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两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工未施，其借征入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敢见坡陀起伏间。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势发争长相雄，各据壤土。夏与畏日争，冬与严霜争，四时之内，飘风怒吹。上有鸟兽之践啄，下有蚁%之啮伤，憔悴孤虚，旋生旋灭。是离离者亦各尽天能，以自存种族而已。数亩之内，战事炽然，强者后亡，弱者先绝。年年岁岁，偏有遗留。未知始自何年，更不知止于何年……
《天演论》译成发表后，立即轰动一时，在知识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吴汝纶在给严复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他对《天演论》的倾倒之情：
得惠书并大著《天演论》，虽刘先生之得荆州，不足为喻。盖自中土翻译西书以来，无此宏制……以赫胥黎氏名理，得吾公雄笔，合为大海东西奇绝之文，爱不忍释，倾倒至矣！
维新人士之中，梁启超是最早读《天演论》译稿的一个人，《天演论》还没有出版，他就加以宣传，并根据《天演论》做文章了。康有为一向是目空一切的，但从梁启超看到《天演论》译稿后，也说“眼中未见此等人”，承认严复所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至如夏曾佑，更是钦佩至不可言喻。
严复《天演论》的特点在于它不是赫胥黎原书的忠实译本，而是有选择、有取舍、有评论、有改造，根据现实，“取便发挥”的“达旨。”这本书所以能起巨大影响，原因也在这里，它对外国思想的介绍翻译没有生搬硬套，而是务求服务于当时中国的需要，鲁迅称赞严复是“感觉锐敏的人”，他“做”过《天演论》。严复“做”的《天演论》确乎已不同于赫胥黎的原书《进化论与伦理学》了。
书名只用了原名的一半，正好表明译述者不同意原作者把自然规律（进化论）与人类关系（伦理学）对立起来的观点。赫胥黎是达尔文主义的勇敢捍卫者。但他认为人类的社会伦理关系不同于自然法则和生命过程。自然界没有什么道德标准，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竞争进化，适者生存。人类社会则不同，赫胥黎认为，人类具有高于动物的先天“本性”，能够相亲相爱，互助互敬，不同于上述自然竞争，“社会进展意味着对宇宙过程每一步的抑制，并代之以另一种可称为伦理的过程。”由于这种人性，人类不同于动物，社会不同于自然，伦理学不能等同于进化论。这是赫胥黎本书一个基本观点。严复是不同意这种唯心论的先验论的。在《天演论》中，他不断通过按语加以批评。例如，在译述赫胥黎“人心常德，皆本之能相感通而后有，于是是心之中常有物焉以为之宰，字曰天良。天良者，保群之主……”这段话后，就“按”：“赫胥黎保群之论可谓辨矣。然其谓群道由人心善相感而立，则有倒果为因之病，又不可不知也。盖人之由散入群，原为安利，其始正与禽兽下生等耳，初非由感通而立也。夫既以群为安利，则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善群者何？善相感通者是。然则善相感通之德，乃天择以后之事，非其始之始即如是也……赫胥黎执其末以齐其本，此其言群理所以不若斯宾塞之密也。”
这就是说，所谓人类有“善相感通”的同情心，“天良”而相爱互助，团结“保群”，也只是“天演”的结果和产物，而不是原因，是“末”而非“本。”人本与禽兽下生一样，之所以“由散入群”，形成社会，完全由于彼此为了自己的安全利益，并不是由于一开始人就有与动物不同的同情心、“天良”“善相感通。”因此，生物竞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自然进化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种族和社会。在讲社会学原理上，严复指出，赫胥黎的上述观点不及斯宾塞。
斯宾塞并非达尔文的信徒，却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倡导者。他在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前便提倡一种普遍进化的观念。这种观念是经由柯律立芝（Coleridge）接受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谢林）后庸俗化的产物，其中也混杂着生物学中的拉马克主义。斯宾塞的哲学和进化论思想充满了种种矛盾，含混不清和前后变异，但在当时，却是具有所谓完备体系，风行一时，“主宰这世纪最后30年左右英国哲学界”的著名哲学家。
