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对贾素萍等人说：“这些材料很能说明问题，我们根据这些复查的材料，可以起草报告提纲，送给中央常委参阅了。”1978年11月20日，胡耀邦与贾素萍等人以中央组织部的名义向党中央写出了详细的《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
这份调查报告戳穿了康生、“四人帮”栽赃诬陷制造大冤案的丑行，否定了康生说的“永远翻不了”的“铁案”“钢案”的谬论。
调查报告分为7个部分，讲了7个问题。
一、“六十一人案”是一起重大错案；
二、61人在反省院的表现；
三、61人出反省院的经过；
四、61人出狱后的情况；
五、“文化大革命”前，中央审查六十一人这段历史的情况；
六、调查的结论和处理意见。
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是：“我们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大错案”。
中组部提出了明确的处理意见，认为应及早平反昭雪。他们写道：“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对敌斗争的表现是好的。出狱时他们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了手印，并发表在当时的平、津报纸上，是执行党的组织的指示。当时北方局的决定，不是刘少奇同志个人的意见，参与决定这个问题的还有柯庆施等当时北方局的领导同志。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许多同志说明，毛泽东曾向他们表示中央知道他们出狱的经过，这一点应该认为是可信的。中央和北方局根据当时华北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形势以及薄一波等同志在反省院的表现，指示他们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以便为党工作，这是组织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对那些根据党组织指示，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登报后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该恢复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酌情安排适当工作。因这一问题使其家属、亲友受到株连和错误处理的，也应改正过来。已经去世的，应做好善后工作。”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中央正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胡耀邦正好在这个时候把调查报告报给党中央。
陈云看后，在东北组的讨论发言中说：“薄一波等61人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党中央决定的，我看应该解决！”
12月13日，邓小平在会上说：“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纠正。”就在这次中央工作会上，中央批准了中组部的调查报告，并于1978年12月16日，以中发[1978]75号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全党。这个长达12年之久，使许多老同志及其家属、亲友遭受迫害的重大冤假错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
1979年1月25日，党中央为被迫害致死的徐子荣、廖鲁言、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五位同志举行平反昭雪追悼会。1980年7月12日，为逝世的安子文举行追悼会。其他被迫害致死的同志，也相继为他们举行了平反昭雪追悼会，善后问题得到妥善处理。
关心群众疾苦“右派”获得改正
1978年12月25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进入中央政治局，出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80年改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党内的最高领导。尽管他的事情更多了，但是，他关心下情的作风始终没变。
胡耀邦对人民来信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为自己定下规矩：每天批阅人民来信不得少于一份。
1983年5月，一封发自天津的人民来信放到了胡耀邦的案头，来信反映天津内燃机研究所存在严重的问题。信中说：“这个研究所是国家的重点所，有雄厚的技术力量。可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处于瘫痪状态，科研人员无事可做，设备损坏无人过问。最令人不可忍受的是，‘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的人居然把持领导权，连研究所的牌子还用‘革委会’……”
胡耀邦愤怒了，他抓起毛笔，奋笔疾书，写道：“这个例子真是触目惊心，是否天津还有这样的单位？是否其他省、市、区还有这样的单位？我们拨乱反正几年，究竟下情如何？我们反官僚主义几年，究竟下情如何？我们整党已半年多，究竟下情如何？我们中央委员和一切高级干部是否都深思一下呢？中央常委会说过上百遍了：第一，要了解下情，做到心中有数；第二，要放手提拔一大批年富力强、有干劲、有闯劲的人上台。我看这两条是许多问题解决好不好和今后怎么办的关键两条。”
写完，胡耀邦抬头看看书案上的小闹钟，时针已指向凌晨1点了。然而，他毫无睡意，又重新拿起笔，给中办信访局写出专门派人去天津调查的指示。
几个月后，在胡耀邦的亲自督促下，天津内燃机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1983年12月，北京实验剧团一位女编剧，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反映深受少年儿童喜爱的“故事爷爷”孙敬修老人的困境。这位女编剧来信说：“老人虽然退休，但仍然积极为青少年编讲节目。但是，工资很低，住房简陋，给老人生活和工作带来许多困难，希望中央能关怀照顾！”
