在河南省发现了商代时期的铁刃铜钺，周秦时期的铜钺也屡有发现。这种铜钺实际上就是古代的大斧，与现在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砍削工具非常相像，说明铜钺是从原始社会时期的生产工具发展而来的。
过去，史书上关于吴钩的记载也屡见不鲜，许多著名的诗人都赞叹不绝地吟咏吴钩这种武器：鲍照的“锦带佩吴钩”；李贺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杜甫的“含笑看吴钩”。虽然吴钩在古代这么惹人喜爱，但是现在的人们却对吴钩的样子一直不清楚是什么样子，直到1975年，考古学家们才在秦始皇兵马俑的遗址里，第一次发现了两把秦朝时代的吴钩，这才揭开了其真正面目。原来，吴钩是一种状如弯刀、双锋两刃，可以随意挥、砍、勾、削的短兵器。它也是来源于我国原始社会时期使用的一种生产工具——弯砍刀。
有些兵器似乎从产生的目的来看，就是为了作战，如弓箭、标枪、长矛、大刀、宝剑等。其实这也不一定，考古学家考证，弓箭在我国已经有3万多年的历史，可那时的人类还处在原始社会时期，所以这些都是当时人们狩猎的工具，而不是人类互相搏斗的战斗兵器。
把生产工具及技术直接运用于军事要容易得多。如在秦朝时期，秦始皇为了铸12个铜人，没收了全国民间所有的兵器，以为这样民间的人就不能造反，然而事隔不久，陈胜、吴广起义，他们即是使用的生产工具，如锄头、铲子等，揭竿而起。推翻秦王朝。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制造和使用兵器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不被敌人侵犯。作为世界上使用兵器历史较早的国家，现代中国的各种武器又有了新的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史前兵器
原始社会晚期，在氏族或部落的流血的暴力冲突中，人们先是利用带有锋刃的生产工具特别是狩猎用具相互残杀，随后在此基础上改进和创制了专用的兵器。由于当时氏族间的暴力冲突，主要方式是两部分武装人群的徒步混战，还伴随着繁杂的宗教仪式和原始禁忌的制约，也采用偷袭或伏击等手段，因此最初的兵器是与徒步格斗的方式相适应的。又由于原始社会晚期最先进的工艺，是磨制石器，所以史前兵器也以磨制的石兵器为代表，同时还大量使用以木、骨、蚌、角制作的兵器，又用藤、竹、木、革来制作防护装具。当时由生产工具转化而成的兵器，已经形成冷兵器时代进攻性兵器的几个主要类型，包括远射兵器、格斗兵器和近体防身兵器，还有原始的防护装具。
远射兵器中最主要的是弓箭，它本是原始的狩猎工具，在中国出现的年代已逾3万年。1963年在山西朔县峙峪村发掘到1枚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打制石镞，那处遗址经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为距今28947年。那枚石镞长约2.8厘米，用薄燧石片制成，加工精细，前锋锐利。看来人类最初懂得使用弓箭的年代，要比懂得制作这种较精细的石镞的时代还要早得多，至少也是距现在3万年以前的事。因为懂得在箭上安装石箭头——镞，已是经过改进后的弓箭，而弓箭最初出现时的形态，正如古代文献《易·系辞》中所说的“弦木为弧，剡木为矢”。也就是用单片的木头或竹材弯曲成弓体，用木棍或竹竿将头部削尖就成带有尖锋的箭。弓箭的发明，表明原始人已经懂得利用机械储存起来的能量。他们选用能弯曲变形富有弹力的木材，制成弓体，然后用弦牵引使弓体弯曲而变形，也就把能量储存了进去，然后将箭扣在弦上。当猛然松开弓弦时，那被牵引压迫变形的弓体立即急速复原，于是把刚才储进的能量迅猛释放出来，从而将扣在弦上的箭弹射出去。弓的弹力越强，则箭的射程越远。这是远古一项重要的发明，对于以狩猎和畜牧经济为主的原始民族，具有极大意义，可以有效地抵御猛兽和更多地获得猎物。因此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明确指出：“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
经过上万年的漫长岁月，弓箭得到很大改进，到新石器时代，弓体已由简单的单体弓发展为复合弓。箭镞则更为坚硬锐利，由粗糙的打制石镞，改用易于大量制作的骨镞，进而采用磨制精致的石镞。同时还不断改进镞的形状，由扁平体形状不甚规则，发展成磨制精细的锥体三棱的形状。材质、工艺和形状的改进，使箭镞的穿透和杀伤能力大为增强。又在制箭时添加了尾羽，增强了箭的稳定性。日趋精锐的弓箭，正是最早由狩猎工具转化为兵器的实例之一。在约距今5600年前的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中，发现有被箭射中后死亡的遗骨。那是一位成年男子的尸骨，一枚骨镞射嵌在他的股骨内，深达2.7厘米，至今那枚折断的骨镞残段仍嵌留在遗骨上。在山西、云南等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也不断发现有被箭射中后死亡的骸骨。这些实例雄辩地表明，当时弓箭已由狩猎器械转化为杀人兵器。邳县大墩子遗址经放射性碳素测定的年代，前已述及为距今约5600年，因此我们以其为依据将中国古代冷兵器时代的初始年代，大致定为公元前3000年以前。
除弓箭外，原始的远射兵器可能还有弩，曾在河南、河北等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过一种上面有穿孔的长方形薄骨片或蚌片，与近代一些少数民族使用的木弩上的骨角质的扳机外貌相同，据此有人推测那时已使用原始的弩，但尚待今后新的考古发现来证实。此外，从旧石器时代遗存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发现过许多石球或陶球，仅西安半坡遗址就发现240枚石球和327枚陶球。对照民族学资料，它们可能是利用飞石索抛射的狩猎用具，在原始战争中自然也可作为远射兵器使用。
