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武官，一个间谍，在临撤退前，包尔德像所有的亡命之徒一样，想做最后的挣扎，他来回踱着步，思忖着……突然，他两眼冒出一道凶光。
在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间密室里，一场杀气腾腾的密谋正在进行。
至此，一场跨国界的谋杀计划从华盛顿“出笼”了。
尽管这样，也还出现过种种意料不到的险情。
美蒋这一严重的军事挑衅，惊动了毛主席、周总理等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引起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深深的忧虑和不安。
1958年11月，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中国空军从苏联得到了这种先进武器。
不但在世界军史上，就是在整个人类史上，从没有一个军队的统帅首先向检阅的官兵问好的。
在天安门城楼主席台上的邓小平同志，看到了这个横幅后，脸上露出笑容。
1949年，共和国首次大阅兵
1949年6月中旬，中南海举行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全议。会上决定9月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确定届时举行盛大的庆祝典礼和阅兵仪式。
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同时确定朱德总司令为阅兵司令员，聂荣臻代总参谋长为阅兵总指挥，杨成武、唐延杰、唐永健、刘仁、萧明、萧松等同志为副总指挥。
杨成武、唐延杰受领的第一项任务，是按军委首长的指示，主持起草《阅兵典礼方案》。其方案的内容主要有受阅部队的选调、编组，阅兵程序、阅兵礼乐以及受阅前的训练等。
举行阅兵式，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尽管阅兵是传统的军事仪式，且早在公元前，中国和古埃及、波斯、罗马等国已有阅兵活动。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在出征或重大战役前后，也曾举行过阅兵仪式，但作为新中国成立日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次阅兵有别于以往的阅兵仪式。这次开国大典阅兵是作为几百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表现出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以振奋民族精神。为此，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对阅兵非常重视。在《阅兵典礼方案》拟出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等领导同志，听取了聂荣臻同志关于阅兵仪式的基本设想以及杨成武同志关于阅兵方案中主要内容的汇报。
毛泽东同志在听完汇报后说：“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这次阅兵也是初战，开国第一次嘛，一定要搞好。”
杨成武同志深感责任重大，为了圆满完成开国大典阅兵，他查阅了许多有关阅兵的资料，请教了早年留学苏联、知晓莫斯科红场阅兵情况的刘伯承司令员。
刘伯承司令员向杨成武谈了许多有关阅兵方面的细节及注意的问题，在杨成武告辞之时，通俗而概括地说：“阅兵无非就是展示一种特定内容的礼仪，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搞好了，目的也就达到了。”
杨成武从刘伯承司令员那儿离开后，又拜访了陈毅司令员，陈毅富有鼓动性地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多少大仗都打胜了，还愁搞不好一次阅兵？不就是队列嘛！通过队列，把我们的军威显示出来，让老百姓看看，这就是自己的军队，这就是新中国的军队。”
的确，杨成武似乎从两位司令员那里取来了真经，心中充满了一定会搞好的信心。接下来，便按军委首长指示，从华北军区、平津卫戍区和有关军种抽调阅兵指挥所工作人员。参加阅兵分列式的部队，其陆军大部分来自第20兵团、平津卫戍部队，海军和空军则由有关部队的首长指定抽调，总人数为1.64万人。
1949年7月，受阅部队集结于北平市郊，开始了严格的分列式训练。朱老总和聂司令员不顾酷暑，亲临西郊炮兵、装甲兵训练场视察，勉励指战员们要把人民军队的威风和气概亮出来。
9月25日和27日夜阑人静时，受阅部队在天安门前进行了两次阅兵合练、预演。9月30日，杨成武、唐延杰命令受阅步兵师、炮兵师、战车师、骑兵师和海军代表队，分别于当日下午和次日上午由安定门、德胜门、复兴门、西直门入城，“进入指定待阅位置，10月1日上午10时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
10月1日下午3时，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并亲自启动有电线通往天安门广场中央国旗杆的电钮，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升旗后，毛泽东主席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公告宣读完毕，林伯渠秘书长宣布阅兵开始。
阅兵司令员朱德身穿一身新做的呢料军装，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走下天安门城楼，乘敞篷汽车通过金水桥。迎候在桥南的阅兵总指挥聂荣臻郑重敬礼并报告：“受检阅的陆海空代表部队均已准备完毕，请总司令检阅！”
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和老百姓》、《保卫胜利果实》等军乐的奏鸣中，朱总司令由聂司令陪同，乘一辆车，出车三座门，沿着东长安街、东单广场直到东交民巷，顺序检阅肃立严整的三军部队。当朱总司令向指战员问好时，指战员齐声响亮地回答：“祝总司令健康！”
接着，朱总司令重登天安门城楼，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然后，声势浩大的分列式开始了。
一面火红的“八一”军旗在护旗兵的掌护下，伴着《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雄壮节奏，引导受阅方队由东向西而来。
走在最前面的是年轻的人民海军方队，由155人组成的方队，每个海军战士都戴白色水兵帽，脑后飘动着黑色缎带，身着蓝白相间的海魂服，使人想到澎湃的波涛声，这些沿海岛屿的解放者从此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保卫者。
第二个方队是由多兵种8000余名指战员组成的12个方阵的陆军代表部队。冲锋枪营全是清一色的美制斯登式、汤姆式冲锋枪。随后是轻机枪营、重机枪营、步兵团、通信营、战防枪营、轻迫击炮营、重迫击炮营……在《军队进行曲》和《坦克进行曲》的伴奏声中，炮兵师、战车师的队伍也相继隆隆地开了过去。战车师包括摩托化步兵团，轻、中型坦克团各一个，这支钢铁的队伍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反攻”中建立起来的。所有的炮车、战车都油漆上了“八一”红星和白色的轮圈，战士们挺胸站立在车上，注目城楼，庄严敬礼。
当战车师行进在长安街中段时，人民空军的飞机分别以三机和双机编队，一批又一批地飞经天安门广场的上空。在天安门前，天上地下，浑然一体，形成雄伟的立体武装阵容。
机影还未完全消失，激越的《骑兵进行曲》引出了来自察哈尔草原的骑兵师队伍。三个骑兵团，后面还有一个挽拽野炮的炮兵营，共计1920匹军马，以六路纵队前进。各梯队装备整齐划一，有“红马连”“白马连”“黑马连”，骑手们身着草绿色军服，握枪挎刀，威风凛凛穿过天安门。
阅兵式进行了两个半小时。这两个多小时，浓缩了我军以往的漫长战斗历程，也预示了未来的征途。
阅兵仪式后，欢腾的群众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前，向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致意，向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致意。
天街御衢在新中国诞生之日，展现出勃勃新姿，雄壮威武的阅兵方阵，兴高采烈的群众游行队伍，载入了新中国史册的首页。
（摘自《天安门历史档案》）
跨国大谋杀选定天安门
（失败的敌人亡我之心不死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外的反革命分子并没有甘心，他们总是想尽千方百计颠覆新政权，他们把复仇的目光射向了天安门。
1951年8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条消息，题目是《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处美国特务间谍阴谋武装暴乱案主犯李安东、山口隆一判处死刑，昨已执行枪决》。
这两个人的罪状是“替美国政府搜集我国情报，策划武装暴乱，企图在1950年10月1日我国国庆周年大典时，炮击天安门检阅台，谋杀我国国家元首和中央人民政府其他首长。”
为美国政府搜集我国情报、并为阴谋暴乱的特务间谍李安东隐藏军火、充当美国政府特务间谍的意大利人马迪懦，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他特务间谍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这场由称雄世界的帝国主义间谍精心预谋的“跨国大谋杀”阴谋，没有得逞，我公安侦察人员奉命打响了与垂死挣扎的间谍作战的第一枪，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1949年10月的一天傍晚，遮天蔽日的黑色暮鸦，开始回巢了。
节气尚属金秋，北京沉浸在暖融融的落日余晖中，微风吹来一阵阵丰收后的清香和温馨，在这样惬意和停滞的空气中凝结着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末日的来临。
他就是前美国驻华大使馆驻北平武官处的上校武官包尔德。
他下意识地摸了摸硕大的大巴颌，注视着满屋狼藉的办公室，不禁倒抽一口冷气：兵败如山倒，一个偌大的国民党政府一夜之间落荒而逃了。他叹息还未来得及采取周密措施对付这暴风骤雨般的时局，就被灰溜溜地赶出中国大陆。
作为一名武官，一个间谍，在临撤退前，他像所有的亡命之徒一样，想做最后的挣扎，他来回踱着步，思忖着……突然，他两眼冒出一道凶光，拿起桌上白色羽毛水笔，在信笺上匆匆写道：
亲爱的李安东先生：
请你和山口隆一等务必于明日上午十时四十五分到西裱褙胡同我处共进午餐。魏智先生也将接受邀请前来。
为了节省时间和减少麻烦，我不另给山口隆一等四位朋友请帖，请他们原谅我。
诚恳地
大卫
10月12日
李安东何许人也？包尔德与之有何关系？
时间要追溯到1946年6月25日，北京《新民报》日刊发表了一条题为《意大利战犯助日寇被捕》的消息。原文是：
“（本报讯）意大利安吐尼雷渥（Antonio Riua）中文名李安东为法西斯党徒。七七事变前，曾以贩卖军火致富，事变后勾结日寇，供给日人高及、二田等情报，并帮助接收意使馆，经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调查属实。于昨天派员会同警段在内一区贡院东大街四号将其捕获，解送十一战区军事法庭讯办。”
这条消息发表后，李安东在狱中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他妻子也在外边多方奔走营救，为李安东辩护、解脱。
1947年5月17日，一位国民党检察官下达了《保定绥靖总署军事法庭不起诉处分判决书》。
不起诉的理由是：“依据军事犯罪法规，不充分之嫌疑及不罚之行为应不予起诉……”指出“被告在中日事件以前，系为中国政府购办军火，在中日事件之后，未曾供给日人军火及情报。”
李安东就这样获释了。他于1947年8月26日给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起诉书列举我四项战争罪行，是根据行辕的指示，行辕是根据美国调查员曾在潍县被集中的意大利人和北平意大利人口中得来的材料作此指示的。
我应感谢中国军事法庭对我的控案能洞鉴隐微，我很欣（庆）幸意大利官员能不迁就现在的舆论而根据事实来判断我的案情。
