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告急，毛泽东的声明，使北平城里的傅作义坐卧不安。
在通县五里桥的邓宝珊彻夜未眠，一会儿踱步，一会儿伫立。
傅作义慢慢地坐立起来，默默地望着这位交情多年的辛亥革命前辈。
陈长捷低下头，陷入了沉思。
突然，八面槽的锡拉胡同12号一座民宅接连传出两声炸弹爆炸的轰响。
傅作义无奈地摇摇头，带着惋惜的口气说：“你早离职了几天，不然你可以帮我的忙。”
傅作义也已下定决心，同意在北平城内草签协议了。
会场顿时陷入沉默，没人表示反对，也没有表示赞成。
北平和平之路是傅作义走出来的，也是被共产党、解放军逼出来的。他在思想上的转变，还需要时间，需要一个认识过程。
邓宝珊出城谈判，和平之门正式开
冬夜是漫长的，但终会有天明的时候。被泥雪堵阻的车轮就要转动。
1949年1月14日到了，傅作义需要作出最后的抉择。这天上午，他把邓宝珊、周北峰请到居仁堂，让他们立即启程到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谈判。
周北峰焦急地说：“总司令，今天就是14号了。上次在蓟县八里庄‘会谈纪要’上所说的时限就是今天，我们该答复了。”
傅作义不以为然地说：“你们去吧！就说有些条款还需要再商量一下。”
周北峰立即与解放军方面联系。当日午后1时，邓宝珊、周北峰、刁可成（傅部政工处科长）、王焕文（邓的副官）一行四人，乘车到德胜门改骑马前进。他们不必去河北蓟县八里庄了。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此时已经移到了通县宋庄。
他们途经清河镇时，又由解放军用吉普车送到通县以西五里多路的五里桥的一个大宅院门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已在大门口迎候，车内的傅方代表赶紧下车与对方握手。
林彪说：“欢迎，欢迎！邓将军你们一路辛苦了，请先到屋里休息吧！”
这是一个名叫张永和的地主宅院。四周筑有高墙，内有四个小四合院，组成一个完整的大四合院，共有40间房屋。住宅全是磨砖对缝，一码到顶，雕梁画柱，朱红色的门窗，屋内陈设典雅别致，给人以古朴大方和庄重之感。把谈判地点选在此处，多少可以表明中共方面对和平谈判的诚意。这里距通县宋庄的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也有五里多路。
双方代表进屋后，罗荣桓说：“你们先休息休息，等一会儿再谈。”
“不累，不累！我们是不是现在就可以谈？”周北峰深知时间的宝贵，一分一秒也不能耽误，连忙以一种恳求的口气说。
聂荣臻十分严肃认真地说：“周先生，我们上次谈得很清楚，1月14日午夜是答复的最后期限。我们曾通过北平城里的同志向贵方作过多次催问，这一点你是知道的，但你们迟迟不作答复。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我们已经下达了攻打天津的命令，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你们有什么意见？”
周北峰这时才发现上次在八里庄参加谈判的刘亚楼参谋长没有在场，大概是去指挥进攻天津的作战了。他好像受到沉重的一击，立即意识到现在在谈判中能讨价还价的时间和资本几乎没有了。他没有说话，而是转脸看着邓宝珊，那意思是问：“你看怎么办？”
邓宝珊也有些怅然，没想到一见面中共方面就给他来了一个下马威。他虽然知道这责任在于傅作义犹豫不决，解放军只好先在天津动手，但不相信解放军能在短时间内拿下天津。在他的脑海里，天津城防工事比北平、张家口、塘沽等地都要坚固，用天津守备司令陈长捷的话说是“固若金汤”。于是，他对聂荣臻说：“我们出来，傅先生已下了决心，天津就别打了。”
聂荣臻说：“你我都是军人，你也知道，仗一打响就不好收拾了。”
一阵沉默。
邓宝珊对周北峰说：“用你的名义打个电报，将这个情况报告总司令，请他作指示。”
还在1月12日，也就是上次周北峰离开八里庄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军委给平津前线司令部发了指示电。军委认为，傅作义如此拖延，应在邓宝珊将军到来时明确指出，傅本人及其部下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须向人民低头认罪，立功自赎，方有可能赦免战犯罪，否则是不可能的。平津如被打烂，其责任全在傅方。解放军对平津两城包围已有一个月，一等再等，而且又按照傅方所提方案进行，但谈判如此之久，始终不着边际。傅部如有诚意，应即令天津守军于13日全部开出城外，听候处理。傅部如不改变立场，解放军将坚决歼灭之。与此同时，军委判断天津守军13日是不会出城的，所以命令林彪等准备14日攻击天津。
1月14日10时，解放军向天津13万国民党守军发起了总攻。同一天，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明确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
这些条件是：
（一）惩办战争罪犯；
（二）废除伪宪法；
（三）废除伪法统；
（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五）没收官僚资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废除卖国条约；
（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声明最后强调指出：“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
天津的告急，毛泽东的声明，使北平城里的傅作义坐卧不安。他那冷峻的目光中此时又多了些内容，是明净？还是失意？还是恐惧？抑或什么别的？
王克俊匆匆走进居仁堂，将刚刚收到的周北峰来电递给傅作义。傅阅后说：“立即回电告诉他，与邓先生相商酌情办理。”
王克俊转身离去，傅作义独自一人在屋里来回踱步，满脸愁容。他仍在动摇和痛苦之中，既不能为了争取时间，让邓宝珊不谈就草草签约；又不能让解放军进攻天津的行动停下来，等到签约后一起解决。唉，难呀！哪有一个妥善处置的办法啊！无奈，他只好让参谋长李世杰告诉天津守军司令陈长捷：“坚持两天，就有办法！”
1月14日夜，无月，无星，北风呼啸，寒气逼人。在通县五里桥的邓宝珊彻夜未眠，一会儿踱步，一会儿伫立。他那焦急而紧张的心，在时快时缓地跳动，他用尽了全力想控制一下，但无济于事，仍不能平静下来。这恐怕是入冬以来北平时间最长、天气最冷、夜色最黑的一个夜晚。
东方终于吐出了鱼肚白。渐渐的，那一小圈白光变大、变亮。苍茫的山岭梁峁一下子淹入了透明的晨曦。
1月15日上午，平津大战中国共双方军队高级将领在战场上的最后一次正式和谈开始了。
这次会议开了一天，直到深夜才结束。双方代表商谈的主要内容是：北平国民党军开出城外的地点、改编方案、补给、团以上军官的安排原则、军政机构移交和接管办法，等等。商谈范围只限北平一地，绥远问题不列入此次会议议程。
中共方面出于保护北平古城的考虑，在商谈一些具体问题中作了较大的让步，对于傅方提出的要求和方案都尽量给予满足和采纳。如部队出城改编，傅方要求离城不要太远、太分散，中共代表答应可以做到，地点可选在通县、三河、香河等地区。又如关于部队补给问题，也完全同意傅方提出的意见，逐步由解放军完全负责。又如移交和接管机关、企业等问题，也采纳傅方提出要有一个过渡办法的方案，可以成立一个联合机构负责解决。因此，保证了商谈的顺利进行，并整理形成了一些具体条款。
这次商谈，是在边打边谈中进行的。战场上的进程和态势，直接影响着傅方谈判代表的心态。邓宝珊原以为“固若金汤”的天津起码也能坚持个把月的，可以捞取些资本，没想到解放军仅用29个小时就攻占了天津全城，俘虏了陈长捷。当他和周北峰得知天津失守的消息后，极为震惊，深感北平更加孤立了，只有迅速促成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才是上策。
解放军攻克天津成了一服“催化剂”。而陈长捷的“现身说法”，则对促进和谈也有着一种奇特作用。
1月16日拂晓，刚当俘虏不久的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在解放军战士的押送下，乘车来到了通县五里桥。在张宅一间大屋里，他见到了邓宝珊和周北峰。这是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一次精心安排，目的在于让傅方代表尽快签署和平协议。对于邓、周来说，这真是富于戏剧性的一幕！
一见面，陈长捷就指着邓、周大声吼道：“你们这些家伙，躲在这里，以和谈为名，吃饱了饭磨牙玩，就是不签字！让我陈某人和13万弟兄们当牺牲品，作为你们讨价还价的资本。呸！我们完了，看你们还找谁垫背！”
陈长捷的到来，使邓、周感到很意外。面对陈的怒斥，他俩感到很委屈，有口难辩，难道他们就不想快点签字吗？
但是，他们能够理解陈长捷的心情和失态，知道他在天津挨了打，失了面子，见到自己的人泄泄气是难免的。
周北峰好言相劝：“你别着急，有话慢慢说，先坐下休息休息。”说着给陈长捷递上了一杯热茶。
陈长捷瞪了一眼周北峰，用颤抖的双手接过了茶杯，喝了两口，才缓慢地坐在椅子上。沉默了一会儿，邓宝珊望着陈长捷说：“你有话可以心平气和地谈谈，我们也好转告傅总司令。你的家室有什么事情要办？你不好向解放军提，我们也可以替你说说。”
陈长捷的情绪稳定了下来。要说谈谈，他还真有些心里话想说，也只有现在可以做到无所顾忌。再说，他刚刚吃了败仗，教训体会都是带着血腥味的，对人最有说服力。
同是一个陈长捷，几天前还发誓要与天津共存亡，表示“武器是军人的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的耻辱”，现在却完全变了另一种口气，他所说的许多话都是邓宝珊、周北峰不曾想过也无法体会到的。
陈长捷说：“现在大局已定，为蒋介石的不义战争作垂死挣扎，不赶快觉悟，不起义反正，即便逃到天边也是死路一条。天津的事实就是这样。”
“人家共军的战略战术，实在是高明，变化莫测。毛泽东指挥战争正确适切，达到了使国军完全听从他的调遣。沈阳攻克后立即派东北共军入关，使蒋介石、傅总司令措手不及，既不能调动华北军队援救徐蚌，也不能按计划扩军。接着，先围张家口，把傅的注意力引向西线，让35军增援；再围新保安，傅又上当派出基本部队，结果送了更多的本钱，北平、天津也陷入重围。傅总司令多次让参谋长告诉我：‘坚决守住就有办法。’这犹如在陷落死坑里讨价还价！”
“共党的情报工作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使他们对天津城防的设计、运用和兵力部署都了如指掌，得以恰当选定主攻方向，一举打破城防体系。相反，我们的情报工作却一团糟，多如牛毛的情报机关和人员全是吃干饭的。东北共军几十万人经长城入关，傅作义毫无所知；他们进抵宝坻、唐山和在津塘间转兵，我也未察觉；天津被围了，尚摸不清有多少共军，挨到重打后依然不明真实情况。”
“守军的士气普遍低落，不愿再战，而共军官兵英勇顽强，很有战斗力。天津城防阵地的暗堡和一些支撑点工事不是被他们的炮火所摧毁，就是三五成群的战士摸爬到跟前，一组继一组，一人继一人，用炸药包、爆破筒、手榴弹进行爆破，有的还与碉堡一起炸毁，真是不怕死。如果我们的官兵也有这种精神，也许还能坚持……”
陈长捷低下头，陷入了沉思。
邓宝珊、周北峰等人都在认真地听着，没有插话，没有议论，只有思考。听了陈长捷的这番话语，他们会有些什么感想，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
当日下午，双方代表继续会谈。没有人再提及陈长捷一事，好像五里桥从来没有来过这个被俘国民党军中将司令。但是，会谈气氛更加融洽了，代表态度更加诚恳了。
林彪首先发言，他说：“毛泽东主席今晨来电说，他得知邓先生出城来谈判，很高兴，并致欢迎之意。邓先生8日电示榆林方面派人去见他的事，他已知道了，也表示欢迎。”
邓宝珊听了林彪转达毛泽东对他致意的话，非常高兴，激动地说：“愿为保全文化古都，尽我全部力量，不辜负毛先生的厚望。”
双方代表就和平解决北平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后，聂荣臻谈了解决绥远问题的初步设想。他说：“绥远的问题，我党中央指示缓缓再谈。如果北平的和平解放能顺利完成，使中国数百年的文化古都及文物古迹能够完整地回到人民怀抱中，绥远问题就好谈了。毛主席说要用一种更加缓和的方式，我们叫它为‘绥远方式’。”
最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和邓宝珊、周北峰分别在《北平和平解放的初步协议》上签了字。同时，双方商定：次日由邓宝珊和刁可成、王焕文偕同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处长苏静、队列科长王朝纲一块进城；周北峰暂留五里桥，以便联系。
晚饭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一起来到邓宝珊下榻的小四合院，与傅方代表握手告别。林彪说：“从全国形势看，死守北平是不可能的事了。但为了保全古都及市民生命财产安全，我们甚望和平解放北平，惟不可能再拖延时间。限本月21日首先开出一个军兵力到城郊地区，然后再陆续开出。为了指挥傅部军队出城行动，可在德胜门外设双方参加的指挥所。此后，我方再派军政负责人入城。”
邓宝珊说：“林将军所谈几点，我看完全可以照办。”
林彪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给邓宝珊说：“请邓先生将这封信转交给傅将军。”
邓宝珊拿着信说：“有句古训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我想，一个人如果不怀千岁忧，总有一天会遭到后人的耻笑甚至责骂的。我也这样劝过傅先生。傅先生以及我本人，还有诸位先生，总有一天要黄土覆面的。在我们化成了灰后，后人写这段历史时总会是公正的。”
是的，历史永远不会忘记为北平和平解放而做出过贡献的人们。通县五里桥谈判作为平津战场上国共双方代表的一次成功合作和最后一次正式接触被载入史册，功不可没。
1月17日，旭日东升，阳光普照大地，积雪开始融化。空气是这样的清爽，使人胸脯里感到分外舒畅。
约9时许，邓宝珊偕苏静等人乘坐一辆吉普车驶出五里桥，踏上了回北平城的道路……
爆炸案轰动京城，何思源命悬一线
1949年1月18日凌晨3时，北平城里一片寂静，四处都是黑洞洞的。
突然，八面槽的锡拉胡同12号一座民宅接连传出两声炸弹爆炸的轰响。紧接着，便是硝烟骤起，砖石横飞，屋顶塌落，东西破碎，痛苦的嘶叫……一切都几乎发生在同一瞬间。
黑夜的寂静被打破了。
