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兵训练各显神通
徒步方队以25×4的阵容打破了世界阅兵史的纪录。当三军仪仗队护卫着军旗出现在天安门时，立刻赢来一片喝彩。
军旗掩映下的头一个绿色方队是解放军军事学院的学员。一律的金黄色风带大沿帽，墨绿的纯毛凡尔丁军服，衬上金光灼灼的肩章、领章，显得愈加挺拔刚健，气势不凡。通过摄影机的长焦镜头，人们惊异地发现，这些军校生身着将军服，而帽沿下却是一副副十分年轻的面容，这颇具意味的装扮，告诉人们：这儿是将军的摇篮！
早在建国之初，战争的硝烟犹未散尽，刘伯承同志就迫不及待地向党中央、毛主席打了一份报告：
……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
这位人民共和国的元帅，表示愿意辞去在西南担负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办一所军事院校……
这位在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中，以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而闻名中外的“常胜将军”，在江山初定，京华人满之际，他却不计个人的功名得失，甘愿为人民军队培养高级军事人才而奉献自己晚年宝贵的岁月。
军事学院这个受阅方队的队长黄玉章就是50年代初期进入军事学院的，对于往事他记忆犹新：当年，刘帅为了办学，事必躬亲，日夜操劳，简直到了呕心沥血的地步。黄玉章身边至今仍保存着入校时刘帅发给的那个文具盒，上面留有刘帅刚劲的题词：“在马列主义基础上修养为军事专家。”
今天，他看到眼前这整整齐齐，带着青青绿色的方队，心潮久久难平。在这批学员里，有曾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与共和国同龄的团长，有刚过不惑之年的司令员，有合成集团军参谋长……他们是一片葱茏的成材林，是我国国防现代化的栋梁。
人们都说，军事学院是将军的摇篮。黄玉章却为自己能做个“保姆”而感到骄傲和自豪。虽然，他们中许多人已不能亲自参加方队受阅，可在这片青青的林子里，有着他们的心血和汗水，有着他们的憧憬和希望。
军事学校完成班（大专班）毕业生、某部机械化步兵团团长李少军是参加受阅的4个装甲输送车步兵方队的总领队。他率领的这个战功卓著的红军团，是在彭德怀同志领导平江起义时组建的，参加过五次反“围剿”、长征、平型关大战，以及辽沈、平津等重大战役，在抗美援朝作战中，打得美国王牌军魂飞胆丧。
这支装备优良的机械化部队，先后经历了三次大改装，第一次是从“小米加步枪”到骡马化；第二次是从骡马化到摩托化。此间断断续续花了好几十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短短几年里，他们又进行了第三次大改装――从摩托化到机械化。此刻，他们乘坐着携有先进导弹的新式装甲输送车，正行进在长安街上。这支当年由大刀长矛起家的人民军队，如今向着现代化、正规化的目标迅跑……
为了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要搞合成集团军的指示，李少军所在部队率先开展试点工作。
当国产的新式装备源源不断运到部队时，李少军和战友们很快投入到紧张的换装工作中。
为了能迅速掌握和使用新式装备，他每天凌晨就带领战士们登车演练，白天单车越野，练合成作战；夜间练闭灯驾驶、红外线瞄准。
为了练紧急登车后的导弹发射，他们顶着太阳先来一阵急行军，然后突然卧倒，调整发射瞄准具、捕捉目标……他们很快掌握了新式装备的性能，训练成绩直线上升，导弹打靶百发百中，战士万家常还创造了“一弹两中目标”的奇迹。
今天，这支机械化劲旅，给天安门广场，带来了猛虎啸月的威严，带来了瀑布落地的声势；每四台车一个排面，整整齐齐，这是红军团的战士用精湛技艺描绘的力与美的和谐图案。
装甲输送车队过后，火箭布雷车像一座座小山驶进天安门广场。
这些神奇的武器，速度快，机动性很强。它们能在瞬间用火箭把颗颗地雷带向目标区上空，在接近地面时，弹体脱落，带雷伞迅速张开，飘坠，布设一个大面积的防坦克雷场。这是封闭敌坦克、迟滞敌人行动的有效手段。
前导车左侧，有个眉清目秀的青年军官叫王辰。
1979年，王辰刚刚18岁，就以优异的成绩在北京“十一”中学毕业。就在他酝酿报考高等院校时，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打响了。
作为军人的儿子，他十分关心前线的故事。一天，他看到报纸上一则报道：说的是一次战斗中，由于炸药包导火索失效，使前去炸碉堡的三个战士和一个班长相继牺牲。当时，他的心被这则报道强烈地震撼了。
按着妈妈的意思，要让他和姐姐一样，报考医学院。对此，王辰并不反对，可自从看到那则来自前线的报道，他的心一直狂躁不安。军队太需要工程爆破专业人员了。他毕竟是个热血男儿。在经过一番苦苦的徘徊和思索之后，他又坚定了报考部队工程兵学院的念头。
第二天，王辰果然在自己报考单的志愿一栏里，五个志愿都填的是“工程兵学院”。他终于以优异成绩被南京工程兵学院录取了，分到了野战工程系。
他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
“十年动乱，在国防建设上也遭到了严重破坏，当时火箭布雷几乎是个空白。在老工程兵李魁三等同志的不懈努力下，急起直追，才研制出了第一代火箭布雷弹的雏形，那年夏天，叶帅亲自看了火箭和布雷试射，十分高兴，勉励研制人员要进一步解决机动性问题。现在，总的来说，我们常规武器的性能不比外军差，就火箭布雷车而言，和美国兰式中程导弹改装的火箭布雷车、西德的潘多拉式小型布雷车性能上各有优劣。”
谈到今后的打算时，这位刚毅的军人却腼腆地笑笑，说：“我还是想在地雷方面钻研出点名堂来，总不能老让我们战友用身体滚地雷吧！”说话间，他眼里闪出一道亮光。
今天，当这小山似的火箭布雷车队排山倒海地驰过天安门时，又有谁想到，引导车上的这个文质彬彬的青年军官，他的内心世界是如此宽广呢？
一股青烟卷来，坦克车方队已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
在这些铁马骑士中，潘家豪是年纪最小的一个，才16岁。当轧轧作响的坦克以万钧霹雳之势隆隆开过天安门时，人们却看不见他，他是第四列一僚长的炮长，此刻正坐在激光瞄准具前履行自己的职责。
他驾驶的是一种新式坦克车，装甲厚、防护力强，火炮口径大，车上配备的许多仪器都具世界先进水平。连队的同志们在工厂接车实习期间，亲眼看见厂里科技人员和工人师傅为造出新型坦克没日没夜地干，有的就累倒在机床旁。
主持这项工作的副总工程师唐章媛老大姐不顾年大体弱，常常浑身油污地和工人师傅一起攻关，解决问题。她慈爱地对坦克兵叮咛了又叮咛：“这坦克就算交给你们了，愿你们能驾驭好它，为人民建立功勋。”
每当小潘跨上新的坦克，路过田野村舍，他都要爬上炮塔亮亮相，可是今天，他们的威武的坦克方队挟雷裹电般地通过天安门时，小潘却静静地守在车内自己的岗位上一动不动。
16岁，在妈妈眼里，还是一位撒娇的少年，但小潘却已经是共和国一名成熟的士兵了。祖国的安危，放在此刻的他的肩上。
在军乐的伴奏下，绿森森的火箭炮方队开过去了。雄赳赳的榴弹炮、加农炮方队开过去了。涂着迷彩被人称之为“战争之神”的大口径自行火炮方队过去了。武装警察方队迈着整齐的步伐走来了。老远人们就翘首遥望着这橄榄色的方队。
这是一支担负着保卫祖国首都安宁的人民武警部队，它的前身就是当年张思德所在的部队。
这支部队早已在首都人民的心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在街头，在巷尾，在机场，在车站，他们风里雨里，站岗执勤，他们橄榄色的军衣维系着老人的笑，孩子的梦，维系着祖国的和平与城市的安谧……
在众多的方队中，海军舰对舰导弹、潜对地导弹、岸对舰导弹方队经过了天安门。
这时，军委主席邓小平又一次向他们挥手致意。刚才，当邓主席的敞篷车徐徐地开到这个方队前面时，团长李化庆等200多双眼睛曾久久凝视着邓主席，他们看到邓主席还是像五年前第一次和他们在一起时那样，仍是精神矍铄，深邃的目光依然闪烁着亲切和慈祥……
那是在1979年“八一”建军节后，一个风轻浪细，碧波粼粼的好天气。水兵们正在港湾里游泳，忽然发现邓小平同志来了，并含笑向大家招手致意，和战士们一起置身波浪之间，他时而一阵畅游，时而踩水小憩，兴致勃勃地游了很长时间。
邓小平游完泳上岸离去很久了，大伙还谈论不已。在这不久，小平同志还登上“一五”舰――我国第一艘导弹驱逐舰，在茫茫的大海上航行了六个小时，对海军建设许多重要课题，作了高瞻远瞩的论述，并挥笔题词：“建立一支强大的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海军。”为新时期海军建设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邓小平视察之后，几年来，这个导弹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送走了苏式岸对舰导弹，用自己设计，自己生产的岸对舰导弹进行现代作战训练，每年都获得了优异成绩。