我希望美国官员作个调查，我惟一的目的是希望证明，我虽是一个法西斯党员，但这并不等于说我是一个流氓，我希望这次被控不会永远玷污我的姓名而传到我的子孙。
1948年3月的一天，也就是李安东获释半年后，美国驻华武官包尔德上校亲自赶赴李安东家看望，拉拢感情。
包尔德上校破格邀请李安东夫妇到他家共赴午宴，并将李安东夫妇奉为上宾。
在宴会前后，李安东发表了对世界和中国形势的看法，与包尔德上校的看法一拍即合。于是，双方商定，李安东化名汤尼，接受了包尔德部署的情报任务。
李安东受宠若惊，特意给包尔德上校写了一封信表决心：
“我是一个法西斯党徒，是一贯坚决反共的，今天苏联是共产党的领导者，美国是反苏反共的首脑。因此，我要为美国效劳。”
从此，他便成为一名美国的忠实间谍。
李安东的特务生涯犹如娼妓一样，委身于多个国家，是一名为多国效劳的职业特务。
1896年出生于上海的李安东，从意大利空军学校毕业后，1922年加入意大利法西斯党，在北京组织法西斯党支部，自任支部长，从1933年起，积极搜集中国机密情报。
七七事变后，李安东勾结日本“北支那军方面军司令部报道部”高级特务日高富明，以记者名义，在华北各地多方刺探我国情报，供给日军。
在与美国包尔德上校发生情报关系后，李安东接受包尔德的美元、黄金，积极为美国效劳。他收罗日本间谍山口隆一充当情报员，并指使日籍特务日高富明，法籍魏智、亨利，意籍主教马迪懦，意籍哲立及德籍甘斯纳等人，分别搜集我国有关军事、政治、经济等情报。截至北平解放前夕，李安东先后向包尔德提供情报115件。
北平解放后，李安东仍在包尔德指使下，利用商务活动，继续搜集情报，并指使山口隆一刺探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的履历、住地、电话和汽车号码，按照个人姓名制成卡片；另外，还搜集我有关人民政府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情报。这些情报，李安东都转送给包尔德和其他美国间谍。这个时期，李安东搜集我各种情报485件。
李安东接到包尔德的便函后，约了山口隆一等人按时来到包尔德公寓。
匆匆收拾完行装即要离开中国大陆的包尔德，午餐后打了几个响嗝。
他的眼神中，已经没有那份末日来临的绝望，取而代之的是决不善罢甘休的凶光。他心里咬牙切齿地说：“离开中国，不是使命的结束，而是新的冒险的开始。失败与胜利是具有双重意义的。”
想到这里，包尔德向李安东使了个眼色，李安东立即会意，两人来到包尔德的密室。
包尔德压低嗓门授意：
“你所提供的有关中共《华北建立空军基地》的情报，已转交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先生。这些材料很有价值，我们非常高兴能得到它。”
包尔德呷了一口橙子汁，意味深长地望着李安东。
李安东自然明白主人的意图，他不无谄媚地说：“亲爱的上校，从数年来我们的互相合作，我相信你能够看出我主张反共的一贯性。现在共产主义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重要问题，我们只有用战争才能阻碍它的进程。今天，反共世界均倒向美国。我很愿意为美国全力效劳。请您放心！”
“亲爱的汤尼，对此，我表示感谢，我们很需要你这样的朋友。我相信今后我们会合作得更好、更持久，并且是互利的。”
“包尔德先生请放心！我们还有对付共产党中国更有效的措施。”
“那你们将采取什么行动？”包尔德像抽了鸦片烟似的顿时来了精神，他支起身子等待李安东的回答。
李安东神秘地低语：“带有军事性质的行动！”
“哦？”包尔德豁地站起来，又震惊又兴奋。
李安东受了鼓舞，继续说：
“我那里还藏一门stokes式迫击炮，还有些炮弹、手榴弹。”
“你准备怎样使用？”
“我计划将来有机会使用。”
“遇到什么机会使用呢？”
“我想等中国政府在天安门开会时，可以在天安门地方试一试。”
包尔德阴险的眼里一亮，故意恫吓他：
“这是冒险行为！”
“可以冒险，只有冒险才有成功的可能。”
包尔德立刻摊牌说：
“如果成功，我们给你们50万美金！美国战略情报局可以保证你们到美国或欧洲去自由地从事自己的商务，去做一个百万富翁！”
“如果美国政府肯付出代价，我们当然是很愿意这样做的！”
李安东这个为多国效劳的职业特务，在大把大把的美元诱惑下，又红了眼。包尔德则对撤出中国大陆以后的情报工作充满必胜的信心。
想到这里，他豁地站起来，一副胜利之师的神情，在室内踱来踱去，突然站定，厉声说：
“从现在开始，我与你单线联系，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以保证不出现意外的问题！”
“请上校先生放心！”
包尔德想起了一件往事，毫不客气地训斥道：
“上次你派小孩子送分类材料给我，我很不安。你觉得这样可以吗？万一有人将这些材料从你的小孩子那里拿走，就会给我们带来天大的麻烦。现在中国的环境变了，你们要格外谨慎！稍稍一点疏忽就可能导致全军覆没！”
李安东又是点头又是哈腰：“谢谢上校的指教！”
包尔德旋即神秘地说：
“《××对中国华北军援之计划》，我即刻转交美国参议院外交主席，呈主管当局予以考虑。今后的经费将由天津法商‘东方汇理银行’及‘远东皮毛公司’密拨给你们。我再提请您注意，我们今后必须保持秘密联系，按命令办事。美国战略情报局将时刻关注着你们！”
李安东的眼睛里充满感谢和讨好：
“预先谢谢您，亲爱的上校！”
天安门连着朝鲜战场
1950年9月的华盛顿，太平洋上空的暖流突然离去，在北方冷空气过早的侵袭下，秋风萧瑟，落叶纷飞，已是一派暮秋气息。
朝鲜半岛燃起的战火，像在广岛上空落下一颗原子弹，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反响，也使美国人民受到了震动。
自从侵朝美军将领麦克阿瑟同杜鲁门总统在威克岛海军基地会晤，决定朝鲜战争以后，美国人便急剧卷入了这场战争的狂潮和漩涡之中。
几个月来朝鲜的战局，并不像美国新闻报道所预示的那样乐观：从北朝鲜采取腹背受攻的两栖登陆作战方案，在感恩节前取得在朝鲜北部战场的胜利，麦克阿瑟将军对此胜利的可能性充满信心……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在朝鲜人民军的英勇阻击下，美军的正面进攻处于被动地位，他们不得不对战争进行更大的投资。
另一方面，美国高层人士在华盛顿多次会晤，反复研究对华政策，决定增派军队进驻台湾，封锁台湾海峡。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就朝鲜局势发表声明时宣布：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
随之，美国海军进入台湾海峡巡弋。
台湾海峡战云密布，大战迫在眉睫。
然而，战争的属性决定了美国人的命运。美国由于战争引起的经济衰退和军事的失利，使美国在朝鲜战场的矛盾急剧尖锐，他们不仅担心对战争的把握，而且更担心中国和苏联是否介入。
为了从根本上消除这种不利因素，首先要排除中国军队援朝的可能性。
为此，侵朝联军高级司令部要求美国战略情报局：“能在短期内采取致胜的配合朝鲜战争的进攻方法。在共产党中国未介入朝鲜战争之前，就狠狠打他一次，而且要打在他的最疼处，包括北京这个中心。”
于是，间谍工作的重要性，严峻地摆在战争的面前。
远在东南亚的前驻华使馆北平武官处上校包尔德，立刻被美国战略情报局召回华盛顿。包尔德自从被赶出中国大陆以后，一直从事着专门对付中国的一项秘密的活动。美国特务头子杜诺万认为这项活动的时机到了。
在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间密室里，一场杀气腾腾的密谋正在进行。
杜诺万用他那有些嘶哑的声音向包尔德面授机宜：
“美国战略情报局认为，必须立刻组织暗杀队，潜入中国大陆，刺杀中共领导人。”包尔德轻轻地摇摇头说：
“学日本人暗杀斯大林吗？那样成功的可能性极小。”
杜诺万随即也陷入了沉思。1938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二年，为了牵制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支援，消除日本军队的后顾之忧，日本军部及其特务机关勾结在中国东北的苏联叛徒，在纳粹德国的合作下，先后策划了两次暗杀斯大林的阴谋。
由于苏联情报人员打进暗杀队，及时把这一阴谋报告了苏联内务部，消灭了暗杀队，挫败了两次暗杀斯大林的阴谋。
这样一段失败的历史对于间谍们来说，组织这样的暗杀的确是心有余悸的。包尔德禁不住哆嗦了一下，说：
“现在在中国的内部和外国虽然都有我们的人，但是要接近中国领导人是非常困难的。中国的领导人戒备森严，深居简出，而他们现在又有所谓的人民的保护，叫什么群众反特力量。因此，就个人而言，我对仿效日本人刺杀斯大林的战术是怀疑的。”
杜诺万将雪茄往烟灰缸内用劲一摁，恶狠狠地说：
“当前，除此之外，别无他径，有百分之一的希望都要冒险行动！”
包尔德用手摸了摸下颌，思虑着说：
“这样的暗杀目标只是一个人，不能从根本上消灭中共领导实体。”
杜诺万急不可耐地说：
“上校先生，你要清楚，朝鲜战争势必演成美苏世界大战，成为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战争。苏联在远东兵力不足，鞭长莫及，中国很可能近期出兵朝鲜，这对朝鲜战局十分不利！所以，对中共要马上采取行动。不一挥而就，就将贻误战机！”
一边思虑一边踱步的包尔德站定说：
“杜诺万先生，请你放心，我正在考虑在中国大陆进行另外形式的一项大的秘密恐怖行动。所不同于日本人的是，我们不用亲自动手，而是用中国兵书《孙子兵法》上所讲的策略，要借刀杀人，创造麦克阿瑟将军在朝鲜战场上所没有的奇迹！”
杜诺万迷惑不解地问：
“除了暗杀，你还能用什么行动？”
包尔德阴险地说：
“用在中国的雇佣间谍，炮击天安门！”
杜诺万半信半疑：
“具备行动的条件吗？”
“完全具备！”包尔德自信而狂妄地说，“10月1日是中共的第二个国庆日，中共要人都要到天安门，这是一个集中消灭他们的机会！”
包尔德充满自信，他与意大利人李安东的秘密交易已在心头埋藏了很久，只是等候机会来临。
杜诺万听完包尔德的计划，满脸发光，立刻承诺地说：
“如果这项成功，我们就能把握朝鲜战争的局势，杜鲁门总统也一定会晋升你为将军的。你立刻回香港，先支付他们一半的费用，立刻下达行动命令。”
狡诈的杜诺万又嘱咐包尔德：
“即刻通知台湾国民党保密局，务必通过一切关系，努力接近共产党侦察机关内部，尽最大努力阻止和破坏中共的侦察行动，只要在十一以前能拖住共产党侦察机关，我们的胜利就有保证！”
包尔德说：“你的预测很对。中共侦察机关在反间谍方面已经做了工作。但他们对这次行动，可以绝对地说：是毫无察觉的。为了预防万一，做到绝对保密，我早已停止使用中国大陆的一切使馆和知名人士等关系，而改用别的秘密联络方式，以避免引起共产党侦谍机关的注意。”
杜诺万连连点头，说：
“好好，你不愧为从中国归来的战略情报局的人。这次具体行动计划，对台湾方面要绝对保密，他们的任务只是从内部混淆中共的侦察视线，在时间上推迟中共侦察工作的进程。”
包尔德说：“我认为，中共在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现在离中共国庆只有20天，我今晚就飞回香港，立刻行动，成功之日，再回华盛顿！”
杜诺万为包尔德整了整深红色的斜纹领带，快乐地拍了拍包尔德的肩膀，神气地说：“没有想到哇，你在中共大陆的间谍工作这样出色！我想决定朝鲜战争胜负的根本问题不在战场，而在这次的神秘的行动。到那时，杜鲁门总统会亲自为你援助的！”
至此，一场跨国界的谋杀计划从华盛顿“出笼”了。
北平的秋天是短暂的。
这天，秋风瑟瑟，崇内大街两侧的槐树叶子纷纷飘落。
一个身着米黄色风雨衣的高个子，迈着缓慢的步子在西侧便道上由南向北行走。这个人像是在散步，但眼睛却紧紧盯着在马路上疾驰的汽车。崇内大街是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干线，各种车辆像潮水般穿梭往来，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一辆黑色道济小卧车从北往南飞奔，当车辆快接近这个人时，突然减速缓行，只听“嘎”的一声，汽车在这个人面前停住了。车门开了。
只见这个人飞快地钻进汽车，汽车径直向南开去，消失在往来的车辆中。这些动作，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这就是主犯之一，日特山口隆一与美特的接头地点和接头方式。
山口隆一，英文化名Frank，中文化名刘逸。1905年出生于日本东京，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考古专业。
1938年来华，先后在青岛市船舶联合局、华北航业总公会担任庶务主任、人事、文书、辅导科长。
1944年来北京，任日伪“华北航业总工会”北京办事处处长，专事搜集华北沿海船舶及中国人民抗日游击队活动的情报，供给日本海军省。
1948年与李安东发生间谍关系。北京解放后，曾直接接受过包尔德给予的间谍任务。他现在的公开身份是法国人在东交民巷开设的法文图书馆中文部图书目录编辑。