严复留学英国，正当其时，深受影响，把它当做了科学真理。在《原强》中，严复介绍达尔文以后，紧接着便介绍斯宾塞，并对之作了极高评价：“美矣备矣，自生民以来未有若斯之懿也，虽文（文王）周（周公）生今，未能舍其道而言治也。”在《天演论》中，严复也一开始就在按语中介绍斯宾塞的著作，说“呜呼，欧洲自有生民以来，无此作也”。全书更多处用斯宾塞来反驳赫胥黎，特别是用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念来强调“天演”是任何事物也不能避免的普遍客观规律，完全适用于人类种族与社会。他说：“万类之所以底于如是者，咸其自己而已，无所谓创造者也。”严复非常欣赏老子所讲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认为天地或上帝并不特别对人或物有什么恩惠，人所以成为“万物之灵”，并不是上帝的赐予，完全是自己奋斗的结果，包括人的聪明才智，也是在进化中大脑容量和褶皱不断扩大加多的结果。自己努力奋斗，不断进化，就能生存、发展，否则就要被淘汰而归于灭亡。严复举例说：“澳洲土蜂无针，自窝蜂有针者入境，无针者不数年灭。”植物也如此。“嗟乎，岂惟是动植而已，使必土著最宜，则彼美洲之红人，澳洲之黑种，何由自交通以来，岁有耗减？”在《原强》中，严复也说：“达尔文曰，物各竞存，最宜者立，动植如是，政教亦如是也。”这些都是接受斯宾塞学说的表现。
但是，斯宾塞终究是当时所谓日不落国的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他那套强调个体之间、种族之间的所谓自由竞争、优胜劣败，甚至主张政府不办教育，不搞福利，不管人民健康等等，以任其自然淘汰，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欺压、剥削广大人民和殖民地民族的强权逻辑和反动理论，它本质上与严复要求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处于很不协调和实际对立的地位。所以，尽管评价很高，严复对斯宾塞这些基本主张却并未着重介绍。相反，严复倒是选择翻译了反对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的赫胥黎。如严复在《天演论》自序中所点明“赫胥黎此书之旨，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所谓“任天为治”，指的就是任凭“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起作用，而不去积极干预它。严复不满意这种思想，认为这是斯宾塞“末流之失”，从而要用赫胥黎“与天争胜”的观点来纠正“补救”它。赫胥黎在这本书里宣传的便是“我们要断然理解，社会的伦理进展并不依靠模仿宇宙过程，更不在于逃避它，而是在于同它作斗争。”主要是由于这一点，而不是别的什么理由，使严复对这本新出的通俗书大感兴趣。并立即翻译了过来。总之，一方面虽不同意赫胥黎人性本善，社会伦理不同于自然进化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赞成赫胥黎主张人不能被动地接受自然进化，而应该与自然斗争，奋力图强。一方面虽然同意斯宾塞认为自然进化是普遍规律，也适用于人类；另一方面又不满意斯宾塞那种“任天为治”弱肉强食的思想。
这一态度完全是当时中国的现实所决定的。严复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巨大的刺激下着手翻译《天演论》的。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列强看到日本如此得手，都眼红心急起来，纷纷各划势力范围，要求“瓜分中国。”当时中国首次面临帝国主义各国大规模入侵宰割的危亡局面。但当权的封建顽固派却依然故我，不肯改革，顶着“天朝大国”的纸帽子不放。封建知识界的士大夫们也仍然抱残守缺，夜郎自大，愚昧无知，空谈夷夏，还认为中国作为“圣圣相传”的“礼义之邦”，优越得很，特殊得很。严复所以要大声疾呼地介绍达尔文、斯宾塞，就是针对这种现实情况，强调进化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客观普遍规律，是中国与外国、人与自然万事万物均如此，“虽圣人无所为力”的“运会”。严复要突出进化规律的普遍有效性，要宣传、介绍事物共同遵循这个普遍观念，要指出中国并不特殊，并不例外。因此不能再麻木不仁，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历史悠久，人口众多，便不会亡国灭种。他举出上述动植物和美洲红人、澳洲黑人等等作为例证来警告。这也就是他接受、推崇、宣传斯宾塞和用以驳难赫胥黎的地方。
