弩
弓箭在远古时代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恩格斯曾给予高度评价，说：“弓、弦、箭已经是很复杂的工具，发明这些工具需要有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较发达的智力，因而也要同时熟悉其他许多发明。”但弓箭在使用时需要一手持弓箭，一手拉弦，因此影响了射箭的准确度。为了克服这些不足，中国古代人借鉴用于杀死猎物的原始弓形夹子，产生了制造弩的最初想法，即在弓臂上安上定向装置和机械发射体系，命中率和发射力大大提高，比弓的性能更加优越的弩诞生了。由此看来，弩就是装有臂的弓。它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常规武器，显然是由弓演化发展而来。
弓箭的使用在中国至少已有两万多年的历史，弩作为中国军队的常规武器则有2000多年的历史。从保存下来的有关弩的详细描述看，最早的弩是一种青铜手枪式，其顶部的设计属于周朝早期，可能是公元前8世纪或9世纪甚至更早些时候。据史料记载，弩是战国时期楚国冯蒙的弟子琴公子发明的。《事物纪原》中说：“楚琴氏以弓矢之势不足以威天下，乃横弓著臂旋机而廓，加之以力，即弩之始，出于楚琴氏之也。”在长沙楚墓出土的文物中，就有制造得相当精巧的弩机，它外面有一个匣，匣内前方有挂弦的钩，钩的后面有照门，照门上刻有定距离的分划，其作用类似现代步枪上的标尺；匣的下面有扳机与钩相联，使用时，将弓弦向后拉起挂在钩上，瞄准目标后扣动扳机，箭即射出，命中目标。弩的发明是射击兵器的一大进步。
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在对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后，所著《中国的科学与文化》（中译本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认为，琴公子真正发明的可能只是一个触发机械装置。弩比较早的形式可能早已存在了，《孙子兵法》中有关于弩的最早证据，孙子（孙武）的后裔孙膑记录了公元前4世纪在战争中使用弩的情况。《墨经》中不仅讲到用通常的弩，也谈到用大的复合弩箭（弩炮）来攻城。
在公元3世纪以前的著作中，关于弩的记载已很丰富。《吕氏春秋》记述了青铜触发装置的精确性，它是中国人在发展弩方面取得的成就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触发盒嵌入托中，在它的上面有一个槽，放弓箭或弩箭。弩的触发装置是一个复杂的设备，它的壳，包括在两个长柄上的3个滑动块，每件都是用青铜精铸而成的，机械加工达到令人难以想像的精确度。
战国时弩机的种类就比较多了。如夹弩、庾弩是轻型弩，发射速度快，通常用于攻守城垒；唐弩、大弩是强弩，射程远，通常用于野战。据《战国策》记载，韩国强弓劲弩很出名，有多种弩皆能射600步远。《荀子》也载有魏国武卒“有十二石之弩”等事例。
弩的发明、制作和使用，在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弩的数量在那时已十分可观。公元前341年，齐、魏两军在马陵开战，即著名的“马陵之战”。孙膑指挥齐军埋伏在马陵道两侧，仅弩手就有近万名。当庞涓率魏军经过此地时，万弩齐发，魏军惨败，庞涓自杀身亡。公元前209年，秦二世有5万名弩射手。公元前177年，汉文帝手下的弩射手数目与秦相差不多。但这并非意味着在当时只有几万副弩，《史记》记载，大约在公元前157年，太子掌管有几十万副弩的军火库。这就是说，2100多年前，中国人已经有了成批生产复杂机械装置的能力，中国弩的触发装置“几乎和现代步枪的枪栓装置一样复杂”。
到了汉代，弩的制造有了进一步发展，并逐步标准化、多样化，不但有用臂拉开的擘张弩，还有用脚踏开的蹶张弩，但通常用的是六石弩。公元1世纪，格栅瞄准器得以发明并很快用于弩上，进一步提高了弩的命中率。这些格栅瞄准器在世界上是最早的，和现代的照相机和高射炮中的有关机械装置类似。三国时，诸葛亮还曾设计制造了一种新式连弩，称为“元戎”，“以铁为矢”，每次可同时发射10支弩箭。
