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张勋的想法，他本来连这样的保证也不肯作。他说：“单是这夫人的名份就只有一个，你怎么能掰得成两瓣？将来对外应酬往来，甚或朝廷有什么恩赏封赠之类，肯定只能由正室夫人出面领衔，怎么可能叫她也搭上一份？妈那个巴子！这小娘们真叫鬼绝啦！她不愿嫁给老子，却想出这么多的鬼点子来折磨人！”阮忠枢便笑着劝说：“你老哥何必那么认真呢？现在根本大义已经解决了，你且诸事先答应她，等把她娶过来了，要怎么摆布还不一切由你？”张勋却把眼一瞪，说：“那怎么成？大丈夫一诺千金，岂可视同儿戏？”最后，总算由阮忠枢调停，双方达成协议，由张勋保证除政治待遇之外，准予未来的二房夫人邵雯与正妻曹琴享有同等的家务决定权力和物质生活待遇。张勋还特于小站镇上置地兴建公馆一幢。嫁娶当日，公馆张灯结彩，酒筵大开，高朋满座。袁世凯特许以洋乐一队、八抬花轿一顶隆重相迎，一切礼仪排场，均与初婚无异，完全符合张勋的保证。那邵雯小姐见着这番派场，总算半推半就嫁进了张府。
此后，张勋便沉溺在这如花似玉的如夫人的缠绵情怀之中，竟然在整整一年间，完全忘记了把南昌的正室曹琴迁来天津安家那回事。直到一年之后，他才不知突然触动了哪根神经，竟又想起了南昌城里那团不忍遗弃的糟糠。于是，又在天津松树里英国租界内置地兴建洋式公馆一幢，毅然把两个老婆正式安置在一起。后来，直到终生，他都严格地遵守自己的诺言，把崇高的政治待遇赋予了正妻曹琴，同时也让邵雯享有与她同等的物质生活待遇和家务处决权。他把家庭权力和义务关系处理得“天公地道”，可是，他现在也和所有的群奸群宿者们一样，用荒淫的作乐，埋葬了圣洁的爱情。正室曹琴业已成为爱情的朽木，而随着岁月的进程不断增加着的姨太太们则只是明码正价的性玩具。
随袁巡抚山东省，获“壮勇图鲁”荣誉
就在张勋昏昏噩噩沉溺于妻妾事务之际，他的顶头上司袁世凯却一刻也没有停止他的谋求政治权力的钻营投机买卖。天津小站虽然是袁世凯精心谋得的一块起家之地，但袁世凯绝不愿意一辈子呆在小站为清政府练兵，戊戌年间他虽被深深地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但他毕竟还只是一名离着权力中心很远的三品道员。后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赐予他候补侍郎的高官，也不过是个空衔而已。他需要的是实权，即使暂时进不了中央政权核心，最起码也要先弄个称霸一方的封疆太吏当当。终于，到1899年底，当他的新建陆军训练3年期满之际，恰好就有一个天赐良机，果然使他如愿以偿。
原来，就在北京城里闹变法，天津小站训新军这些年，山东地方形势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自从甲午战后，各国迫使日本势力暂时退出辽东和山东之际，德国“朋友”那双虎视眈眈的眼睛早已盯准山东。恰巧1897年11月1日，山东曹州巨野张家庄农民因反对外国教会横行霸道，杀死两名德国传教士（史称巨野教案）。14日，德军即以此为借口强占了胶州湾，并逼迫清政府撤换了山东巡抚李秉衡，代之以张汝梅。嗣后，德国人又强占日照，进一步把整个山东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进一步激起了山东人民的愤怒反抗。这时候，一个原先隐没在冀鲁边广大农村地区的秘密民间组织――义和拳，活动日益频繁和公开起来。义和拳本是一个反对封建官僚压迫的民间秘密会社。它的成员大体都是一些贫苦农民、小手工业者和失业游民。他们早先袭击的目标多为贪官污吏和地方豪强。但自从帝国主义势力大举侵入，尤其是大批披着传教士外衣的侵略者深入到农村勾结土豪霸占田产、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之后，他们便转而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外国侵略者。于是，这个组织渐渐变成了一个自发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群众性爱国团体。他们重点打击外国教会势力，今天在这里烧一座教堂，明日在那里杀个把教士。