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领导同志把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告诉了吴晗，并鼓励他多写些这方面的文章。
吴晗与彭德怀既无工作上的关系，又素无私人往来。
一心想树起“京剧革命”这面旗帜的江青，瞄准了反响很好的《海瑞罢官》，磨刀霍霍……
她就提出要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但一直遭到中宣部、文化部的冷落。
王光美点了点头，提着暖水瓶退了出去。
林彪的鼻子涨动了两下，苍白的脸上出现了红晕。
吴晗入狱后，受到惨无人道的迫害。于1969年被迫害致死。
《海瑞罢官》成了导火索
50年代末期，世称大跃进的年代。整个民族好像处于极度的亢奋状态之中。人们“解放思想”，恨不得一夜之间进入他们所简单理解的共产主义。
当时，“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都是流行口号。特别是某些领导干部，也在“热气”中飘飘然起来。为了追求高指标数字――放“卫星”，不惜弄虚作假，惟浮夸是荣。
面对这些怪现象，1959年初，毛泽东在上海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对不敢讲真话、实话的不良思想作风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说：应当提倡魏征精神和海瑞精神。
一次毛泽东在看《生死牌》时，又说，海瑞敢讲真话，要多宣传海瑞的刚直不阿精神，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
事后，一位领导同志把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告诉了吴晗，并鼓励他多写些这方面的文章。
吴晗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市副市长，中共党员，著名历史学家。对《明史》素有研究的他，自然欣然从命。谁知，一个剧本竟使他家破人亡。
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他，很快就写出了《海瑞骂皇帝》一文，用刘勉之的笔名，发表在1959年6月16日《人民日报》上。
同年9月，吴晗又写了《论海瑞》。时值庐山会议闭幕，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吴晗与彭德怀既无工作上的关系，又素无私人往来。写作中，由于知识分子小心谨慎和对政治运动不可测的恐惧心理，为了避嫌，吴晗在《论海瑞》一文的末尾特地加上几段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话，以示与彭德怀“假冒”海瑞划清界限。
《论海瑞》及其后的《海瑞的故事》等文章，很受读者好评。
这些读者中，有北京京剧团的著名演员马连良等人。他们来找吴晗，请他讲海瑞，谈完之后，又进一步想请吴晗把海瑞的事迹搬上京剧舞台。
吴晗愉快地允诺下来。但是写什么，怎样写？破天荒第一遭的事，没个底，写了几次，吴晗自己都予以否定。
正当吴晗踌躇时，马连良又不断托人转告，要他一定写出来。于是，他索性试着写戏，费了不少力气，终于搞出个底稿，交了底稿，吴晗如释重负。
京剧团的朋友们看过之后，提了一些宝贵的意见，鼓励他重写。几易其稿，写成了剧本《海瑞》。
事后，吴晗说：“我不懂戏，也不大看戏。特别是国粹京戏，虽然住在北京多年，在大学学习的时候，却一次也没有看过。可以说，自己对京戏是个道地的门外汉，但外行和内行的界线是可以打破的。只要敢，总可以多少做一点事，当然，成绩的大小以至成功或失败，那是另一回事。”
这位历史学家终于“破门而出”，一脚踏进戏剧界的门槛。
《海瑞罢官》原稿名《海瑞》。在创作时，吴晗想取海瑞生平的一个片段，为了避免与以往海瑞戏有重复，就选定了海瑞54岁那年，任应天巡抚7个月中除霸退田的故事。剧本从创作到第7稿完成，花去了近一年的时间。
情节在不断修改中有不断变化。
如第二稿，许多人认为有历史事实，但没有戏味，缺少高潮，阶级矛盾不尖锐。至第四稿，剧本主题为海瑞勒令强夺民田的豪强“退田”，招致反对，罢官回家。有人认为海瑞这种“退田”做法只能暂时缓解民间疾苦，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是改良主义，没有现实意义。
于是第五稿改为以除霸为题，把“退田”作为陪衬，以示革命性。
剧本的结尾原也是按照历史事实，让海瑞罢官后，再复官，重新穿上大红袍。有人认为这也是俗套，似乎不够革命。最后改为海瑞处死恶霸头目徐阶之后，举印离任。
从这个剧本主题确定过程中可以看见，这里没有丝毫企图影射现实的影子。
这个稿本定稿后，吴晗将其送到好友、植物学家蔡希陶手里，他仔细地阅读后，认为剧本只是写海瑞一生中的一件事，剧名叫《海瑞》不够贴切，于是大笔一挥，在封面上“海瑞”旁边又添上了“罢官”两字。
《海瑞罢官》上演后反应很好。
廖沫沙以繁星笔名发表致吴晗的公开信，他欢迎吴晗“破门而出”。并提出一个理论问题请教吴晗：历史真实与戏剧真实之间的关系如何？另一历史学家侯外庐，也以常谈为笔名，发表自己的历史剧观。
历史学家动手写戏，且反响强烈，很快引起了史学界、文艺界的注意。新闻媒体很快展开了关于历史剧问题的讨论，也引起了清宫问题的热烈争鸣，学术领域顿时热闹起来。
吴晗感到欣慰的同时，也异常地谦虚。他把自己的剧本比作一块砖石，说可以抛砖引玉，一石激起千层浪。当然这种想法仅就学术而言。
与此同时，吴晗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心想树起“京剧革命”这面旗帜的江青，瞄准了反响很好的《海瑞罢官》，磨刀霍霍……
一场暗中有组织、有计划地准备在《海瑞罢官》上打开缺口的阴谋开始了。
这个阴谋，要从1965年2月，江青的上海之行说起。
从1962年起，长期称病赋闲在家的江青，不甘于寂寞，开始出面过问文化艺术方面的工作。她一出马就“不同凡响”，一口咬定舞台、银幕上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但她很快就感到，要实现自己的“抱负”，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阻力很大”。
因此，她把目光投向了上海。
在此之前，她就提出要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但一直遭到中宣部、文化部的冷落。她又私下先后在北京找了两位笔杆子去写，也被婉言拒绝。
到上海后，她找到了上海市委副书记张春桥，把自己的心事告诉了他。没多久，张春桥便为江青物色到了一位“高人”，此人就是号称“棍子”的“理论界新星”姚文元。
江青是怎样结识上张春桥？而张春桥为何又物色上姚文元的呢？
这要从1963年的上海元旦联欢会说起：
这天，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柯庆施出席了联欢会，并发表了讲话。他根据当时的形势说：
“最近看了话剧《第二个春天》、电影《李双双》，还听人说过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这些戏写的都是解放以后十三年来的现代生活，这很好，很值得提倡。”
说到这，柯庆施又加以发挥道：
“解放十三年来的巨大变化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丰富的生活里，文艺工作者应该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反映伟大时代的作品。”
本来，这样一段话，也没有什么大错。但是，他继续发挥，那就走向了“左”的极端：
“今后在创作上，作为领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我们要大力提倡写十三年――大写十三年！”
柯庆施的“大写十三年”，一下子把历史题材以至革命历史题材，全部一刀砍光。
柯庆施的讲话，引起了江青的注意。
江青虽然住在中南海，却常常不声不响地往上海跑。她来来去去，行踪惟有上海市交际处、上海铁路局公安处和上海锦江饭店保卫处知道。
这年二月下旬，江青又一次来到上海。她把柯庆施请到了锦江饭店。
柯庆施来时，带来了张春桥。尽管在此以前张春桥对江青并不陌生，但这一次会面，对于张春桥来说，是历史性的。因为从此以后，江青的印象中，有了张春桥。
至于张春桥为何物色上姚文元写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里面也大有来头。
姚文元于1931年出生在上海。1948年在上海沪新中学高中理科二年级甲班读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解放后，姚文元担任上海庐湾区团委宣传部干事，住在机关集体宿舍里。无巧不成书，庐湾区团委的集体宿舍，距张春桥的家，仅相距不过几十米。
受家庭影响，姚文元自小就做着作家梦。咫尺之内，住着当时堂堂的《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张春桥，姚文元便去拜访。
一来二往，“左”得可爱的姚文元，很快便被张春桥看上了。
1955年，“反胡风”运动开展之后，从这年5月7日起，《解放日报》在短短十天之内，连发姚文元4篇批判胡风的文章，使姚文元成了“反胡风英雄”。
1957年夏天，当张春桥从柯庆施那里得悉要“反击右派”时，即将这一消息转告给了姚文元。姚文元急急赶写了《录以备考》一文，发表于这年6月10日的《文汇报》。
当时天天在注意着《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的毛泽东，看到姚文元的《录以备考》，非常赞赏，嘱令《人民日报》于6月14日在头版转载，还配发了《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的社论。于是，《录以备考》成了姚文元的“成名作”。
年纪比张春桥小14岁，由张春桥扶植起来的“文艺新秀”姚文元，反而比张春桥更早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1958年7月1日，当《解放》半月刊在上海创刊，经张春桥提议，柯庆施点名，姚文元调入这家中共上海市委理论刊物，担任编辑部的文教组组长。
当《解放》半月刊停刊之后，张春桥便又安排姚文元到《解放日报》担任编委兼文艺部主任。至此，姚文元更加起劲地挥舞着棍子，四处点火，一时间，威震中国文坛。
而张春桥也步步高升。由《解放日报》总编辑，升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市委候补书记。到了1965年，又荣升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成为上海举足轻重的人物。
姚文元对张春桥言听计从。张春桥要写什么批判文章，往往动动口，而姚文元则要动笔。点子，张春桥出；文章，姚文元写。
两人成了“密切合作”的伙伴。
姚文元受命于江青和张春桥之后，便开始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精心炮制批判《海瑞罢官》的“雄文”。
从那以后，原本文章不断见报的姚文元，忽然变得沉寂起来，难得在报上露上一面。
姚文元的“文友”，政治神经异常敏感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做出点口风也不漏。徐景贤越加确信自己的判断了。了判断：“姚文元一定在写大文章！”他特地去看望姚文元，旁敲侧击了一阵子，姚文元连一点口风也不漏。徐景贤越加确信自己的判断了。
姚文元在写作中，也遇到了麻烦。这就是，他对明史一无所知。不懂，又怎么写批判《海瑞罢官》的“雄文”呢？
于是，他只好偷偷找人来提供明史和海瑞的有关资料。
在修改过程中，张春桥又帮大忙了！他特意找了几个心腹“笔杆子”参加讨论。当有人提出，文章第四部分将《海瑞罢官》中“退田”等问题与现实政治斗争联系起来的说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些？张春桥和姚文元都莫测高深地不置一辞。