这是前北平市长何思源的住宅。锡拉胡同的人被震醒了，八面槽的人被惊醒了，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抢救、看望受伤的市长及其家人。
一家六口，一死五伤。何思源的小女儿何鲁美是一个中学生，当场毙命。他的妻子何宜人（原籍法国）受伤最重，经协和医院急救，从头部取出炸弹片四块，神经受伤，始终未痊愈。他本人被送到东交民巷北平医院输血抢救，但伤势不重，主要是因为没有被弹片击中，大部分是砖瓦木石塌下砸伤的。他的大女儿何鲁丽和两个儿子均被炸伤或砸伤，也被送到医院救治。当时，他和两个儿子睡在外间屋，里间屋顶先发生爆炸，他们赶紧起来扑向里屋去救人，刚起身走了几步，外间屋顶也发生爆炸。两颗定时炸弹爆炸时间不一，何思源才幸免遇害。
当天，北平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刊登出前市长家发生爆炸的消息，全城哗然，南京国民党中央社报道说：“这是‘共军攻城，打击和平使者’。”不明真相的人，以各自不同的心情在窃窃私语，作着种种猜测。
到底这起爆炸案是谁干的？为什么想暗害何思源？为什么又偏偏选在1月18日天亮之前呢？要想弄清这些问题，还得从何思源当市长说起。
何思源是山东人，北大毕业，留学英、德、法等国。1927年回国，次年出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厅长。1943年升任山东省主席，坚持敌后抗日斗争。1946年11月，他由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调任北平市市长。到北平不久，就发生了轰动全国的“沈崇事件”，即12月24日北京大学女生沈崇在东单广场附近被两个美国兵强奸。消息传开后，各大专院校愤怒了，先是罢课，后是上街举行反美游行示威。国民党军警、军统、中统人员在警备司令、军统头目陈继承的指挥下，纷纷出动，强行阻挠。这些人白天在街上打骂学生，夜里进校搜查宿舍，随意抓人，把整个北平城闹得风声鹤唳，人人自危！12所大学派代表去找陈继承，陈不见。各校学生集结在新华门国民党北平行辕门外静坐，强烈要求释放被捕同学。
面对师生们的责问和请求，何思源与一些学生代表乘车来到外交部街警备司令部。陈继承说，他不知道有打骂、逮捕学生的事发生。何说：“身为负责北平治安警备的司令，竟说不知道，谁能相信？”
何思源等又来到中南海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处，没找到李宗仁。李的参谋长王鸿韶打电话叫来了陈继承，陈依然推说不知道。何思源很生气，激动地说：“北平有行辕、战区长官部，有警备司令部，还有我这个无权无用的市长，竟然出了这种事！学生不散是个市政问题，我这就去告诉在新华门静坐请愿的学生，让他们回校去，今晚一定放人，如不放人，明天请看我的辞职书！”
何思源的话果然奏效，请愿的学生纷纷散去，八个被捕的学生当晚也释放了。
由于何思源在处理学生罢课游行以及军地关系、人民生活等问题上，明显地没有按照蒋介石及其心腹陈继承的意图行事，经常发生矛盾，他开始受到排挤，甚至暗算。1948年4月，他在景山东街就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枪击，幸而没有中弹。6月，蒋介石下令撤了他的市长职务。
蒋介石本想以此结束这场麻烦。但是，他可以任意撤换一个市长，却无法改变一个人的思想和追求。
何思源心中的愤懑又多积了一分。同时，他庆幸自己终于摆脱了束缚，没有在绝路上继续走下去。
7月1日，何思源向新任市长刘瑶章交出官印后，移居锡拉胡同12号。
这时，出任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一职不久的傅作义，特地派人把何思源叫到城外总部，向他表示此事与自己无关。
何思源说：“从到北平那天起，我就知道这个市长干不长。不是我干不长，而是蒋家的天下不会长了。我虽当了20个月市长，但问心无愧。”
7月5日下午，北平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国民党军警开枪打死打伤东北流亡学生44人的惨案。这一事件是由市参议会暗中串通陈继承的87军和一些军统人员一手制造的，傅作义一直蒙在鼓里。事件发生后，各地群众和反蒋人士因不明真相都纷纷谴责问罪于傅作义。作为总司令他不得不出来收拾残局，既花钱又赔罪，而真正的元凶陈继承却安然无事，一走了之。
一个堂堂的总司令竟然不知道所属部队将要采取的重要行动！傅作义异常恼火，他找来了何思源。
“这叫什么事？他们欺人太甚！”傅作义说，“我是个军人，不懂政治，后方闹得这样糟，前方的仗怎么会打好？”
何思源很直率地说：“傅先生，你看蒋先生的统治腐烂到了何等地步！光天化日之下，陈继承他们竟敢背着你调兵屠杀无辜的青年学生。”
傅作义无奈地摇摇头，带着惋惜的口气说：“你早离职了几天，不然你可以帮我的忙。”
何思源说：“傅先生是奋发有为、励精图治的。但是，你毕竟是枝叶，所依附的根已经腐烂了。所以，你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生长、开花和结果。局势变化太大，不如乘此机会脱离腐根。”
傅作义没有说话。
何思源继续说：“抗日期间，我在山东乡下打游击，对全局情况不甚了解。到了北平，我接触到的事情多了，看的也透了，感觉到跟蒋先生走下去是绝路。以前已经走了绝路，这条路我不能再走下去了。”
“七五”惨案发生后，何思源担心国民党特务会暗害他，便跑到青岛躲了起来。直到11月上旬听说傅作义由南京开完军事会议回来，他才从青岛回到北平。
傅作义见到何思源就说：“军事真糟！”
何思源完全明白傅作义这话的含义，总司令指的是目前的战局对自己十分不利。他望着满面愁容的傅作义，急切地说：“傅先生，你为什么还不跟中共那边接头？迟了不利啊！”
傅作义有许多想法，但顾虑重重。他吞吞吐吐地说：“如果与中共合作，我虽有几十万人，但用我个人的名义不行，用‘剿总’名义也不行，能不能在北平先组织一个‘华北某某委员会’，我任常委或副主任，专管军事？”
停了一下，傅作义又说：“我想，李宗仁很可能代替蒋介石，美国也有可能出兵，那样形势也许会好些。你能否到南京去一趟，看看李宗仁还有什么办法。我在这边也找些人谈谈。”
何思源和李宗仁的交情很深，称得上是莫逆之交。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时，何在北平怀仁堂为李举行酒会，并燃放鞭炮祝贺。由于蒋、李矛盾很大，蒋对何的举动极为不满。
何思源飞抵南京后，下榻在李宗仁住处。他俩几乎每晚都交谈到深夜，有时乐观，有时伤感，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一筹莫展。李宗仁多次感叹：“蒋总统把我看成小孩，想法子骗我。一会儿说他可以退职、休息、告假，一会儿说他可以把位子给我，一会儿又说让位现在还不能，简直是捉弄人嘛！”
在南京的两个月里，何思源通过明查暗访，切身感受到南京政府内部勾心斗角，和平运动有真有假、有实有虚，蒋介石还是想靠杀人来稳住天下。他进一步看到蒋家天下的分崩离析，更加坚定了他为争取和平解放北平而奔走的决心。
这时，国民党军在徐海战场上惨败，平津战事也很吃紧，只剩下平、津、塘几座孤城，不少军政要人纷纷南逃。一些好心人都劝何思源不要北上，留下见机行事算了。然而，何思源决心已下，他说：“北平是我的家，北平人是我的老朋友，我要为古城做些事情。”
1949年1月9日，何思源秘密飞回北平。
何思源见到傅作义便谈了他此次南京之行的感受，说：“李宗仁的嫡系部队驻扎在芜湖，南京仍在蒋介石的实力控制下。蒋介石暂时还不会下台，李宗仁也一时代理不了总统。现在南京四分五裂，已经管不了我们，你应该当机立断，彻底‘换根’，不要搞南京那些政客、党棍的那一套。”
傅作义没有说话，只是在认真听。
何思源接着说：“我对目前三方面的主张是这样认识的：中共方面提出的大多是政治问题、根本问题，例如如何不剥削人民、不压迫不民。蒋介石提的尽是些中国人最讨厌的枪炮子弹问题，还有美国出兵等问题。李宗仁所提的民主问题，实际是玩弄花样，徒尚空谈，例如取消戒严、特种法庭，停止特务活动，释放民主人士和张学良，等等。白崇禧向蒋提出‘和平解决’的主张，河南的张轸打电报要蒋立刻改弦更张，这些都是桂系催逼蒋介石下台的手段，都没有触及根本问题。”
傅作义仍在沉默，内心却在涌动。
形势的发展异常迅速。解放军对北平的包围圈在缩小，天津解放，毛泽东提出和谈的八项条件，和平呼声日益高涨，邓宝珊出城与中共方面接触……
事到如今，傅作义已无可奈何。无论以和平方式也罢，或用武力方式也罢，北平总是要解放的，但是为了免遭破坏，还是实现和平解放为上。何思源的这种信念，驱使着他积极奔走，加紧催促傅作义走和谈之路。
1月16日晚，何思源和北平市参议会议长许惠东去见傅作义。
何思源开门见山地说：“北平现在已完全处于孤立的地步，大多数官兵也不愿再打下去了。北平的解放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你若下令强迫军队继续作毫无出路的抵抗，那是很危险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傅作义只是点头，没有吱声。
何思源又说：“目前的问题是没人敢出来说话，如果有人说话，和平的声势就会大不一样。”
傅作义思索片刻问：“何先生看谁出来说话好呢？”
“我们来找傅先生谈，就是想在这方面做点工作，给你以民意方面的支持。你现在很需要这种支持，有了这种支持，文章就好写了，还带有为民请愿的成分。”何思源说。
傅作义说：“不过，北平的情况很复杂，你们要特别当心安全。”
何思源毅然表示：“不怕，为了文化古都和200万人民，死有何惧！”
傅作义深受感动。
最后，他们商定：次日中午在市参议会大厅召开华北七省市参议会大会，并邀请北平各界人士和军队代表参加，共同商议北平问题。何思源以“北平荣誉市民”的名义由许惠东陪同，先访询蒋系部队各兵团司令、军长以及部分师、团的意见；许惠东负责通知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热河等省市参议会，让他们的参议长或代表和北平市长刘瑶章出席；总部副总司令郭宗汾、军长安春山等，由傅作义派人通知。
1月17日上午，何思源和许惠东等人，遍访各兵团司令、军长和师长，向他们详细说明情况，要求他们顾念千年文化古都和200万人民。这些高级军官都在家，听后均不明确表态，只是说：“什么都不知道，无意见。”
当日中午，在新华门对面的参议会大厅内，华北七省市参议会代表和北平各界人士如期集会。到会的有各省市参议会议长和代表、北平市工商、教育界的代表、北平市长刘瑶章以及蒋系各军军长和傅总部将级军官共50人，许多记者也前来采访。在会上，与会者纷纷要求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一致推选何思源、吕复、康同壁等11人为和平代表，何思源为负责人，并决议以大会名义通电南京蒋介石政府和中共中央毛泽东。到会的高级军官都一言不发，也无人表示反对。
通电文稿中写些什么？要提出些什么要求？这是与会者最为关注的问题。
何思源说：“我在南京看过白崇禧授意下的湖北省参议会、河南张轸的通电，说什么‘如战祸继续蔓延，不立谋改弦更张之道，则国将不国，民将不民’，要求蒋先生‘循政治解决之常轨，寻取途径，恢复和谈’，等等。这是政客的做法，目的在于打击蒋介石，抬高李宗仁。我们不要这样，我们简单直说。”
稍停片刻，何思源又说：“国家统一，靠民心统一。最能代表民心的就是要求将北平称为北京、在北京设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有统一全权，并要求按照中共毛泽东的八项条件进行改革。”
大家一致同意，并决定11名代表于18日出城向解放军正式表示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心愿。
何思源开完会后，觉得心情轻松多了，脚下的路也仿佛变宽、变直了。
有人欢心，必然有人痛苦。
蒋介石对何思源的言行深恶痛绝，接到来自北平的通电后更为恼火。他是绝对不会容忍和平代表出城与解放军接触的，便密令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派人去北平除掉何思源，以起杀一儆百的效果。
毛人凤不敢怠慢，立即找来专门负责暗杀任务的二处处长叶翔之、特种技术室主任刘绍复和总务处长沈醉，共同研究行动方案。他们开始准备在何宅附近或路上，派枪手刺杀，但考虑到那样做枪手不易脱身，最后决定用放在何宅屋顶上的定时炸弹炸死何思源。为了慎重起见，毛人凤特地叫叶翔之亲自率领四名特务乘专机飞往北平，并密令军统北平站站长王蒲臣予以协助。
经过一番策划，北平的有名飞贼段云鹏带着几个高手来到锡拉胡同12号，神不知鬼不觉地在何思源家的屋顶上安放了两颗定时炸弹。炸弹爆炸的时间定在18日凌晨3时……
案发前，傅作义曾建议过何思源住进中南海，中共北平地下党还派人登门再三提醒何思源要特别警惕、防备，尽管都没有掌握到什么准确的情报。
何思源感激来自多方的关怀，但并没有充分注意，只是把房屋的后门打开了，多个出路而已。
没有炸死何思源，蒋介石非常生气，在电话里把毛人凤狠狠地骂了一顿。
1月19日，何思源顾不得去料理死伤的亲人，身上裹着绷带就和另外十名代表一起出西直门与解放军接洽和平解放北平去了……
十八条协议草签，傅作义稳妥处理迎和平
就在北平各界和平代表忙于出城与解放军接洽联系的时候，傅作义也已下定决心，同意在北平城内草签协议了。
1月18日，也就是邓宝珊偕同苏静等人从通县五里桥经清河镇回到北平的第二天，傅作义和王克俊、阎又文，在崔载之的陪同下专程来到东交民巷御河桥的联谊处招待所，向解放军第一名入城高级代表苏静表示欢迎。
一阵寒暄过后，傅作义对在座的人说：“你们一起再同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和平解决的具体办法。只要有利于北平和平解决，使这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免遭破坏，怎样的解决办法都行，你们可以算是双方的全权代表了！”
苏静说：“我只能起一个联络员的作用，有什么要解决的问题，我可以代为联络。”
“那也是全权代表嘛！”傅作义笑着说。
于是，苏静与王克俊、崔载之等人，在招待所里开始加紧磋商和拟定和谈协议的具体条文。他们依据通县五里桥谈判达成的协议精神，一条一条地具体化，提出一条，研究一条，写上一条。商谈中争论不多，时间也不长，顺利地拟就了一个正文共十八条的具体协议，即《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
1月19日，苏静以“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前线司令部代表”的身份，王克俊、崔载之以“国民党军华北总部代表”的身份，分别草签了《协议书》。
