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以富于鼓动性的声调说：没什么了不起。多少大仗都打胜了，还愁搞不好一次阅兵？
杨成武回答说：还得准备磨破几双鞋！
统帅和战士此呼彼应，如同大海的呼啸一样。声音在京城大街小巷里滚动着，回响着。
9月的天安门广场之夜，常常是人山人海。
开国大典阅兵时，坦克没出问题，马倒是有一匹差点失了前蹄。
作为飞行员，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大家无不欢欣鼓舞。
是下面的人听见了老百姓早起推大磨的声音，误以为是远处敌机的机声。
毛泽东批准在天安门举行阅兵典礼
在开国大典上，当毛泽东主席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公告后，接着由林伯渠宣布开始在天安门举行阅兵典礼。
开国大典上的阅兵式，是从1949年7月正式开始筹备的。
1949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当时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人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委会。
委员会很快拟定了开国大典的方案。这套方案由三个大项目组成，包括：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
（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仪式；
（三）人民群众的游行活动。
以上三个项目缺一不可，都非常重要，但阅兵仪式如何安排，尤其是阅兵仪式的地点问题，则决定着整个开国大典如何进行的问题。
这样一来，阅兵仪式又成为了关系到大典的中心问题。
为了筹划阅兵仪式，在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成立后不久，又成立了阅兵指挥机构。朱德总司令亲自兼任阅兵总司令。
阅兵总指挥由聂荣臻担任。副总指挥有杨成武、唐延杰（华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唐永键（华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刘仁（中共北平市委副书记）、萧明（北平市总工会主席）、萧松（共青团北平市委书记）等人。
阅兵总指挥机构下面又设立了阅兵指挥所，由杨成武兼任指挥所主任，唐延杰兼任副主任。
从此，杨成武的主要精力用于筹划和负责开国大典阅兵的各项具体事宜。
杨成武与唐延杰担任副总指挥后，所进行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主持起草《阅兵典礼方案》。
经过一阵忙碌，阅兵典礼方案很快就拿出来了。方案的内容有受阅部队的选调、编组、阅兵程序、阅兵礼乐以及受阅前的训练等。
根据方案的设计，阅兵式又包括检阅式和分列式。
所谓检阅式是指受阅部队在静止状态下，接受阅兵司令员的检阅；分列式是指受阅部队在行进状态下，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界人民代表的检阅。
《阅兵典礼方案》拟出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负责阅兵事宜的有关人员。
聂荣臻介绍了阅兵典礼的基本设想，杨成武汇报了阅兵方案的主要内容。在座的中央领导人先后讲了话，作了指示。
毛泽东对阅兵典礼十分重视，强调说：“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这次阅兵也是初战，开国第一次嘛，一定要搞好。”
阅兵典礼方案的通过比较顺利。但是，开国阅兵的地点，却没有马上确定，而是考虑了一段较长的时间。
围绕着地点问题，提出了两套阅兵方案：
第一套方案是，在市区中心天安门广场举行，受阅部队成检阅式队列于天安门东西两侧；
第二套方案是，在西郊的西苑机场举行阅兵典礼。
两套方案都有一张部队位置及行进路线图，两套方案各有优缺点。
如果在天安门广场阅兵，有利条件是不少。因它地处市中心，领袖、军队和群众所处的位置十分紧凑，能给人以相互间水乳交融的感觉，场面也可以搞得轰轰烈烈。
最有利的条件是，在天安门阅兵，已有天安门城楼这样一座现成的阅兵台，上面可以容纳在怀仁堂里的全体政协代表。而且，天安门周围的街道四通八达，部队容易集中分散。阅兵结束后，部队可以迅速从市区消失。
但是，在天安门广场阅兵也有其很大的不足之处，由于人流集中，阅兵的当天，至少要断绝四个小时以上的交通。而且，当时长安街也不宽阔，不能按正规阅兵进行分列式，只能横排通过步兵的12路纵队、骑兵的3路纵队和装甲车的两路纵队。
如果在西苑机场举行阅兵式，可以避开天安门存在的缺陷。那里有宽阔的机场跑道，没有断绝交通的后顾之忧。而且，当时在西苑机场阅兵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即1949年3月25日，华北军区在这里搞了一个欢迎毛泽东和党中央进入北平城的检阅式，出席检阅式的达一万人。
然而，在西苑机场阅兵也有不少不便之处。
首先，这里没有检阅台，应付临时性的小场面还可以凑合一下，但要举行有几十万人参加的开国大典就难了，必须搭建一个两至三个坚固高大的看台，不但工程浩大，花费很多，但场面的效果和气氛怎么也赶不上天安门那么壮观宏大。