1965年11月10日，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
姚文元的洋洋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上发表了。
这，不仅是姚文元一生中的“里程碑”，也是张春桥一生中的大事，而且成了江、张、姚结帮的契机。
当人们莫名其妙或漫不经心地翻阅着手中带有油墨味的《文汇报》时，谁也不曾想到，这场拉开帷幕的“历史剧”大批判，竟是一场把偌大中国搅得沸沸扬扬、使整个世界为之震惊，而且使华夏大地几乎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留下了深刻创伤的政治动乱的前奏。
有关此文的写作经过，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有详述，现摘录如下：
……
1962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判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判。我还要批判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
同志们如果知道这些，会气愤的吧。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们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啊！我们组织的文章去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刊登……
江青的讲话，是挂着毛泽东的牌子，干自己想干的事。由此可见，她只有仗着毛泽东的崇高声望，才能击败任何对手。
江青、张春桥“钓鱼有术”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之后，江青和张春桥对上海和北京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政策。
在上海。
虽说张春桥曾是《解放日报》的“老板”，姚文元又是那儿的文艺部主任，但深谋远虑的张春桥却选择了《文汇报》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用张春桥自己的话来说：“《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出面不方便。《文汇报》是一张民间色彩的报纸，便于‘开展讨论’……”
怎么讨论？这里面又大有“文章”。
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叫做“引蛇出洞”、“围城打援”、“围而不歼”，然后“聚而歼之”。其目的是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展开一场空前的“横扫”、“围歼”。
在姚文发表的最初20多天里，除北京、湖南外，全国各种新闻媒体或纷纷转载，或大造舆论，声势不可谓不大，但是大煞风景的却是应者寥寥。人们对文艺界中声色俱厉，上纲上线的过火批判早已习以为常，对此未予重视。
结果，在这20多天里，《文汇报》仅收到3篇有关《海》剧的稿件，其中一篇还是对姚文元的尖锐反驳。
这样冷冷清清的局面，与最初的想法差距太大，这怎么了得！为此，从11月上旬到12月上旬，张春桥下令，在《文汇报》上开辟讨论《海剧》的专版。专版上除发表了一些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外，还重新发表了《海瑞罢官》的剧本及吴晗的一些旧作。
张春桥亲自为专版写了两个《编者按》，并告知有关人员，一定要连续登载6天。
在两个《编者按》中，张春桥掏空心思，大谈贯彻“双百方针”，提出要“通过辩论，把《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它提出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弄清楚”，使社会主义文化“百家争鸣”、“繁荣昌盛”等等。
张春桥依然放心不下。
12月10日，他又找到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命令他亲自出面，召开一个有关《海瑞罢官》的座谈会。会前，张春桥对杨永直说：
“我们现在要‘放’，如果别人不敢提相反意见，你可以先表表态，就说姚文元的文章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不正确的……你带头一讲，别人就敢讲了。”
张春桥的这一段话，是多么的“含蓄”，多么的“藏而不露”啊！然而，收效甚微。近几年来，文艺界、知识界的风风雨雨，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学者、专家们知其来者不善，采取了虚与应付的态度，很少有人认真对待。
“蛇”未出“洞”，“鱼”未“上钩”，怎么办？张春桥在镜片后的眼睛又眨动了……
12月31日，他又指令《文汇报》出面召开上海史学界、文艺界部分人士座谈《海瑞罢官》。会前宣布，此次讨论是内部讨论，不登报、不发表、畅所欲言。会上，周谷城、周予同等纷纷发言，不同意姚文元批《海》剧中的上纲上线的提法。
当会议结束时，主持人突然宣布，把讨论记录整理成文，公开发表。学者们大哗，连连惊呼“上当”。
看到会议纪录，一贯表情严肃的张春桥微微一笑：“蛇出洞了。”
这些还不够。张春桥、姚文元又指示《文汇报》驻北京记者，在京沪两地通过专访、开座谈会等方式，收集知识分子的反映。收集来的情况，立即被刊登在《文汇报》的内参《文汇情况》上。
为了防止人多嘴杂，张春桥又下令缩小《文汇情况》这个小刊物的发行范围，控制发行数量。令人感到迷惑不解的是，这份小刊物连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都不在分发之列。
按照张春桥的要求，《文汇报》又另辟了一个保密的排字、印刷车间，人员都要经过严格审查。一个偶然的机会，周恩来看到了载有《海》剧讨论的《文汇情况》。张春桥十分惊慌，立即下令《文汇情况》不再保密，不再登载讨论情况；改出不编号的《记者简报》，专门反映讨论情况。刊头上印有“绝密”二字，每期限印12份，由张春桥亲自分发。
其实，这些材料主要是送给北京的江青，并由她转送给毛泽东。
这两份刊物成为1965年底到1966年上半年，毛泽东了解、判断知识分子和学术界动态的一个重要依据和渠道。
“文革”中，张春桥曾很自豪地说，毛泽东非常爱看这些材料，每天都要。
上海如此“轰轰烈烈”，北京方面又如何呢？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中宣部、北京市委都因事出意外，感到十分震惊。
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负责宣传、文化、教育工作的邓拓，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以及《北京日报》总编辑范瑾等开会研究“转载”问题。当时决定，先向《文汇报》了解情况，如果姚文元的文章是毛泽东定的，《北京日报》就登，否则就不登。不久，《文汇报》的回话来了，说江青、张春桥下令，暂时向北京、中央保密。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的“喉舌”――《人民日报》社理论部负责人也打电话向上海市方面询问，也是杳无音讯。
怎么办？邓拓立即决定请示正在外地开会的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
彭真匆匆忙忙返京后，立即着手处理“转载”的问题。
彭真一到北京后，就对秘书说，给我准备一份11月10日的《文汇报》，马上送到我的办公室。
彭真来到办公室，秘书早已把11月10日这天的《文汇报》放在他的写字台上。他急切地拿起报纸，《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行大字标题，像炸弹般地跳入他的眼帘。
他几乎是一口气看完了这篇“雄文”。
倏地，彭真站起身来，猛地一拍桌子，墨水瓶震翻了，黑色的墨水立即把报纸染成一片。他擦都不擦，猛地又推开窗户，气愤地说道：
“简直是胡说八道！纯粹的学阀腔调！”
“不行，通知北京各报，一律不准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他又拿起电话，对有关部门指示道：
“凡是有点名批判的消息和报道，要向市委请示，拿出点党性来！”
的确，本来姚文元的文章未经中央主管部门的批准，就点了一位知名学者、北京市委负责人的名，并把问题说得耸人听闻。而身为北京市的一把手，又兼“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的彭真，事先竟毫无所知，怎能不气愤呢？
彭真的这一决定，很快就被江青知道了。她也异常气愤，便把这一消息，又告诉了毛泽东。
她添枝加叶地说：“北京封锁姚文，扣压左派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这是有组织、有预谋、有步骤的阴谋。”
毛泽东听后生气地说：“我就不相信北京成了他们的天下，他们想搞独立王国，好吧，我们较量一下嘛！”
毛泽东大手一挥，下令上海立即将姚文元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并由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因为此事，毛泽东对北京市委、中宣部的不满迅速加深。
到11月29日，《北京日报》不得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之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几家中央日报又停了几天，才先后转载。
根据周恩来、彭真的意见，姚文元的文章放在学术栏上发表，题目加上周恩来亲自审定的编者按，竭力把这场“火药味”很浓的斗争，局限在学术范围。
“转载”风波过去了，但是从这时起，在批判《海瑞罢官》的运动中，出现了两个领导中心。一个是以彭真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中宣部，这里面的人员有陆定一、周扬等；另一个是以江青、张春桥为首的“上海帮”。
刘少奇说：以势压人，我不赞成
就在围绕“转载”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候，中南海的“福禄居”庭院里，还有一个人正聚精会神地读那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他一会儿站起来，思索着；一会又坐下去，眉间紧锁。
他，就是刘少奇。
刘少奇所住的“福禄居”，是清代同治皇帝居住的地方。这里离毛泽东的住处不远。
“请找一本《海瑞罢官》原文来。”刘少奇对走进来的秘书说。
秘书找来一本1961年11月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海瑞罢官》。刘少奇认真、仔细地阅读着。
他房间里书墨味甚浓，古典的，现代的，各种各样的书应有尽有，写字台的旁边是一张宽大沙发，窗户上挂着绛色的绒窗帘。正当他陷入沉思的时候，他的妻子王光美提着水瓶进来了。
王光美给他的杯子里加满水，趁着他喝水的工夫，轻声说：
“彭真同志刚才打了电话，我接了。他想征求一下你对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意见。”
“你怎么回答他的？”他突然睁开眼，望着王光美。
“我说，少奇同志可能还没有看到这篇文章。再说，他对吴晗也不大熟悉，很难发表什么意见。”看了刘少奇一眼，王光美又补充道：
“你看我这样回答，行吗？”
刘少奇站了起来，缓缓踱着步，好像是在回答王光美的话，又好像是自言自语：“现在只能这样回答。《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是毛主席支持的，所以讲话要格外慎重！”