崔载之签字后意味深长地说：“我们草签协议书的地方，就是当年窃国大盗袁世凯派外交次长曹汝霖与日本公使签订丧权辱国二十一条的地方。二十一条签订的消息传开后，民怨沸腾，从北平到全国一片抗议声！今天，我们这十八条一旦公布于众，人民一定会兴高采烈地欢呼，庆贺北平和平解放！”
《协议书》草签后，双方代表向各自本部都作了汇报，请求批准。
当晚，苏静将《协议书》正文及附件的全文电告了平津前线司令部。正文内容如下：
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意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早日实现，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经双方协议公布为如下各项：
一、自本月十日上午10时起，双方休战。
二、过渡时期，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组织与人选详见附件。
三、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含兵团）原建制、原番号，自22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指定驻地约一月后，实行整编。整编原则，详见附件。
四、移驻城外之部队，可携带一星期之补给粮，以后由联合办事机构负责补给之。
五、华北总部成立结束办事处，其工作为对出城部队之管理约束，并与联合机构联合办理出城部队之补给事项，其约束之时间俟以上作工已逐步移交于人民解放军前线司令部及其补给机构接管完毕时为止。
六、城内秩序之维持，除原有警察及看护仓库部队外，根据需要暂留必要部队维持治安，俟解放军警卫部队入城后，逐次接替之。但傅先生仍得留必要之警卫部队。
七、北平行政机构及所有中央、地方在平之公营公用企业、银行、仓库、文化机关、学校等暂维现状，不得损坏遗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
八、河北省政府及所属机构暂维现状，不得损坏遗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
九、金元券照常使用，听候另定兑换办法。
十、军统、中统情报人员停止活动，听候处理，除违背此项命令别有企图，从事破坏有确凿证据者，一律不咎既往。
十一、一切军事工程一律停止。
十二、在不违背国家法令下，保持在平各国领使馆外交官员及外侨生命财产之安全。
十三、联合办事机构成立后，即释放政治犯，原华北区被俘的高级军官于北平接交后，一律释放（中下级军官可随时释放）。
十四、原华北区伤患官兵之医疗、阵亡者之安葬、军眷之安置，在双方协助下，仍得由华北总部结束办事处分别妥善办理。
十五、邮政电讯不停，继续维持对外联系（派军事代表检查）。
十六、各种新闻报纸继续出刊，俟后重新审查登记。
十七、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
十八、人民各安生业，勿相惊扰。
附件内容如下：
一、联合办事机构以七人组成之，解放军方面四人，华北总部方面三人。解放军方面为主任，华北总部方面为副主任。解放军方面参加者为：叶剑英、陶铸、戎子和、徐冰。叶剑英为主任。华北总部方面人员由傅先生指定之。
二、部队移驻城外后，即着手整编为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制度包括下列各点：（一）建立政治组织及工作。
（二）实行官兵平等，废除打骂教育。
（三）执行命令政策。
（四）服从群众纪律。
人事方面概由解放军同意任命，其原则如下：
（一）能力称职愿继续服务者，留原职继续服务；
（二）能力优异者可提升；
（三）不适任者予以调整；
（四）志愿深造者予以学习机会；
（五）不愿继续服务者，保障其生命财产眷属之安全；如愿返籍亦可予以方便。
三、联合办事机构系临时性质，接收完毕后则一切归军事管制委员会管理。在交接期中，联合办事机构及军事管制委员会均直接归平津前线司令部指挥，以后由联合办事机构移交平津前线司令部接收转交军事管制委员会管理之。
四、前述正文附件各项，除正文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系由双方代表根据一般需要及政策成立协议者外，其余各项均经双方代表分别请示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林司令员、罗政委、聂司令员及华北总部傅总司令同意修正后议定者。
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接到苏静的电报后，立即将《协议书》要点抄转西柏坡。毛泽东先是粗略地看了一遍，尔后与周恩来逐条逐句地推敲，在个别地方还作了文字上的修改。
1月21日晨，也就是协议正式生效的前一天，中共方面以林、罗、聂的名义向苏静发了指示信。信中说：
一、我方所俘傅方高级军官，待北平接收后，可一律释放。傅方所捕政治犯，在联合办事机构成立后即应释放。
二、盼告傅骑4师及101军出城后，两个城门仍须由傅方派兵控制，不要让蒋系部队接收。
三、盼转告傅自23日以后由北平出发的部队应分驻平汉、良乡、徐水之线及其以东之固安、文安、霸县、雄县一带，另一部则驻三河、香河一带，各部开动秩序，盼预先电告，以便我们指定其便于就粮的驻扎地点。
四、23日约有数名干部进城。
五、你暂在城内勿回。
此外，指示信还对《协议书》诸要点都作了同意答复，并指出：德胜门外由杨得志部队与守城部队联系，右安门外由程子华部队与守城部队联系。
苏静将中共中央同意和平解放北平协议的消息及有关精神让崔载之转告傅作义，并说：“明天是协议生效期，你们现在还没有动静，万一打起来怎么办？”
崔载之也很着急，立即给中南海打电话询问。
深夜，王克俊匆忙来到联谊处招待所，见到苏静便郑重地说：“傅先生对协议条文没有什么意见，他今天对军以上将领已经正式宣布了同共产党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决定。明日，傅部骑4师首先从永定门出城，并将双方达成的《协议书》的主要内容见报，还要颁布《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说着，王克俊把傅作义草拟的通告文稿交给了苏静。随后，他又立即驱车返回中南海……
原来，傅作义为了及时执行双方达成的十八条协议，在内部做了不少工作，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都作了精心安排和周密准备。就在1月21日这天上午，他在中南海居仁堂亲自主持了国民党“华北剿总”高级将领会议，到会的有副总司令郭宗汾、参谋长李世杰、总参议张濯清、副参谋长梁述哉、政工处长兼秘书长王克俊和蒋系第4兵团司令兼北平防守司令李文、第9兵团司令石觉。
在会上，首先由李世杰概述目前形势和与中共和谈经过，然后由王克俊讲述和谈的必要性和需要注意的事项，并宣读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书》。
接着，傅作义说：“眼下，我们只有和平一途可走了。刚才秘书长把协议书念了一遍，这还是个征求意见稿，下面就请大家提出修改意见。”
会场顿时陷入沉默，没人表示反对，也没有表示赞成。
傅作义扫视一下会场，又说：“大家不要有什么顾虑，对协议有看法尽管说，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片刻之后，梁述哉、郭宗汾、李世杰等先后表示赞同协议，跟着傅总司令走和平道路。有的人还说：时至今日，只能顺从民心民意，按照这个协议解决北平问题。这样做可以免除文化古都的一场浩劫，使人民百姓生命财产免遭无谓的牺牲和破坏，我们个人也可以避免充当历史的罪人，这是一条最好的出路。
李文平时态度温和，多次表示服从傅作义的指挥，但此时却坐在椅子上像个木桩子，脸色有些发紫，一声不吱。
石觉经常面带杀气，此时更是板着阴森的面孔，勉强苦笑着说：“我说不出什么意见，只是王克俊的部下有意见。”
“部下？”王克俊笑道，“我一个文职，何来部下？”
“我们部队的政工处长不都属你政工处管吗？他们有意见。”石觉说。
这时，李文开口道：“对，就是你的部下有意见！当降将太对不起领袖蒋委员长了！”
会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李文、石觉分明在摊牌，想从中作梗。
又是一阵沉默。
协议刚刚草签，下面部队都不知道，怎么会有政工处的人不同意呢？看来，两个兵团司令是不同意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他们在故意找茬。怎么办？傅作义沉思着。
良久，傅作义看着墙上的挂钟说：“开饭的时间到了，大家先吃饭吧，饭后再议。”
在高级将领们纷纷离座向门外走去时，傅作义向王克俊使了个眼色。王克俊心领神会，总司令是让他去处理这件事。于是，他乘与会者去餐厅吃饭的间隙，立即让人用电话分别通知师以上部队的政工处长，在15分钟内必须赶到中南海政工处集合。
政工处长们准时到齐后，王克俊宣读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书》全文，并征询他们的意见。绝大多数的人表示赞同，但不出所料，只有李文、石觉两个兵团的二位政工处长提出了保留意见。他们深知在目前情况下反对是无用的，因为大势已定，只好提出让他们安全回南京去的请求。
王克俊当即答复说：“不愿留下要走，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们要保证你们的部队不出事，把工作做好，不伤一人，不放一枪，不毁一物，遵守纪律，圆满实施协议的规定。我保证请总部司令把你们送走，保证你们的安全。”
那二位政工处长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点头表示同意。
散会后，王克俊随即向傅作义单独汇报了刚才召集政工处长们开会的情况。傅作义听后笑了笑，对王克俊的处理方法表示满意。
这时，高级将领们都已用完饭，来到居仁堂会议厅继续开会。石觉、李文还是坚持饭前的意见，并问王克俊：“你的部下不同意怎么办？”
王克俊笑道：“所有师以上部队的政工处长都对协议表示赞同，没有问题。”说完，他转身叫卫士要通了李文、石觉两个兵团政工处长的电话。
李文、石觉不知何意，彼此面面相觑，脸上现出很诧异的表情。他俩正要发问，忽见王克俊指着电话郑重地说：“请二位司令同你们的政工处长通话，你们就可以知道他们同意不同意了！”
李文动了动身子，但没有站起来去接电话。从王克俊的说话口气可以看出，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政工处长都同意了十八条协议。
王克俊不紧不慢地讲述了午间召集师以上单位政工处长开会的事。
傅作义说：“对嘛，这样做很好嘛！”
停了一下，傅作义又问：“你们二位司令还有别的意见吗？”
李文无可奈何地说：“没有了，同意条文。不过，我是蒋委员长的学生，不能留在这里执行协议，要带几个师长、团长飞回南京。”
石觉附和着说：“没意见，我也要求离北平去南京。”
傅作义当即答道：“可以，可以走，我给你们作保证。但是条件一样，要把事情办妥，不出问题。”
李文、石觉点头称是。
傅作义说：“还有什么意见？”他说着环视一下会场，最后站起来说：“如果大家没有意见，这个协议就算通过了。下午3点，各军长到此开会，由李世杰传达协议，下令各部队认真执行。明天，协议要点见报，颁布起义通告。散会！”
下午3时整，傅作义又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集军以上将领开会，由李世杰主持并宣布十八条协议。到会的有16军军长袁朴、94军军长郑挺锋、31军军长廖慷、92军军长黄翔、101军军长李士林和重建的104军军长安春山、35军军长朱大纯，以及郭宗汾、梁述哉、李文、石觉等，共计20多人。
会议开始后，李世杰简要地述说了目前形势和谈判经过，然后说：“北平粮弹有限，外无救援，凭藉孤城，实难固守。如果打下去，古都必遭毁坏。为此，我们已与中共方面初步谈妥，宣布起义，部队一律改为解放军，会受一视同仁的待遇。”
接着，李世杰宣读了十八条协议，最后说：“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已在总部及兵团司令高层会议上一致通过，望各位做好工作，一丝不苟地认真执行协议。”
在李世杰宣读协议和讲话时，蒋系军以上将领中除黄翔以外，其他人都个个愁眉苦脸，唉声叹气，有的还痛哭流涕。16军军长袁朴捶胸嚎叫道：“对不起领袖啊！对不起领袖啊！”
傅作义严肃地说：“好吧！那就分道扬镳，我准备飞机，让你们离开吧！”三天后，李文、石觉、袁朴等蒋系将领和在北平的国民党中统、军统一些头目，从东单机场乘飞机去了南京。
一个会议接一个会议，一切都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
同一天，即1月21日，傅作义又分别召集国民党北平市、河北省政府、南京中央政府驻平机构负责人和中统、军统头目开会，或进行个别谈话，要他们做好移交的准备工作，保管财物和档案，释放政治犯，相信将来都会有妥善安排工作的机会。对于不愿留下的人员，傅作义都答应给予安全保证，同时向他们提出走前不能出任何问题的条件。
傅作义所以答应一些蒋系将领和中统、军统头目离去，主要是出于及时执行协议和减少阻力考虑的。他下定决心后的一个最大顾虑就是，在北平城内几乎十倍于察绥军的蒋系部队。他深知，能否把蒋系部队稳住，是及时执行协议和保证北平和平的关键。如果他们不听指挥，采取什么动作，就会出大乱子，不仅他自己及部下会成为讨逆的对象，而且北平的和平解放也会受到破坏，一切艰辛努力就很有可能付之东流。因此，他有条件地放走一些不愿留在北平的蒋系将领，是稳妥的措施，也是符合实际的办法。事实证明，这一措施是完全正确的。
1月22日，傅作义正式履行协议的规定。他通过电台、报纸、通讯社、记者招待会等渠道，对外正式公布了有关北平和平解放协议的实施要点；傅部骑兵4师首先出城，开往指定地点听候改编。这样，《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开始付诸实施了。
消息传开，人心振奋，满城笑颜。北平解放了！傅将军下令不打仗了！欢庆的人群拥满大街小巷，沉睡的古都被犹如春雷的欢呼声给震醒了，到处是一派和平吉祥的气氛。
历史不会忘记傅作义及其支持者的功绩。
齐化门枪炮狂作，中南海处变不惊
1949年1月17日夜，即邓宝珊偕苏静等人回到北平城内的当天，李文兵团驻齐化门（即今朝阳门）内自来水厂的部队发生兵变。他们狂呼着“效忠委员长，严惩党国叛徒”的口号，向傅系部队发动了进攻。
