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审官答不上来，支支吾吾地说：“我奉命监斩，其他什么也不知道。”
皂役按刘光第跪下，刘光第昂然屹立，硬是不跪。杨锐劝他说：“裴村（刘光第字裴村），跪就跪下，听他怎么说。”刘光第这才跪下。
刚毅才宣布完处斩他们的“上谕”，杨锐就争辩起来。刚毅连忙阻止道：“有圣旨在，不准说。”
杨锐气愤地反驳说：“这都是你们这些人陷害！”
刚毅哑口无言。
下午3时，六人被押到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成千上万的人闻讯前来观看，把刑场围得严严实实。他们依然神态自若，在临刑前，谭嗣同突然大声叫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看着这悲壮的场面，许多人禁不住掉下泪来。
这六人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戊戌六君子。”
康梁出逃
正是慈禧回宫的前一天，下午黄昏时，康有为出北京内城，留康广仁、梁启超设法救光绪。次日黎明赴天津，于日暮时抵达塘沽。
康有为原拟乘招商局海晏轮去上海，该轮定于初六（9月21日）下午4时开行。因无票不许搭客餐房，而官舱空气欠佳，遂改搭英国太古公司重庆轮，于上午10时启碇离塘沽。此时政变已发生，诏谕步军统领衙门逮捕康有为，交刑部治罪。步军统领崇礼率缇骑300围南海馆，始知康有为已出京。是日傍晚北洋大臣奉旨，即派员往紫竹林、塘沽等处搜查，始知康有为乘重庆轮南下；乃急派飞鹰快艇追驶，并电上海道蔡钧搜捕。
重庆轮过烟台时，康有为登岸游览，并购梨，拾石子，然后回船，可谓从容自在，不知大祸将临。北京亦有电报致烟台莱青道彭某，命设法逮捕。电报到时，彭某适去胶州，彭某急返烟台，而重庆轮已开走。彭某命飞鹰快艇继追。飞鹰快艇，新自德国购来，时速30海里，倍于重庆轮。如开足马力，定可追及，但舰吏黄某认为“若追索，英必不交，事更难，不如以煤不足复命”。管带刘冠雄因此中道折回，后被治罪下狱。
八月初六，上海已纷传政变的消息。次日已知康有为乘重庆轮来沪。上海道蔡钧，于初七日购得康有为的照片多张，分交所派缉捕人员。另商请税务司派洋员乘轮预在吴淞口守候，并以其堂兄认识康的相貌同往指认。
八月初八，上海道蔡均要求英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白利南（R。Brenan）准予派人搜查自天津开来的所有英轮，告以奉命逮捕康有为，原因是康有为进毒丸，光绪帝因而毙命。英总领事仅允自派巡捕两名到船查缉，不许中国派员登轮搜捕。蔡钧乃遣其秘书将康有为的照片送给白利南，以为逮捕之助。并说捕获之后，将送酬金2000元。南洋大臣刘坤一亦悬赏3000元，以励缉捕。
白利南此时已决定拯救康有为。蔡钧亦自白利南的亲信人员探得此消息，英方似不拟交出。蔡钧为表示忠诚起见，“拟该船到后，即上船查捕。先行禀闻，请示遵行。”
白利南救康有为的动机，一系基于同情和正义，一系受李提摩太的电托。康有为南遁之前，曾往见李提摩太，告知去沪的事，后政变发作，诏令缉办康有为。时李提摩太正偕其秘书程流氵育寓居北京米市施医院，程乃劝李提摩太设法拯救康有为，李提摩太遂电请白利南相救。后康有为到了日本，闻系途中有人致电于上海英领事，曾特向李提摩太致书道谢：“仆得贵国舰保护，幸免于难，此皆足下大力拯援所致，感激何尽。”
这时上海非常紧张。白利南接到许多中国官员来信，确知康有为乘重庆轮南下，准于初九日抵沪。中国侦探和巡捕，为了争取重赏，极为兴奋。
重庆轮将在法租界的码头靠岸，白利南深感不易采取适当的处置，以防止中国官吏拥上此船。初八日上午，有一艘英国船名叫“额尔道拉图”号开抵上海，正当驶往泊船处时，被一只中国驳船拦住，一位水上巡捕（英国人）即上船搜查。因事前未得白利南的同意，故白利南向上海道蔡钧提出抗议。抗议是事后的官样文章，于事已无补，最好是事前防备，方为有效。白利南有了这次的经验，使他决定在吴淞口外截船。同时为了避免领事馆人员公开涉及此事，所以请上海工部局职员濮兰德前往处理。濮兰德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且又自愿效劳，是一位适当的人选；至于他愿意效劳的原因，据他自己说，是因为维新派主张“联英恶俄”的原故。