他顿了一下，又说：“从我心里讲，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不好，缺乏一定的事实依据，以势压人，我不赞成这样做。这是一场笔墨官司，我们都要谨慎为好。”
“那要不要给彭真回个话？”王光美看着丈夫的表情问。
“我看还是不要了。北京市委有什么意见，让他们按正常的组织程序办吧！我们不要乱插手。有些事，恩来、小平他们会处理的。”
王光美点了点头，提着暖水瓶退了出去。
刘少奇深深吸了一口气，走到电话机旁，看了看这部红色的电话，又走到门口，把房门关紧了些。他拨了一串号码，说：
“请给我接主席办公室，我要同主席讲话。”
大约过了几分钟，电话通了，讲话的不是毛泽东，而是江青。只听江青说：
“主席已经休息了，你有什么话请讲，我代转告主席。”
刘少奇犹豫了一下，“等主席醒后，你告诉他一声，就说我给他来过电话。”说完，轻轻地放下电话。
刘少奇闭着眼睛坐到沙发上，摇了摇头，过了好大一会儿，才说：“我心里闷得慌，光美，我要休息了。”
又跳出几个“杀手”
姚文元文章发表后的第4天，即11月13日，毛泽东的专车驶离北京。他先到山东，又去安徽、江苏，于11月19日抵达上海。毛泽东一路视察，一路提醒人们警惕修正主义。
12月21日，杭州。
毛泽东兴致颇高地在此召见了陈伯达、胡绳、关锋、田家英等人，并作了长谈。
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了戚本禹在此之前，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其标题是《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文中影射地批判了吴晗等人。毛泽东的谈话内容是：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篇，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的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40天的娘，我骂你们20天的娘还不行！人就是要骂娘的。
毛泽东大加赞赏的戚本禹又是何人呢？
戚本禹原来平常的很，只是两年前，他写了一篇《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断定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是叛徒，引起了学术界和史学界的反响。正当人们纷纷批驳他的时候，毛泽东却在他的文章上指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这样，戚本禹的身价一下子抬高了。
这次，当戚本禹又听到毛泽东的赞语时，激动得热泪盈眶，立即加入了批《海瑞罢官》的行列。不久，他又赶写出了另一篇“檄文”，《〈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此“檄文”跟姚文元的“雄文”形成了南呼北应之势。
这样，北京也有了“杀人”的“笔杆子”。
与戚本禹几乎同时，另一位以笔当“刀”的人物也赶写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一文。他就是关锋。
关锋1919年生，19岁时就当上了中共乐陵县委书记。爱写杂文。1956年，他到北京进入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来到了陈伯达、康生身边。《红旗》创刊后，他的文章经常映入毛泽东的眼帘，颇受毛泽东的好评。
戚本禹和关锋的文章，送到中宣部时，却遇到了麻烦。
经过是这样的：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根据中央有关精神，在北京召开三报三刊会议，即《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新建设》。会上，他根据彭真指示，指出有关三报三刊学术批判的稿件，要审查。尤其是一些批《海瑞罢官》的文章。
这么一来，戚本禹、关锋两篇“攻要害”的文章，理所当然被压下去了。
戚、关所谓“攻要害”，就是把《海瑞罢官》跟彭德怀联系起来，说“海瑞就是彭德怀”。戚、关见“大作”被压，便越过许立群，直接把文章的清样送至彭真处。然而，彭真的秘书给他们的回答是：“彭真同志工作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
戚、关碰了一鼻子灰，只好作罢。直到几个月后，彭真受到批判，他们的“大作”才同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
戚、关的“攻要害”的文章发表后，上海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长长地出了一口“恶气”，而中宣部、北京市委的压力骤然增大了。
1966年，风云突变的前夜。
3月28日，从北京飞来的一架飞机降落在上海西郊虹桥机场。从飞机上走下一人，他戴着一副紫色边框眼镜，留着小胡子，头发已经花白，额头上有着深深的皱纹。他就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对外联络的康生。
康生此行，是为了向再次来到上海的毛泽东，汇报最近中日两党代表在北京会议的情况。
“主席，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再三坚持，不愿在两党联合公报里点名批判苏共。”康生向毛泽东汇报。
“少奇同志的意见呢？他在出国以前，是怎么处理的？”毛泽东抽着烟，问道。
毛泽东离京后，由国家主席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两天以前，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前往巴基斯坦访问去了。
“少奇同志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认为应该尊重宫本显治的意见。”康生答道。“那就不必发联合公报了吧。”毛泽东的脸上，出现了不愉快的神色。
康生迅速记下毛泽东的话，连声说：“好，遵照主席的指示办。”
至此，康生此行的任务已经完成。然而，康生却不罢休，他开始“捣鬼”了。
他压低声音说：“主席，还有一点情况，要向您汇报。”看着康生神秘的表情，毛泽东便问：“什么事？”
“是这样的。”康生把身子往前倾，低低地说：“3月11日，彭真同志让许立群打电话给杨永直（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问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哪里去了？”
康生，这位“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成员，此刻却在背地里向毛泽东告组长彭真的状。
毛泽东听完康生的话，猛吸一口烟，久久不发一言。康生凭借着多年与毛泽东打交道的经验，知道自己的“鬼”捣成了――倘若毛泽东听不进去的话，会立即予以反驳的……
果然，毛泽东捻灭了烟头，说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如果再包庇坏人，北京市委就要解散。彭真还要向上海市委赔礼道歉。”
康生满意地飞回了北京。
4月9日至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京开会，康生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在上海发布的“最高指示”。书记处还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向全党下达一个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要从江青等人2月2日在上海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说起。
江青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以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人谈谈为名。先是整理出了一份《汇报提纲》。由于太简单、太粗糙，不能令人满意，又请了陈伯达、张春桥帮助修改。两位“大秀才”为江青捉刀，前前后后改了8稿，内容从最初的3000多字增至10000字。改好后，江青又把《纪要》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颇为重视，亲自作了11处改动。内中最为重要的改动是在原文“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一句之后，毛泽东加上一句：“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
毛泽东“觉得可以了”，《纪要》也就可以定稿了。这时又送到林彪手上，于是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分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不久《纪要》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
就在上海“座谈会”写出《纪要》的同时，北京也写出了《二月提纲》。《二月提纲》始于2月2日的北京五人会议上。
北京五人，便是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个小组，是1964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成立的，负责指导当时正在开展的学术批判。这五人是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
五人小组写出了《五人小组汇报提纲》（亦即《二月提纲》）。
《二月提纲》和《纪要》是针锋相对的。主要是针对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一文引起的思想界的混乱而提出的一系列政策性的意见。
大致内容是说：要坚持实事求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在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等等。
2月5日，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了《二月提纲》。
2月8日，彭真、陆定一等人专程到武汉，向已到那里的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询问了一些问题，没有说不同意发表。
2月20日，《二月提纲》也作为中央文件印发全党。
到了这年3月份，发生了前文提到的康生告密的“电话事件”。这样，“帽子”便压来了。
最初是张春桥的“高见”，他说：“‘电话事件’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的，《二月提纲》的矛头是指向姚文元的，也就是指向毛主席的……”
张春桥一上纲上线，江青又火上加油――迅速向毛泽东告密。事情复杂了。
这时的康生，也见风使舵了。他反戈一击，说他是反对《二月提纲》的，开始攻彭真，批《二月提纲》。
本来够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了。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又发表重要谈话了。