山东巡抚张汝梅制止不住，又被各国驻华公使拱下了台。1899年3月，清政府又换上满族官僚毓贤去当山东巡抚。但毓贤就任后，山东的义和拳反帝活动不仅没有得到抑制，反而愈发如火如荼发展起来，已经成了燎原之势。1899年夏天，山东四十余州县就发生义和拳反教会事件一千余起。面对这严峻的形势，各帝国主义列强一面酝酿直接出兵“惩罚”清政府，一面仍逼迫清政府撤换昏庸无能的山东巡抚毓贤，并明确提出要清政府派年轻有为的袁世凯担任山东巡抚，以为其侵略利益提供强有力的保护。而这时候的清政府对于义和拳的活动采取了首鼠两端的态度，一方面暗中鼓励他们，并想利用他们为朝廷服务，且确已使得一部分义和拳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另一方面，又担心他们的势力膨胀起来后不可收拾，因而又向帝国主义列强妥协，答应按各国要求再度撤换山东巡抚。就这样，袁世凯不仅得到了山东巡抚的实缺，而且被准予将他所训练的装备精良的新建陆军全部带往山东压阵，于是，野心勃勃的袁世凯终于又在政治上爬上了一个重要台阶。
如果说他过去在小站当个一军之长所接触的机要还毕竟有限的话，那么，现在，当他正式当上了一名集政治、军事、经济大权于一身的封疆大吏之后，他的不可告人的机密要务可就真正地多起来了。因此，他现在必须利用机构变动的机会把那个“忠勇诚朴”而心眼太死的张勋从身边支使开去。但是，人要调出，感情却不能伤。于是，按照一般的官场戏法，张勋跟随袁世凯到达山东后，立即得到一项重要职任――袁世凯叫他去担任武卫右军先锋队统领。
原来，袁世凯进驻山东时，清政府曾命他改编山东各地旧防军，把整个山东的34营旧防军通过汰老去弱，缩编为20营，共万余人，一齐并入武卫右军，称为先锋队。袁世凯把这支万人大军交给张勋去统率，而且给它起个漂亮的名号，一方面是为了显示他对张勋的“特别倚重”，使这位笨大爷体体面面高高兴兴离开权力中心。而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则是，他即将在山东展开一系列军事行动，而为了保存实力，他又不愿动用他的小站嫡系部队，他需要张勋率领这支杂牌军去替他卖命打头阵，反正打垮了于他损失不大，而打赢了利益全是他的。这也正是他偏偏要把一支稀里哗啦的野鸡队命名为“先锋队”，而让真正的精锐部队敛锋束刃的根本原因。
张勋早在小站捅娄子后，就已察觉出袁世凯对他的疏隔。现在，这种明明白白的官场把戏自然骗不了他。但他也知道袁世凯这座正处于蓬勃上升时期的靠山眼下还绝不可丢。因而，他就不能不继续老老实实服从他的调遣。此外，从面子上来说，这支先锋队的人数几乎与小站新军人数一样多，合在一块占了整个武卫右军的一半。让他去统领这支队伍，就等于把半个武卫右军托付给了他，这个职任，也确实非同小可。因此，他就来个顺风张帆，干脆装了一脸糊涂相，显出一副感激不尽的样子前往谢恩，兴高采烈地荣登上新任。
接着，他便按照袁世凯的指令，把队伍拉到鲁北地区兜剿“拳匪”。他知道，现在是他向袁世凯表示忠诚和显示实际军事才能的时候了。前头已有事情办得使他不满，如果此番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那就有进一步被他甩脱的危险。他目前还无法靠得上比袁世凯更为可靠的靠山。因此，出发之前，他就慷慨激昂地向袁世凯递交决心书说：“昔吾祖被难于粤寇，此番拳匪作乱适与粤寇同罪。吾得大任率师剿匪，乃上保国泰，下报家仇。拳匪不灭，誓不为人！”
果然，他干得非常出色。他先后在信阳、海丰、滨州、浦台、利津等州县集中优势兵力，将各处义和拳分割包围，命炮兵营管带雷震春先以猛烈炮火轰击拳民窝集点，然后用马队冲杀，最后以步兵打扫战场。往往把整座整座的村庄完全荡平，杀得鸡犬不留。据雷震春报告，他在滨州的皂李庄，一次就残杀拳民“一千数百人”，“至尸骸遍野，堆积犹存”。张勋也亲自出马，在信阳书院包围一百余名不肯投降的“悍匪”，当场杀得一个不留，尸体丢进五个大坑集中掩埋。其状惨不忍睹。但张勋还嫌不足，六七月间，他又率军越过山东边境，进入直隶，从庆云、盐山，一直打到沧州，把冀鲁边区义和拳的故乡剿办了一个一干二净，而他的部队几乎没有任何损失，彻底解决了山东的“治安隐患”，使袁世凯在各“友邦人士”面前赢得了空前的荣誉，据当时的著名记者黄远生报道，各国“教士等之归自中国者，莫不颂述其恩”。事后论功，张勋和雷震春这对日后还将在复辟闹剧中再度搭档的老战友，以其剿办“拳匪”的杰出表现，获得了袁世凯的特别嘉奖。
