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自冲龄入承大统，仰蒙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垂帘听政，忧勤宵旰，十有余年。中外奠安，群黎被福。上年命朕躬亲大政，仍俯鉴孺忱，特允训政之请。溯自同治以来前后二十余年，我圣母为天下忧劳，无微不至。而万几余暇，不克稍资颐养，抚衷循省，实觉寝馈难安。因念西苑密迩宫廷，圣祖仁皇帝曾经驻跸，殿宇尚多完整，稍加修葺，可以养性怡情。至万寿山大报恩延寿寺，为高宗纯皇帝侍奉孝圣宪皇后三次祝嘏之所。敬踵前规，尤臻祥洽。其清漪园旧名谨拟为颐和园。
殿宇一切亦量加葺治，以备慈舆临幸。恭逢大庆之年，朕躬率群臣，同伸祸嘏，稍尽区区尊养微忱。
光绪皇帝的上谕，意思是既然“上年命朕躬亲大政”，那么“圣母”皇太后“就可以养性怡情”了，暗示请她退出历史舞台。慈禧太后在光绪“吁恳再之”之下，只得“幸邀慈允”，择于四月初十日“恭奉皇太后銮驻跸”颐和园。光绪帝筹划为慈禧太后修葺颐和园乃是他企望摆脱被控制地位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策略。正因为这段谕旨，慈禧太后察觉出光绪帝的用心。所以她相应地策划提前结束“训政”的骗局，突然提出皇帝大婚与亲裁大政，让光绪帝堕入新的圈套。这个骗局除了选定她的侄女为光绪皇帝的皇后来控制和影响光绪皇帝的思想与行动之外，还经与她的心腹一起策划之后，由礼亲王世铎等人提出了一个所谓《归政条目》作为光绪皇帝“亲裁大政”永久性的法规。光绪帝的“大婚”和慈禧太后“归政”日期即将临近的时候，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初一日（1889年1月2日）世铎上奏，迫不及待地抛出了太后归政以后，清廷的办事《条目》，实质上是过去《训政细则》的翻版。明确规定了慈禧太后的最大权力，其中关键是两条：其一是，中外臣工的奏折，仍应一式两份，即太后与皇帝各一，这样太后仍可在奏折上批示懿旨，决断一切；其二是各衙门引见人员，仍照现章，就是照《训政细则》“恭候懿旨遵行”，用人大权仍在西太后手掌之中。这两条概括地说即“用人行政”，这是清廷权力之根本。所以慈禧太后对《条目》非常满意，批示为“如所议行”，实际上光绪在清廷统治权力中仍处于陪衬地位，不能完全摆脱挂名皇帝的处境。慈禧太后之所以如此慷慨大度，在“训政”仅一年半的时间，就让光绪皇帝亲裁大政，根本原因就在这里。经过大婚与归政的形式，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身上加了两道枷锁，内廷则有皇后的耳目，外廷则有《条目》为法规，慈禧太后便可以在颐和园里安心“养性怡情”了。
慈禧太后以及她的心腹，经过一阵紧张的密谋策划，在紧接皇帝大婚以后，立即宣布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二日（1899年3月4日）“己卯（初三日）上诣慈宁宫行礼；御太和殿亲政受礼。”举行“亲政”典礼，慈禧太后在表面上做出一副“即日归政”的姿态，将驻跸颐和园。
从光绪元年到十五年间慈禧太后不断变换招牌，由“垂帘听政”到“太后训政”，再到“归政。”其实，清朝的最高权力并无新的传递和潜移，各个阶段一脉相承。“垂帘听政”时期的“圣母皇太后”，在归政以后，成为凌驾于光绪皇帝之上的清朝太上皇。她“表面上虽不预闻国政，实则未尝一日离去大权；身在颐和园，而精神实贯注于紫禁城也。”光绪皇帝依旧必须“每日至颐和园请安”。综观光绪帝大婚和太后归政的全过程，隐隐约约地反映出皇帝与太后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慈禧太后控制清朝大权，至此历时近30年，她的势力盘根错节，心腹、亲信密布上下，光绪帝是初出茅庐，处世经验肤浅，当然不是她的对手，犹如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手掌一样。但西太后在形式上毕竟退到幕后，把前台让给了光绪。而光绪皇帝不满现状，怀着励精图治之雄心，他决不甘心于傀儡皇帝的地位，因而清廷高层的权力之争必然会以新的内容出现在新的历史阶段。
第三节 深宫思变求大治，欲雪国耻谋中兴
在大雪纷飞，寒风凛冽的严冬，光绪也能想到百姓疾苦，甚至想到自己和人民生活的差距。