他严厉地批评了中共北京市委和中宣部，说他们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说“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
又说，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北京市委。中共中央宣传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还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批彭真），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写作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毛泽东的这些话，批判了《二月提纲》，使彭真、陆定一等人下台已成定局。
到了4月中旬，康生又开始活动了。他从北京打电话给在陕西的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告诉他，主席令你赶紧回京，主持政治局会议，下达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
通知怎么起草呢？康生想到了另一位“笔杆子”――当时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
王力，江苏淮安人，1923年生。当时不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还兼《红旗》杂志编委。他参与了许多党、政、军重要文件，文章的起草。人称“文革”理论家。
王力接受任务后，开始起草。他起草的通知只有一句话，内容是：
中共中央通知，1966年2月12日中央批转的《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
通知草稿急送毛泽东。毛泽东看毕，不高兴，觉得内容太简单了。他以领袖的高度说道：“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当是理论性的。”
毛泽东这句话的意思是，通知不只是告知全党撤销《二月提纲》，而是应当在通知中从理论的角度批判《二月提纲》。
毛泽东指定由陈伯达另外起草一个通知。
陈伯达觉得独力难以承担重任，要求同王力一起写。于是，陈伯达主稿，王力协助。
两人绞尽脑汁，几度易稿，修改后的《通知》，再送正在杭州的毛泽东。
毛泽东读后，仍不满意，以为太简单。于是，经毛泽东提议，成立了“中央文件起草小组”。组长为陈伯达，成员有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10人。
这时，风头正盛的姚文元，虽然写了批判《海瑞罢官》的“雄文”，但由于未跨入中央，所以成员中没有他的份。
起草小组每完成一稿，都要由张春桥送给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亲自修改。改毕，再派人送给张春桥，张春桥简直就像“秘书长”。
4月24日，在杭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基本通过了《通知》草稿。5月4日，又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通知》进一步讨论。此次会议由不久前从国外访问归来的刘少奇主持。毛泽东没有出席，他仍在杭州。
会上，彭真、陆定一成了攻击的主要目标，加上已经遭到批判的罗瑞卿，还有为“窃听器事件”蒙冤的杨尚昆。他们成了所谓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遭到挞伐。
在一片“讨伐”声中，终于到了1966年5月16日。
这天，这个“中央文件起草小组”起草的通知，就是著名的《五？一六通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发往全党，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如今，人们常说的“十年浩劫”，具体地说，是从这一天算起，到1976年10月6日止。《五？一六通知》下达后，彭真被停职，3个月后，被撤职。
5月17日夜，邓拓自杀。
5月23日，田家英自杀。
5月25日，聂元梓贴出全国第一张大字报，至此，“文革”在中华大地开始了。
“中央文革”：一个怪胎
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和党章上，“中央文革”――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新概念。就这么个从未见过的组织，却在“文革”中，权力无限地膨胀起来。
对于这个“新生事物”，毛泽东却十分赞赏，他曾说过这样的话：古之民，不歌尧之子丹朱（丹朱不肖）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书记处而歌中央文革。
那么，是什么使这个组织，在非常时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显山露水的呢？
前文讲过，在“中央文革”之前，曾有过一个正儿八经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个五人小组，是在1964年期间，在起草“九评”的过程中酝酿而成的。
所谓“九评”，就是中苏关系紧张后，中共中央根据当时形势，命人写了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
“一评”发表于1963年9月6日，标题为《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之后，又连续发表了“二评”，“三评”……直到1964年7月14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九评”。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指示，后又经中共中央讨论，决定成立“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人员为：
组长 彭真
副组长陆定一
组员 康生 周扬 吴冷西
当时彭真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陆定一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兼文化部部长；康生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扬是中宣部副部长；而吴冷西则为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
到了1965年年底之后，情况变了。
随着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组长彭真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了。他和其他成员一道，制定了前文中提到的《二月提纲》。而《二月提纲》又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
于是，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撤销“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
这个小组就是“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是以前文中提到的“中央文件起草小组”为基础的，所不同的是，人员又增加了“新星”姚文元等人。
这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正式宣布“中央文革”成立。之后，又补发了通知，宣布“中央文革”组成如下：
组长 陈伯达
顾问 陶铸 康生
副组长江 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 谢镗忠尹 达王 力关 锋戚本禹穆 欣姚文元
不久，又增加了4名组员：代表华北局的郭影秋；代表东北局的郑季翘；代表西北局的杨植霖；代表西南局的刘文珍。这样，“中央文革”共由18人组成。
按照《五？一六通知》的规定，“中央文革”原本只是“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个“小组”，也就是如今的“秘书班子”。可是，却在1967年1月，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
在“文革”开始时，中共中央书记处的阵营如下：
书记为：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李雪峰、李富春、李先念、陆定一、康生、罗瑞卿；候补书记为：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
随着1966年5月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相继退出中央书记处。在这种情况下，又调陶铸担任书记处常务书记，调叶剑英担任书记处书记。
到1967年1月，陶铸也被打倒，中共中央书记处基本陷于瘫痪状态。“中央文革”便取而代之了。
这样，“中央文革”的阵营又改变了。
组长 陈伯达
顾问 康生
副组长江 青张春桥
组员 王力 关锋 戚本禹姚文元
在“文革”初期，中共中央文件大都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署名下达的。然而，在1967年后，又增加“中央文革小组”这么个署名。
如1967年1月，上海爆发了所谓“一月风暴”，当时给造反派的贺电上，署名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此时的“文革小组”，俨然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了。
1967年2月，发生了所谓“二月逆流”，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等7位政治局委员遭到了批判，中共中央政治局也陷于瘫痪。于是，“中央文革”又进一步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随着“文革”浪涛的不断冲洗，“中央文革”成员也不断被“刷”掉。到了1967年8月，王力、关锋被捕。之后，戚本禹又入狱，而组长陈伯达又常称“生病”。于是，“中央文革”几乎成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天下。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后（即1968年10月以后），“中央文革”扩大成为“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个碰头会，除了“中央文革”5位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外，又增加了周恩来、谢富治、黄永胜、叶群等12人。
这个“中央文革碰头会”，实际上主持着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中央文革”的权力不断膨胀，一时间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代名词。凡是对“中央文革”稍有不满的，便可定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为现行反革命，要依法惩办，等等”。