弩是分工制作的，已发现的大多数弩的触发装置上都有制作者刻的名字和制造日期。弩的致命效用的原因之一是广泛采用毒箭。而且由于瞄准好的弩箭能够很容易地穿透两层金属头盔，所以没有人能抵挡得住。在以后的各朝代中，弩作为一种重要的兵器仍备受青睐，并得以进一步的改进和提高。1068年有人敬献给皇帝的一种弩可以刺穿140步开外的榆木。还有一种石弩，它可用连在一起的两张弓组成，需要几个人同时拉弦，可一齐射出几支弩箭，一次即可杀死10个人。在那时，手握弩可射500步远，在马背上时可达330步远。
增加弩的威力的要求，导致了11、12世纪弩机的发明。它克服了装箭的困难，可以快速连射。弩箭盒安装在弩托里的箭槽的上方，当一支弩箭发射后，另一支马上掉到它的位置上来，这样就能快速重复发射。100个人在15秒内可射出2000支箭。连发弩的射程比较短，最大射程200步，有效射程80步。弩机在公元1600年的中国已广为流传，有不少样品至今仍保存在博物馆中。自明代以后，随着火药大规模的应用在战场上，火器逐渐取代了弩的地位。
弓、弩很早就由我国传入西方国家，但在欧洲战场上，弩的出现迟至中世纪。古俄罗斯的军队在公元10世纪开始使用弩，而西欧国家于11世纪末才“出现一个弓弩十分盛行的时期”。在弓弩的技术方面，西方大约落后于我国13个世纪。
抛石机与铸铁火炮
火炮，在战争史上一直是威力强大的兵器。关于火炮的起源，据英国科学史家梅森记载，欧洲几个国家发明火炮有据可查的年代是公元1380年、1395年和1410年。中国则比欧洲早了约1500年。
现代火炮的祖先，应该说是中国古代的抛石机。在中国古代，人们把抛石机、火药球、大口径管形火器和震天雷等，都统称为炮。以后因其外形和作用的不同，“炮”专指大口径管形火器。
抛石机约诞生于公元前250年的周代。最初人们用抛石机来抛投石块，火药发明后，又用抛石机抛投火药球。管形火器出现后，用火药在管内燃烧产生的气压将弹体喷射出去。经过以后不断的改进和完善，才发展成为现代的火炮。
火炮的雏形是创制于东汉末年的抛石火炮，又名“石火炮”，是在原石炮基础上改进而来。制法是将火药装成便于发射的形状，点燃引线后，由抛石机射出，“以机发石，为攻城械”，可击毁对方军营。《前汉书》中记载有“范蠡兵法，飞石重十二斤，为机发行三百步。”《三国志》记载了公元200年袁绍、曹操著名的官渡之战使用抛石机的情形：“太祖乃为发石车，击绍楼，皆破，绍众号日‘霹雳车’。”隋、唐以后，抛石机发展成为重要的攻城守城武器。在宋代，抛石机成为抛掷火球性火器的重要工具。元代战争中，金人在1232年抵抗蒙古人的一次战役中使用过的震天雷，其实就是用改进以后的抛石机投射的铁制炮弹。一直到明代，抛石机还被用于战争。在欧洲，抛石机出现于中世纪初期，一直使用到15世纪。16世纪末，由于火炮的应用，抛石机才被淘汰。
与“石火炮”曾并肩作战于战场的还有竹火炮，它最早诞生于中国宋代（1044年以前）。竹火炮以巨竹为筒，内装火药弹丸。发射时，点火使药燃烧，产生动力，将炮内弹丸发射出去，杀伤敌人。竹火炮虽不够牢固，不经久耐用，连续发射容易烧毁，但在当时却是制造简单而性能先进的火炮。
最古老的金属火炮制造于何时呢？《元史》记载说，是南宋成淳七年（1271）开始制造的火炮，并很快用于战争。但据最新考古发现，最早的金属火炮则是甘肃武威出土的一尊西夏（1031～1227）铜炮。这尊铜炮及炮内遗存的火药和铁弹丸，出土于1982年5月。铜炮口径约10厘米，长1米，重108.5千克，由前膛、药室和炮尾3部分组成。整个铜炮造型简单，制作粗糙，除口沿外，其余均未铸固箍。和铜炮共存的有两件豆绿釉扁壶，敞口，卷沿，圈足，四耳，这是武威及宁夏等地多次发现的典型西夏器物。据此为佐证，专家认为这尊铜火炮无疑为西夏之物。
