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西柏坡首次会晤傅作义时，就曾对傅予以了高度评价：“和平解放北平，宜生功劳很大！”
傅作义的通电与毛泽东的复信，经新闻媒介传播，跨过长江飞越天山，声威远扬。
在傅作义晚年病重期间，毛泽东还让手术后不久的周恩来去看望他。
绥远和平起义是人心所向，势在必行了。
傅作义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对水利工作一片赤诚。
他打着雨伞，在雨中巡视抗洪大坝，对安定民心，鼓舞抗洪士气，起了一定的作用。当他看到抢险措施已经落实，战胜洪水大有希望，才放心地回到北京。
傅作义从不重用亲属，在他部队里工作的一个弟弟和侄子，多年都得不到提拔。
发表震惊全国的和平解放北平通电
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认为自己在解放战争期间，对华北地区的战争负有罪责，理应受到人民的惩处。但党中央、毛泽东非但不咎既往，反而分别多次在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中为他做工作，以得到人们对他的谅解，而且还一直给予莫大的信任和亲切的关怀。
还在1949年2月22日，毛泽东在西柏坡首次会晤傅作义时，就曾对傅予以了高度评价：“和平解放北平，宜生功劳很大！”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朱德在北平西苑机场检阅人民解放军，特地邀请傅作义和邓宝珊参加了检阅仪式。当看到受阅部队威武雄壮，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傅作义的内心感受颇深。数日后，在松柏常青的香山，傅作义、邓宝珊等人又一次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和宴请。尤其令他感动的是，在3月下旬，中共中央释放了在张家口、新保安、天津等战役中被俘的全部人员，对他们一律予以宽大处理，并送回北平。
1949年4月1日，傅作义向全国发出北平和平解放的通电，通电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毛主席、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人士及国民党中的爱国朋友们：
北平的和平工作，自1月22日开始，现已圆满完成。地方未曾遭受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没有遭受损失，文物、古迹、工商、建筑，也都得到保全。北平的和平解决，蒙全国各方所称许，认为是实现全国和平的开端。现在当全国和平商谈之际，在这个时候，我愿把我的认识和意见，向全国各方说明。
两年半的内战，我个人内心和行动、主观和客观，是在极端矛盾中，痛苦的斗争着，北平和平的实现，就是由认识到行动，自我痛苦斗争的结果。现在回忆既往，我感觉我最大的错误，就是执行了反动的戡乱政策。我们在实行所谓戡乱的时候，每天说的虽是为人民，而事实上一切问题，却是处处摧残和压迫人民。我们的部队，在乡村是给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替特权、豪门、贪官、污吏保镖。我们不仅保护了这些乡村和城市的恶势力，而且还不断地在制造和助长这些恶势力。种种错误的恶因，反映在政治上，就是糜烂；反映在经济上，就是崩溃；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控制和镇压青年学生的反抗；反映在社会上，就是劳苦大众的生活，一天一天的贫困，上层剥削阶级奢侈淫糜的享受，一天天的增高；反映在外交上，就是依附美国；反映在军事上，就是由优势变成劣势。所有这些，都是因为违反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最后为人民所抛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呢？这是因为共产党以工农大众和全国人民的利益为基础，在乡村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对城市工商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铲除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共产党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已经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和人民的拥护。新民主主义不但科学的解释了革命的三民主义内容，而且正确的说明中国革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新时代的民族民主革命，已经不是属于旧的范畴，而是属于新的范畴，必须有工农阶级和代表工农阶级的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证革命政策的彻底执行和革命任务的彻底完成。共产党人既然对历史有了正确的认识，又有为人民服务的艰苦奋斗的精神，所以一天一天的得到成功。正确的政策是真正和平的前提，也是真正和平的保障。所谓戡乱政策，既然完全错误，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既然完全正确，我们就必须公开反对所谓戡乱政策，真诚的实现和平，不应该再犹豫、徘徊，违背人民的愿望。北平的和平，就是遵从人民的意志与愿望，勇于自责、勇于负责的认识和行动，符合于正确的政策，符合于毛泽东先生所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这种和平是真正的和平。一切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都应该深切检讨，勇于认错，以北平和平为开端，努力促使全国和平迅速实现。然后国家才能开始建设。今天，中国人民民主事业，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全国各民主党派、国民党的进步人士和全国各民主阶层，共同奋斗。这已经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作义本此认识，今后愿拥护中共毛主席的领导，实行新民主主义，和平建设新中国。
傅作义
1949年4月1日
次日，毛泽东欣然提笔给傅作义写了复信：
傅作义将军：
4月1日通电读悉，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数年来中国人民由于这种反革命内战所遭受的浩大灾难，这个政府必须负责。但是执行这个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文武官员，只要他们认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不问何人，我们均表欢迎。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贵将军与有劳绩。贵将军复愿于今后站在人民方面，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这是应当欢迎的。
毛泽东
1949年4月2日
傅作义的通电与毛泽东的复信，经新闻媒介传播，跨过长江飞越天山，声威远扬，对敌人营垒的分化瓦解，对湖南、云南、绥远、新疆等地的和平解放，乃至对全国的解放都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
正是鉴于傅作义将军的这一贡献，195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授予他一级解放勋章。毛泽东亲自给他授勋。在傅作义晚年病重期间，毛泽东还让手术后不久的周恩来去看望他，在他临终前再次感谢他为人民所做的贡献。
（摘自《天安门见证录》）
洞察时局求和平，绥远枪声亦无顾
1949年7月14日，傅作义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写了一份有关绥远问题的报告，说明了绥远当时的情况，以及他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主要内容是：
毛主席：
关于绥远方面最近进行工作情形，谨向主席作一简要报告，并请主席再予支持，期能在最短期间彻底成为解放区、解放军之一部。
6月14日，我派王克俊到绥工作，若干特务分子曾以散发污辱传单及投放手榴弹等伎俩，企图对王克俊等人加以威胁迫害。经董其武、王克俊一面严加布置，一面进行说服，于6月24日先召集高级行政人员举行会议，宣布关于绥远问题和平解决的各项协议。董其武认识坚定，决心走向人民方面来。多数干部也都了解主席成全他们的厚意，意见逐渐一致。7月8日，董其武分别向各部队长宣布协议案，并进行说服工作。据王克俊电称：“发觉阎锡山利用绥远部队与山西方面的历史关系，正极力从事破坏，以金钱及名位，拉拢分化，并收买绥远部队中个别军官，企图接替董其武之地位名义，挑起叛乱。一旦铁路接轨通车，中共联络人员到达，人民券开始流通，反动派必认其武为叛变，断绝补给，而人民政府因绥远方面尚未完全改变过来，自不便予以承认，亦无法予以接济，再加以阎锡山挑拨分化，可能引起混乱冲突。故中共联络人员到达旗下营后，当将情况说明，请其暂返丰镇。根据目前情势，为打破阎之破坏阴谋，对个别被阎拉拢利用分子，必须予以控制或清除。然因其武与渠等，均系弟兄班子，不易掌握。如对个别军官采取扣捕手段，其所属部队即认为系其武之一部分打击另一部分，造成内部冲突。我公如能莅绥，作短时期之亲自安排，可能不至发生意外，即使处治一二人，亦未为不可。一切困难，均可解决，阎之挑拨分化亦因而失去作用。”我当即剀切电告董其武王克俊：
（一）阎锡山之阴谋破坏，虽在前一时期未能估计得到，目前应即尽力克服，彻底执行。让中共联络人员折返丰镇，尤为不当。希即一面克服困难，一面请中共人员来绥，协助进行。
（二）我经过半年来的学习，并从许多事实以及与中共人士接触的实际体验，深感已往因阶级观念不明确，往往为自己笼统含糊的概念所蒙蔽。如“为国家”、“为人民”。所谓“国家”，必须认明是反动阶级抑或革命阶级掌握此一国家机器。所谓“人民”，亦必须明白具体是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工农群众、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否则，即在反动派欺骗之下，成为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服务的工具。
