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对于那历史性灾难的突然降临，朱总虽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也不能理解。但由于种种复杂的政治原因，他只能默默地思考，无言之中偶尔流露出心中的怀疑。一次，他突然问道：“戚本禹怎么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还有一次，他参加中央的会议回来，将林彪那个大谈“政变”的讲话交给秘书，转身就走。以往，凡是中央的文件，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同志的讲话，他交给秘书时都要坐下来讲讲该怎样理解。而这次却不屑一提。他这种卑视态度，不正反映出他的心境吗？
当林彪和江青相互勾结，煽动造反，点名批判、关押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领导同志，攻击刘少奇、邓小平及彭德怀、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帅的大字报贴上街头的时候，朱总坐不住了。他拄着手杖，在中南海里看大字报，到北京大学去看大字报。面对那些造谣和诬陷，他要么脸上露出一丝冷笑，要么无言地愤懑，实在气愤极了，才说：“心怀叵测，心怀叵测呀！”
1966年12月的一天，戚本禹奉江青之命，开会布置揪斗朱老总。就在这天晚上，一伙人闯到朱总住处。正巧这晚朱总不在家，那些人就在门前和墙上贴满“朱德是黑司令”“朱德是大军阀”“炮轰朱德”等大字报。接着，北京街头也出现了“打倒朱德”的大标语，还成立了“揪朱联络站”，策划召开“批斗朱德大会”。对此，朱总一笑置之。当有人问他时，他坦然地说：“历史终归是历史。历史是最公正的！”
有一天，康大姐回到家里，见朱总正看一张传单，传单上说：“成立了一个‘中国（马列）共产党’，在一个地方开过会，朱总当了中央书记，还有其他负责人的名单。”朱总看过后笑了。康大姐问他笑什么，他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这是造谣嘛！让他们造去，将来一定会弄清楚的。”康大姐还是有些不安，说“现在，你成了‘黑司令’，我成了‘走资派’，往后不知还会怎么样呢？”朱总充满信心地说：“只要有主席、恩来在，就没有关系，他们最了解我。你不要怕，‘走资派’多了也好。都成了‘走资派’，就都不是‘走资派’了。形势不会总这样下去的。”
不久，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军委的一次碰头会上说：朱德还是要保。但林彪和江青一伙仍把朱总上纲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一天，康大姐在外边开会回到家里，拿这个问题问朱总。朱总不慌不忙地说：“这是党内的事情，我不能给你说。”康大姐着急了，大声说：“人家说你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到底是不是？”朱总看着康大姐着急的样子，笑了笑说：“急啥子嘛！做什么事总有个代表，是就是，不是想代表也代表不了。”又接着说：“当时不少部队刚从国民党军队起义过来，资产阶级军事思想是存在的，他们要找我代表，那就找吧。”从容的态度，显示出坦荡的胸怀。
1969年4月，党召开九大，83岁的朱总抱病参加。那几天，他正患气管炎，喘得很厉害。林彪、江青一伙仍然不肯放过他，在会上多次对朱总进行围攻，逼他作检讨。康大姐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一次朱总开会回来，问我认识不认识吴法宪、邱会作。我说不认识。他又说，你总该认识李作鹏吧。我想了想说，就是过去在你警卫班里当战士的那个李作鹏吧？他‘嗯’了一声。我感到他突然提起这几个人必有原因，就问他是什么意思。他叹了一口气，说：‘这几个人，都左得不可收拾罗！’”
九大闭幕不久，朱总就接到一个“勒令”，要他和董必武、李富春、聂荣臻、陈毅、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等人交代反党罪行。朱总说：“不要理它！”到了10月，林彪擅自发出所谓“第一个号令”，扬言“要准备打仗”。康大姐怀疑地问朱总：“真的要打仗吗？”朱总淡然一笑，说：“现在毫无战争迹象。战争不是凭空就能打起来的，打仗之前会有很多预兆，不是小孩子打架。现在看不到这种预兆、迹象。‘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康大姐告诉我，“文革”开始不久，她就听说要把朱总赶出中南海。她当时问朱总会不会这样，朱总说，有这个可能。他不幸而言中了。
根据林彪的“第一个号令”，朱德要被“疏散”离开北京。当时，他身边没有人，就对康大姐说：“你得跟我一起走啊！”正在被“专政”的康大姐为难地说：“对呀，我是该跟你一起走。可是，军代表要是不点头，我想走也走不了啊”。朱总沉思一会，无奈地说：“那我只好打电话给恩来，让恩来去跟他们说了。”
指挥千军万马的总司令，让妻子跟自己一起到外地去，竟然需要一个小小军代表的批准。那是怎样一个是非颠倒的年月啊！