在此之前，国内外发现的金属管形火器中，铸造年代最早的是元至顺三年（1332）的铜火炮（现珍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这门号称“铜将军”的铜炮，口径为10.5厘米，长3.6米，重140千克。清代咸丰年间在南京出土了几百尊火炮，从炮上的铭文可以推断，中国在元末已开始大量制遗和使用火炮。专家认为，武威铜火炮，是已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铜火炮。因而纠正了《明史》“古所谓炮，皆以机发石，攻金蔡州城，始用火器，然造法不传，后亦罕见”记载的错误。武威铜炮内遗存的0.1千克火药和一枚直径约8厘米的铁弹丸，也是考古发现中世界上最早用于火器上的火药和铁弹丸，纠正了以往关于在16世纪才有铸铁弹丸的错误说法，把火炮弹丸的铸造历史提前了3个世纪。
中国的造炮技术发展是很快的，在欧洲还不知道如何炼铁时，中国人就已经完美地造出了铸铁大炮。炮口一般都刻有字，记下制造的准确年代。随着冶金术的发展，火炮的口径越来越大，炮管越来越长，炮身越来越重。《武备志》上记载了一门重达630千克的大炮，名字叫“常胜将军”。
到了明初，火炮的生产不仅种类多，而且质量也不断提高。此时，许多火炮还安装在炮车上，可以直接从车上发射，射程达数里，威力极大。火炮不仅用于陆战，而且还被广泛用于水上作战。明代中期（15世纪末），火炮的炮弹开始由实心弹发展成爆炸弹。当时有一种叫“八面旋风吐雾轰雷炮”的火炮，弹丸用生铁铸造，“用母炮送入敌阵，火发炮碎，霹雳一声，火光进起，炮铁碎飞，劲如铅弹，人马俱伤”。这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和使用的炮射爆炸性炮弹。此期间火炮制造有了迅速发展，还诞生了连发炮。连发炮装有弹盒，一次可装100发炮弹。它由后部彼此相连的两门小炮组成。两炮安置于同一长炮筒中，当第一门炮发射完，炮筒马上转过来，第二门炮继续发射。以后又从外国引进一些大炮，对中国大炮的改进也起了一些作用，并开始把瞄准装置安装在大炮上。
在清代，中国的造炮技术进展十分缓慢，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
火焰喷射器
现代战争中，火焰喷射器在战场上大显身手，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火焰喷出后，喷口所指处刹那间一片火海，哪怕是再坚硬的金属，在火舌的吞噬中也会成为一片灰烬。但是，具有现代战争特征的火焰喷射器，却不是20世纪的发明。如果把火焰喷射器看作是一种战争中能不断喷射火焰的武器，那么它是中国人在公元10世纪发明的。
要说明火焰喷射器，首先要弄清这种武器喷射产生火焰的燃料是什么？按照英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的观点，火焰喷射器所喷射的燃料是汽油或煤油，换句话说，就是“石油的轻馏分”。李说“中国人可以通过蒸馏得到它，他们肯定使用了石油产品。”事实正是这样的，中国是最早使用石油的国家，早在汉代，人们便发现了石油的可燃性。开始时，人们只是用石油点灯，认识到用石油“燃灯极明”。在实际应用中，进而了解了石油的其他特性，把它用作润滑剂、粘合剂、防腐剂等，甚至将它入药。但它的主要用途，还是作为质地优良的燃料。它的优良性能，使人们考虑将它用于战争。火焰喷射器所使用的理想而合乎标准的优质燃料，正是石油及石油产品。
据史书记载，石油产品在中国第一次用于火焰喷射器，是在公元904年。路振的《九国志》中描述了在一次交战中，一方放出“飞火机”烧毁了对方的城门。公元975年，在长江的一次水战中也使用了一种能持续喷射火焰的武器。《南唐史》也有当年在战船上使用火焰喷射器以抵抗敌人进攻的记载。
我国在宋代建立了世界最早的石油炼油车间，开始从石油中直接炼取石油产品“猛火油”，所谓猛火油，是石油中沸点较低的一种成分。
由石油中提炼出了“猛火油”后，人们又考虑当喷射出的油在离开火焰喷射器时如何点燃？显然在它离开之前是不能燃烧的，否则使用这个武器的人本身就会被火焰吞没。古代的能工巧匠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在喷嘴前装上一根导火索，导火索内含有火药，这是火药这种物质在军事上的第一次应用。由于这种火药含硝石量低，因此仅仅在导火线内发出火花和缓慢燃烧，而不会爆炸。燃料在喷出之后，在穿越空气时被导火索点燃，喷出熊熊烈火。