其次，西苑机场距北平市区有相当一段长的路程，要让数十万群众往返参加典礼，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如果没有相当多的群众参加，开国大典的气氛也就不可能热烈和隆重，事实也就影响了阅兵效果。
再从参加阅兵的部队来说，因机场只有一条跑道可以进退，行动起来也有很多不方便之处。
权衡两个阅兵方案各自的利弊，在天安门阅兵相对来说不利因素要小一些，也现实一些。两套方案都上报给中央，但中央并没有马上作出决定性意见。
但时间却留不住，离开国大典的日子一天天接近了。周恩来经过再三考虑，最后决定在天安门举行阅兵典礼仪式，并用毛笔在方案上签署了意见：
“毛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阅：日期在政协闭幕后政府成立之日。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时间到时再定。检阅指挥员由聂（荣臻）担任。阅兵司令由朱德同志担任。周，九、二。”
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听周恩来关于阅兵地点的情况介绍和分析后，同意在天安门前进行阅兵仪式和开国大典。
天安门前阅兵部队大操练
阅兵典礼方案经中央批准后，由杨成武和唐延杰等人具体负责的阅兵指挥所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首先是物色指挥所的人员，先后从华北军区、平津卫戍区和有关军兵种抽调了一批干部。
参加阅兵分列式的部队，其陆军大部分来自第20兵团、平津卫戍部队；海军和空军的阅兵的代表部队，则由有关部队的首长指定抽调。受阅部队的人员总计达1.64万名。
阅兵的序列为：
一、海军代表部队：由海军学校与华东舰队各一个排编成；
二、陆军代表部队：步兵师、炮兵师、战车师、骑兵师各一个，其中战车师包括摩托化步兵团、装甲车团、坦克车团各一个。
三、空军：飞机17架。
为圆满完成开国大典阅兵式这一从未有过的盛大仪礼，阅兵副总指挥杨成武不仅查阅了许多有关阅兵的资料，而且四方求教，走访了当时在北平的解放军高级领导人。
刘伯承司令员早年留学苏联，知悉莫斯科红场阅兵的情况。他对杨成武谈了有关阅兵的细节，并通俗而又具有概括性地说：阅兵无非就是展示一种特定内容的仪礼，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搞好了，目的也就达到了。归根到底一句话，马粪外面光！
他的这一诙谐比喻引得大家都笑了。
杨成武又访问了陈毅司令员。陈毅以富于鼓动性的声调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多少大仗都打胜了，还愁搞不好一次阅兵？不就是队列嘛！通过队列，把我们的军威显示出来，让中国老百姓看看，这就是自己的军队，这就是新中国的军队。”
杨成武还访问了原国民党东北军的几位老将军，了解他们以往阅兵的做法。
当时在中国的苏联顾问，也为杨成武等人就阅兵工作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
1949年7月底，受阅部队分别集结于北平市郊，开始进行训练。训练期间，阅兵司令员朱德亲临西北郊炮兵驻地视察。
阅兵部队的指战员见到朱老总，都说朱总司令像个老兵，很威严又慈祥，没有架子。
第20兵团炮团参谋黄云桥说了一个情况，朱总司令乘坐一辆吉普车，由于道路不平，车子突然熄火了。这时，参加阅兵训练的部队指战员一拥而上，推着车走，使车子又重新发动起来。
受阅部队的训练，是按照总参谋部和阅兵指挥所的要求，按军种划分训练场地，由各部队首长负责组织实施的。为了掌握情况，杨成武和唐延杰经常分头到现场观看。
在天坛阅兵训练场，杨成武见到了来自天津警备部队的干部战士，他们是第20兵团第199师的。天坛围墙外的空地就是他们的训练场，场地边沿搭着他们宿营的帐篷。战士都有一种光荣感，理解自己是代表人民解放军的整体接受检阅的，总担心别到时出个什么差错，影响军威，因而训练中都很认真。
有的战士见了杨成武，将鞋子脱下来说：“司令员，你看！才穿几天的新布鞋底就破了。”
杨成武回答说：“还得准备磨破几双鞋！”
天天拔慢步，练分解动作，腰酸腿疼的，这对刚从枪林弹雨中冲杀过来的指战员来说，算不得什么苦。但是，有些老兵认为太单调、太枯燥，用不着花几十天时间这样练，表现出急躁或满不在乎的情绪。
队列课目难以训练，也难以讲解。它是一种形式，在特定时空里本身又是内容。
杨成武对战士们说：军队、军队，是军都有队，都讲究队列、队形。古代讲阵法，穆桂英大破天门阵，诸葛亮熟知八卦阵，那种“阵”实际上就是变化的队列，队列的变化。孙子练兵也很重视练“队”。我们军队即使打游击时，也还是讲究“队形”的。我们军队在20多年的浴血奋战中，养成一种优良作风，英雄气概，崇高品质。我们要通过我们的外形，我们的动作，我们的队列，将这种好的作风、气概和品质有形地展示出来，告诉全国和全世界人民，这就是打败国内外强大敌人的正义之师，这就是毛主席、朱总司令率领的英雄队伍！我们在开国大典中搞阅兵，其意义也就在这里。
出于一种责任感，杨成武每到一个训练场，都少不了要讲一讲这方面的道理。除了陆军的各兵种代表部队外，他还到了空军和海军的阅兵部队训练驻地。
海军分队中大都是刚刚穿上海军服的陆军战士，也有海校的教员，还有原国民党政府海军起义的官兵。