就这样，朱总由康大姐陪同到了广东（朱总从广东回来，再没有住进中南海）。关于在那里的生活，康大姐不愿多说。但我看到过一个材料上是这样记载的：当朱总坐了三个多小时飞机到达广州时，连广州市也不许进，被直接送到了从化。从化虽然风景优美，但朱总在那里实际上是被软禁的。不准他到附近的工厂、农村去，甚至散步也不能超过“桥头警戒线”。终日陪伴他的，只有康大姐。但即使在这样的境遇中，朱总仍然对前途充满信心，坚信那些为非作歹的人不会长久。他最担心的，还是工农业生产。
是的，人民的生活疾苦，时时萦绕在朱总的心头。从“文革”一开始，他就在中央的一些会议上说，今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我们应该使工农业生产有大幅度的增长。他反复强调，现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到破坏生产的程序，要注意解决。后来，虽然他的活动受到限制，仍时时关心着生产，担心生产受到破坏。1972年9月以后，他以86岁的高龄，先后视察了七机部，一些工厂和农村。针对“四人帮”一伙把抓生产当成是“唯生产力论”的观点，他说：“别听他们‘革命’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实际上就是他们在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不讲劳动，不搞好生产，能行吗？粮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没有粮食，让他们去喝西北风！”
康大姐说：“1974年1月，我到首都体育馆参加‘批林批孔’会，回到家对朱总说，我刚才听了江青的讲话，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她把手伸到军队里去了。朱总沉思一会说：你不要害怕。军队的大多数是好的，地方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群众也是好的。‘文化大革命’以来，军队里虽然出了几个败类，但从整个军队来说，他们是拉不走的。干部中，也有少数人被他们拉了过去。但广大干部战士是不会跟着他们跑的。江青这人是打旗子，又有一部分人捧她。她的本事有多大，你不知道吗？去问问工人、农民、战士和知识分子，谁愿回到那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去？”
周总理逝世后，朱总万分悲痛，经常两眼直直望着天空，热泪一滴滴顺着脸颊往下流，不时地念叨：“恩来，恩来在哪里？”康大姐说：“我和他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还是第一次看到他掉泪。”
从周总理患病住院后，朱总就经常向身边的人询问周总理的身体状况，亲自到医院里去看望。那一晚，人们从电视屏幕上看到扶着手杖的朱老总，举起颤抖的右手，向周总理遗体行了一个庄严的军礼。可是人们没有看到，在向遗体告别往返的路上，朱总一直在流泪。那些天，朱总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健康状况进一步下降，但他仍然执着地投入国事活动。别人劝阻时，他说：“总理去世了，毛主席身体也不大好，我应该更多地做些工作。”他以90岁的高龄，带着病开会，看文件，找人谈话，会见外宾，处理日常事务。当“四人帮”大肆诬陷和攻击邓小平同志时，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说，在毛主席领导下，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很好，这个班子不要变动。一天，他收到揭发“四人帮”的一封群众来信，毫不迟疑地转呈毛泽东同志并郑重附笔：“收到人民来信一件，事关重大，请主席酌处。”他接到成仿吾同志寄来的新校译的《共产党宣言》，急忙把老译本找出来，对照着阅读了一遍……
由于过度的紧张和劳累，朱总的肺炎复发了。但他毫不在意，照样工作，照样会见外宾。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想的还是人民，还是革命。
6月12日，朱总会见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总统迪迪埃？拉齐拉卡。
6月21日，朱总病重了。按照原来安排，他要会见外宾。人们劝他休息，改由其他中央首长代替会见。他没有同意，坚持会见了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由于这次会见时间的改变，朱总在没有空调的房间里等得太久，加重了他的病情。
6月25日，医生会诊后，建议立即住院治疗。朱总想到次日要会见外宾，说：
“不要紧嘛，等到明天我见完了外宾，再去住院也不晚。”
6月26日，病情突然恶化，朱总才不得不住医院治疗。
7月1日，除肺炎之外，又并发了肠胃炎和肾病，高烧一直不退。这天，朱总把秘书叫到床前，问道：“今天是党的生日，报纸该发表社论了吧，念给我听听。”
7月初的一天，朱总对到医院看他的李先念说：“我看还是要抓生产，哪有搞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呢？”
弥留之际，朱总对周围人员断断续续地说：“革――命――到底！”