在机械装置上，中国古代人又发明了双动式活塞风箱，使连续喷射火焰成为可能。利用双动式活塞风箱不断地抽出容器中的猛火油，就可以连续喷出火焰。这是世界上第一具名副其实的火焰喷射器。火焰喷射器是用当时最好的含铜70%的弹壳黄铜制作的，由此也看出中国冶金术的高超。西方国家使用的原始的“火焰断续喷射器”，仅是利用一个单动式压力唧筒来泵出火焰，只有泵一下，才能喷射一次火苗。
公元1044年，火焰喷射器在中国的军队中已形成标准化。宋代曾公亮在所著的一部当时的军事百科全书《武经总要》中提到，如果敌人来攻城，这些武器就放在防御土墙上，或放在简易外围工事里，这样，大批的攻城者就攻不进来。书中有关于火焰喷射器的设计细节的插图。这具火焰喷射器的主体油箱由黄铜制成，有4条支撑腿，它以汽油为燃料。在它的上面有4支竖管和水平的圆柱体相连，而且它们均连在主体上。圆柱体的头部和尾部较大，中间的直径较小，在尾端有一个其大小如小米粒的孔。在头部有个直径约5厘米的孔，在机体侧面有一个配有盖子的小进油管。此书对火焰的燃烧进行了描述：油从燃烧室中流出，油一喷出，即成火焰。
李约瑟复原了火焰喷射器的机械操作部件，并得出结论说：“两管在机体内暗连，这种设计和古代文献中的说明非常一致。随着活塞推到头，机器开始工作，两个连通的进油管交替封闭。”火焰喷射器可以不断喷射火焰，“就像双动式风箱不断鼓风，实现此目的的最关键的方法就是用一对内喷嘴，其中之一在返回冲程中从后部分隔间进油。”
芥末与粪弹
化学武器，在现代化的战争中有重要的作用。它可使敌方的士兵昏迷、耳聋、眼瞎，甚至死亡。据考古学家考证，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和使用化学武器的国家，中国人民在反对侵略者的战争中，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最早把带有毒气的烟雾使用于战争中。在中国民间，有一种最常用的消灭蚊子的物品——蚊香。蚊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化学武器，它产生的烟雾可使蚊子“昏迷不醒”。中国古代人民利用蚊香的原理，制造出了许多攻击敌人的化学武器。
利用化学武器进行化学战的历史，在中国有近3000年的历史。在墨家的著作中，记载有这样的史实：如果敌人围城并挖地道的时候，只要用风箱把炉子里燃烧的芥末所释放出来的气体灌入敌人挖的地道里，就可驱退围城的敌军士兵。这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使用的毒气弹早2300多年。
中国古代的劳动人民通过长期的实践，不但制造出了芥气毒气弹，而且还在公元12世纪的战争中使用了“催泪弹”。据史料记载，宋朝时期，政府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就使用过这种“催泪弹”。它所产生的烟雾能够使农民起义军“泪如泉涌”，迅速瓦解起义军的战斗力。
中国的火药武器发明后，各种化学武器也相继出现。据史料记载，11世纪时，也在中国，有人曾把各种稀奇古怪的药物，如砒霜、水银等东西，胡乱地掺杂在火药里面，使里面的各种物质发生化学反应，制成了“粪弹”，这应该是现代化学武器的先驱。据说这种“粪弹”投入敌军阵地后，可产生大量的烟雾，使敌军士兵迅速发生许多奇怪的症状，战斗力立即被减弱。
中国古代的劳动人民对各种药的药性都了解得非常清楚。如海豚油可使人的声音变得嘶哑，氯气能够使人的呼吸管道发生堵塞等。以后，中国人发明的利用化学武器打仗的方法传到了欧洲各国。1500年，达·芬奇设想用含硫化物的烟和蟾蜍的毒液制成炮弹。1540年，比林古西奥在《烟火药学》一书中，描绘了使用火矛的办法。火矛里面装有砒霜一类的有毒物质，用火点燃之后，能够吐出“炽热的火舌，有两三步远，使人毛骨悚然”。其实，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化学武器也是中国人民首先创造的。
