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光绪十年三月，西太后改组军机处班子是和皇帝同太后在中法战争中政见分歧的产物。军机处是封建专制统治制度发展的标志，它是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发号施令的策源地，应该为皇帝得心应手的工具，发挥左辅右弼的作用。慈禧太后改组军机处的目的，一是为了让她的心腹全面控制这个重要的中枢机构，不折不扣地贯彻太后的“既定方针”。改组后的“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同醇亲王奕商办”。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刑部尚书张之万、工部左侍郎孙毓汶等西太后的心腹都在“大臣上行走”或“学习行走”。二是，因为光绪皇帝亲政的年岁已经临近，慈禧太后在光绪帝亲政以前改组军机处，就是要在皇帝秘书班子中安插耳目，达到皇帝亲政以后仍能继续严密控制清朝大权的目的。
措施之二，施行“训政”，暂缓归政。
光绪十年三月慈禧太后改组军机处班子，许多主战大员被逐出中枢，可是同年七月初六日，清廷正式向法国宣战，并调兵出关，作了一些较为认真的抗战准备和部署。在清朝高层统治核心中出现这种矛盾现象，最主要的原因是光绪皇帝鲜明的主战态度所发生的效应。尽管当时的载―还是一位初涉朝政的年轻皇帝，内外大事的决策权力牢牢地控制在慈禧太后手中，从无旁落与下移。然而，人们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形成的皇帝君临天下，至高无上的心态，是任何力量所不能动摇的。光绪皇帝所表示出来的主战态度，使得清朝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阶层的心灵天平失去了平衡，朝着主战力量倾斜，清政府迫于内外主战呼声的压力，所以做出抗战姿态，对法宣战。但是起决策作用的仍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妥协派，因而清廷仍然在寻求同侵略者和解的途径，从未改变过妥协让步的态度。上面已经论述，年轻的光绪帝在中法战争中初显锋芒，处在“垂帘听政”时期的慈禧太后也隐约地预感到光绪帝的处政方针，同她原来设计的模式有出格、偏离的势头。随着光绪皇帝的成长，西太后权力转移的恐惧感与日俱增。屈指推算，再过二三年光绪帝快将十六七岁了，就要从冲龄少年步入青年时代。满腔锐气和雄心勃勃的年轻皇帝必将摆脱“垂帘听政”的桎梏，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治理中国。
慈禧太后经历过多次政治风险，然而她都能在紧急关头施行权术，化险为夷，这次她精心设计了“训政”妙计，作为束缚光绪帝手脚的法规。意思就是从“垂帘听政”到皇帝亲政之间，划出一段“太后训政”的过渡阶段。其险恶用心是要在“训政”时期给光绪皇帝制造一个特殊的御座，把光绪皇帝以法定的傀儡皇帝面貌推上政治舞台。
光绪十二年（1886），16岁的光绪皇帝经过十余年封建伦理教育，“孜孜念典，德业日新”。“皇上天资聪明，过目成诵。六经诸史，前数年即能举其辞。”可谓已经到了“典学有成”的时候了；并且他对于掌理朝政也产生了极大兴趣和一定的能力，“近来披阅章奏，论断古今，剖决是非，权衡允当。”中法战争促进了光绪皇帝政治思想上的成熟，从而也增强了对于行使皇帝权力的要求。而今的光绪帝正是风华正茂，其智力与阅历日新月异地成长着。君临天下，乾纲独揽的天子形象显现在人们的心坎里，而且对周围的人与事不断地发出威慑力量。总之，皇帝亲政，势在必行。
早在12年之前，慈禧太后践踏“祖宗家法”的强立与同治帝平辈的载―为嗣皇帝，为了搪塞舆论，曾许过两条诺言：
一是：“皇帝龙驭上宾，未有储贰，不得已以醇亲王奕！之子载承继文宗（咸丰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
其二，“垂帘听政之举，本属一时权宜，惟念嗣皇帝此时尚在冲龄……一俟嗣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