客轮快进吴淞口时，康有为检点了行装，正坐在乘客中看书，忽然有个英国人走到他面前，用英语低声问他道：“您是密司特康有为吗？”
康有为本是懂得英语的，连忙点了点头。
那英国官员便将他引进特等舱中的一间小室内，并取出一帧照片，问他道：“这是您的相片吗？”
康有为接过照片一看，果然是自己的相片，便又点了点头。
那英国官员又问道：“您在北京曾企图谋杀皇上么？”
康有为听了，万分惊奇，摇头笑道：“我怎会谋害皇上？先生何故出此奇言？”
那英国官员便掏出一份公文告示，递给康有为观看。康有为接过那告示来仔细看了一遍，原来是上海道蔡钧的告白，抄着上谕：“康有为进红丸弑上，图谋不轨，著各地官府立即密拿就地正法！”上面还盖着上海道的官印。康有为见了又惊又惧，禁不住全身抖动起来。
那英国官员道：“先生不要着急。你只需说明，究竟有进红丸谋杀皇上之事没有？”
康有为也找出皇上给他的密诏，流着泪道：“我是奉诏去沪办报的。皇上待我，恩深义厚。皇上有难，我无力援救，已是万分悲痛了，怎会谋弑皇上，做那叛逆之事？”
那英国官员听了，才点头道：“我乃英国领事馆参赞濮兰德。我国领事也知道先生是个维新志士，助皇上变法维新甚力，决不致有弑上之事，而且深知先生是主张联英抗俄，与敝国友好的；所以特命我以兵船前来援救先生，请先生快随我过船。否则，进吴淞口时，上海道的清兵捕快就要上船来搜索了。”
康有为见有公文告示为证，决非假造，又见濮兰德态度尚较诚恳，只得随他下船，转到英国兵舰小艇上去躲避。他上了英国小艇之后，心情很乱，听说皇上遇弑，也不知情况怎样？又担心广东的父母，北京的兄弟和许多亲人们的命运；而自己的前途也十分渺茫，生死未卜，今后更不知到何处去容身？他坐在小艇的船舷边，望着茫茫的夜海，心事浩渺，不能自已，忙找出纸笔，首先写成一首七绝。
忽洒龙嫠翳太阴，紫微光掩帝星沉，
孤臣辜负传衣带，碧海青天夜夜心。
写好后，情犹未已，又急草了一份给正在广州的门生弟子徐君勉的绝笔书，托他照看母亲。信上写道：
吾以救中国故，冒险图变，竟至不测，命也。然神明何曾死哉？君勉为烈丈夫，吾有老母，谨以为托，照料吾家人，力任大道，无变怠也。同门中谁能仗义，护持吾家吾国者，吾神明嘉之。任甫若存，并以为托。
孔子生二千四百七十五年即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九日有为绝笔告。
信写完了，他内心仍很激动，又挥笔写了一份绝命书：
我专为救中国，哀四万万人之艰难而思变法以救之，乃蒙此难。惟来此人世间，发愿专为救人起见，期皆至于大同太平之治。将来生生世世，历经无量劫，救此众生，虽频经患难，无有厌改。愿我弟子、我后学，体吾此志，亦以救人为事，虽经患难无改也。地球诸天，随处现身，本无死理；至于无量数劫，亦出救世人而已。聚散生死，乃理之常，出入其间，何足异哉！到此亦无可念，一切付之，惟吾母吾君之恩未报，为可念耳！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九日，康长素遗笔。
写好后，他又一一仔细浏览了一遍，才交给弟子李唐好好收藏，然后便站起身来，抓住船舷，想要蹈海而死，却被李唐一把抱住了。船上的英国人也闻声赶来，大家苦苦相劝，才把他自杀的念头打消。
后来，康有为师徒二人又被转移到了英国邮船巴特勒号上。
此时上海道蔡钧，听说康有为已经乘坐“重庆号”由津来沪，便派出兵船，装载大批探捕武弁，开出吴淞口去，截拦“重庆号”，要求登轮搜索。只因英国驻沪总领事拒绝签署搜查证，所以遭到“重庆号”船长的拒绝。等到“重庆号”开进吴淞口停泊时，众捕快上船抓人，康有为却早已转移走了。
蔡钧见“重庆号”上没有搜出康有为，知道已经转移，急忙派人侦察，访知康有为已经转移到了英国邮船之上，便派出两艘兵船，出海追捕。那英国舰队也不示弱，派出两艘兵舰夹船护送，并且还从威海卫调来主力舰护航。蔡钧派来的兵船自知力量不敌，才转回上海去了。