从化学武器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早已掌握了各种化学物质的性质，以及一些药物的独特作用，这对保卫祖国、反击侵略有着重要的作用。在近现代，中国虽然是化学武器的故乡，但自古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遵守国际公约，在历次反侵略战争中从来没有使用过化学武器。
彝族葫芦飞雷
手榴弹是现代战争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武器，无论是防守或进攻，它都能发挥出自己特有的威力。手榴弹这种武器，外国是在20世纪初期，日俄战争中才开始使用的。而在中国云南的彝族地区，这种武器却早在18世纪时就已经运用到了狩猎上。史料记载，19世纪50年代的时候，中国曾经爆发了反对清朝的各民族农民大起义。其中，彝族的农民军就曾用手榴弹这种武器来打击清军，使手榴弹第一次发挥了克敌制胜的独特威力。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火药、火炮、突火枪等武器的故乡，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但从15世纪以后，火药类武器在外国不断改进，发明出了许多新式武器。创造武器的权利似乎已经从古老的中国转向了西方。可事实并不是这样，因为中国的彝族人民，在这时又发明出了世界上第一颗手榴弹——葫芦飞雷。葫芦飞雷是中国古代的彝族人民在长期生产劳动的实践中发明的。当时发明葫芦飞雷这种武器，并不是用于打仗，而是用来狩猎。由于彝族人民生活在云南省的哀牢山地区，而且这里出产天然的火硝、硫磺、木炭，又种植葫芦，这为彝族人民创造葫芦飞雷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彝族人民经过长期的实践，首先认识到了火药。又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制造出葫芦飞雷。这种“手榴弹”的导火索是只有当地才生长的一种引火草制作的。那时的“手榴弹”分两种，一种是短颈葫芦飞雷，这种“手榴弹”不是用手掷，而要借助一个网兜，先把葫芦飞雷的导火索点燃，然后赶紧放到网兜里，往目标投去，葫芦飞雷到达目标上空后，就会立即爆炸，放在葫芦里面的铁块、铅丸、石头等东西就会炸破葫芦。飞溅出来，杀伤目标，威力非常强大。此外，还有一种名副其实的直接用手投的手榴弹，叫“长颈葫芦飞雷”，这是因为制造这种手榴弹的葫芦的柄较长，便于用手拿。使用这种手榴弹作战，能够摧毁百米之外的一般建筑物。
到了19世纪，手榴弹已成为彝族人民反击清军的有力武器。当时，彝、白、傣、苗等少数民族的军队还没有火枪、火炮等比较现代化的武器，仍然使用刀、叉、戈、矛、弓箭等比较原始的武器。彝族军队为了改变这种武器上的劣势，调集了许多火药匠，由专人负责制造葫芦飞雷，并组建了一支专门使用“葫芦飞雷”的军队。当时，打击清军的彝军只有两三千人，而清军却有六七千人，并拥有大量的枪炮，他们并不把拿着刀、矛的彝军放在眼里。有一次，清军偶然看到彝军士兵每人都在腰上挂着几个葫芦，他们还感到很可笑，并不知道这些葫芦有什么用。有的清军官兵猜测说：彝军的士兵爱喝酒，这是装酒用的；有的清军官兵又说是干别的用的。这正如俗话中所说的：“不知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后来，彝军突然进攻，甩出了腰间的葫芦。霎时，火药、铅块、铅球、铁渣、石头等东西横飞四窜。清军士兵猝不及防，死的死，伤的伤。火炮、火枪的优势都失去了作用，哪还敢进行抵抗，惟恐跑得不快，丢了性命。后来，清军拣到一个未爆炸的葫芦飞雷，才知道彝兵发明了手榴弹这种威力独特的武器。于是开始着手进行仿制，但他们总是制造不好。主要原因是他们感到手榴弹的导火索不好仿造，使用一般材料，燃烧太慢，达不到速炸效果；而如果在导火索中加上火药，又燃烧太快，刚点燃就爆炸。因此，清兵始终未能仿制出这种手榴弹。