空军的受阅飞行大队的飞行员们，都有一番不简单的经历，或是我国第一所航校即哈尔滨航校培养出来的第一代飞行员，或是从特殊地区归来的中共地下党员，或是国民党政府空军驾机起义者。
陆军序列中的骑兵代表部队，由华北骑三师组成。这支部队的成员多数来自内蒙古大草原。他们在市郊效河镇集结，由第68军参谋长宋学飞组织训练。
各军兵种在分训的基础上，均就地进行了合练。
然后，阅兵指挥所在天安门前组织了两次地面部队合练。
为了不影响市区交通，每次合练都是在夜间进行的。
天安门城楼是开国大典仪式的主席台，也是阅兵合练的检阅台。这座古朴壮丽的城楼坐北朝南，位于北京城的中轴线上。从结构上看，它与我国古代其他城楼一样，都是由台、楼两部分组成。但它的规模与气势之大，堪称天下第一。城楼竖立于城台之上，这两部分高近35米。巨大的红色圆柱，金黄的琉璃瓦，凌空飞檐，成排斗拱与金龙等多种图案彩绘，汇成了一派富丽堂皇、溢彩流金的景观。
城台下有券门五阙，居中的券门最大。
天安门前有金水河，河上的七座石桥都是由汉白玉构筑而成，河畔有石狮两对，蟠龙华表也是两对，竖立于城门前后。
明清时，天安门是举行“颁诏”大典的地方，“颁诏”就是举行特定的仪式，颁布皇帝文告。当时天安门前11公顷范围内，是一个“T”形的场地，东、西、南三面都有围墙和牌楼。东、西牌楼各有妆门三阙，我们称之为东三座门、西三座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这片以红色高墙围成的皇家禁地，也难以再保持它的神圣和宁静。
辛亥革命之后，人民群众多次在此举行爱国集会和游行。随着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古城的名胜古迹已归属人民；天安门和它前面的“T”形广场，迎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盛典。
以天安门为中心点，长安街东西400米内，将是阅兵分列式的行进路线。每次合练，都进行到拂晓才结束。
9月的天安门广场之夜，常常是人山人海。除了阅兵部队，参加游行的群众队伍也分批来这里熟悉集会位置和进行游行演练。
国庆大典的筹备委员会对集会时的位置都预先划定：
天安门东西两侧观礼台为机关团体；
集会联合指挥部设于西城台，另有几个指挥分所分别设于广场上；
除长安街中段为阅兵分列式行进路线外，长安街中段南侧属于不参加分列式的武装部队集会区域，军乐队居于其中间部位：
其后，是以铁路工人为主的工人和农民；
其余区域分别划归团中央、学生、工人和广大市民。人民群众集会与游行，主要由中共北京市委和市政府负责组织。
军队人员中，如华北军区司令部作战训练处处长唐永健等同志也参加了群众场面的组织工作。
在阅兵仪式的筹备过程中，聂荣臻事无巨细，非常认真，一丝不苟，多次强调说，我们这支军队踏过雪山草地，从金沙江到黑龙江，从长白山到南海边，英勇作战，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今天的胜利。在这次阅兵中，我们一定要展示这种精神面貌。
他还三番五次地听取了阅兵指挥所的工作汇报。当时他身兼数职，除了担任平津卫戍区司令员、华北军区司令员、代总参谋长等军队职务外，还担任了北平市市长的职务。繁忙之际，阅兵总指挥聂荣臻还是很周到地指导了阅兵筹备工作。
在谈到防空问题时，他下了一道极为严格的命令：万一遇到敌机空袭时，要原地不动，保持阵容，保持队形！他连队伍行进时车辆熄火与骡马失蹄、拉屎、拉尿的对应措施，也都一一询问到了。
天安门前朱德首次检阅陆海空
1949年10月1日，当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宣布阅兵典礼开始后，阅兵总司令员朱德身穿崭新呢料军装，走下天安门城楼，乘着敞篷汽车，威风凛凛地从天安门中间的门洞出来，通过金水桥。
在金水桥南边迎候的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立即向朱德行了一军礼，并报告说：“受阅部队准备完毕，请总司令检阅。”
立刻，军乐队奏起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与老百姓》《保卫胜利果实》等军乐曲。
在聂荣臻总指挥的同车陪同下，朱德总司令出东三座门，沿着长安东街、东单广场，直到外国使馆聚集的东交民巷，按顺序检阅了肃立受阅的陆、海、空三军部队。
朱德总司令向全体指战员问好，说：“祝同志们健康！”立即，指战员们齐声响亮地回答：“祝总司令健康！”“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万岁！万岁！”
统帅和战士此呼彼应，如同大海的呼啸一样。声音在京城大街小巷里滚动着，回响着。接着，朱德总司令重新登上天安门城楼，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
他说：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部队，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所援助的蒋介石反动政府的革命战争中，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敌人的大部分已经被歼灭，全国的大部分国土已经解放，这是我们全体战斗员、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后勤工作人员一致努力英勇奋斗的结果。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庆祝和感谢。
