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败后，翁同（“深以旧法实不足恃”，并萌生变法念头。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说：“不变法，不大举，吾无成耳。”1895年初，他就同盛宣怀、胡1？、伍廷芳等人函论“户政、兵政、工政当须改革”以及“发行印花税、设银行、办邮政、修铁路”之类的问题。阅读并向光绪帝呈了陈炽的《庸言》、汤震的《危言》等改良主义著作。不久，又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美国传教士李佳白以及即将离任的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讨论过有关聘西人、效西法之类的改革问题，彼此就“币制、设立新政部、筑路开矿、举办实业、整顿陆海军、开办报纸新闻”交换看法，李提摩太还为翁同（代拟了维新计划，供翁参考。欧格纳还“箴余（翁自称）办事胆小”，李提摩太在会见翁同（时则“规劝余放胆干事。”翁同（也竭力结交李提摩太等人，亲自登门与李会晤，请李担任“新政顾问”，还把李写给他的维新计划呈递给光绪帝。此后，翁同（在同外国侵略者的谈判交涉中，面对各国无休止的勒索，深感国家前途危险，要求改革的愿望愈加迫切。当时，光绪帝也因西太后揽权不放和对拥护他的官僚势力不断打击而深感痛苦，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他深感王朝统治朝不保夕，颇想通过一番改革来改变目前积弱不堪之势。翁同（对光绪帝有所作为、改革国政的想法完全赞同。他很想通过支持光绪帝改革，帮助光绪帝从西太后手中夺回政权，使皇权巩固，国势增强。但是，翁同（又看到，要实现这一目的，需要有一股政治力量方能办得到，而当时他和光绪帝并没有这股力量。在朝廷中，他的门生故旧固然不少，也颇多倾向光绪帝，但不是翰林编检，就是部院郎曹，不占要角，手中无权，还帮不了他太大的忙，翁同（为此而深感苦恼。
就在翁同（渴求和寻找新兴力量支持的时候，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下，正以“救亡图存”相号召，要求变法维新，在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和官僚士大夫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康有为深信皇帝“乾纲独断”，认为只要皇帝下诏变法，就可改变乾坤。迫切希望他们的变法主张能得到皇帝的支持，通过皇帝来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挽救民族危亡。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变法活动引起翁同（的极大关注。他决定援引这股新兴力量，并利用自己的地位、声望和手中的权力来支持和赞助改良的维新变法活动。
甲午惊梦开新风
在中法战争后，甲午战争前的10年，严复另谋发展的各种办法中，最主要的就是想离开海军界，取得科举出身。严复自信学问的根底并不坏，加上自己的努力，或者不难在科场上打开一条道路，由举人、进士、翰林而至公卿，以实现自己平日的抱负；至少，也可以提高自己言论的社会影响。因为他曾深感“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的苦恼，在当时没有科举功名，在社会上是很难被人瞧得起的。于是，他就捐了一个监生，参加举人的考试，可是这一条路也始终不能打通。1885年他33岁时到福建参加乡试一次，36岁与37岁时，曾两次参加北京的顺天乡试，41岁时，又到福建参加乡试一次，结果都没有录取。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这年严复42岁。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的形势更加危急，也将严复从科场的梦想中惊醒过来，他感到不能再走这条迂缓的路了，他要与爱国志士一起，通过文字言论，大声疾呼，从事维新运动。
1895年，严复站到了历史的前台。这一年，他在德国人汉纳根创办的中文日报《直报》上连续发表了几篇非常重要的政治论文：《救亡决论》《原强》《辟韩》及《原强续编》。