在原始格斗兵器中，最重要的属斧钺类和矛枪类。将长木棒头部削尖用以扎刺，就是最原始的矛。以后逐渐用石、骨制成尖头，绑缚于木棒前端，矛就正式诞生了。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使用了磨制精美的石矛头。斧类工具，属于人类最初发明的简单机械之一，利用力学上尖劈的原理，可以用小力发大力，两面所夹角度越小，用同样的原动力它发生的力量就越大。到新石器时代，石斧（或锛）和弓箭一样，成为成年男子在劳动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在原始氏族中，青年的男子既是狩猎的主力，也是战斗的武士；石斧既是他们的生产工具，也是他们在与敌争斗中用于劈砍的兵器。石斧的长度一般在10厘米以上，也有少数大型石斧的长度超过20厘米，安装木柄以后使用。在属于不同时期的不同新石器文化中，石斧的基本形态相近，但平面和剖面的形态又有所差异，平面有的呈长方形，有的呈梯形；横剖面有的近长方形，有的近椭圆形；斧体的厚薄也有不同，有的斧体厚重，有的斧体扁平。但是它们都具有由斧体两侧斜磨出的端刃。后来又出现了一种形制较特殊的石斧，形体薄而两面刃的夹角极小，而且刃部宽于斧体且磨成圆弧形状，它们不适于去砍伐树木或掘地农耕，已是用其锐利的刃去劈砍敌人的专用兵器——石钺。从河南临汝阎村仰韶文化陶缸上的石钺画像，以及山东莒县陵阳河灰陶缸上的石钺图像和江苏海安青墩遗址出土的陶制钺模型，都可以看出石钺所装柄并不太长，大约相当于刃宽的四倍左右，便于一手握持挥舞战斗，另一只手还可执盾牌以防护自身，使战士既可进击格斗，又能防卫自身免遭敌方伤害。专供用于战斗的石钺，制作得日益精致，常常选用最坚美的石材，逐渐出现玉质的钺。玉钺不仅更为坚硬锋锐，且色泽美丽，自然受人珍重，常被送给氏族中的军事首领使用，逐渐这种特制的玉钺就成为权威和身份的象征物。在良渚文化中发现的玉钺上还刻有神人乘兽的徽记，装有玉质的冠饰和尾饰的钺柄，更使玉钺显得华美。它们都是在当时的身份较高的军事首领或巫师的墓中被发现，正是那些人权威和地位的象征物。
除了矛枪类和斧钺类石兵器以外，可用于劈砍的石兵器，还有一种带长刃的多孔石刀。可用于砸击敌人的原始兵器，还有大木棒，以及带齿刃的石锤（多头石斧）。可能还有从石镰刀转化而成，用于啄击的石戈。
近体防身兵器，主要有石质或骨、角质的匕首，有的石匕首制工精致，带有环柄。在甘肃马家窑文化遗址中，还发现过嵌有石刃的骨柄匕首。此外，也有手握式的短骨矛。
面对着进攻性兵器的威胁，原始人自然要想方设法来护卫自己的身躯，也就相应地创造出原始的防护装具，以藤、木和皮革等制作了盾牌和穿在身躯上的护甲。由于木、皮等的制成品易于腐朽，所以至今没有能在考古发掘中发现原始的防护装具。一般以一些民族学材料加以说明，例如本世纪初台湾兰屿耶美人使用的藤胄、藤甲和盾牌。
商代兵器
在远古时代，黄河下游生活着一个以鸟为图腾的部族，传说是天上玄鸟（也就是燕子）的后代。他们历经磨难，辗转迁徙，到了成汤之世，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强大的部落集团。这时正逢夏朝的统治者桀荒淫无道，昆吾作乱。成汤王在谋臣伊尹的辅佐之下，手执铜钺，先征昆吾，后伐夏桀，建立了商王朝，这是发生在公元前16世纪的事情。
商王朝传国凡六百载，特别是到了商代中期，成汤的第九世孙盘庚即位，把都城迁到了殷，即今河南安阳西北小屯一带。自此以后，商朝疆域广袤，势力强大，也非常好战。据甲骨卜辞记载，商王的中央军队以师建置，左、中、右各一师。后来到了商代晚期的武乙、文丁称帝时，扩充为六师。在作战形式上，除了传统的步战外，出现了车战，这标志着一个新兵种——战车兵诞生了！从河南安阳殷墟、大司空村墓葬的发掘资料看，当时的战车为双轮独车舟（辕）式，方形车舆（车厢），舆后开门，一般的车舟下驾二马（只有殷墟宫殿区的一座墓中随葬的战车为四匹马驾挽）。车上乘一个驭手，还有一个或两个作战的将士。他们各自有自己适用的武器，作战时各司其职。
战车速度快，冲击力强，特别是在开阔地带作战，具有步兵无法抗拒的优势，所以在两周之际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乃至成为战争的主力和衡量一个国家国力强弱的标准。
商代是中国历史上青铜文化、青铜冶铸业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规模巨大的青铜冶铸作坊，铸造出许多青铜重器。如商代中期的郑州南关外炼铜作坊遗址，面积达1000平方米以上，附近不远杜岭铜器窖藏出土了两件大方鼎，一件重86.4千克，一件重64.25千克，可视为这一时期青铜器的代表。商代晚期的殷墟，铸铜作坊在小屯宫殿区东南，总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以殷墟西北冈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为冠，它高133厘米，重达875千克。在冶铸工艺方面，已进入了先用矿石冶炼成纯铜、锡、铅，再用纯铜、锡、铅融铸青铜器的阶段。能用复杂的合范技术，铸造出各种青铜器。
先进的青铜冶铸技术的发展，为商代青铜兵器的大量生产和使用提供了可能。从大量的考古资料看，商代中期以后，兵器已明显地分成了远射兵器、格斗兵器和卫体兵器三大类。
远射兵器以弓、箭为主，根据殷墟的发掘和甲骨文、金文资料，当时已使用性能优良的复合弓了。弓长1.6米左右，两端装有玉制弓弭。这些弓弭往往雕刻各种花纹，非常美观。弭上有刻槽（契），以供挂弦之用。张弓时，弓干呈连续双弧形。当弓不用时，常把弓弦卸下来，称弛弓，弛弓时弓干朝反向弯转。商代的箭与弓一样，有机质的部件早已朽毁。据殷墟和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的发掘资料，一支箭全长80～87厘米，由箭头（镞）、箭杆和箭羽复合制作而成。由于青铜冶铸业的发展，箭上已普遍装配了青铜箭镞。这时的铜镞大量的是二里头文化所见那种较先进的圆铤凸脊双翼有倒刺的形式，但两翼的夹角更大，倒刺更尖，并在两翼上磨出了血槽。这种镞射中人体后，受创面大，很难拔出，所以具有更大的杀伤力。其他形式的青铜镞尚有平头式，平头有箍式和三棱式，但使用都不普遍。商代的箭镞除了青铜制作的之外，还使用骨、角、蚌、石镞。值得一提的是，商代的骨镞除了用兽骨外，也用人骨制作。郑州紫荆山有一处商代早期的制骨作坊遗址，出土了千余件骨器半成品，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用人骨制作的箭镞和其他器物，奴隶制的野蛮与残酷在这里暴露得一览无遗。
为了便于携带，这些箭多放在箭菔（箭囊）之中，箭菔用藤条或竹篾编制，一侧有提手，菔内并排放十支箭。商代的射手射箭时，为了控弦方便，右手拇指上往往戴扳指。河南殷墟出土过一件，玉质，上雕花纹，扳指的一侧已被弓弦磨出了深深的凹槽。
