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獒是一种喜欢争强好胜的动物，这表现在獒群中对于自身地位的争夺上，也表现在对狼斗争的战绩上。藏獒天生的凛凛傲骨让它在什么事上都不甘居后。
我们说某某人脾气倔，九头牛都拉不回来。这样的人并不是故意与人过不去，而是坚守自己心中那条为人做事的原则不放松，为此他甘于冒大风险。
在这里，如果我们说清代被称为“三立完人”的曾国藩是一个像藏獒一样优秀的人物，绝不是对他的亵渎。曾国藩一生刚强，坚而不脆，以为古来豪杰以“难禁风浪”四字为大忌。他自述道：“吾家祖父教人，也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又说：“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吾兄弟皆受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他上承家训，进而总结了自己的经历，深刻地认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他甚至“尝自称欲著《挺经》，说解刚毅。”这种倔强的性格，使曾国藩虽屡次踬跌，却依然充满刚毅，勇往直前。咸丰九年（1859年）十月十四日，他作一联以自箴：
养活一团春意思；
撑起两根穷骨头。
这正是他这种倔强性格的写照。
但是，倔强绝不是刚愎自用。这点，曾国藩也说得很清楚：
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
曾国藩无时无处不在强调这《挺经》中的明强大法，同治二年（1863年）七月一日，在给他弟弟曾国荃的信中写道：
强字本是美德，我以前寄给你的信也讲明强二字断不可少。但是强字必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屈不挠。如果对事情全不了解，一味蛮横，等到别人用正确的道理进行驳斥，并用事情的实际后果来验证，这时再俯首服输，前倨后恭，这就是京师讲的瞎闹。我也并不是不要强，只是因为见闻太少，看事不明不透，所以不敢轻于要强。再者，我们正处在鼎盛的时候，属员在外，气焰嚣张，言语放肆，往往令人难以接近。我们如果一味较劲，不稍稍收敛抑制，那么属员仆从就会非闹出大祸不止。
明强就是敢争，当一种判断确定后，曾国藩从不迁就他人的意见，有主见，敢斗争。他出山不久向清廷伸手要权的事，就颇能代表他的明强品格。
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四日，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病死在湖南湘乡原籍。二月十一日，曾国藩在江西瑞州军营得到父亲的死讯后，哀伤悲痛之情无以自抑，“仆地欲绝”。十六日上《报丁父忧折》，不待清政府准假，就与曾国华从瑞州回籍奔丧。
按例军营大员父母丧亡，应该先行奏请开缺守制，得到朝廷批准后，才能回籍奔丧。曾国藩这次却不是这样，他上奏的时间是二月十六日，脱离军营奔丧回籍是二月二十一日，显而易见，他奔丧回籍并没有得到朝廷的批准，这种情况是少见的。但清政府念他犬马之劳，二月二十七日给曾国藩赏假三月，在籍治丧，发治丧费四百两，以示恩宠，并命他于假满后仍回江西军营。然而，曾国藩要的是兵权，是部队，而不是虚荣。他在《谢恩折》中发牢骚说：“数载从戎，过多功寡……自愧调度之无方，兹又遽遭大故。自职离营，方忧惧之交深，欲陈情而悚息。”奏折中的“欲陈情而悚息”，在示意清政府，他暂时不准备回江西军营，其中有难言之隐，因而在奏折中要求开缺守制。但清政府仍然不准，一再敦促他重返江西前线督办军务，这便使他有些飘飘然、昏昏然起来，以为他与咸丰帝抬价、讲价的时机来到了。于是六月六日，曾国藩又上《历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在这个奏折中，他和盘托出了他为什么不愿重回江西军营、要求开缺在籍守制的理由。奏折的要点是：
按照定例军营职位有空缺，先从在军人员拔补。我所带的湘军，多是招募来的湘勇，不仅参将、游击、都司、守备以上无缺可补，即如把总外委也不能递补实缺。武弁跟我出生入死数年，有的虽然保举至二品、三品职衔，而充当哨长者，仍领哨长薪饷，充当队目者，仍领队目薪饷。一日告假，即时开除，终不得国家正规军照绿营廉俸之例长远支领。弁勇互生猜疑，徒有保举之名，永无履任之实，长此以往，湘军弁勇，难免“长生觖望”。
言外之意：我历年在外，不敢奏调满汉各营。各营官兵，实缺之将领太少，太少不足以相维，权位不足以相辖……虽居兵部堂官之位，事权反不如提镇，“此办事艰难之一端也”。
国家定制，各省文武升迁罢免之权，责成督抚。督抚的喜怒，关系到州县官的荣辱进退。曾国藩办理军务，处处与地方官打交道，文武僚饷一事，诸如地丁漕折，劝捐抽厘，地方官从中阻挠。征收漕粮，百姓以浮收为苦。漕粮大事，循例由巡抚专主其事。身为客官，专办兵营军事，有劝捐扰民之实，而无能加惠百姓，“不敢越俎代庖，纵欲出一恺切说明之告示，以做官邪，而慰民望，而身非地方大吏，州县未必奉行，百姓亦终难信。此办事艰难之一端也”。
曾国藩从帮办湖南全省团练开始，就用木质关防，关防上所刻大字为“钦命帮办团练查匪事务前任礼部右侍郎之关防”。咸丰五年（1855年）八月秋补缺，又换“钦差兵部右侍郎之关防”。自出征以来，得到皇上的命令，“皆系接奉廷寄，未经明降谕旨”。因此，外界讥嘲甚多，有人讥讽说“自请出征，不应支领官饷”；有人指责说“不应称钦差”；有人说他曾经革职，不应专折奏事。岁月既久，关防屡换，往往被人“疑为伪造”。部将出差外省，外省地方官不予信任，对盖有关之公文不予理会，甚者竟将湘部出差外省的官员关押，加以侮辱。如果现在再赴江西军营，又须改刻关防，则势必愈难取信于人。军营官兵立功受奖，咸丰六年（1856年）所请“实官执照”，至今尚未领到。此外，文员之凭，武官之札，皆由督抚专交曾营，常迟久而不到。“军中之事，贵取信义如金石，迅速如雷霆，臣则势有所不能，此办事艰难之一端也。”
曾国藩仔细观察局势，认为“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决不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
曾国藩伸手向清政府要督抚的官位，并不仅仅为个人争地位，主要是为湘军争权利，争政治待遇。按照清朝的惯例，曾国藩带的兵如此之多，作战能力又远较八旗、绿营为强，立下的军功又如此之大，授予巡抚，功赏过薄，不足填其欲壑，若授予总督，则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又为朝廷所不甘。而恰在此时，胡林翼等已攻占了武昌，形成了高屋建瓴之势，水陆师直捣九江。长江下游方面，自咸丰七年（1857年）四月何桂清接替怡良为两江总督后，江南大营日有起色，正在进攻镇江，捷报频传。所以清廷便决定将长江上游战事责成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将下游战事、攻陷天京的希望寄托在何桂清与和春的身上。认为这样处理，定操胜算。因此，断然拒绝了曾国藩干预朝廷用人大政，并撤销了他兵部侍郎的职务，将他开缺在籍守制，削除了他的兵权。
倔强、明强、敢争让曾国藩吃尽了苦头，但这种表面上的傲气是以骨子里坚守原则的信念为支撑的，所以受再大的挫折他也会不改初衷。
其实，人的至高生存境界，不就是像藏獒那样，活的就是一股精气神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