（三）研读毛主席七一《论人民民主专政》，使我的观念更明确，认识更坚定。这篇论文，应仔细研读。因为这篇论文，如此透辟的指示出国际趋势和国家前途应该走，且必须走的最正确的发展方向。我们从这篇论文中，进一步地认识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进一步认识了反动派的可耻阴谋，也进一步认识了国际的和国内的人民民主力量的蓬勃发展和光明前途。
（四）历史是依照一定的规律向前发展。反动的腐朽的必然灭亡，新生的发展的必然胜利。为新生的发展的阶级服务，坚决消灭反动派，肃清残余腐朽的势力，才是推动历史的前进。
（五）美国帝国主义者推行反动的马歇尔计划……
（六）反动派把惟一的赌注放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上……中国反动派第3次世界大战的幻想，必然要遭到破灭，他们的赌注也命定了是要输的。充其量，不过是童男童女，替帝国主义殉葬。
（七）不要受反动派残余力量的引诱，认为反动派还有什么希望；更不要为反动派的金钱拉拢所分化，只看见极短的眼前一时现象。要知道反动派所代表的政策，是依靠帝国主义的卖国政策。反动派要争夺的，是压迫人民的个人权势、个人利益。反动派所有的罪恶，在人民面前已遭到完全的唾弃，他们惟一的前途就是死亡。反动派不可能有力量，因为他们的利害是和人民相反的，即使拼凑一些力量，最后也还是失败。何况反动派内部互相矛盾，互相排挤。李白与蒋阎矛盾，胡宗南与二马矛盾，陈诚与李白矛盾，并且二马之间也有矛盾。胡宗南与二马矛盾，李白之间，蒋阎之间，时时都在勾心斗角，争权夺势。这样一堆腐朽的残余，会有什么前途。我敢断言，他们惟一的前途就是在人民面前死亡。
（八）蒋阎反动派残民以逞、卖国求荣的阴谋，最近更加暴露了：他们自私自利，把垂死的希望，竟寄托在勾结美帝，勾结日本军国主义，企图引导日本强盗再来屠杀中国人民。他们听从美国帝国主义的指使，封锁海口，滥炸人民，不顾一切地倒行逆施。去年阎锡山曾告我说：必须利用日本的力量，才能阻止共军前进，并且先组织日本军人的华北空军义勇队，即可确保华北。这段话对我的刺激最大，也可说是加强北平和平解决的因素之一。试想：反动派如果再把日本强盗引进来，我们牺牲流血的抗日战争是为了什么？绥远部队抗日最早，且曾未经取得蒋阎同意，自动袭击百灵庙，成功之后把荣誉归之政府，才得到蒋承认。凡此往事，你们都记忆犹新。眼前一切事实告诉我们：必须彻底坚决地站到人民方面来，才能符合我们抗日的历史，才能符合我们的生活和行动，也不辜负毛主席成全绥远军政干部的厚意。
（九）我们的士兵几乎全是农民，我们的干部最大多数都是一身养数口，没有积蓄，没有财产，和无产阶级的生活极为接近。只是受环境的影响，存在着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意识。只要思想意识一经改变，即可忠实为人民服务，痛苦很小。过去，我们在反动派欺压之下，走错了路，现在应该觉悟过来，不再替反动派当工具。我半年来的亲身体验，深切感到中共各项政策的正确，处处以群众利益为出发点，并虚心接受群众的意见。党内注重批评与自我批评，与党外人士则以民主统一阵线密切团结。各地学者、专家、华侨都集中到北平来。人民对毛主席、朱总司令表现了至高的爱戴和信仰。人民解放军的无比强大，不是凭空来的，正是人民全力支持的必然表现。我们应该坚决彻底地站到人民方面来，在中共领导下，大刀阔斧地向反动派残余势力进攻，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立功，自新自赎来补偿过去的错误。
（十）绥远有些干部对北平的和平解决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误解和疑惧。认为和平解决就是失业，就是流落颠沛，这是不对的。北平解放之后，各部队的整编，中共曾提出，将我过去所训练的部队，编成一个军或两个军亦可。我因中央部队为数甚多，为表示我的人格，请求中共一律整编，没有差别。如果你们认为部队不应改编，那是错误的。试想这样大的兵力，存在着严重的反动思想，如果不加改编那就不是革命，那就是给革命开玩笑，给革命挖陷阱。部队改编之后，大多数军事干部，均参加学习，若干愿回原籍者，都开具证明，发给路费，均有适当安置。我知道你们是不会存在以上的误解，但应将真实情形向干部多作说明，工作自易进行。
（十一）绥远军政干部，只要你们思想改造的快，改造的好，走向革命大门，永远是敞开的，为人民服务的机会，永远有你们的份。毛主席由于北平的和平解决，特意成全绥远的干部，这是别人求之不得的，你们有此机会是无上幸运，能参加人民解放事业更是无上光荣。希即加紧努力，克服一切困难，迅速彻底地走到人民方面来，准备配合其他解放军，向甘宁青进军，分担解放大西北的光荣任务。将以上各点详细向干部多加说明，以此来说服干部，进行工作。
前电发出后，据王克俊12日电称：中共人员于11日业经抵达归绥，正与董其武研究恢复交通各事。而阎锡山亦派祁定远来绥，特务系统亦派张庆恩到包，企图直接分化、破坏。因情况已至非仇即友的紧急阶段，反动派必出以破坏手段，并可能有少数分子受阎利用，对董其武、王克俊等加以迫害，或生出其他变故。如免除问题拖延夜长梦多计，我的意见：绥远问题必须迅速彻底解决，俾能在最近时期内成为解放区、解放军之一部。把立场站过来，仍继续加紧进行思想教育，至适当时机即可配合解放军作战，为人民立功。因目前情况急迫，请主席再予以特别之支持，军事应如何？政治应如何？经费应如何？指派人员拟定一具体方案，付之实施，彻底执行，使绥远部队能有机会配合其他解放军向宁青甘进击，分担解放大西北之光荣任务。
谨请裁示
傅作义谨启
7月14日
傅作义接到王克俊请他亲自去绥远解决问题的电报后，立即把电报和他的书面意见转给毛泽东。
傅作义的原办公室副主任刘庸笙奉命去绥远，把傅作义给毛泽东的报告和其他抄件给王克俊看了。王克俊便着手安排傅作义去绥的准备工作，派冯梓、张惠源等借去大青山探矿为名，到归绥、包头之间的麦达召一带勘察，布置傅作义一旦能够赴绥的安全保卫工作。
华北人民政府联络处人员进入归绥的日子日渐接近，拥护《协议》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军政干部、地方人士，都怀着急切欣喜的心情，盼望这一天的尽快到来。与此同时，少数反动分子和特务们的破坏活动也非常嚣张。
董其武调动了可靠的警卫部队加强对联络处的保卫工作，把联络处安排在新城西落凤街11号的一幢楼房里。银行工作组驻绥远省银行，铁路工作组驻归绥火车站。
7月初，联络处派何树声等少数人员，先去归绥商谈进驻事宜。不料，事先送的信件被刘万春扣留，没有送交董其武、王克俊。董其武鉴于情况复杂，反动分子活动猖獗，并得知何树声已由傅作义所派入绥工作人员萧如芝陪同快到归绥了，便派康保安为代表，在归绥新城东门外迎候，向何树声说明了情况，告知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请求延缓进驻日期。康保安还陪同何树声等回旗下营，以免途中发生问题。
接着，王克俊和董其武磋商后，亲自去旗下营，向联络处的人员介绍了归绥城里的情况，再一次确定联络处进入归绥的日期。第一批为7月11日，联络处主任鲁志浩率少数人员先进驻归绥；第二批为7月16日，由联络处处长潘纪文率大批人员进入归绥。
7月16日，华北人民政府驻归绥联络处共40人，先后在鲁志浩、潘纪文率领下进驻归绥。它的成员有：李贵、何树声、曹文玉、于峰等。铁路工作组组长是郎觉民，银行工作组组长张光，秘书组组长是李文超，警卫组组长是张露。
潘纪文、鲁志浩等都是富有统战工作经验的老干部，抗战初期曾被中国共产党派往傅作义部队做政治工作。潘纪文任35军政治部组织科长，鲁志浩任35军211旅（后改编为新31师）政治部主任。他们和董其武以及董部军政主要负责人员较熟。
联络处进驻归绥后，董其武召集军政人员和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同潘纪文、鲁志浩一行见面，并设宴表示欢迎。
之后，潘纪文、鲁志浩等便和董其武、王克俊等有关人员商谈了通车、通商、通邮和金融、文化、宣传等问题，决定双方派人分组进一步协商，逐步开展工作。
潘纪文、鲁志浩等，还广泛和绥远军政上层、各阶层以及人民群众联系，宣传《绥远和平协议》精神和中共对绥远的政策，鼓励大家为和平解放绥远做出贡献。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也积极配合开展群众工作。
归绥城里的广大人民群众，看到街上出现了穿灰色制服的共产党干部，说明绥远解放指日可待，都奔走相告：“共产党的干部来了！”“解放的日子快到了！”
革命力量、进步力量日趋强大，绥远和平解放已明朗化。与此同时，绥远的反动势力和保守的力量，越发感到他们的末日即将来临，更加紧了破坏和平解放的活动，作垂死的挣扎。他们以联络处为主要目标，不断干扰、破坏联络处的工作，直到持枪行凶，危害联络处工作人员的安全。
7月24日下午两点多钟，联络处铁路组秘书王士鑫等四人，路过归绥警备司令部门前时，三个身穿便衣的反动分子上前挑衅，王士鑫等人严词斥责了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特务们没有敢动手。当王士鑫四人回车站时，尾随的特务们和事先埋伏在“纯一善社”的暴徒突然投掷手榴弹，又疯狂地用枪射击，王士鑫受重伤，抢救至医院时，因流血过多而牺牲。群众反映，这一流血事件的行凶者，是归绥警备部队258师的一个连长李锡庆，此人曾是刘万春的随从护兵。
这一严重事件，激起了联络处和广大要求和平的人民群众的无比义愤。他们要求绥远当局严肃处理，缉拿杀人凶犯，为死难者报仇。
董其武和王克俊赶到联络处慰问，研究了处理办法。
董其武严令刘万春尽快缉拿凶手。这一命令和群众抗议的压力，使刘万春不得不派出他的团长段锦堂把凶手捕获，但未经正式审讯，没有取得必要的供词，便急不可待地把李锡庆就地枪决了。
这一血的事件，造成归绥的紧张气氛，在绥东解放区广大军民中引起强烈的不满，纷纷要求把联络处撤回绥东，要求抬着王士鑫的遗体游行抗议。
在北平中南海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接到中共绥远省委和傅作义的紧急报告后，全面分析和考虑了绥远的形势和群众的和平愿望，以及董其武的处境。毛泽东说：“事情总是曲折的，革命不能没有牺牲。”“绥远解放，用‘绥远方式’不变，请董主席多加注意。”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给绥远省委和绥远省军区的复电里，表示了对绥远和平解放的方针不变，指示他们要说服群众，联络处不撤出归绥，要继续促使绥远局势的好转；对于王士鑫烈士的牺牲，可召开追悼会，不要搞游行，更不要抬遗体游行。同时，考虑到董其武难以完全驾驭绥远的局势，联络处难以全面开展工作，工作人员的安全问题也无完全保证，决定联络处只留下主任鲁志浩和曹文玉、何树声等三人继续工作，处长潘纪文率其他人员暂时撤离归绥回丰镇。
