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王洪文跑到北京郊区的平谷县，制造谣言，蛊惑人心。他煽动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别人搞修正主义，我也打倒他，我搞修正主义，你们也来造反，要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明目张胆地影射、攻击华国锋、叶剑英等是“修正主义”。
同日深夜，迟群催促“梁效”写作班子，加快整理一批党、政、军领导人的黑材料，送“四人帮”急用。迟群的秘书得意洋洋地说：“主席、委员长、总理就要定下来了，要提升一批，罢免一批。”
“四人帮”从9月底开始，阴谋策划调换北京郊区某装甲兵部队师参谋长，准备随时指挥坦克兵从东南、西北方向开进北京城，造成犄角攻势。
10月4日。
一篇署名“梁效”，题为《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的文章，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出，文中声称：
“学习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我们满怀信心，斗志更坚。毛主席的这一嘱咐，金光闪闪，字字万钧。”
“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
令人惊骇的消息源源不断地传来：
驻京郊区某特种部队，突然调换了参谋长！
上海的商店里，大红纸都卖光了，“四人帮”的爪牙正在准备庆祝他们的“特大喜讯”！
上海“民兵指挥部”昼夜值班，“第二武装”开始行动了。
社会上传闻：10月8、9、10日有“特大喜讯”。
上海的“极端分子”公然叫嚣：“9号以后再同你们算账！”
一些省市专门发了拍电影用的伊斯曼彩色胶片，准备拍摄所谓“盛大节日”的庆祝活动……
叶剑英读到《光明日报》上“梁效”的文章，仿佛嗅到一股战场上的硝烟，他一眼看出了这篇社论的背后动机，如此露骨！这不是一般的“社论”，而是“四人帮”给大小喽罗们，给上海“第二武装”的士卒们发出的一篇战斗檄文，一个紧急行动的号令。
这篇文章同样使华国锋震惊。
他看了一遍又一遍，那里面说的“修正主义头子”指的是谁？不就是自己吗……华国锋发觉这场斗争就在眼前，不可避免了！
叶剑英以其多年在最高统帅部工作的经验，敏锐地感觉到：决战的时机到来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不能再推迟了！再推迟，就不是我们解决他们，而是他们解决我们。
黄昏，一抹晚霞，映透山间。
叶剑英坐在红旗轿车里，向身后的西山，望了望。他小声说道：“我们要来个‘夸父追日！’”
司机加大油门，抄近路开往东交民巷，在到达目的地附近时，车子又故意转了几个圈子，最后驶进八号院。
这是华国锋的新居，曾是西哈努克的豪华旧居。
宾主落座以后，几乎同时提出了这个问题：“看到他们发出的信号了吗？”
叶剑英把这几天的所见所闻以及从各个渠道掌握的可靠情报，和盘托出。
华国锋仔细地听着，脸上的表情渐渐变得严肃。
“国锋同志，看来事态的发展，不允许我们再等待了。必须当机立断！”
“是啊，原来设想的还有几天，恐怕来不及了。”
“军事家最忌讳的是贻误战机。现在要根据情况改变原来的部署，我们要‘先发制人，以快打慢’！否则会坐失良机，陷入被动。”叶剑英怕华国锋未听清楚，又重复说：“要快打慢！”
很显然，这是粉碎“四人帮”的一个新的战略部署。叶剑英在催促这位主要领导人要抓住战机。
华国锋表情严肃，沉思片刻，说：“叶帅，你看哪一天动手好？请您决定！”
“根据我们准备的情况，我想在六号晚八点行动。你看怎么样？”叶剑英说着从黑皮包里拿出写好的“隔离审查”的决定请华国锋签字。
“就这样吧！”华国锋在《决定》上签了字。
他想了想，仍然不太放心，他想起不久前与汪东兴交谈的情形，说：“只是不知道东兴那里准备得怎么样，不知能不能来得及？”
叶剑英听罢，站起身，说：“据他昨天的汇报，已准备就绪。我这就准备再到东兴那里去。”
叶剑英告辞。
汪东兴住处。
汪东兴向叶剑英汇报了准备工作落实的情况。
两人又经过紧急磋商，最后确定在10月6日晚8时采取行动。“会议”事先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主要有两个议题：
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
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
