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医护人员的话来说，他“随时都可能死亡”。
当“灵车”开进火化场时，有人在那里喷洒消毒药水。
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旋的第一个回合，就是围绕着工作组的斗争。
刘少奇吃了一记闷棍，怏怏地返回家里。
天安门、中组部都贴出了一大批指责、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
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在群众中的威信一天天下降。
毛泽东谈过话后，刘少奇的心情舒畅了许多。
神秘的烈性传染病病人
这是一个令人心酸的日子。
1969年10月17日，他的病情加重，输液日夜不停，鼻孔里插着长期放置的鼻饲管，吸痰器不时伸进他的喉头，吮吸着涌上来的痰液。用医护人员的话来说，他“随时都可能死亡”。
然而，催促他搬出中南海，立即离京的指令却越逼越紧。
为了让他明白，护士小姐用棉签蘸上紫药水在一张报纸上写了几个大字：“中央决定你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经历过风风雨雨洗礼的他，理解这转移包含的内容。他把脸转了过去，无言以对。
随着头部的转动，护士小姐又把那张报纸拿到他眼前，他再次把脸扭过去。
无奈，原来的卫士长只得俯在他耳边，把写在报纸上的字念了一遍。他双眼紧闭，一言不发。此时，他心中一定非常清楚，等待他的将是什么。
用不着他明确表态，便被转移了。
患有糖尿病的他，由于失去生活自理能力，长期卧床，又没有人为他清洗，身上又脏又臭。临离北京时，看护人员索性把他的衣服剥去，包裹在一床粉红色的缎面被里，被上蒙了一条白色床单。
晚7时，借着夜幕，他被放在担架上，在专案组人员监护下，由护士和原卫士长陪同，放在飞机后舱，离开北京，运往河南开封。
晚9时许，载着他的飞机降落在开封机场。
他被抬下舷梯，由救护车送往原开封市人委大院的一座天井小院，小院四周是四座三层高的楼房，前后左右都不挨街道，电网密布，院外有重兵看守。他被安排在西楼一层南头的里间屋内。
10月的天气，说变就变。孤身一人的他，先是身受风寒，由于没有及时治疗，又得了肺炎。到达开封时，体温升到39度，呕吐不止。当地的一位负责人却说，“一切均好，病情无异常变化”。
在开封，医护人员只进行十分有限的治疗。
11月5日，他再次高烧，经过抢救，两天后体温降到37.2度。
11月10日晚，他的体温又骤然升高达39.7度，由于受检查条件的限制，当时不能确认是肺炎，但仍按肺炎治疗。不准送医院。
11日深夜，病情突然恶化，张口喘气，嘴唇青紫，瞳孔对光反射消失，体温40.1度。12日清晨6时40分发出病危通知，5分钟后，心脏从此停止了跳动。
两个小时后，“抢救”人员才姗姗而来。
11月13日凌晨，原来的卫士长再次赶到他的身边时，只见他的遗体放在地下室的过道上，身上盖着白床单，乱蓬蓬的头发有一尺多长，嘴和鼻子都变形了，下颌一片淤血。
11月14日深夜12时，头部和面部全部用白布裹得严严实实的遗体，由六七个人抬上一辆“六？九”型吉普车。由于吉普车太小，两只脚还露在车厢外面。
15日零点刚过，载着遗体的“灵车”，在淅淅沥沥的细雨中快速驰向火化场。
火化场得到通知，说是有一名“烈性传染病人”要半夜火化。二十多个军人把火化场全部戒严，只留下两个工人操作火化。
当“灵车”开进火化场时，有人在那里喷洒消毒药水。
他的火化单上填写着：
姓名：刘卫黄
职业：无
死因：传染病
年龄：七十一
性别：男
申请寄存人姓名：刘原
与亡人关系：父子
其实，他的名字不叫刘卫黄。他就是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号人物”，国家主席刘少奇。
还是让我们回到1966年，那一个春天……
刘少奇被逐出政治舞台的由来
历史有时几乎是迷离混沌的。
1961年9月24日，英国著名的元帅蒙哥马利问毛泽东：“主席现在是否已经证明，你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毛泽东坦诚告诉世人，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
但事有蹊跷，短短五年，毛泽东却改变自己的初衷。从政治上彻底打倒了自己经过长期考察而亲自选定的接班人，这真让人困惑，纳闷，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湖南人，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安源煤矿、漫漫长征路、延河之滨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尽管他们在性格上大相径庭，但他们还是作为亲密战友并肩战斗了40余年。
1935年，在决定中国命运的遵义会上，正是由于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支持，才使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得以确定，从而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在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当刘少奇和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发生分歧时，毛泽东明确地表示了对刘少奇的支持。由于毛泽东的支持，刘少奇作为城市工作的正确代表和敌占区华北组织的领导人这一地位才得以肯定和巩固。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战友情谊与日俱增，他们相互支持也越来越多。
1944年，刘少奇向在淮河以北地区地下工作的同志作报告时说：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鼓舞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
1945年4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久，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称赞了刘少奇，说他：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是一个典范。