《救亡决论》最先发表，对墨守成规的顽固守旧大臣以迎头痛击。严复写道，天地运行有其规律，世道盛衰有其运会。运会既成，就是圣人也无可奈何，只能裁成辅相，使天下安定。西洋入侵中国是秦汉以来未遇过的大变故，形势如此，中国只能自强救国，迎头赶上，使中国也像西方国家一样富强才是办法。但事到如今，守旧大臣依然妄想：吾为吾治，而跨海之汽舟不来，缩地之飞车不至，则神州之众，老死不与异族相往来，富者常享其富，贫者常安其贫。严复痛斥这些误国罪人：看不到西洋富强之效，真像是没长眼睛；幻想不讲富强，而中国自然可以安定，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可以自至，不是丧心病狂之人哪里会这样做！
强弱存亡，决定于一国国民的血气体力之强、聪明智虑之强、德行仁义之强，即力、智、德三者的高下。而当日之中国，令人痛心。且看在外将士，将不素学，士不素练，器不素储，一旦有急，则曳兵而走，转以器械奉敌；且看庙堂的官吏，人各顾私，于是时事大势，懵懂无知。尤其令人不齿的是趁国家有难发国难财。在朝文武如此，在野人才又如何？求之草野闾巷，所谓人才千万人之中只存一二，等于没有。如此下去，岁月悠悠，四邻眈眈，还等不到我们发奋有为，已先作印度、波兰之国之续。严复痛心疾呼：吾辈一身不足惜，但我们子孙及四百兆之人种怎么活下去？
要想图存，只有变法，严复献上变法三招：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
鼓民力首先要做的两件事是禁止鸦片和禁止缠足。假如天子亲察二品以上近臣大吏，不吸鸦片的才给任用；近臣大吏又各察部属，如此层层监督，30年间，可使鸦片之害尽绝于天下。而禁缠足更不困难。只要皇上明令诏书，给老百姓说清楚缠足的危害，规定自某年所生女子如不放足，则其家人不得受封，缠足陋习自然消失。
所谓开民智，必得废除八股，提倡西学。严复认为西洋的学问，以实际事物为研究对象，先物理而后文词，重实用而薄藻饰，喜善疑慎信古，读书只是参考。所以学问才能不断进步，才有实际用处，这才算真正的开民智。而中国的学问，即以书本为研究对象，读书就是学问的一切，所以始终逃不出古人的圈子，而学问终归无用。至于全国读书人最致力的八股，那简直是败坏民智，非废除不可。
至于新民德，那就要创立议院，反对专制。严复在《辟韩》一文中，借反驳韩愈所作《原道》中的专制思想，尽情发挥道：韩愈之误，在他只“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而自秦以来，中国历代国君，其实都是窃国大盗。君主之所以为君主，是因为世道有相欺相夺、患害不平之事，而一般人民，忙于生产，又不能兼顾，大家才一起选择公正贤明的人，立而为君，帮他们看守财产，保护性命。立议院，就是让人民共举国君。
清政府准备与日签订《马关条约》，严复得知此消息，深感形势危急，又在《直报》上发表了《原强续编》，痛斥李鸿章以“和”之一言，其贻误天下，可谓罄竹难书。严复斩钉截铁地说：“今日之事，舍战固无可言。”他分析了当时中日双方的形势，认为日本方面，因为战争胜利，统治阶级冲昏了头脑，狂妄嚣张，战争中消耗严重，国力空虚，人民终会感到战祸的惨重，起来反抗；而中国恰恰相反，它是被迫抗战，民心日合，民气日盈，下决心打它个10年、20年，终究可以打败侵略者。
严复几篇大作在《直报》一发表，立即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一年过后，梁启超在上海发行《时务报》时，还将《辟韩》加以转载。偏于保守的张之洞读罢此文，勃然大怒，写了一篇《辨〈辟韩〉书》，以幕僚屠守仁的名义也在《时务报》发表，痛骂严复说：“今《辟韩》者溺于民学，纯任胸臆，义理则以是为非，文辞则以辞害义，自相矛盾之处，不胜枚举。”连张之洞这样向有开明声誉的人尚且如此愤恨，顽固守旧大臣更是恨之入骨，一时相互串通，幕后策划，欲除严复而后快。严复一时处境危险。后经严复的知交故友多方疏解，这场风波才算平息。
严复在《直报》发表的言论，在维新诸家中可谓独树一帜，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都有一大不同。