“他是抱着深深的遗憾和不安离开人世的。因为他没有看到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因为他希望看到第五个五年计划实现。可是都没有能够如愿……”
说到这些的时候，康大姐的语调更加沉痛。这不难理解，失去亲密伴侣的创伤，是时间无法平复的。但大姐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她很快就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语重心长地说：“对先行者最好的怀念，不能只是泪水，只是誓言，而是把他们的事业推向前进，把他们的理想变为现实！”
你说得对，大姐！朱总和其他所有先行者一样，永远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将长久激励我们朝着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奋勇前进！
“四人帮”庆幸朱德去世，他们在走向篡党夺权的道路上，又搬走了一块“绊脚石”。于是，趁热打铁，紧锣密鼓，表演大乱中华的丑剧，且越演越烈。就在朱德逝世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公布朱德讣告和治丧委员会名单的同时，在第一版发表《发扬井冈山的光荣革命传统》的文章，介绍解放军驻井冈山地区某团指战员“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经验”，一是学习当年红军战士同反动派斗争的坚定性，树立把批邓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二是回顾井冈山斗争时期地主武装“还乡团”反攻倒算的历史教训，提高批判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自觉性……要把这条修正主义路线“批倒批臭”“批深批透”，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除了利用舆论阵地，掀起更广泛更深入的批邓恶浪之外，他们还利用中央召开计划工作座谈会之机，唆使上海、辽宁等地的亲信和骨干炮制了20份颠倒是非、捕风捉影的黑材料，诬蔑1975年的国务院务虚会是“经济领域里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并追查所谓“风源”，向中央领导发动攻击。
叶剑英没有出席这次计划工作会议，知道这一情况后，非常气愤。这位老革命家，凭着自己的政治嗅觉，已经预感到“四人帮”在发动新的攻势，要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了。事情果然不出他所料。
1976年7月，“四人帮”经过密谋，拟定了一个以王洪文名义提出的全面篡夺党政军权的计划，等待时机成熟，就要抛出来。这个“计划”的要点是：
积极创造条件，区别不同情况，建立和完善老中青三结合。有三种情况。一种是较好的，只需在斗争中逐步完善即可，不必把组织问题作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去搞。一种是需要作些充实、调整的，主要依靠省委自己去搞。再一种是一、二、三把手都问题较多，群众已不大那么信任，需要中央直接去帮一手的。
国务院各部的问题，这次铁道部让万里同志不管事，专心检查自己问题，又调了两个青年干部去当核心小组副组长，运动有了生气，看来是得人心的。这个经验需要总结，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其他各部，也要积极创造条件，有领导地逐步参照解决。这些部自建立以来，大多没有好好触动过。现在的情况是下面变了，上面不变或有变也不大，矛盾越来越尖锐。趁这个机会变一下，广大基层干部、群众是高兴的。
军队问题，基层是好的，主要问题在上面。比较起来，总参的事情更紧迫些。为了配合这个“计划”的实施，王洪文在这期间还口授一封给毛泽东的信，让秘书班子代为起草，大意是：“毛主席最近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我看国内问题还是要批邓。全国运动有几种情况，一种搞得好的，一种比较一般，还有一种是问题比较多的。这后面两种，占全国多数，都需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特别是第三种不解决不行。国务院有些部，军委有些部门，也是这样。解决的办法要像有的部门已经做的那样把主要领导干部换掉。”
在“四人帮”抢班夺权的一片喧嚣声中，老一辈革命家提高了警觉，加紧了串连活动。朱德逝世两周刚过，康克清带着女儿朱敏离开万寿路甲15号的住宅，乘车向西疾驶而去。