傅作义在给董其武、王克俊的复电里，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处理王士鑫事件的意见，并且说：中共中央得知绥远情况复杂，对王克俊等关于由傅作义亲自前往解决问题的建议，经过研究，同意傅作义亲自去绥促成起义。
王克俊接到这个电报后，便在7月底返回北平，当面报告绥远的情况，同时进行傅作义去绥远的准备工作。
这时，国民党特务以为破坏绥远起义的阴谋已经得计，请求国民党中央派要员去绥远，对董其武施加压力和施展拉拢工作。国民党当局认为已是加紧绥远工作的好时机，便派了他们的军令部部长、刘万春的老上司徐永昌，偕同国民党空军副总司令、孙兰峰的同乡王叔铭飞到绥西陕坝，还派飞机把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从归绥、包头接到陕坝，大事进行活动。
徐永昌、王叔铭宣布了国民党政府的命令，任命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副长官”；正式任命孙兰峰为“第9兵团司令官”，刘万春为“副司令官”。要求董其武把国民党在绥远的军队交“第九兵团”指挥。这显然是夺董其武的指挥权，制造董其武和孙兰峰、刘万春之间的矛盾。
徐永昌、王叔铭还代表国民党当局命令董其武率在绥远的傅作义旧部，立即向西撤退。董其武当即表示，国民党驻绥军队已经欠饷几个月，排连长和士兵大多是绥远当地人，部队不好往西开。他抵制了国民党当局的这一命令，顶住了国民党的分化拉拢，保持了绥远军队的完整。
从此，董其武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当局的阴谋，以及对他的危害。他从陕坝回归绥后，同鲁志浩研究了执行《协议》的具体措施，进一步划定了双方部队的临时分界线，恢复了铁路、交通和邮电来往。
联络处的三个人，为了扩大影响，安定人心，使绥远广大人民知道联络处人员并未完全撤走，仍在为绥远和平解放努力奔走。他们有意识地在归绥市区活动，参观了一些工厂、学校，还召开了一些座谈会。为了加强对青年和妇女的工作，又从丰镇调来金毅（女）和刘志远等人。
董其武常去联络处新迁的建设厅街德王府院内商谈工作。他说，傅作义电告他加强措施保护中共人员的安全。所以，他进一步加强了对联络处的警卫工作。
绥远的和平解放工作，在继续向前推进，和平气氛日渐浓厚。
毛泽东筹划绥远方式傅作义西行促起义王克俊回北平以后，立即向薄一波和傅作义报告绥远的情况。
薄一波把绥远的情况和问题向毛泽东汇报后，便在中共中央华北局邀集华北人民政府负责人和杨植霖等开会，筹备傅作义去绥远促成和平起义的工作。
8月初的一天下午，薄一波通知傅作义，当天晚间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他，王克俊和阎又文一同前往。
毛泽东习惯于夜间办公，中共中央和国家的大事多在晚间研究解决。当晚9时许，傅作义等乘汽车进中南海，毛泽东在东屋会客室里接待了他们。在座的还有周恩来、薄一波。
他们坐定以后，毛泽东对傅作义说：“事情总是有曲折的，可电知董其武主席多加注意。”然后他又说：“宜生，你去解决，同邓宝珊先生去绥远走一趟。”还向王克俊、阎又文说：“你们也一同去，都去，去帮助，都有好处。”
毛泽东稍事停顿，然后说：“绥远起义后，用不着军管方式，起义后可设军政委员会，由宜生先生任主席。”
毛泽东还关照薄一波负责安排傅作义去绥远的具体事宜。薄一波立即电话通知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拨给傅作义现大洋15万元，供他去绥远使用。
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通知铁路部门派给傅作义一列装甲专车，并且安排了护送部队。
8月20日，傅作义携带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不用武力解决绥远问题”的亲笔信，偕同邓宝珊乘专车去绥远。随行人员有李世杰、王克俊、阎又文、袁庆荣、秦丰川、潘瑞徵、于纯斋等。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派潘纪文陪同西行。聂荣臻、薄一波等到前门车站送行，并把9月21日将召开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的通知和全国政协《共同纲领》草案，以及经过协商后的预定人选名单，交给傅作义、邓宝珊收阅。
汽笛长鸣，列车就要开动了。聂荣臻、薄一波等送行的人们纷纷祝愿“珍重！”挥手告别。在车上的傅作义和邓宝珊一行，面对这种热诚的场面，内心很是感动。
这列西行的装甲专车开至绥远丰镇车站时，高克林、杨植霖等党、政、军领导干部，一齐登上火车热烈迎送，对不辞劳苦的傅作义、邓宝珊一行，表示亲切问候。车下是一列迎送的人民群众，群众行列中响起腰鼓声，高呼欢迎的口号声。
当专车继续开动时，又是一阵腰鼓声和热望绥远全境早日和平解放的口号声，直到专车驶出车站，声音还清晰可闻。这也使傅作义深受感动，加强了他此行的责任感。
潘纪文陪同到丰镇后，中共绥远省委、省人民政府改派鲁志浩担任护送任务，继续陪同西行。
车到旗下营时，姚！裴周玉率领的绥远省军区军政负责人员，登上专车欢迎欢送。又是一片热烈融洽的气氛，笼罩着这个塞上车站。
董其武为了迎接老首长一行的到来，积极地做了准备工作。他派了卫景林等率领一个营，乘铁甲车到旗下营迎候。卫景林是参加北平和平起义的傅作义的老部下，他登上专车后，按照董其武的嘱托，向傅作义报告了绥远最近的情况。
卫景林说：“绥远的绝大多数军政干部和各界人士，都愿意跟傅先生走和平起义的光明大道。团结到我们这方面的人越来越多了，顽固和抵制的人只是极少数。中共中央、毛主席派傅先生来绥远，同情我们的人受到很大鼓舞，反对起义的和特务分子更加孤立。由于您的威望所在，绥包一带的敌人听说您要来绥远，他们的阵脚开始乱了。董主席为了您的来绥，已经做了周密的安排，他们不会轻举妄动。董主席和归绥军政各界，现在正在归绥车站恭候，先派我代表他来欢迎。”
傅作义听完卫景林的话后，点头微笑说：“好嘛！好嘛！”
一路护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卫景林带来的董其武部军队办好警卫交接手续后，便把傅作义一行乘坐的车厢和装有慰问品、慰劳金的车厢，转挂在卫景林乘坐的铁甲车后，目送傅作义的专车驶离旗下营车站继续西行，然后转回北平复命。
专车到达白塔车站时，傅作义说要看看卫景林带来的警卫部队。于是，卫景林命令史国玺和他的一营人下车，接受傅作义和邓宝珊将军的检阅。
傅作义向这一列官兵招手致意：“战友们辛苦了！”他和邓宝珊都满脸堆笑，表示十分欣慰。
傅作义命令发放中共中央、毛主席让带来的慰问金，干部每人现大洋十元，士兵每人五元。这些官兵多数是傅作义多年的老部下，他们亲眼看到傅作义回到绥远，又领到了他从北平带来的慰问金，觉得傅作义指引走人民的路，跟着共产党走，前途是有指望的，大家的情绪为之振奋。以后，在归绥的警卫任务，也由这个营负责，都完成得很好。
中共中央和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为了傅作义、邓宝珊一行的安全，考虑到绥远的具体情况，所以建议傅作义驻归绥、包头之间的美岱召（麦达召）；并且赞同王克俊等的意见，由王克俊以傅作义的名义电绥远独7师师长张世珍，请他从绥西五原派一个加强团到美岱召待命。
傅作义的专车开进归绥车站后，董其武、刘万春和绥远的其他军政要员、地方上的各族知名人士赵晓峰、张钦、荣祥、阎肃、于存灏、胡凤山等已在车站上列队欢迎。董其武等登上火车向傅作义、邓宝珊表示敬意，请他们在归绥下车休息。
傅作义和邓宝珊等，在他原来住过的绥远省政府下榻。他稍事休息后，董其武即向他汇报绥远各方面的情况。在这里，他于28日起接待了归绥的军政主要人员和各界、各族知名人士，接见了营级以上的军事干部，广泛了解了他们对形势和对绥远和平解放的态度，了解了绥远军队的情况。
傅作义向董其武、刘万春等军政人员传达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关于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意见。他向他们说：中共中央、毛主席让他给绥远带来15万现大洋，他还请示从原察绥军队的积蓄――奋斗基金里拨出5万现大洋，两项共为20万银元，都是发给绥远军队的。他还带来一车皮制作军服的布匹，供绥远军队缝制服装用。
傅作义还由董其武陪同，分批检阅了归绥驻军，向他们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主席主席的关怀，分发了带来的慰问金。
归绥军政人员和各界人士，特别是广大官兵，亲眼看到傅作义红光满面，精神焕发，谈笑自若，安然无恙，过去反共分子和特务们对于傅作义在北平受软禁、言语行动没有自由等谣言，就不攻自破了。官兵们领到慰问金后，感到共产党的政策确实是宽大的，是不咎既往的。他们把眼前的事实同国民党停发董其武部薪饷、经费和服装等加以对比，觉得傅作义给他们带来了共产党的温暖。
傅作义检阅部队后，没有多讲什么话，可是他的到来和连日的行动，已经起到了安定军政人员、广大群众情绪的作用，达到了稳定军心的目的。
傅作义到绥远的消息发表后，国民党当局非常恼火。他一到归绥，国民党特务头子、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就密电潜伏在绥远的军统特务头目赵思武说：“傅作义潜赴绥远，企图鼓动部队降匪，着速就地刺杀，任务完成，本局当有重赏。”可是，反动分子和国民党特务们看到傅作义的旧部属盼望和平，傅作义在他们心目中威信很高，没有敢轻举妄动。
傅作义在归绥住了三天，然后去美岱召，住在何家囫囵的教堂里。张世珍师的一个加强团已经先期到达，加强了警卫力量。
美岱召（蒙古地区把庙称为召），原为明朝末年土默特部首领阿勒坦汗在土默川建立的一座城堡式的寺庙，寺庙的周围筑有石面土心的城墙，平面呈长方形，周长681米，高5.3米，底宽3米。城墙四角建有角楼，在南墙的中部开有城门，上有两层城楼。整个庙宇从外观上看，俨然是一古城堡要塞。修建时名“灵觉寺”，清康熙更名为“寿灵寺”。它背靠巍峨的大青山，面临一望无际的土默川大平原，南面是奔腾咆哮的祖国第二大河――黄河，风景幽美，环境清静。傅作义就在这里继续接见附近驻军和行政机关的干部，检阅附近的驻军，发放慰问金。
国民党中统特务头目张庆恩听说傅作义一行驻美岱召，便从包头乘坐铁路上的压道车赶往活动。傅作义的随从副官主任张锦涛正去车站搬运物品，他不了解情况，便让张庆恩上了吉普车，把他带到傅作义的住所。亏得被阎又文等几个在院子里的人及时发现，向卫士大声嚷道：“张处长来了，你们快去报告总司令。”一面把张庆恩让到他们屋子里，同时加强了必要的警卫戒备，以防发生意外。据阎又文事后说：张庆恩看到傅作义后，就拿出几份电报，说是国民党广州政府让转给他的。两人谈话很不投机，很不愉快。傅作义催促他快乘即要西去的客车回包头，不要在那里停留。于是，张庆恩涨红了脸，很尴尬地走出院子。