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全部是封建教育，他们不曾到过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亲眼看到这些国家的文物制度；又不懂西洋国家的语言文字，不能直接阅读资本主义文化思想的理论著作。他们只能借少数西方传教士的宣传文字，以及江南制造局等所翻译的有关自然科学及技术方面的通俗书籍，再加上他们在香港、上海等处看到的市政管理，这些便构成他们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的主要来源。他们再附会上自己原来接受的旧学――孔孟之学、陆王之学、王（船山）黄（梨洲）之学，以及一部分佛学，便构成了他们反对专制、提倡民权的维新理论。如此理论难有牵强附会之处，这一点，连梁启超自己也不能不承认。他曾说：鸦片战争以后，西洋著述，只有制造局中翻译的科学书二三十种，在中国的西方教会也有此译书。光绪年间，所谓“新学家”欲求知识域外，则以这些书为枕中鸿秘，学问饥荒可以说是到了极点。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我辈即生育于这种学问饥饿环境中，冥思苦索，想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派。
严复则不然。前面说过，他十四五岁便到船政学堂学科学技术，25岁后又到英国留学。醉心于西方文物制度，遍观英法诸家大作。回国以后，他虽在海军界服务，但过的仍是学校生活。他除了发愤钻研中国旧籍外，仍孜孜不倦地继续研究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学说，追求西方国家以富强而横行五洲的原因。可以说，1895年时，这一位43岁的北洋水师学堂校长，对于西洋学问造诣之高，对西洋社会了解之深，不仅远非李鸿章、郭嵩焘、张之洞等洋务人士可比，就是那些甲午战前曾到过外国的维新人士，如王韬、郑观应、何启之流，甲午战后领导维新运动的康有为、梁启超们，也都不能望其项背。当时略有一点新思想、最负盛名的桐城派文学家吴汝纶，对严复曾致其源源服膺之诚。他写信给严复说：“综观现今天下，惟君能博涉群书，且能文章，学问贯东西数万里之长，通古罕见之才。窃以为国家长此因循不用贤则已，若翻然求贤，舍君其谁！”
独树一帜《国闻报》
《直报》发表的几篇文章，使严复对新闻报刊的作用亲有体会。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时，严复曾予赞助。后来他感到，如果要提倡维新和实现开民智的理想，最好是自己创办报纸。于是，他与夏曾佑等一班朋友商议，立即得到响应。便于1897年11月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国闻报》是日报，每日出版八开新闻纸一张，登载国内外时事，并经常发表社论。稿件来源，除了选择百余种外国报刊外，还派员到各地采访。国内则偏重于北方各省，国外则设访员于伦敦、巴黎、柏林、彼得堡、纽约、华盛顿等处。除了日报之外，另编一种旬刊，名为《国闻汇编》。凡是重要的事情，有存留参考价值的，便将其消息议论十日合为一本，称为《汇编》。读日报的大多是商人公务人员，但其陈述略嫌琐碎，读书人不爱看，读旬报的则多为士大夫，而其文字艰深，一般人看不了，所以同时办日报和旬报，可以适应不同的读者对象，又可互相补充。
《国闻日报》由严复邀好友夏曾佑和侯补道员王修植主持，《国闻汇编》则由严复自己和夏曾佑主持。严复从未进过报馆的门，诸事多由夏曾佑操持。
夏曾佑，字穗生，号穗卿，浙江杭州人。清末著名教育家夏鸾翔之子，与汪康年是表兄弟，少年受教于汪康年之父汪养云。他1890年中进士，授礼部主事，曾一度做过张之洞的幕僚，随考察政治大臣出过国，任译书总纂官。他又做过安徽祁门知县、泗州知府等地方官，为政清廉，百姓称颂“数十年无此好官。”夏曾佑与梁启超、谭嗣同志趣相投，其对佛学研究甚深，影响及于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与梁启超过从甚密，参与《时务报》创办事宜。这回又应严复之邀北上天津创办《国闻报》，可谓报界一杰。
《国闻报》在其创刊号中登载一则《国闻报缘起》，明白宣布：“阅兹报者，观于一国之事，则足以通上下之情，观于各国之事，则足以通中外之情。上下之情通，而后人不自私其利；中外之情通，而后国不自私其治。人不自私其利，则积一人之智力以为一群之智力，而吾之群强；国不自私其治，则取各国之政教以为一国之政教，而吾之国强。此则本馆设报区区之心所默为祷祝者也！”公然声称要讲求“民主”，提倡“西学。”《国闻报》成为当时北方最重要的报纸。