于是，张勋又一次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使得袁世凯对他的忠诚深信不疑，并且不得不出自内心重视他在军事方面的实用价值，从而舍不得随意抛弃他。结果，他便把自己牢牢地拴在了袁世凯卖国求荣的贼船上。
但是，张勋素来打仗有瘾。当他领着武卫右军先锋队大摇大摆开进沧州之际，北面有消息传来，说各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华联军正在进攻天津、北京局势岌岌可危。朝廷已令袁世凯出兵勤王。张勋过去常听袁世凯念念不忘强国御侮，忠君爱国，往往讲得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因而，在张勋的印象里，袁世凯还不失为一条忠君爱国的热血好汉。如今，在这种外侮加身，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他岂能无动于衷？因为他的部队离天津已经很近，他料想袁世凯必定命令他就便继续督师北上拱卫京津，以纾国难。这对于张勋来说，显然又是一次杀敌立功的大好机会。而且这一回若能出阵，乃是保卫京师，直接效命皇室，其意义之重大自大待言。现在，他的部队已全部装备了洋枪洋炮，虽然尚嫌训练不足，但他自信有地主之利，足以对付几队人生地疏的洋鬼子。因此，他一得到消息，便即刻致电袁世凯，力请北上勤王。
没想到袁世凯只把他那请战书略略瞟了一眼，便轻轻地丢进了废纸篓，转脸对侍候在旁的阮忠枢笑着说：“这个张勋笨蛋，就知道打仗！他以为洋人可是义和拳那么好打的么？你赶快给他回个电报，着他即刻赶回济南，就说有要务相商，免得他在北边惹事生非。”
原来袁世凯对于中国大局以及自己的应对方略早已成竹在胸。他可不愿做什么与朝廷同荣辱、共患难的耿耿忠臣。他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和趁机谋取更大的利益。他料定几名愚顽透顶的清朝王公大臣准定抗不过八国联军的进攻，最终免不了一个卖国求和的结局。他完全没有必要把自己的实力赔进去白白得罪了洋人，最后反被朝廷出卖、洋人抛弃，弄得个两头失落。但他又明确地认识到，目前国内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取代这个腐朽的朝廷，帝国主义列强虽然有意要惩罚一下这个朝廷中的部分排外分子，实际上也不会轻易抛弃这个傀儡政权，最终还将由这具政治僵尸出面来代表中国。因此，他也不敢公然得罪朝廷。他一方面暗中联络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和各国驻华代表，实许所谓“东南各省中外互保”，一方面派出淮军登州总兵夏辛酉率领武卫右军先锋队中的6个营进京应付西太后，并秘密嘱咐他一路慢慢走，避开洋兵，不要打仗，等洋兵攻下了北京，太后和皇帝必然出逃，那时再迅速赶上去“保驾”。这样，他就两面都不得罪，将来无论情况如何变化，他都稳坐钓鱼台。他本来完全可以派张勋去执行这一任务。但他深知张勋死脑筋不会拐弯，若叫他去，他必定立功心切，忍不住对洋兵大动干戈。他本人战死并不足惜，但破坏了他的两面讨好计划，问题可就大了。因此，他不仅不能派张勋就近北上勤王，甚至连把张勋继续留在山东北部边界上都不放心，而一定要把他“管制”在济南，方为万全。
张勋一介莽夫，哪里知道这么多的阴谋诡计？他得到袁世凯的回电，还以为袁世凯真的是邀他回济南商讨救国大计。等他急急赶到济南时，却见袁世凯笑嘻嘻，亲热热，优哉悠哉地请他喝茶聊天，从江西名楼滕王阁一直聊到济南奇景趵突泉，只顾给他教授华东历史名胜课，军国要事却是半句不提。急得张勋抓耳挠腮，最后终于忍不住插嘴问道：“抚台大人召勋回济究竟有何急事？”
袁世凯这才装做突然被提醒的样子哈哈大笑说：“是啊，是啊，你不问起我倒忘了。不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我是想给你挪动个位置。你知道，那支山东地方杂牌军我并不看重，原先派你去统领，只是因为剿匪任重，别人无能担当。如今，你已经胜利肃清了匪患，劳苦功高，我不想叫你再在北边战场上吃苦受累了，那支杂牌军就叫夏辛酉带去勤王吧。你还是回到我的小站新军本部来，给我去统带右翼步队第一营。这可是我的真正精锐啊！想来你该明白我对你的眷顾了。”