甘雨胡同217号，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院内栽有两棵海棠树，红色的海棠稀稀拉拉地点缀在片片的枯叶中，秋风吹过，叶片纷纷飘落。
意大利人李安东素有周末举办家庭舞会的惯例，他以邀请外国驻华使馆人员跳舞为名，把舞会作为联络和交换情报的场所。
可今晚的舞伴们是显然减少多了，小舞厅显得格外冷清。
晚上8时。舞厅里猩红色的地毯上，只有李安东、山口隆一、哲立、甘纳斯四人与几个在京应聘外国女郎伴着节奏很慢的舞曲在徜徉。百叶窗下，摆放着一架旧式美国留声机，缓慢地播放着17世纪的意大利乡村音乐。
舞会进行时间不久便结束了。今天，李安东没有心思尽情跳舞，因为他们有比此更重要的事情。
半小时后，李安东便打发舞女走了。他亲自送客，并到外面观察了一会动静，确信像往常一样没有异样的情况，才放心地关上大门，走了回来。
这位与中国打了几十年交道的外国人，虽然对中国的一切比较谙熟，可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侦察人员交锋还没有实战经验。但他深信自己蓄谋已久的计划的绝对性和可靠性，而且深信这次行动计划，可能比一场实际战争的影响还要巨大。
他充满自信地走回客厅，从壁橱的陈列架上拿下一瓶法国科涅克白兰地，夸耀地说：“这是在法国存放了40年的白兰地，是包尔德先生留下的，今天奉献给各位。同时，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值得庆祝的好消息，美国人已经同意我们的行动，完全答应我们的条件。这样我们就可能以最小的代价，换取他们优厚的报酬。美国老板口袋里的钞票是诱人的。”
李安东走到餐桌前，满满地斟了四杯，分别递给山口隆一、甘纳斯、哲立。
客厅里出奇得寂静。他们知道，为美国人、为金钱冒险的时刻快到了。他们不必在中国久住下去了。
李安东神秘的目光注视着他们三人，压低声音说：
“现在离中共国庆尚有17天。近日内，包尔德上校将从香港派人来接头，下达最后命令，从而证实我们得到的消息和财产是否可靠、准确。尔后，我们即刻向东京美国战略情报局二科报告行动信号。”
山口隆一插言说：
“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在中国政治冒险十几年，只有这次，才是一笔大生意！具体行动计划一定要万无一失！”
李安东说：
“按原定计划执行。10月1日，是中共第二个国庆。据情报获悉，中国的领导人都在天安门城楼上露面。我们的计划是，在他们宣布国庆大典开始、鸣放礼炮的时候，从我这里用迫击炮射击。根据对目标的测试，射击的位置，在有效的发射角度和射程内，三颗长弹可连续落在天安门城楼中心。一发炮弹的爆炸面积为120平方米。所以，即使只有一颗击中，就可以把天安门炸毁，让他们飞上天去。我相信，我们意大利的火器是非常可靠的。”
山口隆一得意忘形地哈哈大笑：
“炮轰了天安门，中国就是一片大乱！”
“岂止是中国大乱，重要的是美国可以牢固地控制朝鲜战局，尽快占领朝鲜，进攻大陆。到那时，就可以促使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重新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的格局。这不仅是我们的军事目的，也是我们的政治目的！”
甘纳斯说：
“好！有美国人的支持，我们绝不可放弃此机会。我们在中国不能再这样继续沉默下去了，否则，我们在中国的一切努力都将完全失去！”
李安东说：
“墨索里尼先生有句名言：‘炸弹虽小，可以崩溃大厦。’中国兵法家孙子也有句名言：最高超的战略是不战而胜。直接的军事冲突只有在战场上才是必要的。用间接的方法达到目的才是最高超的战略法则。炮轰了天安门，消灭中共实体，就可以解除美国人的远东之忧，创造出美国人所期望的新局势。”
说着，李安东从衣内拿出几张花花绿绿的香港汇票，晃了晃说：
“包尔德先生从香港经天津转汇了这次行动的报酬五万美金。包尔德上校已经与美国战略情报局讲妥，给的报酬一半在香港预先付，另一半事后付。这是诸位在香港银行存款的通知票据！”
山口隆一、甘纳斯、哲立接过后，心安理得地揣进了口袋。
李安东又吩咐道：
“山口隆一先生，我们收到包尔德上校的联络暗号后，你就立即向东京美国盟军驻日司令部二科报告行动信号。务必注意，为避免中共侦察机关的注意，信件必须交给那位伊拉克女人，以在京从事商贸事务的商人名义发出。”
随之，李安东又命令甘纳斯：“提前定好10月1日至2日从天津到香港的国际航班船票，并做好在京车辆的安全保护工作。”
最后，李安东的眼光落到哲立身上：
“哲立先生协助我和山口隆一负责火器的准备和发射。”
稍顷，李安东呷了一口白兰地，极力按捺住不安的神情，说：“这次行动，是我们在中国关键的一仗，也是最后的决战。”
拿破仑将军说过：“战争胜败的关键，往往在于最后五分钟。’其实何止战争，我们这次行动，其胜利的关键，就在于到达决战点的最后一瞬间。”
说着，他狡黠地做了一个打炮的姿势，就像杀人魔鬼一样狰狞凶狠。甘纳斯这个德国法西斯党徒在一旁狡猾地询问：
“事发之后，我们能保证安全地抵达香港吗？这中间包尔德是否肯定派舰船到公海去接应我们？”
哲立也露出满腹狐疑的神色。
李安东自信地往圈手椅上一靠，微微一笑说：
“工程师先生，我们都是懂军事的人，要充分做好准备。只要炮击了天安门，立即开车赴天津，乘中午12点30分国际航班离开港口。我们的车不到两个小时就可到达天津海港。炮轰了天安门，中共肯定一阵大乱，在他们未镇定下来的时候，我们早已登船离岸了。10月1日走不成，我们还有10月2日船票。为保证我们的绝对安全，包尔德先生在两日内从台湾方面派舰船到公海接应我们。所以我们的退路是有保证的。”
哲立听了接着说：
“诸位放心！现在中共没有正规的海军、空军，而现在美国第七舰队已进入台湾海峡巡弋。我们一进入公海，中共就奈何不得了！”
炮轰目标：天安门主席台
李安东也许堪称“中国通”，可惜，他却不知道中国有句俗话：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
他们策划的这一系列阴谋早已在我侦察人员猎鹰一样敏锐的视线之内。
1950年9月18日，北京侦察处的办公桌上摆着一个淡蓝色的航空信封。这是刚刚从国际电讯电报邮局截获的一封航空快件。
信件的投送地址是：日本国东京都涩学区神泉町20番地7号第一绿C管理室。信的内容为：
总部OSS：所购消防器10月1日发货。一切顺利！
致以
热烈问候
山口隆一
这是一封均以英文拼日文音，用英文打字机打印的信。信中还附有一张用铅笔绘制的天安门地势草图。
天安门的轮廓十分清晰地在信纸上显露出来。天安门前绘有金水桥，指向天安门有两个目标：
一是天安门中央主席台的一个人。左边用日文写道：“到现在水还是达不到这里。”
第二个目标指向天安门顶上，右边也用日文写着：
“从日本买来消防压水机，能超过这屋项。”
信中还有一段文字：
“……据说，最初试用地方在天安门，水从屋顶越过去，是为一件趣事。所谓天安门系紫禁城正中间的一个门，其前建有人民广场，每当政府祭礼之日，政府中有名望的人站在台上，检阅军队分列式和民众的行列，以前的消防压水机仅能压至毛主席立着的台子附近的样子……”
中南海内，微波荡漾，碧水粼粼。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市委书记彭真同志听了汇报，看了证据，肯定地说：“这是炮轰天安门，杀害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破坏我国庆的大案。事不宜迟，迅速破案！”
李处长斩钉截铁地立正回答：
“请党中央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彭真微微点头，又指示：
“这一案，要严格地把与此案无直接联系的其他人员区别开来，只捕要犯。对其他人员要快检查、快讯问、快释放，即使是原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人员，只要与此案无直接联系，也要区别对待，没有证据，一律不动他们。此案是新中国第一个涉外大案，国际影响极大，切不可有一点差错！”
李处长心领神会：
“请首长放心！”
时间：1950年9月27日凌晨。
一辆满载公安总队战士的卡车疾驰而过。车上的战士头戴钢盔，腰挎盒子枪，精神抖擞。
一辆辆吉普车、三轮摩托车，带着隆隆的马达声，披着灿烂的朝霞，如猛虎扑向豺狼一般，穿过王府井大街，直奔位于灯市口南侧的甘雨胡同。
甘雨胡同属于内一公安分局管界，市局早已通知分局布置派出所对住在甘雨胡同乙17号的李安东严密控制，深入掌握动态。
甘雨胡同在晨曦中一片寂静。李安东有早睡晚起的习惯。但这一天却起得特别早。
他心绪不宁地从墙上拿起意大利造的带消声器的双管猎枪，走到院子里，对准远处凉棚架上的葡萄“砰”的一声，目标便应声落地。
这个军火商，瘦骨嶙峋，貌似文雅，骨子里却极为凶残。他在中国的敌占区常以中国战俘作为活靶子练射击，枪法可谓百发百中。
按计划，他今天应该将拆卸分散隐蔽的迫击炮零件集中起来，做好射击的准备。
山口隆一昨天下午告诉他：
“又进行了一次目侧和步行测量，证明从甘雨胡同到天安门城楼的实际距离与中国的有关地理测绘数据一致。”
李安东很佩服山口隆一的测绘能力。
山口隆一在日本航业协会任职时，测绘就是他的专长之一。按他提供的数据，完全可以把天安门炸个一塌糊涂。
现在只是在焦急地等待着时机的到来。
李安东急匆匆地回到卧室，脱下美国式的睡衣，准备亲自开车去取武器。
这时，乙17号的黑漆大门被悄悄打开了。
“啪！啪！”责任区民警轻轻叩击着屋门。
“谁？”李安东下意识地问。
“派出所查户口，开门！”
李安东有种不祥之兆，但他只得硬着头皮开了门，侦察科长带着几个人走进屋内。
“你叫什么名字？”侦察科长审慎地问。
“李安东。”李安东用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回答。
“哪国人？”
“意大利国籍。”
“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向你宣布：你被逮捕了，请你签字。”
侦察科长神情庄严，声音低沉，彬彬有礼。
李安东蓝色的眼睛里射出一丝惊慌和仇视的目光，他故作镇静地说：
“我向你们表示抗议！我是意大利派驻贵国前政府的官员，按照国际外交准则，我要求你们尊重我个人的尊严，尊重我外交官的身份！”
“外交官是和平的使者，不是杀人的魔王。李安东先生，你违犯中国的法律，企图武装行刺，走到了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绝境。我们对你的犯罪事实有确凿证据，我们按中国的法律和国际法则办事。”
李安东蛮横地歪着头说：
“你们的指控是缺乏事实的，我抗议！你们非法逮捕我，我要向国际法庭控告你们！”
“那是你的自由，李安东先生，签字吧！”
李安东颓然低下了头，在逮捕证上签字。
锃亮的手铐“咔”地一声卡在了他毛茸茸的手腕上。
与此同时，东交民巷一隅的法文图书馆内，山口隆一正在虔诚地念经超度：
“真主啊，万事圣灵！保我平安地回到香港，回到日本……”
突然门口响起了马达声。
魏智惊慌失措地跑进来说：
“先生不好了，共产党来人了！”
穷凶极恶的山口隆一绝望了，正欲伸手到办公桌抽屉里拿枪，一名侦察员冲了进来，眼疾手快地扭住了他。
“你被捕了！”侦察员向他出示逮捕证。
高大、肥胖的山口隆一粗野地吼叫：
“你们是什么人？随便抓我！我犯你们的什么法！”
侦察员义正严词地呵斥道：
“别装蒜了！山口隆一先生，你以商人的名义寄往东京的信件就是罪证！你以购买消防器为名，实际是向东京美国盟军司令部情报二科报告炮轰天安门的行动！这是间谍活动！”
山口隆一强词夺理地狡辩：
“我抗议，那是正当的商务贸易，与间谍活动毫无关系！”
“与间谍活动毫无关系吗？你购买高射程灭火器，难道美国盟军司令部情报科也经营消防器材吗？再说，你为什么绘制天安门地形图？”
山口隆一开始脸色发黄，鼻尖冒汗，他做梦也没想到稳操胜券的武装行刺计划，转眼之间就像美国的肥皂剧一样破灭了。
在审讯室里，预审员直截了当地问：
“你把绘制天安门射击图的目的说清楚。”
“天安门这个图是我画的，主席台上站的那个人也是我画的。”山口隆一的眼睛紧紧地注视着预审员，仿佛要从预审员的脸色变化上窥视出一线生机。
“接着说下去。”
“我知道政府开大会的时候，政府要人都在天安门城楼上站着。”
“图上画的那个人是指谁？”
预审员那凌厉的目光使山口隆一感到一种强大的压力。
“图上画的那个人是毛主席，后边一些政府要人我没画出来。”
山口隆一对画这张图的目的却支支吾吾，他想回避这个要害问题。
预审员厉声喝道：
“你画天安门图给谁寄去？”
山口隆一身子抖了一下，沙哑地说：
“我寄给日本东京。”
“这个天安门图是做什么用的？”
“我用铅笔画的，我将这个图寄到东京告诉盟军总部。”
山口隆一感到一阵恐惧，眼里掠过一丝可怕的光。
“你寄到盟军总部做什么？”预审员的问话像连发炮弹一样，使山口隆一没有喘息的机会。山口隆一脸色煞白，战战兢兢地说：
“10月1日是中国的国庆日，我想一定要在天安门开会。我给盟军总部画这张天安门的图是指示他们在天安门上毛主席的位置。”
“指示这个目标做什么呢？”
“他们喜欢以后怎么办，我就不知道了。”
“你还想什么？”
