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广场上的群众比白天的人数激增了几倍，整个广场上人山人海。
几十万群众在广场上流动，围观那些被烧坏的汽车和那座远远看去门前还红彤彤地闪着火光的小楼。群众的议论是多种多样的：
“为什么没有人救火？”
“烧了，活该！”一位军人在人群中大声说。
广播喇叭播出的讲话，对广场上的群众不起什么作用，人们不愿意仔细去听它，出自上边的一切宣传，已经没有人相信了。人们明白，当时的舆论工具控制在“四人帮”的手里。特别是在此时此刻，尤其如此。
在纪念碑周围，群众中又爆发出一阵阵口号声，声音之大，甚至把大喇叭的声音都压下去了。
7点，市公安局的黑干将下达命令：
“今晚搞统一行动，组织要严密，准备武器，可以带棍棒，铐子。”
7点过后，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里，开始聚集了大量的人。他们都是按照部署从城郊各个工厂紧急征调来的工人民兵。
据估计，当时在这两个公园里的工人民兵近十万人。
北京市公安局的说法是五万。但不管怎么说，中山公园里的民兵多到都快让人迈不开步子了。
当然，这些工人民兵中并不都是身强力壮的人，其中还有一些年老体弱的妇女。这是因为六点钟以后，很多工人都下班了，但是为了凑齐规定的数量，就把一些从来没有当过民兵的人也征集来了。一些两班或三班倒的工人都为此而停工停产了。
这些工人接到的上面的指示是：政治任务第一，停工停产没关系。
工人民兵都是从中山公园和文化宫后门下的车，一下车，很多人就分得了一根木棒，或长或短，或粗或细。
有些单位在来的时候就把棒子和铁棍带上了。北郊木材厂来的人就都把做家具用的电镀铁棍带了来，黑暗中显得明晃晃的。
在中山公园的大门口，还堆放着一大堆铁锹把和镐把，没有木棒的人还可以去领取。劳动人民文化宫里的木工房，电锯从下午开始就一直没有停过。
他们接到的任务是，加班加点，多多赶制木棒子。
工人民兵在公园里待命。这时有人拿着话筒讲话了：
“现在广场上反革命暴徒正在闹事，我们首都工人民兵一定要和他们血战到底！”
“和阶级敌人斗，要有武器，每人拿一根木棒，不管男女老幼，一律不放走。”
民兵们三一群俩一伙地议论纷纷。也有人心里在想：“谁是反革命？谁是阶级敌人？是那些悼念周总理的群众吗？”
“看来真是要向人民下毒手了。”
除了中山公园和文化宫外，靠近天安门的28中，靠近王府井的空军招待所等处，也聚集了两千多人。这些人都身穿蓝制服，大盖帽上的皮带都勒到了颚下，作好随时出发的准备。
在历史博物馆里，在小楼的后院，五个营的部队也集合完了，正处在“一级战备”状态。
这时“四人帮”在公安部的那个亲信，坐镇电话机旁。
“四人帮”的亲信马天水从上海打来电话，为他撑腰打气。
“四人帮”在解放军总政、全国总工会的亲信，也纷纷窜到公安部那个亲信的办公室密谋。他们在等待着他们所谓“反击”的时刻的到来。
太阳从西山背后落下了。
当西方最后一抹余辉消失后，夜幕终于降临了，黑暗又一次笼罩了天安门广场。
苦斗了一天的群众，这时已经是又饿又渴，精疲力尽。那个广播讲话已经反复播了两个多钟头，它不能不在人们的心头罩上了一层阴影。
广播讲话里连一句肯定人们悼念周总理的话都没有，反而诬陷群众是“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
人们心里都清楚，继续留在广场里，将会遭遇到什么情况。
但是，很多群众还是在广场上徘徊着，久久不愿离去。
他们的身体虽然疲劳了，但对“四人帮”的仇恨和怒火，还在他们的胸中燃烧着；他们对周总理的无限深情，还郁积在心中，还没有得到抒发；人们应有的权利，还没有争得，还需要斗争。
这时，通往天安门广场的道路已经封锁了。
只见一个青年从前门方向走过来，他绕了一个大圈子，才从长安街那里找到一个入口处，进入天安门广场。
他快步走上纪念碑，从怀里掏出三张纸，趁着夜色，迅速把它们分别贴到纪念碑底座的南面和北面。人们赶忙围了过来。
上面是用毛笔写着的几首诗，一首是：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这首诗，如一颗重磅炸弹在天安门炸开了。
“四人帮”一伙知道后，吓得浑身打颤，恨得咬牙切齿。
在天安门事件之后，这首诗被北京市公安局列为重点追查的一号的所谓反革命案件，也就是后来姚文元给天安门事件栽赃，把天安门事件打成反革命事件的重要“罪证”。
和这首诗同时贴出的，还有其他三首诗。
一个带眼镜的青年一遍又一遍地朗读着这些诗句。
人们郁闷和压抑的心情不禁为之一振。
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那个广播讲话一再以“反革命”的大帽子，要挟、驱赶群众的时候，竟然有人敢于贴出这样犀利的诗篇，鞭笞“四人帮”，更是难得了。
