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
农民要改造。可是我不能为改造农民设计路径，也没有智慧为改造农民提供所谓的方式。我之所以执意要选择这个话题，是因为我感到这个问题特别重要，重要到一头系着国家的未来，一头系着中国农民的未来。
我有话要说，是基于我对农民的理解与深刻的同情。不管这些话是否正确，也不管这些话是否有价值，但它既是我作为农民的儿子被改造的感悟，也是我多年与农民深度接触的体会和思考，我真诚记录，以求政治精英们作出更为准确全面的判断。
1、经济视角下的农民秉赋。农民浸透着数千年传统农耕文化的鲜明个性。上世纪二十年代，******同志对农民的个性特征作了深刻的描述，在******的笔下，农民是“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对“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总想爬上更高一层的地位。在土地革命的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私有是农民的“天性”，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不可求得的资本主义前途”。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中，******对农民的认识在政治上更加深化，他指出，农民作为劳动者，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作为追求财富的私有者，表现出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如果听任这种自发倾向发展下去，就会使农村资本主义阵地加强起来，社会主义阵地削弱下去。在******的眼中，农民经济上追求私有，政治上倾向资本主义。
2、社会视角下的农民人格。与城里人相比，农民的经济收入低，生存条件和生存环境差，农民的生存方式只能依靠自身力量土里刨食，在供给制年代，农民也不例外，当交足国家和集体，没有多余的情况下，农民就只能挨饿受冻。在政治上，农民的话语权长期得不到表达，农民受教育的权力长期得不到保障，导致农民素质低于全社会其它阶层，社会其它阶层可以决定农民的命运，影响农村发展，而农民却不能影响其它社会阶层，更谈不上决定其它阶层的命运。我国二元体制从根本上决定了农民在全社会的弱势地位，受到社会其它阶层的轻视，在就业就医等诸多方面受到社会歧视，农民不能向社会抗争，只能默默承受社会给予的种种不平等待遇，这就给农民人格的形成注下了灰暗的韵脚，也决定了农民人格中具有很强的依附性，而从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农民人格中的可塑性。
3、文化视角下的农民意识。传统农耕文化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环境中崩溃离析，一方面传统文化价值在工业文明的笼罩下暗淡，另一方面工业文明主导下的新的农村文化价值没有形成，农民精神上的迷茫与人格残缺构成当今乡村社会的主流意识，它打着封建的深刻烙印，杂陈着工业文明时代的朦胧印象，但主流仍然表现出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不守规则，不讲卫生，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的特点。农民意识是中国特色的一种文化现象，深深根植于农村大地，具有顽固的保守性。农民需要公平，但不喜欢平均。对财富资源的占有，任何时候都是自私的，只是在争夺的过程中自身利益得不到保障的时候才会叫喊公平。农民羡慕强势，趋附强势，但行为上并非真的同情弱势，只是当弱势走向灭亡的时候才会给予真正的同情。农民不太愿意遵守规则，崇尚自由散漫，患得患失，没有远大目标。农民没有革命性，只有在有田不能种，没田可以种的情况下才肯革命。
4、伦理视角下的农民价值。农民作为小私有劳动者，有着劳而获食的传统理念，这是农民价值中最有价值的一面，也是农民生生不息为生存而斗争的传统文化力量，这种文化力元素是国家治理中一个最闪亮的文化根基。农民有着很强的宗法理念，血缘、宗亲、姻亲都是农民为生存而斗争的依靠力量，他们依据约定俗成的宗法理念维系着宗法传统。农民的国家意识不强，集体观念不强，公德意识不强，在缺乏政治动员的情况下，农民价值中首先是生存是温饱，其次是子女的前途，此外的问题都是次而又次的问题，任何的伦理都必须服从农民的价值需要。农民的哪些事说简单也复杂，说复杂其实也简单，其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农民是否认同并服从乡村社会的伦理规则。
5、维权视角下的农民方式。打开中国历史，农民争取自己权利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为了有田可种，农民在失意知识分子的率领下，发动了一次次农民战争，就农民而言，没有获得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胜利，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才取得了胜利，从此农民实现了有田可种的梦想。农民不仅获得了土地，也取得了作为共和国公民起码的权利。由于建国以后长期的二元分治，使得城乡矛盾加剧，农民维权这样一个本不该存在的词汇激荡在神州大地。在上世纪最后的日子里，农民维权的核心是不断加重的农民负担，到了新世纪农民维权的核心是拆迁征地补偿，在农民权利受到保障的前提下，农民维护自身权益的斗争尽管没有那么极端，但也呈现出极端的复杂性。因为损害农民权益的一方是政府，所以农民选择维权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上访（主要是群访）、围攻基层政府。其实在依法治国的今天，农民维权的方式有很多，为什么农民单单选择这两种？这就是需要我们认真去思考的问题了。