刚刚就寝的傅作义接到报告后立即来到指挥室，他对李世杰说：“命令刘春方的骑兵师速去缴械。”稍顷，他又把王克俊找来交待说：“你去警告李文，告诉他，我们的人可以在城内任何地点对敢于违抗军令的官兵执行军法，并追究高级将领的责任。跟他讲清楚，咱们有话在先，别怪我傅某人不客气，免得以后见面不好说话，希望他和他的部下听从劝告。”
半个小时后，李世杰报告说：“兵变部队顽抗，刘师长正在加紧清剿，战斗十分激烈。其他蒋系部队也似有采取动作的迹象，情况紧迫，总部的警卫部队和预备队随时准备出动。”
傅作义点点头，随后平静地笑道：“他们不过是想示威一下而已，蒋委员长用的这些人有多大本事我还不知道！”
李世杰很佩服总司令临变不惊的胆识，可他自己心里总觉得没有底数。
北平城里的枪炮声传到了通县五里桥。
李炳泉把周北峰叫醒说：“北平城里恐怕发生了兵变。”
周北峰披衣起床，推窗向西遥望，北平方面果然是火光烛天，枪炮声密集。他想，在北平的蒋介石嫡系李文、石觉部队有十多万人，如果得知傅作义要起义，他们一定会制造事端的。而傅的嫡系部队只有二个师驻防在城里，恐怕镇不住。
李炳泉看着周北峰焦急的样子，连忙说：“周将军，不用担心。解放军林、罗、聂首长很关心这事，他们告诉我说，请你给傅先生发个急电，如果需要增援的话，守军开放西直门，解放军可派一个纵队兵力进城，完全由傅先生指挥。”
从北平方向传来的枪炮声越来越紧。周北峰立即给傅作义发了一封急电。电文说：解放军方面对城里发生的事很关注。如果需要，可开西直门，他们派吴克华部进城增援，归我方指挥。
李世杰接到周北峰的来电后，看了一遍便递给傅作义，笑着说：“这下可好啦，采纳他们的建议吧。”
傅作义看后瞪了一眼李世杰，没有说话，只是顺手拿起一支标图铅笔在电报纸上写道：“谢谢。我们完全能控制城内的治安，请他们放心。”随后，他把电报纸交给机要参谋：“发出去！”
良久，他才叹了口气，说：“你们呀……”
李世杰明白了，他的建议伤害了总司令的自尊心。尽管解放军方面是出于好心，但在这种情况下总司令无论如何也不会请解放军派兵增援，让人取笑。过去说，控制城内蒋系部队力所不及，多半是出于政治上需要的托词，现在除非……不管怎样，总司令不能借助解放军的力量来平定内乱。
接到总部的回电后，周北峰在五里桥一直焦急地等待事态的发展。直到凌晨，城内的枪炮声逐渐稀疏，后来完全停止，周北峰才松了口气。
1月22日7时许，解放军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来到周北峰的住处，他笑容满面地说：“周将军，北平城里平静下来了，傅先生已经通过国民党中央社北平分社和报纸把协议条款的主要点对外公布了。这很好嘛！请你电告傅先生，解放军即派二个纵队，由程子华将军指挥，从复兴门、西直门入城，接管北平城防，我们已电告我方代表苏静。”
停了一下，陶铸接着说：“咱们过几天一起入城，请你联络好时间、路线和接头办法。”
当日中午，王克俊给周北峰回电，告知周、陶一行可于26日由齐化门（即今朝阳门）进城，将派刁可成迎接。另外，还在电文中说，几天前驻齐化门内的石觉9兵团一部，受军统特务蛊惑，造成局部兵变，已全部缴械，城内秩序安定。现已开放平贼门（即今阜城门）、西直门，欢迎解放军入城。
蒋介石是不甘心于傅作义跟着共产党走的，对自己的嫡系部队将投奔共军更是不会善罢甘休！
在派徐永昌、蒋纬国、郑介民等人劝说傅作义率部南撤无效的情况下，蒋会石于1月17日晚给傅作义发了个电报。电文说：你我相处多年，彼此相知甚深，你现迫于形势，自有主张，无可奈何。我今只要求一件事，明日起派飞机到北平运走13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约要一个礼拜。望念多年之契好，予以协助，并希即复。
傅作义感到有些棘手，左右为难。这种时候，他得罪谁都不好。蒋说得那么恳切，不给点面子也说不过去，好歹是君臣一场，十多年的交情。可是，放走蒋的嫡系部队和重武器，又如何向解放军方面解释？再说邓宝珊刚回城就发生这种事情，解放军产生误解打起来怎么办？
他在屋里来回踱步，思考着如何做才最稳妥。突然，他在茶几旁停下脚步，转身叫人去找王克俊，随后在电报纸空白处写下“遵照办理”几个字。
王克俊看过蒋介石的来电和傅作义的批示，问：“准备如何办？”
傅作义没吱声，只是在屋里低头踱步。
王克俊明白了，总司令是让他来处理这件事。他疑神思索了片刻，便在傅作义办公桌上拿了一张便纸条，草拟了一个发给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电文。他在电文中说明了蒋来电的内容，并要求解放军在明后几天有飞机来时炮击城内机场，阻止飞机着陆。炮击时，由中共北平地下党派人观察弹着点的偏差，然后通过电台通告城外解放军炮兵部队校正。
傅作义看过电文，想了想，小心谨慎地说：“为了保密起见，还是用你的名义发给周北峰比较好，让他转告解放军方面。”
王克俊当即把电文上款改写成“周北峰兄请转平津前线司令部”，落款改为“弟王克俊”。
傅作义满意地点点头，微笑着挥了挥手，示意可以发了。
王克俊拿着两份内容截然不同的电文稿，离开居仁堂，向机要室走去……
1月18日，蒋介石派的飞机果然来了，接着城外解放军对天坛临时机场的炮轰也开始了。炮弹准确无误地落在城内机场上，飞机根本无法降落。一连几天都有飞机在北平上空盘旋，但未降落下一架飞机。
蒋介石空运嫡系精锐部队及部分装备的计划落空了。
傅作义听着这隆隆炮声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他有几分轻松、自在。也许就在这个时候，他最终下定了和平解决问题的决心。
他觉得，此刻整个世界仿佛都在看着他。
蒋介石的梦就这样破灭了吗？蒋介石的人就这样坐视傅作义跟共产党合作而不管吗？绝对不会！
自从下决心签订十八条协议的时候起，傅作义就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暗中作了提防，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
18日凌晨前北平市长何思源住宅发生爆炸后，傅作义在全城范围内进一步加强了安全保卫措施，并让副总司令郭宗汾、104军军长安春山研究调整军事部署，以防不测。
北平的夜晚比白天更加寒冷。
1月20日晚，王克俊乘车从东交民巷联谊处回中南海的途中，在南池子一带突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枪击。两枪都打在车身上，没有伤着人。王克俊让司机加大油门冲了过去。
又是两枪，仍然未击中。
车子在夜色中飞似的行驶，入新华门，在居仁堂前停了下来。王克俊稳定了一下紧张的心绪，慢慢地下了车，来到了傅作义的办公室。
灯光下，傅作义正与暂归104军安春山指挥的311师师长孙英年谈话，见王克俊进来，摆手示意让王坐下。
傅作义问孙英年：“郭宗汾给你布置的任务明白不明白？”
孙英年答道：“明白。从现在起，我师归郭副司令直接指挥，在明日晨接管北平所有城门防务，并协同宪兵3团维持北平城治安。同时，对宪兵3团、爆破大队等部队要派人重点监视，必要时可以采取断然措施。没有总部命令，任何部队不准出城。”
傅作义点了点头，又问：“你决心如何部署？”
“我回到师部后，立即召集各团长及直属部队的营长开会，研究一下再作周密部署。我初步设想，以‘协助维持治安’为名，派3个团长各带1个连兵力分别进驻宪兵3团的3个营部，再派师部一个参谋带警卫营一部进驻宪兵3团团部。让各团以3个宪兵营分管地段为各自的警备区，并接管辖区内的城门。各部都在明日拂晓前进驻指定位置，随后师部由护国寺大街移到武衣库富双英住宅。”孙英年当即把311师下一步行动部署的初步设想说了一番。
傅作义从沙发上站起来，在屋里边踱步边说：“你回去再找人研究研究，一定要精心组织，亲自指挥。”
停顿一下，他接着说：“明日我将向军以上将领宣布起义决定，传达和平协议，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会场这边的事，我另有安排。而会场之外的城内治安，可全交给你的美械师了。你时刻都要在师部待命，不能离开半步。要注意不准部队擅自出城，要严防烧杀抢掠，奸淫破坏，遇事立即处理，不可犹豫。孙师长，我们相处多年，现在已经到了最关键时刻，希望你能助我一臂之力。我们为了保护北平不遭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不遭涂炭，才走和平道路。如果不能把北平城完整地交给共产党，那么我们都将成为千古罪人！”
孙英年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同时，对傅作义如此信任自己，他也很感动和自豪，说明总司令还把他孙英年当做亲信心腹看待，并没有因为几十天前声称“打一下半”而不信任他。他完全理解总司令的心情，暗自发誓决不辜负总司令的期望，一定把城内治安维护好。
傅作义转脸问王克俊：“秘书长，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总司令已经交待得很清楚了，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不过，城内治安问题确实不能忽视。我刚才从联谊处返回中南海，车子在路上被人打了黑枪，幸好冲了过来。”
傅、孙一听，顿时脸上现出很吃惊的表情，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好像这种事早在意料之中。
天快亮了，东方一片薄薄的微光，颤颤地扩射着。孙英年的311师处于一级戒备状态，严密把守着城门，注视着城内各部队的动静。
二十万大军走出天安门
1949年1月26日晨，晴空万里，古都北平沐浴在红彤彤的朝霞中。虽说寒冬未尽，但春节将至，人们都感到了阳光的温暖。
这天早饭后，周北峰按事先与王克俊约定好的时间和路线，陪同化了装的解放军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以及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长戎子和、即将出任北平市副市长的徐冰等，从通县五里桥驱车向朝阳门开去。
车子在解放区行驶时，陶铸亲自下车联系，进入国民党军防区后，陶铸笑着对周北峰说：“我的任务完成了，前面是傅将军的部队了，由你联络吧！”
说话间，突然前方轰的一声巨响，尘土飞扬，司机一时慌了手脚，把不住方向盘，吉普车摇摆起来。周北峰见此情况，急忙由后座上前抓住了方向盘，并叫司机停车灭火。
车子停下后，发现前面有一群羊，因来了汽车惊散，跑到公路两边的地雷区，踩响地雷炸死了几只羊。司机有些紧张，周北峰便说：“我来开这段路吧！”
陶铸说：“好吧！让给周先生开。”
下午，吉普车驶进东交民巷傅部联谊处。
王克俊接到周北峰的电话后，立即向傅作义作了报告。傅作义约请陶铸等到中南海晤谈，并共进晚餐。
傍晚，周北峰陪同陶铸等改乘一辆卧车来到中南海，受到傅作义、邓宝珊、郭宗汾、王克俊等热烈欢迎。周北峰把身着便衣的陶铸、戎子和、徐冰一一介绍给傅作义，傅作义对陶铸说：“很好，部队出城改编的计划已拟好了，程子华将军已接管了北平的城防。”
宴会一直沉浸在友好、热烈、兴奋的气氛中，双方频频举杯，共祝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傅作义因有心脏病从来都滴酒不沾，为了给大家助兴，他以橘汁代酒，与大家一起共饮。欣慰之情，溢于欢快的谈笑中。
晚宴后，双方共同研究了国民党军部队出城的时间、顺序、地点和整编计划。同时，还磋商了成立联合办事处、工矿企业和政府机关移交等事宜。
陶铸说：“按照双方协议的规定，应立即成立北平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北平和平解放的善后工作。中共中央决定，由解放军总参谋长叶剑英为主任，另指定我和徐冰、戎子和为委员。傅先生方面三位委员请你们定了后告诉我。过一两天，双方的委员就去城外看叶总参谋长。”
谈话至此，傅作义说：“各位一路辛苦，天已不早，就请休息吧。”他把陶铸等送到院子里的卧车前，握手而别。
次日，傅作义派他的作战处长雷立法等去联谊处，与苏静等协商具体实施军队整编的办法，发给所属各部照办。确定“华北剿总”司令部改称“结束办事处”，并于1月30日由中南海移到西郊公主坟的原总部地址。留下一个警卫团，负责傅作义和“结束办事处”的警卫。
1月28日，叶剑英致函傅作义：“联合交接机关拟于明日下午2时在城郊开筹备会，请转告。贵方参加人选适时到会为荷！”
傅作义接信后，随即复函：“1月28日大函敬悉，兹派郭宗汾、焦实斋、周北峰前往参加，即请查照，并领时祺！”
1月29日，农历正月初一，北平联合办事处筹备会在颐和园益寿堂召开第一次会议。中共方面代表有叶剑英、陶铸、徐冰、戎子和，以及程子华、莫文骅也参加了会议；傅作义方面代表有郭宗汾、焦实斋、周北峰，以及作记录的刁可成也参加了会议。
在会上，叶剑英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词。他主要说明了以下三点：
一、我们确守我们的原则。
这就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原则。当我们讨论问题或处理事务的时候，应当考虑到人民的利益。为此，我们有时候会坚持我们的意见，希望朋友们要谅解。
二、我们一定履行我们的诺言，即：凡是在会议上共同通过的或我们签了字的事项，我们都履行，答应了绝不含糊，避免讲了不干。
三、我们愿意与我们的朋友长期合作。
傅先生今天是我们的朋友，从前曾长期与我们对立，我们在宣传上或文字上，都曾视为反人民的，今天傅先生为200万人民所一致拥护，假使傅先生所做的事能推广到太原、大同、陕坝、南京、上海、武汉，那更能符合人民的愿望。现在我们一致称他为傅将军。
叶致词后，郭宗汾说：“北平休战和平的事，做到今天已有相当的收获。我们愿意这种收获更扩大，完全同意叶先生所提的原则。傅先生的意念，很愿意将这个局部和平，促成全面和平，至少可以做一个桥梁，并以最大的努力，在最短期间完成之。对于联合办事机构，我们愿以最大的诚意，请叶先生相信我们会努力。”
接着，他们就有关联合机构成立、办公地点和时间、钞票等事项进行了商议，并通过一项非常重要的决议：本月31日（12时前）北平城中所有国民党部队全部撤出，开至规定地点，当日由解放军入城接防。
在北平城中国民党正规军有“华北剿总”司令部、二个兵团部、八个军部、二十五个师，连同国民党其他部队共约26万人。根据双方协议的规定，国民党军部队于1月22日开始撤出城外，开赴指定地点等候以民主原则实行改编。
当和平协议签字后，北平国民党驻军能否顺利移出城外候编，便成为实现北平和平解放的关键环节，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重要标志。然而，20多万人的规模不算小，况且各部队情况不一，鱼龙混杂，心理准备不很充分，人员还有种种顾虑。这说明部队出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精心安排、周密部署，才能防止部队不出乱子，特别是蒋系部队不制造事端，保证整个出城行动在规定期限内顺利完成。对此，傅作义有清醒的认识。他和王克俊等多次反复研究，制定了部队出城计划，做了不少说服工作，尤其对部队出城的时间、顺序作了周密考虑。傅部的骑兵4师第一个出城，重建的104军殿后开出。