实际上，早在1942年2月延安整风开始时，刘少奇就奉命由苏北调往延安，出任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协助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一项《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刘少奇就任中共中央五项要职：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中央研究局局长、主管华中局的全面工作。他的名字已经紧跟在毛泽东之后了。
1945年6月，党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刘少奇为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同年8月，中共中央又决定，在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行主席职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刘少奇又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在1956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党中央副主席；由于毛泽东的坚持和推荐，在1959年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65年1月举行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再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正是由于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深厚友谊，加上刘少奇的天赋和杰出的组织才能，才使得毛泽东在考虑接班人，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刘少奇。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毛泽东改变初衷，亲手废黜了自己选定的接班人呢？
实际上，在1962年到1965年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已经发生了意见分歧。
首先是对“三面红旗”持何种态度。1958年毛泽东发动震惊中外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全国人民都以巨大的热情积极响应，从上到下，从城市到农村，炼钢铁、“放卫星”，似乎一夜间就进入了共产主义。
然而，问题很快暴露出来，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给人民生活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在“大跃进”的初期也是拥护“三面红旗”的，他曾代表中共中央在1958年党的八大的第二次会议上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同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他也举手赞成大办人民公社及大炼钢铁；他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也认为彭德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且参加了对彭德怀的批判。
1961年5月，刘少奇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湖南。在这里，他没有看到“稻菽千重浪”的喜人景象，而是哀鸿遍野，饿死的人随处可见的“荒凉景象”。
回到北京后，他在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造成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主要责任在中央……
刘少奇的这些观点是毛泽东不能容忍的，虽然，他已对“大跃进”的错误有所认识，认为成绩和失误是七个指头和三个指头的关系。然而，面对刘少奇的观点，尤其是在7000人大会这样的公开场合……于是，毛刘之间的意见分歧开始了。
他们之间的另一个分歧是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
1964年12月，在讨论制定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时，刘少奇不同意把农村的矛盾看成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更不同意“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他认为，农村矛盾是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主要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
为此，毛泽东非常不满。他联想到这次会议刚开始时的情景。当时，负责会议的领导以为是一般工作会议，出于好意说：“主席，你身体不好，可以不参加了。”
第二天，毛泽东在会议上说：“有两本书，一个叫党章，一个叫宪法，我有参加会议和发言的权力。可是，一个人不叫我开会，一个人不听我讲话……”
这纯属巧合的事情，更加深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误解。
他们之间的第三个分歧是关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
毛泽东认为刘少奇1962年是右倾，1964年又形“左”实右，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的走资派。
刘少奇则说：1962年的调整是必要的，讲整党内走资派打击面过大，应该提“分子”，不宜提“派”。
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旋的第一个回合，就是围绕着工作组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刘少奇并没有明白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动机，他从好的方面理解这场运动。他竭力把这场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限制在一定的范围。
显然，他的做法不符合毛泽东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奇想。