1983年6月，这个团进行一次高难度的打靶，4发导弹齐射，并假设以两发导弹在雷达、指挥仪破损的情况下实施射击。参谋长李化庆一声令下，导弹呼啸而出，紧紧追踪海上“敌舰”，瞬息间，荧光屏上显示出清晰的亮点：六发六中……
而此时此刻，站在天安门城楼主席台上的邓小平同志，还在向海军导弹方队的水兵挥手，那神情，那姿态，就和五年前一样……
当又一个方队的海军走过来时，站在观礼台上的一位海军军官冯洪达心潮澎湃。他是这个海军军官主队的方队长，中国现代著名的爱国将领冯玉祥的儿子。平时，他治军极严，这次方队集训，他也不例外。不管是烈日当顶，还是风雪弥天，他总是在操场检查每一细小动作，那一丝不苟的作风，与他的父亲没有两样。
在蒋家王朝面临崩溃之际和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冯洪达的父亲正在美国。当他听到中共中央筹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消息，立即冲破了国民党特务的重重围困和迫害，携带全家，登上了归国的旅程。船过黑海时，突然失火，父亲和妹妹晓达不幸遇难。
当时，冯洪达已20岁，看到父亲怀着爱国的一腔热血，戎马一生，然而旧中国官场腐败，军界糜烂，父亲最后还是落得孑然一身，飘泊海外。在父亲遇难以后，冯洪达决心继承父志，从军报国。当时，他看到外国海军舰艇在世界各地横冲直撞，决心为振兴中国海军而努力，他进入了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和海军学院学习。毕业后，就一直在中国人民海军工作。现在他担任了海军水面舰艇学院副院长。
几年来，这所水面舰艇学院培养的学生，许多在执行太平洋远航、护航，以及导弹水下发射等任务中多次立功受奖，培养的学员有许多人已经成为海军优秀的舰长、支队长、基地司令员……
望着这支年轻的队伍，副方队长孙国桢也露出满意的微笑。
他也有自己一段不平凡的经历，抗战胜利后，他在国民党“重庆号”军舰上当水手时，看到外国军舰在我领海内横冲直撞，眼里简直要冒血，当时，美国水兵飞扬跋扈，根本不把中国水手放在眼里，两舰相遇，连起码的国际礼节都不讲，故意掀起涌浪侮辱他们，他们也痛感国民党的腐败无能。1949年，“重庆号”发动了起义，孙国桢就是士兵委员会的委员。
看到眼前的这一切，联想起往事，他笑了，笑得那么开心，那么深沉，这是饱经风霜，品尝人生苦酒的人的笑。那一天，阅兵副总指挥马卫华副司令员见到了他，紧紧握着他的手，笑着说：“老将军，你还在受阅的行列里，真是雄风常在呀！”
孙国桢连连摇头说：“不敢当，不敢当！”
分列式的最后一个方队――运载战略导弹的巨型黄河牵引车驶进广场时，天安门东西方向上空800米处，领队长机和八架护卫机飞临上空。
护卫机放出绚丽的彩带，这是向祖国和人民献上的美好祝愿。
紧接着，轰炸机、强击机、歼击机等85架战鹰组成三个梯队，摆成燕翅形、楔形呼啸而来，掠过天安门上空。
空中梯队的总领队是航空兵某师师长徐水香。
1981年在华北某地举行军事演习时，他就已成为“新闻人物”。
那时他是一个飞行团长。演习前，部队正在改装，用国产的新型轰炸机代替苏式的轰炸机。这种轰炸机速度快，载量大，擅长于轰炸敌人交通枢纽，攻击敌人的后方。飞行员刚刚熟悉新型轰炸机的性能，就接到参加军事演习进行编队轰炸的任务。
徐水香领着全团的战鹰飞到了塞外。在空中俯视地下，只见方圆百里到处是坦克、装甲输送车，大炮，火箭及雷达的扇形天线、梯形天线……，环形防御阵地的堑壕纵横交错，陆军各兵种陈兵在这里进行红蓝军角逐。空中又有多层次的飞机，徐水香要在这样复杂条件下带领轰炸机群实施实弹轰炸，稍有偏差，其后果不堪设想。
徐水香带领的这个团已经有30年安全飞行的历史，在全空军可算是名列第一。这次他们来参加军事演习，不仅编队任务重，而且这里的空域生疏，空情复杂，经常笼罩着低云和迷雾，这是飞行员的“天敌”。一个雷击，一团积雨云，甚至一只小鸟的碰撞都会带来意外的不幸。
然而，徐水香想的更多的是人民军队的责任感。条件复杂的一面是不安全，另一面呢？那就是部队战斗力的提高。
徐水香首先试航，观察战区的地形特点，靶标的形状，试验在这个地形上俯冲轰炸与地面协同的动作，试验绕云的办法，以及雨天落地的要领……。他有时飞拂晓，有时跨昼夜，掌握了一套数据，指导整个团展开低气象训练，进行大机群编队。
地面，炮火连天，空中，雄鹰奏鸣。徐水香领着全团轰炸机对地面实施攻击，命中率达到100%，圆满完成了任务。
在飞临天安门上空机群的第二梯队里，有一架编号为89的F型远程轰炸机。一年前，就是这架飞机在世界航空史上留下奇迹。这就是今天受阅的孙鄂军机组。
在1983年11月，孙鄂军机组接受了上级交办的一个艰巨的任务：到华北某地高空拍照，并结合进行歼轰合练。
飞机平稳地飞行在1.1万米的高空。再过三分钟，任务就可以顺利完成了。突然，一道耀眼的银光擦着机身侧后一闪而过，发出霹雳般的一声巨响，飞机便急剧下降，向左下方倾斜坠落，所有的仪表都在猛烈地颤动，无线电联络戛然中断。
孙鄂军和副驾驶上官伟宏急忙一起把驾驶杆往怀里猛拉，同时向右紧紧压住驾驶盘，制止了飞机下滑。飞机终于在8000米高空处拉住了。
孙鄂军连忙用机内电话向尾舱询问：“五号六号尾部怎样？”
坐在五号舱的第二领航员李永山升起座椅，通过飞机顶部的玻璃向后一看，心不由自主地紧缩了：飞机上5米半高，23平方米垂直尾翼全被撞掉。他控制住内心的紧张，用平静的语调向机长报告了情况。
坐在六号舱的马海鹏也观察到左水平尾翼被撞伤几十处，最大的破洞有办公桌那么大。而且他看到一个更加危险的情况，飞机顶上的几十米长的电缆线撞断后在左右摆动。
孙鄂军意识到险情的严重性，失掉了垂直尾翼，飞行就会大幅度向左右偏航；水平尾翼受了伤，飞机就有横向翻滚的危险。电缆线一旦在摇摆中把飞机缠住，也会毁机于一旦……
根据常规教程，在这样的危险时刻完全可以按动电钮，机组六个人在几秒钟内跳伞离去。而孙鄂军却果断地决定：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保住国家这价值1000万元的飞机。不到万不得已，机组不跳伞。对此，领航员杨镜秋和孙鄂军都从对方的目光中领会到了。
杨镜秋果断地提出了一条决定性的航线，得到孙鄂军采纳：“左转弯返航，迫降A机场！”
当他们在空中搏斗了1小时28分，侥幸地偏航到一个民航机场上空时，却又发现在停机坪上有5架大型民航机。
“离开机场！”为了不至于在迫降中碰撞了民航机，孙鄂军再次把飞机拉起。
10时45分，A机场终于出现了，但这时无线电却又中断，失去了地面导航。孙鄂军指挥着机组一点点放下襟翼，当飞机下降到150米时，年轻的机长下了最后的决心：“全放襟翼！”飞机陡直地往下坐，直向跑道中间俯冲。
正在这时，又一个意外情况发生了。当孙鄂军在飞机接地前的一瞬间，拉驾驶杆要把机头拉起来的时候，驾驶杆拉了一半就拉不动了，原来，这架受伤的飞机的升降舵被一个很大的铝合金碎片卡住了。如果机头拉不起来，飞机俯冲就会机头触地引起爆炸。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孙鄂军和上官宏伟同时把驾驶杆拼命地往怀里抱，机头扬了起来，飞机咚地一声突然接地了。
六个飞行员紧紧拥抱在一起，相对无言，好半晌，杨镜秋如梦初醒似地说：“我们胜利了！”
此时此刻，当孙鄂军看到天安门广场彩旗似锦，鲜花如云，那森林般的手臂挥动着的时候，心里禁不住热血沸腾。
特区“大鹏”展翅飞过天安门
阅兵式完毕后，群众游行队伍开始走过天安门。而游行队伍中，有五颜六色、各种模样的彩车。这些彩车中，反映改革开放成就和特区建设成就的深圳“大鹏”彩车特别引人注目。
建立深圳特区，是邓小平的英明决策。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正了中国前进的航向，“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已成为亿万人的共识。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邓小平提出：中国经济大鹏要腾飞，必须借助于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这两翼，缺一不可。
当时，改革的突破口已从农村开始，那么对外开放的突破口在哪里呢？
中国高层领导在调查，在思索。
早在1978年4月，受谷牧委派，国家计委、外贸部组成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奔赴香港和澳门，吸收其经济快速发展的经验。
同年5月底，考察组经过深思熟虑，写出了《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提出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逐步将其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客人的游览区。
6月初，中央领导同志听取了报告后，对其建议给予了赞赏。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上，当时担任广东省领导工作的习仲勋等人向中央汇报工作。他们明确提出：广东临近港澳，可以发挥这一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