时至今日，第一条诺言皇帝未曾“大婚”还可从缓计议。而第二条诺言，皇帝无论从年龄（16岁为成年）或从智力、阅历来说亲政条件已经成熟，“即行归政”已经到了兑现的时候了。鉴于这种形势，慈禧太后于光绪十二年六月初九日（1886年7月11日）召见她的心腹醇亲王奕、礼亲王世铎议论“归政。”其时西太后是否向醇、礼两位亲王暗示过“训政”打算，无记载可稽，人们不得而知。但是从“训政”闹剧一幕一幕地有步骤地搬上舞台，密锣紧鼓配合默契，不能不使人感到蹊跷。就在召见两亲王的当日，慈禧太后发出一道早已准备好的懿旨，做出一副急于“归政”的姿态。
前因皇帝冲龄践阼，一切用人行政，王大臣等不能无所禀承。因准廷臣之请，垂帘听政。并谕自皇帝典学有成，即行亲政。十余年来，皇帝孜孜念典，德业日新。近来披阅章奏，论断古今，剖决是非，权衡允当……自应钦遵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懿旨，即行亲政，以慰深宫期望之意。坛庙大祀，均应亲诣行礼，以昭诚敬。即本年冬至大祀圜丘为始，躬亲致祭。并著饮天监于明年正月选择吉期，举行亲政典礼。
讲的是这一套，做的是那一套，这是慈禧太后的惯用伎俩，她一面大讲皇帝“即行亲政”，一面抓紧编导“训政”闹剧。她善于借他人之口行己之事。懿旨发出的第五天，六月十四日，由她的亲信醇亲王奕、礼亲王世铎以及伯彦纳谟祜等人出面，他们用不同的理由上奏，“合词吁恳皇太后训政。”然而，“太后训政”在清朝史无前例，作为老练的政治能人――西太后当然要把“训政”闹剧编得天衣无缝，演得情真意切，使外界无可指责。她在“合词吁恳皇太后训政”奏折的批示中，装模作样地声称：“该王大臣等所请训政数年及暂缓归政之议，均毋庸议。”接着，话题一转，隐约地亮出“训政”的意图。
至醇亲王折内所称，宫廷政治，内外并重，归政后当永照现在规制，中内一切事宜，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俾皇帝专心大政等语。念自皇帝冲龄嗣统抚育训诲深衷，十余年如一日，即亲政后，亦必随时调护，遇事提护，此责不容卸，此念亦不容释。
在这里慈禧太后借皇帝的亲生父亲奕之口，对皇帝亲政以后的理政原则和皇太后凌驾于皇帝之上的绝对权威作了明确的肯定，和盘托出了事先策划好的“训政”法规，“归政后当永照现在规制”，就是要光绪皇帝永远不得改变“垂帘听政”的体制。
六月十八日再次发出懿旨，正式亮出了“太后训政”招牌。
醇亲王奕奏，重申愚悃请允训政，礼亲王世铎等奏再行沥诚吁恳训政数年各一折。皇帝初亲大政，决疑定策，实不能不遇事提护，斯臻周妥。既该王大臣等再三沥恳，何敢固持一己守经之义，致违天下众论之公。勉允所请，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
慈禧太后表示“勉允所请”，“再行训政数年”之后，礼亲王世铎这位善于投西太后所好的圆滑人物，立即草拟了一个所谓《训政细则》奏请慈禧太后呈览定夺，择其要点列下：
一、迅遇召见，皇太后升座训政，拟请照礼臣会议，暂设纱屏为障；
一、中外臣工呈递皇太后、皇上安折，应请恭照现式预备，奏折亦恭照现式书写；
一、近年各衙门改归验放验看开单请旨及暂行停引见人员，拟请循照旧制，一律带领引见，仍恭候懿旨遵行，排单照现章预备；
一、乡会试及各项考试题目向例恭候钦命者，拟请循照旧制，臣等进书恭候慈览，择定篇页，请皇上钦命题目，仍进呈慈览发下，毋庸奏请派员拟题。至各项翻译场题，仍由南书房翰林办理，考试蒙古中书等项，仍由臣等照例恭拟翻译题进；
一、内外臣工折奏应行批示者，拟照旧制均请朱笔批示，恭呈慈览发下。
从这份《训政细则》的内容来看，实际上是西太后“垂帘听政”的继续，所不同的只是过去上朝太后御座前用垂帘避大臣的视线；而今以“暂设纱屏为障。”其他清王朝最高统治机制的运转轨道同“垂帘听政”一样换汤不换药，无实质上的区别，大权仍然牢牢地控制在慈禧太后手中。《训政细则》施行以后，就成了清朝统治集团一切活动的法规，皇帝必须受到这个法规的制约，如果稍有出格就被视为“越轨”行为，太后有权加以处置。
经过慈禧太后精心策划，在光绪帝亲政以前，设置了一段“训政数年”的过渡阶段，其着眼点不仅是在于“数年”，而是企图通过“训政”这块跳板，到达长期控制清朝大权的彼岸；并且用《训政细则》作为光绪皇帝一切活动的法规，永远把光绪帝完全置于傀儡皇帝的地位。