但与此同时，也是更重要的，是严复要人们认识这种规律后，不应自甘做劣等民族坐待灭亡，而应该赶快起来进行奋斗。只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一致，奋发图强，命运还是操在我们自己手里。这就是他选择翻译赫胥黎这本书，要用赫胥黎来“补救”斯宾塞的原故，也是他在提倡西学的文章中，对比中西时特意提出：“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西人恃人力”，以及称颂欣赏荀况、刘、柳“制天命而用之”“天人相分”思想的原故。严复要人们重视的是：自强、自力、自立、自主……这才是严复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演”思想的真正动机和核心。严复在各种著译中再三说：“万类之所以底于如是者，咸其自己而已，无所谓创造者也。”“要当强立不反，出与力争，庶几磨砺玉成，有以自立，至于自立，则彼之来，皆为吾利，吾何畏哉！”“国之兴也，必其一群之人……人人皆求所以强而不自甘于弱。”严复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对中国的前途，如对人类的前途一样，抱着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乐观态度。
可见，强调自然进化的普遍规律和人们应该适应这一规律而团结起来，自强、自力、自主、进步，以与外物斗争，不再受别人的欺侮、主宰和控制，这就既不是斯宾塞的一般进化观念，也不同于赫胥黎的人性本善的伦理学说，表面看来，严复折衷赫胥黎和斯宾塞，似乎是矛盾，实际却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创造”。
《天演论》用自然科学的许多事实，论证了生物界物竞天择、进化无已的客观规律，以达尔文主义的科学性和说服力，给了当时中国人以发聩振聋的启蒙影响和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立即成了当时正涌现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重要精神食粮，煽起他们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天演论》在思想上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即所谓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满者，固为风潮所激发者多，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
然而，《天演论》的作用还不止此。人们读《天演论》，不只是获得了一些新鲜知识，尽管例如破天荒第一遭儿知道西方也有并不亚于中国古圣贤的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也出来了”，确使人备感兴趣；也不只是获得对某些问题甚至是救国之类的大问题的具体解答，尽管这种解答的确掀起了上述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更独特的是，人们通过读《天演论》，获得了一种观察一切事物和指导自己如何生活、行动和斗争的观点、方法和态度，《天演论》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对自然、生物、人类、社会以及个人等万事万物的总观点总态度，亦即新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态度。晚清末年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和封建家庭加速地瓦解崩溃，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不同于封建士大夫的新式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在迅速涌现，严复介绍过来的这种斗争、进化、自强、自立……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正好符合他们踢开封建羁绊，蔑视传统权威，锻炼身体与自然界斗争（封建社会是根本不讲体育的），走进人生战场，依靠自己力量去闯出道路来的需要。而这种观点和态度，又是以所谓“科学”为依据和基础，更增强了信奉它的人们的自信心和冲破封建意识形态的力量。自《天演论》出版后，数十年间，“自强”“自力”“自立”“自存”“自治”“自主”以及“竞存”“适存”“演存”“进化”“进步”……之类的词汇盛行不已，并不断地广泛地被人们取作自己或子弟的名字和学校名称。今日老人中，此类名号恐还有不少。这就深刻地反映了严复给好几代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以一种非常合乎他们需要的发奋自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这是《天演论》独创性之所在，也是这本书及其思想长久风行，获得巨大成功的主要原因。