农民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农民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同志早就预言：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事实上，建国六十多年来，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放弃对农民的改造。建国初期，由于伟人******对农民的洞察以及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担忧，使他主导了近三十年的农村集体化运动。从初级社到高级社，最后进入人民公社，一埸以平均主义为主题改造农民的运动在农村大地风起云涌，尽管遭到农民的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的抵制，但执政党在策略上采取了发动群众斗群众和急风暴雨式的革命行动，突出政治改造，以阶级斗争和政治路线教育为手段，迫使农民接受经济改造。改造的结果是农民的心灵被严重扭曲，经济上丧失活力。后三十年，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农民的“发明”，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策略上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突出对农民的经济改造，改造的结果是亿万农民生产积极性陡增，农村经济恢复活力，农村面貌有了很大改变。
纵观六十年改造农民的历史，教训有，经验也有。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私有化改造农民方略，私有是个体农民的天性，在社会保障还无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时候，土地就是农民的依靠，剥夺农民对土地的经营权，就可能把农民推向政权的反面。同时农民作为个体劳动者，土地是其基本的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在劳动技能不能得到提高的前提下，土地又是农民实现就业的主要渠道。再者，土地也是实现农民财富增长的重要资源，坚持私有化改造农民就能够有效保护农民的创造性。在现阶段农民收入没有充分保障，农民养老没有充分保障的前提下，农民失去土地就可能变成流氓无产者，给社会造成极不稳定的因素。因此必须把农民对土地经营权的拥有作为改造农民的第一方略，允许农村土地的适度流转，有节制地实现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在这个前提下，从农民的实际出发，尊重农民的个性特点，循序渐进改造农民，最终实现使农民溶入一体化社会的目标。
1、任何时候都不可放松对农民的政治改造。农村集体化运动阉割了农民原有的自发激励功能，导致“大呼隆”，“生产队里磨洋工，自留地里打冲锋”，它之所以能够成功，其根本原因是政治改造的结果。******对农民的组织与发动无疑是空前的和成功，他为中国农民问题的解决与现代社会健康发展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经验教训，这就是任何时候都必须必须站在农民的立场，重视农民力量的发动与组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尊重了广大农民的利益，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但也放松了对农民的政治改造。三十年来除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农村搞了一次路线教育，全国性的政治教育没有开展，倒是党内的教育活动使农民一次次成为考官。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单位由集体变成家庭，生产方式由集中变成分散，客观上对农民的政治教育难了，主观上政治教育的目标不明确，政治教育的手段和载体难以设计，因此，政治教育的方式自自然然由过去的急风暴雨式变成政策解读。农业税取消后，乡镇职能跟着被削弱，乡镇工作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工业和小城镇建设，农村会荒更为严重，2004 年我到一个村小组开会，村民告诉我，这个村小组有二十多年没有乡镇干部来开会。不要说政治教育，就连起码的政策宣传也很少进入农家。对农民政治教育的只能依靠电视。加之，农业税三提五统的取消，农民感到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宽轻，而且也充分感到了政治上的宽松，更为重要的是，在维护农民权益的大背景下，农民的私权力张扬，而乡村社会的公权力却在农民心中被抹杀殆尽，农村自由主义泛滥，国家观念和集体观念严重缺失。面对这种情况，我以为首先必须重视对农民的政治改造，其次必须明确对农民政治改造的目标，重点是培养农民的国家观念和集体观念，再次要寻求对农民政治改造的载体。南方农村放牛，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放，有人看管是放，无人看管则拴。拴的时候是在牛鼻子上穿根木栓，木栓上梆一根很长的绳子，牛被拴在地上的时候，绳子的长度就是牛的活动半径。现在农村机械化程度高了，耕牛少了，在农村的劳动力也少了，拴牛的也少了，牛不听话，吃了庄稼，牛的主人和庄稼的主人就吵架。村干部也管不了。所以牛少了绳子不行，农民少了绳子同样不行。我在多篇文章中已经涉及到这一问题，农民不守规则，而政府又缺发手段，这个事情始终是一个问题，从长远看还是一个大问题。