胡耀邦看到信后，马上给中央信访办写了一段批示：“全国只这么一个为广大少年所喜爱的人。完全可以特殊照顾一下。”并说：“此老境遇也说明，我们的同志很不了解情况。”
北京市有关部门接到胡耀邦的批示后，十分重视，马上解决好孙敬修老人生活上的困难，老人在元旦这天，高高兴兴地搬进新居。老人感慨万分地对人说：“旧社会，我是个穷教书匠，无地位，无欢乐。今天，胡耀邦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亲自过问我在生活上的一点困难，令我敬佩。我相信共产党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一定会成功，因为她真正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党。”
1984年初，中国日报社一位中年知识分子给党中央写信，反映他长期申请入党，但因社会上存在的对知识分子的种种偏见而无人过问，胡耀邦读到这封信后，马上提笔批示：“请中组部组织局向有关单位询问。入党问题你局要考查点典型，加以指导。”
中组部组织局的同志带着胡耀邦的批示多次到中国日报社了解情况，帮助这里做好了组织工作。同时，根据这个事例，中组部总结了发展知识分子入党的工作经验，帮助一批又一批优秀知识分子跨进了党组织大门。
胡耀邦始终恪守一个坚定不移的信条：“为人民办实事、谋福利，是共产党人的起码准则。”
1984年，由于少数单位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上海几名落实政策的对象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历史遗留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他们有人到北京上访20天，找了8个单位，无一处受理，令几人失望而归。
在近乎绝望中，他们致书胡耀邦。胡耀邦同情几位同志的境遇，更愤恨官僚主义害人。他在信的旁边写了一段批语：“六年以来，我几乎每个礼拜都收到要求落实政策的信，大部分我都批了，可能不下一千件，批了的，大部分都有回报。为什么推一下，动一下，不推就不动？这几个人的问题，我主张有专人负责，查一个就解决一个，使官僚主义无法推脱。”
1984年10月，20多封农民兄弟的来信放到了胡耀邦案头。这些河北地地道道的农民对胡耀邦说道：“我们通过勤劳致富，但是有喜悦，也有苦恼。农村交通跟不上，路不好，车不行，我们想自己修路、买汽车……”
他又在来信上批示：“完全可以！”于是，从此民办交通开始发展起来。
只要是下情，胡耀邦都要过问，海外华侨给他写信，他也做了批示。
1984年10月，旅居日本的韩洪烈给胡耀邦写信，反映家庭的不幸：“文化大革命”中，他的父亲被“四人帮”打成反革命，遣送农村管制劳动，年幼的弟弟韩仲元因此失去上学的机会，走上了犯罪道路而被判刑。释放后，韩仲元没有工作，一家三口人生活十分困难。韩洪烈希望胡耀邦能给予关心，让有关部门给弟弟安排一份适当的工作。
这只是一封极为普通的海外来信，而胡耀邦却认真对持，他写了批示让中办信访局的同志到韩仲元所在的锦州市了解一下，妥善处理这件事。
11月初，中办信访局的同志来到锦州，传达了胡耀邦的批示，与锦州市的领导同志决定为韩仲元安排工作。韩仲元得到了工作，并且听说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亲自过问，感激得痛哭流涕，拉住中办信访局同志的手说：“请转告胡总书记，我一定重新做人，老老实实工作，不辜负党的关怀！”
胡耀邦的一个批示又落实了，他很高兴，赞扬中办信访局同志工作做得好。在中办信访局送呈的落实报告上写道：“我是希望各部门直接办事办案的。一切部门，第一要如实反映情况，第二要亲自解决问题，没有第一条，我们这些人可能变成瞎子聋子，但如果没有第二条，我们这些人还是‘无兵司令’，受制于人。党内不干事和干坏事的人永远会有。如果我们事事都照转，坏人就要钻这个空子，欺负我们不办事而更加胡作非为。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每个星期办成一件事，一年就办成了50多件事，100个单位每年就能办成近6000件事。这样，正气就会吹遍全国各个角落，坏人就会大大收敛和减少，风气就会大大好转。”
胡耀邦到中组部上班没几天，就问中组部过去管“右派摘帽子”工作的同志：“全国到底有多少右派？”
“除了先后五批摘掉帽子的，现在还有十万多人。”
“一定要狠抓平反工作。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胡耀邦神情严肃地说。
1978年春天，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牵头，中组部，中宣部、民政部配合的专为解决“右派”问题的会议在山东烟台召开。胡耀邦没有亲自参加会议，而是让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和陈文炜带去了他的意见。
会上，杨士杰的发言振聋发聩。他说：“‘右派分子’大多是学有所长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不但是我们党的财富，更是全社会的财富。耀邦同志多次强调，对他们改正和摘帽后的安置，不能单纯地为了解决其生活问题就地安置，而应当通过妥善安置，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当时绝大多数人还习惯于“句句是真理”，加上“两个凡是”的思想还在盛行，所以，与会者听了杨士杰的发言立刻炸了锅，有人当时就对杨士杰及中组部展开批评。
胡耀邦在听取了杨士杰和陈文炜的汇报及看了书面材料后，吩咐他俩直接给中央写报告，陈述为“右派”平反的必要性、迫切性。三个月后，中央同意了在北京民族饭店举行第二次专门会议，研究“右派”改正问题。
论战仍然存在。有人主张：过去的是是非非已经过去了，没有必要一一清账了。现在给他们统统摘帽子，当作自己人看待，就很够可以的了。
也有人不无担心地说：“如果几十万‘右派’都改过来，全党不就乱了套了吗？”
“一点不错！”有人接过话头说：“不管怎样，每个地方，每个部门，总得留下一些‘样板’，不能都改了！”
而代表中组部、代表胡耀邦意见的杨士杰则坚持平反，他手里抖动着一叠厚厚的文字材料说：“党的历史上也曾经为一些冤假错案平过反，纠过正，都是分清了是非，增强了团结，促进了事业的发展，还未听说过‘乱了套’！”
最后，五个部门的五人小组成员：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公安部部长赵苍璧、中宣部部长张平化、民政部部长程子华，一致表示：赞成杨士杰的意见。于是，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的名义，向中央报拟了《贯彻中央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以55号文件向全党转发。