很快，邓小平同志同广东省领导进行了谈话。他说：
“你们上午的那个报告不错嘛，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
“特区？”广东省的两位领导人一下还没有反应过来。
邓小平接着补充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一个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出来。”
邓小平关于办特区的倡议，犹如一块巨石投入水中，迅即引起各方面积极的反响。
6月6日、9日，中共广东、福建省委分别写出了关于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呈送中央。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的报告，确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厦门划出一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
1980年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参加的会议，正式将“出口特区”定为“经济特区”。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的批示中，对两省的大胆探索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同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宣布：为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32.75平方公里、6.7平方公里、16.7平方公里区域，设置经济特区。
机声隆隆，人声鼎沸。1979年，第一批敢于“吃螃蟹”的创业者进驻深圳的北面，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尝试――筹建特区。
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就这样诞生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就这样打开了。
从此，深圳的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第一次考察了深圳。看到深圳所发生的变化，这位79岁的老人脸上露出笑容，并亲笔写下了力重千钧的题词：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看到这题词，深圳人兴奋不已。
转眼间，国庆35周年大庆就要到了。兴奋的深圳人怎样向天安门前的国庆大典献礼呢？
1984年5月2日晚，由深圳市委常委邹尔康同志主持，在市文联办公室召开筹备会，研究关于参加35周年国庆节北京庆典的彩车设计制作问题。
与会人员有市委宣传部正、副部长李伟彦、梁仲恒，市文化局局长叶于林，市文联副主席陈江、汤洪泰，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古世英，宣传部办公室主任马伯仁，市美术广告公司经理黄鹏，以及刚从北京招聘来的美术设计师黄昶、杜九贤、陈炜、孙巧新、宋殿发等同志。
从参加会议的成员看，这次会议的意义非同小可，邹尔康同志郑重地宣布：
按中央指示，建国35周年在首都的庆祝游行有深圳和蛇口的彩车参加。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有地方的彩车参加首都的庆典。蛇口的彩车由蛇口工业区自己设计制作，深圳市的彩车由我们通力协作来完成。彩车要体现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市委常委主持会议部署其事，可见市领导对这项工作的重视程度。
市委责成市美术广告公司组织力量完成此项任务，由古世英同志负责日常的组织领导，由黄昶等人负责设计组的工作。
从当天起，立即在市委306室开始工作。
但是，对这项重大的政治题材如何设计，设计师们谁也心里没底。而领导认为委派人都是从北京市装潢设计研究所聘来的设计师，对首都的庆典活动也较熟悉，因此，把希望寄于他们。
其实，他们谁也没搞过这类题材的设计，而且，他们自己感到对深圳经济特区的认识也很肤浅。所以，刚设计时有如大海捞针，抓不到要领。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每人都拿出几个草图，均不理想。有人习惯于北京市游行的老思路，设计一面大红旗；有人被深圳的高楼大厦所吸引，以此为题材；有人认为深圳的电子工业发达，想就电子工业做文章。但都觉得哪个方案也不够全面、不够理想。
领导为了启发他们的思路，组织他们参观国贸大厦。这座大厦以每2-3天一层的惊人速度上升，它以代表“深圳速度”而闻名，而且是当时全国最高层的现代化建筑。它刚刚封顶，他们有缘先睹为快，兴奋不已。
大家随着“铁笼子”电梯徐徐上升，顿然有一种眼界大开的喜悦。平时在地面上看到那些高大建筑物，不一会儿全在自己脚下。
远眺望去，只见宽阔的深南大道，像一条绸带似的向天边延伸。密密麻麻的楼房，随着深南路的延伸变得越来越小。转身一看，香港那边的上水、粉岭、新界一带，尽收眼底。整个视野是那样开阔，令人心旷神怡。不禁想起毛主席的诗句：“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廓……”
突然，一个主题构思呈现在设计师黄昶的脑海中。
他不禁脱口而出，大叫：“有了！有了！”
周围的同志不解其意。黄昶赶忙说：
“彩车的构思我有谱了！”
他把毛主席的诗句朗诵一遍，进而解释说深圳市临大鹏湾，素有鹏城之称；而深圳市实践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政策，短短几年来所取得举世瞩目令人骄傲的成就，其气势就如同一只大鹏神鸟欲展翅九万里。
最后他说：“这种博大的气魄与胸怀，借用毛主席的这几句诗来形容，再适合不过了！因此，用大鹏展翅的艺术形象来歌颂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来歌颂深圳市的发展前程的伟大，也就再好不过。”
黄昶在北京工作时，曾经向花鸟大师李苦禅先生学习字画，尤其喜欢学画李苦禅的大鹰。他想，若把李苦禅大师所画的那种具有博大胸襟的大鹰图案化，用来表达深圳彩车的主题确是神来之笔。
他的思路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就这样，深圳彩车的表现手法，很快就确定了。
1984年5月16日，由黄昶代表彩车设计组向深圳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汇报，主要内容有：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同志给深圳经济特区的题词为主题，以高度的概括、鲜明的形象、洗炼的手法，反映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创办经济特区的政策所带来的欣欣向荣的景象。
二、彩车内容
主要由如下五个方面组成：
（一）邓小平同志的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二）初具规模的现代化深圳城区。
（三）飘扬着五星红旗的罗湖口岸、罗湖火车站码头，显示深圳是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是进出口的重要通道。
（四）工业厂房、电子符号和工业产品图案，显示深圳经济特区以工业为重点，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工业生产在迅速发展。
（五）特区四年多来所取得的几项主要成就（暂列1983年底的数字）。
1.与港商、外商签订协议2500多项，协议投资总额18亿多美元，实际使用4亿美元，引进一批先进技术和2.5万多台（套）设备。
2.与1978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11倍，农业总产值增长29%。
3.财政收入增长10倍。
4.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年平均工资增长7倍，农民人均收入增长2.5倍。
三、艺术手法
（一）一只洁白的欲展翅起飞的大鹏神鸟。在大鹏翅膀上镶嵌着邓小平同志的题词。题词按原笔画放大、红色。鸟的眼睛不断闪烁着蓝色的镁光。想象的政治效果和艺术效果是：突出邓小平同志的题词，既是宣传中央对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的正确性，又是宣传经济特区的成就；大鹏展翅起飞，比喻经济特区正在起飞，前景光明。
（二）彩车正面的电子符号不断闪烁红蓝镁光，工业产品图案能转动。
