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满释放后，明确规定，不得留北京，不得向任何人讲他被逮捕和判刑的经过及真相。1965年12月底，被秘密安置到江苏阜宁中学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每月发放37元生活费。几个月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又被揪出来，接受群众批斗、打倒、管制，几乎被折磨至死……
胡耀邦握着恽逸群的手，对他说：“你的冤情我都知道了，马上就会解决的。”随即，胡耀邦拿起电话机，要通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请江华认真解决此案。
不久，胡耀邦又接到恽逸群的电话，说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撤销了原来对他的错判，并为他恢复了名誉。同时，恽逸群迫切要求发挥余热，安排工作。当年8月，中组部把他安排到南京中央第二档案馆先临时工作。
这天上午，中组部又来了一对老人。一位头发花白的60多岁的女同志扶着一个手拄拐杖、双目几乎失明的老同志。他们来到传达室问：“请问胡耀邦同志在不在？”
“今天上午耀邦同志有个会。”门卫回答。“那就不打扰了。我们有封信请你转交给他。”“好的。”门卫收下。
门卫按照胡耀邦对工作中的要求，赶快把信送到楼上胡耀邦的手中。胡耀邦看罢信，忙问：“人呢？”
“走了，留下信说了几句话就离开了！”
胡耀邦长叹了一口气，说：“曾三、沈义都是多年革命的老同志啦！”
然后，他说：“会议暂停一下，我把这封信读给大家听听。”他情绪激动地读了起来。他用手不停地敲击桌子说：“曾三同志1931年参与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无线电通讯事业，先后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电台政委兼台长和红军通信学校政委，贡献是重大的。这些当年我这个‘红小鬼’都清清楚楚。解放后，曾三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长、秘书局长、办公厅副主任，成为新中国第一任中央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就这么一个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同志，怎么会‘里通外国’、‘盗窃扩散中央机密档案’呢？简直是莫须有！”
从批判“四人帮”联系当前，胡耀邦气愤地说：“现在硬是有这么一些人，不把许多老同志整个死，也要把他们整脱一层皮，处处事事都刁难至极！”
他马上在信上写上处理意见，让人送给中央副主席汪东兴，请求赶快落实平反。很快，曾三老两口的问题解决了。
有人在中组部找不到胡耀邦，就到他的家里来，渐渐地，胡耀邦的家也成了接待室。胡耀邦开始思索了，到中组部短短几个月，已有很多老同志登门上访，信件和电话不下千余，由此看来，有冤的老同志和干部肯定还有很多，只不过他们还没有直接敞开心扉鸣冤叫屈，工作还得主动、深入。
他马上指派人员到中组部招待所找周扬、丁玲、林铁等尚未“解放”的老同志谈心，又请来人民日报社的同志采访他们。
胡耀邦听派出去的人回来汇报说还有不少老同志心有余悸，吞吞吐吐，说：“许多老同志被整怕了，被整得心碎了。应该关怀爱护他们，鼓励他们重新振作起来。”于是，他让这些调查的同志再写一篇题为《老干部的光荣责任》的文章，激励老同志挺起腰杆，放眼未来，勇于承担历史重任，做好对中青年的传、帮、带。这篇万字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
康生定的“铁案”被翻了过来
一封于1977年11月11日写给中共中央的反映信转到了胡耀邦的案头，信是原轻工部第一副部长孔祥祯写的，事关被康生、“四人帮”一伙诬陷为“叛徒集团”的“六十一人案”，关系到一大批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
信中写道：“为了给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监狱送信一事，我受了八年监禁，两年下放，身已瘫痪，现犹未痊愈。幸由叶副主席批准我今年回京，现在北京医院治疗。在此九死一生之际，常有一事，使我耿耿于怀，日夜难忘者，即对北平军人反省院一些干部出狱的事实，不能使组织上和群众彻底明了当时的情况，实在心常戚戚。为何这样说呢？因为张闻天早死，柯庆施去世，徐冰身亡，殷鉴早殁，而亲身经历其事者，只我一人。我若不说，谁还能详细说出这件事件的经过呢……”
