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为燕王的根据地，迁定都的军事保证。确立都城的一大因素是要接近王朝或政权建立者的根据地，以便有旧部的支持。西汉王朝定都于长安，关陇集团作为政治支柱，支持很大。辽、金、元在北京定都，其中一有利因素便是接近各族的发源地，可以随时得到本族的支持。燕王定都北京，便有这样的有利条件。明初，朱元璋为了保持朱姓皇室的长远统治及同元朝残余势力斗争，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又实行分封制，将他的24个儿子和1个重孙分封在全国各地，让他们“夹辅王室”（《明史纪事本末》卷14《开国规模》）。洪武三年，四子朱棣被封为燕王，封地为北京。由于洪武帝时不断对蒙古作战，分封在北京的燕王势力很大，他拥有自己的军队，辖制北京地区，朱元璋还赐予他督率当地军队防边、官员听从他调遣的权力，燕王的地位日益提高，集北京地区的政治、军事大权于一身。他在北京经营十几年，使北京从明初的军事重镇向全国政治中心过渡。在北京他有一大批追随者和支持力量，有军队可供他调遣，当地百姓也服从他的统治。有这样良好的支持力量，尤其是军队的支持，使永乐帝迁都有军事保障。
南京的不利因素和永乐帝“逆取皇位”是永乐帝迁都的主、客观原因。
南京位于秦淮河流经的宁镇山区的北麓，长江下游南岸，隔长江与淮河流域及淮南丘陵相望；东距长江入海口约300公里，西有坦荡辽阔的江淮平原，城内山丘、平原、江河、湖沼纵横交错，素有“龙蟠虎踞”之称。这里因长江的天然屏障而地势险要。六朝时期，吴国、东晋、宋、齐、梁、陈先后定都于此，加上两晋以后中国经济重心东南移，南京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元末这里是抗元斗争的中心，朱元璋主要在这里活动。元灭亡以后，朱元璋就将都城设在这里。尽管南京有古都风范、经济富庶，但它对外交通不便并远离北方边疆，这就使得它不适合做明朝的都城，无法迅速有利地解决民族冲突。这是永乐帝迁都的客观因素。
对于永乐帝来讲，南京不是他的势力范围，这里既没有武装力量的支持，也没有官僚集团的拥护，当地百姓也不了解他的势力。从北京到南京，他就从一地之王变为普通王公贵族。从心理上来讲，他不被这一地区所接受，而他自己对南京也没有信心，更多的是排斥心理。加上他拥兵自立，建文帝继位之初便兴兵南进，以“清君侧”靖难的名义攻占南京，夺得皇位。给当地百姓带来战乱之害不说，很多人痛恨他“逆取皇位”，对他有抵触心理。虽然他大肆镇压敌对者，让异己分子钳口，却也终日惶恐不安，惟恐有人加害于他。这是促使他迁都至“龙兴之地”北京的主观原因。
北京优越于其他古都，故而明朝都城非北京莫属。历史发展到封建社会中晚期，封建统治者已开始因循守旧，缺乏创新精神。这时选择都城只能因循前朝都城，而不会重新确定城址，平地起国都。我国封建社会史上，著名的国都有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北京等六大古都。这几大古都都曾兴盛过，并且不止作为一个朝代的都城。南京、北京自不待言，西安是西周、秦、西汉、隋、唐各朝的首都，洛阳是东周、东汉、曹魏、北魏、五代的后唐的首都；开封是战国魏国、五代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金朝等朝代的首都；杭州是五代吴越国的国都以及南宋的国都。我国古代都城发展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那就是随着经济重心和民族关系的转移而自西北、中原向东南转移，而后北上。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洛阳、西安最早成为奴隶、封建制度朝代的首都。秦、汉时期我国的经济发展重心在中原、西北地区，西安、洛阳当时就很繁荣。自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来，中国的经济重心自西北逐渐转移到东南沿海地区，洛阳、西安的发展渐趋停滞，在经过了隋、唐时期的最后兴盛以后，便彻底衰败了。开封、南京、杭州顺应经济的发展兴旺起来，开封作为北宋的都城曾繁华一时，出现了《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兴旺发达景象。而后便是南京、杭州的迭兴。尽管东南地区经济上居领先地位，但民族关系的发展使全国政治中心转移到北京，辽、金、元在北京的定都以及与汉族对立斗争中取胜，使得北京地区十分重要，关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命运。而其他五个都城均没有北京如此严峻的政治形势和复杂的民族冲突。北京集各种矛盾于一身，自然就成为明初定都的最佳和惟一的选择。西安、洛阳等城市已不具备定都的各种因素。北京由于其自身的优势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成为明成祖迁都所在。后来的满族政权在推翻明朝统治，建立清朝后，也将都城定在北京，北京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首都。