毛泽东对群众运动迟迟不能开展起来，颇感不满。为此，他于1966年6月1日亲自签发了“马列主义大字报”。
继北京大学踢开党委闹革命后，全国高校一片混乱。刘少奇、邓小平面对如此混乱局势，举棋不定，匆忙赶到杭州，请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回京主持工作。毛泽东仍然委托刘少奇、邓小平根据情况处理问题。
刘、邓接到主席指示后，不敢怠慢，如同救火一般，决定派工作组进驻高校，以维持局面。然而到6月下旬，工作组“反干扰”运动，逐渐进入了高潮。据不完全统计，在20多天的时间里，北京有二十多所高校上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有数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
以康生、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作为毛泽东的“耳目”和“喉舌”，把上述情况频频传递给他。毛泽东大为恼火，不断给中央文革小组打气。
他在给妻子兼文革第一副组长的江青的信中说：“我在20世纪60年代就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粉身碎骨的。这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都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都被他们搞得粉碎，何况我们呢？”
为此，毛泽东于7月18日突然从外地回到北京。
刘少奇闻讯立即前往丰泽园，打算汇报前一段时间的工作。到了丰泽园门前，见院子里停着好几辆轿车，屋里灯火通明，笑声不断，显然，毛泽东正在接待客人。
刘少奇告诉工作人员，说要见毛主席，然而工作人员却说，主席刚刚回到北京，很疲劳，已经休息了。
刘少奇吃了一记闷棍，怏怏地返回家里。
应该说，刘少奇生性淡泊，处世谨慎，一直是尽量揣摸毛泽东的意图，按传统的方式在北京主持工作，可如今……
第二天，毛泽东在会见刘少奇时，果然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他，说派工作组是错误。还十分认真严肃地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很多学校都关起了门。要赶快扭转，把一切条条框框打个稀巴烂。
对于毛泽东尖刻的批评，刘少奇未及防备，犹如当头一棒，却又摸不清头脑。他想，以往不是经常派工作组的吗？土地改革时有工作组，“四清”运动时又有工作组。这次，虽然主席说过，“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工作组“可以不派吗，乱就乱它一阵”。但是，面对当时的情况，不派又能行吗？！
毛泽东既然说工作组犯了方向性错误，刘少奇便希望竭尽全力挽回局面。他立即下令工作组刹住“反干扰”，赶快转入斗“黑帮”。
这一切，也不能使毛泽东满意。
毛泽东又指出：要重新改变派工作组的方法。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工作组阻碍革命，势必变成反革命。
刘少奇仍没能理解毛泽东指示的全部含义，还想在工作组问题上保留意见。为此，他汇聚了在京的中央负责人对工作组问题的看法，并做出了如下几种结论：一种是同左派一起斗牛鬼蛇神；另一种是脱离群众，当官做老爷；还有一种就是更加脱离群众。大部分工作组还是好的，因此，对工作组不能采取消极撤换。
对此毛泽东误解为刘少奇与他对着干，决定利用中央文革小组进一步与之针锋相对。中央文革小组选择了北京大学这个著名的学府为基地。7月22日、23日，文革组组长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以“调查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为名，两次去北京大学进行活动。
江青对因反对工作组而受到打击的人大声疾呼：“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这边。”“谁不革命，谁就走开……”
之后，他们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写信给中央，全力抨击工作组。
24日，毛泽东当着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员和文革小组负责人的面说：“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表示了对中央文革成立以来所做工作的肯定。
同时，毛泽东对工作组问题也表态了，说：“起破坏作用，阻碍运动”，应当“统统驱逐之”。
有了毛泽东的支持，中央文革小组更加活跃了。
陈伯达、康生、江青与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一起，几次到北京大学，召开万人辩论大会。康生在会上强调：“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派。”
陈伯达则说：“我们要求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是个阻碍同学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障碍物……”江青也在会上作了发言。
反工作组的情绪几乎占据了所有的空间，群情激奋，难以形容。
刘少奇则通过妻子王光美所选择的清华大学，与中央文革小组进行据理力争。但北京反工作组的浪潮势不可挡，一切都只能是徒劳。到了这种情况下，刘少奇仍认为派工作组是形势所迫，大势所趋，并没有错。
中央文革小组为了争取反工作组的最后胜利，活动更加频繁了。
7月27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带领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到北京师范大学召开批判工作组大会，提出“甩掉保姆，踢开绊脚石，自己解放自己，彻底革命”。江青还在海淀区召开的中小学学生代表大会上，当场宣布罢掉海淀区中学工作队队长的官。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咄咄逼迫下，28日，北京市委做出关于撤销大中学校工作组的决定。次日，毛泽东又委派周恩来亲自过问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情况。