骑兵4师是直属华北总部的精锐部队，可谓傅作义的“御林军”。它与35军一样，是傅部“嫡系中的嫡系，主力中的主力”。该师各级军官的任用，都必须报请傅作义亲自审批。师长刘春方，是傅作义亲手提拔起来的心腹将领，他对傅作义也是忠心耿耿。
刘春方是河北人，1928年考入山西省太原军官学校，两年后毕业分到傅部任职。因表现突出，工作出色，被傅作义逐步选拔为警卫连长、机要参谋、作战科长、骑兵团长、副师长、师长等职。他对北平和谈比较赞成，态度积极，决心跟傅作义走和平道路。他明白傅的良苦用心，过去在战场上没有给傅丢过脸，今天在带头出城的关键时刻也决不能丢脸。“傅先生是看得起我，信得过我姓刘的。”
在1月22日10时国共双方在北平开始正式停战以后，刘春方的骑兵4师整装待发，没有丝毫的松懈情绪。战马嘶鸣，兵旅匆匆，依然是一派紧张气氛。
刘春方将全师官兵集合在一起，向他们下达出城候编的命令。他首先讲了部队出城顺序，接着说：“出永定门时，谁也不准坐在马鞍上，要脚踩蹬，腿夹鞍，挺胸抬头，充分显示出我们骑兵的威力！我们开出城外，是起义，走向光明，是和内战彻底决裂，而不是战败。所以，我们要振奋精神，雄赳赳地走出城去，谁也不准灰溜溜的。沿途行军，一定要遵守纪律、听从指挥，不许摆弄枪支，不准打抢。尤其是通过解放军防区时更不允许。谁打枪，谁就是破坏和平的罪犯，谁就是找死。各级长官要起表率作用，要切实掌握住部队，有情况立即报告……”
随着一声“出发”的号令，刘师长骑着一匹高大的白马，手牵着缰绳，走在队伍的最前头。他威风凛凛，严肃镇定，跟在他后面的本队整齐有序。前来围观的市民纷纷报以热烈的掌声，部队官兵行骑兵军礼来致谢市民的盛情。骑4师带了个好头，给北平人民留下了好印象，给后续出城部队树立了榜样。
刘春方师出城时，傅作义命令安春山的104军先接管蒋系部队的城防，全力维持社会治安，随时准备对付那些不听从调动甚至进行破坏的蒋系部队，然后以友军态度与解放军交接防务。
从1月23日开始，北平国民党驻军的出城行动暂时停止了。傅作义采纳由苏静、陶铸等转达的中共中央军委的建议，派总部有关人员和政工人员深入各部队中，进一步开展思想教育，传播骑4师的做法与经验，检查出城准备工作，再从组织上作些部署。1月26日以后，蒋系第4、第9兵团等又按顺序陆续出城，开赴指定地点。到1月31日，城内的国民党军部队全部开出城外，一部分在平汉、良乡、徐水之线及其以东的固安、文安、霸县、雄县一带，另一部分在三河、香河一带，听候改编。
1月30日下午，傅作义等在警卫团的护送下，乘车离开中南海，经复兴门回到了北平西郊公主坟他原来的总部所在地。
1月31日12时30分，解放军东北野战军41军（4纵队）从西直门开入北平市区，开始接管防务。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历时64天的国共平津大战，至此全部结束。
2月3日10时，北平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解放军入城仪式，全市沸腾，欢声笑语，使古城焕发出盎然生机。北平，终于迎来了春天！
外国通讯社发表评论说：“中国解放军入城，规模空前，士气高涨，装备异常精良，实为一支强大的有战斗力的部队。”“中国革命方兴未艾，南京当局大势已去。”
北平和平解放已成了历史的现实。如何改编开出城外的20多万国民党军队，是各方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北平联合办事处成立后的首要任务和最主要工作之一。
1949年2月14日，解放军大部入城，原国民党军已安全撤到北平周围地区。在东交民巷御河桥二号礼堂，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及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负责人设宴邀请国民党军起义将领约60人，与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华北野战军领导人举行盛大的联欢晚会。
解放军方面出席的有叶剑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陶铸、薄一波、杨成武、杨得志等几十人，到会的国民党起义将领中有傅作义、邓宝珊、郭宗汾、李世杰、郑长海、梁述哉、周北峰、朱大纯、安春山、黄翔、刘春方、赵树桥、王建业、孙英年、慕新亚等。
在宴会上，解放军总参谋长、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和联合办事处主任叶剑英首先发表了讲话。他说：“我们原为两军对阵、各为其主的敌人，但今天却能欢聚一堂，这是人民胜利的奇迹。”
叶剑英又说：“就和蒋介石先生的私人关系方面来说，我可能不会比大家浅，但在国家民族的大节大义上，我们却不能跟着他走。今天，大家采取正义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又是极其光荣的。”
他最后说：“傅作义先生指挥的部队，愿意接受人民解放军的办法，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并欢迎解放军入城和平接收，保护了北平几百万人民生命财产和工商各业的安全，使文化古都不遭破坏。这是为中国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并为今后国民党军队投靠人民树立了榜样，是我们和全国人民都欢迎的。这是你们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开始，也就是你们的胜利。请为人民的胜利，为我们共同的胜利，干杯祝贺！”
接着，傅作义讲话说：“北平和平解放，是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为解放中国各族人民制定的伟大政治和军事路线的胜利。我对这条伟大路线的正确认识是经历了长时间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斗争过程的，我深切地感激各位对我的帮助和教育。”
宴会后，大家一起观看了由解放军文工团演出的《白毛女》。参加起义的将领们深受感动，许多人都流下了眼泪。这是他们踏上新征程思想觉悟的泪花。
联合办事处双方代表根据《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书》的有关条款，本着改编一要彻底、二要合理的精神，以及中共方面对国民党起义官兵实行“起义有功，既往不咎，宽大处理，妥善安排”的政策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经过20天的协商研究，并与傅作义和他的部下多次交换意见，最后形成了一个大家有一致认为合理的改编方案，报中共中央军委、解放军平津前线总前委批准后实施。
2月21日，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政治部在北京饭店召开改编会议，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陶铸和傅作义方面的郭宗汾及受编部队师以上军官出席。
在会上，解放军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北平联合办事处委员陶铸首先致词，并宣布了原北平国民党驻军的改编方案。方案规定：
一、原国民党军“华北剿总”，第4、第9兵团部和8个军部三级指挥机构全部结束，所有工作人员及直属队分别编入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各兵团部和各军部。其所属的25个师改编为解放军独立师，各特种兵部队与解放军的特种兵部队合并。
二、国民党军中的政工人员，愿留解放军工作的，应经过训练后再行录用。
三、国民党军中的各级军官，凡接受解放军分配工作的，其本人和家属均与解放军干部及家属享受同等待遇。
四、国民党军中愿意学习深造的军官，按其工作职位与程度分班组织学习，在学习期间的待遇与在职干部相同。
五、国民党军中愿意回家的军官，一律按原薪发给三个月薪饷和车票，在解放区沿途供给食宿（包括其家属在内）；除武器及公用资财外，私人财物均可全部带走；回家的可按其工作职务与需要，酌许带一二名护兵同行；凡在解放区居住的，回家后可分得应有的一份土地；如本人系地主家庭，其土地财产不论分或未分，均按土地法大纲第三条规定处理；本人今后要遵守民主政府一切法令，其过去对于农民行为如何，一概不加追究。回家的国民党军人，一律发给《参加北平和平解放证明书》，以后愿来解放军工作，仍然欢迎。
陶铸还特别强调说：“采取以上措施，是因为参加此次北平和平解放的国民党军官们，有功于国家和人民，并且给全国树立了一个和平解放的榜样，所以解放军和人民愿意加以奖励和优待。”
接着，林彪说：“首先向到会接受改编的军官们表示欢迎！此次改编的目的，是要使北平原有的国民党部队在编制上成为人民解放军，实质上成为为了人民利益、解放人民、属于人民的军队，这就必须在政治性质上和思想作风上都来个彻底的改变。改编方案中规定了军部以上三级指挥机构全部结束，是为了新的指挥关系的建立，为了便于军队的革新，便于全体官兵的进步。至于个人的去留，完全取决于自愿。只要是愿意进步、愿意参加革命工作、拥护中共一切政策的人，我们一概允许其参加工作。”
他环视了一下在座的傅部高级军官，见他们都在认真听着，继续说：“目前，蒋介石的军事力量业已基本打垮，解放全中国的时间就要到来。解放军已是一支不可抗拒的力量，全国统一的局面很快就可实现，全国人民的力量将要向伟大的建国事业上转变。我们的光明前途就在眼前。大家有了这一次的转变，在祖国的伟大建设事业中就会大有英雄用武之地。大家要认识这一巨大的变革，努力进步，实行一个根本的转变，将旧军队改变为新的人民的军队。”
罗荣桓指出：“这次改编不仅是军队的改编，不只是改旗易帜，换个番号，而是一个政治的改编。这是从蒋介石所指挥的军队，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服务的军队，改变为人民的军队，是一个立场上的根本改变。为此，要首先学习解放军的一套政治制度，讲真理，讲民主，启发战士自觉为人民服务。要彻底去掉国民党军队那一套政治制度，为少数人服务，为少数人控制，靠特务监视，靠欺骗蒙蔽的办法。”
他宣布：“为了实现改编，人民解放军将派出政治干部到各受编部队，以提高官兵觉悟，使部队进步，使官兵关系、军民关系焕然一新。”
最后，刘亚楼宣读了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改编北平周围国民党军队的命令》。命令说：
在北平周围候编的原国民党军队，军以上指挥机关即行结束，其所属各师以师为单位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师，各师改编后的番号规定如下：
原16军22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25师。
原16军94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31师。
原16军109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34师。
原94军5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21师。
原94军121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29师。
原94军157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27师。
原101军271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35师。
原101军272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41师。
原101军273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42师。
原23军4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47师。
原23军87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46师。
原13军297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50师。
原13军299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48师。
原92军21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53师。
原92军56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55师。
原92军142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57师。
原31军205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62师。
原104军250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71师。
原104军269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72师。
原104军309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74师。
原35军101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87师。
原35军262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90师。
原35军267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99师。
原311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88师。
原新骑4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5师。
