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懿旨”说得非常圆滑，把“枉国法，犯舆论”的粗暴做法披上了一件“顺理成章”的外衣。先说载―是咸丰（文宗）帝的嗣子，这样载―虽不是皇太子而也可算是皇子和皇弟了，在皇帝“未有储贰”的情况下，“兄终弟及”，既不违背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又合满族的历史传统。再“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同治帝终于有了子孙后代，舆论上也能搪塞得过去了。关于德宗（光绪帝）入承大统问题，《光绪朝东华录》在序言中说：“穆宗毅皇帝弥留时，遗诏以嗣皇帝（指光绪帝）仁孝聪明，必能仰承付托，圣怀默契，神气攸归。”似乎立载―是同治帝生前的决定，很显然“穆宗遗诏”之语，不过是为了光绪帝入承大统的合法性而杜撰出来的谎言，不足为信。
慈禧太后为什么立载―入承大统，除了上面所述是为了继续“垂帘听政”的目的之外，德龄在《瀛台泣血记》里有独特见解亦不无道理。德龄原系慈禧身边得宠的“女官。”当时虽还未入宫，但她亲身经历宫廷生活，朝夕侍奉慈禧太后两年，因而对慈禧太后的性格和宫廷里面的人际关系比较熟悉，所以德龄关于慈禧立载―的心理解释，也可参考。现辑录如下：
“又有不少人以为太后这次的悍然破坏清朝历代惯习，不将应嗣的人继嗣皇位，反使和同治并辈的人出而取代，实在是只为了要满足她自己的野心。她恐怕已经长成的溥伦不肯再俯首听命于她，致使一切的政权，她都不复再能干预。又说太后恐怕嗣立了溥伦，她自己将退为太皇太后，而让同治皇后夺了权去，所以她不肯使比同治晚辈的人嗣位。这个说法，都是绝对不准确的。她这一次的所以要不顾一切，依着她自己的主张去选立嗣君的缘故，是只有一般能够懂得真正的母爱，而且又无丝毫存见的读历史的人，才能体会得到的。总括起来只有一句话，就是她钟爱同治的心过于深切了。她惟一的目的是要希望同治那一代能够继续的存在下去，犹如她自己没有死去一样。换句话说，就是她希望从另一个和同治平辈的人的身上寻求他儿子的印象，使她可以聊以自慰。”
慈禧太后这位满洲贵族的女强人其性格是：凡是她想办的事，非办到不可，而结果也是一定能够办到。在慈禧太后授意之下，由潘佰寅、翁同（草拟“懿旨”，戈什爱班策划迎嗣皇帝入宫礼节。派御前大臣及孚郡王等以暖舆往醇王府恭迎。翌日凌晨寅刻，嗣皇帝的銮舆入故宫大清门，从正路入乾清门至养心殿谒见两宫太后。4岁的小载―在睡梦中被人们连哄带骗地从醇王府迎入皇宫，从此中国封建社会史上又增添了一位娃娃皇帝。
次年，1875年为光绪元年，“戊午（正月二十日）上（载―）即皇帝位于太和殿，礼成，颁诏天下，加恩中外”。载―的登基大典，文献中无详细描写，然而，人们可以想见，同影视剧中所出现的末代皇帝溥仪即帝位时那种可笑又可悲的场面，大概不会有多大的区别吧！
从1875年1月开始，大清王朝进入第九代皇帝――光绪皇帝的新时期。
载―入承大统名为两宫太后共同的决策，实际上是由慈禧太后的一手炮制而成，她这种“枉国法，犯舆论”的不择手段，必然引起朝廷异己势力的不满和对抗。
在慈禧太后独断专横统治下，如果公开表示异议，必身遭横祸，因而凡有异议者，都是在打着忠于同治帝的旗号下表现出来的。内阁侍读学士广安于光绪元年正月十五日（1875年2月20日）上了一个奏折，提出以宋代太宗“传子竟未传侄”的历史教训，提出“即请饬下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会议，颁立铁券，用作奕世良谟”。企图用“颁立铁券”作为立法来保证同治帝嗣子的皇位。广安奏折实际上是对慈禧太后继续“垂帘听政”局面的强烈不满。慈禧太后即刻发出“懿旨”，严加训斥说：一下子把异议压了下去。
前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业经明白宣示，中外咸知。兹据内阁侍读学士广安奏请饬廷臣会议颁立铁券等语，冒昧渎陈，殊堪诧异，广安著传旨申饬。