《训政细则》出笼两个多月以后，于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日（1887年2月7日）举行了光绪皇帝的亲政典礼。是日寅时正（早上），光绪帝诣大高殿、寿皇殿行礼；辰时二刻，诣慈宁宫率王公百官向慈禧太后行庆和礼；然后御太和殿，光绪召见百官大臣受贺，并颁诏天下。这天举行的庆典，名为光绪皇帝的“亲政大典”，实际上是一场“太后训政”的仪式。从此，清王朝开始了太后训政时期。然而，历史的进展往往会走向本来愿望的反面。慈禧太后设置的训政跳板，没能阻挡光绪皇帝走自己的政治道路；《训政细则》也没能发挥慈禧太后预期的效应，成为光绪皇帝理政的永久性的法规。相反，却使光绪帝增强了他的逆反心理。亲政以后的实践表明光绪皇帝偏离了慈禧太后制定的种种法规，“光绪新政”是对《训政细则》最好的回报。
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日在故宫太和殿举行了光绪帝的“亲政”典礼，以“训政”之名取代了“垂帘听政”之实，西太后仍是清朝的最高统治的主宰者。慈禧太后所以要炮制“训政”骗局，因为光绪帝已经17岁了，按中国社会习俗男子16岁进入成人阶段，已经具备娶亲的条件，所谓“成家立业。”何况是作为万乘之尊的天子，为亿万百姓的表率，皇太后再也不能“抱子坐龙廷”了。因而，时间每向前推进一刻，太后归政的舆论也就强烈一层，慈禧太后心理上所承受的压力与日俱增。她虽然搞了一个“训政数年”的过渡阶段，然这只是权宜之计，新的难题还不断地出现在面前，等待着她去应付。
光阴飞逝，一瞬间又是一年过去了。1888年是光绪十四年，光绪皇帝已是18岁的青年了。他风度翩翩，沉着深思，泰然自若地召见臣下，接受百官陈奏，俨然以皇帝独断乾纲的姿态出现在皇宫殿堂。一阵阵的“皇上万岁”声不断地传到西太后的耳边，是对她极大的心理刺激。“太后归政”这一严酷现实，一步步地向着慈禧太后的独裁统治逼近着。其时的慈禧太后虽然精力还很充沛，处理朝政仍然决断如常，可是她到底也已经是54岁的妇人了，中国女子跨出五十，谓之“老妪”，到了“颐养天年”的年岁。
面临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压力，按照慈禧太后这位女强人的性格，先发制人是她的一贯处世原则。
慈禧太后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比原定再“训政数年”大为提前，断然决定给光绪皇帝于1889年婚配及“亲裁大政”，这是她又一高明的绝招。两年前颁布的《训政细则》已经形成“凡宫内一切事宜，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的惯例，“旧制”成了新规，皇帝“亲裁大政”以后，也必“循照旧制”，谅他不敢擅自独断，所以落得做出慷慨大度之举，“以慰天下臣民之望”。何况在“婚配”问题上还可大做文章，严加防范。
宗室皇子的婚配是其一生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一般的皇子，一经婚配，就“依例先行分府出宫”自立邸第。皇帝的“大婚”与“亲政”是人生的同一里程，对光绪皇帝来说，“大婚”便意味着“太后归政”和皇帝“独揽乾纲”，光绪皇帝视此为解脱西太后控制的一个机会，也是他终日所盼的夙愿。十余年来，光绪皇帝在这位“亲爸爸”身边生活着，对慈禧太后的为人有所认识，这次西太后宣布明年给他婚配和让他“亲裁大政”的决定，知道她所怀的心机，是出于应付宗室内外和朝廷上下的舆论压力。
所谓“以慰天下臣民之望”云云，并非是慈禧太后装刷门面的美辞，按照清朝成例，皇帝婚配基本上都在十五六岁这一阶段。光绪之前，清代皇帝婚配年岁如下：
顺治帝15岁册封博尔济吉特氏为皇后；
康熙帝14岁册封赫舍里氏为皇后；
雍正帝45岁即帝位，元年册封乌刺那拉氏为皇后，因中年即位另作别论；
乾隆帝15岁册封富察氏为皇后；
嘉庆帝16岁封喜塔腊氏为嫡福晋；
道光帝38岁册钮祜禄氏为嫡福晋；
咸丰帝16岁（道光二十七年）册萨克达氏为嫡福晋，道光二十九年薨。咸丰二年（1852）22岁册封钮祜禄氏为皇后（即东太后）；
同治帝18岁，册封阿鲁特氏为皇后。