这里，我们不妨列出当年署有“中央文革”名称的一些文件。从中，便可知他们的权力有多大：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做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1967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正式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的规定》；
1967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
1967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
1967年12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
1967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还有许许多多中央文件，都以“中央文革”署名的方式下发。
到了1969年4月28日下午举行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中央文革”的5位成员――陈伯达、康生、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全部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中央文革”也就随之收场了。
“中央文革”是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进入政治局的阶梯。此后，下达的文件均以“中共中央”名义，再也不见那不伦不类的所谓“中央文革”了。
但，“文化大革命”却仍在进行中。
副市长被残害，家破人亡
北长街，吴晗的家。
这是一座由青砖砌成的四合院。幽静、典雅，院内种植着各种各样的花木，冬天一到，大多数花木已落叶了，只有冬青依然碧绿如春。
吴晗一家四口人，大孩子是个女儿，叫吴小彦，刚刚12岁，在小学上五年级。小孩子是个男孩，叫吴彰，7岁多些，在小学上一年级。他的妻子袁震，也是位研究明史的历史学者。因身患多种疾病，一直在家休息，偶尔协助吴晗研究明史。
她最先从1965年11月10日的《文汇报》上，看到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立即气得手脚哆嗦起来。天哪！这哪里是学术批判，分明是政治定罪！抽出哪一条，也足够把人枪毙！
她几乎是吼叫起来：“小彦！小彦！快给你爸爸打电话，叫他回来！”
吴小彦还没有拨电话号码，就见爸爸回来了，脸色阴沉沉的，身后还跟着邓拓。
袁震一见丈夫，稍微镇定了一下情绪，勉强地笑笑，但泪花还是在眼睛里打着转。她走到邓拓面前。
“邓书记，你看到姚文元的文章了吗？好厉害的批评家！这些没有根据恶语中伤的文章，你们是怎么允许它发表的？”
邓拓急促地点点头，安慰她说：“不要急，是非曲直自有公论。学术界的问题，放一放也好嘛。比如1957年1月我们反右派那阵。”
吴晗苦笑一声，摘下头上的鸭舌帽，扶正眼镜坐下来，说：“老兄，你别反右了，肯定人家早把我们当成右派喽！”
“哪可怎么办？你们快给彭真打电话，让他说话呀！”袁震急不可待地站起来，要打电话。
“别！”吴晗拦住了她。
“我们现在这些情况，他都知道，放心好了，他会采取措施的。”
正在说话，门铃响了，走进来一个人。
来人是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
廖沫沙一看邓拓也在，就戏谑开了：
“嗬！我们‘三家村’真是凑齐了，难得这么一次团圆哪！现在上海滩经常闹鬼，你们是不是有些怕？我可见得多了，我不算钟馗，也算阎罗吧，所以是第一个不怕鬼的好汉！”
屋子里又出现了生气。
邓拓一本正经地说：“老廖，你说这事该怎么办？这篇文章的背后可是要有风险呢。”“不就是江青嘛。我刚从彭真那里来，他正和少奇小平等人联系，看来问题不大。吴晗老兄不要成惊弓之鸟嘛。”
吴晗挺起腰杆，说：“我不害怕，而是姚文元的文章太不讲理啦。如果真要是讨论对海瑞的评价，我可以奉陪，写文章参加争鸣。但他是扣政治帽子，我只能保持沉默，以示抗议。”
“我看还是看一看，听听中央有什么反应！”邓拓双目微闭沉思着说。
屋里又沉默下来。袁震觉得一种沉重恐惧的压力，正在悄悄地袭来……
然而，他们想错了，事情并非那么简单，而是越来越复杂了。
吴晗闭门谢客，呆在家里，忐忑不安地翻阅着各种报刊上转载姚文元文章时的编者按语。他想从这里嗅到点气氛。
当他翻到《解放日报》时，一行醒目的字映入他的眼帘：“《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必须进行批判。”
吴晗眼睛一热，两滴浑浊的热泪夺眶而出。国民党黑暗统治时期，自己追求进步，跟着共产党，从没有落后过，难道今天……他倔强地摘下眼镜，掏出手帕擦掉泪痕。
政治形势越来越险恶。
在姚文元的文章抛出一个多月后，吴晗迫于形势，被迫发表了一个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但这还不够，批吴晗的斗争在“升级”。
1966年3月，北京市委要求吴晗下乡搞社教运动，化名李明光。吴晗下乡后，社会上批判他的声势却越来越大，上纲上线。
不到一个月，他又被调回北京，在民盟接受批判。
尔后，北京各大专院校里运动兴起，吴晗被各院校、单位揪来斗去。
1968年3月，公安部长谢富治先是以“叛徒”罪名，下令将吴晗逮捕审查，后又由“叛徒”变成“特务”而锒铛入狱。
吴晗入狱后，受到惨无人道的迫害。于1969年被迫害致死。这里，我们不妨介绍一下吴晗的生平：
吴晗一生，追求进步，向往光明。在解放前的漫长岁月里，他长期从事高等教育工作，曾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任教，是著名的进步教授。
全国解放后，吴晗担任了北京市副市长。十几年来，他对北京的文化教育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还在改变北京首都的环境卫生面貌方面、发掘整理和保护文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繁忙工作之余，他从没间断过致力几十年的历史研究工作，特别是明史。他写的《朱元璋传》曾得到毛泽东的好评。他还先后出版了《历史的镜子》、《史事与人物》、《灯下集》等多种著作。
就这样一位学者、共产党员，没有想到会为一篇《海瑞罢官》而被迫害致死。吴晗被残害，他的家庭也受到株连而家破人亡。
自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吴晗家往日的宁静就被打破了。深夜，一家四口常常被猛烈的砸门声惊醒。
吴晗被抓去游斗。正在上学的儿子吴彰被孩子们用石子砖头追打着，高声叫骂“小狗崽子！”吓得他和姐姐小彦躲在家里再也不敢上学了。
袁震起先在吴晗每次挨打后，还给他包伤喂药，后来，她也被当做“反革命家属”关进了劳改队。
袁震长期被关在劳改队潮湿的小浴室里，全身瘫痪了。13岁的吴小彦每天要骑车30多里去料理妈妈的病。直到1969年3月17日，才允许袁震从劳改农场里出来，到外面看病。
袁震回到家里的头一夜，突然呼吸急促，孩子们被妈妈的喘声惊醒，慌忙中把她送到医院，然而太晚了。
3月18日清晨，医生通告他们说，妈妈已经死了。
又是一个凄惨的秋天，1969年10月11日，忽然有人来敲吴家的门。来人说是接两孩子去看他们的爸爸。
姐弟俩怀着兴奋而又惶惑的心情，被领进一座医院的监护病房。一个专案组的人员对他们说：“你爸爸今天早上死了，他临死前提出过想要见他们，可我们不知你们的住址。”
吴小彦和吴彰先是惊呆了，接着大哭起来。这情景，使在场的医生都心酸落泪。
从此，两个无父无母的孩子，开始了更加艰难的日子。
（摘自《红船交响曲》）
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
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离开武汉，回到了北京，开始直接指挥“文化大革命”运动。毛泽东回京后，听取了各方面的汇报，给他的一个总的印象是，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中央工作，对“文化大革命”运动采取的种种限制，总是与他的意图相反，毛泽东对此是不能容忍的。
7月25日，毛泽东召见了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并发表了讲话。他说：今天各大区的书记和文革小组的成员都到了，会议的任务是，商量如何搞好文件，主要是改变派工作组的方法。由学校革命师生组成文化革命小组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学校的事只有他们懂得，工作组不懂。有些工作组搞了些乱子，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无非是斗和改，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翦伯赞写了那么多书，你还没有读，怎么斗怎么改？学校的事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要依靠学校内部的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我也不行，你也不行，省委也不行。要斗要改都得靠本校本单位，不能靠工作组。工作组能否改成为联络员，改为顾问，权力太大，或者叫观察员。工作组阻碍革命，也有不阻碍革命的。
工作组阻碍革命势必变成反革命。
毛泽东的这段讲话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央派工作组到学校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做法。他认为工作组起了压制群众的作用，阻碍“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他又说：西安交大的工作组不让人家打电话，不让人家打电报，也不让人家派人到中央，为什么怕人到中央，让他们来包围国务院，文件要写上，可以打电话、打电报，也可以派人，那样怕行吗？所以，西安、南京的报馆被围三天，吓得魂不附体，就那么怕？你们这些人呀，你不革命就革到自己头上来了。有些地方不准围报馆，不准围省委，不准到国务院，为什么这么怕？到了国务院接待的人又是无名小将，说不清问题，为什么这样？你们不出面，我就出面，说来说去，怕字当头，怕反革命，怕动刀枪，哪有那么多反革命？
毛泽东的这段讲话是批评工作组，也批评大区一级书记，也批评各省省委的干部。批评他们在群众运动面前，怕字当头，不敢领导运动。批评之后，当然要表扬一些人，这是毛泽东一贯的工作方法。他说：这几天康生、陈伯达、江青都下去了，到学校看大字报，没有感性知识怎么行？都不下去，天天忙于日常事务，停了日常事务也要下去，取得感性知识。南京做得好，没有阻挡学生到中央，开会期间，到会的同志要去北大、广播学院去看大字报，要到出问题最多的地方去看一看。你们看大字报时，就说是来学习的，来支持你们闹革命的，去那里点火支持革命师生，不是听反革命、右派的话的。搞了两个月，一点感性知识也没有，官僚主义。
毛泽东的上述讲话，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到北京大学参观学习的人数突然地增加起来。陈伯达、江青等人将毛泽东的上述讲话，极力宣传起来，使全国各地的人员似潮水般地涌向北京大学。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7月29日到8月28日的一个月中，到北大看大字报、学习取经、串连的共212.4万多人次，其中仅8月12日这一天中就有17.96万人次。当时，曾有人自诩：北大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实际上当时北大的“文化大革命”已发展成为一个乱斗、乱批、乱抄的典型地方，是“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地方。到北大参观所起的作用，只能是造成天下大乱的局面。然而由于毛泽东一提倡，陈伯达、江青一鼓吹，就成了“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样板了。