人们争相地把这些诗句抄录下来。
看着人们这亲热爱这几首小诗，贴诗的青年感到极大的安慰。
他不顾便衣盯梢的危险，又在纪念碑前流连了好一会儿。
他就是共青团员王立山，铁道部三局建筑处机械厂的工人，今天已经是第二次到这里来张贴诗词了。
上午，他就曾经冒着危险把自己写的一首诗装在镜框里，端端正正地献到纪念碑前，上面还插了一朵精制的白花。
但是，当他傍晚再到广场来时，这首诗已经不见了，而那个广播讲话却一个劲地嚷嚷着。
机警而愤怒的王立山看到这种情况，马上意识到，形势已经非常危急了，他必须把自己这几天写的诗当作子弹，全部让它发射出去，投入这场最后的战斗。
于是，他转身来到前门大街，买好了纸、笔、墨、浆糊，又到附近的邮局，把它书写出来，贴到广场上。
这是4月5日天安门广场上的最后一批诗词。
这一天继续用诗词作为武器同“四人帮”进行斗争的，也不仅是王立山一个人。
在纪念碑的西南角，贴着一张油印的传单。传单用辛辣而幽默的语言，痛斥了“四人帮”。
这时，还有几个带着童音小朋友在念着：“他们躲进阴沟的深处，还不甘心失败地在编些更恶毒的谎言，又拿出更阴险的花样……”
这是对“四人帮”丑恶嘴脸的真实写照。
夜色更浓了，一直没有停止过的广播讲话此时又在每次播完后，加上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曲。广场上的群众感到，这已经是不能不走的时候了，但是，他们的心离不开这里呀！
人们再一次涌向纪念碑，向总理的英灵告别。他们高唱《国际歌》，高呼“我们永远怀念周总理”的口号。
还有的人在离开时，用呜咽的声音朗读着纪念周总理的抒情诗《告别》：
我多想，多想生出凌云的翅膀――
飞上九霄，把您的忠魂探望；
再听听您那深情的教导，
再看看您那慈祥的目光。
我多愿，多愿是那月里的吴刚――
把最醇的美酒为您捧上……
但我只有悲痛的歌声，
能向那九霄轻扬；
我只有这哀悼的诗词，
能在您灵前献上。
……
晚上9时过后，“四人帮”控制的“联合指挥部”开始组织人马对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进行镇压了。
9时29分，“反击”的命令从历史博物馆临时指挥部发出了：“到时间了，把广场上的灯全部打开，命令各路队伍立即出动。”
在这之前几分钟，集结在28中的民警已经趁着夜幕从广场西侧迂回到广场的西南角。9点35分，广场上的灯全部打开。隐蔽在松林中的民警，马上从松树林里钻出来，排成一个扇面形，首先冲向纪念碑。
纪念碑上的群众起初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当他们明白了的时候，已经晚了。
挥舞着的棒子已经落到了群众的头上。
反应快的人立即分散奔跑。站在历史博物馆楼上的指挥部的一个头头看到这种情景，急得连声说：“糟了，糟了，再慢一点，人都跑光了！”
他亲自抓起电话，把电话打到中山公园指挥民兵队伍的一个头头说：“怎么搞的，太慢了，民兵队伍快出动啊！”
民兵队伍从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里冲出来了。他们十人一排，组成了一个大包围圈。
从广场的东南方向向纪念碑包抄过来的是五个营的卫戍部队，他们手拉手围成一个大网，凡是碰到群众便都驱挡回去。
参加包围的公安局的641名民警从西路首先冲到纪念碑附近，包围了在场的群众。
有人抡起皮带打一个群众，边打边骂道：“死反革命，竟敢在天安门闹事！”
在场的其他民警也高喊着：“打！”
“打！”
他们对着群众，棍棒齐下。
很快，广场上出现了一片狂叫声，抗议声，惨叫声，呻吟声，一声声，撕裂着人们的心。有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发出了凄厉的叫喊：“你们打死我吧！我不活了！”
有一个青年人喊：“打倒法西斯！”
但是他的声音就很快被一片喊打声和惨叫声淹没了。
还有一个小姑娘面对着打她的警察喊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许打人骂人，你们为什么打人？”
警察恶狠狠地回答她：“打的就是你，打死你这个反革命！”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时广场上的大喇叭里还正播放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曲。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干部、共产党员孟连，当时正在纪念碑南侧抄诗，看见有人追打四散的群众，心想不好，赶紧收起笔记本、绕到纪念碑北侧。只见北面也跑来了好多人，于是急忙跑下台阶想冲出包围圈，但已来不及了。