人们熟知的这位著名的红军“女司令”，中国妇女运动杰出的领袖之一，多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她从1927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万安农民暴动以后，拼杀在井冈山，拉起一支200人左右的女子义勇队，在一次次的枪林弹雨中，唤醒了无数个同胞姐妹，使她们从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压迫下挣脱出来，成长为光荣的红军女战士和共和国的栋梁。在长期的作战与革命斗争中，她与朱德患难与共，生死相依。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诬陷迫害的那些艰难岁月，她支持朱德与林彪、江青一伙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为其分担忧愁，给以朱德无微不至的体贴和照顾，成为朱德的最大精神慰藉和生活保障的后盾。
这位伟大、坚强的中国女性，忍受着巨大的悲痛送走了亲人后，第一件事想到的就是要把朱德的最大心愿和最后嘱托迅速转告叶剑英和聂荣臻两位元帅。
这就是康克清此行的目的。北京的七月，天气闷燥。她冒着酷暑，坐在车上，满面愁容，一颗带伤的心早已飞上了西山。
叶剑英走出门外，亲自迎接客人，他带着康克清走进客厅里边的小办公室里。两个人坐定以后，顺手打开收音机。康大姐不理解这个举动，心想：这是什么意思？她不住地用眼睛盯着看，好像要探寻什么秘密。叶剑英用手指指外面，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得更大一些，轻声地问道：“老总临走时有什么交代？”
康克清这才会意，把身子往前挪了挪，告诉叶剑英：老总对“四人帮”十分憎恨，有一次，他在神智还清醒的时候，嘱咐我：“你不要害怕！那四个人，谁都讨厌。你去问问农民，他们愿不愿意让地主回来？去问问工人，他们愿不愿意让资本家回来？去问一问社会上所有的人谁愿意要‘四人帮’？都会回答，不要！别看有些人一时闹得挺凶，总有一天，他们会被人民抛弃的！”
康克清回忆她当时担心“四人帮”把黑手已经伸到了军队，朱德还是说：“你不要怕！军队里绝大多数是好的，地方上的绝大多数干部和广大群众也是好的。县以上的干部不会跟他们走，我们的军队，有老同志在，靠得住！”
叶剑英听了深受感动，十分敬佩朱德的胆识，连连赞叹说：“老总有这样的分析啊！”并且以目示意，表示明白了，请康克清放心。
此时，康克清虽然还不知道眼前这位元帅正在考虑对付“四人帮”的大计，但是当着他的面，说出了朱德要说的话，心里踏实多了。她告别叶剑英，离开15号楼，转向1号楼，去看望聂荣臻，又向他表达了朱德对“四人帮”深恶痛绝的态度和充满斗争胜利的信心。
两位老战友正做深谈的时候，叶剑英也急匆匆地过来了。康克清看出两位老帅有机密相商，就到隔壁房间同聂荣臻夫人张瑞华话“家常”去了。
灾难降临唐山
历史将永远深深地铭记着这一时刻：1976年7月28日，北京时间3时42分。
夜幕笼罩下的唐山市，万籁俱寂。陡然，一道恐怖的蓝色闪光刺破夜空，紧接着，天穹旋转，大地抖动。随之，街道、铁路、楼房，在强烈的摇撼之中错位、变形、倒塌……
23秒钟内，一座年产值约占全国1%、拥有百万人口的华北著名的工业城市，被夷为平地，变成一片废墟。
23秒钟内，唐山市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惨剧。听不见呻吟，听不见呼喊，只有幸存者惊慌的脚步声，深重的喘吁声和遍布残垣断壁中的具具尸体！
不久，新华通讯社报道，这次地震震级为MS7.8级，死亡24万（其中市区人口14万），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30亿。外电宣称：“中国唐山将永远从地图上被抹掉了！”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唐山七二八大地震！这是迄今为止，400多年世界地震史上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大地震。
地震当天，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向灾区人民发出慰问电，紧接着派出了以华国锋为总团长的中央慰问团。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个医疗队，1万多医护人员奋战在唐山废墟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从四面八方伸出支援之手，帮助灾区奋起抗灾，重建家园。
但是“四人帮”却在这过程中演出了一幕幕丑剧。在这场灾难到来之前，是他们发动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严重干扰了地震预报的分析研究。就在7月12日，唐山地震前16天，国家地震局党的领导小组还在召开“批邓反右”会议，中心议题是批判领导小组组长胡克实。距地震到来前17个小时，在预报人员一再要求下，地震局领导才有功夫坐下来，听取分析预报室的汇报，但是为时已晚。地震那天夜里，他们吓破了胆，江青钻在桌子底下不敢出来，后来进了地震棚，还感到不保险，专门做了一个大桌子，四周放了不少巧克力，光练习钻桌子就花了半个月时间。而在地震过去之后，“四人帮”竟摆出“中央首长”的姿态，假惺惺地表示“极大的关怀”，以借机宣传自己，而在幕后却大刮阴风：
“全国有8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抹掉个唐山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