大风暴洗刷了空气中的污浊，人们的头脑显得格外清醒，视野更加清晰宽广，此时可以说是近代民族觉醒的真正发端。
光绪帝只得忍气吞声，听任慈禧的独断专行。
孙毓汶和徐用仪两人，一唱一和，压制主战派，逼迫光绪帝，慈禧太后通过这两个亲信向李鸿章传递她的旨意。
光绪为着想挽救他的国家，使他在国际上得到一个较好的地位，吃不好，睡不好。
西太后仍牢牢地掌握着朝政大权，她绝不容许有一个与她相对抗的政治势力存在。
1895年，严复站到了历史的前台。
严复的议论在当时真可谓惊世骇俗。
鲁迅称赞严复是“感觉锐敏的人”，他“做”过《天演论》。
年幼好学
光绪其人，历来褒贬不一。但平心而论，这位赢得维新皇帝声名的年轻君主确实有理想、有朝气、有活力，他的出现为暮气沉沉的晚清王朝赢得了最后一点尊严。作为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光绪深宫思变无疑是树起了一杆变革大旗，鼓动起维新士人的希望和幻想，开启了晚清政治变革的大幕。
光绪从入宫的第二年开始，即在毓庆宫就读。由学问渊博的翁同夏同善等授读。这时的光绪年仅5岁。
清代统治者，对皇室子弟的教育，是很严格的。越翼《檐暴杂记》中记载：
余内直时，届早班之朝，率以五鼓之内。部院百官未有至者，惟内府苏拉数人，往来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倚柱假寐。然后远远望见有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入书房也。既入书房，作诗文，每日皆是课程。未刻毕，则又有满州师傅教国书，习国语及骑射等事，薄暮始休。
光绪幼年的学习情况，在翁同（的日记中有较为详尽的记载。尽管由于光绪的年幼贪玩，书房不时有些风波，但总的说来，光绪的学习是勤奋的。按例，毓庆宫于腊月二十七停课，来年正月初六日开学，然而光绪“自腊月二十八至新正初五日每日皆到书房读书写字照旧”。每年十月初十日，要举行慈禧太后的万寿庆典，六月二十六日要举行光绪的万寿庆典，每逢这样的日子，宫中总要连续几天张灯结彩，唱戏庆贺。而光绪却每日黎明“到书斋诵书史，作字，未尝间断”，或者是在别人看戏时，他“略一瞻瞩，便至后殿读书写字”。他对翁同（说：“钟鼓雅音，此等皆郑声”，“随从人皆愿听戏，余不愿也。”“太后谕云：实在好学，坐立卧皆诵书及诗。”可见，光绪幼年读书是比较用功的。
忧民念每深求治日兢兢
在光绪早期思想中，民惟邦本，兢兢求治的思想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古代的“民贵、君轻”思想，在光绪认识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当时的中国社会危机四伏，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震撼着清王朝的统治。因此，光绪将《孔子家语》中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引为座右铭。认为历代帝王“或耽安逸，或习于奢侈，纵耳目之娱而忘腹心之任者”，是造成水覆舟的根本原因。他认识到，皇帝只有爱民，国家才会长治久安；人君只有兢兢求治，才会出现太平之世。所以他提出了“治世莫若爱民”的主张。他说：“为人上者，必先有爱民之心，而后有忧民之意。爱之深，故忧之切。忧之切，故一民饥，曰我饥之；一民寒，曰我寒之。凡民所能致者，故悉力以致之；即民所不能致者，亦竭诚尽敬以致之。”
光绪在这些诗文中，提出了许多爱民措施。他极力推崇人君应“罔拂百姓以从己之欲”的主张。他说：“假使为人君者，骄奢纵欲，竭天下之力以供一人之奉，必至民心离散。”他还批评唐末统治者把天下治乱委诸气数的错误说法，指出“非关天命，乃人力所为”，由于“人君用舍失宜，横征暴敛，财尽民穷，故致此乱”。假使人君“损身克己，省刑薄敛，一洗从前之弊政，天下便可垂拱而治矣”。
光绪反对官吏巧立名目，对人民实行盘剥。他认为国家取之于民者赋税而已，君上不应收取百官的进奉。他说：“进奉之钱从何而出哉？将出于府库乎？则府库之财非即君之财乎？将出于私财乎？则一人蓄积几何，能尽输之上乎？度仍不过取之于民耳。夫剥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他指出历代人君榷盐、榷酒，“甚至竹木炭薪，马牛畜产皆有税课”，“假手胥吏滥索取盈”，使商民不胜其困，造成了“愁怨之声盈于远近”的局面。因此，他指出人君如果贪图财货，“用度奢靡，漏厄不塞”，必然会让那些善于逢迎的小人钻空子。