信的最后写道：“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事关几十个干部政治生命的大事，若不及早报告中央，一旦个人命尽，真会使我死不瞑目，遗憾九泉了。”
胡耀邦知道这个冤案的分量。康生、“四人帮”曾咬定，这个“隐瞒”了几十年的“叛徒集团”，是“永远翻不了”的“铁案”“钢案”。
历史倒回到11年前，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康生、“四人帮”是如何精心炮制“六十一人”集团冤案的了。
1967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的第二年，康生、“四人帮”为了达到陷害党内老干部的罪恶目的，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了一股“抓叛徒”的妖风。他们到处煽风说：“南开大学有个抓叛徒战斗队，发现了61人的‘叛徒集团’。”
江青在军委扩大会上得意洋洋地说：“红卫兵小将的功劳可大啦”，并说：“要是没有他们，怎么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啊！”
所谓“六十一人”集团案主要是指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1936年根据党的指示，从草岚子监狱（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出来的一批革命同志。在狱中，他们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四人帮”背着党中央，把他们统统当作“叛徒”抓了起来。
1967年元旦清晨，中央文革小组批准由北京地质学院的几十名红卫兵组成的“抓叛徒战斗队”，从北京直奔广州，把正在疗养的薄一波“揪回北京去”。年近六旬的老人被红卫兵扭胳膊、揪衣领，推推搡搡押回北京。
2月9日，在康生、“四人帮”的操纵下，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批斗薄一波的大会。不久，就被押往德胜门外的监狱里，“罪名”一大串：“刘邓黑司令部的干将”“刘少奇叛徒集团的主要分子”“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等等，等等。
在狱中，薄一波遭到审讯者的无数次毒打，但他坚持真理，勇敢抗争。
不仅如此，薄一波的一家都遭到迫害。妻子胡明被造反派从广州揪回北京，在火车上“畏罪自杀”，至今谁能回答她畏的何罪，如何自杀的？三个尚未成年的孩子薄熙永、薄熙来、薄熙成，也都被残酷地投进监狱。
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由于他的努力，一大批老同志得到解放。2月9日，中央专案组对薄一波宣布：“现在你自由了，今天就可以出去。”
可到了5月9日，中央专案组又向薄一波宣布：“你不能在北京久住，立刻到河南安阳去。”
薄一波不愿再受人任意摆布和虐待，顶住不走。他要申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又给邓小平写了一封，请他转呈毛泽东。
尽管邓小平坚决不同意把“六十一人”定为叛徒，但是中央专案组背着邓小平，仍然宣布审查结论，说：“薄一波是个叛徒，根据党章规定清除出党。”然后，还说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每月发给薄一波200元生活费。
薄一波对“叛徒”罪名不服，他再一次申诉。
8月15日，他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信，写道：“不久前，专案小组正式向我宣布了中央审查小组给我们的结论。这个结论不符合历史事实，我不能同意。在取得专案小组同意的情况下，我写了对这个结论的意见。我迫切希望主席能看到，给予审查批示。所以，除送专案组外，直接从中南海西门呈送给您。”
他和全国各地来京喊冤的上访者一样，亲自跑到中南海大门外，投了这封信。同时，他把信抄写了好多份，送给其他中央领导，希望通过多种渠道传到毛泽东手上，使毛泽东了解他的冤情。
刘澜涛也是被红卫兵“抓叛徒战斗队”揪出来的。