第四节 宫外红杏欲入墙，大内圣主求贤渴
4月15日康有为即知其主要内容，无比震动，悲痛万分。
康有为说着说着声音变得嘶哑，放声大哭，在场举人无不受其感染群情激愤，一致决议联名向皇帝上书。
5月1日这一天，北京城风和日丽，阳光明媚，1300余名举人和北京的部分京官名流都聚集到松筠庵，景色秀丽、环境幽雅的松筠庵一下变得十分热闹。
康有为个子不高，面皮白净，高额浓发，双目炯炯有神，举止不俗，颇有学者风度。
各省举人扬言要抬着棺材到孙家去示威，请人处死这个卖国贼。孙毓汶吓得不敢出门。
1898年1月10日一早，康有为与仆人收拾行装，准备南归，门房忽报：“军机处翁大人到。”
顽固派头子荣禄被猛击一闷棍之后，哑口无言，呆若木鸡。
康有为因为太激动了，声音有些颤抖和嘶哑。
天安门前，早已黑压压地跪着一地听诏的京官。
公车上书
在北京城，深宫思变与宫墙外的躁动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但却是各行其是，一时还难以沟通，打破这种隔阂成了变法的目标和必须首先跨出的一步。
甲午年是士子们的大比之年。《马关条约》签订之时，正好各省举人云集京城赶考，这其中就有康有为及其弟子。
康有为在中日谈判开始时，就十分关注谈判进程，他通过京中的一些官员，可以较早得到消息。《马关条约》的草案电传到北京，4月15日康有为即知其主要内容，无比震动，悲痛万分。有着几千年悠久文明，数万万国民和近千万平方公里疆土的中华大国竟被区区日本岛国打败，屈膝求和，受尽凌辱，而且还要被迫签订如此丧权辱国的条约，这真是奇耻大辱。
在痛定之后，康有为即令在京的弟子梁启超、麦孟华、江孔殷、赖际熙等人分头联络各省入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共同请求清廷拒签《马关条约》。
次日，广东参加会试的部分举人聚集在康有为的住所，来京参加应试的湖南举人也参加了这次集会。这次集会由康有为主持，他满腔悲愤地介绍了《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同时剖析了实行这个条约所带来的危害，说着说着声音变得嘶哑，放声大哭，在场举人无不受其感染，群情激愤，一致决议联名向皇帝上书，请求朝廷不要缔结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奏折由康有为草拟，当场有广东和湖南的举人共81人在这个奏折上签了名。由梁启超领衔将上书呈递都察院。康有为和梁启超还建议各位举人向相识的京中大臣、学者及其他官员做工作，请他们也出面反对签订日本提出的不平等条约。
各省的举人听说广东和湖南的举人已率先上书，于是莫不发愤，纷纷联名上书。福建、四川、江西、贵州等省的举人首起响应，继而江苏、湖北、陕西、甘肃、广西、直隶、山东、山西、河南、云南等省的举人也联袂上书，台湾举人尤其悲愤，罗秀惠等举人捶胸顿足，涕泣而请命，坚决反对割让台湾，闻者莫不哀之，北京市民也深受感动，甚至连“闾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
《马关条约》的内容很快就传遍全国，举国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各界人士纷纷谴责李鸿章卖国罪行，要求清廷收回成命，拒签条约。
空间的民族灾难使中华民族获得觉醒，正如梁启超所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封建统治者长期将人民视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也自视之为奴隶。正如奴隶敢抗颜干预主人之家事，主人必勃然大怒，不是摈斥就是谴责，奴隶对于主人家事罕有关心者一样，在封建专制统治高压下的中国人也多视国事与己无关，虽经国耻国难，也漠然不动其心，圆明园被焚、福建水师覆灭，对于异省之民有若视为异国之事，不知痛痒，未尝稍改其顽固嚣张之习，直到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台湾被割，赔款2亿两，创巨痛深，而酣睡之声乃惊起，于是慷慨爱国之士渐起，谋救亡保国之策也所在多有。
其时，按清朝的政治制度，举人是无权直接向皇帝上奏的，因而举人们分别到都察院上书请求代递，一时都察院门前衣冠塞途，车马阗溢，士人们的爱国热情空间高涨，虽然上书有的所言或通或塞，或新或旧，驳杂不一，而士之气稍申，自此开始。都察院最初对举人们的上书活动置之不理，虽收下呈文，但不予代奏。4月27日，侍读学士文廷式和戴鸿慈联名上奏，介绍了“各省会试举人呈请都察院代递，拒与日本议和，至有痛哭流涕者。”光绪皇帝始知举人（又称公车）上书实情，由于皇帝的干预，都察院才不得已将各省举人上书代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