包围的人一边狂喊：“回去！回去！”一边挥舞着棍棒劈头盖脑地打过来，猛然，孟连被一脚踢倒在地，十多个人圈着他，连踢带打，直打得他头晕目眩，不能动弹。
他清醒过来时，感觉还有一个人压着他的腿，胳膊旁边还躺着另外两个人。这个压着他腿的，是北京市第二服务公司修建队的架子工李世绵。
李世绵也是下班后到纪念碑来看诗的。正看时，纪念碑被包围了，一个人先给了李世绵一铁棍，接着就夺去他随身携带的工具钎子，过了一会，李世绵准备回家，就找那个人要回钎子，正巧这个人走过来，一手抓住李世绵，一手拿着钎子大喊：
“他是暴徒，这是凶器！”
顿时，十来个人一下冒上来，直打得他头上流血、右腿站不直，这时有一个人说：“别打死了。”
接着，他们用皮带把李世绵反绑着推到纪念碑下，接着又用弹簧钢把他毒打了一顿，然后把他摔在孟连身上。
北京房管局牛街房管所干部潘光毅下班回家时，路过天安门广场，看见警察包抄过来，就骑着车子急向东行，但是，刚骑到纪念碑东侧的旗杆下，就被一个警察一把拉住他的车后架喊道：
“你往哪里骑？”
他忙说：“我是过路的。”
话音未落，那个警察扯起皮带朝他头上打来。皮带上的铁扣打破了他前额，鲜血喷了出来，绿军帽也被打破了一个大口子，他立刻摔倒在地上。
这时，十几个警察马上跑了过来。木棍像雨点般地落到了他的身上，他两次挣扎着从地下站起来，想和他们分辩，但这只能更加使那些警察生气，打得更凶了，而且边打边骂：“让你们闹事、打死你这个王八蛋！”
一直打到潘兴毅无法动弹了，这才被揪到纪念碑前等候处理。
在打手们行凶的时候，北京第二汽车公司工人阮南南正站在远处。他看到了广场上打人的情形，就跑到广场东南角的一些群众中间。
这时，只见一些人从纪念碑走来，恐吓驱赶群众，还有一个人叫着：“革命同志快离开广场，反革命的留在广场……”
阮南南看到这一幕，很气愤，就说：“好，我们走，留下的可是反革命。”
那个人先是一愣，接着就大吼起来：“抓住他！”其他几个人也立刻冲过来，拳头、皮鞋照着他的头部、胸部、腹部猛袭过来。他被打倒在地，棉衣、衬衣的扣子全撕掉了，裤子也撕了一个大口子。这还不算，打手们又连踢带打，把他拖到纪念碑下。还有一个打手过来搜他的身，还用皮鞋猛踢他的脸，踢得他鲜血直流，休克过去。
等他醒过来时，只见一个人用皮鞋在擦他流在纪念碑上的血迹。
大约又过一个多小时，阮南南才被押到中山公园，在寒风中站了几小时，然后把他关进了牢房。
在阮南南被打时，纪念碑松墙西边有一个青年正被警察打倒在地，头被打破。他用白手套捂着头，手套都染红了。他争辩着说：“我是去看戏的。”并用另一只手拿出戏票来给警察看，但这也是没用的。打手们边打边骂：
“反革命，白天叫你们猖狂够了，现在该收拾你们了！”
将近9点45分的时候，民兵和部队的包围圈合拢了，没有一个人再能跑出去了，也没有一个人能跑得动。
纪念碑的汉白玉栏杆旁，躺着的、蹲着的、趴着的有200多名群众，他们一个个被打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身上也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还有些群众由于伤势过重，不得不马上送医院抢救。
天安门广场上，发出了一片呻吟声、大口的喘气声不时地从他们中间发出来。
接着，被围在纪念碑松墙内的这200多人，分别被押送到中山公园、文化宫、原空军招待所、市公安局接待室等地方进行审查。
夜晚11时，统一调动的公安干警从广场北侧升旗杆处一字横排，用水和墩布由北往南拖擦地上的血迹。
第二天清晨，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大门紧闭，门前悬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道：因内部整理，暂停开放。
天安门广场虽然有阳光的照耀，但却是死一般的寂静。只有纪念牌上还残留着一时无法擦干净的血迹。
这就是“四人帮”一手制造的镇压群众纪念周总理活动的四五流血事件。
4月7日，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抗议“四人帮”的活动被中央定为“反革命政治事件”。
4月7日晚八时正，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同时播放了中共中央作出的两个决议：第一个决议是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中共中央
1976年4月7日
第二个决议是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中共中央
1976年4月7日