商代的格斗兵器以戈、矛为主，还有少量的青铜钺和大刀。
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戈相比，这一时期的戈有了很大改进。表现在戈头与戈柲的结合方面：其一是在直内戈的援和内相交部位增铸了一条上下都伸出戈身的“阑”，从而避免了戈头前后移动或脱出：其二是把曲内戈的内部减窄，并增加了曲内尾部的弯曲度；其三是把戈内中部铸成椭圆形銎孔，可以把戈柲牢固地插入銎中。在戈援的改革方面，主要是加大了戈援与戈柲的夹角，使戈援上昂。经过上述改革，戈更便于砍斫，而且在实战中随意挥斫钩啄而不易脱落，具有更大的杀伤力。到了商代末期，銎内戈和曲内戈几乎被淘汰，只剩下了直内戈。商末的青铜直内戈的显著特点，是下阑的前面出现了“胡”。所谓的“胡”，实际是戈的下阑前侧，援的下刃向下作弧形延伸的部分。胡的出现与加长，增加了戈头与柲结合部位的长度，它的上面往往开长条形“穿”，通过这些穿，可以把戈柲缚扎得更加牢固。商代末期最常使用的是短胡一穿戈，但也有中胡二穿者。陕西省城固还出土过一件长胡四穿戈。胡的加长与穿的增加，是商代以后青铜戈发展的趋势。根据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资料和铜器铭文，当时使用的是短柄式戈，一般长80～100厘米，相当于武士身高的一半左右。作战时武士一手挥戈，一手持盾。
商代的青铜戈，不但铸作精良，上面往往还装饰各种花纹，也是工艺高超的艺术品。1976年安阳殷墟小屯宫殿区出土了几件曲内戈，其中4件全为青铜质，长38.6厘米，有上下阑，内上设一圆穿。援的本部饰饕餮纹，援脊饰蛇纹，内的后端饰独角卷尾夔纹。在这些花纹之上还镶嵌上了绿松石。另一件是铜、玉复合戈，援本部和内部为青铜铸造，援本部铸饰饕餮纹，内的后部铸成勾喙歧冠鸟纹，花纹之上也用绿松石镶嵌。戈援的前端用一片灰黄色的玉磨制而成，援中脊棱突起，三角形前锋，靠近本部有一小圆穿。根据这几件戈的装饰情况分析，它们并不是实战兵器，而是一种仪仗。辽宁省博物馆收藏三件鸟纹戈，传出土于河北省保定，也有说出土于易县。三件戈分别长27.5厘米、27.6厘米、26.1厘米。它们的形制相似，都是直援短胡式，内的后端铸透雕钩喙歧冠卷尾鸟纹。戈援上分别有22、24、19字铭文。铭文倒置，内容是祖、父、兄的祖号。从铭文来看，这三件鸟纹戈也是仪仗用器，专为祭祀而特制。
在仪仗用戈中，还有一种玉戈被普遍使用。它们大多是直内戈。锐锋或三角形锋，援本部或内上有一小圆穿。这种玉戈早在二里头遗址就出土过，长30.2厘米，内上刻五组平行线纹。湖北黄陂盘龙城二号墓中出土一件玉戈，锐锋，援中起脊棱，近阑处开一小圆孔，通体光素，自锋尖到内端长达93厘米，可称玉戈之王。
在商代，矛是仅次于戈的第二种格斗兵器，装上矜（矛柄）使用，柄的末端还套有青铜镦。根据安阳大司空村出土铜矛的残痕观察，一般长1.4米左右，为步卒使用。在考古发掘资料中，矛的数量明显比戈要少。在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的发掘中，出土青铜戈230多件，而铜矛只有70件，只占铜戈数量的1/3弱。但在侯家庄1004号大墓中，一处就出土青铜矛700多支。这些铜矛10支为一束，捆扎后堆放在墓道之中。
青铜矛是从石矛、骨矛发展而来的兵器，最早发现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前期的遗址中，矛体呈柳叶形，中间脊棱突起，后面的胶截面作圆形或菱形。骰的两侧出半环形纽或突凸。这种柳叶形矛尚带有石矛、骨矛的遗风。商代中后期的矛一般都有较宽的矛叶，矛叶前聚成锋，矛叶的后面是长长的骹胶。骹的两侧有半环形纽，通过这两个纽可以把矛头牢固地缚扎在矛矜之上。还有一种短骹矛，骹的銎孔直伸入矛脊处，矛脊两侧伸出锋利的矛叶，矛叶前端聚成矛锋，中段内收，下段外展。在矛叶底部对称开两个圆孔，当为缚柄之用。与戈一样，矛柄的末端也装镦或鐏（《礼记·曲礼》注云，锐底的叫鐏，平底的叫镦）。商代的鐏作渐细的筒形，或下端出一尖锥，一侧出一钩刺。河北藁城出土的一件，短圆筒下铸成倒置的牛头纹，牛头尖尖的双角可插入地中。
商代的青铜矛往往在骹上铸饰花纹，或在矛叶上铸文字。最为精美的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一件商代后期青铜骹玉刃复合矛。矛的青铜骹满饰蕉叶纹、饕餮纹。两侧各出一半环形纽。骹的上端渐扁而膨大，中间开口，像蛇头一样衔住玉质柳叶形矛叶。这件矛全长18.4厘米。
《诗经·商颂·长发》中，商人对先祖宏伟业绩的追颂道：“……汤王出兵伐夏后，锋利大斧拿在手，好比烈火熊熊燃，谁敢阻挡和我斗？”诗中提到的钺也是商代的一种青铜格斗兵器，用于厮杀砍斫。它还是一种象征权势威仪的仪仗，一种刑具。所以在各地发现的商代青铜钺大多铸造精良，华美中显露出威严摄人心魄的气息。
说起青铜钺，使人想起商代中期一位叱咤风云的女将，她叫妇好，是商王武丁的一位嫔妃。甲骨卜辞记载，妇好曾为武丁四处征集兵员，还担任过武丁大军先头部队的统帅，统兵13000人。她能征善战，曾率兵征伐夷、羌、土等方国，战功卓著。
1976年这位巾帼英雄的墓葬在安阳小屯被发掘。墓中出土了各类青铜兵器近200件。出土兵器之多，在君权、父权、夫权统治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在那琳琅满目的兵器中，有四件青铜钺最引人关注。这四件青铜钺两大两小，两件大钺的形体非常相似，“风”字形钺身，圆弧形宽刃好像一眉新月，近本部开两个长方形穿，平肩，长方形短内。其中一件长39.5厘米，刃宽37.5厘米，重达9千克。钺的上部靠近肩处饰双虎食人纹。猛虎阔口暴睛，上身直立，后腿蹲踞。那过大的头颅，纤细的四肢，卷曲的虎尾，使虎威顿减，却平添了几分稚拙之气。两虎口之间是一颗圆圆的人头。纹饰特征与司母戊大鼎鼎耳的纹饰相似。纹饰之下有“妇好”二字铭文。钺身两侧各有六个丁字形扉棱。另一件饰双身龙纹，也有“妇好”铭文。长39.3厘米，刃宽38.5厘米，重8.5千克。两件小青铜钺长约24厘米，重1.2千克。钺身呈风字形，一面饰夔龙纹，另一面有“亚启”二字铭文。如果从用途分析，这些分量重一千克左右的青铜钺才可能做兵器使用，而那种大钺只能用作仪仗。