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市大专院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会上，宣读了关于北京市委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被迫在工作组问题上作了检查。
周恩来还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三大任务：一斗，二批，三改。面对检查，刘少奇百思不得其解，终于他在会上吐露了自己的心声：“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知道，不大清楚。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以致有时没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
刘少奇第一次公开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当会议快结束时，毛泽东又亲自来到会场，亲切接见了与会代表。那经久不息的掌声，震耳欲聋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使大会气氛骤然生辉。当毛泽东迈着大步，倾听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雄浑歌声，率先离开会场时，刘少奇的心境和毛泽东的心境已是天壤之别。
一炮打中“司令部”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毛泽东、刘少奇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首都高等院校部分代表列席了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为各自的观点和行动进行了辩解。
刘少奇为证明自己的正确，选择了北京建筑工程学院蹲点。这个学院是在北京市高等院校中最早形成两个组织对立局面的学校，情况复杂，问题多如牛毛。
此间，刘少奇就派工作组问题和学生运动问题。同学生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谈话，谈话精神基本上跟前一段时间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相似。刘少奇还试图按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制定的“中央八条”精神，用“试验开小会来解决矛盾”。
然而，由于整个形势的影响，刘少奇所做的一切，竟是那样苍白无力，缺乏气势。
8月4日，文革的两位“大腕”，康生、江青出席了北京大学举行的批判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大会，并影射刘少奇。同时，另一位文革“大将”陈伯达到清华大学，参加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会上为“红卫兵造反司令”蒯大富公开平了反。
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8月7日，毛泽东突然向大会发下了他的大字报，称赞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写得何等好呀，指责工作组50多天时间里，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志气，灭无产阶级威风，又何其毒也！
字字句句，如同重磅炸弹，会议气氛一下凝固了似的。
出于对毛泽东的尊重和党的利益，刘少奇承担了全部责任。毛泽东在刘少奇做自我批评的时候插话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政得很好！”
刘少奇变得孤立了。
在借用群众力量的基础上，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著名的《十六条》。
就在通过《十六条》的这一天，林彪、康生等看到整刘的时机已到，趁机对毛泽东的大字报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林彪就有表演：
他在接见中央文革成员时作了长篇谈话。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运动开始蓬蓬勃勃，轰轰烈烈，中间泼冷水，泼下去了。毛主席把危局扭转过来了，不然文化大革命就会夭折、中断，现在重整旗鼓再进攻。”
对毛泽东褒扬之后，林彪号召“要在运动中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打倒，使他们威风扫地，要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林彪把运动当成了一把双刃剑，而他自己则手握剑柄。
通过《十六条》的第二天，全国从上到下的各种报纸，均在头版头条以套红大字标题全文刊登了《十六条》。
在新闻媒体和各种宣传工具的鼓动下，人们的疯狂到了极点，欢呼声、口号声交织在一起。人们潮水般涌向了各省市委机关所在地。北京更是热闹非凡，群众队伍川流不息地到设在中南海西门附近的中共中央接待站庆贺。
锣鼓声，“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激情的场面显示出了群众对毛泽东的敬仰。居住在北京的外国人大感惊讶。
8月10日晚7时15分，毛泽东独自来到中共中央接待站，接见前来庆贺的群众。人们的情绪又一次沸腾了，难怪有人说，用鼎沸这个词也难以形容。
第二天，中共中央第一大报《人民日报》用套红标题和激动人心的言词报道了毛泽东会见群众的场面。以此表明，毛泽东的地位是任何人都动摇不了的。
8月20日，中共中央第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
《公报》中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在此后的中央领导人露面的报道中，刘少奇的名字不再是排在毛泽东之后，而是排到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之后，位居第八位。显然，刘少奇的地位日渐削弱了。
交谈十多分钟，感到莫大欣慰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后，对刘少奇的批判迅速升温。
8月22日，清华园内出现了《刘少奇七月二十九日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字报，公开向刘少奇挑战了。