“我也想过，知道李安东有迫击炮和枪。”山口隆一这个老牌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为免遭一死，兜出了“老底”：“我想做冒险的射击。”他没忘记替自己辩护一句，“这只是想，并没有做出来。”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有仇视苏联共产党的思想，对中国共产党同样也敌对。这是我的思想，事情已经过去，请原谅！”
这起案件共涉及七人，主犯是李安东、山口隆一。但马迪懦也是其中的重要间谍。
9月29日清晨，秋雨霏霏，一层薄薄的雨雾笼罩着坐落在迪兹府的“罗马教廷”。
这是幢神圣不可侵犯的充满宁静、肃穆的教廷。这迪兹府过去是易具教区所在地。此时马迪懦主教在绵绵的秋雨中正沉浸在间谍生涯的回忆中。
就在这时，侦察员已经侦察到一件重要物证。
“科长，您看这是什么？”
在二处办公室，一名侦察员把这黑乎乎的东西，小心翼翼地放在地上。
“啊！”
众人被这东西所震惊。室内一片沉默。
这是一枚八二迫击炮弹。
侦察员根据调查和侦查发现，李安东的武器弹药，绝大部分隐藏在“罗马教廷”内。但藏在什么地方侦察员尚不清楚。
对这个在国际上有影响的教廷和主教进行搜查必须把情况摸准，取得物证才能动手。于是，就派这位机智的侦察员执行这项特殊使命。
情况清楚了。当天下午，科长带着搜查证，率领几名侦察员，由责任区户籍民警引路，来到了罗马教廷。
马迪懦正在北屋大厅内闭目养神，教廷内非常肃穆。
民警敲开屋门。
“你们找谁？”马迪懦的中国话说得不流利。
“你叫什么名字？”科长单刀直入地问。
“我叫马迪懦，是这里的主教。”马迪懦的眼睛射出轻蔑的光，神色傲慢地回答。
“我们是公安局的，现在依法奉命对你的住宅进行搜查！”科长出示了搜查证。
“这是教廷，不允许任何人侵犯教廷的尊严！”
马迪懦面露惊恐，带着威胁的口吻，用颤抖的声音说，企图阻止搜查。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你必须服从中国的法令！”科长理直气壮地反驳。
责任区民警找到两名教廷人员陪着，侦察员从容不迫地打开了北房靠西边的客厅，在屋内进行搜查。
不多久，一堆迫击炮弹、手枪子弹、步枪子弹、手榴弹、炮弹头火、尾火、引火帽、兵器零件，一件件、一枚枚堆放在大厅内，马迪懦那种傲慢的神气完全殆尽了，他低头不语，神情沮丧，浑身哆嗦。
侦察员们清点了这些武器弹药的数目，共532件，其中仅炮弹、子弹就有259发。侦察员把这些武器清点登记后，让在场的有关人员和马迪懦签字。
马迪懦无可奈何地颤颤抖抖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你们有哪些武器弹药？”预审员在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后，对李安东的审讯开门见山。
“我有迫击炮一门、手榴弹六枚、手枪一枝、还有迫击炮弹和几百发子弹。”
李安东心里明白，问题已无法掩盖，只好被迫试探着招供。
“迫击炮的口径多少厘米？”
“50厘米。”
“这些武器弹药，解放后你登记过吗？”预审员明知他私藏武器弹药，抓住这个要害来突破他心理上的防线。
“没有。”李安东果然脸色灰白。
“这些武器你隐藏在何处？”
“在甘雨胡同乙17号我家里，藏有手枪一枝，迫击炮一门，已拆卸。在迪兹府甲6号马迪懦家藏有炮弹、手榴弹、子弹。”
“这些武器作什么用？”
“我计划……将来有机会使用……或者借给别人使用……”
“遇到什么机会使用它？”预审员紧追不放。
“……我说过，可以在天安门那地方试一试……我说，等中国政府在天安门开会时试一试。”
“你认为这是什么问题？”预审员突然发问。
“我……现在完全认罪。请原谅！”
李安东的精神防线完全垮了。看守民警把绝望的李安东带出了审讯室。
一阵瑟瑟秋风卷着残枝败叶吹来。
至此，美日间谍炮轰天安门的阴谋计划彻底破产了！
（摘自《天安门广场风云录》）
“一位老者”观礼半途退场，国家主席恳谈解开疙瘩新中国建立后，日月如梭，转眼间共和国第三个生日-1951年10月1日这一天就要来到了。
炎热的8月刚刚过去，北京市人民政府就开始着手准备共和国第三个生日的庆祝工作。
首先是由市政府着手筹划整顿市容和交通秩序。
北京的旅馆业系统、商业系统、卫生部门以及各行各业，都开始为迎接新中国一年一度的国庆活动进行准备工作。
北京各主要街道的景点开始扎设彩门、安装霓虹灯。宽阔的长安街和首都所有的大衢小街，开始增设照明和修葺、粉刷工作。
以繁华著称的王府井大街以及东单、西单各大商场，开始了装饰门面、调整柜台、广辟货源、广进百货的全员行动。
天安门管理部门已作好了对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城楼两边赭红色的观礼台进行打扫冲洗和涂漆保洁的日程安排。
9月中旬，距离普天同庆的国庆节还有半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就致电给周世钊，请周世钊并托周世钊邀请家住湖南湘乡农村的毛泽东的舅舅一道赴北京参加国庆庆典。
接到毛泽东的电示，周世钊喜出望外。他赶到湘乡，偕同毛泽东的舅舅一起启程坐车来到北京。随即被有关接待人员安排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招待所里。
毛泽东的舅舅是乡下人，很少进过城市，连县城都很少去过。现在，他第一次来到北京，并且是作为共和国主席的舅舅来到京城，参加国庆观礼，心情格外激动，一种莫名的高傲情绪也随之从心底里油然而升，嘴里不时说道：“北京好大哟！”
一转眼国庆节就到了。
10月1日，上午9时，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派车将周世钊和毛泽东的舅舅接到天安门，并把他们两人安排在天安门广场左侧的第一观礼台，参加国庆观礼活动。
上午10时，庆祝活动正式开始。
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现在挂满大红灯的天安门城楼。这时，汇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数十万各族群众，举手高呼：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看到这一场面，同周世钊坐一起参加国庆观礼活动的毛泽东的舅舅，突然忿然起身离开座位，找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我要回招待所去，请你们马上送我回招待所。”
工作人员不知道他为什么现在就要回去，心里感到很纳闷，想问明原因。但毛泽东的舅舅只是气呼呼地说：
“你们不要问原因，我要回招待所去！我就是要回招待所去！”
周世钊这时也感到莫名其妙，几次抻扯他的衣服，使劲拉他坐下。但他还是怒气冲冲，执意要回招待所。无奈，周世钊只好依了他，帮他对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说：
“同志，他老人家坚持要回去，那就请你们派个车子把他送回招待所去吧。”
工作人员这才派了一辆吉普车把他送回了招待所。
周世钊参加完国庆观礼活动后，回到了招待所。进了房间后，问毛泽东的舅舅说：“你老人家今天是不是身体欠佳啊？为何国庆观礼大会刚刚开始，你老人家就要返回招待所啊？今年的国庆观礼大会开得很热闹哩！有很多好看的东西你老人家没有看到，实在可惜啊！”
毛泽东的舅舅这时脸上还带着不满情绪，对周世钊说：
“润之明明是请我们两人来北京参加观礼活动的，他们把我们两人安排在坪里的矮台上，而不把我们安排在天安门城楼上。我一到那里，心里就不舒服，心里就有气。后来我想你是个校长，也是一个官，和我一样坐在那坪里的矮台上，我也就算了，也就没有什么意见了。最气人的是，到了大会开始时，当润之明明从里面出来时，坪里那些开会的人，大家都举手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我心里就开始怄气，火一冲就上来了。你知道的，我是毛主席的舅舅啊！为什么大家只喊‘毛主席万岁’，而把我晾在一边。这叫我怎能不生气呢？！起码要喊我千岁啊！这些人太不懂道理了。我对此有意见，我生气了，就再也坐不住了，所以，我要回招待所，不想在那个矮台子上坐了。”
周世钊听了老人的这番话，心里真想笑，但却笑不出来。他也想告诉老人新社会和人民政府的道理，但又不知从何说起。他想做老人的工作，但又不知从何做起。
最后，周世钊只好写一封信托人带给毛泽东，如实向毛泽东说明了这一情况。过了几天，毛泽东邀约周世钊和他的舅舅到中南海他的家里面叙。
毛泽东见到他们两人，寒暄了几句后，就笑微微地对他的舅舅说：
“这次我请你老人家和！元兄来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活动，你们来京的时候，我因工作忙，没有亲自去接你们，许多事情都是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安排的。工作人员的事情多，很忙，难免有做得不周到之处，那就要请你老人家多多包涵才是！”
周世钊在一旁向毛泽东解释说：“他老人家原来有点意见，有点生气，我当时不知怎样给他做工作，所以才给你写了信。第二天，等他老人家的气消下去之后，我就给他老人家做了解释，现在他老人家已没有意见了。”
毛泽东听了周世钊的解释，笑着说：
“那舅舅你要感谢！元兄对你的帮助啊！不过这也不能责怪你老人家，主要是我的工作没做好。你老人家是旧社会过来的人，对新社会的情况不大了解，我又没事先向你老人家讲清楚，这是我的不对啊！”
老人听了毛泽东这位外甥这么一讲，马上接过话说：
“我说润之呀，你快莫这么讲了！这不能怪你，主要是我坐井观天，对新社会的情况不了解，我是用老思想、老方法来看新社会。这是我的不对！”
毛泽东又对他舅舅说：
“当然，如果按照封建王朝那一套办法办事，你老人家的意见当然是对的，喊你老人家千岁也未尝不可。可是，我们现在是新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不能搞封建帝王那一套。我们国家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工作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然人民就不会欢迎他。我这个当主席的，也是人民的勤务员之一，我也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人民才会拥护我。如果我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就会把我唾弃。我们这个国家的工作人员，在为人民服务的时候，有一个原则是大家遵守的，那就是民主集中制。就是我们无论办什么事情，都要按照党的方针和政策，经过大家共同讨论，按照多数人发表的意见，作出决定，然后大家就按照决定去办事，谁也不得违反。”
说到这里，毛泽东停了一下，敬给舅舅一支烟，自己也点上一根烟，抽了一口，说：
“就拿这次国庆节的活动来说吧，哪些人上天安门城楼，哪些人不上天安门城楼，上天安门城楼的人中间，哪些人在第一排，哪些人在第二排；哪些人在左边，哪些人在右边，都是要经过国庆办公室决定的。请些什么人来参加国庆观礼活动，也是要经过国庆筹备办公室会议讨论决定。来参加国庆观礼活动的人，不外乎是全国各地工农业生产和各条战线上的劳动模范、先进人物，解放军部队里的战斗英雄，各少数民族代表模范人物以及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中的代表，港、澳、侨胞中的代表和有关人士。我请你们两位来北京参加今年的国庆观礼活动，也是经过国庆筹备办公室会议通过的，你们就算有关人士。你老人家到天安门广场观礼台看了，参加国庆观礼活动的人那么多，哪些人坐在左边，哪些人坐右边，哪些人坐在左边第一台、第二台、第三台、第四台、第五台，哪些人坐在右边第一台、第二台、第三台，第四台，第五台，也是要经过国庆筹备办公室讨论决定的。他们把你们两位安排在左边第一看台，这是工作人员对你们两位的关照。他们这样做我看也没有违反原则。因为舅舅是上了年纪的人，我看这点照顾是可以的。这就叫做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如果要是把你们两位安排在第二台，或者第三台、第四台、第五台，我看也是可以的。既已安排，我看舅舅就要感谢工作人员对你的关心才对啊！”
听了大外甥的这一番话，老人心里的疙瘩完全解开了，并带着惭愧内疚的心情说：
“对，对，润之你讲得对啊！我确实有点不谙事理，有点糊涂了。”
老人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外甥的住处，不久又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家乡，把在北京和天安门观礼时见到的一切告诉给了乡亲们。
（摘自《天安门见证录》）
1954年的国庆阅兵方阵