商代的青铜钺几乎都是这种扁平身，圆弧刃的形式，只是钺身、内长短，以及花纹装饰有不同。湖北黄陂盘龙城2号商代前期墓出土的一件身略修长，中间开一大圆孔，饰夔龙纹。山东益都苏埠屯商代晚期墓出土的铜钺（见彩图2），钺身雕镂人面纹，大耳突睛，方齿森森，令人不寒而栗。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的钺身镂空，如人张开的巨口，上下密排尖齿。一件銎内钺，钺身后接椭圆形銎，平肩下突出方耳，饰卷云纹和变形兽面纹。其他如陕西城固出土的龙纹钺、湖南征集的虎纹钺都展示了一种狞厉而神秘之美。
大刀也是商代所用的一种格斗兵器，但出土很少，使用并不广泛。河南辉县琉璃阁150号墓出土的一把最为华美，直背凸刃，身两侧饰夔龙纹，刀背透雕花饰扉棱，舌状短柄，长41.5厘米。看来是插装在其他质地的刀柄上使用的。河南安阳殷墟西区1713号墓出土青铜大刀作另一种形制。这把刀直背平刃，刀尖上翘并向回钩折，刀身饰四条夔龙纹。刀背上有三个銎孔，长31厘米。这类大刀只有通过銎孔装上较长的木柄，方能用于劈砍厮杀。
此外，还有一些外形奇异的兵器，一般极罕见，如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的铜勾戟和异形剑等。
无论哪个时代，战争的参与者都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杀伤敌人和最有效的保护自己。在商代也是如此，每个武士除了配备格斗兵器外，还有护体的兵器和防护装具。当时的护体兵器是一种青铜短刀，通长30厘米左右。刀背凸起，刀刃内凹，短柄，柄首铸成兽头形或环形。妇好墓出土的一件刀身与柄间有下阑，柄端铸成一条龙，龙身弯曲成环护住龙头。大司空村51号墓出土的柄端铸牛头，陕西绥德出土的柄端则铸马头。件件造型精巧，有着草原游牧民族的风格。由于这些青铜短刀体型短小，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双方近战肉搏时才用得上，所以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不大。在内蒙古及河北省北部，出土有铜短刀，也发现一些与青铜短刀长短相近的青铜短剑，为草原游牧民族用具，可能在生产、生活中的用途更多一些。
青铜胄、皮甲和盾牌是商代武士的主要防护装具。安阳侯家庄1004号大墓墓道中，一次就出土青铜胄140余顶，还发现有皮甲残痕。青铜胄一般高约20厘米，重2～3千克。胄的正面往往铸饰一个大兽面纹，兽面圆鼻阔口，或暴睛长角，或环眼巨眉。中间一条突起的脊棱向上直贯胄顶。顶上立一短管，可作插装缨饰之用。胄的左右两侧及后部向下延展，以保护双耳和颈项。这些青铜胄都是合范铸造的，铸成后外部经悉心打磨，光洁如镜，而里面仍保持着粗糙的铸造痕迹。戴胄之前必须包上头巾或在胄里衬垫柔软的有机织物。形状相似的青铜胄在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也出土过。而那些皮甲由于埋在地下数千年之久，早已腐烂，根据印在土上的残痕观察，一片直径约40厘米，是一种整片皮甲，上面还用红、黄、黑、白四色绘制了曲尺纹、卷云纹和连续菱形方格纹图案，颇为华美。
盾又称干，是一种单手执握的防护器具。从甲骨文、金文的象形文字上看，商代的盾一般呈长方形，下缘略宽，其长度大约相当于武士身高的一半。在安阳殷墟车马坑内出土过盾的实物，业已朽毁。经仔细观察分析，可知它是由四条木制的框边和蒙在上的皮革制成的，宽65～70厘米，高80厘米。盾面微隆，上髹棕色漆，并彩绘了两只相背的卷尾虎形。陕西贺家村商代晚期墓也出土过两面盾，一件出土时盾面向下盖在青铜簋之上，盾的有机物质已经腐朽，只剩下了青铜附件。这附件像一个正面俯冲而至的牛头，它的两只角又粗又大，暴睛突凸，两耳间距13.5厘米。附件背面还有供穿缚用的鼻纽。另一件也已朽毁，留下的青铜附件作人面形，圆眼弯眉，直鼻开口，露出两排牙齿，像一个人在嬉笑，意趣盎然。
钢铁兵器
青铜兵器发展到春秋晚期战国早期，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阶段。这时正是社会大动荡大变革时期，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战争也由以车战为主，较为单纯的作战形式，转变为多兵种有机配伍混合作战的形式，后来又出现了机动灵活的骑兵。兵种的改变对兵器提出了新的要求，而青铜兵器由于其性能所限，再难适应需要。到了战国晚期以后，逐渐被性能更加优良的钢铁兵器所替代。
《左传》记载，鲁昭公元年，也就是公元前541年，晋国与北方部族无终和狄人在太原展开激战。主将魏舒看到地形险恶，战车运转困难，决定放弃战车，以徒兵对付狄人。但立刻遭到了一名宠臣的反对，魏舒将他斩首示众。把车兵按步兵伍、两编制，先示弱诱敌，随继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指挥徒兵包围了敌人，一举大获全胜。这是一次对陈旧思想观念的宣战，也是对传统作战方式的扬弃。但并没有改变以车战为主的作战方式，直到战国初期，驷马战车的轮毂仍然在中原大地上驰骋。
自晋“毁车以为行”250年之后，到了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开始了中国古代军事史的一次重要改革——“变服骑射”（亦称胡服骑射）。赵国靠近楼烦、东胡、林胡等游牧部族，虽然修建了长城，但这些游牧民族还是时常纵骑跨马，劫掠滋扰边境。他们身穿窄袖衣服，行动便捷。而赵国穿的衣服长腰博袖，不利于耕战。武灵王与大臣商议，先仿照胡人改革服饰，再学习胡人骑马射箭之术，继而强兵富国。第二天早朝，赵武灵王率先垂范，穿起了窄袖短衣，随后下令在全国推广。两年之后，又组建一支训练有素战斗力极强的骑兵部队。实战中显示出了行动迅疾、机动灵活的优越性，先击败了中山国，又降服了楼烦、东胡、林胡。七年之后，西边的九原、云中，北边的雁门、代郡均陆续归入了赵国的版图。赵武灵王可以说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诸侯。“变服骑射”之举促进了中国古代骑兵的诞生，也推动了军事装备的进一步改革。而冶铁技术的发明与钢铁兵器的普及为这一变革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用冶炼技术制造的钢铁兵器始于西周晚期，但铁刃兵器的使用却在商代就出现了。1972年在河北省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出土了铁刃铜钺。