《国闻报》创刊后不到一年，一共发表了42篇社论。社论文字不是出于一人之手，并且一律不署名。但内中至少23篇是严复的文字。他常以尖锐、泼辣的文字针砭时弊。
《国闻报》创办不到一个月，便发生了德国强占胶州湾事件，守卫当地的文武官员不加抵抗，便行撤退。严复在报上著文斥问：你这个姓章的总兵（师长）是军人，敌人来了，你应当堂堂正正地告诉他们：“我武人，知有战而已，尺寸之地，不能让也……今明告汝，章某未死，此军未破，胶州尺寸之地，非汝所得觊觎也。”如果敌人真的挑起战端，我以主待客，以众待寡，未必不能取胜。万一战而败，败而死，你也是应该为国捐躯。严复感慨，清朝官兵，岂止章某如此。中国军官，大都奢华靡丽，日事酣嬉。所幸国家无事则已，一旦有事，岂有不败之理。对当时胶州那位文官知州，他也同样斥责：“中国法制，地方官有守土之职。即使不带兵，也要与城池共存亡，若城亡而身存，必为人所不齿，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宁某君难道不知道？”
在另外一篇《道学外传》中，严复描写道：你无论跑到哪里，总会碰到这么一些自号为孔、孟、程、朱之徒的读书人，面带大圆眼镜，手持长杆烟筒，额蓄半寸之发（不剃头），颈积不沫之泥（不洗澡），徐行偻背（弯背，走八字步），阔额扁鼻，欲言不言，不时还要发出冷笑。走进他的书房，笔砚之外，有《四书味根录》《诗韵合璧》《四书典林》，此外别无其他书籍。其中最广博高雅的，才有《五经汇解》之经学、《纲鉴易之录》之史学、《古文观止》之古文、《时务大成》之西学。倘若问他：“先生为何乐此不疲？”他就说：“这是功名之所在哪！”再问他：“要是改了科举，先生奈何？”他就会回答：“科举若改，国家将亡，你怎么敢出此亡国之言！”知道他有些发怒了，再转了话头问他：“先生也阅报乎？”答曰：“偶尔也看，然今日之报，即今日天下之乱民也。民主者，部落简陋之习也，各报竟然大加赞赏。殊不知支那（中国）即使改行民主，你也未必就是伯理玺天德（总统），支那即使开议院，你也未必能当议员，就是支那真的被瓜分了，吾辈仍然衣食自若，你何必在这里杞人忧天！”写到这里，严复仰天长叹：“夫学术之旧，视乎科举；科举之制，董以八股；八股之义，出于集注；集注之作，实惟宋儒；宋儒之名，美以道学。中国积两千年之政教风俗，竟陶铸出这等‘生为能语之牛马，死作后人之僵石’的废物。”
严复的议论在当时真可谓惊世骇俗。严复自己也知道这种“尖锐泼辣”的文字会得罪许多人。他曾感慨报刊文章的难做。他说，报馆编辑的文字，是与各方面的人物公开见面的，就不能八面玲珑讨好。写起文章，一举足则不能无原则，一著论则不能无宗旨。但中国办报30多年了，向见各报，其论事，或诡入诡出，或洋洋数千言，而茫然不知其用意所在；至于词事，则似是而非，若有若无，确者十一，虚者十九。严复也知道报人的苦衷和无奈，但他自己不愿这样做，宁愿就自己所闻所见，敬告天下，否则还不如不办报。
严复写文章时还多少有些顾虑，但朋友相聚，严复最好议论时事，尤其好讥评当日走红的达官贵人。每当酒酣耳热之际，一座尽倾，快意当前，不能自制，令闻者吐舌。严复也在京津一带声名鹊起。
《国闻报》和严复的大胆议论，令守旧大臣惊慌愤怒，御史李盛铎等一面对《国闻报》和严复予以恶毒攻击，一面向清廷奏劾：“天津设有《国闻报》馆，都说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道员严复合股所开，本年三月间归日本人经理，而水师学堂学生仍参与译报，请饬查禁。”清政府命直隶总督王文韶查办。王文韶是个圆滑世故的老官僚，不愿得罪风头正健的新派人物严复，便敷衍清廷：“道员严复被参各节，查无其事。”但清廷仍严令严复和水师学堂学生，以后不得有只字附登报闻。
《天演论》天下震惊
《国闻报》是通俗性的日报，所以只能写一些通俗性的文章，这些文章在社会上所起作用很大。而另出的旬刊《国闻汇编》，则刊登有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及《群学肄言》。尤其是《天演论》一出，犹如晴天霹雳，天下震惊，影响持续了十几年。
《天演论》即进化论，译自英国大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论文集《进化论与伦理学》，严复要应用进化论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向国人敲起祖国危亡的警钟。严复以优美而富于戏剧性的文笔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