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在播放以上两个文件的同时，还播放了“四人帮”一伙炮制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一文。
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刚好半年，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就被赶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两年后，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明确宣布：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为天安门事件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另据新华社记者的报道：根据北京市公安部提供的材料，1976年因参加天安门事件而被捕的300多名干部和群众中，没有一个是反革命分子。历史是无情的，也是最公正的。
（摘自《天安门见证录》）
第七节 共和国危难之秋，一代伟人离人间
朱德坦然地说：“历史终归是历史。历史是最公正的！”
指挥千军万马的总司令，让妻子跟自己一起到外地去，竟然需要一个小小军代表的批准。
康克清冒着酷暑，坐在车上，满面愁容，一颗带伤的心早已飞上了西山。
叶剑英听了深受感动，十分敬佩朱德的胆识，连连赞叹说：“老总有这样的分析啊！”
两位老战友正做深谈的时候，叶剑英也急匆匆地过来了。
叶剑英离开病房不久，毛泽东的意识完全失去了自我控制。
“含和堂”主人留下深深的遗憾
在中南海“丰泽园”内中心偏西处，有一座院子叫“含和堂”。1949年中共中央搬入中南海后，朱德成了“含和堂”的主人。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不幸逝世的噩耗传来，朱老总万分悲痛，热泪一滴滴顺着脸颊往下流，嘴里不断念叨：“恩来，你在哪里？”那些天，他老人家吃不好，睡不好。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和深切的焦虑，拄着手杖，向周恩来遗体告别，行庄严的军礼，久久不忍离去。
这一年的7月6日，朱德怀着深深的遗憾和不安离开了人世。
朱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元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事业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关于他戎马一生，大战三百，小战五千的事迹一直广为流传，但他在十年逆境中的高风亮节，却鲜为人知。解放军报社纪学写了《最后的十年――康克清谈朱德同志》，这是迄今为止惟一的系统地记叙朱德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形的文章。现全文照抄如下：
尽管十年前的7月6日，朱德同志就怀着深重的忧虑，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终身而又正处在劫乱中的人民，但他和蔼的形象，他光辉的业绩，却一直活在人民的心里。对康克清同志来说，自然更是如此。
朱总诞辰百周年前夕，我又一次见到令人尊敬的康克清大姐。我曾有幸听她讲过她和朱总一起走过的战斗历程，知道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始终相随相依。然而，在康大姐的心目中，他们最后十年的共同生活，却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因为那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朱总和我们的许多老革命家一样，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而她，最了解朱总在十年逆境中所表现出来的鲜为人知的高风亮节。
谈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朱老总，康大姐说：“运动刚开始时，朱总很少说话，常常一个人独坐默想。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心情是十分苦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