（三）53层高的国际贸易中心大厦，顶层停放着一架直升飞机模型，与一批示意性的高层楼宇相衬托，配以道路、园林绿化，进一步显示深圳已是一个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
（四）反映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成就的几项数字，放在彩车平台上沿，由电脑控制，不断更换数字显示。
彩车的构思、主题、表现形式、艺术手法等得到了当时深圳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与会者的充分肯定与赞扬。彩车设计小组根据领导的意见进一步作了补充与修改，做出的模型送北京有关领导审查。
这一作品，很快受到了国庆节游行指挥部很高的评价。他们认为大鹏展翅这一艺术形象有气魄，能很好体现深圳特区突飞猛进的大好形势，准确地体现了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主体思想，是政治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好作品。同时对个别细节的地方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彩车设计小组汇报载誉而归，正准备放大制作，又传来中央首长电话，说胡耀邦同志及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要看深圳的彩车模型。
于是古世英和黄昶再飞北京。中央首长们看后对这部彩车设计表示满意。
方案确定后，由设计人员画出施工图，深圳市美术广告公司组织香港威鹏广告公司制作大鹏鸟、彩车车头的装饰及两旁电子显示器。汽车的车体由深圳夏巴汽车厂（二汽与外商的合资厂）有关工程技术人员负责改装。大鹏鸟的放大制作由陈炜等同志监督。广告公司黄鹏经理亲自到电影院去放大小平同志的题词，并星夜赶赴广州组织力量加工大小模型20多座。
由于时间紧迫，大家工作得热火朝天，不分日夜，不怕疲劳，不计得失，上下一条心，如此巨大的制作工程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基本完成。
当这只洁白的大鹏神鸟树立起来后，连同车体，居然有四层楼那么高，好一个堂皇的庞然大物！
市委领导同志到现场观看时都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设计人员也深知，这项艰巨的工程，没有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全力支持，没有市委派出的古世英这位好同志全力主抓这项工程，是不可能在如此紧迫的时间内取得成功的。
彩车在深圳市组装调试成功后，又立即拆卸装箱，8月底通过铁路运往北京。
9月下旬，40多位工作人员（含28名武警战士）开赴北京，参加庆典活动。
9月26日晚进行彩排，由黄昶任彩排组组长。
深圳彩车的大本营设在毛主席纪念堂南面、前门箭楼东边。晚上9点多，天下着毛毛雨，彩车开赴建国门外指定地点集合，刚开到历史博物馆北门，突然听到一声巨响，彩车不动了。顿时，大家惊呆了，黄昶也出了一身冷汗，连毛背心都湿透了，心想这一下可完了，彩车还没完成游行受阅任务就出了问题，怎么交差。大家一时不知所措。
黄昶急忙跳下车，拿着手电沿车巡视查看。听旁人说，刚才车边上直冒火花。仔细一检查，原来彩车右边的轮子压在一道沟洼的地方，车的裙边正好和地面发生磨擦。好一场虚惊！
于是，黄昶命令车内28名随时准备推车的武警战士和全体工作人员下车，再命令司机起动，车轮离开了沟洼的地方，故障排除了，彩车很快赶赴集合地点。
当大家胜利完成彩排任务时，已是凌晨4点多钟。由于刚开始时在历史博物馆北门外的那场虚惊，他们的衣裳都被冷汗湿透了，加上北京的深秋雨夜，颇感寒气袭人。当彩车开回工地时，彩排的总负责人古世英同志穿着雨衣打着雨伞在工地门口等候彩排组人员。
他连声说：“同志们辛苦了！”并送上一杯热气腾腾的姜糖水。大家顿感身上的寒气一扫而光。
10月1日上午，深圳彩车顺利地通过了天安门，接受了中央首长们和首都上百万市民的检阅。
大家的感受与以往参加节日游行的感受有很大的不同，感到这次如同扮演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明显感到自己肩上的分量是那样的沉重，心情是那样紧张。
特别是当彩车从东华表至西华表，经过天安门前那一瞬间，大家生怕发生任何事故。当时彩车组长坐在司机旁边，面向着车内28名战士和其他工作人员，随时准备着，如果一旦发生故障，便立即命令战士跳下来推车继续前进，一分一秒也不能耽误！其他同志因为都是首次参加首都的庆祝游行，又是非同一般的游行，他们还不时通过为司机预留的那点缝隙，向外窥望那盛大壮观的场面。
组长不时提醒大家，要牢记自己的任务，要各自坚守岗位。
按规定，通过天安门的受阅时间是短短的一分钟，可是彩车组的同志却觉得时间是那么长，心情特别紧张。
大家只想如何顺利完成任务，不许有丝毫的失误；要通过深圳的彩车，让全国人民坚信走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之路，乃是一条富民强国之路；同时也要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人民将沿着这条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勇往直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
当深圳的彩车顺利通过西华表时，完成任务后的胜利喜悦之情顿时洋溢在每个同志的脸上。彩车终于在指定地点（电报大楼对面马路沿）停了下来。
大家的心情是那样兴奋、那样舒坦，站在马路边上，一再翘首回望天安门方向，人流、花束和旗帜汇成的海洋像潮水般涌来……
后来，彩车组的同志听说不少观礼的人赞扬深圳彩车那只大鹏鸟十分雄伟、壮观、有特色，大家的心里都甜滋滋的，为有幸能够参加这次设计、制作这台模型，并随着它参加首都游行而感到自豪！后来，设计师和其他有功人员都获大会指挥部颁发的嘉奖令，备感光荣。
国庆游行结束后，应北京市民的要求，彩车在原地展览三天，参观者络绎不绝。
深圳彩车不但受到首都人民的高度赞扬，而且在国外也引起强烈的反响。因为都相信：中国人民将沿着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的金光大道勇往直前。
广场上的标语“小平，您好！”
在国庆35周年的群众游行队伍里，当北大学生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时，突然在队伍中有几个学生打出了一个横幅：
“小平，您好！”
顿时，从城楼上，从观礼台，从广场上，无数双眼睛发现了这个特殊的镜头。
在天安门城楼主席台上的邓小平同志，看到了这个横幅后，脸上露出笑容。
这不是一幅一般的横幅，是亿万人民心声的反映和体现。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启了关闭多年的中国的大门，也温暖了每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的心。1984年，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形势也很好，人民安居乐业。在这个大好形势下，国家决定隆重庆祝建国35周年，对全国人民来说，是个极大的鼓舞。
当参加国庆游行的任务下达到北京大学时，全校师生都很兴奋。
“文化大革命”以来10多年没搞阅兵和游行，面对这次大规模的庆典活动，北大的领导到学生，上上下下都憋着一股劲，决心要拿出最好的精神面貌，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充分显示80年代北大学生的精神风貌，为北大争光，为中国青年争光。
1984年的时候，北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很好，同学们政治热情高涨，对参加庆典游行十分积极。
当时北大有1万多名学生，从中选出2000多人参加学生游行队伍，另选出2000人参加仪仗队。
学生们报名相当踊跃。为便于组织，学校有关部门相对集中地从各系中挑选整班和整年级的学生。
训练对学生们来说是非常紧张和劳累的。为了保障学习不受影响，都利用课余时间。暑假前每天下午从4点到6点，队伍中，国际政治系的一个干部班的学生，大多是30几岁、40来岁的人了，也还是一次不落地参加训练。
整个暑假当中以及开学之后，每天下午第二节课后，同学们便集中在东操场，一丝不苟地参加训练。那时几乎没有什么补助，天气炎热时，只供给一点汽水。
“十一”前几天，在天安门广场搞了两次预演。
预演时，同学们个个非常严肃认真，手持纸花，高呼口号，非常整齐。预演后，一些领导同志看了说：这样不行。群众游行这样齐步走显得太死板，不活跃。不能搞得这么死板。学生们根据领导的要求，训练中，力求把青年学生那种健康活泼、风华正茂的精神状态表现出来。
每次预演，都是在夜间进行，次日凌晨才能回校，一夜不能休息。
“十一”的前一天晚上，校团委、学生部的干部分头到学生宿舍查铺，劝学生们不要太兴奋，好好休息。