当晚，解放军设宴招待全体与会军官，并由平津前线政治部宣传队演出了“杨勇立功”等精彩文艺节目。受编部队的军官们观看了反映解放军生活和作风的各种节目，很感兴趣，倍加赞扬，直到深夜才尽欢而散。
这次改编会议后，北平联合办事处立即着手了具体的改编工作，尔后又着重做了处理编余人员的工作。
2月26日，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传达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傅方受编部队师以上军官的任命令》。命令说：
任命李士林为人民解放军第13兵团副司令员。
任命葛晏春为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副司令员。
任命郑世通为人民解放军第38军副军长。
任命孙学仁为人民解放军第39军副军长。
任命张辑成为人民解放军第42军副军长。
任命郑邦捷为人民解放军第44军副军长兼人民解放军独立第47师师长。
任命朱大纯为人民解放军第49军副军长。
任命刘文英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21师师长。
任命何宝松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24师师长。
任命梁诗传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25师师长。
任命黄燮南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29师师长。
任命李君南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31师师长。
任命张鹏翱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34师师长。
任命栾乐山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35师师长。
任命刘化南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41师师长。
任命郑海楼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42师师长。
任命潘如函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46师师长。
任命巫剑峰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48师师长。
任命唐南勋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50师师长。
任命王念三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53师代理师长。
任命陈寿恭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55师代理师长。
任命王凤歧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57师师长。
任命王建业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71师师长。
任命慕新亚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87师师长。
任命孙英年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88师师长。
任命唐文佐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90师师长。
任命刘一民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99师师长。
任命刘春方为人民解放军骑兵独立第5师师长。
原104军军长安春山另有任用。
2月27日，傅作义的各受编部队开始调动归建，顺利地实现了与解放军的合编。编余人员也陆续出发。由于国民党军各部队编制员额不满，空缺较大，加上一些逃亡溃散人员，实际编入解放军编制序列的人数只有19.7万，而不是傅方总部出城时提供的25万人数额。
至此，解放军平津前线总前委在北平联合办事处的协助下，基本完成了对北平周围国民党军队的改编及师以上军官的安排。这次改编果断迅速，宽大周到，各方面都十分满意。这也是共产党军队解决国民党军队的一个范例，使他们成为自己的部队，走上革命的道路。
劝降通牒起风波，庆功宴上话和平
1949年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报道北平解放”的文章，并全文登载了1月31日新华社播发的林彪、罗荣桓致傅作义的一封信。这封信是中共中央军委以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的名义写给傅作义的，也就是1月16日八里庄和谈时由林彪当面交给邓宝珊的那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傅作义将军：
贵将军接受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所谓“剿匪戡乱”之伪令，率领所部数十万反动军队向着绥远、察哈尔、河北、热河及山西北部人民解放军区和人民解放军发动残酷的进攻。先后攻占卓资山、集宁、清水河、和林格尔、凉城、丰镇、陶林、兴和、商都、尚义、张北、张家口、宣化、怀来、涿鹿、阳原、蔚县、广灵、天镇、阳高、怀仁、左云、右玉、山阴、延庆、龙关、崇礼、赤城、沽源、康保、宝昌、多伦、化德、涞水、易县、望都、定县、河间、高阳、任邱、安新、雄县、新镇、容城、肃宁、蠡县、博野、霸县、永清、固安、安次、胜芳、古北口、三河、香河、武清、宝坻、宁河、玉田、丰润、平谷、蓟县、遵化、兴隆、迁安、卢龙、乐亭、昌黎、抚宁、承德、滦平、丰宁、隆化、平泉、青龙、凌源、凌南诸解放区各城、重镇、县治及广大乡村。贵部军行所至，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在贵军管辖地区则压迫工、农、兵、学、商广大人民群众，出粮、出税、出力、敲骨吸髓，以供贵将军及贵属所谓“戡乱剿匪”之用。在贵将军及贵属统治之下，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压迫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使其丧失合法地位，压迫青年学生们的爱国运动。贵将军又复下令破坏保定公共建筑及公用物资，炸毁北宁路滦河铁桥，在北平城外平毁村庄，在北平城内逮捕无辜人民，斩伐风景林木，拆毁古迹材料。贵将军及贵属在天津城内外之措施，亦复如此。本军奉命征讨，全为吊民伐罪。贵将军不敢野战，率领数十万军队退入平津，据城抵抗，使两城人民受尽痛苦。本军迭次通知贵将军及贵属，顾念两城数百万人民之生命财产，数千年之文化古迹，国家前途所系之轻重工业及贵属官兵之身家性命，提出和平缴械或出城改编两项办法。天津方面，市参议会代表出城谈判，本军当即表示欢迎，并提示下列诸点：
（一）本军甚望和平解决，以免天津遭受破坏。
（二）天津守军应自动放下武器，并保障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
（三）本军保障一切自动放下武器之官兵个人及家属生命财产之安全。
（四）如果守军不愿自动放下武器而欲抵抗到底，则本军将采取攻击行动。城破之日，守军方面诸反动领袖不能按照在小城市及乡村中作战时被本军所俘敌方军官一样待遇，而将加重其处罚。市参议会代表同本军代表谈判两次，均为天津城防司令陈长捷及62军军长林伟俦等所破坏，以致毫无结果。贵将军复于最后时机，命令天津守军坚持匪首蒋介石伪令，抵抗到底。本军迫不得已，乃于本月14日上午10时，开始总攻，至15日下午3时即解决战斗，贵部十余万人全被缴械，陈长捷、林伟俦等均被俘虏。足证守军之抵抗，毫无作用。现在天津业已解放，人民重见天日，欢声雷动，迎接人民解放军。北平被围业已月余，人民痛苦日益增重。本军一再推迟攻击时间，希望和平解决，至今未获结果。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办法如下：
（一）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如贵将军及贵属能够做到这些，则本军保证贵部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对于贵将军的战犯罪责，亦有理由向人民说明情况，取得人民谅解，予以减轻或赦免。
（二）如果贵将军及贵属不愿意自动放下武器，而愿意离城改编，则本军为保全北平不受破坏起见，也可以允许这样做。本军可以允许贵军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上述两项办法，任凭贵将军及贵属自由选择。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及贵属以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此项时间，规定由1949年1月17日上午1时起，至1月21日下午12时止。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欲以此文化古城及200万市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军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将实行攻城。攻城时，本军将用精确战术，使最重的打击落在敢于顽抗者身上；而对于不愿抵抗之贵属，则不给任何打击，并予以宽待。城破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
《人民日报》在登载上述函电全文的后面，还刊出新华社的附记如下：“此公函系于1月16日在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当面交给傅作义将军的谈判代表邓宝珊将军和周北峰将军者。当日邓宝珊将军偕林彪将军的代表入城联络。傅作义将军即决心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指示，愿令其所部出城听候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此后数日，又经数度接洽，解放关于双方交接过渡期间的若干问题。傅作义将军于21日将协议诸点（但不完全）经国民党中央社公告，傅部即于22日开始履行协议。至本日（31日）傅部主力移动完毕，人民解放军开始入城接受北平防务。”
这封信实际是当时解放军给傅作义及其部下的一个书面通牒，且规定了最后期限，言词激烈，语气严厉。
人的感情世界是复杂多变的，谁都有冲动的时候。接受中共方面的和平条件，拱手让出北平城，20万大军改编为解放军，对傅作义来说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他耐着性子把报纸上的信及附记看完了，顿时气愤不已，拍着桌子叫道：“简直不像话，怎会有这等事！部队出城了，城防也移交了，我再也没有用了……”当他看到信是1月16日写的时候，更加不理解，陷入疑惑之中。
傅作义对信中所列举的他的桩桩件件罪行，虽未疑义，但感到实在难以接受。他想，从1月16日至2月1日，已过了整整半个月光景，我并没有看到这封信，邓宝珊、周北峰他们谁也没有交给过我什么林彪的信。既没有给我看，又说给了我，这不是打我黑枪、敲我闷棍，在世人面前把我傅作义搞得身败名裂吗？时过境迁，为什么又旧事重提并公布于众呢？
他情绪非常激动，在屋里来回踱步，沉重的脚步是急促的，反映出他的内心充满着矛盾和痛苦。他对中共特派员潘纪文说：“一个人到了必定要死的时候，就什么也不怕了。”
这时，又接连发生了几件对傅作义有强烈刺激的事情：一是西城区人民政府在登记军统、中统特务时给傅作义打电话，要他前去报到登记；二是按谈判规定给傅作义留下一个警卫团，但在解放军入城仪式之后，由于某种原因他们的武器被收缴了；三是傅作义于2月2日邀请邓宝珊到西郊原华北总部共进午餐，邓宝珊车出复兴门时竟被岗哨扣留了几个小时。解放军战士非要问他“是不是反动派”，直到陶铸闻讯赶来才放行。
通牒信及接踵而来的不愉快事情，使傅作义很苦恼，对共产党不免产生了一些疑虑。2月3日，他带着情绪分别致函毛泽东、林彪和罗荣桓，说自己在两年半“戡乱”战争中负有罪责，愿意接受任何惩处，并要求毛泽东给他指定时间、地点，他作为战犯前去投案自首。同时，他在信中还对公开发表通牒等事表示不满，颇有气愤之意，并极力争辩自己北平之不抵抗，不是为保全个人生命财产的打算，而是为了避免人民的损失。
中共中央军委以林彪、罗荣桓的名义写给傅作义的信，为什么要重新公布于世呢？邓宝珊事先把信转交给傅作义没有？信究竟在谁的手里？由这封信引发的风波，一时困扰着许多人。
原来，这件事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
1月16日下午：邓宝珊、周北峰在通县五里桥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经过谈判，达成了一个原则上双方认可的《北平和平解决的初步协议》。签字仪式后，林彪当面交给邓宝珊一封信，请邓转交给傅作义。
林彪等人走后，邓宝珊急于想知道信中的内容，见信没有封口，便抽出信纸看了起来。看后，他很惊讶，面呈难色，随手将信递给周北峰、刁可成传看。待他俩阅毕，邓宝珊当着解放军代表苏静的面对周、刁二人说：“这封信太出乎意料，措辞很严厉，傅先生不一定会受得了。我想回城后还是暂不交给傅作义看为好，免得节外生枝，把事情搞僵，甚至推翻协议，使谈判功亏一篑。”他的口气缓慢而忧郁，也似有征求苏静意见的意思。
苏静不知信的内容，未作表态，但觉得此事应该向上级反映一下。
晚饭后，苏静回到宋庄向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汇报了邓宝珊看过信的态度。林彪听完后说：“是啊！那封信是有些严厉呀，他要暂时不交也可以。”
次日，苏静随邓宝珊回城的路上，邓宝珊又提到那封信的事，还是打算暂时不交给傅作义看。苏静听出邓宝珊是有意征求他对此事处理的意见，便说：“邓先生可以决定嘛！暂时不交也可以。”
邓宝珊对苏静的回答，满意地点点头。他心里明白，这话虽然出自苏静之口，但决不是苏静本人的意见，这一定是苏静请示了林、罗、聂之后的答复。