北京作为封建社会中晚期元、明、清三朝的首都，集中了民族矛盾、军事重地、政治中心、险峻地势、交通要冲、经济贸易中心等诸多因素。永乐帝于1421年迁都北京后，对于北京地区的发展影响至深。在明朝时期，北京建都加强了明朝对北方边疆的统治。自唐以后，北方少数民族迭兴，永乐帝以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军事家的胆识智谋毅然迁都北京，将都城自南京北移近3000里，密切了同少数民族的联系，加强了对北方边疆的统治。永乐帝戎马不息，出塞征战，其子孙也继续“天子守边”，不但巩固了明朝的统治，也加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明末满族军队不断南犯，却由于北京城的坚固和兵力雄厚，全国勤王之师的支援而退回东北。如果没有国都当敌，皇帝守门，那么黄河以北势不能守，南北朝的分裂和两宋的悲剧可能再度重演。永乐帝迁都北京，促进了北京地区的经济发展。北京地区的经济不如东南发达，明定都北京，赈灾、免税、垦田、移民、通河，均促进了北京农业的发展，故宫和都城的建设，上层统治者的奢侈消费，加快了手工业发展的步伐。政治中心和漕运终点使北京集聚四方财货，商业贸易迅速繁荣，文化事业也随之发达。尤其是北京城的营建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典型。永乐帝在元大都殿阁园囿的基础上，兴建宫殿城池，坛庙衙署，文庙学宫，亭台苑林，整个城市布局严整，层次分明，规模宏伟，建筑壮丽，是当时世界上最宏伟壮观的城市之一。明北京城的建设，奠定了今天北京城的基本规模，继明以后，清朝又进一步建设北京。北京经过元、明、清三朝近600年的经营，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北京作为中国著名古都和世界历史文化名城而载入史册。
儒家正统天安门，循分遵礼承天运
天安门、故宫及北京城的设计，历经元、明、清三个朝代，始成为今天北京城的格局。各朝统治者有计划地建造北京城，使北京城体现出具有计划性的城市的整体，而不仅局限在它内部许多个别建筑物的丰富历史意义与艺术的表现。那宏伟而庄严的布局，在处理空间和分配重点上所创造出的卓越的风格，合理而有秩序的街道系统，无一不显示出北京城建筑的整个体系的和谐完善。北京城的设计及格局，遵循或承袭了过去的建筑制度和建筑思想，又根据自己的特殊条件有所变化和创新，使得北京城的布局设计优越于其他都城。并且依据儒家思想、经典设计的北京城，与同时代的国外都城相比，无论其设计思想、总体结构、宗教意义、象征性和政治功能都有很大差异，形成东西方文化的强烈反差。虽然清朝末年，西洋建筑艺术在皇家园林中体现出来，但这种西洋建筑手法的移植与其说是清朝统治者欣赏、吸收西方建筑文化，倒不如说是一种猎奇心理的表现，它改变不了中国建筑文化的主旨思想和基本结构。
煌煌皇城，四方翼服
北京城的计划营建始于永乐四年，到永乐十八年才基本竣工，包括规划设计和集工备料在内，前后延续了15年之久（1406-1420）。上百万民夫、23万工匠和大量士兵投入宫殿营建工程，工程规模浩大，耗费钱财无数。明代北京是作为一个封建王朝的首都来营建的，因此最主要重点工程还是放在封建皇帝的统治中心――紫禁城和皇城的兴建上。
紫禁城即宫城，为皇宫所在。明代紫禁城的规模设计是以南京宫殿为蓝本，沿用元朝大内的旧址而稍向南移，周围加了护城河，一律用条石砌岸，俗称筒子河。随后又拓展了旧皇城的南、北、东三面，从而扩大了紫禁城与皇城之间的距离。紫禁城南北长960米，东西宽760米，占地面积达72万平方米，周长3.4千米，总建筑面积为16万平方米。在这样一座长方形的宫城内共修宫殿楼阁9999间。紫禁城南面的午门是紫禁城的南大门，位置恰在元皇城灵星门旧址上。午门内的金水桥，是元代的周桥。金水桥北面新建皇极门。皇极门内，在元大内崇天门直到大明门的旧址上，先建皇极殿，后又建中极殿和建极殿，这就是外朝的三大殿，在清代易名为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三殿左右还建有文华殿、武英殿二殿。这些建筑，都是封建皇帝日常处理政务的所在，数百年来，人们习惯地把这组宫殿称之为紫禁城“外朝”。三大殿后面修了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这三宫正奠基在大明殿的旧址上。三宫东西两侧各建了六所宫院。