“十一”那天天还没亮，学生们就急急忙忙地吃了早饭，带了午饭，乘车于六七点钟就到了东长安街的指定集合地点。
10点钟游行正式开始了。游行时的纪律要求是很严明的。游行指挥部规定学生除了道具（纸花等）外，任何东西都不许带进游行队伍。这在当时是三令五申的。
但是，当学生队伍进入广场时，一件出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只见整个学生队伍骚动起来，此时，北大学生游行队伍的负责人特别担心出什么事，心里很焦急。
不久，后面传来消息说，学生们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标，学校有关领导人的那高高悬着的心才算放下来。
原来是这么回事：国庆节的头一天晚上，生物系81级的几位同学聚集在宿舍里，兴奋地谈论着即将开始的游行，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团支部书记毛小宏说：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要向党表达当代大学生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赞美，向制定这些政策的党中央领导同志表示我们的敬意，国庆游行是一个宝贵的机会。”
也说不清到底是谁先想起这个主意的。同学们找来了一块白床单布，因为一时找不到大笔，常生同学用布头写下了“小平，您好”四个大字。这天他们为这条横标忙到12点多。
第二天，他们怕横标被领导发现不许带，又将它夹藏在花中，带进了游行队伍。当他们走到金水桥头，把横标高高举起的时候，同学们兴高采烈地欢呼起来：
“小平同志在城楼上向我们微笑招手呢！”
当天新华社就此事作了报导。
两天后《人民日报》也作了报导。
北大校园里的学生，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了这激动人心的画面，一个个奔走相告。
一时间，“小平，您好”横标成为未名湖畔的中心话题。
当然，对这件事当时人们也有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当时打出个“小平，您好”故然是件好事，要是打出个别的什么东西怎么办？事先，游行指挥部一再强调不准带任何私人物品参加游行，特别不准带文字的东西。但是，不管怎样，这是件好事，它的效果和影响是好的。它反映了青年知识分子的一种心情，一种愿望。摄影师把这个动人的场面摄入了他们的镜头，这个闪光的瞬间，将永远留在北大学生、中国学生的历史上。
1984年的国庆游行，给北京大学校园带来了一股新风。通过游行训练，学生们在组织纪律、思想作风、品德情操诸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对学生们来说，这是一次精神文明的教育，一次国家改革开放形势的教育，一次树立理想和民族自尊心的教育。
北大学生高高举起的，不仅仅是“小平，您好”一条横标，而是一颗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报国之心。有了这样的学生，我们的祖国就能够实现跨世纪的梦想，四个现代化就一定会实现。
人们为北大的学生感到自豪，也为整个中国的青年一代感到自豪！
萨马兰奇向体育大队频频招手参加过国庆35年国庆大典的人，不会忘记群众游行队伍中有一支引人注目的体育大队。
关于国庆大典中的体育大队，早在50年代就已组织过。不过每一次还是有每一次的特点。
1984年元月4日，北京市体委党委开会。会上传达了中央关于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的决定，要在天安门举行盛大的庆祝大会并组织50万人游行和阅兵。
党委决定由魏明同志担任体育大队的总指挥，让另派两位有经验的同志参加体育大队指挥部工作，并着手组建办公室，抽调编训人员和工作人员。
大家接受了任务后，都非常兴奋，感到要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这个决定非常好。十年动乱已经结束，改革开放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体育战线也不例外。中国女排在1982年获得世界杯赛冠军；当年举行的第23届奥运会，中国运动员不仅实现了“零”的突破，而且取得了15块金牌；女排获得奥运会冠军实现了二连冠。通过隆重的庆祝活动更可以鼓舞大家的干劲，振奋民族精神。
接受任务后，参加这项工作的徐培文同志首先想起1966年4月时的情景。
当时他和陆奂奂同志接受组织体育大队的工作，方案设计好，图也画好了，动作也编好了，根据当时的情况又征求了工人、农民和专家的意见。但此后不久，“红卫兵”起来了，他们要来审查方案，什么方案也通不过。他们甚至提出游行要从西向东走，要查工作人员每个人的出身，幸亏筹备的有关人员刚搞完《革命赞歌》的团体操（在当时《革命赞歌》团体操与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相提并论），才被通过。否则不仅方案通不过，恐怕人和方案一起要被批斗了。当时筹备的有关人员虽然没有挨批斗，但1966年的国庆游行不可能搞了。
后来，徐培文同志又想到1965年的国庆节。那次国庆节虽然离1984年已是19年了，回想起过去的体育大队，好像过电影似地在他脑子里一幕幕地重现。
他想起威武雄壮的队伍，各种体育运动的方阵，步伐整齐，等速前进，各种运动造型的摩托车飞驰而过。耳朵里好像听见当年那洪亮高亢的嗓音发出的“体育大队注意……”的指挥声，接着是《运动员进行曲》“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那洪亮的有节奏的口号声和“咔咔咔”的哑铃操声，“唰唰唰”的旗操声，回想起来多带劲呀！
但是，进入80年代，国庆35周年的时候组织一支什么样的体育大队较为合适呢？徐培文同志提出，我们应该吸取和保持过去体育大队的优良传统和好的经验，并有所发展和提高，使体育大队具有80年代的特点。
他把这个想法和别人交换了意见，得到了赞同。接着，他们邀请了陆奂奂、李国英等七位过去一起搞过游行和团体操的编导以及搞过体操的年轻老师们，一起商量。
大家翻阅了一些过去的资料，学习了现在的有关文件精神，还讨论了目前的大好形势，并根据这些内容设计了这次体育大队的方案。
这次体育大队主要由彩车和群众体操队伍组成。彩车有象征我国体育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奖杯彩车，“23届奥运会代表团”彩车，以及体现各个运动项目的彩车造型，如：乒乓球、田径、排球、羽毛球、体操等。另外还有反映群众体育活动蓬勃开展的“群体活动”“民族体育”“登山”“罗汉造型”等彩车。在彩车上还有叠罗汉、做体操、钓鱼以及武术等表演。彩车一律将各种图案、造型装饰在大卡车上，比过去的彩车加大了，加高了，造型更加明显、醒目。
在设计方案中，特别是这次的队伍打破了过去标签式的政治口号和形式上过于抽象的老框框，更加注意了艺术效果：
田径彩车上用了一束金属竿形成一个银光闪烁旋转上升的造型，显示了勇攀高峰的意境；
举重彩车上布满如杠铃似的圆型图案，最上方有一个举重运动员的造型，给人以力量的感觉；
羽毛球彩车上则横放着一个比车身还长的放大了的羽毛球造型……
群众体操队伍则由哑铃队、纱巾操队、武术队、海浪与帆船、火棒和旗操，以及簇拥奥运代表团的彩球队伍等组成。
这些队伍个人动作简单，幅度大，队伍场面壮观，有气势。如男青年做的哑铃操中用的哑铃是由硬木旋成的，做操时可以击出清脆的响声；旗操不仅有着较大的动感，而且和哑铃操一样通过响声表现出一种力量；纱巾操和火棒操充分表现女青年的优美线条和舞姿；特别是用团体操的手法舞动着由40米长、2米宽20条蓝绸组成的海浪帆船方队的表演，更加气势磅礴。武术队伍中每人右手舞动着大刀，左手拿着画着虎头的大盾牌，做着对打的动作行进，色彩鲜艳、动作豪放，还不时发出刀与盾牌击打的声音，是一支具有民族风格的体育队伍。
整个方案于3月底创编完毕，4月初经国庆游行总指挥部审查通过。
4月里筹备人除进一步完善设计方案、编排每个队伍的动作、制定训练计划外，主要是组织参加体育大队的单位和人员。
在进行这项工作时，非常顺利，不论是国家优秀运动员、世界冠军的得主，还是学生或战士，都认为这是一种荣誉，坚决接受任务。
筹备人员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就组织落实了首都的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中学、部队等41个单位的8000人和114名国家优秀运动员参加的队伍。
在许多单位，群众踊跃报名，争取参加。
电力学校学生来自全国各地，他们有的是工作过几年的干部或工人，有的成了家有了孩子，但他们感到一生难得赶上这样一次有意义的活动，放暑假时间短，又怕不能按时赶回来，干脆就不回家了。
该校的一位学生说：“我是一个热血青年，为了祖国母亲的荣誉，为练队流汗掉肉是值得的。”
北京39中学的学生吕光说：
“我练队不是为了新鲜好玩，而是代表祖国和人民向全世界展现我们东方巨人的伟大形象。”