但是现在我们的战斗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残余的敌人还在继续勾引外国侵略者，进行反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革命活动。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实现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目的。
我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工作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宣读完毕，检阅式至此结束。检阅式完毕便是分列式。
副总指挥杨成武用电话向东三座门外的指挥分所发出了进行分列式受阅命令。
杨成武后来回忆说：那是最幸福的也是最紧张的时刻。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界民主人士都在注视我们，30万人民群众都在注视我们。我们将要把人民军队20多年的战斗历程，在短暂时间内的行进中显示出来，将要把整个人民军队的风貌，通过有限的行动反映出来。
受阅方队在火红的军旗下由东向西而来。人们第一次看到了“八一”军旗。这支诞生于南昌城头的人民英雄军队，经过血与火的漫长磨练，跨过漫漫征途，终于行进到了天安门。
最先通过天安门主席台前的是代表人民海军的水兵分队，他们身着崭新的水兵服，以“八一”军旗为前导，由东向西行进。当这支年轻的、英姿勃勃的队伍通过天安门主席台前时，欢呼声陡然高涨，使人想到澎湃的波涛声。
这些沿海岛屿的解放者，从此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保卫者。
紧接着的就是多兵种的陆军代表部队。步兵师的战士们经过千锤百炼的磨练，踏着《八路军进行曲》的节奏，雄赳赳地走过来了。
步兵师的战士们组成四十方阵，携带着缴获的各种武器，雄赳赳，气昂昂，走过天安门主席台前，接受毛泽东、朱德和其他领导人的检阅。
来到天安门前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式的步兵师是一九九师，它是1949年7月底编组完毕的。该师从天津调到北平郊外的北苑兵营，后来这座兵营成为总政的黄寺大院。
为了参加开国大典，一九九师的指战员们经过了一番严格的训练。
天坛围墙外的空地成了他们的训练场，场地边缘搭着他们宿营的帐篷。
战士们都有一种光荣感，懂得自己是代表人民解放军的整体接受检阅的，总担心到时会出个什么差错，影响军威，因而训练中特别认真。
有的战士在炎热的酷暑里训练时晕倒了，也不愿意别人来替换。
队伍中有几个因为幼时营养不良而形成罗圈腿的战士，走路东摇西摆，训练时使得齐整的排面晃荡着。领导上想把他们换下来，一开口，几个战士连哭带叫、死也不答应。领导很受感动，这些战士便起得更早，睡得更晚，加大训练程度，最后他们终于参加了开国大典上的受阅仪式。
一九九师师长李水清当时才32岁，后来谈起开国大典上的阅兵式时，坦率地承认：那一次受阅的心理负担和生理负担一样重。将近60个步兵方队，有冲锋枪、轻机抢、重机枪、六炮、轻迫击炮、战防地、山炮、火箭筒等等各式武器近6000件，这么多人，这么多武器，哪怕出一点问题都会影响全局。
步兵师通过天安门后，炮兵师、战车师的队伍在《军队进行曲》和《坦克进行曲》的伴奏声中相继开来。
天安门城楼前响起了隆隆的马达声，各种坦克、装甲车以排山倒海之势通过检阅台。炮兵方队携带了92门各式火炮，有十五榴弹炮、十点五榴弹炮、九野炮、三八野炮、七五高炮、三七高炮、山炮和重迫击炮。
战车师包括摩托化步兵团，轻、中型坦克团各一个，这支钢铁的队伍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反攻”中建立起来的。
拉炮的牵引车是两辆一排，车轱辘和汽车挡板都刷了一圈白条。除了机械牵引外，还有一些用骡马牵引的。这并非牵引车不够，而是展示车拉炮兵是由骡马拉炮兵发展来的，检阅时要对炮兵的发展历程作一个直观的回顾。
来自察哈尔草原的骑兵师分别组成“红马连”“白马连”，1900余匹马以五马并行的队列通过天安门。骑兵们握枪跨马，显出赫赫英风，露出跃跃雄姿。
曾任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的李健，在开国大典时是特种兵司令部的参谋长。阅兵时炮兵方队、骑兵方队以及装甲兵方队都由他调度。
李健回忆说，当时，特种兵所有的武器真像是在开一个万国武器展览会，光各种口径的大炮，就有日式、美式的好多种。它们有的是从蒋介石军队手中夺来的，有的是从阎锡山军队手中缴获来的。
最让李健难忘的是，阅兵总指挥聂荣臻把一些细小的事情都想到了。
在阅兵联席会上，他问李健：“骡马拉炮，那么多匹马，如果拉下粪怎么办？装甲车在天安门前熄火怎么办？在检阅时马失前蹄怎么办？”
李健一时也无法回答。
他回到部队后立即组织战士们召开了一次又一次诸葛亮会议，商量解决的办法。聂荣臻还亲自主持了一次座谈会。
有的战士出主意说：马掌用的时间长了，已经磨光，而天安门前又是青条石路，很平，很滑，马掌也就容易打滑，应当给马换上新掌，增加摩擦系数。即使万一打滑，骑在马上的驭手只要赶紧收缰绳，马稍往下一沉，就猛提绳子，帮助战马脱离失蹄状态。骡马拉粪，就给马安上粪兜子。