5年之后，北京平谷刘家河一座商代墓葬又出土了一件。但经过化验，它们都是陨铁，是将陨铁锻打成钺刃嵌铸入青铜钺身之后制成的。其数量极少，难以在战争中发挥作用。河南三门峡市西周虢国墓地，发现了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人工冶炼的铁制作的兵器，是一件铜茎玉柄铁短剑。但到春秋晚期，钢铁冶炼技术才有了进一步发展。春秋晚期人们发明了“块炼铁”法，就是把木炭加上铁矿石同烧，当温度达到800～1000℃时，就炼成了质地疏松的纯铁块，可用来锻打制作小型器物，如江苏六合程桥春秋晚期墓就出了用这方法锻制的小铁条。与此时间相近，还诞生了生铁冶炼技术和用块炼铁渗碳成钢的新工艺。1978年湖南长沙铁路车站春秋墓中出土一柄钢剑，长38.4厘米，剑格为青铜制作。检测结果，是用含碳量5%的中碳钢制作的，可能还经过热处理，金相组织均匀。当时冶铁技术尚处于滥觞时期，人们把钢铁制品视为珍宝，甚至不惜镶金嵌玉。1992年陕西宝鸡益门村的一座春秋墓中一次就出土了三柄金柄铁剑，其中一柄长35.2厘米。剑格与剑柄用黄金雕镂作蟠虺纹。剑格、剑首由蟠虺组成兽面。在兽目等空隙处镶嵌绿松石，两相辉映，异彩纷呈。剑身铁制，形如柳叶，剑中起脊。剑身制好后，嵌入金剑柄内，再用铆钉铆牢。
一直到了战国中期，冶铁技术逐渐普及和发展，冶炼出的铁日益多了起来，人们用来炼制铁工具、铁农具，也用来制造钢铁兵器以装备军队。据古代文献记载，楚国的铁兵器质量最高。《史记·范雎列传》记载，秦昭王在一次与范雎的谈话中，对楚国的铁剑和勇士既赞叹又惧怕。在考古发掘中，战国楚墓出土过不少的铁剑、铁戟和矛、镞等。铁剑一般长约80厘米，比普通的青铜剑要长，最长的一柄达140厘米，超过青铜剑一倍之多。楚国的铁戟形状非常独特，1957年湖南长沙出土一件铁戟，其戟援和胡形如一根长钩，戟锋如蛇头，援的弯折处向后斜伸出一长长的内，在援与内相交处又出一枚钉形矛刺，形状怪异。
燕国的钢铁兵器也很有名，不过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河北易县燕下都发掘时才被人们认识的。燕下都是战国中晚期燕国的都城，以燕昭王时期（前311～前279）最为繁盛。城址内宫殿区、平民居住区、墓葬区，以及制陶、制骨、冶铁、兵器制造作坊分布井然。1965年在城东第5号地下版筑基址内发现了一座丛葬墓，墓内出土了剑、矛、戟、铁铤铜镞、匕首、小刀等一批铁制兵器，还有一顶铁兜鍪（胄），这些兵器与22名武士埋在一起，是他们的随葬品，也是他们生前作战时使用的实用器具。其中铁剑15柄，一半比较完整，其长度为8l～100.4厘米，是称手的格斗兵器。铁矛21件，长度在32.4～37.9厘米之间，比同时期的青铜矛要长。最长的一件长达66厘米，加长了矛叶和骹筩间茎的长度。钢铁戟12支，形状与青铜戟完全不同。戟刺与“胡”连成一直体，一侧呈直角横出一侧刺，称“小枝”，戟内已消失。有的还在戟身和侧枝相连处加装一个铜龠，装柄时，戟柄头端插入铜龠之内，再用绳绑紧，既结实又实用。这种戟一般长40厘米左右，整体形似“卜”字，人们习惯的称它为卜字形戟。由于它体形修长，只有延展性较好的钢铁才能制造。别看它质朴无华，但特别适于骑兵使用，到了西汉，完全取代了青铜戟，成了军队装备的主要格斗兵器。墓中还出土了一件青铜弩机，牙、牛、悬刀、栓塞俱全，特殊的是在弩机之下附加了一个钩形的铁制廓底座，它是以后弩机廓套的雏形。对保护弩臂乃至增大张力起了巨大作用。
经科学测定，这些兵器多是由块炼铁锻制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用炼铁锻制渗碳制成低碳钢，再用低碳钢制成兵器，性能更为优良。有的还经过淬火处理。经过淬火的兵器刃部的硬度大，杀伤力强，但火候难以掌握，不过这毕竟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对兵器制造具有重大意义。
铁兜鍪是用皮条把各种类型的铁甲片穿缀起来制成的，高26厘米，用甲片89片。兜鍪先用两个半圆形甲片拼成圆形平顶，再用圆角长方形甲片自顶向环周，按上层压下层，前片压后片的顺序编缀七层至颈项止。前脸眉弓上的两块甲片和护颏的两块甲片形似曲尺，前额正中的甲片呈倒凸字形，正可护住额头、眉心。兜鍪内部粗粝，只有衬垫麻革类等有机丝物后才能冠戴。在遗址的同期地层中，还发现过不少这类甲片，小的6厘米左右，大的达到8.6～9.8厘米、宽5.3～6.9厘米，其中除了兜鍪甲片外，还有铠甲片，只是由于材料零碎，尚不知铁铠甲的编缀情况。但到了战国晚期已经有了铁制铠甲，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燕下都遗址内除了出土铜铁兵器外，还出土了许多青铜兵器，戈、矛、镞都有，制作也很精良，有的上面还铸刻铭文。这说明到了战国晚期，钢铁冶炼技术尚未发展到成熟阶段，制造出的钢铁兵器尚待完善，其数量还不能满足军队装备的需要，所以燕国还是将青铜兵器与钢铁兵器并重，用来装备军队的。
在燕国、楚国之外的其他诸侯国中，钢铁兵器也在制造和使用。据古文献记载，韩国的铁剑戟可以斩毁敌人的铁质铠甲。赵国进攻中山国时，遇到一个叫吾丘鸩的巨人，身穿铁甲，手执铁杖，铁杖挥舞之处，所击无不破碎。
纵观两周之际的青铜兵器由发展至鼎盛的时代，到了钢铁兵器崭露头角，并以青铜兵器无法达到的优越性显示了它的威力，预示着未来的时代将是钢铁兵器的时代。如果从兵器的造型艺术而论，商周时期的青铜兵器也和同期的其他青铜器一样，庄严而凝重，无论是那一件件青铜大钺，还是一把把大刀，一顶顶青铜胄；那用来装饰兵器的饕餮纹、人面纹、龙纹、虎纹、虎食人面纹，都显得狰狞可怖，又透露出一种青铜器铸造前期的稚拙，今人看来，都具有“狞厉的美”。春秋战国的青铜兵器，朝着轻巧实用的方向发展，花纹装饰艺术趋向生活化、写实化，这当是上层建筑领域“礼崩乐坏”和思想意识“百家争鸣”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两周时期边疆的青铜兵器表现了强烈的民族风格，不论是具有草原游牧风格的青铜短剑，还是具有西南民族风格的巴蜀兵器、滇人兵器，都具有一种有别于中原文化的独特而清新的艺术魅力。
两汉兵器
汉高祖刘邦（前206～前195在位）对军队和兵器制造非常重视。西汉建立不久，朝廷就颁令在太仆（执掌皇室车马和马政的官吏）属下设“考工令”，专司兵器制造业，“主作兵器弓弩刀铠之属”。还在都城长安内建筑了规模很大的武库，专门贮藏制造好的兵器。