毛泽东所以这样提倡，总认为“文化大革命”必须充分地发动群众，而现在还不够，所以必须有个典型把运动带起来。毛泽东在筹备召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又听取了不少汇报，也收到了大量的信件和材料。此时此刻，被陈伯达等人到处宣传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统帅，他要发动群众运动，又要驾驭群众运动。他已成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心，无一不是由他做出决策，发出命令。他确实是“文化大革命”的统帅。他善于捕捉要害，抓典型。在信件和材料中，他看到了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一封信。毛泽东读后十分兴奋。他认为应当有这个典型将群众运动带动起来。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成立于1966年5月下旬，参加的学生大多是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出身的孩子。红卫兵组织成立后，在学校内开展大批判活动，但没有引起社会的重视，学校也不很支持。他们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读后，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那天，即1966年8月1日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鼓励和支持红卫兵的行动。这封信写出后，不胫而走，很快传抄到全国。一个红卫兵运动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又突起了。红卫兵组织从中学生扩大到大学生中，从北京发展到全国，成为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并把毛泽东称为“红司令”。江青也到处代表毛泽东称赞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小将”、“闯将”。
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是这样写的：
“你们在7月28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交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
“你们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彭小蒙同志于7月25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他们红旗战斗小组所做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地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的态度。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样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予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的这封信，犹如吹响了号角，一支冲杀在“文化大革命”最前沿的红卫兵异军突起，出现在大街小巷和各种斗争场合。他们身穿没有红领章的军装，头戴没有红五星的军帽，腰拴皮带。臂上别着红袖章，手拿《毛主席语录》，口喊造反有理的口号，到处造反。他们很年轻，然而历史的潮流把他们推入到斗争的漩涡中。
党的八届十一中会全以后，毛泽东更加积极支持红卫兵运动。从8月18日第一次在北京接见红卫兵以后的三个月中，毛泽东一共八次接见红卫兵及群众，计2000万人次，从而使红卫兵运动成为在“文化大革命”第一个历史阶段中规模最大的一个群众运动。
毛泽东所以如此支持红卫兵，目的是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林彪、江青集团也利用红卫兵运动，特别是江青集团利用红卫兵运动干了不少她们所干不了的坏事。
1966年8月至9月，林彪在接见红卫兵的几次大会上公开煽动“要打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北京地区首先掀起了一个“破四旧”运动并迅即波及全国。8月24日，北京红卫兵组织了40万人的大会。将苏联驻华大使馆前的“扬威路”，改名为“反修路”，将北京的协和医院改名为“反帝医院”，将“全聚德”改名为“北京烤鸭店”，将上海的《新民晚报》改名为《上海晚报》，将天津的劝业场改名为“人民商场”，将杭州的“张小泉”改名为“杭州剪刀店”；其次是拿着剪刀，剪长发、烫发，剪所谓奇装异服；最后发展到打砸历史文物。据统计，北京在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竟有4922处被毁掉，其中大多数被毁于1966年八九月间。北京从各个炼钢厂抢救出的各类金属文物就达117吨，从造纸厂中抢救出图书资料320多万吨，从各个查抄物资的集中点挑拣出的字画达18.5万件，古旧图书235.7万册，其他各类杂项文物53.8万件。红卫兵运动从一开始，就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动荡和冲击。
红卫兵运动从中学发展到大学，从北京遍及全国的进程中，很快地发生了严重的分化现象，不少红卫兵在上述“战斗”中觉醒过来。尽管也有不少人完全陷入了林彪、江青集团的反革命深渊中。但激烈的斗争，使他们产生激烈的分化。历史是无情的，这一代青年人一步入人生的道路，社会就给他们上了最深刻的一课。他们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在红旗下长大，在风浪中成长。他们留下了深深的伤痕，打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沉重的历史教训令人沉思。
八次接见红卫兵
没有毛泽东的发动和支持，全国的红卫兵运动是不会兴起的；同样，没有林彪、江青等唆使和利用，红卫兵运动也不至于发展成悲剧。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8月18日，首都百万红卫兵、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大会，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进行。那天，毛泽东突然穿上草绿色的军装，与林彪站在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群众。不少没有穿军装的老同志不得不回去换了军服又赶来参加大会。那天的群众大会，和过去不同了。林彪处在显赫的位置上，又是穿上军装，戴上红卫兵袖章，真有点“大革命”气氛。这次大会，也是毛泽东首次接见来自全国的红卫兵、学生和教师的大会。
林彪代表中共中央讲话。这个讲话虽然很简短。但喊出了“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全国的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地发展起来，各省市的红卫兵也纷纷来北京要求见毛泽东，开始了全国的大串联，红卫兵上京乘火车不用买车票。毛泽东出于发动群众的需要，于1966年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6日等共八次接见了红卫兵、学生、教师。在这八次接见中，外地共有1100多万人来到北京。为解决这个大串联的需要，中央调集了大批的物资，有吃的，也有穿的和用的，特别是交通的问题，从不少省市调公共汽车进京，负责运输。当时北京的马路上，到处跑着外省市调来的公共汽车，以应付潮水般涌向北京要求毛泽东接见的红卫兵。
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组织外地师生到北京参观学习“文化大革命”运动。通知规定，从9月6日起分期分批来京参观、学习，相互支援、交流革命经验，来京参观一律免费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很快形成了全国性的革命大串联，其中有不少人借机跑了全国许多地方。
红卫兵、革命群众进行大串联，以及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加剧了全国大动乱的气氛，增加了国家不必要的开支。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公布，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后，全国形势急转直下。中共中央又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如何贯彻16条。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讲话。他认为：当前主要问题是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乱他几个月，坚决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人民日报》要发表社论，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行动。提倡文斗，不要武斗。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10万人大会，把凶手抓出来，惊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过去急急忙忙派工作组，急急忙忙斗右派，急急忙忙开10万人大会，急急忙忙发呼吁书，急急忙忙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为什么反不得，我出了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有些问题要快些决定。
毛泽东在这时，还把重点放在发动群众上。他积极主张把“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不要怕，也不要压制。学生上街就让他们上街，工农群众不要干涉。但他又提倡文斗，不要武斗。
9月7日，毛泽东对青岛、长沙、西安等地问题的报告作了批示。他对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康生、江青等说：
此件已读。青岛、长沙、西安等地发生的情况都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都是错误的。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请以中央名义发指示，不准这样做。再发社论告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除人民大学调600农民进城保郭影秋之外，其他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外地照办。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这样的决定：
一、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