消息传出，全国人心大振。在胡耀邦的策划指挥下，“人民日报”、新华社大造舆论，大规模的为“右派”改正工作在全国各地展开了。据统计，全国公职人员被改正的“右派”达552877人，占1957年国家干部总人数的5.8%。
第二节 十二大吹起时代号角，改革开放全面开展
邓小平和大家一起踏上百步云梯，登上光明顶。
很多游客往往赶到他身边就不走了，同他交谈起来。
历经戎马生涯的陈毅元帅则书下“天下第一山”的匾额。
一个令世界震惊的举动开始了。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会面，也不是一般的接见。
邓小平喜爱游泳，尤其喜爱到大海中游泳。
也许可以算作老人喜欢海洋的另一种涵义吧。
他的四川口音清晰、浑厚而洪亮。他在这最令人激动的场面中显示了恰如其分的平静。
规划新的轨道
邓小平提出新命题
1982年夏末秋初的北京，艳阳初照，天高气爽。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545名，候补代表145名，代表着全国3965万党员。邓小平致开幕词，胡耀邦代表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叶剑英、陈云就干部队伍的新老合作和交替问题讲了话，李先念致闭幕词。
邓小平在开幕词中高度地评价了这次大会的历史地位，认为这次大会将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最重要的一次会议。他还总结中国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正式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命题。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经验。但是，照搬照抄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教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十二大的指导思想，也是整个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取得巨大成功的。
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
十二大提出的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会把继续推进经济建设作为全面开创新局面的首要任务。
根据邓小平1979年以来的倡议，大会确定：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万亿元左右，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把本世纪末的奋斗目标由先前的实现现代化改为实现小康，是符合我国经济落后和发展很不平衡的实际情况的。这就从战略指导思想上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急于求成的问题。50年代末期以来经济建设中几次大起大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近期目标定得太高，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
大会还实事求是地规定了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即农业、能源、交通以及教育和科学技术。在战略部署上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
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高涨，大会提出在经济工作中要注意解决集中资金进行重点建设，根据“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以及坚持自力更生和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等几个重要原则问题。这都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大会的一个显著特点
这次大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提出经济建设目标的同时，提出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
大会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体可以分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思想建设决定着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其中最重要的是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纪律。要用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精神振奋起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使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者。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
大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这些理论和任务的提出，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性要求，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更加全面和深刻了。
对新时期执政党的要求
大会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核心，并且制定了新的党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