现在，手榴弹已经成为世界军器中的重要一员，而中国古代彝族人民发明的“葫芦飞雷”，则为手掷军器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大门。
火铳
南宋后期，由于火药的性能已有很大提高，人们可在大竹筒内以火药为能源发射弹丸，并掌握了铜铁管铸造技术，从而使元朝具备了制造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的技术基础，中国火药兵器便在此时实现了新的革新和发展，出现了具有现代枪械意义雏形的新式兵器——火铳。
火铳的制作和应用原理，是将火药装填在管形金属器具内，利用火药点燃后产生的气体爆炸力射击弹丸。它具有比以往任何兵器大得多的杀伤力，实际上正是后代枪械的最初形态。中国的火铳创制于元代，元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先后获得了金和南宋有关火药兵器的工艺技术，立国后即集中各地工匠到元大都（今北京市）研制新兵器，特别是改进了管形火器的结构和性能，使之成为射程更远，杀伤力更大，且更便于携带使用的新式火器，即火铳。
目前存世并已知纪年最早的元代火铳，是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一件元至顺三年（1332）铜铳。铳体粗短，重6.94千克。前为铳管，中为药室，后为铳尾。铳管呈直筒状，长35.3厘米，近铳口处外张成大侈口喇叭形，铳口径10.5厘米。药室较铳膛为粗，室壁向外弧凸。铳尾较短，有向后的銎孔，孔径7.7厘米，小于铳口径。铳尾部两侧各有一个约2厘米的方孔，方孔中心位置，正好和铳身轴线在同一平面上，可以推知原来用金属的栓从二孔中穿连，然后固定在木架上，如这一推测不错，则这个金属栓还能够起耳轴的作用，使铜铳在木架上可调节高低俯仰，以调整射击角度。
1961年张家口地区出土一件火铳，全长38.5厘米，铳管的筒部较细但口部外侈更甚，呈碗口状，口部内径12厘米，外径15.8厘米，故又称为大碗铳。此铳与前述元至顺三年铳基本属同一类型，也是安放在木架上施放的，被定为元代遗物。
与上面铜铳不同的另一类铜铳，口径较上一类小得多，一般口内径不超过3厘米，铳管细长，铳尾亦向后有銎孔，可以安装木柄。最典型的例子，是1974年于西安东关景龙池巷南口外发现的，与元代的建筑构件伴同出土，应视为元代遗物。铜铳全长26.5厘米，重1780克。铳管细长，圆管直壁，管内口径2.3厘米。药室椭圆球状，药室壁有安装药捻的圆形小透孔。铳尾有向后开的銎孔，但不与药室相通，外口稍大于里端。发掘出土时药室内还残存有黑褐色粉末，经取样化验，测定其中主要成分有木炭、硫和硝石，应为古代黑火药的遗留，是研究我国古代火药的实物资料。另外，此铳的口部、尾部及药室前后都有为加固而铸的圆箍，共计6道。与这件铜铳形状、结构大致相同的铳，在黑龙江省阿城县半拉城子和北京市通州区都出土过。这类铜铳尾部的銎孔，是用以插装木柄的。
将以上两类元代铜火铳比较一下，可以看出它们的不同特点。从重量看，前一类重而后一类轻。以至顺三年铳和西安出土铜铳相比，二者重量之比约为四比一；比口径看，前一类大而后一类小，前类超过10厘米，甚至超过15厘米，而后一类仅2至3厘米。仍以至顺三年铳与西安铳相比，二者口径之比约为四点六比一，也就是说前者约为后者的5倍，从使用方法看，前一类尾部銎孔粗，銎径以至顺三年铳为例，近9厘米。这样粗的銎孔如装以木柄，柄粗也应为9厘米左右，而单兵用手握持这样粗的柄是极困难的，何况还要点燃施放，铜铳还要震动，所以非用安放木架固定的做法才成。而后一类的柄径不过3厘米左右，正适于单兵用手握持施放。同时，从火铳本身的特点看，前一类口径大而铳体短，后一类口径小而铳体长。从以上几方面的分析比较看，它们确实代表了两种不同类型，前一类可以视为古老的火炮；后一类则是供单兵手持使用的射击兵器，可以说是近代枪械的雏形。