帝后失和
光绪与西太后的失和由来已久。从光绪幼年入宫起，他与慈禧太后的关系就不如同慈安太后亲密。尽管西太后对小皇帝也悉心调教，但小孩子的天性总是讨厌冷酷和严厉，常往东宫跑，对性情温和的慈安太后倒是十分依恋，对慈禧太后却有些疏远。
光绪天生柔懦，却自幼胆量就小，在慈禧的严酷压制下，变得愈加畏惧太后。他本有口吃的毛病，一遇到西太后的责问，往往浑身发抖，说不出话来。光绪与西太后虽为姨侄之亲，可在情感上，一直比较隔膜。
光绪居住的紫禁城面积达72万多平方米，皇城内宫室9900多间。在重重叠叠的深宫里，年幼的皇帝过着乏味、孤独的宫廷生活。对光绪幼小的心灵影响最大的还是失去母爱的痛苦。
载―入宫以后就成了慈禧的嗣子，生身父母再也不能过问光绪的事，即使入宫见一次光绪，也要下跪磕头，更不可能相互亲近了。
载―的母亲要见一次亲生儿子非常不易，虽然是慈禧的胞妹，但囿于礼法却不能随便进宫探望，只有等慈禧传话进宫，母子才能相见一面，得先行君臣之礼，然后才能有母子之叙。
载―入宫后第一次与母亲相见，是在数月以后。醇亲王福晋先进宫朝见自己的胞姐慈禧太后。太后命太监把光绪请到她的寝宫。母子相见，小载―异常高兴，但在太后和太监的监视下，光绪母亲在向儿子跪下请安后，只能与儿子两相对视。光绪想扑向母亲却立即被乳母抱住，小皇帝失声大哭。慈禧见状，不耐烦地挥挥手，让人把他带出。醇亲王福晋在一旁几乎掉下泪来。
为了割断光绪的母子情，慈禧故意很少传话让醇亲王福晋进宫。偶尔一年半载进宫一次，却又不能与光绪见面，只是远远站着，什么话都不好说，无非在那里站上刻把钟便完了。
光绪天天要面对的是那个不男不女的“亲爸爸”慈禧。从光绪进宫起，慈禧就一再嘱咐宫里的太监和宫女，必须要教导光绪称她“亲爸爸”，这个称呼后来便一直沿用着，直到光绪长大成人，还是称呼慈禧为“亲爸爸”。
失去母爱的光绪帝，常常默默静坐不语。有时不肯念读诗文，一坐就是几个时辰。光绪平时也常郑重其事地问陪侍太监王商和他的老师翁同“醇亲王福晋究竟是上什么地方去了？为什么隔了这许多时候还不见她来看看我们？”对母亲的思念，使光绪对慈禧有一种本能的排斥。
光绪与慈禧的矛盾，还与慈禧的心腹太监李莲英有关。
李莲英本是直隶河间府乡间的一个泼皮无赖，后自阉入宫做了太监。他靠着一手梳妆技巧，深得慈禧太后的庞爱，由梳头太监爬上总管太监的位置，成了慈禧太后身边营私纳贿、无恶不作的恶棍。
李莲英是一个势利刻薄的小人，在他眼里，惟有西太后“老佛爷”一人才有绝对的权威。仗着太后的恩宠，根本没把小皇帝载―放在眼里，专门同小皇帝作对。
载―入宫不久，就同这个阴险狡诈的李莲英结下了冤仇。当时载―才四五岁，小孩子往往以相貌辨人好坏。李莲英面相丑陋，又常在光绪帝面前显露出地痞无赖的种种丑态，令小皇帝十分厌恶。有一次，小载―一气之下对李莲英说道：“你这人究竟什么缘故，会长得这样丑啊！我见了你真有些害怕，快给我走出去！”光绪的童言无忌使李莲英耿耿于怀，伺机报复。起初，李莲英还只是在慈禧面前搬弄是非，说光绪的坏话。渐渐地越来越放肆，直接找光绪的麻烦。
有一年元宵节，按宫内惯例，元宵供神的糕点，尤其是那种元宝形状的糕饼，赐给慈禧太后最关切的人，表示恩宠和祝福。光绪皇帝当然是慈禧太后最关心的第一人。可是李莲英却故意把糕饼搬到自己的私宅，分赐给别的太监食用了。光绪知道后非常愤怒，立即到慈宁宫向太后诉说。李莲英被召来责问，他辩解说：“外面就有许多重要事情找到奴才那里来了。而且这些事情统统都是关系老佛爷的事情。万岁爷大概也明白，奴才是一向伺候惯老佛爷的，这些事情都不能教别人代替，而奴才自己也不肯随便让这些事搁下来，因此奴才便忙着先干这些事情，只得暂时把万岁爷的糕饼搁一会。”
李莲英的辩说含着这样一个意见：“只要我手里有别的事情要做，光绪的一切事是绝对不在我心上的。”
李莲英这一说慈禧不仅平了气，反而转过话题，嘉奖了李莲英几句。
一直到光绪亲政之前，李莲英仍然要给光绪下马威。
光绪十二年的冬至大礼圜丘是第二年“亲政大典”的一次演习，也是光绪向朝廷重臣要员显示新一朝皇帝智慧和权威的好机会。慈禧太后派李莲英总管祭礼的一切事务，他把这次大礼视为捉弄皇帝的良机，故意找差错要让皇帝当众出丑。