1966年11月中旬的一天深夜，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兰州军区第一政委的刘澜涛，在工作十几个小时后回家的途中，被“战斗队”拦住汽车，野蛮地揪走。
细心的人曾经作过统计，在“文革”中，刘澜涛挨批斗的次数创下了全国记录。从1966年11月中旬被抓，到1968年1月，仅仅14个月里，遭受各种批斗竟达到1000多次，平均每天挨批3次以上。他被捆绑在大卡车上进行游斗的次数，也是创记录的。红卫兵把他用麻绳五花大绑，反剪双手捆在卡车上，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脖子上挂着一块沉重的黑牌子，从一个城市斗到另一个城市，从酷暑斗到严冬。每次批斗会，人多之时达24万之众，人少时几个人也照批。
康生有一条荒谬的逻辑：丈夫是“叛徒”，老婆肯定是“特务”。因此，在把刘澜涛当成“叛徒”抓出来时，便无中生有，捏造诬陷说：“刘素菲是刘澜涛的老婆，是特务，为什么不批斗！”
造反派们闻风而上，不仅揪斗刘素菲，还对她拳打脚踢，残酷折磨。1968年元旦，刘素菲不堪忍受折磨，被迫跳楼自杀。五天后，专案组才通知她的孩子们，不但不说明死因，不让刘澜涛向遗体告别，而且还丧失人性地对孩子们说：“你们的母亲自杀了，自杀就是叛徒。火葬及一切费用自理，骨灰不能存留安放！”几个孩子只好带着妈妈的骨灰辗转躲藏，悄悄地安放在陕北米脂老家。
刘澜涛的大儿子刘冀阜被打成“反革命”，才14岁的小儿子刘冀燕也被揪斗，被逼得只有四处流浪。
中组部部长李楚离，在草岚子监狱时是同敌人英勇斗争的英雄。1966年9月28日，也被当作“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成员给揪了出来。加给他们的罪状是：“刘邓黑司令部的大将”“安子文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副帅”“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从1968年2月12日进监狱，到当年11月8日期间，据专案组审讯记录记载，共被刑讯逼供、揪斗殴打194次。
同是草岚子监狱英雄的孔祥祯、冯基平也没有躲过劫难，都是先被关进监狱，后又被押解流放。
1966年12月26日，这天应该是好日子，迷信点说全是双数，吉利，另外，还是毛泽东的生日。但对南开大学前党委书记高仰云来说，是最最不幸的一天。就在这一天，他的全家被首创的“抓叛徒战斗队”扫地出门，有人鄙夷地指着一间茅房对他说：“这儿是圈狗的，你们以后就住在这里。高仰云是从敌人的狗洞里爬出来的，现在进去卧我们的狗洞。”
公安部长徐子荣，也被康生定为“叛徒、特务”。徐子荣被折磨死后，专案组向他的妻子孟松涛无情地宣布：“叛徒、敌特分子徐子荣的骨灰，一不能进八宝山革命公墓，二不能埋在院子里，三不能放在家里。”
孟松涛听后在心里哭诉：“子荣，你为之奋斗了一生的新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竟没有你的一寸安魂之所！”
往事不堪回首，“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用血泪和死亡写就的。
1978年6月，当中央专案组负责人火气很旺的到中组部大发脾气时，胡耀邦已组织人员着手解决“六十一人案”。他深知中央专案组不仅不会赞成，不会提供给他们掌握的任何材料，而且，还不许他们到中央档案馆查阅任何资料。但是，胡耀邦决心已下，一定要把康生制造的冤案彻底平反过来。
得到叶剑英、陈云、邓小平等中央主要领导的支持和同意后，胡耀邦决定由贾素萍、倪书林、周曦和、张汉天四人对“六十一人案”进行调查。
为了减少阻力，胡耀邦叮嘱他们，道：“此案关系重大，先不宜声张，要审慎、深入、踏实地进行调查研究，珍惜每份资料，抓紧时间，争分夺称，争取三个月复查完毕，写出复查报告，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拿出来。”
贾素萍等四人开始了拨乱反正的奔波。他们决定先向申诉的当事人调查访问，倾听他们的意见。他们来到了西直门国务院招待所，第一个访问了住在那里的薄一波。
在传达室，贾素萍等人与薄一波一见面，便亲切地问候：“薄一波同志！你好。”十多年来，造反派、专案组不知多少次调查审问他1936年从草岚子监狱出狱的情况，不是拳脚相加，就是恶声恶气，来者从不通姓名，更不会称他“同志”。这次中组部贾素萍等四人不仅亲热地称他为同志，还说明了胡耀邦派他们来进行调查研究的决定，这是这么多年来，所听到的最亲切的话，薄一波激动不已。
贾素萍对他说：“今天我们先来看看您，联系一下，请您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定个时间，我们再来听您的意见。”