那么，18岁的光绪皇帝，其大婚必然为“天下臣民所望”。因为大婚与亲政同一标志，与其说“臣民所望”光绪婚配，不如说所望慈禧太后“归政”。然在西太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气氛之下，“天下臣民”只能在皇帝“大婚”问题上借题发挥，对西太后施加压力。慈禧太后本人也心照不宣，她顺着“天下臣民”的心理，抛出了决定为光绪皇帝准备大婚的懿旨。况且选定后妃的大权掌握在太后手里，她继续可以利用皇帝婚配这个机会，在抉择皇后人选时再次玩弄手法，在光绪皇帝身边安插心腹，可以更加严密地控制光绪帝，这倒给慈禧太后继续掌握大权，增添一层保险因素。
皇帝的婚配与“亲裁大政”，不仅是“天下臣民所望”，其实也是“君民”所共望。婚配对光绪帝来说并不“所望”，而“亲裁大政”正是符合他日益增强着的理政要求。光绪皇帝不会心甘情愿地长期充当慈禧太后手掌里的挂名皇帝，所以慈禧太后发出懿旨不久，光绪皇帝即刻发出上谕，顺水推舟，企望自己的夙愿早日促成。
谕内阁：朕自冲龄践阼，仰蒙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垂帘听政，丰功伟烈，震古铄今，宵旰勤劬，数十年如一日。迨光绪十二年元月令朕亲裁大政，犹复曲垂慈爱，特允训政之请，劳心庶务及又两年。慈奉懿旨于明年二月归政，朕仰体慈躬敬慎廉抑之本怀，并敬念三十年来，圣母为天下忧劳况瘁，几无晷刻可以稍资休息。抚衷循省，感悚交深。慈复特沛温纶，重申前命，朕敢不祗遵慈训，于一切机务，兢兢业业，尽心经理，以冀仰酬我圣母抚育教诲有加无已之深思。所有归政届期一切应行典礼事宜，著各该衙门敬谨酌议具奏。
上述谕旨表达了光绪皇帝希望尽快地从“圣母皇太后”手中转移理政大权的心愿。何以此说呢？按惯例，凡太后恩典，包括皇帝在内，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总是要做出一番“收回成命”或者“皇上闻谕后长跪恳辞”之类的请求，而这次光绪帝则顺水推舟，于同时发出谕旨。谕旨所云“圣母为天下忧劳况瘁，几无晷刻可以稍资休息”，光绪帝的潜意是现在我已成年了，“圣母”可以轻松一下肩负的重担，“稍资休息”，道出了对慈禧太后“训政”的不满心情。光绪帝深知慈禧太后其人惯于出尔反尔为能事，惟恐夜长梦多，以后变卦，故他把上谕发给内阁，按“红本”收发程序，必公布于廷臣并纪录存档，今后不易“收回成命”，并立即“著各该衙门敬谨酌议具奏”，以造成事实，即可“归政”有期。光绪帝初涉朝政，还未能完全摆脱政治斗争中的幼稚天真气息，而他的对手慈禧太后是一位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女强人，因而对下一着棋如何走法，还很朦胧。“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慈禧太后在选定后妃过程中耍尽手腕，逼着光绪皇帝一步步走入她预谋的圈套。清朝皇帝的后妃有皇后、皇贵妃、贵妃、嫔妃、贵人、常在、答应等八个等级。给光绪皇帝选择后妃至关重要，对朝廷的政治和皇帝的思想有直接的影响，冠冕堂皇的说法，是“佐理宫闱，以协坤仪，而辅君德”。慈禧太后本人，原来只是宫内的一般宫女，因为得到了咸丰皇帝的宠幸，成为妃子后来渐渐步入青云，成为权倾天下的清朝最高主宰者。西太后根据她本人的经历，认为光绪帝的后妃必须是对她惟命是从，完全能够充当耳目的女子，达到严密控制光绪皇帝的目的。鉴于上述原因，所以在光绪婚配问题上慈禧太后用尽心机，其整个过程，完全由她一手策划的。最终选择其侄女为皇后完成了最后一项部署。
经过一番紧张的幕后筹划，到（1889年）正月，光绪皇帝的“大婚”和慈禧太后的“归政”事宜基本上准备完毕，于是慈禧太后于正月二十四发出懿旨：“本年正月举行皇帝大婚典礼，二月举行归政典礼。”
光绪帝的大婚典礼在（1889年2月26日_28日）三天内举行。
光绪皇帝的“大婚”典礼以后，接踵而来的是“太后归政”，亦谓皇帝“亲裁大政。”在太后与皇帝之间环绕“归政”与“大婚”两件大事展开了初次的较量。
别看18岁的年轻皇帝稚气未退，羽毛未干，然而他天资聪颖，在14年的宫廷生活中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斗争本领。早在慈禧太后发出皇帝婚配与让皇帝亲裁大政的懿旨以前，光绪皇帝就向西太后提出“颐养天年”的暗示，并开始进行具体筹划。光绪十四年二月初一日（1888年3月13日）光绪皇帝上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