长安武库建在长乐宫与未央宫之间，四周有高大的夯土墙环绕。1975年～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勘测发掘，获得丰富的资料。武库遗址平面呈横长方形，东西长880米，南北宽320米，夯土围墙厚1.5米。中间一道隔墙将武库一分为二。东半部有4个仓库，西半部有3个仓库，都是呈品字形分布。最大的一座长达230米，宽46米。原来在这些库房中一排排兵器架林立，上面放置了多种兵器。这些兵器架早已腐朽，但在地面上留下了不少支撑兵器架的础石。经清理，发现了许多当年存放的兵器，以铁兵器最多，仅铁镞一项就有1000多件，其他兵器有铁矛、铁戟、铁剑、铁刀、铁铠甲等，特别是铁铠甲已经锈结在一起，往往成坨出土，一坨重达几十斤。青铜兵器只有铜镞和铜戈、铜剑格各一件。考古工作者还发现，各种兵器按不同品类分别储藏在不同的库房中，或放铠甲，或放戟矛剑盾，或放弓弩镞矢，各有其所。这座武库一直使用了二百余年，至西汉晚期王莽篡汉，战乱四起，这座武库才被烈火焚毁。
长安武库只是建在都城的一处储藏兵器之所，类似的武库在洛阳也有。据文献记载，在颍川、广阳、阳陵、山阳等地建有地方武库。就是这些武库，保障了及时地向西汉的军队供给和补充所需的各种军械装备。
西汉前期的军队是骑兵、步兵、战车、弩兵并重的多兵种军队，特别是骑兵发展最快，在战斗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还在楚汉战争时期，汉王刘邦的麾下就有一支由骁将灌婴率领的精锐骑兵部队，以“疾战”称著，曾追杀项羽于垓下，并以八万五千骑追击匈奴士兵于北地、上郡，战功卓著。弩兵在汉军中也很受重视，周勃将军是优秀的硬弩射手，深得刘邦赏识，成了开国元勋。申屠嘉力大身猛，跟随高祖刘邦起兵时，只是一名拉硬弩的力士。后来当了丞相。车兵在军队中仍占一席位置，特别是在开阔地带，配合骑兵、步兵作战，具有很强的威力。汉军的战车部队一直由夏侯婴将军统领。汉朝建立，他任太仆之职，掌管军马的饲养和训练。后来汉廷抗击匈奴，仍然把骑兵与战车作为主力配合使用。
汉帝陵和王侯陵墓随葬的兵马俑坑，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西汉军队的编组和战阵形式、军械装备、服饰特点的难能可贵的材料。
位于陕西阳陵东侧的兵马俑坑是汉景帝刘启的从葬坑，发现于1990年，规模很大。14排24坑，占地10余万平方米。这些坑底部铺木板，侧壁垒砌枋木，上面用棚板、芦席棚覆盖。目前已发掘了6座从葬坑（编号为3、4、20～23号），出土完整陶俑700余件，俑头320件。这些俑均为武士俑，高约62厘米，均为陶质躯干双腿，插接木制双臂而成。第一次发掘所见陶俑有男有女，原着纺织品衣服，但因年久腐朽，木制双臂损坏，以至成了“裸体”之形。第二次发掘所见，陶俑头载武弁大冠，扎朱红色丝绸陌额，身穿米黄，橙红、灰、白诸色战袍，腰系带，外罩铠甲，腿裹朱红色行滕。其姿态有站立者，有步行者，还有弯腰奔跑者，造型风格写实性极强。眉、眼、发、须画得一丝不苟，陶俑的年龄相貌、表情一一可辨。同时出土的兵器是按陶俑的比例制作的，铁戟、矛、剑、镞和铜弩机、承弓机纤细精巧。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的陶俑、车马放置在按一定的规律排列的木箱之中，出土的器物除兵器外，还有生活用具、生产工具以至量器、衡器。俑坑内不但有陶俑，也有牛、羊、犬、鸡、猪等家禽家畜模型，发掘者认为，这些从葬俑坑的性质尚难定论。
陕西咸阳杨家湾4号墓南70米，次序井然地排列着兵马俑坑11座。1座战车坑居中，4座步兵俑坑、6座骑俑坑分居两侧，作五排分布。11座坑内共出土了骑兵俑580多件，步兵俑1800多件，舞乐俑、杂役俑100多件。这些陶俑排列有序，以雄浑的战阵形式在为他们的主帅送葬。居于中央的是朱轮彩绘的兵车方阵，战车的两侧是以军乐为前导的四个步兵方阵，其后是两个骑兵方阵，再后隔一段又是四个骑兵方阵。这支部队的统帅，也就是4号墓的墓主，卒于文、景帝之时，有人推测是西汉前期的名将周亚夫。
俑坑的陶俑身高44～48厘米，个体不大，难与秦始皇兵马俑争锋。但小而不失其精，都是模制成形，再悉心施以彩绘，个个栩栩如生。步兵俑头戴武弁，身穿战袍，腿裹行砯，足登麻鞋，有的战袍外罩以黑色铠甲，手中持盾。骑兵俑的行装与步兵相似，端然骑在战马之上。这些陶俑原来手中可能持有兵器，但出土时已残损无迹。当时马背上，还没有配置像后来那样两头高起的专用马鞍，而只是用几条革带将厚厚的鞯垫紧紧地拴缚于马背之上，更没有马镫。
杨家湾兵马俑坑反映了西汉前期的军队编制情况。战车部队虽然数量减少了许多，但仍然保持着传统的核心部队的位置。骑兵部队正处于发展之中，其数量有所增加，且自成方阵，这一点比秦代进步。但尚没有骑兵专门的甲装，特别是马背上只有鞯垫，而没有真正的马鞍和马镫，说明当时尚未出现完善的马具。骑兵俑中有的身着铠甲者，向我们显示了重装骑兵（甲骑具装）将要主宰战场的信息。到了汉武帝时期，高起的马鞍代替了鞯垫，骑兵的战斗力提高了，日渐排挤开了战车，成了作战的主力。
西汉时期分封的诸侯王陵也有丛葬坑，1984年在徐州狮子山发现了5座兵马俑坑，其中4个步兵俑坑集中在一起，三纵一横，坑中的陶俑列成一个有前卫部队警戒的步兵军阵。步兵俑有的身背箭菔，有的手持兵器。骑兵坑在稍远处，看来是自成方阵。坑内共出土陶俑2300多件，虽不甚高大，但排列起来也煞是声威雄壮。1995年，考古工作者又发掘了位于俑坑东边的主墓，墓葬虽被盗掘，但那高大的墓室里出土的玉器、金银器、青铜器和印章，仍让人眼界大开。据考墓主人是西汉前期的楚王。
不论是武库，还是兵马俑坑，都证明西汉朝廷是极重视军队建设，重视强兵习武的。正是有了强大的军队，才能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才能北击匈奴。霍去病墓前的那件马踏匈奴石雕，正是那种雄浑强悍气势的象征。
如果说西汉前期军队中尚有少数青铜兵器在继续使用的话，到了汉武帝时期已成了钢戟铁矛、强弓硬弩的天下。冶铁技术的进步、鼓风炉的使用为钢铁兵器的制造创造了条件。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了两支卜字形钢戟，积竹为柲，后装圆筒形铜鳟。一支通长1.93米，另一枝通长2.26米。其中一支钢戟刺胡通长37厘米，横枝长12厘米。在援和刺相交处装一铜冒以受柲。经金相测定和电子显微镜观察，这两支戟都是经过加热渗碳反复锻打再经淬火处理制成的钢戟。这种卜字形戟，长安武库也曾出土过，不过是铁制罢了，后来这种戟的戟头向长而重发展。长安武库出土的铁矛中有一种带倒钩者，矛长22～25厘米，倒钩长8.5厘米。这种矛前可刺，后可钩，非常适合骑兵使用，称“钩乍孑”。刘胜墓中还出土了铁铍、铁铤等形制较特殊的矛类格斗兵器。铁铤锋刃似矛，但后面有较长的铁柄，柄后有銎，可装柄柲，总长65.3厘米，刃长27厘米，装柄柲后长2.1米。《史记·匈奴列传》说“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鋌”中的鋌，说的就是这种兵器。