薄一波喜出望外，急切地说：“我的身体很好，不必另约时间，今天就谈，行不行？”贾素萍等几个人看到老人的心情如此迫切，不忍心扫他的兴，就跟着薄一波来到他的房间。薄一波一打开话闸子就收不住了，他要把自己1936年的出狱经过，以及受到康生、“四人帮”迫害、诬陷的情况全诉说出来，他一点也不觉得疲劳，一口气谈了七个多小时。
北京的夏日，气温高达摄氏三十五六度，稍为动一动就满身是汗。贾素萍、倪书林、周曦和、张汉夫四人在北京城到处奔忙，找“六十一人案”幸存的受害者，找一切可以帮助他们平反的证据。
他们找到了周仲英，找到了马辉之，找到了刘有光、朱则民，然后，就一一与他们座谈，了解真相，倾听意见。
他们又找到了给党中央写信的孔祥祯，他是薄一波等人在草岚子监狱那段时间的见证人。
听说是中组部的，是胡耀邦派来的调查组，早已残疾的孔祥祯马上请贾素萍等人进屋，并挣扎着与贾素萍等一一握手。孔祥祯激动地指着自己的残废的腿道：“过去红卫兵、专案组来调查的人可多啦，说是调查，比审讯还凶。”
他不知是身体虚弱，还是心情激动，说话有点儿上气不接下气。他喘了两口气，稍做停顿，继续说道：“我说的真实情况，他们又不相信，还要逼我在他们事先写好的诬陷的结论上签字，我不干，他们就整我，把我的腿也整残废了。所以，后来他们再来调查时，我就不同他们谈，请他们吃闭门羹。你们来了，我衷心欢迎。”
贾素萍等四人在北京访问、调查整整忙了两个月。8月初，他们又奔赴外地调查。他们首先来到合肥。一下飞机，顿时感到好像掉进了火炉，火辣辣的太阳把人烤得火烧火燎，但他们顾不上休息，马上乘汽车赶赴安庆。
在闷热的安庆，刘澜涛还住在一间小平房里，当贾素萍等人说明来意后，刘澜涛也是异常惊喜，与他们进行了一番长谈。
刘澜涛开口就吟诵了他自己写的一首小诗：“一九七五五二八，十年幽禁总作罢。云海苍茫君何往，党是亲娘神州家。”老人的神色苍然，眼里噙着泪花。
他说：“康生、‘四人帮’诬陷我是‘叛徒’，关押审讯了我八年，1975年5月28日才释放，但是‘叛徒’的帽子仍然扣在我的头上，不给我自由，不许我与孩子、亲戚、朋友、任何人见面。但是，我刘澜涛是党的儿子，人民的儿子，我的一颗赤子心永远是坚贞的。今天，见到你们，十多年来，才第一次见到亲人……”
老人呜咽了起来，激动的热泪滚滚，谈话不时中断。说完，他热诚地挽留贾素萍等人吃饭，说：“让你们尝一尝我自己在院子里种的豆角，我烧的菜味道不坏！”贾素萍等人婉言谢绝了刘澜涛的盛情，又风尘仆仆地赶到淮南，找到被幽禁在这里的安子文。
安子文一听说中组部来人，猜想八九不离十是新任中组部副部长胡耀邦派来的。他回想起十年浩劫中受过的种种折磨、摧残，头上一直被康生和“四人帮”扣顶“叛徒”的帽子，以为人民早把他忘了，自己这一生就这么含冤衔恨过下去了。
贾素萍一见他就问道：“安子文同志，你好吗？我们是来看您的。再请您谈谈您的情况。”
安子文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好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似的，突然得到母亲的安慰，他忍不住呜呜呜地痛哭起来。他把十几年来被揪斗的种种遭遇一古脑儿全诉说了出来。
贾素萍等人接着又跑到山东、天津、吉林、陕西。10月中旬，来到西安访问唐方雷。唐方雷和老伴赵辉被流放在西安郊区兴平县的一个村子里。当地的老百姓不知他们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上面把他们送下来时说：“这是个‘大叛徒’，革命群众要提高警惕！”所以，村里人招呼唐方雷就喊“大叛徒”，招呼赵辉就喊“大叛徒婆”。
唐方雷的双耳早就被“抓叛徒战斗队”打聋了，跟他讲话，只有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喊，并让他看着对方的口形，才能听懂。
贾素萍等人赶到村里时，老夫妻俩正好到城里拉煤去了。两位七十多岁的古稀老人，不论吃的、烧的，都要往返50里路用一辆破架子车自己去拉。
赵辉听过贾素萍的介绍，抱着贾素萍，痛哭失声。他们的这个“家”――其实只是一间四处透风的破农舍，一无所有，只有地上小堆红苕，就是他们全部的口粮。两位老人的处境令人心酸，贾素萍等人也忍不住眼睛红润了。
贾素萍等四人抓紧进行调查、访问、查阅档案，常常是一干一个通宵。他们每次回来都仔细地整理材料，撰写报告。胡耀邦每次都亲自听汇报，批阅送报的材料。掌握的材料越多，胡耀邦越感到康生、“四人帮”对61位同志的诬陷是如此荒谬和令人发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