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社论，再一次批驳了利用“反我即反党”，把群众打成“反党”、“反党中央”的“反革命分子”的做法，使当时被工作组称之为少数派的人，心情振奋，纷纷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与工作组相抗衡。
试以北京地质学院为例。
北京地质学院有个叫“东方红”的组织，是反对工作组的。为了刁难派进的工作组组长，他们拉出了千余人的队伍，步行到地质部，要求工作组长作检查，当地质部的领导拒绝他们的要求时，他们便屁股往地上一坐，举行了静坐绝食示威。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地质部领导无奈，只好答应他们提出的要求。
有了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先进事例”，清华大学学生在中央文革的暗中支持下，于8月24日，又一次抛出了一批矛头指向刘少奇、王光美的大字报。
面对这一切，刘少奇处于一种有分寸的退却状态。
在造成了一定声势的形势下，10月9日，毛泽东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召集在一起，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原定开三天，后又一延再延，至10月28日才结束，前前后后共计二十天。
会上，毛泽东的讲话，10月12日在小组会上的发言，10月16日陈伯达在大会上的讲话，以及由于毛泽东威信而渐渐形成的会议气氛，迫使刘少奇、邓小平在10月23日作了自我检查。
邓小平在自我检查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和我的。”会场哗然。
到了10月25日，林彪开始发言了，他指明了“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一条路线，同毛主席路线相反”。“刘、邓路线，就是毛主席大字报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路线。”
发动“文化大革命”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目标，被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的讲话明确了。不久，《红旗》杂志发表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的社论，宣布“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破产”。这实际上是有意地向人们披露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精神。
中央文革小组也趁机加紧了对刘少奇的攻击。他们不断利用手中的宣传工具，暗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锋芒所指，以探求群众可能发生的反应。另一方面，又把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传递给自己的信徒。
11月2日，天安门、中组部都贴出了一大批指责、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
“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目标，向全世界公开了。
11月3日，毛泽东第6次接见红卫兵时，在新闻媒体的报道中，惟独不提到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名字。报纸上登载的照片，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五人，也没有刘少奇和邓小平。他们的领导地位成了虚设。
然而，令刘少奇想不到的是，在这次接见活动中，毛泽东特地走到他的身边，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同他交谈了十多分钟……
对此，刘少奇觉得是莫大的安慰。
打倒刘少奇的斗争仍在继续。具体部署斗争计划的仍是中央文革。
12月18日，张春桥把“造反司令”蒯大富请到中南海。张春桥说：“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相当猖獗，现在还是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不投降。”
“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蒯大富心领神会，当即表示：“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不打倒刘少奇，誓不罢休。”回校后，他立即筹备。
一场大规模的行动开始了。
12月25日，天刮着刺骨的寒风，整个北京城笼罩在一种灰蒙之中。邮电大楼的指针刚敲过八下，清华大学的五千余名师生员工，就开始出发了。
他们从清华园起步，一路上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群众。最后他们来到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彻底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
会上，他们对王光美进行了无情批判，最后声明，强烈要求王光美回到清华作检查。然后，示威游行队伍兵分五路，由广播在前面开道，分别到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等繁华地段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
很快，“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刘少奇必须向全国人民低头认罪！”“和刘、邓宣战到底！”等大标语布满了北京的大街小巷。有的标语甚至也贴到了天安门城楼上。
这样，“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计划的实施向前扩展了一大步，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也受到了无形的影响。
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在群众中的威信一天天下降。到1966年结束之际，在全国范围内，已不容许人们起来公开抵制或反对“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疯狂行动了。