光绪还极力主张节用民力和藏富于民。他认为治国之道应“以理财为先，以节用为本。”他说：“善理财者，藏富于民；不善理财者，敛富于国，国之富，民之贫也……以帝王之尊，而欲自营其筐箧之蓄，其为鄙陋，岂不可笑也哉！”他总结了“秦之亡在于轻用民力”的历史教训，强调要使老百姓休养生息，不夺农时。因为“民力复则元气复，元气复则国用充。”光绪还主张立法贵简当，反对“法令繁，科条密”，使人民无所措手足。他认为有的法令“其初行之甚善，而其后渐失其意者，非法之不善，乃行法之不善耳”，因此他主张有治法尤贵有治人。
光绪的爱民思想还大量地反映在他早年的诗篇中。在《御制诗》收录的四百多首诗歌中，有相当多的篇幅是以描写百姓疾苦和农事繁忙为内容的。他在《言志》篇中写道：“阳和方布令，所重万民安。愿致中和意，先知稼穑难。”当他在太液池畔，欣赏清光千里的明月时，能想到“畿辅民食尽”，“菜色多辛苦”，并产生了“遥怜村舍里，应有不眠人”的联想；当他在冰盘竹簟、云淡风轻的荫清斋独坐纳凉之时，能想到“知有锄禾当午者，汗流沾体趁农忙”，并发出了“荷锸携锄当日午，小民困苦有谁尝”的感叹。在大雪纷飞，寒风凛冽的严冬，他也能想到百姓疾苦，甚至想到自己和人民生活的差距。他在《围炉》一诗中写道：“西山明积雪，万户凛寒风；惟有深宫里，金炉兽炭红。”光绪作为一个封建皇帝，能在自己享乐的时刻，忧念百姓困苦，并将宫廷的奢侈豪华的生活同贫苦百姓相对照，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正是因为光绪早年有这样的思想基础，所以当他亲政以后，面对“各国环处，凌迫为忧”的危局，才能奋起变法，“采西人之所长，补我所未及。”他在上谕中说：“朕夙夜孜孜，改图百度，岂为崇尚新奇？乃眷怀赤子，皆上天之所舁，祖宗之所遗，非悉令其康乐和亲，朕躬未为尽职。”他甚至主张开议院，兴民权，大学士孙家鼐谏曰：“臣恐变法后，君权从此替矣。”光绪则认为：“吾变法但欲救民耳，苟能救民，君权之替不替何计焉。”显然，光绪后期的这些言论，是与他早期的民惟邦本的思想有着内在联系的。
大厦赖群材济治由贤能
求贤若渴，破格用人在光绪早期思想中占有突出位置。在光绪的御制诗文中，有不少篇章闪烁着这种“欲作千间厦，应须大匠材”“旁求常侧席，任官惟贤才”的思想火花。光绪认为，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治，“必得贤人而共治之”。在他看来，“权者，人群所执以治天下者也，人群无权则天下不可得而治。然使权尽归于人君，而其臣皆无权，则天下亦不可得而治。”因此光绪重视选拔人才，并把选贤任能视作关系国家兴衰存亡的大事。
在选用人才问题上，光绪一反论资排辈、循资提升和以门户取人的陈腐观念，极力主张循名责实、破格升迁和惟才是举。他非常精辟地指出：“用人之道，不拘资格，惟其贤而已矣。其人贤，即少年新进亦不妨拔举之；其人不贤，即阅历之久，安得不除去之？此朝廷用人之权衡也。”清末政治十分腐朽，贿赂公行。反映在用人之上，不是选贤任能，而是凭资历确定劳绩；不是拔擢新进，而是以门户荫袭官阶。公卿台谏督抚皆循资历而致，结果“至大位时，精力已衰”，骄倨自喜，老耄守旧，使得许多年轻有为之士备受压抑，才能无处施展。光绪对此种恶习深恶痛绝，反复强调“为政者当综核名实，不次而拔之，不测而罚之，庶几可以磨砺而成大器。”历史上的任何改革都需要人才，光绪这种主张、是符合人才成长规律的。无数事实表明，破格拔擢有志之士是改革政治的必要措施。光绪早年就具备这样的认识，因此在后来的戊戌变法中，他能顶着顽固派的压力，冒着极大的风险，大胆起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拔之于庶民，置之于公卿，依靠他们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法。当变法进行到最艰难之际，新旧势力的斗争日益白热化，“皇上至是时亦知守旧大臣与己不两立，有不顾利害誓死以殉社稷之意，于是益放手办事”，特擢拔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为四品军机章京，参与新政。“拜命之日，皇上亲以黄匣缄一朱谕授四人，命竭力赞襄新政，无得瞻顾。”读着梁启超这生动感人的描述，光绪勇敢而果断地拔擢新生力量，依靠新生力量，并把自己的命运和前途与他们紧密联系在一直的情景，不是跃然纸上了吗？