傅作义原准备先乘铁甲车去包头，听说包头城里已出现攻击他们一行的反动标语，便调整了日程，决定先去萨县原邓宝珊部的86师，在那里检阅了军队，发放了慰问金。
9月10日，傅作义从萨县去包头。邓宝珊暂留在86师做工作，两天以后也去包头。
为了便于警卫，傅作义一行到包头后驻南门外的皮革厂；董其武日常事务较多，驻绥远省银行包头分行。他们在包头加紧了绥远和平起义的筹备工作。
傅作义接见了包头军政干部和各界人士，检阅了包头驻军和第9兵团司令部的人员，颁发了慰问金，稳定了不安定的局势。接着召集绥远各地军、师、旅级高级干部、政府官员和地方各界人士。他着重说明了全国形势的发展，人民要求和平，走和平道路是正确的，对国家好，对绥远地方好，对个人也好。他讲明对起义人员“起义有功既往不咎”的宽大政策，解除了一些人的顾虑。他还和大家具体研究了绥远起义的具体问题。
在包头，傅作义接到蒋介石从重庆发去的电报，电报的内容是：“你这次回绥远，如同我当年西安事变后回南京一样，一念之差，铸成今日危亡之大错，你要接受历史的教训，不要自误、误国、误部下……希接电后，即来重庆，我当派飞机迎接，并委以重任，共谋党国之复兴！”
傅作义还收到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院长阎锡山从广州拍去的“贺电”，“祝贺”傅作义“脱险”到绥，邀请傅作义去广州。还说：“你在北平的部属来了，也均妥善安置。”
傅作义对这些电报都一笑置之，没有为国民党当局的威胁利诱所动；也没有为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暗杀阴谋所屈服。
在包头的一个大操场上，检阅包头驻军以前，警卫部队搜索场地时，发现一个窗口架有机枪，枪口正对准操场。傅作义听到报告以后，表现得很镇定，命令按原定计划检阅，不要受这类可耻的恐怖行为所影响。
傅作义到绥远后，亲自了解掌握了许多情况。9月11日，他给薄一波、聂荣臻发了一份电报，详细说明了绥远起义的准备情况和对今后工作的意见。电报原文是：
薄政委一波兄、聂司令员荣臻兄勋鉴：
申支24时30分电敬悉。甲、正遵照毛主席的正确指示，逐步实施，军队大致均可掌握，通电日内即可发出。乙、目前具体情况：（一）现有军队计第111军（下辖258赵晓峰、320马逢辰、326王崇仁3个师）；独立师计第7师（张世珍）、319师（张朴）、310师（张副元）；原榆林驻绥部队（邓宝珊属）计22军两个师（228师杨仲璜部、86师胡景通部）；骑兵计整骑11旅（陈秉义部）、整骑12旅（鄂友三）、整骑13旅（高理亭）、骑5旅（安恩达）、独3旅（乔汉魁）、保2旅（张振基）、保4旅（张汉琏）、保6旅（邬青云）。此外尚有杨作舟部、张飞生部，邵守中部及由榆林来的骑兵一部，总计只骑兵乘马就有三万余匹。直属单位计有战车连一、铁甲车队一、野炮营一、辎重营一，及兵站监护部队；指挥机构计西北军政副长官包头指挥所一，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一、第9兵团司令部一。
（二）除正规部队外，小单位还多，名目繁杂，有些纪律很不好，着手处理极感困难。
（三）广州每月发给部队薪饷副食费35万银元，主食军粮价13.6万银元，服装补给现品或按当时市价发给。
（四）经连日分别传见说明，军政干部对中共领导及人民政府各项政策，均表拥护，尤其对毛主席敬仰崇拜之热忱，出乎一般意想之外。但因受前由北平回绥干部及前骑4师跑回干部的不正确宣传，影响疑惧心理仍不能完全释然，认为即使现在诚心拥护中共领导，努力学习进步，但中共下级人员仍不会谅解他们，仍不要他们，因此向弟要求保证（甚至背后说，再不要第二次出卖他）。
（五）因疑惧心理的存在，虽愿拥护并实施中共各项政策，但害怕通电发出后，中共政工人员及行政人员大批插入，中共人员看不起原有干部，原有干部惊恐疑虑，如冰炭之不相容，可能因小故发生事端。丙、处理原则：
（一）坚决团结，耐心教育，使最大多数干部均可成全；
（二）肃清特务，使其不能散布反动宣传，发生破坏作用；
（三）纪律不好的小单位，需妥慎安排，以免操之过急，流为地方土匪盗贼，影响治安及生产建设；
（四）军队逐渐整编教育，最后转入工农业生产。丁、实施步骤：
（一）董其武等通电发出后，即彻底成为解放区、解放军，与反动政权完全断绝关系，并站在敌对立场；
（二）董其武等通电发出后，立刻先恢复交通；
（三）他们要求我保证他们，并要求由我负责教育整编，故于董其武等通电发出后，成立军政委员会，拟再以几个月时间进行思想教育，并调整人事，逐渐将干部中进步的与落后的分开。因为他们对我还保有信心，我处置坏分子，他们认为是应该的。如中共人员直接处理，其他干部即发生疑惧。所以军政委员会成立后，除高、杨、潘、姚各同志协同，设计决策外，请再派若干较高级同志协助进行思想教育及检查工作。惟部队政治工作人员及省厅内部直接处理事务人员暂不插入。俟思想打通，疑惧心理消除，两个省府合并为一，部队政治制度建立，即可水乳交融，合为一体。毛主席对弟极其信任，两兄对弟亦充分了解。目前绥远干部又要求弟负责保证。弟体察实际情形，不做则已，即做就必须负责做好，才不辜负毛主席成全他们的厚意，亦可作全国其他各地一个较好的影响。这是弟目前应尽的责任。以上各节系弟针对绥远目前实况所拟议，而对整个方针，体会容有不周，但此确为处理此一复杂矛盾情形之所必需，故一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宁可丑话说在前边，不愿事后再求补救，两兄有何意见，请电示。
傅作义申真12时
绥远和平起义是人心所向，势在必行了。可是，国民党当局仍未忘记最后的干扰。9月15日，他们派徐永昌飞包头，想说服傅作义、邓宝珊放弃原来计划，跟他去广州。
傅作义对徐永昌谈了他举行北平和平起义的动机和情况后，又着重说：“我一向为国家独立、民族复兴而奋斗，谁能救国救民我就跟谁走。蒋先生私心太重，全不顾国家民族。国民党政府已丧尽民心军心，大势已去，无可挽回。我去广州也无能为力。不只北平、绥远，全国就要解放了，这是历史的必然！”
徐永昌这位“不速”政客，见自己游说不成，知道全国政协即将召开，傅作义决不会留在绥远，不去参加会议，便心生一计；借口有病需要住院治疗，他住着不走，绥远就不好通电起义。
傅作义和邓宝珊、董其武等商量，为了赶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开幕以前实现绥远和平起义，决定在9月19日发出起义通电。他们计议请邓宝珊去徐永昌处下“逐客令”。
邓宝珊去徐永昌那里，问了他的病情后说：“次宸老兄，请你不要回广州了，宜生想请你在这里领衔起义。起义后，咱们一同到北平去见毛主席。”
徐永昌听说要让他领衔起义，还要去北平，情知事情不妙，他已经真正认识到，傅作义决不会听他的；张学良、杨虎城的命运，可以说是殷鉴不远，傅作义何等聪明，又怎会为蒋介石的一纸函电改变态度。邓宝珊不过是代傅作义下“逐客令”，再不走就太不知趣了，于是立即答道：“我明天就走，不妨碍你们的事情。”9月19日一早，他果然离包头，飞重庆、广州复命去了。
徐永昌临行前说：“我是来说服傅宜生的，不但没有说服了他，他反而给我讲了一番大道理。”他临上飞机的时候还气呼呼地说：“三年后再见吧！”
经过傅作义、邓宝珊和董其武等紧张的工作，绥远起义的准备工作大体就绪，董其武的办公厅主任李忠孚和阎又文研究起草的起义通电稿也已拟好。
9月18日夜9时，董其武和李忠孚带着起义电稿，乘车到包头福生茶庄后院客厅，去找绥远“省议会议长”张钦、“高等法院院长”于存灏，向他们介绍了筹备起义的情况。李忠孚念过起义电稿后，张钦、于存灏不约而同地说：“好！”还说，“傅先生来绥远，我们的大事办了，这是全省人民的幸福。”接着又说：“耀辰病了，不能亲自来，托我们两人代表他签字。”
这时，张庆恩气冲冲地跑来了，他对董其武嚷道：“你让我去南京给你交涉军费，军费要到了，你现在要投共产党，我怎么向中央交代？！”
董其武答道：“形势不同了嘛！那时是那时的情况，现在是现在的情况。”
张庆恩又向张钦、于存灏说：“你们都是地方上的人，现在是绥远的生死关头，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你们应该说句话嘛！”
张钦以老夫子的口吻拉长声调说：“苟能兴邦，万言何惜！”
客厅里的气氛，已经十分紧张。室外，张庆恩的十几名身带短枪的特务，在院子里伸头探脑地注视着屋里的情况。
董其武的随从副官王全福看此情景，意识到事情不妙，便走进客厅，对董其武说：“报告主席，总司令来电话，请你快去！”
于存灏站起来说：“傅先生有事，董主席就去吧！”
董其武立即答道：“好！你们谈吧，我去看看。”
这紧张的一幕，至此宣告结束。张庆恩眼看最后一着也没有起作用，只好在第二天一早跟着徐永昌飞走了。
1949年9月19日上午，董其武召集原绥远军队旅长以上的军事干部和原绥远省政府的高级官员、地方上各族各界知名人士，在绥远省银行包头分行举行绥远和平起义通电签字仪式。董其武领头在写于虎皮宣纸上的通电上签字。他签字后，用一个小茶杯盖在他的名字后边，是留给住医院的孙兰峰的；然后大家按照顺序一一签字。当时签字的为38人。
傅作义对老部下孙兰峰一直在做耐心细致的工作，向他晓以大义，讲明形势和利害，加以循循劝导，终于使这位倔犟的“拐将军”，在和平起义的通电上签了名。这样，签字的共为39人。
傅作义这次到绥远，在包头先后和孙兰峰作过三次长谈。
第一次，傅作义和孙兰峰谈了中国共产党是为国家、为人民的，和共产党打仗是不应该的。正因为如此，才有北平和平起义，起义后，他傅作义和邓宝珊等军官士兵都受到优待。共产党的政策是不咎既往的，是宽大的。在河北永年被俘的傅作义部人员已经释放，在张家口、新保安、怀来被俘的周钧、袁庆荣、靳书科等，有些已经释放，像袁庆荣这次就跟着一同来绥远了；有些是在陆续释放。有些地方、有些机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政策不及时，是干部的政治水平问题，已经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批评，问题很快就会改正过来的。所有被俘的人员都作为起义人员待遇，不受歧视。这些话，对孙兰峰有启发。
第二次，傅作义的谈话又深了一步。他说：全国形势发展得很快，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和平，事实证明走和平的道路是正确的。这样对国家好，对人民好，对地方也好，对我们每个人都好。既然有这么多的好处，我们为什么还要打下去呢？我们过去也说为人民，实际上摧残、压迫人民，在农村是为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为特权豪门保镖。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最后我们遭到失败。共产党是为人民的，因而受到人民的拥护、爱戴，所以能够成功。只要跟着共产党走，个人的前途、出路都是光明的。傅作义还谈到，绥远部队不改编，人员不遣散，起义前是什么级别，起义后仍按什么级别待遇。中国共产党只要求地方要解放区化，军队要解放军化。这一段话，对孙兰峰启发较大，心中豁亮了些。