祭天这天，君臣会集天坛与祈年殿之间的圜丘。在石台上安放着“皇天上帝”的神牌，左右还竖放着皇帝列祖列宗的神牌作为配神，气氛庄严肃穆。参加祭天的官员进入礼天门后，均须全神贯注，态度庄重，不能有任何杂念。本来每次主祭的皇帝都要穿特定的服饰，而这次由于太监的疏忽，光绪皇帝穿的却是太和殿受朝拜时穿的长袍。典礼进行时，光绪帝第一次看见祭台上的神牌和各式祭品，颇觉新奇，不时以目光环视。这一微小的失敬举动，被身旁的李莲英察觉，他故意大声嚷着：“万岁爷不可太轻忽了，这是最庄重的地方，也是一件大礼，岂可随便敷衍得的。而且今天是万岁爷第一次离开了太后，独自来主持这祀天大祀，尤其不能草率。现在万岁爷已经不能算是个小孩子了。”
光绪当着众人的面遭李莲英一顿训斥，心中顿生一股怒火，但慑于慈禧的淫威，只能忍气吞声。
单调苦恼的宫廷生活一天天熬过去，光绪也从幼年、少年进入青年时期，和任何一个年轻人一样，年轻的皇帝也从内心对爱情充满着渴望和幻想。但皇上自己的终身大事却不能由他自己做主。慈禧又一次费尽心机，要用她所选定的后妃，在光绪亲政前布下最后一道罗网。
光绪十四年十月初五（1888年11月8日），慈禧太后亲自在体和殿为光绪选后，应召备选的三大臣家的秀女进入殿内依次排列共五人。列在首位的是那拉氏都统桂祥的女儿，也是慈禧的侄女；其次两位是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最后的两位是礼部右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
慈禧端坐上座，光绪帝在一旁侍立，荣寿固伦公主及福晋命妇立于太后身后。在太后等人的前面，放着一张小条桌，上置镶玉如意一柄、红绣花荷包两对，是为入选证物：选中为皇后，给玉如意；选中为妃子，给荷包。
太后手指着五位秀女对光绪说：“皇帝！这当中谁可以中选你可以自己决定，合意的就授以如意。”边说边把如意递给光绪。光绪说：“此大事当由亲爸爸做主，子臣不能自作主张。”但太后坚持要光绪自己选。光绪乃手持如意走到德馨女儿面前正要将如意递给她时，忽听背后太后大声喊道：“皇帝！”光绪回头一看，见慈禧努嘴，暗示他应选排在首位的桂祥的女儿。光绪顿时陷入困惑不安，稍顷方迟疑而又勉强地依照慈禧旨意，折身将手执的如意颤巍巍地授给了慈禧的侄女。可是，居中高座的慈禧对此并不满足，心中暗忖：如光绪已中意于德氏女，将其选了嫔妃，将来对桂祥的女儿不利，便匆匆命公主将条桌上的一双荷包径直授与了末列的长叙家两位女子，她们便是后来的珍妃、瑾妃姐妹。
这入选的皇后叶赫那拉氏，长光绪三岁，入宫后次年即立为后，宣统时上徽号“隆裕”，故后人称之为“隆裕皇后”。西太后立自己的侄女为皇后，主要目的是在光绪身边安插一个耳目，监视光绪的行动。光绪心中当然明白。加之皇后相貌平平，德行也不算佳，更让光绪难以接受。这桩逼迫的婚姻，终于酿成了一场婚姻悲剧。
大婚之后，皇帝与皇后同床异梦，没有新婚燕尔的亲密，两人除非是逢年过节、或是参加典礼，实在不能不开口，平时简直像陌生人，很难有亲切的攀谈。居住在寝宫里的光绪皇帝真正地成了孤家寡人。
寂寞而又孤独的年轻皇帝，把自己的全副热情倾给了“貌既端庄，性尤机警”的珍妃。在珍妃的温存下，枯寂似冬的皇宫，方得平添了几分春色。
然而，随着光绪与珍妃的感情升温，却在皇后和珍妃之间，酿成了一场醋海风波。备受冷落的皇后，常常在太后面前诉苦。光绪夫妇失和，本是太后安排这桩婚事的过失所致，但太后心中并非不解，她却仍迁怒于珍妃，以致常常借故责打、训斥珍妃。珍妃受了委曲，回宫向光绪倾诉，光绪听罢虽也只能唉声叹气，无可奈何，但对太后的专横到了如此霸道的地步，则是在心底更加愤懑不已了。
不得不退到幕后的慈禧