为了防止坦克熄火，阻塞道路，就将坦克安排在队伍的后面受检阅。这样，即使万一开不动了，因为部队已在前面检阅完了，后面是花花绿绿的群众队伍，对阅兵式的影响就不大了。
开国大典阅兵时，坦克没出问题，马倒是有一匹差点失了前蹄，好在驭手眼疾手快，猛拉马缰，结果顺利通过了天安门。
看着这威武、雄壮、整齐的受阅队伍，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和副总指挥兼阅兵指挥所主任杨成武心里是多么高兴、激动！
阅兵式的成功，把人民解放军的优良素质和军容军威显示在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副主席和56名委员面前，显示在600多名政协代表和30万名各界群众面前，这本身就是几个月来他们两人和其他负责人辛勤操劳的报偿。
在阅兵仪式筹备过程中的日日夜夜，聂荣臻事无巨细都要非常认真地加以考虑。
在短短一个多月的训练中，他多次主持召开关于阅兵工作的会议，强调说：“我们这支军队跨过雪山草地，从金沙江到黑龙江，从长白山到南海边，英勇作战，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今天的胜利，在这次阅兵中，我们一定要展示出这种精神风貌。”
他当时身兼数职，除了担任平津卫戍区司令员、华北军区司令员、代总参谋长等军队职务外，还担任北平市市长的职务。
尽管工作非常繁忙，他还是很周到地指导着阅兵筹备工作，三番五次地听取阅兵指挥所的工作汇报，还亲自和阅兵部队的各级领导共同研究训练中的问题。
据秘书范济生回忆，部队集中训练地，像先农坛、北苑，他都去过不止两三回。
聂荣臻要求部队一定要练到队列整齐划一、军姿庄严、军容威武的程度。
在谈到防空问题时，他下了一道极为严格的命令：
万一遇到敌机空袭时，要原地不动，保持阵容、保持队形！10月1日中午，聂荣臻回到家里匆匆吃了几口饭，就赶到东单视察受阅部队。
上午十时以前，全体受阅人员已完成受阅准备，一万多名受阅官兵个个精神抖擞。聂荣臻看了很满意。
阅兵式一结束，他没再观看群众游行，而是回家睡觉去了。因为这几个月来他实在太累了。
具体抓阅兵式筹备工作的杨成武，这几个月来也不轻松。给他印象很深的是，在汇报阅兵仪式的基本设想时，毛泽东强调：“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这次阅兵也是初战、开国第一次嘛，一定要搞好。”
听了毛泽东的指示，杨成武心上的弦绷得更紧了。感到对阅兵之事决不能掉以轻心，丝毫也不能出问题！
为了圆满完成开国大典阅兵式这一从未有过的盛大仪式，他不仅查阅了许多有关阅兵的资料，而且四方求教，走访了当时在北平的军队高级领导人。
在受阅部队训练期间，杨成武不但去陆军的各兵种代表部队训练地检查，而且还去视察了空军和海军阅兵部队的训练情况。
在各军兵种分训的基础上，杨成武和阅兵指挥所的其他领导又组织了就地合练，最后，又利用夜间在天安门前组织了两次地面部队合练。
在两个多小时的阅兵式中，杨成武全神贯注，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自己的指挥联络位置。
当阅兵式结束时，他悬着的心才放下。这时，疲劳和困顿马上向他袭来。
飞过天安门的空中战神
在开国大典的阅兵仪式上，当战车师通过天安门时，人民空军的飞机分别以三机和双机编队，一批又一批地飞经天安门广场的上空。
天安门前，天上地面，浑然一体，汇成了壮观雄伟的立体阅兵壮观景象。
当飞机飞临天安门上空时，广场和城楼上爆发出如雷如潮的掌声。人们挥动着帽子、手帕，一个劲儿地欢呼、跳跃。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中央人民政府其他副主席、委员都兴奋地仰视着人民共和国自己的空军和飞机……
空军参加检阅仪式，难度可说是更大。
当时人民解放军的飞机和飞行员数量极为有限，大多是从国民党军队中起义过来的。阅兵仪式的最初设想，只是安排飞机撒发传单，没有出动飞行队参加开国典礼的计划。直到8月底，中共中央才考虑在开国大典上除地面部队外，空军也要出动。
9月1日，中央军委召开阅兵会议，传达和讨论了中央的指示。但是，直到9月22日，空军参加开国大典的计划表才出台。这时，距开国大典的时间只有八天了。
在此之前，中央军委为了保卫北平的安全，保卫政协会议的顺利召开和开国大典的顺利进行，指示航空局立即组织一批飞机飞往北京南苑机场。
7月3日，先检修出的九架飞机飞到南苑机场。
到8月5日，陆续飞来的各种飞机达17架。当天，航空局成立了“南苑飞行队”。从9月5日开始，执行北平的空防任务。
飞行队长是由原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14期毕业生徐兆文担任。后徐跳伞受伤，便改由邢海帆为代理飞行队长。
邢海帆原是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12期毕业生。
他是位传奇人物，为中共地下党员。抗日战争期间参加陈纳德的美军第十四航空队，执行过飞越驼峰的任务。他是中国空军中既打下过日本飞机又打下过美国飞机的两个飞行员中的一个。
1948年秋，邢海帆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到解放区，后被调到华北军政大学任教，负责防空课程。
不久，他接到了赴北平进行航空接管工作的通知。原来党中央已决定任命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叶剑英为北平军管会主任，并组建了航空接管组，由军委四局童陆生局长任组长，邢海帆和另外几位搞航空的同志任组员。