2、始终把对农民的经济改造放在解决“三农”问题的首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改造农民取得了两个成功经验，一个是私有化改造农民，大大激发了农民的创造热情，粮食单产比改革前几乎增了一倍，使全国农民解决温饱有了保障，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农村产业的市埸化分工逐步精细，给农民增收打开了门路，三十年不懈努力，农村贫困人口逐年下降，到2009年全国贫困人口不足2000万人，这个成绩是巨大的。二是二元体制逐步被冲破，城乡一元格局逐步形成，三十年来，农村2亿多人口转移到城市就业，农村非农收入占到农业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目前农村还不富裕，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还很慢，我以为，今后必须下大力气探索现代农业发展的模式，依照工业发展模式，组织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发展作坊式农业，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不能单纯依靠土地的规模流转，达到规模经营的效果。
3、强化对农民的素质改造。建国六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对农民的素质改造，解放初期开办扫盲班，使农村文盲大幅减少，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义务教育引起了国家足够重视，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民技能培训列入国家培训纲要，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任务，应该说建国六十年来经过党和政府的努力，农民的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也仍然存在很多的问题，农民素质仍然难以跟进时代发展的步伐，农民人格上的不健全，农民心理上的不完善，农民价值观的塑造，农民道德的培育，农民意识的改造等都是摆在国家面前的艰巨任务。我以为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一方面国家应该通过人大立法，加强九年制农村义务教育的强制性，确保农村青少年受教育的权力，同时也强制农民尽到受教育的义务，另一方面国家应该适当改革九年制义务教育，在教育的方式上，尤其是在教材的编写上应该有比较大的突破，九年义务教育必须从应试教育的模式中走向更加开阔更加人文更赋战略的教育姿态，第三，把对农民的素质教育全面引入农村社会，科学设臵培训的职能，把政策、耕作方式以及道德礼仪的培训交给乡镇，变成乡镇一项长期的工作职能，列入对乡镇的考核，把劳动就业、市场投资的培训交给劳动保障部门，同时要改进社会培训的方式，把课堂引入村社。
4、注重对农民的核心价值观改造。这些年来农村社会私权不断加强，而私德并未见增强，公权一度被削弱，而公德也跟着被削弱，农村社会这一非常普遍的现象值得全面关注并反思。保障农村私权力，削弱农村公权力这是乡政村治的一个重要转折，问题是农民的核心价值观并没有跟着树立，所以农村社会有很多的问题在转型时期跟着暴露出来，比如新村建设对村庄道路改造，一条毕直的路因为一个杂房不能拆除，不得不拐弯，比如挖塘养鱼渠道被破坏等损人利己的事情，比如不赡养老人的事情，这些事本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应该是更不成问题，但事实却更为严重，从2004年起，我建立了农民公德档案，记录公德缺失者，令人遗憾的是被记录者绝对不在个别，这就不得不提醒人们，农民的价值观问题已经成为乡村社会一个十分普遍的重大问题，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我认为农民的价值观改造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抓紧构建农民核心价值体系，二是引导农民树立正观的价值观念，通过各种评议活动，激励公德模范，三是制定激励机制，把农村文明守德户与农村各项福利结合起来，推动农村道德建设。
5、把对农民的结构改造作为“三农”的战略。解决“三农”的出路在于减少农民，这是全社会尤其是精英阶层的共识，农民怎么减？这就是对农民结构改造的战略问题。我以为一是要进一步制定有力的措施加强小城镇建设，增强小城镇的辐射带动功能，这样做不仅能吸引农民进住小城镇，而且有利于农村村落建设，节约耕地。二是加快城乡一元步伐，实行城乡一体化社保障制度，日前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大约有2.4亿，这些人在城市已经有了比较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如果实行一体化保障制度，这些人就能留在城市，成为城市市民。三是鼓励进城，包括入住小城镇，对已经进城的农民享受城乡同样的保障的前提下，原集体经济组织在本人自愿的前提下收回承包土地。通过这些措施的逐步实施，经过三十年的努力，城市化率达到70%，农村人口保持在5亿左右，到那时农村问题也许就要好办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