时间过得很快，邓宝珊偕苏静等回城一晃都有九天了。1月25日，苏静被召回通县宋庄，向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汇报工作。
罗荣桓一见到苏静，就面带笑容地问：“由邓宝珊带给傅作义的那封信，交给傅作义看了没有？”
苏静回答说：“不清楚。”
聂荣臻接着说：“你今天还要回去问一下邓宝珊，若还未交给傅作义，你要催促邓并同他一起去见傅，务必要告诉邓在今明两天让傅作义看到那封信。”
林彪问：“为什么傅作义让他的嫡系部队先开赴城外？”
苏静立即意识到傅看不看信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同时也看出了三位首长有些怀疑傅部先出城的做法会影响傅作义对蒋系部队的控制力量。
苏静汇报完工作和城里情况后，说：“真正能控制城内局势的，是我军兵临城下的强大军事压力，并不是靠傅部的那一点力量。”
汇报至此，他告别三位首长，立即乘车返回城里。傍晚，他进城后便打听到邓宝珊住在隆福寺的亲戚家里，急忙驱车前往找到了邓，说明自己刚从城外回来。
稍事寒暄，苏静便问邓宝珊：“你进城时带给傅作义将军的那封信，交给他了吗？”
邓宝珊愣了一下，困惑不答。
苏静明白了，那封信还在邓宝珊的手里，并没有交给傅作义。于是，他便和邓宝珊商议说：“咱们是否一起去看望傅将军，把那封信交给他？”
邓宝珊虽在踌躇，但又不好回绝，说：“好吧！”说罢便步入寝室，穿上大衣，将那封信装入口袋里。随后，他们一前一后出了屋，一同乘车赶往中南海。
在居仁堂，傅作义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邓是傅的老朋友，苏是解放军的代表，傅自然要与苏多谈些话，以免失礼。在傅作义与苏静交谈中，邓宝珊抽空去了一趟傅作义的书房。恰在这时，李明灏来看望傅作义，祝贺傅做了一件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大好事。苏静和邓宝珊起身告辞，离开了中南海，在路上，邓说他已把那封信交给了傅的女儿傅冬菊，托她转交。
自然，邓宝珊在让傅冬菊转交那封信时谈了自己未及时送信和不想当面交给傅作义的顾虑。
傅冬菊打开信一看，觉得邓宝珊的顾虑有道理，父亲刚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如果看到这封措词生硬、口气严厉的信，恐怕很难接受。再说信中规定的21日这一期限都过去了，城内的国民党军也开始出城了，给不给父亲看都已意义不大。一旦父亲看了很生气，想不通，把本已做好的事情弄僵，可就糟了。因此，傅冬菊把信压了下来，也没有把那封信交给傅作义看。直到傅作义看了报后，情绪格外激动，傅冬菊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她把那封信交给父亲，并解释了事情的原因。
傅作义没有说话，只是在屋里来回踱步。他情绪低落，想了很多很多……
中共中央军委和解放军平津前线总前委都很重视傅作义的来信，认为有必要找傅作义好好谈谈，向他说明公开那封信的考虑，帮助他提高认识，以稳定他的情绪，保证城市接管工作和出城部队改编的顺利进行。
解放军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中共特派员潘纪文等多次去看望傅作义，向他转达毛泽东、周恩来、林彪、聂荣臻的问候，与他促膝谈心。
解放军总参谋长、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叶剑英在一次城市交接工作会上，对双方有关单位负责人说：“现在北平和平解放了，这是傅作义将军一个很大的功绩，古城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大家应当珍惜，把一草一木交接好，然后共同努力来医治战争创伤，把国家治理好。我想这一点大家都是一致的。诸位都是爱国的，也都是同意的。”
他接着说：“当然，不可否认，我们打了三年仗，较量了三年，斗争十分尖锐，面对面地交锋，你死我活，有仇恨是事实。现在虽然诸位起义了，但消除隔阂需要时间，一时半刻不行。我们的干部多数是农民出身，打仗行，文化不高，对许多事不大懂，在接管中难免有冒犯诸位的地方，请大家原谅。有不对的事，我向诸位道歉，我是军管会主任嘛！诸位起义了，是立场的改变，站到人民这一边来了，我们成了一家人，一家人就不要客气，有对不起的地方，请批评，也请原谅。”
最后，叶剑英说：“目前，我们的任务是把北平接管好，交的要交好，接的接好。为了我们灾难深重的祖国和受尽苦难的人民，为了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建立一个新中国，为了子孙后代，我们之间一定要消除隔阂，共同努力，做好北平接管工作！”
这番话说得入情入理，令人感动。自然，叶剑英的讲话内容也会传到傅作义耳朵里。
2月8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决定在北京饭店宴请傅作义，与他敞开谈一次。
下午3时许，当傅作义和邓宝珊乘坐的车子缓缓驶入北京饭店门前的空地时，林、聂、叶等快步走下台阶迎接。傅作义急忙下车，抢先与他们一一握手致意，尔后一同步入一楼小会议厅，开始了推心置腹的谈话。
林彪说：“北平问题和平解决，使文化古都未遭受破坏，树立了北平方式的新榜样，傅将军对此是有贡献的。希望你今后继续为人民服务，共产党对所有对革命事业有贡献的人都不会亏待。我们的理想是建立革命政府，发展生产，必须党内与党外共同合作才能办到。”
傅作义以自我责备的口气说：“过去心里矛盾很大，主观上有心替人民做事，实际上反而当了有钱人的保镖，参加国民党进行的内战是错误的。解放军占领沈阳后，我便认为这仗不能再打了，中国今后应当以共产党为领导。我过去对共产党的民主政策缺乏了解，今后愿为人民服务，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对部队改编的政权接收，你们不要有顾虑，怎么办好就怎么办。”
“傅将军说得很好！”林彪看着傅作义说：“我们1月16日写的那封信，是符合傅将军过去行为的事实，事后公布此信，乃是将过去的错误作一结论，以便根据北平和平解放协议进行新的合作。我们既不因傅将军过去之罪，抹煞今日北平之功，也不因傅将军今日北平之功而含糊过去之罪。”
说到这里，林彪停顿了片刻，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又接着说：“这次北平获得和平解放，傅将军做得很对，是有功绩的。正因为如此，傅将军的战犯罪应该赦免，这已公开宣布了，今后也不会再发生不利于将军的事情。至于华北国民党军在新保安、张家口、天津等地的失败，并非个人才能问题，我军在东北、华北战场上的胜利，也非个人才能问题。胜败完全取决于民心的向背！国民党违反人民的利益，为人民所反对，必定要失败。无论在什么战场，由什么人指挥，都毫无例外地遭受失败，非仅华北一处如此。只有站在人民立场，才会胜利。”
在谈话中，聂荣臻对中共的民主政策加以解释：“我们的民主是对90%以上的人实行民主，对极少数反动分子实行专政，我们的民主是代表绝大多数的。”
叶剑英对傅作义所谈对部队改编和政权接收问题的态度，表示钦佩，并指出傅作义自我批评之重要。
邓宝珊不时满意地点头，表示同意大家的意见。他说：“我的心愿与中共完全一样，只不过我不是中共党员而已，但今天的谈话把一切问题都说清楚了。”
谈话结束后，林、聂、叶和傅、邓以及陶铸、苏静、南汉宸等慢步走入宴会厅。席间，宾主侃侃而谈，频频举怀祝酒，不时发出朗朗笑声。
青史永载“北平方式”，傅作义做客西柏坡
北平和平之路是傅作义走出来的，也是被共产党、解放军逼出来的。他在思想上的转变，还需要时间，需要一个认识过程。
生活总是把一个个终点作为新的起点向前迈进。过去的历史已经凝固，明天还是未形成的未来。傅作义从中南海移居公主坟原华北总部所在地，此时正站在窗前，迎着阳光，双方交叉着抱住前胸，一动不动地望着窗外沉思。
绥远问题如何解决？部队怎样进行具体改编？中共究竟如何评价起义行动和安排军政人员？为什么在城市交接工作中会出现一些不符合中共政策的言行……他还是有这样或那样的疑虑，始终不能将北平和平解决的通电文稿定下来。
这是1949年2月中旬的一天。傅作义找来周北峰说：“我打算亲自去石家庄拜见中共毛泽东主席，你向叶剑英主任委员问一下，是否可以？”
周北峰立即向叶剑英汇报，叶剑英答应马上请示中共中央。
2月21日，叶剑英派人告诉周北峰：“中央欢迎傅先生去会见。明日上海民众和平代表团颜惠庆等人飞石家庄，即请傅先生和邓宝珊偕一名随员与他们同往。”
次日9时许，叶剑英、邓宝珊和他们的随从阎又文，与上海民众和平代表团成员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同乘一架民用飞机由北平西郊机场起飞，直航石家庄。
飞机在石家庄西郊机场着陆后，受到中共中央专程派来迎接的李维汉的欢迎，随后便换乘汽车驶向西柏坡。
在西柏坡，傅作义一行首先受到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的欢迎，并就北平和平解放进行了畅谈。
周恩来说：“傅先生以人民利益为重，使北平问题得以各平解决，避免了战争的灾难，否则就会给人民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我们欢迎你和我们合作。”
他又说：“我们原来准备在解放区召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现在北平解放了，这个会议可以在北平举行。届时，你可以参加这个会议，你是有功将领，参加会议是有代表性的。”
傅作义认真地听着，心里很激动。
当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上海代表团的诸位成员和傅作义、邓宝珊等人，同他们一一握手致意，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
23日，毛泽东在周恩来、朱德的陪同下，又亲自来到招待所看望傅作义和邓宝珊。毛泽东握着傅作义的手，热情而风趣地说：“过去，我们说打就真刀真枪，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说和就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傅作义一听，积聚在内心的种种疑虑顿时冰消雪化，毛泽东已把他当成亲戚和朋友看待了。他面带愧色，叹着气说：“我有罪！我半生戎马，除抗日外，罪恶不小。”
毛泽东和蔼地说：“和平解放北平，你的功劳很大。你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傅作义由衷地说：“这是因为你们的英明，大势所趋，我才不得不……”
周恩来说：“可是选择走什么道路完全靠主观。蒋介石就不会这样做，到死他也不会。我们对你是了解的，你是爱国将领，为国家为民族立过大功。在抗战时期，你的部队与八路军120师在晋北联防抗日，我们合作得很好。”
毛泽东说：“你不同于蒋介石的那些亲信心腹，你是靠自己奋斗出来的。”
朱德说：“你的部队也不同于蒋介石的嫡系，在抗战时期是有纪律有战斗力的，曾经受到过人民的赞扬。”
傅作义越听越激动，热泪盈眶，他一生还从来没有被别人的言语如此打动过。翻腾的心简直到了无法控制的程度，他真想说些感激之类的话，表表衷情。但是，他最终没有这样做，共产党人的豁达大度使他悔恨万分，只是用发颤的声音不停地说：“惭愧，惭愧……”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香烟，对傅作义说：“我们俘虏你的人员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我们还准备把他们都送到绥远去。”
傅作义对毛泽东的话不大理解，疑惑地问：“给我？我怎么处理呢？还要送到绥远去，为什么呢？”
毛泽东不紧不慢地说：“国民党不是一贯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他们回到绥远，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搜腰包，二不侮辱人格。还可以帮助在绥远的人学习学习，提高认识，帮助董其武、孙兰峰准备起义。这些人以后我们还要用哩！他们到绥远去参加起义，一律按起义人员对待。”
傅作义默默地由衷地点了点头，诚挚地说：“我只想尽快解决绥远问题。我的路走对了，更想念董其武、孙兰峰他们，总希望他们早日站在人民一边，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情。”
“关于绥远问题。”毛泽东吸了一口烟说，“有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方式，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让董其武做好内部工作，待条件成熟时举行起义。目前保持绥远军政现状，过一个时期后，再按我们制度整编。还是以前说的，给你们编两个军，方式要比解决北平问题更缓和、更宽容。至于归绥是否保留、榆林是否与绥远一同解决等具体问题，就留待双方代表商谈吧。”
傅作义连忙说：“绥远战事未休，我于心不安，已准备委托王克俊、周北峰、阎又文代表我协助董其武将军与贵方代表洽谈。”
“那好哇！”周恩来看看阎又文，又看看傅作义，爽朗笑道：“你的原政工处副处长阎又文同志可是我党的地下党员啊！”
同志？中共党员？傅作义乍然间心头一震，不由自主地向阎又文投去一缕疑惑的目光。顷刻，他呵呵一乐，朗声说道：“贵党党员办事公正，我信得过，很放心。”说着话锋一转，感叹道：“要是我身边没有这些贵党党员，我也许还执迷不悟，不会选择走这条道路的。”
毛泽东幽默地说：“这么讲，你是叫我们党给‘赤化’喽？”
“哈……”
所有在座的人都笑了，那爽朗的笑声，充满着欢乐、真诚和感激，久久不息。
活跃的气氛渐渐平静了下来。
周恩来说：“绥远问题的解决，不可操之过急。我想，等到适当的时候，傅先生你亲自去一趟。另外，绥远现状暂时维持一段时间，对傅先生和你部下在兰州、重庆等地的家眷安全返回北平团聚会有帮助。我已分别跟负责地下工作的有关同志打了招呼，要他们设法保护你们的家眷，到时帮助尊夫人等取道香港返回北平。”
听着听着，傅作义的眼睛又湿了，泪水很快溢出眼眶，流在了面颊上。他掏出手帕擦了擦，哽咽着说：“我傅作义为走人民道路本已把家庭、生死置之度外。可万没想到，你们为我们想得这般周全，连家眷的返回都考虑到了。这，这太叫人感动啦……可惜，我觉悟太晚……”
“不晚，不晚，革命不分先后嘛！”毛泽东打断傅作义的话：“对于你们来说，走革命的道路，要过好几个关，但主要的是军事关。这一关过好了，以后的土地改革关、民主改革关、将来还有社会主义关就好过了。”