11中和156中学还编了《体育大队之歌》，出简报、快报，传递信息，表扬好人好事。还有的学校组织了“前进中的祖国”“有了我方队更光荣”“民族振奋与共青团的作用”等专题讨论会。
石景山区永乐中学的一位女体育老师怀了孕，还坚持到岗训练，坚决不肯离开体育大队，筹备人员发现后只好安排她担任另外的任务，让她在每次合练和游行时守在路口，记录体育大队各方阵和彩车行进的时间和搜集建议。她干得十分认真。
看到老师们和同学们参加体育大队的积极性，以及那么多的生动事例，北京市体委的同志深受感动。但同时也觉得越是这样，越要爱护大家的积极性，不能给基层单位和群众添麻烦，更不能搞无效劳动。所以指挥部的每项工作，事先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周密安排，绝不随便改变计划或方案，增加群众负担。
指挥部把体育大队中每个方阵每个位置上的动作要求从基本功、队列，到步伐和整个队伍的行进速度、间隔距离等都编排得非常细致准确，对基层单位如何指导训练，动作要领和教学进度也有明确的规定。
4月中旬，体育大队的骨干先开始学习。5月份各表演单位展开了训练。为了不影响学习，规定各校每周利用课外时间训练2-3次，每次不超过1.5个小时。
7月中旬到8月中旬，大部分学校放了假。8月下旬进入第二阶段，即合练、预演阶段。8月29日，在东高地一个部队的操场分两部分进行了合练检查。
9月9日在通县张家湾机场与文艺大队共同进行了串排。
9月15日和9月22日午夜在天安门前进行了预演。
每次合练预演指挥部的同志也和学校里老师备课一样有教案和计划，总是搞得井井有条。
最后计算下来，这次体育大队的训练时间总共不超过60小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航空学院一部分学生参加了体育大队，另一部分学生参加了学校的群众游行队伍。该校的体育老师总结时对指挥人员说：“体育大队表演难度大、要求高，但比群众队伍训练用的时间还少，看来还是你们有经验。”
8月下旬，体育大队分指挥部由徐培文同志担任串排、合练和预演的现场指挥。为了指挥这个近万人的队伍，他下了很大的工夫。好几个晚上他也睡不着觉，就起来备课。
他联想起50年代和60年代指挥和组织体育大队的情景，回想那时的经验和做法，采取了一些措施，终于在合练、预演和游行中完成了任务。
10月1日那天，体育大队按总指挥部的统一计划，按时在指定地点集合，彩车和体操、步伐队伍分别在两地集结，按严格的路线和时间到南河沿汇合成一个体育大队。
在整个国庆游行过程中，没有停顿、没有等待，一气呵成。整个体育大队汇入百万游行大军中必须十分严密，真是分秒不差。
根据前边队伍行进情况和音乐的节拍，准确地对体育大队进行指挥。当发出“体育大队注意”“各就各位”“标语对准”“道具展开”“注意口令”时，全体受阅者立即振奋起来，直到下达“齐步走”的口令后，便随着音乐按顺序出发了。
一支庞大的队伍，由国旗和“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横标打头，国家优秀运动员、20几部彩车以及在23届奥运会上夺得金牌的许海峰、李宁、栾菊杰等114名国手和8000人组成的15个方队、690米长的体育大队，迈着有力的步伐，以每分钟80米的行进速度通过了天安门。
按照总指挥部的计划，体育大队应用7分30秒的时间通过天安门，结果游行队伍严格按规定做到了。
整个35周年的国庆大典是非常成功的，其中体育大队尤为出色。
体育大队的精彩表演受到了中央和中外人士的好评，大家反映：国庆活动搞得好，振奋了民族精神，显示了成就，增强了实现四化的信心。
当时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央领导同志对体育大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赞扬组织得好，既整齐又漂亮。
在城楼上观礼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看到浩浩荡荡的体育大队，异常兴奋，他一会儿鼓掌，一会儿招手，感慨地说：“我一生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庄严、这样有组织的场面。”
不少群众和专家反映，体育队伍和彩车编排设计有新意有突破，反映了体育的特点。
一些外国人士反映：“中国人在奥运会上的精神又一次体现在国庆游行的队伍里。”
一位日本人士认为：
“中国举办奥运会是完全可能的。”
组织这次活动的指挥部圆满地完成了35周年国庆游行体育大队的组织训练任务。在总结会上，全体工作人员和各基层单位的老师们互相握手、拥抱，互相致谢，互相祝贺。徐培文同志还得到国庆总指挥部发给的一份嘉奖证书。他的心情很激动，感到这是党和人民给自己的最高奖赏，最大的荣誉，和完成全国运动会任务获得体育荣誉奖章一样是一种最大的满足。
天安门之夜：火树银花不夜天
国庆35周年的夜晚，天安门是欢乐的海洋，是一个五颜六色的世界。
无数耀眼的彩灯和五色光柱，把国庆节之夜的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大街变成了奇妙的水晶世界。首都各界群众150万人在这里和其他联欢点，举行了盛大的联欢晚会。
邓小平、胡耀邦、李先念、彭真、邓颖超、乌兰夫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和首都群众一起参加联欢晚会。
民主柬埔寨主席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联合政府总理宋双、负责外交事务的副主席乔森潘，越南的黄文欢同志，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和夫人，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和夫人等贵宾，也来到天安门城楼参加了晚会。
应邀来华的3000名日本青年和在京的外国专家、留学生等，同首都工人、学生一起在广场上载歌载舞，尽情联欢。
晚上7时50分，一连串的红绿信号弹划破夜空，绚丽多姿的礼花凌空竞放。
那高低不同的“礼花、信号弹”和连珠花，在漫漫无边的夜空中组成一幅姹紫嫣红的整体画面。
千姿百态的礼花和激光，使广场上的人群欢腾，也吸引着全城人的目光，节日之夜的首都带来满城色彩，满城欢歌。
在三次施放礼花之间，首都一些专业和业余文艺团体在晚会上表演了音乐、舞蹈、戏剧、相声、杂技、武术、耍龙、耍狮子、跑驴、旱船、高跷等精彩节目。
在观礼台上，只见两名军人肩并着肩，亲切地交谈着。那位身材魁梧、年近六旬的老军人是著名的华东一级人民英雄、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刘奎基。
1959年10月1日，正在军事学院学习的刘奎基，参加了首都阅兵队伍的方队，护卫着“八一”军旗通过天安门广场。
他身旁那位戴着宽边墨镜，胸前挂满英模奖章的人，是中央军委最近授予“战斗英雄”荣誉称号的云南边防某团九连代理排长史光柱。
小史喜滋滋地从口袋里掏出口琴，情不自禁地奏起了《党啊，亲爱的妈妈》。
刘奎基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伴随雄壮抒情的曲调，轻声地哼了起来。这时，一群群观礼代表围拢来，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刘奎基这位老英雄被充满乐观的小史感动得流下了热泪，他紧紧握着小史的手说：“你真坚强！你真可爱！”
他即兴吟了一首诗赠与小史：
“你是战场上的英雄，你是生活的强者，惊人的毅力哪里来？因为你对祖国充满了爱！”小史听了也很激动，忙从胸前解下了一枚心爱的“两山”作战胜利纪念章，别在刘奎基的胸前。
广场的夜空中不时传来连珠炮似的声响，五光十色的礼花把这两代英雄的面庞映得绯红。
那跃动的激光，璀璨的灯饰、缤纷的礼花，玉带河畔在莽莽夜色中透明了。
金水桥头、观礼台上、百花丛前，8000多名外国朋友、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同首都群众一起共度一个共和国的良宵。
他们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带来了五大洲人民的深情。
玉带河畔，到处是欢快的舞圈，到处是友谊的海洋。
和纵情歌舞的人群隔河相望，各国驻华使节和武官面对良辰美景赞叹不止。坦桑尼亚和土耳其的武官喜形于色，热烈交谈着，土耳其的驻华武官说：“太美了，美极了，一切都组织得难以想象的好！”观看着中日青年携手共舞和海政文工团的精彩表演，他们从眼前的联欢说到了上午的阅兵。
坦桑尼亚驻华武官竖起拇指，连声称赞：“走得整齐，规模大，中国人民解放军了不起！”到任才一个多月的南斯拉夫驻华公使，晚上刚过6点就催着翻译上路。他说：“从到北京的第一天，我就盼着这个日子到来。”
他偕同夫人，带着16岁的女儿萨妮娅，在晚会开始前一个小时就赶到了玉带河畔。第一阵礼花过后，他们一家三口急切地走进了高校的联欢区，喜气洋洋地和清华大学的师生们兴致勃勃地谈论着。
又是一阵礼花迸飞。欢乐的人群上空，彩龙飞舞，银星闪耀……