十四日夜晚，英国邮船巴特勒号抵达香港，康有为才脱离了危险，登岸后，暂时寄寓在英国巡捕房内。
此刻，他最担心的是皇上和梁启超、谭嗣同以及他的胞弟康广仁等人的命运。
到达香港后，他就急着翻阅报纸。从香港收到的各地来电看，国内的局势是很紧张的。《字林西报》传单称：“江汉关道出有赏格，拿获康有为者，赏洋二千元，已见昨报。兹复探悉北洋荣中堂赏格，如有捉住康某者，赏洋三千元，而南洋刘制军赏格则为二千元云。”《中外日报》讲的更加详细：“据京师传来专电云：皇上病势沉重，恐致不起。本月忽逢上谕，将康有为革职严拿，拘获后就地正法。是日，京师九城门均派兵严守，如有形迹可疑之人，立即拘拿。现康有为之弟广仁，已被拘获，监禁刑部狱中，拟即日请旨正法云。”《国闻报》也登有消息说：“有西人自北京来，传述初六、七日中国朝局既变，即有某国驻京公使署中人，前往康氏弟子谭嗣同处，以外国使馆可以设法保护之说劝之。谭嗣同曰：大丈夫不做事则已，做事则磊磊落落，一死亦何足惜！且外国变法未有不流血者，中国以变法流血者，请自谭嗣同始！即纠灵敏十人谋大举，事未作而被逮……”
这些消息，都令他心痛欲绝，五内不安。
自从受到皇上接见重用以来，他对光绪帝是很感戴的。他觉得光绪有求治之心，爱民之意，能兼采西方之所长，接受民权之思想，不弄权术，不逞粗暴，是一个理想的维新皇帝，立宪君主。如有良臣辅佐，无人掣肘，其成就决不致在日本明治天皇、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之下。而今遭遇事变，陷入慈禧魔掌，生死未卜，真令人惋惜之至！
梁启超是他最心爱的弟子，英才慧敏，博闻强记，而文笔尤称犀利，时年才26岁，正在青春有为之年，却遭到了这样的事变；万一被害，不仅是整个民族之损失，而且也将成为他终身之憾事！
最令他牵肠挂肚的则是康广仁的被捕。他只有这一个同胞兄弟，从小相依为命，形影不离。这次广仁的被捕，完全是受他的牵累。从各地报章评述来看，显然是凶多吉少。慈禧、荣禄这些凶残的政敌，抓不住他，便拿住他的兄弟泄忿，这是很令他痛恨的。同时，他也因广仁的性命无法挽救，而感到无限焦虑和悲痛。
康有为逃到香港后，寓居上海虹口的广东人联名致函字林西报，请登如下的鸣谢启事，“叩谢大英国水师提督、领事馆，以及各国商民，爱我粤民之诚。”
康有为出走后，伊藤博文尚在北京。八月初九日（9月24日），李鸿章宴伊藤，席间谈及康有为之事。李向伊藤说：倘使康有为逃往日本，“贵侯必能执获送敝国惩办。”伊藤答曰：“不然，康之所犯如系无关政务，或可遵照贵爵相所谕，若干涉国政，照万国公法，不能如是办理，当亦贵爵相所深知。”这固然名正言顺，但也可以看出伊藤的态度。随伊藤来访的伍加先生（大冈育造），时亦在座，对康有为深表同情。他说：“据仆愚见，与其将康有为搜拿惩办，不如加以培植，以为振兴中国进步。”这是一种很天真的想法。伊藤则比较了解世情，他对张元济等人说：“一个国家要变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定要经过许多挫折才会成功。诸位有志爱国，望善自保重。”不论他二人的说法如何，都充分表现他们很同情维新分子。
康有为既抵香港，八月十五日，驻香港日本领事上野季次郎即将康有为脱险赴港的事电告大隈重信。康本人亦于十六日致电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求救。电云：“上废，国危，奉密诏求救，敬请诣贵国。若见容，望电复，并赐保护。”八月二十四日大隈回电，令上野领事通知康有为，他可在日获得保护。
时日本志士宫崎寅藏在港，康有为因欲去日本，并希望日领事去见他，曾命人将此意告知宫崎。宫崎与宇佐君同至日领事馆，面见上野，探其意，遭领事拒绝。次日又往请，仍遭拒绝。第三次去时，上野领事不在，宫崎乃将康某之历史记述留给上野，翌日，上野态度大变，函招宫崎前往，谓“欲以个人资格而访康君于警署。”此事虽与宫崎奔走的关系不大，因日领事早知康有为的身份，然康有为至此方始与宫崎相见。宫崎记康当时形状，“敝衣垢面，愁眉双锁，直隐然惹侠士之同情。”