孙兰峰听了傅作义第三次更肝胆相照的谈话，他情不自禁地哭了。
傅作义说：“畹九！起义的通电已经写好了，别人都签了名，惟有你还没有签字。你是不是还有什么顾虑？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不愿意和大家一道起义，打算离开我们，断绝我们几十年的交情，那就随你的便吧！你看谁愿意跟你走，你就带谁走。哪个部队愿意跟你去，你就带那个部队去。但是，我要告诉你，仗是不能再打下去了！”
很重义气重感情的孙兰峰，听了这段话后流着眼泪说：“傅先生和我生死患难相处了几十年，我们情同手足，我怎么能离开你单独行动呢？当年涿州战役失败后，我都没有离开过你，今天我怎么能离开你呢？我听你的话，马上签字。”
事后，孙兰峰对董其武等说，他当时确实有些顾虑，考虑过他和他的部下的出路、前途等问题，更主要的是受张庆恩等人的包围恫吓，使他暂时不好明确表示态度，后来躲进医院，佯装不闻不问。其实，他对傅先生倡导的和平起义，并无反对之意。董其武认为，他这话是真实的，因为他从来没有表示反对起义，观望一时倒是事实。
就在9月19日那天，董其武、孙兰峰等39人，庄严隆重地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发出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集团，走到人民的行列中来。通电全文如下：
毛主席、朱总司令、聂司令、薄政委：
我们全体官兵和各级行政人员，今天在绥远发动了光荣起义，并庄严地向人民宣布：我们正式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绥远和平解放，我们得庆新生。全体军民谨以无限忠诚，向人民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致崇高的敬礼。
北平和平的成功，启示了我们：和平是全国人民迫切的要求与愿望；教育了我们：过去戡乱的政策是错误的；提醒了我们：惟有在中共领导下，团结各民主阶级、各民族人民，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人民服务，才是对的。因此，北平和平之后，我们迫切的愿望，就是期待由北平和平促成全国人民一致要求的和平，在中共领导下，迅速开始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但是，事实一天天证明，反动派没有丝毫的觉悟和悔改，而变本加厉地投靠帝国主义，乞怜于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人民的愿望是完全相反的，人民要和平，反动派正是处心积虑地破坏和平。阎锡山断送了山西人民的生命，从太原飞到广州当了反动的行政院院长，狂呔所谓“日本复兴中国论”，积极从事与日本军国主义反动派的勾结，阴谋引导日本强盗再来侵略中国国土，再来屠杀中国人民。
我们参加过辛亥革命，我们参加过大革命战争，我们尤其自始至终坚持对日抗战，热血洒遍长城各口。民国22年长城抗战中，当无耻的《何梅协定》正在签字时期，也正是我们在怀柔附近对日本侵略者西义一师团坚强奋战并予以严重打击的时候。继此之后，我们在绥东抗战，向百灵庙日本侵略内蒙古的根据地袭击。“七七”全面抗战展开后，我们参加了平绥线的南口战役，山西的平型关会战，忻口会战，太原守城，文水、交城、离石各战役，绥南战役，反攻包头，克复五原。我们虽然缺乏武器，缺乏弹药，但我们打到底。我们绥远人民在抗日战争里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一切的节约贡献了抗战，我们绥远人民拿出了生命热血，用一切的力量支持了抗战。我们的抗战目的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争取中国独立、民主、自由、和平、富强。今天反动派却又勾结日本强盗来屠杀中国人民，我们愤慨，我们抗议，我们坚决地反对。国民党反对派可曾想过革命的三民主义的目的是什么？全民族八年苦战牺牲了无数生命财产又是为什么？这样倒行逆施，将何以对孙中山先生，何以对死难先烈？！
这一切事实教育我们：使我们看明白反动派已经走到了死亡的末路。在过去，反动派与帝国主义勾结，还要用些花言巧语来欺压人民，到了反动派临近死亡的时候，他们就再也顾不得什么羞耻，只有原形毕现地葡匐在帝国主义的脚前摇尾乞怜，妄图作垂死的挣扎。
这一切事实教育我们：使我们从蒙蔽中清醒过来，看明白反动派和人民的利益是相反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利害，和官僚买办资本家的利害，和封建地主的利害，原来是完全一致的。
这一切事实教育我们：使我们明白，这些封建残余、官僚买办资本家、帝国主义奴仆，三位一体的中国反动派，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叛徒，是无耻地出卖民族的败类。
我们既从蒙蔽中明白过来，从苦闷矛盾中解脱出来，我们就再没有理由替这些自私自利无羞无耻的反动派作战；我们就再也没有理由违背革命的初衷，自毁抗战的光荣而为反动派效力；我们就再也没有理由跟着反动派殉葬，而必须坚决地脱离反动派残余集团，来向人民靠拢，来为人民服务。我们于北平和平之后，经过半年来的自我反省、自我教育，确切认定，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必须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各民主阶级及中国境内各民族，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共同努力，才能彻底完成。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深深感到，只有在这个总的方向之下努力奋斗，才能达成人民的愿望，才能符合我们革命抗战的光荣历史。我们现在就是依照这个正确的方向发动起义，实现绥远和平，脱离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努力学习，自我改造，和全国人民一齐起来粉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阴谋，消灭反动派一切残余势力，实现新民主主义即革命的三民主义，和平建设新绥远，和平建设新中国。我们热切期望人民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及各界民主人士指导我们，教育我们，使我们能在新社会中忠实地为人民服务。我们高呼：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朱总司令万岁！
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俞方皋、胡景通、张副元、张世珍、赵晓峰、杨仲璜、马逢辰、王崇仁、张朴、鄂友三、高理亭、乔汉魁、安恩达、陈秉义、孟昭第、张潜、陈玉甲、于霖瑞、张振基、张汉琏、邬青云、王度、张钦、阎肃、荣祥、于存灏、胡凤山、辛崇业、杨令德、陈志仁、梁子材、奇世勋、任秉钧、吴桐、吴耀庭、王质武
9月19日
绥远起义的通电发出后，傅作义胜利地完成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和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委托的任务，便同邓宝珊、孙兰峰乘专车回北平，参加即将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董其武回归绥，团结、组织各族各界人民和军政人员，肃清国民党特务分子，防止他们捣乱、破坏，保护起义胜利的果实。
9月20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给董其武等复电，原文是：董其武将军及在贵将军领导下的绥远军队全体官兵、政府工作人员和各界同胞们：
看了你们9月19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毛泽东 朱德
1949年9月20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也给董其武发了复电：
董其武将军暨绥远起义全体将士、各级行政人员：
接读9月19日通电，宣布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将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参加人民革命阵营，使绥远获得和平解放，我们于欣慰之余，特致热烈的祝贺。从此华北全境之内国民党反动派所妄图作为最后挣扎的据点宣告扫除，这对全华北今后建设的事业和华北军民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事业，均极为有利。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完全消灭之期在迩，开创中国五千年历史新时期的崭新的人民共和国业已诞生。尚望团结部属，与华北及全国解放区军民亲密合作，安定地方秩序，肃清反动派一切残余势力。并以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教育部队，改造思想，改变作风，力求进步，把绥远建设成真正的人民解放区，把军队改编成真正的人民解放军，为建设新绥远、新华北及彻底解放全中国而奋斗。
聂荣臻薄一波
9月20日
千山万水皆踏遍，生活俭朴犹百姓
新中国成立之后，傅作义先后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他除了处理北平起义部队的善后和建设新绥远的工作外，便是积极地致力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他鉴于农业生产是国家建设的基础，水利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意义，所以当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征询他愿意参加人民政府的何项工作时，他毫不犹豫地要求去做水利工作。在这以前，他曾表示过希望能做农田水利工作。此时，他还说：“这样才能为人民做点具体的实际工作。”中央人民政府同意了他的要求，先后任命他为水利部长、水利电力部长。他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尽忠职守达23年之久，直到1972年才因病诚恳地辞去这一兼职。