当年12月中旬，他们从石家庄附近的获鹿县南新城步行出发，去接管敌人在北平有关航空部门的一切。
他们在北平的良乡县城过了阳历新年后，于1949年1月18日，奉命进驻南苑机场，与第四野战军所属由东北老航校组织的航空接管组会合，合组成了“北平军管会航空接管处”。由老航校航空接管组长、时任东北老航校大队长的方华同志任处长，吕江同志任副处长，吴钟昆同志任副政委，下设各科队和办公室，邢海帆和另外两个同志在办公室当秘书。
同年5月，北平军管会航空处改建为华北军区航空处，人事没有变动。
1949年5月下旬的一天，方华处长告诉邢海帆，周恩来副主席向军航空局长常乾坤、处长方槐和他，传达了党中央很快要在北平召开新政协会议，商讨成立中央政府的意图。为了保证北平的防空安全，需要组建一支能担负防空作战任务的空军部队，简称飞行队。
为什么要组织飞行队呢？
因为1949年5月4日，国民党的六架B-24轰炸机空袭了刚解放不久的南苑机场，使机场遭受了一些损失。
飞行队的队长内定由方华处长兼任。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意图，方华处长立即进行准备。
6月4日他同邢海帆登上去东北的火车，先到了哈尔滨，他即去牡丹江大队部办理手续，邢海帆则在招待所里等他。他们于6月下旬到达长春市老航校校部，受到校首长的接见，并向他们汇报了工作与此行的使命与任务。
7月初方华同邢海帆到长春市附近的公主岭机场。老航校新成立的P-51飞机训练队就设在这里。队长是红军老干部、曾在新疆学习过飞行的夏伯勋，负责飞行训练工作的是驾P-51机起义的杨培光主任，受训学员由老航校选调，飞机主要是将各地缴获的P-51机，集中在沈阳东塔机场修好后，经试飞合格，才交付公主岭P-51训练队，为北京飞行队使用做准备。
方华和邢海帆来这里的目的，主要是尽快掌握与恢复P-51机的飞行技术。方处长过去只飞过苏联飞机，美机P-51从未飞过，须进行改装训练。邢海帆虽是飞P-51机老手，但也一段时间未飞行，须恢复技术，更负有帮助方处长的改装训练任务。他们俩心急如焚，到达后第二天一大早儿，就迫不及待地赶到机场，开始学习和训练。
邢海帆为方华开始P-51机座舱实习，介绍各种仪表的作用与性能、各操纵系统的功能与操作方法，大约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这时飞行训练结束了，但空中还有一架飞机正进入航线，准备着陆。就在这时方华跨出了座舱，走下飞机，即沿着滑行道进入跑道口处，停站在那里全神贯注观看最后一架飞机的着陆动作。就在这时，负责训练的一位同志没有注意滑行道口站着人，即开动停机线的一架P-51机，滑向滑行道口方处长站立处。
邢海帆还站在飞机上未走下，见状虽大声惊叫，但被轰鸣的发动机声所淹没，无济于事。顷刻之间，眼看着方华被螺旋桨打得粉身碎骨，惨不忍睹。这场意外事故给新中国正在起步的航空建设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方华处长是一位德才兼备的老红军、受人尊敬爱戴的好领导。他从小参加革命，经历了长征，后在新疆学习飞行，学术兼优，几经磨难险阻，才回到延安。1945年后在东北创建老航校并负重责，这次又肩负重要使命来进行P-51机改装学习，不幸牺牲。
这次意外事故发生后，组织上决定邢海帆留在公主岭，由他负责P-51机的飞行训练工作。
邢海帆受命于重大事故之后，深感责任重大，惟有充分集中发挥飞行教员、机务人员和有关人员的集体智慧，群策群力，在训练队领导下，兢兢业业，竭尽全力，将过去所学的知识，积累的训练工作经验，根据现实条件，灵活运用，才能把P-51机训练工作保质保量保安全地完成好。
1949年8月15日，中央决定成立的飞行队，仍按预定计划在北平南苑机场成立。队长由徐兆文担任，他原名徐思义，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空军军校14期毕业生，曾留学美国，参加过对日作战。队里飞行员由中共地下党员、起义飞行员和老航校训练的飞行员担任；机务人员则由老航校训练的和报到的原机务人员担任；并配备了政工和行政人员。队里的主要作战飞机P-51，是集中修好选调来的，有十多架。
这是一支具有一定防空作战能力的空军部队，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空军部队。
飞行队正式成立后，就开始一边训练和一边担任防空警戒值班任务，由飞过P-51机曾参加过作战的飞行员担任。
同年8月的一天，队长徐兆文驾P-51机练飞行，飞机发生故障跳伞，降落在马驹桥的田地里，脚被高粱茬子扎坏，伤势很重不能走动，短期不得痊愈。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上决定急电将邢海帆调回北平，由他担负起代理飞行队长职务。
邢海帆接到电报后，很快赶到沈阳东塔机场，驾驶一架修好试飞合格的P-51机，飞赴北平。
当他降落在南苑机场后，看到许多熟悉的面孔，停机线上停放着一些各型飞机，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别来仅两个多月，这里发生巨变。只是景物依旧，人事已非，不禁令他感慨万千。
9月初，飞行队又接到上级指示参加开国大典的空中受阅任务。
作为飞行员，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大家无不欢欣鼓舞。