为了诋毁刘少奇、邓小平在群众中的影响，中央文革又下达了新的命令。1967年1月10日，北京新华书店和运输公司联合行动，在天安门广场火烧所存的刘少奇、邓小平画像，并向全国新华书店发出通告，各地纷纷响应。
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活动在全国愈演愈烈……
尽管“打倒刘少奇”的呼声震耳欲聋，但刘少奇仍然是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人们并不敢对他直接下手。而他的妻子和儿女们却在各种不同的场合被迫作检查，挨批斗。
“智擒王光美”就是其中一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月6日傍晚，情绪低落的刘少奇和王光美接到电话，说是女儿平平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被汽车压断了腿，需要截肢，请家长赶快到人民医院急诊室签字。
作为父亲，刘少奇本能的反应是，不管现在境况如何，必须马上到医院。
作为女人，王光美却犹豫了。因为周恩来曾告诫他们，不要随便离开中南海。
妻子吞吞吐吐，刘少奇生气了。他不假思索地说：“你不去，我去！”
妻子拗不过丈夫，俩人立即驱车前往医院，到了医院，没有看见受伤的女儿，却看到了被当作人质扣留在医院的儿子和另一个女儿。
他们惊呆了。
原来，这是在江青怂恿下，清华大学的学生们设下的一个圈套，目的就是把王光美诱出中南海。
当学生们意外地看见陪同王光美前来的刘少奇时，他们惊愕得有点不知所措了。因为刘少奇毕竟还是国家主席啊！
正当双方剑拔弩张的瞬间，刘少奇的儿子对母亲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抓你。”王光美当时就被带到清华园批斗。并违心地写下了四点保证，后被周恩来知道后，亲自干预，王光美于第二天凌晨才回到了中南海福禄居的家中。
第二天，北京各家红卫兵小报都以醒目的标题刊登了“智擒王光美”的经过。
事隔一周，也就是1月13日，毛泽东也知道了这件事。于是，他让秘书乘一辆华沙牌轿车，于深夜接刘少奇来人民大会堂谈话。
毛泽东态度和蔼，似乎两人之间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握了握手，毛泽东第一句话就是“平平的腿好了吗？”
刘少奇无言地点了点头。
接下来，刘少奇向毛泽东表示，自己在工作中犯了错误，这次路线错误的主要责任由他自己承担。
他还郑重其事地提出辞去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愿意携妻子儿女去延安和湖南老家种地，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听了刘少奇一席话，毛泽东从口袋里掏出一支中华烟，用火柴点着，不停地吸，沉默无语。
沉思良久，他望了望与自己合作几十年的老友，没有从正面回答刘少奇的辞呈，也没有提刘少奇“犯错误”的问题，只是建议他多读点书，“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临别时，又亲自把他送到大门口。
毛泽东谈过话后，刘少奇的心情舒畅了许多。他想，按照毛泽东历来提倡的“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自己或许有“希望”了。
然而，他又想错了。
就在毛泽东同他谈话后的第四天一早，中南海某电话局的造反派来了。他们直冲刘少奇的办公室，说要撤走专用电话。
面对眼前的情况，刘少奇据理力争，说：“这是政治局的电话，没有毛主席，周恩来的亲自批示，你们不能撤，也无权撤！”
造反派根本不听刘少奇的话，第二天，不由分说地把刘少奇的电话线扯断了。从此，刘少奇与外界的联系中断了。
与此同时，中南海的造反派又冲进了刘少奇居住的福禄居，大吵大闹，到处贴大字报、大标语。更有气焰嚣张者，让刘少奇、王光美站在一张缺腿桌上，任他们批斗。
对于这一切，刘少奇的回答是：“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泽东思想，只是有时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只是在工作上有过意见分歧。”
经过2月中旬到3月下旬的“攻击”，造反派们在各家的红卫兵小报上，列出了《刘少奇十大罪状》，《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出访中的丑恶嘴脸》等骇人听闻的标题。在这些标题下，几乎陈述的都是同一种的陈词滥调，刘少奇精神上受到了巨大折磨。
到了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对刘少奇的批判又进一步扩大化了。
在这次会上，林彪、江青对刘少奇几十年来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了声色俱厉的系统批判。
毛泽东对刘少奇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作了系统批判。他指出：
刘少奇这本书是欺人之谈。是唯心论，反马列主义的。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什么个人修养，每个人都是阶级的人，没有孤立的人，他讲的孔孟之道，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都可以接受。
毛泽东的话一出，社会上立即出现了批判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浪潮，并将它称为“黑《修养》”。
有关“叛徒”问题，最初来源于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
1967年3月张春桥等人在电影《清宫秘史》评价问题上对刘少奇进行造谣诬蔑，刘少奇认为这是有意中伤诽谤自己，他要澄清事实。他记起了两个多月前毛泽东与他相会时对他的安慰，于是，在1967年3月28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事实真相。
谁知这封写给毛泽东的申诉，犹如泥牛入海，没有一点消息。
到了4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署名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第二天，《红旗》杂志大量发行，影片《清宫秘史》也开始在全国各地相当大的范围放映。主要是“供批判用”。
戚本禹的文章引述了毛泽东对《清宫秘史》影片的批判，“有人说《清宫秘史》是一部爱国主义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