傅作义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对水利工作一片赤诚。面对解放前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治江、治河等水利工程的烂摊子，为了确保大江大河不决口、不泛滥成灾，而且变水害为水利，他和李葆华、钱正英、刘澜波等副部长密切合作，在水利抢险、疏浚治理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到水利部任职之初，傅作义就说：“我国水利建设任务很重，在水利问题上我还是个‘门外汉’。要不辜负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的信任，光坐办公室不成，得多下去了解情况，向群众学习，努力做好工作。”他强调调查研究工作，掌握第一手的资料和情况，才能把水利工作做好。因之，他每年至少用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左右的时间出差在外，跋山涉水进行工作。他走遍了祖国的长江、黄河、淮河、珠江、黑龙江、松花江、海河等许多水利工地，到处调查关于水的情况和问题，认真细致地进行检查、督促工作，还及时地帮助解决能够解决的问题。中共中央和国家主席毛泽东听了他的工作汇报后，称赞他说：“你钻进去了！”
黄河，在世界上是一条著名的大河，它在历史上也是一条灾难性的河流。据有关记载，黄河下游的河南、山东等地，在两千多年中，泛滥决口达1500次之多。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很快着手研究黄河的问题，制订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决定分期进行治理。毛泽东主席曾亲临黄河视察，提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
在黄河的规划、治理过程中，水利部和其他有关地区、部门，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傅作义作为水利部部长，多次前往黄河中下游查勘，研究治理黄河的措施。
1950年的盛暑炎夏，傅作义去河南视察黄河，到达陕县的那天，气温高达摄氏40度，他仍按原计划进行活动。到达三门峡时，他和随同人员一起露宿在黄河岸上的干沙滩上，以蓝天当被子，以大地作睡炕。1957年4月13日，他又作为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副主任，去参加治理和开发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典礼。那天春光明媚，河水奔腾，高大的标语、彩色的旗帜、巨幅的大坝示意图，使会场显得庄严壮观。他兴奋地向到会的5000多名干部、群众说：“我们现在举办这一工程，把几千年来的水害变作水利，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才能达到。”他希望黄河中游地区的人民群众认真做好水土保持，继续加强修堤防洪工作。
会后，傅作义去山西视察水利工作，顺路回故乡晋陆地区考察水利灌溉及水土保持的情况。他从早到晚想的和说的是“渠、井、闸”，就是不注意自己的身体和休息。当他到达太原工作期间，因劳累过度，严重的心脏病于4月25日突然重发，不得不住院治疗。周恩来总理得知后，特派心脏病专家黄宛大夫乘专机飞太原抢救。他的病情脱离危险后，于5月7日回北京，入协和医院继续治疗。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两次去医院看望，希望他安心养病。彭德怀、薄一波等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去医院看望。他对此深受感动，出院后，即到水利部办公。
在淮河的水利工地上，也印有傅作义的足迹。1951年，傅作义和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等一起视察淮河。在去洪泽湖蒋坝途中，有一段30华里的路程无法通行汽车。他和李葆华谈定，同大家一起步行；只向农民雇了三头毛驴，驮载所带的行李。他以56岁的高龄，走起路来毫不示弱，还和同行的人谈笑自若。他对关心他的李葆华连声答称：“不累！不累！”“这点路程算不得什么！”
1952年，傅作义到洞庭湖进行考察，工作刚告一段落，即赶赴汉口，乘船沿汉水而上，和工程技术人员研究了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的规划。接着，还同李葆华视察了淮河流域。
1953年，傅作义南下广东，沿珠江流域作了考察。
1954年，傅作义想到天山雪水的利用和新疆的灌溉问题，便踏上了祖国大西北，看遍了那里水利工程。他很注意做少数民族的工作，对维吾尔、哈萨克、俄罗斯等少数民族的风俗、民情加以调查，然后告诉水利部所属人员，要尊重当地人民的生活习惯。他把了解到的当地人民在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都向当地政府如实地提出，也诚恳地提出建议，供当地干部参考。
1955年，傅作义把东北地区作为他工作的重点。就在那年夏天，松花江上洪水暴发，抗洪大军中便出现了他水利部长的高大身躯。
1956年，傅作义踏上东南沿海各省，人们在树有“一定把淮河治好”的旗杆下看到他，在梅山和佛子岭的工地上看到他，在福建、江西等省水利建设工地上也看到过他。
1960年4月，傅作义去京郊密云水库视察，在白河大坝，车子无法往上开，他因有严重的心脏病，服了硝酸甘油后，仍坚持同大家徒步走了上去。
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干部、群众生活受到影响，中共中央领导人示意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邀请傅作义及其家属去广东休养。傅作义表示感谢，但他说，如果只是为了让他去休养，他不想去；如果让他去做些工作，他可以去。中共广东省委、省人民政府只好同意他去视察水利工程的要求。他到广东后，先后视察了花县水库、新丰江水电站和新会、佛山、中山等县、市的水利设施。每到一地，他总要看看当地的水库、排灌站、小水电站和农田水利工程。每到一个水库，他为了预防心脏病复发，都是先服硝酸甘油，然后便登上坝顶视察。这种带病工作的精神，为当地干部和群众所称道。
傅作义经常到水灾严重的地方去视察，而且是及时地帮助解决问题。1963年8月初，华北地区骤降暴雨，海河水系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洪峰，严重地威胁着天津市和津浦铁路的安全。天津市、河北省有关地区的工人、农民、解放军、学生等人民群众，纷纷投入防洪抢险的行列。
当时，傅作义已年近古稀，而且是因为严重的心脏病复发出院不久，他不听医生的劝告，除了每天向防汛办公室了解情况外，还要亲自去天津看看实际情况，慰问防汛抢险大军。水利部中共党组考虑到他的健康和年事已高的实际情况，而且钱正英副部长已去过天津现场勘察，所以一再向他劝阻。可是，他最后还是亲自去找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请求准许他去天津、河北防汛前线走一遭。周恩来劝说不成，才同意由刘澜波副部长陪同前往。他到天津以后，即和当地防汛指挥部门研究工作部署，还去慰问了防汛第一线的工、农、兵、学生等人民群众。他打着雨伞，在雨中巡视抗洪大坝，对安定民心，鼓舞抗洪士气，起了一定的作用。当他看到抢险措施已经落实，战胜洪水大有希望，才放心地回到北京。
傅作义深入基层，到工地去视察，不光看工程，还看工棚、食堂。他到农村视察时，都是广泛征求意见，虚心听取老农对农田水利工作的意见。他有时还到农民家里去，了解群众的生活情况。
傅作义走遍千山万水，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在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领导下，经过广大人民的艰苦奋斗，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江河流域修建起大量的水利工程，旧社会留下的水患，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控制；航运、发电、灌溉都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生活逐渐提高，他的心情十分激动。1960年，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再进一步征服山河”的发言。他谈到解放后中国水利电力事业迅速发展的情况后说：这些事实，“使我体会到党的领导的伟大作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作用。”他还指出，社会主义制度较之以往的各种社会制度，是无比优越的。
傅作义平时常说：我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能够亲身参加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向工人学习，向农民学习，向工程技术人员学习，觉得非常幸运，非常兴奋！
傅作义的生活一贯俭朴，这和中国农村俭朴的风尚有关，也和他父亲勤俭持家对他的影响有关。他律己从严，也要求部属不尚浮华奢侈。前边已经说过，他1928年任天津警备司令时，曾对部下“约法三章”：不许吃喝嫖赌；不准敲诈勒索；不能贪赃枉法。他自己以身作则，清正廉洁，不烟、不酒、不嫖、不赌，几十年如一日地过着俭朴生活。他在部队时，穿的是黄布士兵服装，腰里扎着一条窄细的皮带，和他初次见面的人，决不会认为他就是闻名中外的将军。只是在他红光满面，炯炯有神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器宇不凡的人物。因之，被人称为“布衣将军”。他也有过一身呢子军服，那是准备去南京、重庆、西安等地参加国民党高级将领会议时穿着的。
傅作义每餐的主食是晋南人爱吃的无碱馒头，喝的是小米稀饭。早餐的副食是一碟咸菜，一碟山西晋南、陕西关中人习以为常的红辣椒面，以及小碟中放着的几节大葱；午餐、晚餐的副食是青菜、豆腐，偶尔有一盘鸡蛋和荤菜，那就是改善生活了。