在西汉短柄格斗兵器中，钢剑、铁剑的使用最为广泛，是骑兵、步兵的称手兵器。高祖刘邦曾挥剑斩蛇；鸿门宴上，樊哙曾挺剑举铁盾为刘邦解围。范增盛怒之下，一剑将刘邦贿赂给他的玉斗砍碎，其锋利可见。中山靖王刘胜尸骨右侧放置了一柄装在黑漆木鞘中的钢剑，长1米以上，经反复锻打并淬火，低碳层厚仅0.05～0.1毫米，比燕下都钢剑的质量高出了许多，其长度也有所增加。西汉时期，钢铁的冶炼技术不但发展快，传播也很广泛，安徽省、广州市都有铁剑出土，最长的一柄长1.24米。
装备军队的远射兵器硬弩曾使匈奴丧胆。与先秦的弩相比，是在弩机的外面加装了一个称为“廓”的青铜外壳，解决了弩臂劈裂的问题，可以容纳张力更大的弩机。另外，汉弩加高了机牙上的望山，个别的弩机还在望山的后侧增加了刻度，这种带刻度的望山可视为现代步枪标尺的雏形。满城汉墓出土弩机16件，其中一件望山后有刻度。刻度分五格，刻度线错金，每一度又分半度，半度线错银。射手可根据目标距离，按不同刻度瞄准，准确性大大提高了。西汉时期使用的弓仍是复合弓，与先秦无大异。安徽阜阳夏侯灶墓出土3张西汉初年的黑漆木弓，两端箫上装鎏金铜耳，光彩耀眼。到西汉中期以后箭上的镞改用钢铁制造，但仍有青铜镞和铜头铁铤镞。其形制多为“羊头”式，形状略有区别，一种是在圆柱体的镞体上伸出三条锋刃，另一种的截面呈三角形，杀伤力都很强。满城汉墓出土的铜镞有的还在三棱镞体的一个侧面开一小槽，这个小槽可放置毒药。
在汉代，弓的张力以斤计算，弩的张力以石计算，一石约合30.24千克。据记载，最强的弩张力8石，射程可达280米。五石以上的弩靠双臂难以拉开，要双脚踩住弓渊，双手拽弓弦，用全身的力量拉弓，称蹶张。西汉步兵中有许多专门拉硬弩的武士，叫“材官蹶张”。后来东汉画像石，常有蹶张力士的形象。至于骑兵，为了马上作战方便，只能用双臂可以拉开的擘张弩和弓了。
西汉军队的防护装具中，盾的主要形制是那种双弧亚腰形，咸阳杨家湾兵马俑坑许多步兵都执这种形状的盾。质地有木盾、革盾之分，据文献记载还有铁盾。鸿门宴时，樊哙将军闯入项羽大帐，执的就是铁盾。其甲胄可从陕西阳陵以及杨家湾俑坑的陶俑上观其大概。当时的铠甲以铁铠居多，其色黑，又称“玄甲”。铁铠分两大类，一类是以较大的长方形甲片编缀的札甲，另一类是用较小甲片编缀的鱼鳞甲，还有一种是用这两种甲片混合编缀的，可称中间类型。杨家湾武士俑所披的铠多是札甲，编缀后作前后两片，用丝绦系挂于身上，可遮护胸腹和后背，有的再加覆披膊的遮护肩部。札甲的甲片可长达20厘米，披挂起来行动不甚方便。1959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二十家子出土一件完整的铁铠甲，主体部分用长方形大甲片编成，不过大甲片的尺寸小了许多，长仅11厘米。为了活动便捷，甲下缘保护腰胯的部分以及披膊用更小的舌形甲片编缀，在形制和性能上前进了一步。杨家湾作指挥形态的陶俑，所披的铠甲甲片极细，形似鱼鳞，当为鱼鳞甲无疑。鱼鳞甲的典型首推满城汉墓出土的一领，全由细小的舌形甲片编缀，有身甲有筒袖，复原后身长80厘米，共用甲片2859片。山东淄博西汉齐王墓出土的鱼鳞铁铠有甲身，有披膊，有兜鍪，共用甲片2244片，甲片上又用金银片装饰，华美异常。在西汉的军队中，皮甲仍在使用着，不过数量较少，属于从属地位。当时的皮甲，用两层皮革类合制成，称“合甲”，制作非常精细。
西汉时期，少数青铜兵器仍在使用，特别是在大墓中出土的青铜兵器相当精美。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一件铜戈，中胡三穿，戈援上弧，长方形内。在拦后有一鎏金铜冒，冒顶卧一只回首鸳鸯，通长11.9厘米。陕西西安出土的两件铜鳟，浮雕作鸟纹，鸟回首钩喙，暴睛利爪，当为苍鹰之属。这两件鐏通体鎏金，并嵌彩色琉璃珠，称得上不可多得的艺术品。满城汉墓出土的一柄青铜短剑，锋刃鎏金，剑格作兽首形，剑茎分内外两层，内层作圆柱形，外层透雕扭曲砮索纹，茎的一侧还有一半环耳。这些兵器装饰华美，多作护身之用，在西汉繁多的造型艺术珍品中算不得上品，但体现了西汉时期艺术造型的准确写实，也显示出匠师们崇高的艺术追求和精湛的铸造技艺。
山东邹城高李村的一座东汉画像石墓的过梁石上，雕刻了一幅战争图像，那激烈地拼砍厮杀，那无声地人喊马嘶，无不让人怦然心动。画面刻画了60余人，在一片山前开阔地上展开了激战。画面左端峰峦叠耸，每个山峰上刻一戴尖顶帽的胡人头像，并有骑兵不断奔出。山前开阔地上分两格表现，上格有四骑兵战败逃回，有的已跌落马下，十人跪坐地上，头发散乱，双手前探，扭过头惊恐张望。其后三名步卒头戴介帻、武弁大冠和进贤冠，或手执勾镶，或拥盾执环首刀，大步前进。再后两名骑兵戴武弁大冠，手执刀、盾，最后又是执弩扛戟的五名步卒。下格左方两名骑兵正在拼杀格斗。一个戴尖顶帽，手执弓。另一个戴进贤冠，双手挺卜字形戟。其身后一执弓骑兵已疾驰而至，他们的马下是战死、投降的步卒。再后是驷马牵挽的缁车、轺车和骑兵。有人认为这是一幅胡汉战争图。戴尖顶帽和散发者为匈奴人。戴武弁大冠、进贤冠者为汉军。从图像上看，汉军的兵器种类多而杂，有长戟、弩弓、环首刀、盾、勾镶等，而匈奴只有弓一种，所以汉军占据了战斗的主动权，而且胜券在握。
此类战争题材的画像在鲁南苏北出土过多幅。在河南新野樊集吊窑也出土过一块战争画像砖。两相比较，题材相同，但风格迥异，人物、马匹动感更强，内容也更加丰富，增加了双方主帅指挥的场面，以及汉军主簿记功的内容。从这些汉画像石上，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东汉军队的主要兵器装备，以及兵器的使用方法。
在长柄格斗兵器中，戟和矛位居第一。古典文献记载东汉时期有许多擅长用戟的猛将。光武帝刘秀打天下时，汉军与西州上将军隗嚣战而失利，隗嚣率军追杀而至。汉将马武身披铠甲持长戟，率精锐骑兵返身迎击，斩敌数千，大灭敌军嚣张气焰。东汉末年，曹操帐下猛将典韦善用双戟，传曰：“帐下壮士有典君，提一双戟八十斤。”一次敌将张绣袭营，典韦拼死保护营门，一戟击出，敌军的十余支矛顿时折断。吕布辕门射戟，为刘备解围的故事更是千古佳话。