根据惯例，政治局常委出席会议的，只有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是政治局常委怎么办？为了让他参加，以改动《毛选》某些章节的名义，通知他列席会议。姚文元的住处属于北京卫戍区管辖范围，不在钓鱼台。为了以防万一，作两手准备，先通知他来怀仁堂开会，把他引到中南海，万一来不成，再临时通知卫戍区领导负责就地解决。
对于江青这个特殊人物以及其他一些死党分子，两人也提出了可靠的处置方案。
叶剑英从汪东兴处走后，又回到了西山。
在这里，他再次同军委的一些其他人通了气。
1976年10月6日，星期三。
这是日历上普通的一个日子。
上午，王洪文和张春桥同时接到通知：今晚8时，在怀仁堂正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望准时出席。下午，姚文元接到电话通知，晚上8时到怀仁堂研究宣传问题。
而这次战斗的总指挥叶剑英，正住在玉泉山9号楼，像往常一样，起床、用餐、散步、看报……一切有秩序地进行着。
上午10时，秘书们上山来依次汇报，送批文件。
中午，叶剑英一边吃饭一边听国际动态汇报。饭后，他照样学习英语。
下午3时30分，电话突然响了：“晚上8时政治局开常委会，请叶副主席提前1小时到怀仁堂。”
晚上6时15分，叶剑英换上灰色的军便服，带上警卫参谋，坐上黑色的“大红旗”，直奔中南海。叶剑英一路上神态严肃，提醒警卫参谋，作好应急准备。
怀仁堂，战役的主战场。
这是中南海大院内一座清代留下的建筑，古雅富丽。新中国成立以来，这里专作会场。党和国家的一系列重要会议，都曾在这里召开。
晚6时40分，汪东兴带领执行任务的警卫人员已经来到怀仁堂，迅速各就各位。7时，华国锋和叶剑英的红旗大轿车几乎同时到达怀仁堂院门前。
叶剑英走下车，向随行人员打招呼说：“你们不要随便走动，听指挥！”
守在那里的警卫人员拦住了随从人员，不准入内。这时随员们才感到情况与以往不同，因为按常规，警卫参谋拿着文件包，是要送首长到会议室后再出来的。
华国锋和叶剑英来到怀仁堂正厅。
今天正厅的摆设完全变了样：一扇屏风，将整个大厅隔成了前后两个厅。前厅仅留下两张罩着白套的高背沙发，斜对着，其余什么也没有。
叶剑英和华国锋分别坐大沙发上，汪东兴则带着几个警卫退在屏风后面，注视着门口，负责“会议”的安全。决战的指挥所与战场，同在一间大厅。战役最高指挥员与第一线战斗员，同在一个阵地，相距仅数步之遥。这是古今中外少有的战法。
时间快到了。
警卫人员停止了走动，一个个站在那里，凝神注视，浑身每一根神经都紧紧绷起来。叶剑英正襟危坐，目光严峻，双手平放在沙发扶手上，神情坦然。华国锋板着面孔，两手不自然地动来动去，两眼死死地盯着门口。因为是“常委会”，汪东兴不便露面，他退到屏风的后面。
大厅里静极了。人们连自己的心跳声都可以听到。偶然从窗外传进一两声蟋蟀“唧唧”的歌唱，显得格外响亮。
时间，这个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怪物，骤然间仿佛遇到了强大的凝固剂，停滞不动了。每一秒钟，都过得那样缓慢，那样艰难，使人觉得那样难熬……
7时55分。
院里传来了脚步声。还算准时，张春桥夹着皮包，摇头晃脑地来了。
这位“军师”原以为今天的会议讨论完后，还有时间提出解决他梦寐以求的人事安排问题，故而提前从钓鱼台出发，准时到会。刚踏上厅门台阶，专门对付他的四名警卫战士一拥而上，把他“保护”进了大厅，张春桥如梦方醒，急促地左右张望，不停地喊道：“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只见华国锋站起身来，严肃地代表党中央向他宣布：张春桥，你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接着宣读了事先写好的“隔离审查”决定，立即执行。
他明白：“他们行动了！”自己作了“阶下囚”。他双脚打颤，如同筛糠一般，只用手摸了摸眼镜，没有任何反抗，就由监护人员送他到一个候审的地方。
大厅里的“会议”仍在继续。
不一会儿功夫，院子里又响起了脚步声，是王洪文来了。这个“文武全才”的大人物从怀仁堂外面走下高级轿车，两手插在怀里，趾高气扬地跨进门来。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行动组的另一位负责人带着几个卫士从侧面走过来。他一只脚刚踏进门见势头不对，立即端出党中央副主席的架子，厉声叫道：“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
接着，他使尽全身力气，拳打脚踢，死命反抗，但他哪里是训练有素的警卫人员的对手？很快便被制服了。这一次，上海的“第二武装”和小兄弟们一点也没帮上“司令”的忙，实在可惜！当警卫人员带他走向正厅，从几米远的地方，他看到在那里的华国锋、叶剑英，预感到末日来临，两眼射出复仇的火焰，像一头发怒的野兽猛扑过去。警卫人员将他推倒在地。