1954年在新中国历史上是意义重大的一年，是我国各项制度走向完善的一年。在党中央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方针的指引下，进行了工商业、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新中国的各项事业的开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土地改革已经完成，镇压反革命运动已取得了初步的成绩，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国庆阅兵，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举行的。
阅兵方案审定于1954年6月26日，总参谋部根据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书记刘少奇、秘书长邓小平审定的阅兵方案，确定了受阅部队的规模和编组，决定以华北军区为主组成首都国庆阅兵指挥部，统一领导地面受阅部队训练；由军委空军司令部组成空军阅兵指挥机构，负责组织空军受阅部队训练。9月23日，毛泽东主席任命华北军区兼京津卫戍区副司令员杨成武为国庆阅兵总指挥。
这次阅兵，从全军60多个单位抽调编成。有军事学院方队，步兵方队，炮兵学校方队，南京工兵学校方队，第一坦克学校方队，海军学校方队，“重庆号”舰和第五海军学校抽组的水兵方队、航空学校方队，公安二师抽组的公安部方队，华北军区三个野战军抽组的步兵师、摩托化兵团方队，内蒙古军区骑兵五师抽组的骑兵团方队，空降兵部队抽组的伞兵方队，防空部队抽组的高射炮和探照灯方队，解放军炮兵从六个炮兵师和华东军区一个军及所属师炮团抽组的炮兵师方队及三轮摩托车方队、航空兵梯队等，受阅总人数为10384人。
这次阅兵与开国大典相比，无论从部队的编成还是从武器装备，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开国大典时，主要由陆军组成，海军和空军数量很少，这反映了当时部队的状况。但仅仅几年时间，共和国的海军、空军和陆军特种兵得以迅速发展。开国大典时，受阅部队的武器装备是杂式的，型号、口径、出产国极不统一，而今的国庆阅兵的武器装备基本统一是苏式的，这反映了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一大进步。
整个受阅部队从7月1日起，陆续在各自驻地开训，8月中旬，各受阅部队陆续进驻北京，进行合练。9月28日，完成合练和预演。
10月1日，地面受阅部队在天安门广场和东长安街列队，空中受阅梯队在北京附近机场待命起飞。
9点50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城楼上还有苏联、波兰、朝鲜、罗马尼亚、蒙古、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保加利亚、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来宾。
10时整，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国庆典礼开始！”
国防部长彭德怀，在阅兵总指挥杨成武的陪同下，乘敞篷车检阅部队。检阅部队后，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时刻保持战斗准备，加强军事、政治训练，加强集中统一意志，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努力学习苏联军队的一切先进经验，掌握现代化作战的艺术，发扬革命英雄主义，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为争取和保证每一个军事任务的胜利完成而奋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发布之后，分列式开始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军事学府――军事学院的学员方队，第一个列队进入天安门广场，赫赫军姿展现着军人的威风。步兵学校、炮兵学校、工兵学校、坦克学校、航空学校、海军学校等方队依次进入广场。那整齐的队形，那动作协调一致的阵容，赢得观礼者热烈的掌声。
来自东海前哨的卫士，祖国南疆的保卫者组成的水兵方队，紧跟在院校方队之后，迈着有力的步伐，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
由手枪方队、冲锋枪方队和步枪方队组成的公安部队和步兵师各方队走进了广场。他们队形整齐，步调一致，步枪方队的劈枪动作干净利索，给人以威严之感。
来自内蒙古草原的骑兵受阅部队，有近50%的功臣模范，他们共编成六个方队，每个方队都是毛色相同的军马，侧面看，骑兵和战马各成一直线，队形整齐。
三轮摩托车团、摩托步兵团、伞兵部队、炮兵部队、坦克部队依次通过天安门广场。行进在炮兵师前面的是120mm重迫击炮方队，跟进的依次是57mm反坦克炮、76.2mm野炮、122mm榴弹炮、132mm火箭炮、37mm高炮、85mm高炮、152mm加农榴弹炮、重型坦克和T-34中型坦克和122mm自行火炮方队。
在炮兵部队通过检阅台的同时，航空兵受阅部队飞临天安门广场上空。飞在最前面的，是由一架杜――4重型轰炸机和二架米格――15比斯型歼击机护航的带队机群，接着是4个轰炸机团和2个歼击机团。受阅的航空兵由111架作战飞机编成。
这次阅兵组织严密，行动有序，整个阅兵仅63分钟，时间虽短，却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当一个个方队依次经过检阅台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频频向方队挥手，检阅台、观礼台上的中外来宾以及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纷纷赞扬这是一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军队。
（摘自《天安门历史档案》）
国庆十周年高朋云集天安门
1959年10月1日，是共和国十周岁华诞。天安门举行了庆祝大典。
上午10时，在震天的礼炮声中，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首都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和70万人的游行。
9时50分，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同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一道登上天安门城楼。同他们一起站在城楼上的有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董必武、林彪、邓小平等。以及苏斯洛夫、胡志明、诺沃提尼、金日成、泽登巴尔、萨瓦茨基、道比、加涅夫、谢夫、马特恩、波德纳拉希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60个兄弟党代表团团长和党的代表、越南和朝鲜军事代表团团长、八个亚非友好国家政府代表团团长和政府代表。
这时，广场上爆发出震天动地的欢呼声。军乐队高奏欢快的乐曲。
几十万人同声欢呼：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苏团结万岁！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十年前的今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光辉的十年过去了。英雄的祖国空前繁荣和巩固。
首都北京和天安门以崭新面目展示在祖国人民的面前。
在十个月内建造起来的巨大的建筑物，构成了壮丽的天安门广场。
在扩大了两倍半的广场的东西两侧，是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
万千红旗迎风招展，成排的树木和各种花样的路灯为壮丽的广场增添了景色。
在面积达40万平方米的广场上，今天排列着11万群众队伍。他们手持各色花束以奇妙的队形在场中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国徽和1949-1959年等字形。气球带着一排巨大的标语和红色宫灯在广场上空微微飘动。天安门广场显得非常壮观。
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着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像，广场南面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是孙中山的画像，面对天安门的两侧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
两座具有民族风格的标语塔，分列在天安门的左右。左边塔的四面写着：
“中国共产党万岁！”
“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人民公社万岁！”
右边的塔上，四面写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毛主席万岁！”
“全面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大跃进万岁！”
上午十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首都人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典开始。
这时，奏国歌，鸣礼炮，400多名少先队员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林彪元帅在阅兵总指挥杨勇上将陪同下，乘车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各部队。
接着，他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台向全体陆海空军发布国防部命令。
林彪宣读国防部命令的时候，天安门城楼上和广场上响起了一阵阵的热烈掌声。
接着，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建国十周年的阅兵和群众游行。
在天安门检阅台上的，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林伯渠、李济深、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李维汉、陈叔通、程潜、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何香凝、刘伯承、林枫；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谭震林、陆定一、罗瑞卿、习仲勋；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李四光、包尔汉、康生、帕巴拉？格列朗杰、阿沛？阿旺晋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叶剑英、张治中、傅作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承。此外，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还有中共中央委员、国家机关各部门、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北京市的负责人，中国人解放军高级将领等。
在天安门检阅台上的外宾有苏联、越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等11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党政代表团全体团员。