戚本禹的文章在结束之前，以“八个为什么”定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八大罪状”，并做出了“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这个结论。
这篇文章就成了造反派迫害刘少奇，大作文章、大加发挥的事实根据了。
就在戚本禹文章发表的当天，刘少奇也看到了转载文章。他把报纸狠狠往地上一摔，气愤地说：“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的？不符合事实，是栽赃……”
然而，已形同“阶下囚”的刘少奇，作再多的解释、辩论也无济于事。
4月6日晚，中南海的造反派又喊着口号闯进他的办公室，命令他自己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改变工作时间等。
造反派还呵斥刘少奇回答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个问题。当问到“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时，激怒了刘少奇。
他大声抗议，“此事是中央批准的，不是我个人决定的。”
这里我们不妨谈一下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1935年11日，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当时北方局的负责干部有柯庆施、林枫等人。由于日本侵略者已侵占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普遍高涨，许多工作要党的干部去做。然而，干部缺乏，工作无法开展。
在这种情况下，柯庆施向刘少奇建议，让尚关押在监狱里的那些党员，履行监狱规定的手续出狱。刘少奇接受了这个建议，做出决定并转告中央。当时担任总负责的张闻天代表党中央批准了这个决定。
从1936年8月31日至1937年3月，狱内党员分九批在《华北日报》、《益世报》上连登监狱拟好的“反共启事”两三天，出了反省院。出狱后，他们立即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并及时安排了工作，这些人共六十一人。
对这件事，党中央领导人一直都很清楚。党的七大时，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其中12名代表和2名候补代表均作了“本人不能负责”的结论，认为符合代表资格。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不久，康生第一个把所谓的“六十一叛徒集团案”提了出来。他还责令“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对这件事进行调查，并伙同中央文革的其他成员陈伯达、江青、关锋、戚本禹和谢富治等人到处支持某些学校的红卫兵，揪斗这批党员，把六十一人的问题透露到社会上来。
周恩来认为，这样做违背了党的基本原则，一再申明，所谓“六十一叛徒”问题中央是清楚的。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挑动红卫兵追究“六十一人叛徒案”。其目的就是欲置刘少奇于死地。
第二天，刘少奇就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个为什么”向造反派交出了一篇“答辩”材料，以澄清事实真相。
当抄成大字报的刘少奇“答辩”在中南海贴出后，许多人争相阅读。然而，没过几个小时，刘少奇的大字报就被撕成了碎片。同时，传出上面所谓的“指示”：“今后不要在搞面对面的斗争。”
对刘少奇的批斗越来越频繁，只要刘少奇一开口，就有人用语录本敲他的嘴和脸，声称“不准放毒！”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正当对刘少奇的斗争在升级时，又发生了一件事：
1967年4月10日，经过精心策划并获得中央文革小组的全力支持，由清华大学红卫兵主持的号称30万人批斗王光美的大会在清华园召开。
此时的刘少奇，看到妻子受到非人的折磨，只能叹气，无能为力。
他实质上过着半幽禁的生活，每天除了看看报纸，在中南海大院里看看琳琅满目的大字报外，他的活动天地就是自己“福禄居”的住宅。他所能见到的人，就是住一起的亲属、工作人员和不时闯进他家的造反派。
国家主席是“活靶子”
到了1967年8月5日，也就是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张贴一周年。为了纪念毛泽东的大字报，《人民日报》登载了大字报的全文，并发表了《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社论。还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300万人的誓师大会。
与这些活动相呼应，中南海里，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家中，也同时召开了“批斗刘、邓、陶大会”。江青还特意安排了一些人搞照相、录音、拍电影，说是准备在全国放映。
那天，烈日炎炎，骄阳似火。刘少奇和王光美被几个彪形大汉架上批斗台，强迫他俩低头弯腰、双臂后伸，美其名曰：“坐喷气式飞机”。
在两个多小时的批斗会上，刘少奇的辩解被响亮的口号声打断，造反派用语录本不断地拍打他俩的头和脸。会议结束时，又被押到会场一角，逼迫他俩向两幅画上的红卫兵鞠躬。
当刘少奇被押回办公室时，他已是鼻青脸肿、腿被打伤，鞋被踩掉，只穿着袜子，双脚一跛一跛地走路。刘少奇怒火中烧，气得牙咬得咯咯作响。他立即叫机要秘书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拿来，大声抗议。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尊严。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力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
8月7日，度日如年的刘少奇写信给毛泽东，书面辞去国家主席等职务，并写道：“我已失去自由。”