傅作义当即向毛泽东表示，他要坚决走革命道路，回北平后传达主席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关心，做好部队的改编工作，做好绥远起义的准备工作，尽快发表拥护共产党的和平通电。
他还郑重地说：“我个人也要无条件服从主席和中央的决定，叫我做任何工作，我都保证做好。我要在有生之年，多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以弥补我过去的过错。”
西柏坡之行，使傅作义的精神焕发，心情欢畅，简直与赴石家庄前判若两人。用邓宝珊的话说就是：“毛主席的一席话，就把傅作义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
的确，傅作义已为自己的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
1949年3月下旬，北平的天气虽说寒气未尽，西北风习习，但在傅作义的心目中却已是春意盎然，生机勃勃。
解放军不仅释放了在新保安、张家口、怀来作战中被俘的全部傅部军官，而且释放了在天津被俘的绝大部分军官。中共中央华北局和解放军华北军区还安排了专车，把这些人送到绥远，为他们创造了一个参加起义的好机会。
北平联合办事处主任叶剑英派人和原傅部有关人员一起前往天津，对傅原总部所属各部队的军政干部眷属、子弟学校的教职员工进行抚慰工作，拨粮拨款，计口发放。随后，又分别拨车把一些眷属送到绥远和北平郊区，让他们家人团聚。
共产党、解放军对在北平参加和平起义的原傅部军政人员，不论过去如何，都一律采取既往不咎、宽大处理的政策，采取团结、教育、改造、使用方针，按起义部队待遇，从起义之日起，即为解放军干部、革命干部，他们的家属即为革命军人家属或革命干部家属。这是《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条文以外的新规定。对原北平其他机关、工厂、企业、事业单位的人员，在接收过程中也大体上作了同样的从优处理。
林彪、罗荣桓等与傅作义、邓宝珊商谈绥远问题，确定双方谈判代表，遵照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所提出的“绥远方式”精神进行具体磋商。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与此同时，解放军晋绥部队由绥远旗下营撤至卓资山地区，与董其武部在归绥、卓资山之间划了停火界线，并称对方为友军。
中共中央、中共军委、解放军总部于3月25日由西柏坡移至北平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在西苑机场检阅解放军，傅作义应邀参加了检阅仪式。当他看到受阅解放军部队士气高昂、装备精良、军容严整的场面时，内心深处非常激动。他确信，这支队伍是永远不可战胜的！
3月末，毛泽东在香山住处又一次亲切接见傅作义、邓宝珊，对他们表示了朋友般的关怀。
所有这些，对傅作义和他的原部属有着很大的影响，使他们备受感动，原有的种种疑虑和困惑都完全消除了。于是，傅作义很快将北平和平解放的通电定了稿，并经周北峰和陶铸一起请示了中共中央后，决定向全国公开发表。
1949年4月1日，历史不会忘记的日子。
这一天，傅作义向中共中央、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人士及国民党中的爱国朋友发了通电，电文如下：
北平的和平工作，自1月22日开始，现已圆满完成。地方未曾遭受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没有遭受损失，文物、古迹、工商、建筑，也都得到保全。北平的和平解决，蒙全国各方所称许，认为是实现全国和平的开端。现在当全国和平商谈之际，在这个时候，我愿把我的认识和意见，向全国各方说明。
两年半的内战，我个人内心和行动、主观和客观，是在极端矛盾中，痛苦的斗争着，北平和平的实现，就是由认识到行动、自我痛苦斗争的结果。现在回忆既往，我感觉我最大的错误，就是执行了反动的戡乱政策。我们在实行所谓戡乱的时候，每天说的虽是为人民，而事实上一切问题，却是处处摧残和压迫人民。我们的部队，在乡村是给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替特权、豪门、贪官、污吏保镖。我们不仅保护了这些乡村和城市的恶势力，而且还不断的在制造和助长这些恶势力。种种是错误的恶因，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腐烂；反映在经济上，就是崩溃；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控制和镇压青年学生的反抗；反映在社会上，就是劳苦大众的生活，一天一天地贫困，上层剥削阶级奢侈淫糜的享受，一天一天地增高；反映在外交上，就是依附美国；反映在军事上，就是由优势变成劣势。所有这些，都是因为违反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最后为人民所抛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呢？这是因为共产党以工农大众和全国人民的利益为基础，在乡村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对城市工商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铲除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共产党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已经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和人民的拥护。新民主主义不但科学地解释了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容，而且正确地说明中国革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新时代的民族民主革命，已经不是属于旧的范畴，而是属于新的范畴，必须有工农阶级和代表工农阶级的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证革命政策的彻底执行和革命任务的彻底完成。共产党人既然对新历史有了正确的认识，又有为人民服务的艰苦奋斗的精神，所以一天一天地得到成功。正确的政策是真正和平的前提，也是真正和平的保障。所谓戡乱政策，既然完全错误，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既然完全正确，我们就必须公开反对所谓戡乱政策，真诚地实行和平，不应该再犹疑、徘徊、违背人民的愿望。北平的和平，就是遵从人民的意志与愿望，勇于自觉、勇于负责地认识和行动，符合于正确的政策，符合于毛泽东先生所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这种和平是真正的和平。一切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都应该深切检讨，勇于认错，以北平和平为开端，努力促使全国和平迅速实现。然后国家才能开始建设。今天，中国人民民主事业，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全国各民主党派、国民党的进步人士和全国各民主阶层，共同奋斗。这已经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作义本此认识，今后愿拥护中共毛主席的领导，实行新民主主义，和平建设新中国。
傅作义的上述通电，是他对自己所走过的道路的一次历史总结和深刻剖析。同时，他明确表达了拥护共产党、拥护毛泽东主席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态度。
4月2日，毛泽东亲自复电给傅作义：
4月1日通电读悉。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数年来中国人民由于这种反革命内战所受的浩大灾难，这个政府必须负责。但是执行这个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文武官员，只要他们认请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不问何人，我们均表欢迎。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贵将军与有劳绩。贵将军复愿于今后站在人民方面，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我们认为是很好的，这是应当欢迎的。
同一天，新华社先后播发了“傅作义将军通电”和“毛泽东主席复傅作义将军电”的全文，引起国内外广泛重视，各大报纸纷纷转载。当时，世界和平大会正在巴黎和布拉格召开。据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郭沫若回国后说：傅作义将军的和平通电在会上宣读时，全场沸腾，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会议还把这一通电作为正式文件，印发给与会人员，受到各国代表的普遍欢迎。代表们对中国人民在革命战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表示热烈祝贺；对国民党发动内战，进行了严厉地谴责。
国内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和广大人民，对和平通电也都表示欢迎。傅作义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及发表通电的事实，对以张治中为团长的南京李宗仁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也产生了不小触动。北平国共和谈破裂后，张治中、屈武等人决定不回南京，虽说有多种原因，但傅作义的影响也是起了一定作用。
傅作义发表通电后，感到无限快慰，每根神经都极度兴奋。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心情，决定在家中宴请刚刚进驻北平的中共中央党、政、军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彭真、薄一波以及叶剑英、聂荣臻等欣然出席，邓宝珊、郭宗汾、李世杰、王克俊等作陪。大家入席后，傅作义首先举杯提议：“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为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迁入北平，为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身体健康而干杯！”
北平市长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提议说：“为北平的和平解放，为傅作义将军与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大力合作而干杯！”
傅作义依然如故，以橘汁代酒。席间，气氛融洽诚挚，叙旧说新的话题一个接一个。他这个人一向都深沉寡言，在一般情况下不见笑容。有人说他性格内向，总是把自己封锁得严严实实。但这时候，他却一反常态，滔滔不绝地倾吐着肺腑之言。
他兴奋说：“昨日发表和平通电，了却了我一桩心愿，这样就把北平的局部和平推广到了尚未解放的地区和城市。”
“是的。”周恩来说：“北平和平解放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一个文化古都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更重要的是这种以和谈的办法、非武力的手段来解决战争问题的和平方式，将为尚未解放的武汉、长沙、福州、成都、云南、新疆等地树立一个效仿的榜样，加速革命战争的进程，为实现全中国的解放而提供有益的经验！”他环视了一下在座的人，最后目光落在傅作义身上，接着说：“傅先生是有功于人民，有功于国家的爱国者！”
傅作义激动地说：“不，不！惭愧，惭愧！承蒙共产党、毛主席博大胸怀，不咎既往，我才得以新生。要说北平的和平解放，还应该归功于共产党、解放军战略战术的英明，使我迷途知返。”
聂荣臻说：“傅先生能认清形势，选择走和平道路，使文化古都免遭战火摧残，为人民做了件大好事，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希望傅先生今后永远以人民利益为重，永远站在人民一边，努力为人民做事。”
“当然，当然，我一定努力去做！”傅作义严肃认真地回答着。
邓宝珊急忙接着说：“傅先生对一些原想应该主动去做的事情，而没有去做，或做得不够，深感不安，引以为憾。正是为了弥补心中的憾事，他几经考虑，找我等商量，才决定举行这次家宴。邀请诸位来，主要就是想借此机会表达一下傅先生西柏坡之行后的激动心情。”
朱德：“傅先生的憾事，完全不必。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依人的主观愿望而变更的，做事总会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今天，我们走到了一起，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过去的事情就不用提了，让我们为和平事业、为建设新中国而共同努力吧！”
傅作义由衷地点点头，激动地说：“近一段时间，我一边阅读毛主席的书，一边检查自己的过去，沉痛地思索着自己所犯下的罪恶。所以，通电起草和定稿的艰难过程，也是我思想斗争的痛苦过程。今天，要感谢共产党和你们对我的多次教诲、关怀和信任，使我能更全面地认识自己，无所顾忌地跟着共产党走，有了现在舒畅和兴奋的心情！今后，我绝不会辜负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的期望，真心诚意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工作，为人民多做些事情。”
（摘自《和平之路――国民党将领重大起义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