在天安门检阅台上的外宾，还有野坂参三同志为首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瓦德克？罗歇为首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高士同志为首的印度共产党代表团、吉罗拉马里？考西同志为首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约多同志为首的巴西共产党代表团、伊巴露丽为首的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团、哈里？波立特为首的英国共产党代表团、维克托里奥？可都维亚为首的阿根廷共产党代表团，阿尼巴耳？埃斯卡兰特为首的古巴人民社会党代表团、伊拉克共产党代表团代表穆罕默德？侯赛因？阿布？伊斯等人、艾摩？尔特长宁为首的芬兰共产党代表团，拉比？布哈利为首的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代表团、赫苏斯？法利亚为首的委内瑞拉共产党代表团、卡尔为首的德国共产党代表团、兰斯？路易斯？夏基为首的澳大利亚共产党代表团、希尔丁？哈格堡同志为首的瑞典共产党代表团、巴格达什为首的叙利亚共产党代表团、纳尔逊？克拉克为首的加拿大劳工进步党代表团、弗朗斯？范登布兰敦为首的比利时共产党代表团、何塞？风萨雷斯为首的智利共产党代表团、阿波斯托洛斯？格罗佐斯为首的希腊共产党代表团、墨西哥共产党代表团、波素文为首的荷兰共产党代表团、克？普？德席尔瓦为首的锡兰共产党代表团、塔巴里为首的伊朗人民党代表团、恩里克？罗德里格斯为首的乌拉圭共产党代表团、古伊多？卡瓦尼亚为首的瑞士劳动党代表团、罗赫略？埃斯麦多拉为首的巴拉圭共产党代表团、罗伯特？萨尔陶里为首的丹麦共产党代表团、克沙尔？忠格？腊伊马吉为首的尼泊尔共产党代表团、福法德？纳赛尔为首的约旦共产党代表团、维克？威耳科克斯为首的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尔根？福克特为首的挪威共产党代表团、葡萄牙共产党代表团、多米尼克？欧班尼为首的卢森堡共产党代表团、哈桑？科赖滕为首的黎巴嫩共产党代表团、亚历杭德罗？伊德罗沃为首的厄瓜多尔共产党代表团、土耳其共产党代表团、赫苏斯？拉腊为首的玻利维亚共产党代表团、危地马拉劳动党代表、以色列共产党代表兹维？布莱斯坦、尼加拉瓜社会主义党代表团、曹勃扬纳逊为首的冰岛统一社会党代表团、阿诺耳多？雷托为首的哥斯达黎加人民先锋党代表团、圣马力诺共产党代表团温贝托？巴鲁利等60个国家（除社会主义国家外）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和代表。
在天安门检阅台上的外宾还有：
越南民主共和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武元甲；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金光侠；
阿富汗王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吴拉姆？穆罕默德？舍尔扎德；
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团团长本？优素福？本？赫达；
缅甸联邦政府代表吴漆东；
几内亚共和国政府代表巴里？迪亚万杜；
伊拉克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艾哈迈德？穆罕默德？叶海亚；
尼泊尔王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图尔西？吉里傅士。
此外，还有代表苏丹共和国政府来中国参加建国十周年庆祝典礼的苏丹文化代表团团长阿？依？墨？古巴拉，也门政府代表团团长赛义德？阿里？穆安亚德。
盛大的观礼场面
国庆十周年时，经过扩建后的天安门观礼台，比过去扩大了一倍多。
16个观礼台上，站满了两万多观礼的中外来宾。
站在观礼台上的外宾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苏联、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朝鲜、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越南、阿富汗、缅甸、柬埔寨、锡兰（今译斯里兰卡）、丹麦、芬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泊尔、挪威、巴基斯坦、瑞典、伊拉克、瑞士、南斯拉夫等国家的驻华使节以及英国、荷兰的代办和各国外交官。
第二类是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国家、各兄弟党的专家。
第三类是各国工会、妇女、青年等群众组织的代表。如世界工会联合书记处书记苏吉里为首的世界工会代表团成员；以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团执行主席、英国物理学家约翰？德斯蒙德？贝汞纳为首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代表团；以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玛丽？克各德？瓦扬―古久里夫人为首的国际民主妇女代表团；以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书记埃夏尔为首的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代表团；以亚非人民团结理事会书记处总书记优素福―西巴伊为首的亚非人民团结理事会代表团；以国际学生联合会主席尤利？贝利康为首的国际学生会代表团；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主席丹？诺？普里特为首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代表团。
第四类是军事代表团成员，朝鲜、越南的军事代表团。
第五类是苏联、东欧国家以及很多亚非拉国家的劳动人民代表团或外国与华友好协会代表团成员。
第六类是大量亚非拉国家的文化友好代表团。这些代表团一般都由著名学者、专家、作家带领。
第七类是一些国家的科学技术代表团，如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苏联组主席西露扬诺夫为首的苏联科学技术合作代表团、罗马尼亚石油化工部副部长安东？康斯坦丁为首的罗马尼亚科学技术合作代表团等，除以上成员外，在天安门上观礼的还有一些国家如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朝鲜、波兰以及法国等的体育代表团。
一些国家的报社和新闻工作者也登上天安门城楼进行了观礼。
参加观礼的还有自费访华的外国朋友，专程来中国访问和常驻北京的18个国家的外国记者和外国留学生。
在天安门观礼台上观礼的国内各界人士有：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领导干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京的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在京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观礼代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组织的领导干部；各省、自治区、市的民主人士，出席第一届全国运动会的各省、自治区、市的代表团负责人、部分裁判员和体育健将，全国工农业生产及其他工作岗位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各少数民族观礼团，回国观光的华侨和港澳观礼代表，北京市党、政、军机关和北京市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以及各界著名人士等。
陆、海、空三军将士大检阅
国庆十周年大庆时，天安门的阅兵式是一个盛大而壮观的场面。
在彭真市长宣布庆典开始并发表了讲话后，在阅兵总指挥杨勇上将的陪同下，林彪检阅了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各部队。
林彪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
三个月前，国防部长一职还是彭德怀元帅。由于1959年庐山会议政治风云的变幻，彭德怀失去了国防部长这一职务，林彪颇有用心地博得毛泽东的欢心，坐上了国防部长这一职位。从此，这两位元帅开始晚年各自不同的命运。
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彭德怀惨遭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
林彪扶摇直上。在国庆快20周年庆典时的九大上，他成为党内惟一个被党章所规定的毛泽东的接班人。
可惜爬得越高，摔得越狠。权令智昏，他发展到要篡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谋害毛泽东主席的地步，最后落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下场。此是后话。
回头再说国庆十周年典礼上的事。
上午十时，林彪在总指挥杨勇上将的陪同下，乘车缓缓地沿着天安门广场南侧和东长安街，检阅了各受阅部队。各部队见到这位国防部长时，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林彪在检阅完陆海空三军部队后，又走上天安门检阅台，向全体陆海空三军发布国防部命令。
他身穿一身元帅服，脸上戴着一副眼镜。军帽上的国徽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
新华社记者孟庆彪摄下了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发布国防部命令时的照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的命令说：
陆、海、空军全体官兵同志们，民兵同志们：
今天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的光荣节日，我们和全国人民一起，和来自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同志们一起，和来自世界各国的朋友们一起，热烈庆祝我国十周年的伟大成就。
十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赢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此，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期。在胜利以后的头三年中，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彻底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其他民主改革的任务。完成了经济恢复工作，接着，党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顺利地完成对于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时候，我国人民一面在国内不停地进行着社会主义改造建设的工作，一面又进行着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1958年，在全民的整风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取得胜利之后，我国人民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展开了国民经济的全面大跃进……短短的十年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我国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伟大的光荣的事业。社会主义在各个方面基本上战胜了资本主义。几千年来剥削阶级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贫困和落后的面貌，正在迅速地改变。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在一个大家庭里，现在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欣欣向荣地发展着自己的经济和文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正在向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迈进……