待他爬起来时，威风扫地，只好乖乖地立在那里，听华国锋宣布他的罪状和“隔离审查”的决定。就在他被带去候审室，离开正厅的时候，警卫人员听到了他轻声地发出这样的叹息：“没想到这样快！真是天亡我也！”
送走张春桥、王洪文，时针已指到8时15分。
姚文元还不见来。等待在正厅的人们有点发急了。是不是由北京卫戍区解决了？还是其他方面出了问题？事不宜迟，临时决定重新打电话通知姚文元本人，“请”他速来怀仁堂出席政治局常委会……
还好，他基本守时，他一进门厅，警卫人员就冲上前去，扭住了他的胳膊。他一看这阵势，心里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顿时，两腿一软，瘫倒在地上。
这位“四人帮”的大笔杆子，江青十分青睐的“金棍子”，当接到电话时，嘴里还骂骂咧咧地说：“搞什么鬼？这么长时间不开会，早就该开个会了！”嘴里如是说，心里更是急。他这个秃头，平时外出，总要戴帽子，可是今天听说请他开会，一时发急，竟忘了戴帽子，忘了叫警卫，只夹上皮包，跑进汽车，匆匆赶到了中南海。
对于这个自称“文元”的“无冕之王”，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对他的处置竟降了格：第一，没让他进正厅，只在东廊的大休息室里待命；第二，没有由华国锋宣布“隔离审查”的决定，而是经过请示，由中央警卫局一位副局长宣布的。待到姚文元弄清怎么一回事后，这个“大笔杆子”立即软了下来。无奈，行动小组的另一位负责人带着几位卫士只好扶他起来，将他送到该去的地方。
就在怀仁堂主战场战役打响的时刻，其他几个分战场的战斗，同时开始了。中南海万字廊201号，江青府第。
这几天，江青度过了她一生中最紧张、最劳累、而又最兴奋的日子。每日除了同张、王、姚密谋，同迟、谢等干将策划外，还三番五次下去“视察”，制造舆论。
她背靠沙发，双腿平伸，长着六个脚趾的脚，用深棕色丝袜裹着，搁在一张丝绒包面的方凳上。
她在闭目养神。
忽然，警卫人员走进来，说有客人来了。她边往外走，边问是什么人。几个不速之客，未经请示，已出现在“女皇”面前。
江青斜睨一下门口，打量几个来客，厉声喝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行动组的负责人中央办公厅一位副主任和另一位干部带几名警卫已经跨进室内，向她宣读了“隔离审查”的决定。
江青脸色发青，一屁股坐在法国式沙发上，“你们搞阴谋哇！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对我下毒手呀……”两位女军人走上去，把她从沙发上拉起来，向门外推去。
平日伺候江青的服务员们，早就受够她的折磨，今天见她落到这个下场，都自动站到门前，向江青吐唾沫，扔纸团，扬眉吐气送瘟神。
怡丰堂后院原是毛泽东的接见厅，小小院落，花草树木笼罩，甚是幽雅。现在此处的主人，就是毛泽东的“联络员”，人称“东宫太子”的毛远新。
此时，毛远新已经无事可以“联络”，外界纷纷传言他已回了老家沈阳。其实，他并没有走，一来“妈妈”江青不让走；二来他自己也觉得重任在身，走不开。妻子远在辽宁，身边只有一个原来给江青女儿看过孩子的老保姆。晚间，孤零零的一个人埋头在电视机的荧光屏上，看得入神。
晚上八时许，毛泽东当年的老卫士李连庆出现在门口。
毛远新与他是老相识，从小就认识，常来常往，对他的出现并不在意，只随便打了个招呼，又去看他的电视。
奇怪，李连庆却没有动静。毛远新又转过脸去，他看见李连庆今晚换上了军装，在他的身后，还站着中央警卫团的20多个全副武装的战士。
毛远新心中一动，忙问：“老李，这么晚跑来，有什么事吗？”李连庆笑了笑，慢条斯理地说：“准备给你换个地方住，走吧。”
毛远新有种不祥的感觉，忙说：“这么急，也要等我收拾一下带点东西吧！”李连庆将脸一沉，严肃地说：“不用了，什么也别带，马上就走！”
毛远新立即明白了，呼地站起，瞪大一双眼睛，挥手质问道：“怎么你要抓我？”李连庆大声说：“我是奉中央的命令，来对你实行隔离审查！”
毛远新的脸色刷地白了，双腿不由颤抖起来，两手立即攥紧了。但他没作任何抵抗，只是下意识地等待着。
警卫们冲上去，搜出了他的枪，押着他走了。
解决江青和毛远新的消息，很快回报到怀仁堂正厅。
焦急等待在那里的叶剑英脸上露出了笑容，高兴地说：“好！没放一枪，实在太好了！”他和华国锋、汪东兴及全部参加这次特殊“会议”的警卫人员，一起分享了胜利的喜悦。
晚九时，叶剑英和华国锋按照事先商定的计划，在怀仁堂召见了耿飚，命他带上一个营的兵力，立即去接管被“四人帮”控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等新闻机关。然后又同汪东兴一起紧急布置了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善后工作。