傅作义在绥西后套时，外出或骑马或骑自行车，虽然有一辆在五原战役中缴获的日本小汽车，但他并不乘坐。他去重庆、西安、兰州开会时，乘的是大卡车，和司机并排坐在驾驶室里，随从参谋、秘书、副官和警卫人员就坐在卡车的车厢里。抗战胜利后，他也只是乘坐军用吉普车，有时还是亲自驾驶。在他的办公室里，陈设极为简单，没有沙发、皮椅，只有一张办公桌、一个长方形的会议桌和几把木椅。可是，室内窗明几净，清洁整齐。
傅作义治安从严，教育子女家属也崇尚节俭。对孩子们用钱，他掌握得很严。他的大女儿傅冬菊在昆明西南联大上学时，全靠她自己当小学教师挣些钱维持生活和购买学习用品。对于其他在外读书的孩子，他也只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他向他们说明，并不是他吝啬，而是让他们从小养成艰苦朴素勤奋上进的习惯。决不能高人一等，更不能仗势欺人，要像普通人家的子弟一样，不许有骄、娇二气。
傅作义从不重用亲属，在他部队里工作的一个弟弟和侄子，多年都得不到提拔。他的连襟于北方军校毕业后分配到他的部队里，在百灵庙战役时立有战功，长期却得不到重用。此人的同学和他一同分配到傅部，已经升任师长，他却还是团级军官。
解放后，共产党、人民政府对傅作义待遇从优，但他依然过着勤俭的生活。平时仍是布衣、布鞋，饮食从简。国家配给他的小汽车，他因公外出才乘坐，家属决不能坐此车，他说：“车子是让我工作时坐的！”按国家规定，像他这一级领导干部，因公去外地，可以用铁路上的“公务车”，可他从来不要。他说，他和他的随行人员合用一间卧铺包厢已经够可以的了，又何必让国家增加过多的开支？更何况会给铁路运输部门增加麻烦呢？
“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指使“红卫兵”造反，一些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人人自危不得安宁。周恩来总理关心一些爱国民主人士的安全，特别担心患有严重疾病和心脏病的人会遭到不测，他亲自安排一些人去医院疗养，也建议傅作义住院或去外地休养，这实际是一种保护性的措施。傅作义也理解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对他的关怀，但他认为，对他来说这并不必要，于是谢绝了。可是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对他还是作了万全的安排，进行了保护工作。这使傅作义比较顺利地渡过了那场灾难，他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感激得掉下了眼泪。
奔走呼号谋统一，功载史册辉千秋
傅作义作为一个爱国民主人士，他念念不忘祖国的统一大业，盼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的怀抱。他为此奔走呼号，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早在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大会发言时，他就以诚恳严肃的态度，当众检讨了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前和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敌的问题，他还说：“我既然发现了自己行为的错误，我就有过必改，敢于大胆地承认错误，立刻猛回头遵从人民的意志，实现北平和平，脱离反动派，走到人民方面来。”“人民今天宽恕了我，毛主席的宽大政策，不惟不咎既往……还让我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我真是既惭愧，又荣幸，更是无限兴奋。”他还呼吁：有良心的、爱国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走到人民方面来！
1956年2月3日下午，傅作义在第二届全国政协二次会议上，又专就解放台湾问题作了发言。他说：“解放台湾是我们全国人民，包括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一项共同的神圣的任务。”他希望台湾军政人员：
一、不要存幻想。
台湾目前的局面，无论如何是不能持久的……
二、不要不服气。
作为一个政党，或者是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承认事实。中国人民对于国民党，不是没有给它执政的机会，但它执政20多年，一无建树，把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弄得民穷财尽，成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解放全国大陆，才不过短短的几年，许多过去想办而不能办到的好事，都办起来了。他列举新中国工农业生产、水利、交通等建设和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事例后说：“这些铁的事实证明，旧的国民党的政府是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是胜利了，并且在继续创造更大的胜利。对于这一伟大的历史变革，人民已经作了结论，历史已经作了结论，不服气是没有用的……”
三、革命事业，人人有份。革命大门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是敞开着的。共产党、毛主席的政策是团结一切爱国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过去，在解放战争期间是执行的这个政策，现在在对台湾的问题上，执行的还是这个政策，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只要他们愿意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人民都是欢迎的。
接着，傅作义说：“百闻不如一见，如果台湾还有人不能完全相信我的话，还有什么怀疑顾虑，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的，他们可以到大陆参观、学习，我们还可建议政府，让他们组织代表团，到全国各地来参观访问，和自己的亲人家属会见，参观访问完毕后，如果愿意返回台湾，政府可以保证把他们安全送回去。”傅作义在发言的末了，希望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为完成伟大祖国的统一，做出应有的贡献。
同年11月12日，傅作义参加了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纪念大会，并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他和周恩来、邓小平、何香凝、郭沫若、程潜、张治中等领导人一起到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纪念堂致敬。那一天的《光明日报》上，还发表了他的《真正信仰孙中山先生的人，必须服从人民的愿望》一文，呼吁台湾当局，用响应祖国统一的实际行动，纪念孙中山先生。
此后，在历次政协会议，台湾“二二八”起义纪念会，以及其他有关场合，傅作义都发表讲话或发表文章，号召台湾早日回归，祖国早日统一。
1957年3月11日下午，傅作义在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次会议上首先发言，他正告台湾军政人员：“美国不可靠，反攻不可能，第三次世界大战等不上，只有和平商谈是惟一正确的道路。”
1960年6月22日，傅作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永远站在反美斗争的最前列》一文，呼吁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为解放台湾而共同努力。
1965年7月2日，原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和夫人郭德洁女士，从美国辗转回到祖国定居。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去机场欢迎，傅作义也前往欢迎。他还和夫人刘芸生女士于8月6日设家宴招待李宗仁夫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毅、罗瑞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蔡廷锴和夫人罗西欧，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和夫人张晓梅等应邀作陪。席间，他和参加宴会者频频举杯，欢迎和祝贺李宗仁夫妇返回祖国。
1972年2月21日，傅作义出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欢迎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夫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的宴会。周恩来向客人特别介绍了傅作义先生。25日，尼克松举行答谢宴会，傅作义应邀出席。当晚，傅作义致函尼克松，称赞他谋求同中国关系正常化是明智的行动。同时，他也严正指出：美国欲谋求亚太地区及世界和平，必须同中国合作，而欲同中国合作，必须尊重中国的主权，放弃支持台湾国民党政府制造“两个中国”的错误政策。
1973年2月28日，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傅作义，抱病主持纪念台湾省人民“二二八”起义26周年的座谈会，他在会上再次呼吁台湾军政界的故旧，为祖国的统一，从速进行商谈，及时作出抉择。他说：“当前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十分有利于我们祖国的统一……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又取得了一系列的新的重大成就。在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在外交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辉煌的胜利。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这也大大增加了在台湾的同胞的自豪感。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渴望了解祖国，心心向往祖国，希望能为统一祖国的事业做出贡献。须知，中国的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任何力量阻挠破坏不了的。”