全体官兵同志们，民兵同志们：在我们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时候，全国人民为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反右倾、鼓干劲的战斗号召所鼓舞，一个新的增产节约运动的大高潮已经形成起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在高速度地向前跃进，国内政治形势经济情况是好的，是一片光明的。国际形势也在进一步向有利于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伟大的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是一片蓬勃景象；全世界反殖民主义斗争的烽火正在蔓延扩大；而帝国主义内部则矛盾重重，笼罩一片阴影。毛泽东同志关于“东风压倒西风”和“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英明论断，正为越来越多的事实所证明。但是，对于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阴谋和一切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恶意煽动，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为此，我命令你们：加紧训练和学习，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学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先进的军事经验，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大力提高军事技术，使每一个人都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精通业务，熟练地掌握自己手中的武器和装备，以便更好地履行我们保卫国防、防止侵略的光荣职责。在祖国的大跃进中，每一个指战员，都要满腔热情地支援人民群众，并且按照各自的情况以可能的力量参加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人民公社的建设，密切与人民群众的团结。军队和人民，官和兵，上级和下级团结一致，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我们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林彪在宣读国防部命令的时候，城楼上和广场上响起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接着，阅兵分列式开始了。
迎风招展的“八一”军旗，引导着军事学院和步兵、炮兵、工程兵、坦克兵、航空兵、铁道兵、海军学校的队伍，首先进入天安门广场。
他们排列着24路纵队，精神抖擞，齐步前进。
走在最前面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红军战士吴华夺少将和胡定千少将。这两位亲密的老战友，在长征和抗日时期都一起并肩作战。今天，他们又并肩走过天安门广场。
在阅兵式时，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展示了各部队装备的新式武器，有新式自动步枪、大炮、坦克、高速度的喷气歼击机。
然后是万里海疆的保卫者――人民海军战士通过天安门广场。
他们当中，有击沉击伤敌舰船100多艘、俘获50艘的东海舰队水兵。
装备精良的步兵、摩托兵和空降兵等机械化部队的强大阵容循序通过天安门广场。
步兵头戴钢盔，手执自动步枪。他们整齐如一的前进步伐，充分表现了高度的训练水平。
受检阅的摩托化步兵第一连，是当年坚持井冈山斗争的红军第一军第一师的一个部队。他们在长征途中，强渡乌江天险。在抗日战争中参加过平型关大战。今天，它又成长为具有高度机动能力的机械化部队。
炮兵勇士驱车牵引着144门各种口径的远射程大炮前进。
这些大炮，大部分是我国自制的。其中有威力强大的自动化高射炮。
拖着大炮的“五九”式履车牵引车和99辆巨型坦克，它们组成的钢铁巨流，发着隆隆的巨响，来到天安门前。
受检阅的炮兵部队中，有一支是人民解放军重炮兵部队中建军最早的部队。它在辽沈战役中就大显神威，在解放海南岛的战役中给敌舰以痛击。现在，他们已有新式国产的大口径加重炮。
参加受阅的还有我国新型坦克。它配有各种新式的技术装备和强大的火力。
当人们正在向广场上的受阅部队招手欢呼的时候，155架轰炸机和歼击机群，突然出现在天安门东方的天空。
这些英雄的战鹰，排着整齐的五机编队，像闪电一般，夹着雷鸣般吼声一闪而过。
我国自己制造的新式超音速喷气歼击机，大显威风。驾驶它们的是新中国空军建军最早的一个师。
这个师自成立以来，共击落敌机88架，涌现出3400名英雄、模范和受奖人员。
空军英雄张积慧、李汉、邹炎、王海、刘玉堤和在1953年曾打下美国所谓“第一流喷气式”的空中英雄的韩德彩，都是这个部队里培养出来的。
人们向受阅部队欢呼致敬，热烈庆祝人民解放军在现代化革命化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
国庆大典筹备秘录
天安门广场，是历届国庆大典的主会场。
每次国庆节，对广场会场的整体设计，包括环境布置、队伍组织、队容队貌、大会期间的活动和表演等，都要经过较长时间的精心策划和筹备。有关工作人员要提出几套方案供领导选择，领导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之后，才做出决定。方案一经确定，即进入紧张而繁忙的组织落实工作。
组织落实工作由游行指挥部下设的广场指挥部负责。
广场指挥部下设有几个分指挥部。具体包括：组字指挥部（下面分设工人指挥部和大学生指挥部）、国家机关指挥部、城区指挥部、少先队指挥部、气球指挥部、旗队和广场秩序指挥部等。
广场上的群众队伍分别按所属系统落实到各工厂、商店、机关、企事业、学校、街道等基层单位，由各级党政部门分别组建基层指挥部。组织严密，层层负责。
从新中国成立到建国初年的国庆，再到1984年的35周年大典，历届国庆节广场队伍的组织也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日趋宏伟和壮观的变化过程。
1949年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广场还是解放前的轮廓。两侧有东、西三座门和牌楼，南面是棋盘街，广场呈南北走向，两侧有大红墙。广场面积不到后来天安门扩建后面积的一半。
解放初期几年的国庆节，对广场队伍组织的要求不高，只要求中央和北京市的机关团体、厂矿企事业单位和学校等按时将队伍带到广场指定地区，队伍衣着要求整洁，可带国旗、标语、彩旗等。
那时的活动明显带有朴素的特点，它充分表达了广大群众翻身得解放的喜悦心情。解放初期几年的国庆节广场队伍的组织情况，尽管每一年都有所改进和提高，但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
从1957年起队伍的组织才有了一个大的变化，即在广场由群众队伍举花组成“国庆”两个大字，把原来比较涣散的群众变成了有序的队伍。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受到中央领导和观礼贵宾们的好评。
到1959年，国庆十周年庆祝大典时，天安门广场场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东西三座门、牌楼、广场大红墙和一些旧街道被拆除，建起了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广场扩大到今天的规模，成为世界第一大广场，也为把国庆搞得更加丰富多彩提供了理想的条件。
为使国庆节的广场显得更加雄伟壮观，把国庆搞得更加出色，中央有关部门和中共北京市委对十年大庆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游行指挥部根据中央和市委的指示，要求群众游行队伍组织得比历年更加雄伟壮观，充分反映出十多年来，我们国家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表达出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无比坚定的信心和力量。
广场是国庆大典的主会场，它处于主席台和观礼台前，开会期间始终处于毛主席、中央领导同志和国内外观礼贵宾们的视线之内。广场队伍组织得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庆大典的组织工作水平和国家的体面，不容许出现任何事故，出了事故将无法遮掩，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广场地位如此重要，如何组织好广场队伍，就成为游行指挥部领导所千方百计考虑的一个重大课题。
早在1959年6月，十年大庆筹备工作班子就支摊上班了。
在研究如何进行庆祝大典的会议上，大家发扬敢想敢说的精神，畅所欲言，提出了各种设想。
当时指挥部的主要领导人辛毅和吴垣等人，在充分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确定了广场组织10万人队伍的计划，在广场中心由群众举花组成“1949国徽1959”的图案，空中有气球标语等做装饰。
这一方案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的批准。
随后，有关人员即着手筹划。
广场的队伍组成是：少先队列队在广场北端，位于军乐队两侧，手持各色鲜花、花环和小彩色气球。
大学生在广场中心组成国徽图案。
工人在国徽两侧分别组成“1949”和“1959”数字图案。
国家机关列队广场西侧路。
城区队伍列队广场东侧路，用各种彩花为国徽图案镶边。
广场东、西、南三面在60米高空升放14个大气球，吊挂大幅标语12幅。广场北侧上空升起5个大宫灯气球，上书“毛主席万岁”大标语。
大会开始和结束，放各色小气球5000多个。大会结束时，要求10万队伍一齐拥向天安门金水桥前向毛主席欢呼。
这个方案一经确定下来，马上就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其中组国徽、组字是筹备工作的重点，难度也最大。
广场上组字的范围设计为：东西约274米，南北约232米，除中央南北甬路用花岗石铺地外，其他都用50厘米见方的水泥砖铺地，总面积约63568平方米。
如何把组图组字图案落实在这样大的面积上，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
首先有个视角问题。站在主席台上俯视广场组字区，视角约呈15°角，如果组字队伍再将花举起来，又增加了组字图案的高度，进一步缩小了主席台的俯视角度。
如此复杂的国徽图案，从天安门上看去，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能否保证图形正确、效果圆满，谁也没有把握。
在讨论会上，有的人说可能出来效果，有的说也可能像压扁了的鸡蛋，众口纷纭，莫衷一是。总之，当时谁的心里都没有底。
怎么办呢？最后决定用一个笨办法按现场的尺寸缩小比例，搞模型。这次工作当时由北京市总工会组字指挥部的王春宜等人负责，具体搞设计的还有劳动人民文化宫体育部的高君明等人。
他们的模型设计与制作工作都非常辛苦，工作量非常大。
单就组国徽图案来说，就需要用2万人。开始时在图纸上用圆规画小圈圈，一个小圈圈代表一个人，画2万个小圈圈是一项十分枯燥艰辛的事，甚至搞得头昏眼花。为此，梁世德、高君明同志感叹而幽默地说：“我们画着画着眼前的小圈圈都‘立’起来了，不得不休息几分钟再画。”
在那大跃进的年代，几乎每个同志都是那样勤勤恳恳不计报酬地忘我工作着。
小圈圈画完了，又根据国徽颜色着色，为了有立体感，还要放上东西，代表人站在圆圈上。
用什么代替呢？用跳棋子占的面积太大，且高矮不合比例；做小木头棍吧，分量太轻，又站不住。
最后想出一个办法，找到四号铅字作代用品，尺寸合适，又好立住，东西现成，用不着定制。只要按国徽要求涂成几种颜色就可在模型上摆放了。染色也比较容易，可是摆放就不那么简单了。要把2万多个铅字按国徽图形插在沙盘上，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按图摆放，密密麻麻，一个不许错，一不小心，手一碰倒一片。
大家用几天几夜的时间，好不容易摆完了，还没等领导来看，不知哪位粗心人碰了桌子一下，全部碰到，大家叫苦不迭，只好又得重摆。
有志者事竟成，模型终于制成了。
根据天安门主席台的实际高度和俯视角，按比例确定了观看点。游行指挥部有关领导看了我们国徽模型，一致认为基本上还可以，能够出来效果，不会模糊不清。只是感觉视角太小，不知道在天安门上观看实际效果如何。
经过多次讨论，一遍又一遍地修改，直到大家满意为止，最后确定下来，进行制图付印。
最复杂的基础设计工作完成后，紧接着的就是把图纸和人数落实在广场上。