东汉时期的铁戟，一种为戟刺与戟横枝呈直角相交的卜字形戟，这种戟承袭了西汉以来戟的传统形制。江苏徐州铜驼山东汉早期墓出土的一件就是这种形制，通长50厘米以上。另一种戟枝横出，既而向前弯翘，形成第二个锋尖。这种戟是东汉新出现的样式，为魏晋戟的先驱。甘肃武威雷台东汉晚期墓，曾因出土马踏飞鸟铜像享誉世界。与马踏飞鸟同时出土了铜车马和骑马武士俑，其中有持戟武士的形象。武士俑头戴平巾帻，左手控缰，右手持戟，精神抖擞地骑在昂首乍尾的战马之上。东汉画像石也常常见刻有插置戟、矛和其他兵器的兰愒（兵器架）的画像。当时还有一种形制特殊的戟，是将铁矛和斧合装在一起，称钺戟。它可突刺可砍斫，但很少见，只在河南浚县、郑州等几座东汉墓中见过。东汉的铁矛有逐渐加长加大的趋势，福建崇安汉城出土的一件铁矛，长达58厘米。四川金堂焦山东汉墓出土的铁矛更长，从前锋至銎口长84厘米。骑兵和步兵用的矛区别在矜（柄）的长短上。骑兵马上作战，用的矛更长，这一点从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的执矛铜骑兵武士俑上可以看到。东汉末年，猛将张飞追随刘备，与曹操大兵战于当阳长坂，张飞率二十余骑拒水断桥，阻挡曹兵，嗔目横矛曰：“身是张翼德，可来共决死！”他所用的就是这样的铁矛。后来把这种骑兵使用的长矛称为“矟”。刘熙《释名》云：“矛长丈八曰矟，马上所持。”在步兵使用的矛中，还有两种异化的兵器，一种是形似小矛的“铤”，西汉就已经出现，它的尺寸较短，柄也是铁制的。湖南资兴东汉墓出土的一柄，铤的锋刃与柄用铁连铸而成，锋似矛，较长，中间起脊，柄作细竹杆状，共有11节，全长1.57米，刃长30厘米。适合于在山林草莽中作战，小巧灵便，常与盾配合使用。步兵使用的另一种长刃矛类兵器叫“铩”，刃阔似剑，似从铍演变而来，增加了宽宽的山字形铜腊，铜腊的两侧上翘而尖锐，对敌人有一定的杀伤作用。河北定县北庄东汉墓出土的一件铜铩，长25.5厘米，铩头宽10.5厘米。在河南洛阳烧沟汉墓中还出土过铁铩。
由于西汉时期骑兵的发展，悄然产生出一种环首铁刀。到了东汉，在军队中渐有取代钢铁剑的趋势，而且人们像重视佩剑一样，把佩刀视为时尚。东汉画像石中，常见一手持刀，一手拥盾的骑兵或步卒，以及挥刀争斗的武士的形象。由于钢铁冶炼技术的进一步发展，锻制的刀剑质量极高，后来建安才子曹子建曾作《宝刀赋》，夸赞它在陆地上能砍断犀象的皮革，水中能削去蛟龙的角，能转击，能横截，随心所欲。
这种刀形制简约，直身，一侧开锋利的刃口，另一侧为厚重的刀背，刀尖斜直，刀身与刀柄无明显界限，柄端连铸一铁环，故有环首刀之称，一般长1米左右，可以说环首刀几乎已失去突刺的功能。但由于刀背厚，不易折断，劈砍的功能却增强了许多，更适合马上作战，这也是它最终取代铁剑的根本原因。
许多环首刀用炒钢反复折叠锻打而成，每加热折叠锻打一次称“一炼”。山东苍山出土一柄东汉初年的环首刀，通长112厘米，刀身有“永初六年五月丙午造卅炼大刀吉羊（祥）”铭文。永初为安帝刘祜年号，永初六年为公元112年。几十年后，到了灵帝刘宏时，出现了百炼钢刀。此刀出土于日本奈良，刀身错金铭文，标明此刀铸于中平（东汉和帝年号）某年五月丙午日，为百炼精钢刀。还有应星宿、辟不祥等吉祥语。环首刀也有用青铜铸造的。这些刀不用时插在木制髹漆的刀鞘内，鞘上装有祏或带扣，可以随身佩带。
东汉时期，特别是东汉早期，钢剑、铁剑也在继续使用着，但数量较少，只是落日的余晖罢了。徐州铜驼山东汉墓出土了一柄钢剑，身细长，茎扁细，通长109厘米。根据剑茎铭文，知道是建初二年（77）锻造的“五十炼”钢剑。东汉画像石上持剑、佩剑武士的形象不乏其例。在画像石上，我们还可以见到几种短兵器的形象，一是手戟，它的形状与长戟一样，只是没有装柄而已。山东嘉祥和沂南画像石都有持手戟战斗的形象。东汉末年群雄争霸。东吴孙策与太史慈战，孙策刺伤了太史慈的战马，并夺得了他项上的手戟，太史慈也不甘弱，抢到了孙策的兜鍪。董卓用手戟掷击过吕布，看来是一种单手使用并可以远掷的兵器，但至今未见实物出土；二是短柄斧钺，其他还有短剑、铁锤、吾（短棒）等，特别是吾，主要作仪仗使用。
弓、弩仍是东汉军队装备的主要远射武器，其形制与西汉的弓弩无太大差别，只是制作得更加精细了。弩机仍为青铜铸造，有逐渐增大的迹象，这正是强弩发展的必然。弩机上往往铸出铭文，标明制造年月，督造者、工匠的姓名，乃至弩机的最大张力等等。如河南灵宝张湾汉墓出土一件东汉初年铜弩机，廓长12.7厘米。廓侧有铭文，标明弩机铸造于和帝永元六年（94），张力为八石，由太仆的属官考工令督造。铭文中还有造机、制廓人的姓名。浙江长兴出土的铜弩机廓长17.4厘米，望山的刻度错银，每一度四等分，共六度又半度。与西汉弩机相比，其望山增高并做成长方形，刻度更精密，无疑提高了弩的性能。在当时，这种带刻度的弩机还是很少的，但不失为汉代先进弩的代表。东汉用的弓仍是那种复合弓。其代表是新疆民丰县出土的一张骨弓，张弓时长130厘米，弓干以黑骨作表皮，以白骨作内胎，再用筋条缠紧，两箫间挂有筋条或肠衣做的弓弦。与骨弓一起还出土了一件筒形木箭菔和四支木箭，箭长90厘米，木箭长80厘米。两汉时期，创造了许多以弩胜敌的队形和阵法。西汉名将李广以强弩圜阵抵御匈奴骑兵，以少胜多。东汉耿恭拒守孤城，用硬弩毒箭射击城外匈奴士卒，使其丧胆，惊呼箭神。
至于防护装具，在画像石中也可以见到，特别是盾的形象很多。作战的武士拥盾，云烟缥缈中的仙人拥盾，甚至揖盗、守门的亭长、门吏也拥盾。盾的种类比西汉丰富，有传统的双弧形盾、单弧形盾，还有新出现的方形大盾和长椭圆形虎皮纹大盾以及骑兵所用较小的椭圆形盾。而且在盾的基础上诞生了一种新型兵器，叫做钩镶，它全为铁制，主体是两端向前勾曲，中部向后方折的铤架，铤架的前方中部铆接一块椭圆形或上缘圆弧下缘方折的铁板，铁板前又出尖锥。河南鹤壁出土的镶部长19、宽14厘米，总长61.5厘米。洛阳七里河东汉墓出土的更大些，中间镶板长22、宽15厘米，总长70厘米，出土时方形手握处尚缠有丝织品。河北定县47号墓墓主生前为诸侯王，他墓中出土的勾镶以金错出花纹。从画像石持勾镶作战的形象看，勾镶常与环首刀配合使用，它的镶板可抵御敌人进攻，上下两钩可以勾锁敌人的兵器，向前推拒时镶板上的尖锥还可以刺伤敌人，称得上是一种攻防兼备的武器。江苏铜山县苗山画像石有一幅比武图，右方武士持环首刀、钩镶，左方武士持戟。画面上持钩镶武士身体下蹲，左手钩镶上举，锁住了对方刺来长戟的横支，右手的环首刀已指向他的面部。从持戟武士面现惊愕之态可见，双方胜负已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