这三宫十二院是专供皇帝一家日常生活所用，人们习惯地把它们称之为紫禁城“内廷”。宫城的东西两面城墙，仍设有东华门和西华门。后三殿北通御花园，园的中央有钦安殿，再往北便是紫禁城的北门，名为玄武门，清代改称神武门。大门正北有一座土山，传说是用挖紫禁城护城河的泥土堆积而成，名曰“万岁山”，俗称“煤山”，清代改称“景山”。主峰所在处，正是元朝廷春阁旧址。明朝在这个故址堆土积山，意在压胜前朝的“风水”。所以，这座“万岁山”亦称“镇山”。明初拓展南城，紫禁城、皇城和大城的南墙均依次南移，彼此相隔的空间大为展开。在这部分拓出空间上，沿紫禁城南门的前方修了一条中心御道，左右两侧分别建有太庙和社稷坛两组严格匀称的建筑群。在社稷坛西面，即元朝太液池南端，又开凿了南海。这样便从形式上把午门与皇城的南门――承天门（清改称天安门）之间的整个地段也纳入了宫阙建筑的总体规划之内，使中心御道更加明显、庄重、突出。
明代同元朝一样，在紫禁城外又建有皇城。皇城北门为地安门，东为东安门，西为西安门，南面正门为承天门。皇城周长十八里，墙高一丈八尺。红墙黄瓦盖顶，十分壮观。明初拓展南城，紫禁城、皇城和大城的南墙依次南移，遂使彼此的空间大为扩大，承天门前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而又完整的“T”字形宫廷广场。沿广场的东、南、西三面筑有宫墙，把“T”形广场完全封闭起来。广场东西两翼以及南端凸出的一面，各开一门，东为长安左门，西为长安右门，正南为大明门（清改为大清门）。自大明门内沿东西宫墙的内侧建有千步廊，到北端又沿宫墙分别转向东西，中间衬出平砥如矢的中心御道，使皇城显得更加宽阔庄重。从端门到大明门，包括宫廷广场在内，形成了紫禁城的“外围子”。
明朝在集中力量营建宫城和皇城的同时，对大城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把围绕大城的四面城墙进行加固。元大都的城墙原为土夯筑的土墙，这时一律改用城砖包砌，城门洞改为砖砌筒壳。1436年（正统元年）开始修建九门城楼，四年完工。包括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朝阳门、阜成门等。在修建城楼的同时，连城门外面跨护城河上的木桥，也一律改建石桥。这就是旧日所说的北京内城。此后又经过100多年，由于蒙古骑兵多次南下，甚至迫近北京城郊进行扰掠，威胁北京的安全。世宗、嘉靖年间修筑了外部城，以加强北京的防卫，这就是旧日所说的北京外城。原计划环绕北京内城四面一律加筑外垣，后因财力不济，只将环抱南郊的城墙修建成功。外城的修筑，使北京城在平面上构成了特有的凸字形轮廓。外城南面有三门，正中为永定门，东为左安门，西为右安门。东西两面各一门，东曰广渠门，西曰广宁门（即广安门），东北和西北两隅还各有一门，分别叫东便门和西便门。这七个城门的名称，也一直保留到今天。
此外，还在南郊兴建了规模宏大的天坛和山川坛（后改先农坛），其后又在东郊、西郊和北郊，分别兴建了日坛、月坛和地坛。
以上就是北京城的基本的平面格局。大略的说，凸字形的北京，北半是内城、南半是外城，故宫为内城核心，也是全局布局重心，全城就是围绕这中心而部署的。同时，一根长达8千米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中轴线的特征便是北京城的城市格式。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伸、一贯到底的规模。我们可以从外城最南的永定门说起，从这南端正门北行，在中轴线左右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约略对称的建筑群；经过长长一条市楼对列的大街，到达珠市口的十字街口之后，才面向着内城第一重点――雄伟的正阳门楼。过了此点，从正阳门楼到中华门，由中华门到天安门，一起一伏，一伏又一起，这中间千步廊御路的长度和天安门面前的宽度，是最大胆的空间处理，衬托着建筑重点的安排。这个当时曾经为封建帝王据为己有的禁地，今天已回到了人民的手里，成为举世闻名的天安门广场。由天安门起，是一系列轻重不一的宫门和广庭，金色照耀的琉璃瓦顶，一层又一层的起伏峋峙，一直引导到太和殿顶，便达到中线前半的极点，然后向北，重点逐渐削退，以神武门为尾声。再往北，又有“奇峰突起”的景山做宫城背后的衬托。景山中峰上的亭子正在南北的中心点上。由此向北是一波又一波的远距离重点的呼应。由地安门到鼓楼、钟楼，高大的建筑物都继续在中轴线上。但到了钟楼，中轴线便有计划地，也恰到好处地结束了。中线不再向北到达墙根，而将重点平稳地分配给左右分立的两个北面城楼――安定门和德胜门。“中轴线”原来为建筑地理位置观念，象征着华夏居天下之中，四方翼服，而在北京城的建筑上则突出了王权居中，强调重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