不同肤色的人们翘首仰望，齐声欢呼。焰火与笑脸同映水中，礼花和心花一起怒放。在各个联欢区里，到处都有闪烁的红五星。联欢的人海中，有解放军指战员6000人，与首都各条战线的青年男女同庆佳节。
联欢的6000名指战员中，有许多是在培养“两用人才”、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活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
今晚，他们欢快地跳着，舞姿轻盈，欢乐之情溢于言表。
广场上的6000名战友，哪一位心底里没有一串动人的音符？哪一位没有埋藏在心底的话想倾诉？人们通过那欢快的舞步和一张张神采飞扬的笑脸，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心。
当人们欣赏着多姿多彩的礼花的时候，当凌空竞放的礼花把喜悦的天空照耀得如同仙境的时候，当全国人民为国庆35周年欢庆举杯时，人民不会忘记“花仙子”――武警北京市总队礼花部队的干部战士。
礼花部队为了保证国庆的需要，进行了各种严格规范的训练。指挥员们深知：1984年的国庆节，首都的放花规模将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国庆节那一天，将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东至工人体育馆、通县城，西到门头沟，城南丰台，城北中关村、石景山，7个点上将施放150多个品种的礼花弹15万发。
人们不会忘记，国庆35周年那个欢腾的夜晚，礼花灿烂夺目，将祖国的天空映射的姹紫嫣红，既有“龙凤呈祥”“百鸟朝凤”“孔雀开屏”“五谷丰登”等传统的花样礼炮，又有“喜迎佳节”“金蛇狂舞”“三变灯”等新花样的礼炮，尤其是带降落伞的“红连星”“闪连星”，可在500米的高空发出五光十色长达45秒之久。从未见过的民间烟火“盒子花”，也“大显身手”，使人领略了“天花无数月中开，五色祥云绕绛台”的诗情画意。
训练场上，官兵们紧张地进行着各种规范动作的训练。他们心里装着雄伟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他们知道那举国欢庆的夜晚，自己的任务完成的胜利与否是多么重要。
礼花炮、电动发射器和连珠花盘成三个一字形摆开。最引人注目的是高1.5米的礼花炮，那口径180毫米的银灰色炮筒，在三根炮脚架的支护下直指苍穹。头戴耳机的分队长徐洪彪精神抖擞的在现场指挥，他是这里的“中枢神经”，只要他揿下控制器的点火按钮，绿灯闪后，10门礼花炮立即发出“嘭”的声响，震撼天地，将礼花弹送上四五百米的高空。
礼花弹，一个就有三四斤重，是一个圆球形的东西，下面还有一个像“手把”似的直筒。就是它，能在天宇播种百花，似“天女散花”的七仙女。
还有一种礼花弹用的是电动发射器。在许多课桌般高低的铁台上，竖排着32根比大拇指略粗的发射钢管，电钮一按，32发礼花弹同时呼啸着向150米的天空冲刺。这种礼花弹和部队装备的信号弹大小、形状和发射高度都差不多，战士们在平时就称其“信号弹”。
草绿色的连珠花盘酷似一个硕大无比的“蜂窝”。如果把位于“蜂窝”中心的擦火板擦着，一个个“蜂房”会由里向外，逐个逐圈地朝60米的低空喷出光彩夺目的串串彩珠或束束霞光，天安门广场就沉浸在这“彩光与鲜花”的绚丽之中。
10月1日晚，礼花部队在天安门前200米半径的半圆内，分里、中、外三层设置12个连珠花盘位、20台电动发射器、162门礼花炮。一声令下，按精心编排的品种组合同时燃发，构成国庆35周年那布图严、面积大、立体感强的壮丽的礼花图画。
假如从高空俯瞰，北京城就成了怒放在燕山南麓的一朵绚丽多姿的奇葩。
建国35周年那美丽无比的夜景和欢乐喜庆的盛况，至今还深深留在人们记忆之中……
（摘自《天安门见证录》）
弘扬国威的国旗方队
1984年10月1日，在雄伟的天安门前，一队身着雪白服装的青年队伍，英姿飒爽，和着“歌唱祖国”乐曲的节拍，踏着整齐豪迈的步伐，头顶着鲜艳壮丽的五星红旗，阔步行进在长安大道上。
这由976人组成的国旗方队，别具一格，极富魅力。这一精彩的画面，被电视台许多节目选用，这一壮丽的场面，历经30多年的不断探索，最终形成。这一令人激动、兴奋的画面，凝聚许多人的心血和汗水，在这里有不少饶有兴趣的插曲，也有许多催人泪下的感人故事。
50年代初，群众游行是以少先队为先导，其次是工人队伍。
1951年国庆，群众游行总指挥部要求工人队伍的队头举一面特大号国旗。特大号国旗需要特大号的旗杆，这就需要有一个超常臂力的举旗人。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指挥部便决定将国旗的幅度改得适中一些，于是找来一个杂技团耍大刀、拉硬弓的张宝忠。预演时，大家都比较满意。张宝忠便成为仪仗队最早的国旗手。
这次游行，工人队伍队头虽只有一名国旗手，但这也是仪仗队最早的雏形。
1956年国庆，仪仗队中的国旗方队首次出现。国旗方队由9人组成。此时的旗手是铁路工人王志强。八名女护旗手分为三排组成方阵，王志强在第二排中间。
在当时，中国最时髦的服装，男的是中山装，女的是列宁服，流行色为蓝、灰二色，所以整个游行队伍形成了一大片的蓝灰色。
一些外国朋友善意地建议：游行队伍应增添一些色彩，于是仪仗队的男女队员服装率先进行了小改革，男队员由一身蓝改为下身蓝裤，上身白衬衫，女队员穿花毛衣，这样，队容比过去活泼明亮了，色调也丰富了。
1957年国庆大典，国旗方队由九人增加到35人，分五个横排，每排7人，旗手在第三排中间，左右各3人，护旗队员由北京师范大学女生担任。女大学生们身材苗条，个头整齐，一律梳着两条长辫，扎着蝴蝶结，一手持花，一手甩臂，步伐矫健，英姿飒爽，令人耳目一新。
美术大师张正宇为国旗方队设计了着装。女护旗队员上身一律穿长袖的白绸衫，下身为桃红色短裙，白袜黑色半高跟鞋。这一靓丽的新装束，在天安门广场一露面，就受到了中外观礼者的交口称赞。贺龙元帅在天安门上大声叫好。
……
1962年，国旗方队扩大为77人，七排，每排11人，旗手在第四排中间。1964年国庆15周年时，国旗方队增加到91人，仍为七个横排，每排13人，旗手前后各有三排，左右各有6名护旗队员，比过去雄壮威武多了。
1984年，一度中断的国庆庆典活动又恢复了，作为先头的国旗方队，将重新在天安门前亮相。指挥部的同志们开始认真拟定设计方案。经讨论大家认为由解放军战士来承担最合适。指挥部的同志们经过周密计算，国旗方队需要976人（组合国旗275人、镶边701人，后备21人）这么多战士到哪里去找。
正在人们焦急之时，有人得知铁道兵要转编为铁道部工程指挥部，于是，游行指挥部找到铁道部，铁道部领导非常重视，经严格挑选，如数抽齐国旗方队队员，并将石家庄铁道学院作为训练基地。训练开始时，铁道兵工程指挥部李庆善副部长亲自作了动员……为完成这一光荣任务，请大家再过几个月的军营生活，再流几盆汗，以优异成绩向国庆35周年献礼。
这次国旗方队的组合，人数多，排面是阅后部队的两三倍，不易走齐，且每人头上顶着国旗，双手要举起扣住国旗的每条接缝，走不了几步，两臂就发酸，行进时，抬头看不见前方，还要踢正步，的确很苦。又值三伏天，每次训练，队员们个个满头大汗，浑身湿透，鞋里能倒出水来，但近千名队员团结一致，精益求精，创造出国旗方队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
1984年10月1日，风和日丽，阳光灿烂。国旗方队的976名战士，身穿雪白的青年服，足登锃亮的黑皮靴，精神抖擞地由东向西走来。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他们不负祖国人民的重望，在天安门前的关键部位，超水平的“亮相”，赢得了人们热烈的掌声。从此，荧屏上长久地留下了动人的、令人难忘的镜头。这些可爱的铁路建设战士，以自己的汗水，为转业后的历史写下了辉煌的第一页。
广场上的第一支礼炮队
1949年8月，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庆典工作进入了倒计时。
按照礼程安排，10月1日庆典的第一项仪式要鸣放礼炮，但当时我军尚未有自己的礼炮队，为此，迅速组建一支礼炮队成了当务之急。
阅兵庆典指挥部，经过商议，决定将组建礼炮队的任务交给华北某炮兵部队。
新中国成立前的炮兵部队，所拥有的火炮多是从敌人手中缴来的，其种类繁多，型号各异，有美式、德式、法式、苏式，也有中式。因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庆典，为此，决定采用中式山炮。中式山炮是一种步兵伴随火炮，炮身短、口径小、重量轻，同时具有使用方便的特点。
确定礼炮的炮种之后，便开始挑选队员。鸣放礼炮，是开国第一次，也是举世瞩目的事情，为此挑选礼炮手极其严格，其条件是政治必须合格，身体素质要好，技术要精湛，现时表现要突出。
一位炮兵排长冯福祥，入伍十几年里，立下大小战功十多次，在抗日战争中用七发炮弹击毁日军三座水泥碉堡，他第一个被选中。
几天之后，经过严格的挑选，300多人的礼炮队组成。
时间紧，任务急，刚组建好的礼炮队，立即集中到北京北苑基地进行训练。为确保训练的安全，礼炮弹头全部卸掉，只留下炸药。这样的礼炮弹，打出之后，只发出响声，但不会伤人。
这支礼炮队共由108门山炮组成，分为两组。至于为什么是54门炮一组？有人说象征中国当时有54个民族，有人说另有含义。一时间众说不一。