高兴之余，邢海帆作为代理队长，更感到肩上沉重的压力。空中校阅飞行，他虽然见过，可没有亲自参加并负责组织过；时间又如此紧迫；飞行员也是不久前才从各处集中在一起的，彼此还不很熟悉；而且所有飞机大都是缴获的破烂，机种庞杂，性能各异。要完成这项空中校阅任务，真是困难重重。
飞行队受领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的光荣任务后，队领导立即开会研究贯彻落实。随即召开全队大会，进行传达、动员和部署。
当邢海帆传达上级下达的校阅任务、队政委王平阳作动员讲话之后，大家纷纷表示要在这千载难逢的机遇面前，尽最大的努力，千方百计，排除万难，完成这一伟大而光荣的任务。
会后各单位又召开小会，表决心，拟计划，订措施，热火朝天地行动起来。
关于校阅飞行方面要研究解决的问题，邢海帆会同所有飞行员进行了反复研究，一致认为要确定参加受阅飞机的机型和数目，以及如何使多种性能不同的飞机，队形整齐，秩序井然，准时通过天安门上空，而且还要预防敌人空袭和显示军威与实力。
飞行队研究确定的具体方案是：
参加校阅的飞机为P-51机九架，编为一、二、三分队；蚊式机两架，编为四分队；C-46机三架，编为五分队；L-5通讯机一架与PT-19教练机两架，合编为六分队。除两架蚊式机成一字横队外，其他各分队皆为三机成品字队形。
参加校阅的飞行员编组是：空中总领队、机群指挥员，由邢海帆担任并兼第一分队长机，左右僚机为林虎与孟进；第二分队长机杨培光，左右僚机为阎磊与王延洲；第三分队长机赵大海，左右僚机为麻汉洲与毛履武；第四分队长机邓仲卿，僚机为王玉珂；第五分队长机刘善本，左右僚机为谢派芬与徐俊英等人；第六分队长机方槐，左右僚机为安志敏与任永荣等人。所有受阅飞机除单座机只有一名飞行员外，其余多座机俱有两名以上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参加受阅飞行。
受阅飞行的飞机和飞行人员编组方案确定之后，即进行航行的研究确定。
首先将各参阅飞机的飞行时速做出规定。计P-51机为340英里，蚊式机为300英里，C-46机为250英里，L-5机与PT-19机为70英里。其次选定校阅航线由东向西飞行，东郊的双桥无线电铁塔上空为起航点，距天安门30公里左右，目标非常明显。再次，立即根据上列条件，进行细致的航行计算和图上作业，得出由起航点按速度不同，各分队之间前后距离与出发时间先后的数据等，务求达到井然有序地出现在天安门上空。
在进行航行计算和图上作业时，当时没有航行图，只得用北平市的五万分之一普通地图代替，好在航线距离不长，误差也小，可以忽略不计。
在考虑防备敌人的空袭方案时，建议上级特准P-51机中的四机带弹受阅，一有敌机来袭，即从空中前往拦击。这是特殊情况的特殊处理，按通常惯例，校阅飞行的飞机是不准带弹参加的。
为显示军威和实力，飞行队又精心制定了这样一个计划：
P-51机九架，最先通过天安门上空后，再直飞并右转弯，沿北城墙外侧飞行，正好接上第六分队，再次通过天安门上空。使人们看见天空飞机是一个整体编队，前后都有九架P-51机受阅。
在开国大典正式进行空中校阅那天，在场的外国记者，见状发出电讯，惊异中共空军一夜之间，竟有如此实力，真是奇迹。
这消息也威慑着国民党空军，从此再也不敢来北平捣乱了。
以上措施都是集群众智慧，报上级批准，才得以实施的。
图上作业完成之后，为检验飞行方案和各种计算是否准确可行，又进行了总领队和各分队长机的多次试飞，证明方案可行，各种航行计算也准确，符合飞行实际。最后还组织了一次全部参加受阅飞机的预演。
在准备开国大典飞行队参加空中校阅的预演时，发生了一个值得一提的插曲。
这天正值怀仁堂里新政协开大会，周恩来副主席在会上发言。
忽然，传来了隆隆的飞机声。
代表们忽听隆隆的机群轰鸣声，由远而近，以为是国民党的飞机来轰炸北平城来了，心里不安起来。
周恩来见状，面带笑容地告诉大家：请不要误会，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他们是担负防空任务，是保护我们的，这是他们在进行飞行演习。
代表们听后，顿时反忧为喜，止不住心中的喜悦，热烈鼓掌和欢呼，久久才平静下来。关于飞机的保障准备工作，则分工由队政委和机务部门领导组织大家研究，制订出措施方案和行动计划，报队里批准组织实施。因为要圆满完成防空和校阅任务，保障飞机不出事故，是关键之一。
当时全部飞机都是缴获后经拼凑修理而成，又加上器材缺乏，给保证飞行带来异常繁重的检修任务，机务人员们的辛劳可想而知。
他们常是夜以继日地工作，飞机不准备好就不吃不睡。他们这种不怕苦不怕累，极端负责的精神也感动和激励着飞行员们，大家说，只有尽心尽力飞好，才对得起机务同志们。机务同志们还将所有飞机精心擦拭，使破旧飞机像新的一样。
朱德总司令在聂荣臻代总长陪同下，于9月中旬视察了南苑机场，检阅了飞行队的飞机和空、地勤人员，他在训话中对飞行队慰勉有加，给了很大的鼓励与鞭策。
政工和行政人员的工作，都是围绕着防空与校阅两项重大任务进行的。他们跟班操作，起到很好的检查、督促和保证作用，使全队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团结协作，干劲十足。