火铳这种新式兵器自元代问世之后，便以其由于青铜铸造的管壁能耐较大膛压，可装填较多的火药和较重的弹丸而具有相当的威力。又因它使用寿命长，能反复装填发射，故在发明不久便成为军队的重要武器装备。到元朝末年，火铳已被政府军甚至农民起义军所使用。《元史·达礼麻识理传》中便记有至正二十四年（1364）达礼麻识理为对抗孛罗帖木儿，布列战阵，军队中“火铳什伍相联”，可见装备的火铳数量已相当可观。
元末明初，太祖朱元璋在重新统一中国的战争中，较多地使用了火铳作战，不但用于陆战攻坚，也用于水战之中。通过实战应用，对火铳的结构和性能有了新的认识和改进，到开国之初的洪武年间，铜火铳的制造达到了鼎盛时期，结构更趋合理，形成了比较规范的形制，数量也大大增加。
从北京、河北、内蒙古、山西等地出土的洪武年间制造的铜火铳看，大致是前有细长的直体铳管，管口沿外加一道口箍，后接椭圆球状药室。药室后为铳尾，向后开有安柄的銎孔，銎孔外口较粗，内底较细，銎口沿外也加一道口箍。另在药室前侧加两道，后加一道加固箍。河北省赤城县发现的洪武五年（1372）火铳长44.2厘米，口内径2.2厘米，外径3厘米。铳身刻铭文“骁骑右卫，胜字肆佰壹号长铳，筒重贰斤拾贰两。洪武五年八月吉日宝源局造。”将它与内蒙古托克托县黑城古遗址发现的3件有洪武纪年铭文的火铳相比，可以看出它们的外形、结构和尺寸都大致相同。托克托出土的一号铳为洪武十二年（1379）造，全长44.5厘米，口内径2厘米。为袁州卫军器局造：二号铳洪武十年（1377）造，长44厘米，口内径2厘米，凤阳行府造；三号统长43.5厘米，口内径2厘米，也是洪武十年凤阳行府造。以上4件洪武火铳铸造地点虽不在一处，但形制、结构基本相同，长度仅相差1～10毫米，内口径相差2毫米，说明当时各地铜铳的制造已相当规范化。
以上介绍的4件洪武火铳形体细长，重量较轻，应是单兵使用的轻型火器，亦可称手铳。明洪武年间还有一类口径、体积都较大的火铳，也称碗口铳，实物如现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一件，为洪武五年铸造，全长36.5厘米，口径11厘米，重15.75千克，铳身铭文“水军左卫，进字四十二号，大碗口筒，重26斤，洪武五年十二月吉日，宝源局造。”与元代大碗口铳相比，碗口不再向外斜侈而是呈弧曲状，铳管更粗，药室明显增大。山东地区发现的洪武年铸造的同类火铳，形状相同，唯口径更大。接近15厘米。口径增大，铳筒加粗且药室加大，使明代的大碗口铳较元代同类铳装药量更大，装弹量和射程也相应增大，因此威力也更强了。
上述明洪武年间制造的两类火铳，即手铳和碗口铳，无疑是直接继承了元代两类火铳的形制并发展而来，而且很快发展成枪、炮两个系列。
洪武初年，火铳由各卫所制造，如上述数件火铳，就包括袁州卫军器局造和风阳行府造等等，到明成祖朱棣称帝后，为加强中央集权和对武备的控制，将火铳重新改由朝廷统一监制。早在洪武十三年时，明政府已成立了专门制造兵器的军器局，洪武末年又成立了兵仗局，永乐年间的火铳便是由这两个局主持制造的。永乐时的火铳制造数量和品种都较洪武时有了更大的增长，并提高了质量，改进了结构，使之更利于实战。
从洪武初年开始，终明一代，军队普遍装备和使用各式火铳。据史书记载，洪武十三年规定，在各地卫所驻军中，按编制总数的百分之十装备火铳。二十六年规定，在水军每艘海远船上装备碗口铳4门、火枪20支、火攻箭和神机箭20支。到永乐时，更创立专习枪炮的神机营，成为中国最早专用火器的新兵种。明代各地的城关和要隘，也逐步配备了火铳。洪武二十年（1387），在云南的金齿、楚雄、品甸和澜沧江中道，也安置了火铳加强守备。永乐十年（1412）和二十年，明成祖朱棣令北京北部的开平、宣府、大同等处城池要塞架设炮架，备以火铳。到嘉靖年间，北方长城沿线要隘，几乎全部构筑了安置盏口铳和碗口铳的防御设施。火铳的大量使用，标志着火器的威力已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但是，火铳也存在着装填费时，发射速度慢，射击不准确等明显的缺陷，因此只能部分取代冷兵器。而在明代军队的全部装备中，冷兵器仍占有重要的地位。