与此同时，一个紧急通知发出了：请在京政治局委员立即上玉泉山。
叶剑英所住的九号楼，灯火辉煌，欢声笑语。留守在山上的工作人员很快知道了山下发生的一切。
从晚上九时以后，政治局委员们陆续从山下奔往玉泉山，涌向九号楼。
由于紧急开会，内容保密，事先没有准备，中央办公厅、警卫奉命前来的几位秘书、参谋匆匆忙忙投入了会议的布置工作。他把原来的客厅临时改为会议室，从各个房间搬来沙发和椅子，围成一圈，在叶剑英和华国锋的沙发前特意摆放茶几，充当会议桌。
会议桌尚未布置完毕，委员们已经陆续赶来了！
纪登奎和陈锡联来了，李先念也赶到了，这位老革命家很久以来一听说晚上开会，就顾虑不知又发生了什么事？这次，他以为叶剑英病重了……当他得知粉碎“四人帮”之后，高兴地说：“好，好，好极了！”
不一会儿，又有人赶来，座位不够。吴桂贤一边找椅子一边说，把墙角那个箱子也搬来坐；陈永贵主动把沙发让给老同志，自己坐在椅子上。
时针指出十点时，秘书向汪东兴报告，应该到会的人员全部到齐了。
会议由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主持，他庄严宣布：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现在开始。出席会议的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共11人。
华国锋讲完，叶剑英向委员们报告了解决“四人帮”的经过及其重大意义。会议沸腾了。
人们用掌声打断华国锋和叶剑英的讲话。最后，会议在叶剑英的提议下，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
这次紧急会议，从6日晚上10时一直开到第二天早上5时，整整一个通宵。散会后，与会人员都被安排在山上住宿。
此时，中华大地亿万的人们正在梦乡里，谁也不知晓一夜间竟在祖国的“心脏”发生了一场震惊中外的“事变”。
第二天，即10月7日。
叶剑英、华国锋同住在山上的政治局委员们继续交谈，商量除旧立新的国家大事。这一日，北京市委在北京卫戍区部队的配合下，以召开市委紧急会议的形式，召来了“四人帮”的爪牙迟群、谢静宜等人，宣布了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
这一日，中央办公厅奉命通知上海的马天水、周纯麟等立即赴京开会。这一日，中央着手准备即将召开从上到下的一连串“打招呼”会议。
不久，粉碎“四人帮”的消息，通过电波传遍世界和华夏大地，人们奔走相告。
这一斗争的胜利，结束了延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使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林彪、江青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残酷地迫害干部与群众。据一份资料粗略统计：其中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就占76%，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占82.6%，中央军委副主席占85.7%，三届人大委员长和既是中央委员又是副委员长的占70%，国务院副总理占86.7%，中共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占80%，中央各部委主要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就占75%。
一般干部、中级干部和群众就更多了。受到诬陷迫害的人数就有70多万人，被迫害致死的达34000多人，而受到各种不同程度株连的多达1亿多人。
经济上的损失也是巨大的。
从新中国建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30年中，我国全部基建总投资是6500亿元，建设了大小40万个工交企业，固定资产约4至5千亿元。而“文革”中的经济损失，估算为人民币5000亿元，加上“大跃进”3年的经济损失1200亿元，总计6200亿元。
由此可见，“文革”和“大跃进”这两次折腾所损失的6200亿元，差不多相当于我国30年即1949-1979年全部基本建设的投资。
（摘自《红船交响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