到了8月中旬，《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说成是与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一脉相承的“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指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就是这条反动路线最集中的代表”。8月16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红旗》杂志于1967年第十三期为此发表了《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的社论，把刘少奇和彭德怀联系在一起，“共同反对毛泽东的革命路线”。
9月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姚文元批判陶铸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8日，《人民日报》又以三个版面，刊登了这篇文章。中央文革小组把这篇文章作为“重型炮弹”发出来了，全国各地组织学习、讨论、座谈，并举行盛大的游行集会。
于是，全国范围内批判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声调越来越高，刘少奇彻底地沉默了……刘少奇被关押了，就在办公的地方。灵魂、肉体的折磨，使他面色苍白，默默无语。他总是佝偻着身体，扶着窗台，拖着还未痊愈的右腿，一步一步往前蹭。
有时他蹭到王光美喜爱去的地方，有时又蹭到孩子们的住所。然而，得到的却是一片可怕的空寂。他不知道，从9月13日起，他的孩子们已被驱赶出中南海，妻子也被捕入狱了。
孤独的魔影终日伴随着他，很多时候，窗缝里透露出一缕阳光，多少给他一点慰藉，他仰天长叹。
没有几天，就有人奉命搜查他的居室，并要他把皮带解下来，说防止他“畏罪自杀”，他对此表示强烈抗议，然而来人根本不听他这一套，强行把他按在地上，不由分说地抽走皮带，他气得浑身发抖。
除了针对他本人和家庭成员外，他们还把那些自认为与此有关的人员，直接或间接地关进监狱，这其中就包括刘少奇的厨师郝苗。他们采取逼、供的手段，把刘少奇定为“叛徒”、“特务”。
到了1968年，江青开始直接插手负责刘少奇专案组的工作，用她的话说，就是把刘少奇定为“一个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其目的就是用刘少奇作活靶子，在九大上大显神通，以捞取政治资本。
而此时的刘少奇，百病缠身，处于想死死不了，想活又活不下去的状况。
夏日的一个晚上，刘少奇突然发高烧，由于没有及时恰当的治疗，转成了肺炎，生命垂危。江青知道后，立即对工作人员说：
“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要让他活着看到开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
医护人员去抢救了，然而病情复杂，凭现有的条件，根本不行，医生提出住院治疗，却被拒绝。
为了减少对病中刘少奇的精神刺激，医生又提出去掉关押房间里的各种大字报、大标语，也被拒绝了。
刘少奇的肺炎被治愈了，然而他的身体却垮了。面容憔悴，身体消瘦，头发、胡子又长又脏，有时想下床活动都无力。没有人帮他洗换衣服，没有人扶他上厕所大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身上也长满了褥疮。
尽管刘少奇处于这种悲惨的状况，监视人员仍不掉以轻心，日夜守在他的床边，还说“为了防止他行凶或自杀，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监护工作”。并用绑带将刘少奇双腿紧紧地绑在床上，不许松动。
1968年10月5日，从昏睡中苏醒的刘少奇，先是双眼热泪滚滚，然后悲愤交加，失声痛哭……
以后刘少奇的病情不断恶化，植物神经紊乱、脑供血不足、脑软化，已失去了吞咽食物的功能，只能靠鼻饲维持生命。他的表情异常地痛苦，一会儿张开十指乱抓，一会儿又紧攥拳头，一旦抓住什么又死死不放……
在刘少奇生命之灯即将熄灭的时刻，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了。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也出席了会议。
在会上，毛泽东就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文化大革命”问题，作了讲话。会议认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各个时期的一系列指示都是正确的。两年来的“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在于“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终于摧毁了以刘少奇为代表妄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
全会还批准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刘少奇罪行的报告，“决定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
11月2日，中国各主要报纸均在头版头条，以套红大标题登载了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全国各地广播电台也反复播放着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生命奄奄一息的刘少奇也听到了公报中对他的结论：
全会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报告以充分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
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刘少奇听着听着，他的脑子里不时掠过自己一生走过的路。他觉得冤枉啊！他什么话也不说，用无言表示最愤怒的抗议。
到了1969年10月，林彪以战备疏散为名，把有碍他威信的“障碍”清除出去。10月18日，黄永胜等人向全军发布了《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继续通知疏散。
刘少奇就是“第一号令”的最早受害人之一。他是在号令正式发布的前一天接到通知的，这就发生了前面提到的一幕。
历史是公正的。那些迫害刘少奇的人终于受到了历史的惩罚，在1980年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党和人民为刘少奇彻底平反昭雪。
决议中写道：
全会决定撤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同志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