傅作义说：“从1840年鸦片战争，100多年以来，我们国家遭蹂躏，民族受压迫，人民受欺凌的日子，都一去复返了。中国人民真正地永远地站起来了。台湾人、内地人――所有的中国人，无不扬眉吐气，挺胸自豪。祖国的统一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为了统一祖国这一神圣事业，都是中国人嘛，为什么不能商谈呢？日本投降后，毛主席曾亲自到重庆去和谈。此刻正是统一祖国的好时机，大家一起来商谈吧，越快越好。如果不能立刻正式商谈，派些人来内地看看，探探亲，访访友，公开也好，不公开也好。你们要相信政府一定会保守秘密和信用，保证来去自由和安全。”
为了解除从大陆到台湾去的军政同事和旧友的顾虑，傅作义以自己解放前后的经历现身说法，接着说道：“党的一贯政策是‘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现居台湾的同胞和海外各地华侨，为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实现骨肉团聚，希望都做出自己的贡献。血浓于水，落叶归根，七亿同胞无不殷切期待，热烈欢迎亲人归来。”
1974年2月28日晚，首都各界人士和在京的台湾同胞100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二二八”座谈会。当时，傅作义已病重住院，不能亲自出席会议。他委托全国政协常委董其武代他宣读了书面讲话：
从我个人的历史、个人的感情来说，我是希望能够早日解放台湾的。解放台湾是包括台湾省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至于采取什么方式来解放台湾，那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外人无权干预。
在这里，我愿意大声疾呼，提醒从大陆到台湾去的军政人员。就是：今天台湾海峡已经不是解放台湾的障碍了，你们万不可一误再误！
我今天讲话的惟一愿望，仍然是以殷切真诚的心意，盼望你们不要失掉时机，你们应该及时采取行动，让我们共同努力来争取早日解放台湾。
我是1895年出生的人，正是台湾被日本侵占的那一年。现居台湾的许多老人，都是在那前后出生的。这些人以及晚生一二十年的人，都受过外人的欺侮凌辱。你们骂我是降将，表示对我的话你们不屑于听的。但我当时就认为，我做了一件正确的事。25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我做的确实是一件最正确的事。我现在仍然要劝说你们，你们今天听不进去，但不久的将来就会听进去的，会相信我的话的。当时的奋斗目标是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而在大陆解放仅仅20余年的短暂时间里，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已把一个贫穷落后，受人欺凌污辱的旧中国，一变而为崭新的、强大的新中国……台湾人是中国人，台湾和大陆同胞是骨肉兄弟。为什么不能一块来干，为什么不一起来分享光荣呢。
我无时不在怀念着由大陆到台湾去的旧日的朋友和同事们。不但怀念年老的、中青年的中下级人员，也怀念所有的由大陆到台湾的人们。你们要认真地看看大势，看看世界的趋向，中国的趋向，台湾的归宿。为什么不做一个昂首阔步的中国人呢。
台湾有些旧日的同事死去了，他们有些是同我一块抗过日的。我深深地悼念他们。这里我特别表示对他们的遗族的怀念。
有很多从大陆去台湾的人写诗向往祖国，如‘白首欲归归不得’这类诗句，是最能表现他们大多数人的心情的了。为什么‘归不得’呢？人是中国人，大陆是咱们的家，我们热烈地欢迎你们早日归来。
“让我们一同在伟大的毛泽东的旗帜下，来完成我们伟大祖国的统一吧。”
病危遗言
1974年初，傅作义被确诊患了癌症。他的侄子傅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工作，专程到北京探视。傅作义对傅琬恳切地说：“我一生经历了无数艰险，早置生死于度外，但总想在活着的时候能够看到祖国的统一。我虽然做了些应该做的工作，可毕竟没有实现这一愿望。我现在因为年老体弱，加上染病在身，事实上已不可能为台湾回归、祖国统一尽更多的力量。你现在年富力强，又在部队服务，你要努力工作，争取为祖国统一做出应有的贡献。”
傅作义病危时，还对他的夫人刘芸生表示，为他自己不能亲眼看到台湾回归祖国，同胞骨肉不得团圆而深感遗憾。他在病床上口述了对台讲话，语重心长地对台湾军政人员和友好故旧重申：“我无时不在怀念着由大陆到台湾的朋友和同事们。”“大陆是咱们的家，我们热烈地欢迎你们早日归来！”
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是中国人民神圣而伟大的事业。新中国建立后，傅作义为此夙愿，作为20多年不懈的努力。他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念念不忘祖国的统一大业。
流出最后一滴热泪
傅作义于1949年1月率部在北平起义后，即受到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极大的关注。毛泽东曾多次请他到中南海谈心，勉励他前进、再前进，为人民继续立功。周恩来不但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工作上对他帮助、支持、鼓励，而且在生活上给予亲切关怀。每年春节，周恩来都是偕同夫人邓颖超，把党和人民的温暖带给傅家；即使在周恩来已患癌症时，亦然在1973年的春节，抱病前往傅作义的寓所，代表党和政府给这位爱国人士拜年，使傅作义和他全家极为感动。
1974年年初，周恩来手术不久，身体还十分虚弱。他得悉傅作义患了癌症以后，仍以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去对傅作义进行安慰，鼓励傅以最大的毅力战胜病魔，争取早日康复，继续为祖国的建设事业，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做出更多的贡献。据王克俊谈：这对傅先生和我们一些故旧来说，都是很大的温暖和鼓舞。
那一年的4月15日，已是阳春时节，可是北京的气候仍是乍暖犹寒，周恩来拖着沉重的病躯，冒着风沙，赶往北京医院去看望病危的傅作义。中国人民的好总理俯下身子，紧紧地握住傅作义的手，并且就他的耳边诚挚深情地说：“宜生先生，毛主席叫我看望你来了，毛主席说你对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大功。”在病床上静卧着的傅作义，听了这暖人肺腑的语言，望着面容也消瘦了的周恩来，干瘪的双眼闪现出激动的泪光，他颤动着嘴唇想说些什么，可是已经没有力气用语言表达了。那天下午，在他身边守候的傅夫人刘芸生和其他亲属，以及医护人员，可以看出他内心很不平静，人们意识到是在回忆往事，回忆他的戎马生涯，回忆他走过的道路。
傅作义一生所走过的道路，确实是曲折的，可是他是一位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的将军，所以当他跨入人民阵营后，便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信任。他从79年的人生历程中得出的结论是：惟有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才是对他寄以厚望和真诚关怀的，也是值得他倾心信赖的。他多么想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再贡献一些力量啊，可是已经力不从心了。他面对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毛主席去看望他的周恩来，流下最后一滴感激的热泪。
1974年4月19日下午1点40分，傅作义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在祖国首都与世长辞，享年79岁。
4月23日，傅作义这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董必武、宋庆龄、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郭沫若等送了花圈。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沈雁冰、许德珩等参加了追悼会。
这个隆重的追悼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抱病主持。中共中央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词。
叶剑英在悼词中，对于傅作义作了高度的评价：“傅作义先生1933年和1936年曾率部参加长城抗战和绥远抗战。1937年参加抗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傅作义先生于1949年率部起义，对北平和绥远的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20多年来，傅作义先生关心祖国的统一，盼望台湾省早日回归祖国的怀抱，傅作义先生为解放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省的斗争，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傅作义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已故国家领导人辟设的骨灰盒陈列室里。从1984年清明节起，他的骨灰盒和朱德、董必武、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骨灰盒排列在一起，供广大人民群众瞻仰。
傅作义功在史册，中国人民会记住他的。
（摘自《傅作义传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