知人善任，自古其难。知人就是识别人才，善任就是恰当地使用人才。光绪主张通过“明试以功”的方法考察和识别人才。他说：“自古人君劳于求贤，逸于用人。然欲任人必先知人，而知人亦不易也。必平日常见之人，常试之以事，然后其人之贤否可得而知也。”因为人的才能各不相同。“设未试以事，而曰某也可为将相，某也可使绝国，即明于知人者亦有所不能。”他评论当时的科举取士制度时说：“夫观人之法，固不可不听其言，然亦不可专听其言”，“令乡会试士子皆历试三场，登诸甲科，然后服官，其于文字盖能通晓矣，至于德行政事，犹必明试而后知。故文艺者取士之权舆也。”他反对夸夸其谈，主张通过对下属的仔细观察了解“辨之于微”，然后放到适当位置上尽其才用。
不是虚心岂得贤。光绪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能礼贤下士。他反对以人君个人之喜恶作为选择人才的标准，主张“王者用人，不可循一己之私心而应尽取天下之善。”他在评论南宋宰相赵鼎推荐秦桧的历史教训时，指出“由桧之奸邪，善揣赵鼎之意，易于顺从，鼎遂为其所愚而不觉。甚矣，人之喜顺而恶逆也。”并由此得出结论：要发现人才“必自喜直恶佞始。”“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任何人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光绪主张“用人当取其大节”，而不应求全责备。只有不拘一格地使用人才，方能发挥各种人的专长。
光绪重视人才，要求臣下都做发现人才，启用人才的伯乐。他认为有志之士如同千里马一样，无人知之，亦与“驽骀同耳”，因此，他希望臣下以伯乐为法，“察之于言，动之于微，考之于心术之隐”，尽快将人才发掘出来。他在一首诗中写道：“一洗空凡马，房精降自天。骥才当汉出，龙种至今传。迥立星眸耸，骁腾铁骨坚。若非逢伯乐，终老渥洼边。”光绪对当时嫉贤妒能，糟踏人才的风气厌恶至深，他主张不吝爵赏，广罗人才，共图大业。他读了历史上著名的孙庞斗智故事后，大为感慨：“涓自知才不及膑，及涓仕魏，使能引膑为同心，荐之于朝，戮力赞襄，和衷共济，则魏国日强，魏君可霸，即己亦身享荣名，岂不美欤？乃涓不知此，因有忌膑之心，遂起杀膑之意，卒致身死马陵，果何益哉！”光绪由此得出结论：“人臣之事君也，忠莫忠于推贤让能，奸莫奸于妒贤病国。”这里，光绪的出发点虽然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但是，他那种提倡推贤让能，痛恨妒贤病国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历史上凡有远见卓识，想做一番事业的人物都很注意广罗人才，光绪也是如此。他在诗中说：“辅弼由人访，何须以梦求；至诚先感格，天意属帝求。”这充分表现了他思贤若渴的思想和情怀。
虚怀能纳谏旁求常侧席
光绪帝认为，泰山不让细土，故能成其高；江河不择涓流，故能成其大。一个人智力有限，考虑问题很难周全，只有充分发挥臣下才能，方可集思广益，一善不遗。如果在君主周围的只是一些望风顺旨，唯唯诺诺的小人，那么君主也就很难耳聪目明，有所作为。他总结了“隋以拒谏而亡，唐以纳谏而兴”的经验教训，得出了“言路之开塞，国家之治乱系焉”的结论，并说：“朝有直臣，社稷之福，岂不信哉！”
光绪认为，臣下能否直言敢谏，与人君有无容人之量，有无纳谏的诚意很有关系。他说：“人君喜听顺耳之言，则顺耳之言至矣；人君喜听逆耳之言，则逆耳之言至矣。”他十分赞赏唐太宗时期君臣相处欢然无间，融洽信任的关系，向往那种君臣直言无隐，有时拊掌而笑，有时退朝而怒，直如家人妇子之相处，而无一毫之猜忌的局面。他认为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唐太宗在听逆耳之言时，“先觉其人之亲我爱我，匡我所不及，责我以所难，故能虚心受之，和颜悦之，愈峭直愈觉其无他也。”只有做君主的抱着这样的态度，才能使臣下畅所欲言。
光绪的一些诗文中，还表现了对士大夫巧为饰词，以逢君好的强烈不满，认为他们竞为谄谀，以图富贵，其情状玷污青史。他要求各级官吏以国家大局为重，知无不言，不应有所忌讳。他说：“为大臣者，必有嘉言谠论，然后有益于国家，若事事顺从，是容悦之臣耳，人君将安赖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