航空处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也深入飞行队、亲身指导、检查、督促各项工作，也是使防空和校阅各项准备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并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飞行队按上级批准的防空和校阅飞行准备计划，经过各部门认真细致周到的准备，又经过严格的检查，并经过多次试飞和预演，认为符合上级的要求，于是向上级写出报告，经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部批准实施。
眼看新政协会议即将正式开幕，开国大典空中校阅也日益临近，飞行队担负的防空任务也更加吃紧。这时为了加强警戒值班和增强战斗实力，除每天有四架P-51机值班外，又将所有能作战的P-51机和能作战的飞行员，都组织动员起来，做好战斗准备。一旦敌机大批来袭，就将凡能升空作战的人机全部出动，打击来犯之敌。
这一时期上至中央军委领导，下至飞行队所有人员，都非常重视防空作战任务，没有丝毫的疏漏和怠慢。
1949年9月下旬的一个凌晨，飞行员比机务人员稍后来到了机场，忙着尽快做好战斗准备，以防备敌机拂晓来袭。
忽然，值班参谋跑来叫邢海帆接电话。当他问道你是哪位，对方即答：“我是聂荣臻。”邢海帆骤感骇然，怎么聂代总长直接来电话了？聂代总长继续说：“刚才下面向我报告说，他们听见远处有轰隆隆的声音好像是飞机的声音，怕是敌机来袭，故我问问你们，得到有敌机空袭的情况没有？”
邢海帆当即回答，这里没有收到敌机空袭情报，也没有听到轰隆的声音，我们飞行队已做好战斗准备，以防意外。
过了一会儿，代总长办公室来电话说，经查原来是一场误会，是下面的人听见了老百姓早起推大磨的声音，误以为是远处敌机的机声。
一场误会，一场虚惊。这一事情也足以说明当时刚解放了的北平，上上下下的人们对防空是多么的重视与关心。
飞行队的各项准备工作做好后，就憋着一股劲，急盼着校阅时刻早些到来，可这时好像时间有意过得慢似的，大家都感觉度日如年。
好不容易才盼到了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开国大典隆重举行。飞行员们预先对准表，严阵以待。
下午4时整，校阅飞行预定的起飞时间到了。
总领队一声令下，受阅飞机就按计划依次起飞，编好队形，按高度差配置，在北京东郊双桥无线电铁塔上空，盘旋待命出航。预定的时间到了，总领队准时下令，各分队即按预定方案，依次飞向天安门上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广场上30万群众的检阅。
邢海帆此时的心情万分激动，也有些紧张，全神贯注在领队机的操纵动作上。
他这时不敢东张西望，当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群众欢声雷动时，他也几乎要大声欢呼，但只能屏住气不敢乱动，怕引起飞机的丝毫偏差。
当机群通过天安门上空时，也正是地面机械化装甲部队列队通过，一时间天上是飞机，地面是坦克，一副威武雄壮场面，既是为新中国的诞生献礼，也使百年来受尽屈辱和苦难的中国人扬眉吐气。
当蓝天上突然出现新中国的战鹰，天安门城楼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无不高兴地挥手致意，在广场上的30万军民，更是欣喜若狂。
校阅飞机通过天安门上空后，空中校阅宣告结束。机群即向左转平安降落在南苑机场。这时飞行队的全体人员都聚集在停机线前，欢呼开国大典空中校阅飞行任务胜利圆满地完成，大家日日夜夜的辛劳，结出了丰美的硕果，很多人兴奋得流下了热泪，兴高采烈的心情久久不能平息。
晚饭时，食堂为庆祝新中国诞生和圆满完成空中校阅任务，略备酒菜以示庆祝，大家开怀畅饮，度过光荣幸福的一夜。邢海帆在全部受阅飞机都安全降落之后，才舒了一口长气，顿觉肩上的重担减轻了不少。庆幸飞行队同心协力，团结一致，共同完成了这项艰巨重要的任务。
飞机安全降落以后，邢海帆等几位受阅飞行员代表，很快匆匆驱车进城，赶到北京饭店参加开国的第一个国宴。
那天晚上除毛主席未参加外，所有党政军领导都参加了，也有很多民主人士和外宾，宴会非常盛大隆重。席间周总理走过来敬酒，他笑容满面地说：同志们你们飞得很好。今后国家还要建设强大的空军，希望你们继续努力。
接着朱总司令出来敬酒，他带着浓厚的四川口音说：
“同志们你们飞得很好。从今天起，我就算是名副其实的海陆空三军总司令了。”
说得大家都高兴地笑起来。
首长们的嘉勉鼓励，使在座的飞行员代表们终生难忘。国宴结束后，代表们又去中山公园，观看文艺演出，有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为正副团长的苏联文化代表团的表演，大家第一次欣赏到乌兰诺娃的芭蕾舞和其他精彩节目。
紧张繁重的工作圆满完成后，上级给假三天，进行短暂休整，然后进行从下而上的总结，找出工作中的优缺点并表扬好人好事，推荐出立功受奖者上报，最后召开全队人员的总结大会。
会后邢海帆才得以进城，看望一下妻儿。很快邢海帆又接到通知，代表飞行队去天津参加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杨成武召开的阅兵总结会。杨成武同志时任20兵团司令兼天津警备司令，驻防天津。
总结会上，飞行队的受阅工作受到大会的表扬。
会后回京，邢海帆向领导做了汇报。至此，邢海帆在飞行队的任务已告结束，随即得到通知调新建的济南第五航空学校工作。他即去东北老航校办理了手续，于1949年12月向正在筹建的济南第五航校报到，踏上了建设祖国航空事业的新征程。
（摘自《天安门见证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