广场地面是50×50厘米的方砖铺成，为了节省人员，以不影响效果为原则，东西方向每块砖上站一个人，南北方向是隔几块砖站一个人，从北到南由隔两块砖到隔四块砖不等。
这样计算下来，组国徽实际需19441人；而组两侧的年号，实际需要32661人。把5万多人安排在5万多块方砖上，需要把每块方砖编成号码，每个人对号入座，以防止站错。
为了做好这件事，大家在5万块方砖上用白漆写5万个号码，开始想自己干，后因工作量太大，时间紧迫，不得不找工人去写。工作人员负责检查质量。
5万个号码，一个不许错，否则就会影响组图效果，检查工作也要十分仔细认真。
当时，组国徽一般是安排大学生担任，这是考虑到国徽图案比较复杂，为了避免差错，由文化水平较高的学生来担此重任，才比较放心。后来经过多年实践，证明只要训练和组织操作科学化，便能保证效果。因此，后来就改由工人担任了。
经过艰苦、紧张的筹备与训练，十年大庆时的天安门广场的组图组字获得了巨大成功，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外宾的称赞。
当时，巴西新闻工作者韦纳尔夫人一面观礼一面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她认为这是她一生中从来没见到过的伟大场面，她表示敬佩伟大的中国人民的组织能力。
从十年国庆大典开始，直至35周年大庆期间的历届国庆节（“文化大革命”期间除外），天安门广场队伍的队容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广场组字除国徽图案不变外，其他组字标语内容，根据当时形势和中央颁布的口号，都有部分变化。
虽然广场队容多年来少有变化，但每次都不觉得单调陈旧和重复。中间也曾有人提出过能否大变样子，不搞组字摆花坛，比来比去，都认为不成，不如原来的方案有气派。国庆35周年第一次恢复游行阅兵，广场组字提前搞了一次联合大演习，中央和北京市的有关领导在天安门上观看，当“振兴中华”等几幅大标语轮番出现时，荣高棠同志第一个喊了起来：“唉呀！好气派，大手笔啊！”演习一举成功，顺利通过审查。
天安门广场上10万群众以组字为主体，历年国庆都要更换大部分新人，但都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关工作人员积累了一套比较完整、科学的工作经验和方法。保证了组织工作的成功。
参加组字的学生或工人，虽然感到任务十分辛苦，十分累，但都觉得无上光荣和自豪。参加过组字活动的青年，对什么叫集体主义，什么叫组织性、纪律性，以及国家的光荣就是自己的光荣等都会有很深的体会。可以说，参加组字工作，是一次很好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参加这一工作的人，每一个人都终生不忘。
对于筹备国庆大典工作的人来说，通过历年组织广场队伍的工作，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工作方法和程序，积累了一些经验。
就以组字来说，对色彩、服装和道具要求非常高。对组字队伍（包括镶边队伍），不要求统一着装，只要求服装整洁。组成国徽部分的花朵要按国徽的颜色制作；年号部分则按红地黄字要求制作。镶边队伍所持花朵为五颜六色的杂花，以显现出色彩斑斓的效果。队伍所用十几万朵纸花全由北京市绢花厂统一制作。
制花、运花，把花发到每一个人手中，核对花色、数目，储存保管等一系列工作，也是十分繁重的。
花的制法，最早是在一根竹篾上扎一朵直径约50厘米的大纸花；后来为了运输、保管、携带方便，改制成可折叠的花球。
为了节省纸张并保证最佳效果，又将圆形花球改成扁平花球，举花时要求球面最大的一面向着主席台，使花显得更加丰满。
少先队的前数排，统一制作白色服装，队员持花环、花篮，装饰美观大方，表现出青春的活力，象征着祖国的未来。同时制作上万个小的彩色气球，在大会开始和结束时由少先队员施放，以增加节日的欢乐气氛。
上万个小气球的灌气制作，从国庆当日凌晨就开始，地点在东单。制作之后由少先队带入会场，防火、保卫等工作都十分严密。
天安门广场周围有400面大红旗做广场的围屏。气球、标语和花篮。广场上空的大气球由中央气象局负责灌制和施放。
广场北侧上空由五个大气球做成宫灯形状，球上分别书写合成“毛主席万岁”五个金色大字，两侧再装饰两个大花篮，由大气球吊起。
广场的东、南、西三面有气球悬挂的大幅标语12条。上书中央颁布的节日主要宣传口号。早先这些悬吊标语的大气球，均为广州生产的2800克红色气象专用的乳胶气球，每个球要灌3钢瓶氢气（6立方米）。充气后球的直径为3米。做成宫灯型，上写“毛主席万岁”的五个大气球，也是这种气球，气球外罩以红色棉布。
在筹备1958年国庆节大典时，灌制气球时曾出现过一次事故。因气球是在夜间灌气，天气较凉；从早上8点入场，一直到大会结束，要在太阳光下直晒约4个小时。那年因气球受热，内压增大，没等大会结束，“毛主席万岁”的“主”字球红布开裂，眼看就要爆破。广场指挥部见势不妙，当机立断，立即通知放球指挥部将“毛主席万岁”标语球全部放掉。放球计划从“毛”字球开始，每隔几秒钟放一个，依次放掉，使球与球之间形成20米左右的距离。开头还好，“毛主席”三个球依次升空，主席台和观礼台上还有人鼓掌，谁知该“万”字球升空时，它却不动，停在那里近半分钟的样子。“毛主席”三个球已升得很高很高，快看不清了。
当时，大家十分着急，马上派人带着剪刀跑下去，将“万”字球的绳索剪断，“万”字球才升空，“岁”字球也随之升空。原来，负责“万”字球的几个操作人员擅离职守，跑到前面看体育大军入场去了，剩下一个人也在欠着脚观看游行队伍，没有人接电话，因此误了放球。
事后中央气象局受到严肃的批评，失职人员也做了检讨。这次事故，好在主席台上没有发现，有的人还误认为是有计划的先放掉“毛”“主”“席”三个球，停一下再放“万”“岁”两个球，有意形成“毛主席”“万岁！”的节奏，殊不知工作人员特别是筹备工作的负责人为这五个球着了多大的急。
会后在总结工作时，还特别表扬了“岁”字球的操作人员。因为他们坚持原则按命令办事，不见“万”字球升空，他们就不放“岁”字球，从而保持了标语的整体性。
在总结工作时，很多人提出，为了避免类似事故的发生，广场北侧的大型标语宫灯气球一定要重新设计专用球。
经领导批准，工作人员带着任务奔走中央有关部委，后来终于由山西省太原市新华化工厂帮助解决了这一难题。
对于多年来直接从事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队伍组织工作的具体工作人员来说，每工作一次都受到锻炼、教育和考验。任务对他们来说，既光荣又艰巨，自觉责任重大。
他们常说的一句话是：工作起来既兢兢业业，又战战兢兢。每年的组织工作都精心设计、精心组织、精心施工、精心操作，任何一个细小的环节，都不敢掉以经心，疏忽大意。事前要把各种可能发生的倒霉事都想到，并准备好应急措施，以防遇事惊慌失措。
尽管这样，也还出现过种种意料不到的险情。
有一次，少先队手持的几千个小气球，在开会期间，突然起火，烧伤一些少先队员。主席台上马上电话查问怎么回事。有关人员及时处理了现场，未发生什么大事。会后开专门会议查找原因，一致认为防火措施十分严密，不可能出现明火。但气象局的专家们指出，氢气不遇明火是不可能燃烧的。经过反复研究，最后确认，可能是少先队员的头发与气球摩擦产生静电，再加上气球在阳光下曝晒破裂，氢气遇静电打火，致使引燃大片小气球。
有了这个教训后，后来规定持球引线加长，超过头顶，少先队女孩不许戴硬发卡，以防扎破气球。
另有一次，指挥组字用的排球裁判梯子（指挥员站在梯子上用旗指挥组字）临时发现不见了，原来头一天放在国旗杆下，未派专人看守，夜间被清场的同志清走了。节日当天发现后，把工作人员急得团团转，四处寻找。如找不到梯子，马上开会，就无法指挥组字，几个月来组字准备的心血就白费了。还好，在开会前的一刻，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发现了那个梯子，这才使组字得以进行。
基于这个教训，后来的国庆节，工作人员都一再拜托大会警卫部门，千万不要把这个梯子“清走”；这还不放心，头天夜里工作人员还要几次到国旗杆下，检查这个梯子还在不在。梯子事很小，但它关系到全局，不得不如此重视。
另有一次，在国庆十周年时，广场扩建，要摆10万队伍，上厕所就成为一大问题。原以为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地下都有厕所，人民大会堂的建设图纸上也是有厕所的。当工作人员检查场地时，才发现人民大会堂的地下厕所在施工时被取消了。组字队伍入场最早，7点钟入场，直等到12点，中间五个多小时，若一人上一至二次厕所，流量就是一二十万人次。
怎么办呢？想来想去，没找到好办法，最后不得不采取临时措施，在纪念碑西南角搭建大批临时厕所。将刚刚铺好的草坪毁掉，大家都觉得十分痛心。可是不这样做又不行，否则就会造成几万人上厕所绕道和排队等候的问题。
对于广场指挥部来说，最担心害怕的有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怕组字出错。万一出错，比如“毛主席万岁”中有一个字的笔画未出来，就将造成严重的政治影响，后果不堪设想。可悲的是即便出了错，工作人员在下边也看不见，发现不了。整个开会期间两个多小时，组字什么“模样”我们不知道，心老是悬着的。直等到散会听到有关领导说：“组字很好，没有错”，大家心里才一块石头落了地。
组字工作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很复杂。要使七八万人用不同颜色的花组成那样复杂的若干套图案，不允许一个人举错花色，不要说百分之一，千分之一，就是万分之一的错误也不许有，谁敢打这个保票呢？还有什么工作有这么严格的要求呢？这个艰难的任务，当时是靠坚强的党性和高度的责任心来保证完成的。各级党委把这种责任心落实在几万组字大军的每个成员的心坎上，才出现了若干年差错率为数万分之零的奇迹。
最担心害怕的第二件事是死人、伤人。
在举行国庆大典时，天安门广场要用四五百瓶氢气灌制气球，这是巨大的易燃、易爆的危险品。平日就是在制氢的工厂，公安部都不准集中存放这么多的氢气。过去迎宾时也曾发生过一只2800克的氢气球（只用3瓶气）在博物馆门前放气时失火爆炸，致使若干人受伤的事件。
现在几百瓶氢气要集中在节日期间运进广场，万一在操作上某一个细小环节没注意到，发生爆炸，死伤人数将不可估计，甚至将影响到整个国庆节的庆祝活动无法进行。
可以说，工作人员是在冒险工作。在整个运气、灌气过程中工作人员不敢离开现场一步，安全、警卫、消防一系列工作，都严上加严，操作过程的每一个细节事前都要想到，一切工作都要按照一整套严格的工作程序进行，不敢有一点差错。直到灌气完成，甚至直到全部气球升空，大家才松一口气。
在用气上也几度考虑改用其他比重小，又不会燃爆的气体，如氦气，但终因价格太高，灌制技术太复杂而作罢。多年来，负责这一工作的有关人员完全是凭着党性，冒着巨大的危险，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的。
此外，还有一件令人担心的事，就是散会时，天安门广场10万队伍，以军乐团和2万少先队员为前导，拥向天安门主席台前，向中央首长、国内外贵宾欢呼致意。要求情绪热烈，有“拥上去”的气氛。
已经站立五六个小时的群众，早就急着看一看伟大领袖毛主席，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又要防止出现万马奔腾，有如潮水一般，一发不可收拾地挤向天安门前的情况。如果发生了这种混乱局面，首当其冲被挤的，将是祖国的花朵――少先队员；还会出现大量死伤人员的事情。假如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不仅整个庆典工作前功尽弃，有关工作人员也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过去，某县城办花会，只有18000人，还出现过挤死挤伤的事故；天安门广场10万人拥向天安门前，若不采取有效控制措施，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筹备国庆大典工作的领导也十分关心这件事，一再强调安全。工作人员在布置这项工作时，一方面强调要情绪热烈（呆呆板板向前走，没有“拥上去”的味，也是很难看的），另一方面更加强调要有秩序，要求每个基层单位要有标兵控制，确保前后排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还在大会小会动员，强调安全第一。
由于各级工作扎实，落实得好，多年来国庆节既保持了热烈壮观的浩大声势和热烈场面，又有着良好的秩序，从未发生过挤伤的事故。
以上担心的几件事，哪一件真的出了问题，也无法遮掩，因为一切都发生在主席台、观礼台前，众目睽睽只得暴丑于全国和全世界。责任之重大，使工作人员不得不战战兢兢地工作。
但是，参加大典筹备的工作人员根据“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要求，兢兢业业，胜利地完成了历届国庆节的任务。
（摘自《天安门见证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