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在近代中国历次对外战争中，它的结局对清朝统治者来说，是一次比较“体面”的战争。既无赔款，也没割地，只是牺牲了越南的独立地位，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法人在中国也只是得到广西、云南通商和修筑铁路的特殊权益。可是中法战争对光绪皇帝来说，却是他一生历史的起点；同时，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关系也因这次战争而发生了新的变化，所谓的“帝党”与“后党”两个派系初现影子。
在中法战争中年轻的光绪皇帝开始看到清朝统治政权的危机，敏锐地感到他在位的光绪朝面临着“对不起祖宗”的严重威胁。光绪十年（1884）三月初八日，召见枢臣，他感叹：“边防不靖，疆臣因循，国用空虚，海防粉饰，对不起祖宗。”此言切中时弊，光绪帝对清朝危机的认识，已达到了理性的深度。中法战争中暴露出诸如前线将帅指挥无能，被动挨打；中枢要员苟且图安，妥协求和等等弊病，表明整个统治机制的功能已经严重丧失。这一切促进了光绪皇帝的觉醒，毅然支持主战，在他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之时，就胸怀捍卫祖宗基业的雄心，这是光绪皇帝政治思想成熟的一个鲜明标志。从此，他在对外抵抗列强的侵略，对内革新变法的道路上迈着艰难沉重的步子不断前进。
光绪帝在中法战争中所持的鲜明的主战立场，使这场战争偏离了慈禧太后主和轨道，皇帝与太后的政见分歧初见端倪。政治嗅觉极敏感的慈禧太后，开始觉察出自己一手扶植的嗣皇帝，已经出格于事先精心设计的模式，不能不使她感到一股潜在的威胁。因而她要防患于未然，想方设法地“以威钳制”光绪皇帝，让新皇帝在她设置的规范之内，掌理朝政。
为了使清朝的大政方针不逾越“垂帘听政”的雷池，慈禧太后采取了两个方面的重大措施：
措施之一，重新调整军机处班子。
光绪十年（1884）三月西太后改组军机处，其时正是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对于中法战争主和与主战剧烈争论的关键时刻，光绪皇帝明确地站在主战派一边，公开亮出同太后的不同主见，发人深省。为此，慈禧太后把对法国侵略者主战、主和作为是否适合“在军机大臣上行走”的一个重要原则。三月戊子（十三日）慈禧太后发出懿旨改组军机处，其中凡被逐出者，多系主战的大臣。
被逐出军机处的大员，懿旨中均未提及他们在法国侵犯越南的军事冲突中的立场。因为当时越战正在激烈地进行着，同时，法国又通过德国人德璀琳周旋于李鸿章和法使福禄诺之间，以促成中国再次谈判。这样局面下，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当然要掩盖其内部的分歧，如果把主战与主和的争论暴露出来，那么“诡诈多端”的法国代表福禄诺就会在谈判桌上增加筹码，清廷将处于左右为难的尴尬地位。据《清史稿》所载，被逐出军机处的几位大臣均同他们的主战态度有关。
慈禧太后的懿旨里对于翁同（被撤军机大臣的理由，只是含糊其辞地说“既无建白，亦有应得之咎”，然未加举例说明。翁同（在自己的《日记》里也不便坦言心怀。惟《清史稿》翁传对此作了明确的注脚，原来是翁同（在中法战争中主张“一面主战，一面与议（和）”，并且要“增重兵出关”抗战，而“上亦为然”。师生政见不谋而合，同慈禧太后的主和方针唱反调，翁同（军机大臣之冠当然会被摘去。
《光绪朝东华录》所载景廉“经济非所长”，这同他的兵部尚书头衔风牛马不相及，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其实，景廉主张开放言路，主要是要想造成主战气氛，因为当时清廷与法国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引起舆论哗然，景廉企望舆论的力量来迫使朝廷同法正式宣战。所以也被“开去一切差使”。
宝，乃恭亲王奕讠斤的心腹，长期与之合作共事，“恭亲王资襄助”，“时偕恭亲王居西山游览唱和。”恭亲王下台必然株连同僚，加之宝，年愈八旬，因而有“以原品休致”的体面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