关于庆典中鸣放的数量，毛泽东说：“开国大典的礼炮要鸣放28响。”他叫大会筹委会的唐永建起草个说明。
28响礼炮就是28年党史的礼赞。报告送上去，毛泽东二话没说，用铅笔签上了他的大名，这份材料便下发了。
礼炮队的训练是艰苦的，所有队员每天都是头顶星辰而出，日落西山而归。练装弹、练瞄准，个个手上伤痕累累，膝盖也因长时间跪在地上而结出了厚厚的一层老茧。54位装填手要在同一秒把炮弹塞进炮膛，54位拉火手更要同时拉火，必须保证28发无头炮弹在二分半钟内全部炸响，难度确实很大。
在礼炮队训练期间，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参加开国大典部队的训练十分重视，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聂荣臻司令员等领导人曾几次到北苑，检查训练情况，当他们得知，队员们对每个动作、每个环节都进行了认真反复的演练，有的动作甚至进行了几千次、几万次的操作时，高度评价了他们，夸赞他们练得好，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做到万无一失。
礼炮队的队员们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而艰苦的训练后，操作动作，达到了整齐划一，每门礼炮发射炮弹的速度从最初的每分钟5发，提高到每分钟15发！
1949年9月20日，政协开幕式，礼炮队首次亮相，晚上7点整，轰――轰――轰――54门礼炮，迸射出54团火红的光球，同时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吼叫。
第一次亮相，成功了！
1949年9月30日清晨，礼炮队将108门山炮自东向西地摆在了前门东侧的空地上。这是按指挥部的要求，再一次进行实地演练。礼炮队员们从礼炮的摆放位置、到规定时间内装填炮弹、引爆动作等都进行了反复校对和测试，直到检查合格后，才收炮。
10月1日上午，108门山炮背向天安门，炮口向南，一字展开在礼炮场上。
为了防止火花散落，卸掉弹头的炮弹口被油纸包得严严实实。礼炮手们把炮弹擦了一遍又一遍，整齐地码放在山炮的后侧。
此时，天安门广场，已是鲜花和彩旗的海洋，30万军民聚集在这里，迎接开国大典庄严时刻的到来。
下午2点25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首长登上天安门城楼。
3点整，开国大典开始。
毛泽东走到城楼正中，亲自按下有电线通往广场中央国旗旗杆的电钮，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这时，第一响礼炮鸣响了。炮声震天撼地！这炮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两分半钟，五星红旗升到旗杆顶端，第28响礼炮刚好结束。
没有漏响，没有哑炮，没有前后不一。
共和国年轻的礼炮队，出色地完成了共和国开国庆典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这一任务出色的完成，凝聚了礼炮队员们洒下的辛勤汗水。
共和国不会忘记你们――新中国的第一支礼炮队的所有队员！
天安门广场上的国徽图案
天安门广场，国庆大典的主会场，它处于主席台和观礼台前，开会期间始终处于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和国内外观礼贵宾们的视线之内。天安门广场上，群众队伍组织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庆大典的组织工作水平和国家体面。同时，广场上组织形式和内容，也是衡量组织者水平高低的标准。
1949年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广场沿袭了解放前的轮廓。东、西两侧有三座门，南面有棋盘街，广场呈南北走向，两侧有大红墙。当时对广场队伍组织的要求不高，只要求人们衣着整洁，手拿标语、彩旗就可以了。广场上欢庆活动虽朴素，但在当时也充分表达了广大群众翻身得解放的喜悦之情。
50年代初期几年的国庆庆典，游行开始前的天安门广场上只有静态的美。城楼上和观礼台上尽管都站满了人，但广场上的群众若无其事的或坐在地上，或手举小红旗翘首张望。使得庆典前的群众队伍，给人以涣散之感。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使国庆庆典活动更加有组织性，各项活动的展开更加严密，游行指挥部开始着手广场群众庆祝形式的设计。
1957年，游行指挥部组织广场上的群众，手举花束组成“国庆”两个大字，把原来比较涣散的群众变成了有序的队伍。这个形式，得到了中央领导和观礼贵宾们的好评。
1959年，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东西三座门，大红墙拆除了，在广场东西两侧建起了人民大会堂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广场的规模大了，代之而来的群众欢庆队伍也扩大了，为了组织好广场上的人民群众，游行指挥部于6月份召开专门会议，就广场上的组织形式展开广泛的讨论。
指挥部主要领导人辛毅和吴垣同志，在充分酝酿，广泛听取不同意见的基础上，确定广场参加国庆庆典人数为10万人，在广场中心由群众组成国徽图案，在国徽图案两侧组成“1949”“1959”数字图案，空中有气球标语等装饰。
北京市市委批准了他们设计的方案。
游行指挥部接到批复后，开始着手策划广场上的图案编排，人员分工等具体事项。少先队员列队在广场北端，位于军乐队两侧，手持各色鲜花、花环和小彩色气球；大学生在广场中心组成国徽图案；工人在国徽图案两侧分别组成“1949”和“1959”数字图案；国家机关列队广场西侧路，城区队伍列队广场东侧路，用各种彩花为国徽图案镶边。大会开始和结束，放各色小气球5000多个，大会结束时，要求10万队伍一齐拥向天安门金水桥前向毛主席欢呼。
把组图组字图案落实到天安门广场上，需要考虑视角问题。站在主席台上俯视广场组字区，视角约呈15°角，组字队伍将花束举起，增加组字图案的高度，从而缩小了主席台的俯视角度。在东西约274米，南北约232米的范围内组字组图，大小比例如何确定，才能表现出满意的效果，大家心里没底。
市总工会组字指挥部的王春宜和劳动人民文化宫体育部的高君明决定采用笨办法按现场的尺寸缩小比例，搞模型。
组国徽图案要用2万人，开始时在图纸上用圆规画小圈圈，一个小圈代表一个人，小圈圈画完后，按国徽颜色着色。为使图案有立体感，他们找来四号铅字作代用品，在平面图上进行摆放，一个铅字代表一个人，2万人就需2万个铅字，这看似简单的事，其实也颇费事，弄不好刚刚摆好的铅字，因不小心碰倒一个，就会殃及其他，而倒成一片，还得重新摆，经过几次努力，模型制成了。
游行指挥部领导审看国徽模型设计，认为基本可以。但仍有疑虑，因看模型，视角小，至于在天安门观看实际效果如何，心中没底。最后，游行指挥部领导决定，对其方案再次进行讨论修改，进行预演，及时改进不足，力争拿出最佳方案，表演出最好效果。
接下来，组字指挥部的同志们，开始把图纸和人数落实在广场上。广场地面是50×50厘米的方砖铺成，他们按东西方向每块砖上站一个人，南北方向隔几块砖站一个人，按这个方式，组国徽实际需19441人，组两侧的年号，实际需要32661人，把5万多人安排在5万多块方砖上，需要把每块方砖编成号码，每个人对号入座，以免站错。
经过艰苦、紧张的筹备与训练，十年大庆天安门广场组图组字获得了巨大成功，这一别具一格的形式，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外宾的称赞。
巴西新闻工作者韦纳尔夫人看到这气势磅礴的硕大图案时，激动得流下眼泪，她说：“这是我一生中从来没见到过的伟大场面，非常敬佩伟大的中国人民的组织能力。”
国庆庆典的国徽图案一直持续到35周年大庆。
国庆35周年大庆时，广场组字除国徽图案不变外，标语内容依当时的形势任务有所不同。国庆35周年大庆时，组了“祖国万岁”“振兴中华”“保卫和平”“中国共产党万岁”四幅标语，几幅大标语轮番出现，突出了庆典的主题，为全场增了光辉，荣高棠看到这几幅大标语，第一个喊了起来：“唉呀！好气派，大手笔啊！”
广场组字是一件复杂费事的工作，组织工作者经过不断地积累，总结经验，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科学的工作经验和方法，从而保证了组织工作的成功。而凡是参加过国庆组字工作的人们，在以后的工作中，都有出色的表现，每每谈起当时情形，无不喜形于色，感到无上光荣和自豪。
原北京市文化局教育处处长青韦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参加过组字活动的青年，对什么叫集体主义，什么叫组织性、纪律性，以及国家的光荣就是自己的光荣等都有很深的体会。这样一种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他们终生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