二、凡是发动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事件的地方必须公开承认错误，承认责任，平息工农、市民与学生之间的纠纷，绝不允许把责任推给群众；
三、劝说工人、农民、市民不要干预学生运动，相信学生绝大多数是革命的，是能够自己教育自己的，对他们的言论行动有意见，可以向上级机关提出，不要直接同学生辩论，不要同学生发生冲突；
四、各级党委负责人，不要怕学生，不要怕工人，不要怕农民，不要怕群众，要放下架子站到学生中去，到群众中去，同他们商量问题，坚决走群众路线，坚持党的政策原则，坚持《十六条》，没有什么不可以解决的问题。在北京有些负责同志这样做了，效果很好。
1966年8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做出了《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8月22日，中央同意公安部做出的《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以及中央的上述四条规定，目的是在于发动群众。全国的学生运动在9月有了更大规模的开展。
1966年10月13日，毛泽东对外地来京串联的革命师生作了这样的批示：
下次接见，采取阅兵式的办法，不管多少人，解放军要统统包下来。由军队负责将外地来京的师生，按解放军的编制，编组成班、排、连、营、团、师，编好后进行训练。学习政治，学习解放军，学习林彪和周恩来的讲话，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学习编队形，学习队列基本动作，学习步法，每个人都要学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子，使外地师生有秩序地接受检阅。经过训练，把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三八作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带到全国各地去。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虽然是史无前例的，但是这样的大串联，一方面加重了全国动乱，一方面增加了国家的财力物力的开支，不少人来到北京后，一连几个月不回去。对此举动，党内外不少同志有意见。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他在会议期间，发表了多次讲话。在一次讲话中，他批评了邓小平。他说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离我很远的地方坐着。1959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们不是说他很有能力吗？李富春休息一年，计委谁主持工作，我都不知道，富春是守纪律的，有些事是对书记处讲的，书记处没有向我讲，邓小平对我是敬而远之的。这个讲话内容传出以后，社会上又开始贴批判邓小平的大字报，从而喊出了打倒所谓“刘邓路线”、“刘邓司令部”的口号。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有不少同志反映和表现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有意见，说犯错误是糊里糊涂的。毛泽东说，五个月的“文化大革命”的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仓促，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是可理解的。
在会上，陈伯达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他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等，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煽动人们要以无所畏惧的精神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会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判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在大批判中，大批的党政干部受到冲击、批判，扣上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帽子，使党政机关陷于瘫痪状态。很多有造诣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反动学术权威而受到批判、打击，有的被抄家，有的被关押，党团员停止组织生活，混乱局面十分严重。
此时此刻他不得不承认：
文化大革命闹了一个大祸，就是批了北大聂元梓一张大字报、给清华附中写了一封信、还有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时间很短，六七八九十。五个月不到，难怪同志们还不那么理解，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北大大字报一广播，全国都闹起来了。红卫兵信还没有发出，全国红卫兵都动起来了，一冲就把你们冲了个不亦乐乎。我这个人闯了这么个大祸，所以你们有怨言，也是难怪的。
毛泽东承认自己闯了一个大祸。有不少地方他是没有估计到的。他计划“文化大革命”运动只搞两个月、五个月，也许还多一点，即一年或一年多一点时间。然而现在的情况完全超出了估计。他没有料到运动会弄成这个样子，更没有估计到会发展为全国的大动乱。
对此中共中央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稳定全国的政治形势。其中有：
一、停止所谓的革命大串联。1966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联的紧急通知》。11月16日、12月1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连续发出通知，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串联。1967年2月3日、3月19日又发出通知，停止全国大串联。这样大批外出的人员才逐渐回到本单位。
二、坚持抓革命、促生产。1966年下半年，全国大动乱形势的出现，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冲击。1966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抓革命、保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要求全国工人坚持8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利用业余时间搞“文化大革命”。
三、做出了关于农村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指示。1966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按《十六条》、《前十条》、《二十三条》进行。
四、对大中学校师生实行军训。196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对大中学校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毛泽东指出：
“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性纪律性。”
从部队抽调大批干部，到大中学校开始军训的工作。计划用半年多时间，分期分批地对大中学生实行军训。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全国动乱的形势暂时平稳下来。但是林彪、江青集团篡党夺权的目的还没有达到，因此，动乱绝不会就此停止下来。但此时红卫兵的大串联基本上结束了。
“叫革命委员会好”
“文化大革命”运动从它发动起，就受到了不少干部、群众的反对，阻力之大是空前的。毛泽东竭尽全力，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要把这种阻力冲垮。林彪、江青等野心家、阴谋家为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必然以积极的姿态和“左”的面目出现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舞台上。他们站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一边，向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毅、叶剑英等发起攻击，斗争十分尖锐，最激烈的有下述几次。
一是关于派工作组的问题
在政治运动中派工作组去领导是党的一个传统做法。特别是在全国动乱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刘少奇主持党中央工作，决定派工作组进驻学校稳定局势是很有必要的。工作组同学生的无政府主义斗争也是正确的。这不是镇压学生运动。然而，毛泽东对此大为不满，林彪、江青一伙也借工作组问题大做文章，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刘少奇等对“文化大革命”表示了极大的不理解，跟不上形势。1966年7月28日北京市委召开的首都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讲话中，都谈到了这次“文化大革命”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刘少奇还说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我也不晓得”。这些明显地表现了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认识、不同理解、不同意见。但是，毛泽东把刘少奇看成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代表，犯了路线错误，必须搬掉。林彪、江青一伙对这分歧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毛泽东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严厉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是恐怖”，“牛鬼蛇神，在坐的就有”等，完全剥夺了刘少奇等争辩的权利和机会，从而把派不派工作组当成了划分两条路线是非的标准。
二是关于贯彻《十六条》的问题
1966年8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在党内民主生活极端不正常的情况下，毛泽东个人领导代替党中央集体领导的历史条件下制定的。这个决定的制定，使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思想、理论、方针等再一次合法化。但是，这决定的贯彻，并不是完全以毛泽东的意志为转移的。毛泽东估计到：很有可能会遭到广大干部的反对和抵触。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马上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研究如何传达贯彻的问题。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文化大革命”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狂奔而去。尤其是青年学生冲出学校，到处进行所谓的“造反”。对此，不少党员干部深感困惑，处在被动、抵触和不安的状态。这反映了不少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和斗争。特别是在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承认自己“闯了大祸”，也不得不说“不能全怪刘少奇、邓小平同志”。