综上所述，中国元末明初火器的发展，特别是明初洪武年间火铳的制造和使用，在当时世界兵器领域内是处于领先的地位。从明代中期以后，长期陷于发展迟缓状态的中国封建经济以及统治阶级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元末明初金属管形射击兵器发展的势头停滞下来。15世纪中叶以后，西方的火炮、火枪得到较快的发展，而中国的兵器在很大程度上仍沿袭祖制，有些手铳的形制甚至百年一贯制。火药兵器没能在自己的故乡引起革命的变革，而当它传入欧洲后，资本主义新型生产关系的兴起却使它发挥了革命的作用。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更促进了枪炮的改进和扩大生产。到明中叶，发明了火铳的中国不得不从国外舶来品中汲取养分，仿制了比火铳更先进的“佛郎机”和“红夷炮”，以及单兵使用的鸟铳等，中国火器的制造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地雷
地雷是现代战争中最常用的一种武器。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地雷的作用非同小可，许多著名战役的胜利都和地雷分不开。现在的地雷有好多种，不但能够损伤敌人的步兵，还能够炸掉坦克、大炮、汽车等。现在的地雷不仅管地，而且还管到了天上，如“防空地雷”等，可以说是“天雷”了。这些战场“神兵”，最早发明和使用它的国家是中国。
据史料记载，公元1130年，宋军曾经使用“火药炮”（即铁壳地雷）给攻打陕州的金军以重大创伤。比较准确的历史记载和“地雷”一词的出现，是在明代。《兵略纂闻》上说：“曾铣作地雷，穴地丈余，柜药于中，以石满覆，更覆以沙，令于地平，伏火于下，系发机于地面，过者蹴机，则火坠落发石飞坠杀，敌惊为神。”
明代宋应星著的《天工开物》一书中，也介绍了地雷，并且还绘制了地雷的构造图样，以及制作方法和地雷爆炸时的形状。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记载来看，地雷出现在战场上，最早可以追溯到宋元，最迟不晚于明代中叶。到明末时期，就已经有了“地雷炸营”、“炸炮”、“无敌地雷炮”等多种地雷武器。在使用方法上也发明了踏式和拉火式两种。可见，当时地雷已经在全军中普遍使用起来了。
火箭
火箭是目前人类发明的一种速度最快的航天器，它的用途很广泛。在现在的高科技时代，火箭为人类做出了许多的贡献，如送各种人造卫星上天，送宇航员登上月球。就像古代神话《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一样，眨眼之间就能够飞出十万八千里，速度非常快。有时，火箭也会用在军事上，如发射洲际导弹等。然而，更值得中华民族骄傲的是：火箭最早起源于中国，它是中国古代重大发明之一。
由于古代中国火药的发明与使用，为火箭的问世创造了优良的条件。北宋后期（距今约近800年），中国就发明了用于观赏的火箭。南宋时期出现了军用火箭。到明朝初年，军用火箭已相当完善并广泛用于战场，被称为“军中利器”，是当时杀伤力最大的一种火力武器。但早期的火箭射程很近，射击的目标散布太大，命中率不高，所以在后来逐渐被新兴的火炮所代替。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各种火箭武器迅速发展，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显示了威力。1944年，德国首次将有控弹道式液体火箭用于战争。二战后，苏联和美国等相继研制出包括洲际导弹在内的各种火箭武器和运载火箭。在发展现代火箭技术方面，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德国工程师布劳恩，苏联科学家科罗廖夫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