越数日，康有为恐新任出使日本大臣李盛铎对他不利，乃请宫崎“传此意与大隈伯，而使勿受李，否则仆宁暂止行日本，而至英国。英国之欢迎于仆与贵国之欢迎等，仆所以背此厚意，不西辙而东其辕，以同种兄弟之国故也。”宫崎以康有为怯懦，颇表轻视，答以“堂堂日本国，侦探警察之严，为世界首屈一指，足以保护，至于去英去日，亦可先应英国之厚意，然后游日本”。康有为原为故作激词，至此无话可说，乃约宫崎与宇佐同行，宫崎即刻答应，并赠送康有为银两千金，康有为拒绝接受。
港督认为香港刺客太多，非安全之地，如能去日、英，对中国维新运动将有大益，甚赞成康有为去日本。九月初五日康遂偕同弟子、从者等六人，与宫崎、宇佐两君，乘河内轮离港去日。
康有为在香港共留20日，临行时，香港政府派便衣警察护送，所经之处，均密布警卫，抵码头后，由水上警察以小汽艇送上船。为防止刺客隐匿船上，河内轮不载其他中国人，可谓保护周密之至。香港政府除资助康有为家属外，并赠康本人1000元为船资，日本领事上野君亦赠350元。九月十日晚抵达神户，时正夜半，船泊于神户港外，日官数人乘小艇一接，欲趁夜静引康等登陆，然后导入警署。在警署内，康有为改装易服，次日前往东京。
再说梁启超最后一次面见谭嗣同，从谭宅出来即往访李提摩太，两人议定由容闳去见美国公使，梁启超去见日本公使，李提摩太往见英国公使。当时美使在西山，英使在北戴河，均无法晤及，只有梁启超见到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梁对日使写出：“仆三日内即须赴市曹就死，愿有两事奉托，君若犹念兄弟之国，不忘旧交，许其一言。”林权助因事急，召通译前来，代替笔谈。梁启超告知政变事，“请解皇帝之幽闭，使玉体安全，并救康有为氏。所说奉托之事，只此二端。”林权助完全应允，并劝梁启超随时前来使馆，当予救援。梁含泪而别。林权助乃将此事告知伊藤，伊藤亦愿救他，并说：“梁这青年，是个非凡的家伙啊！真是个使人佩服的家伙。”
当晚，梁启超果来，林权助与伊藤决意救他。伊藤说：“这是做了好事。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去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梁遂留于日本使馆。八月初七日，谭嗣同来，劝梁启超东游，并托以所著之书及时文辞稿数册，而自愿就义，初十日谭遂被捕。捕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曾苦劝其东游，他不听。
林权助恐梁启超久匿使馆有所不便，决定送其去日。这时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正好在北京，林权助便将此事托付于他。八月初十日梁启超剪去发辫，改着西服，与郑永昌化装成商人模样，至天津车站月台时，被人发现，遭巡捕追踪。他们即雇船，于夜十二时下白河，逃向塘沽，行抵新河附近时，被北洋大臣荣禄所派的小汽船快马号追及。清兵二十余名，疑康有为在内，不顾郑永昌的抗议，用绳将郑领事之船套住，欲拖向天津。双方相持不下，清兵并跃登上船。翌晨七时，船到塘沽，遇日本大岛军舰。以林权助事先已电告该舰，郑领事挥帽招呼，该舰即放下小艇。清兵见状，仓皇返回快马号，匆匆逃去。郑领事送梁启超登大岛舰，并托舰长妥为保护。因快马号回津报告，当局疑康有为已上大岛舰，乃派王得胜、吕宗祥、聂士成率三十余名士兵，于九时半抵塘沽停车场。聂士成盛怒，欲上军舰捉拿康有为，郑永昌峻拒。王得胜、吕宗祥从旁劝阻，聂士成始止。护理直隶总督袁世凯续派道员黄史镇、总兵镇源去塘沽交涉，又派陆军教习洋员魏尔曼去日舰查探，“倭船坚不肯认，佯作不知康犯。”
八月十一日王照亦得日人之助，登上该舰。十七日，林权助电告外相大隈，谓梁启超与王照二人已上大岛舰，因须保密，不可将彼二人托由商船带往日本，宜令大岛舰开回日本，而另派一舰来津。次日，日本海军大臣西乡从道令大岛舰开回日本军港，须磨舰开往大沽。九月初一日，须磨舰已到，大岛舰启程返日。九月初三日，船抵日本。日本志士平山吉伴行。
（摘自《戊戌百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