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态度以及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明显地表现了他处在一进一退之中，也反映了党内不少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和斗争。
三是关于人民解放军不能乱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很快波及到军队。尤其在林彪的唆使下，军队也开始动乱起来了。对此，老帅们极力反对。1966年11月13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在会上，除要求来京人员迅速地回原单位工作、学习，参加“文化大革命”外，老帅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陈毅在会上的讲话中说：
“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
“今天陈老总在体育场给你们泼冷水。泼冷水不好，有时热过了头，泼冷水擦一擦有好处。”
“我1927年参军，当解放军三十九年了，还没有见过解放军打解放军。”“在斗争中，我不赞成逐步升级。不是口号提得越高越好。”
“作为路线斗争，要有限制，有多大错误，作多大估计，不要一味扩大。”
徐向前在会上的讲话中说：
“我们解放军：海军、陆军、空军，随时保持战斗状态，一声令下，就要开得动。”
叶剑英在会上的讲话中说：
“真理就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
“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不要当圣经念。”
“允许人家犯错误，更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有少数人，有时干部心脏病都发了，倒下了，还要抓人家斗。对这件事我很愤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的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
1966年11月29日，陈毅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又说：
凭主观空想干革命，就要犯错误。
我的讲话是有意得罪人的，整天讲伟大、伟大，这有什么好处？这不好。
现在的斗争，我非常担心，每个部队都在斗他们的首长，每个部都在斗他们的部长，抓住一句话就斗，就批，我很担心，这样下去文化大革命搞不好。一讲黑帮，所有的干部都是黑帮。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的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有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以前我们就犯过这样的错误。
5个月的“文化大革命”实践，没有给党、国家、人民带来什么好处，相反，造成了全国大动乱。此时此刻，毛泽东也处在困境之中。
然而解脱这种困境，把“文化大革命”运动向前推进的是上海的称之为“一月风暴”的夺权斗争。
其实，“文化大革命”中的夺权斗争，并不是从上海开始的。夺权之风，首先来自于中央。如，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是夺权斗争；打倒陆定一，改组中央宣传部，也是夺权斗争；打倒彭真，改组北京市委也是夺权斗争；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党中央领导人员，林彪居毛泽东之后为第二位，刘少奇降为第八位也是夺权；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夺吴冷西的权也是夺权斗争；《解放日报》《文汇报》《解放军报》造反派掌权也是夺权斗争。这些夺权斗争在当时没有普遍的影响。而具有重大影响的是要解决省市委这一级的问题。
自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作为党中央已完成了改组的工作；作为基层，群众已发动起来了。而惟独处在中间状态的――省市委机关的问题没有解决。发动向省市委夺权，既可以解决中间这一层的问题，也可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的特点。上海的所谓“一月风暴”符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因此，得到他的称赞和支持。
上海的所谓“一月风暴”，是在深刻的历史背景下掀起的。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在社论中传达了毛泽东提出1967年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的指示，号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首先行动的是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他们在北京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兵团”时，诬陷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叫嚣打倒保皇派，打倒陶铸。
他们在元旦之际就急急忙忙地策划要打倒陶铸。
陶铸当时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他是名列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而在康生、陈伯达之前的第4号人物。打倒陶铸，康生、陈伯达的地位就仅次于林彪、周恩来之后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全落在江青一伙手中。
其次行动的是上海的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
1967年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以王洪文为头目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8日，毛泽东发出指示，对此大加称赞：
“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1月11日，经毛泽东授意，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发贺电，祝贺他们的胜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在这些社论中，热烈地支持上海的夺权斗争，并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由于毛泽东的支持，上海的夺权之风，很快地刮遍全国。1月14日，山西发生夺权；1月25日，贵州发生夺权；1月31日，黑龙江发生夺权；2月3日，山东发生夺权；4月20日，北京发生夺权；8月12日，青海发生夺权；11月1日，内蒙古发生夺权；12月6日，天津发生夺权。
1967年3月30日，《红旗》杂志发表《论革命的“三结合”》一文。文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随后全国上下都叫起了“革命委员会”。4月20日，北京市成立革命委员会时，毛泽东对谢富治说，革命委员会要以造反派为主体。当时，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共有35人，其中造反派代表22人，革命干部7人，解放军6人。毛泽东还认为，要让真正的造反派掌权，不要只是数量上占优势，造反派有群众基础，有强大的生命力，要在工作中锻炼和培养。
在夺权之风刮遍全国的过程中，各机关、各单位的群众纷纷分裂为两派，而且日益对立，斗争逐步升级。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不得不在1967年的1月23日做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在决定中指出：“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不久，毛泽东又要军队承担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任务。中央军委也做出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部队派出大批的干部战士，实行“三支两军”的工作。这对于密切军民关系，稳定社会秩序起了积极的作用。
1967年2月1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一定要坚持文斗，反对武斗。信中说：最近以来，许多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做法起不了教育人的作用。这里我顺便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才能达到教育人的目的。应当分析武斗的大多数是党内的一小撮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党的政策，降低党的威信。凡动手打人应依法处置，请你转告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在林彪、江青的唆使挑拨下，武斗愈演愈烈，特别是江青公开提倡“文攻武卫”以后，武斗更为严重。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时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这样的评价和估计。他认为：
一、“文化大革命”现在正处在决战时期，谁胜谁负还不能作结论，到明年这个时候，可能差不多了；
二、多年来，我们党内斗争是没有公开化的。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毛泽东此时对“文化大革命”已开始了思考与总结，并看到了它的长期性。这与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时的看法和估计是不同的。同时，他也下决心要把这场“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文化大革命”当作为解决党内问题，进行党内斗争，实现反修防修的一场最有效的斗争方式。
这是1967年1月全国刮起夺权之风以后毛泽东作的考虑和部署。当然，在这个时候，他还认为“明年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而没有料到“文化大革命”会延续达十年之久。
（摘自《晚年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