张勋听了这话，不觉心里“咯噔”一下凉了半截子。至此，他才明白，原来袁世凯往日大讲特讲的所谓“忠君爱国”“抗敌御侮”全是一派虚言。实际上，他在养精蓄锐，坐观成败。他不仅不会把他的小站班底派出去跟洋兵作战，连山东杂牌军他也只给6个营让夏辛酉带走。现在，他张勋已经“荣幸”地被袁大头算作亲将兜进口袋保护了起来，但眼看杀敌立功、捍卫社稷的宏图大志又将成为泡影，他不禁心痛得鼻头一酸，眼眶里竟不由自主地滚出两行热泪来。看来这情绪已无法掩饰，他干脆放声抽泣起来，喉音哽哽地说：“主公恩遇，敢不感铭终生？只是国难当头，身为俾将，不能为君赴死，马革裹尸，于心何安？”
“嗯，少轩真乃爱国志士，忠勇可嘉啊！不过，为国立功岂在一朝一夕？今后日子还长，机会多着啦！你看我那龙虎狗（即王仕珍、段祺瑞、冯国璋）三大将，不是来到山东都还未建寸功吗？要知道，我的精锐，不到关键时刻，我是不会轻易使用的。一旦派上用场，那就是万世之功。你现在已有精兵一营在手，还怕来日无功？”袁世凯见张勋那副傻样子，心里直感到好笑，但口头上还是好言相慰。
张勋好不容易才慢慢恢复了平静，领命前去接了新任。从此窝居济南兵营，每日除点名操练之外，无所事事。只听说北边八国联军攻陷天津，打下通县，杀进北京，两宫蒙尘，“西幸”太原，再迁西安。接着，李鸿章回京议和；皇帝在西安下诏“变法”；太后明谕“量中华之物力，结舆国之欢心”，全面接受十二款条约，凡参加排外抗洋的王公大臣及各军将领等等都将丢乌纱帽或者丢脑袋云云。
起初，他听到那些连连失利的消息还非常着急，心里直埋怨袁世凯未能让他去立马横刀，为皇上保上一驾。直到听了这最后一条，他才大吃一惊，豁然明白原来朝廷并无抗敌到底的决心，联想起以往中国跟外国打仗，没有一次不是以屈辱求和作结，他终于顿悟了，朝廷的政策核心，还是要与外国修好。而且他们往往都能一修就好，根本用不着什么忠臣义士去为之保驾。因为一方面，可以明显地看出，外国人本来就没有打算废黜他们，另一方面，他们有的是中华之“物力”去“结舆国之欢心”，谁要是一看到外国人进犯中国，就懵懵懂懂地跑去卖力御侮，到头来谁的脑袋准得成为朝廷向外国人求和的见面礼。他对朝廷的这一套做法实在无法理解，甚至难免有点寒心。但从另一方面想来，他又感到坦然，反正天下是皇帝家的天下，皇帝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用不着别人去操闲心。做臣子的，第一要务是认真领会圣上的真实意图，切实按照圣上的精神实质去办事，免得打错了主意，弄得糊里糊涂丢了脑袋。想到这里，他对袁世凯在整个联军进犯期间养精蓄锐，坐观京、津失陷、皇帝逃亡的一系列荒唐做法，突然有了充分的理解，原来，袁世凯才是真正领会了圣上的精神实质，而如果按照自己的一腔血气之勇贸然北上，即使不像聂士成、李秉衡那样枉死战场，也要被朝廷把脑袋割了提去向洋鬼子赔罪。想来自己这条小命能侥幸活到今日，实乃蒙了袁世凯的大恩大德。这样，他原本对袁世凯不让他出战所抱的怨气，便自然而然地变成了由衷的钦佩和感激。
想着想着，张勋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激动。他不由得感慨万端地来到袁世凯内府，“扑通”一声跪在他的跟前，口称“感谢主公活命之恩”，脑袋直如捣蒜一般磕得数不清点数。反倒弄得袁世凯白眼瞪天，莫名其妙。直到问清原由，他才捻着两撇短须哈哈大笑说：“少轩呀少轩，人说你是榆木脑筋不开窍，照我今天看来，倒不一定哩，来来来，快快坐下，再说说看，除了道谢之外，你对世事还有什么体会？”
“洋人不可惹，圣命不可违！这是我积数十年见闻经历，至今才领会到，而恩公大人却早已实行了的一条至理。张勋不敏，日后愿能常得恩公指教！”
“哈哈哈哈，少轩果然长进不小。照这样下去，终有一日我倒要拜你为师了。”袁世凯听了张勋赞誉，一时得意非常，竟又毫无顾忌地向张勋敞开了心扉。他接着说：“妈那个巴子，有人在老子衙门前放了一只圆王八，头戴翎顶，跪在洋大人跟前献媚。这些个大胆刁民哪里知道，本部院若不与洋人修好，岂有今日山东之安定？还有人谣传山东为独立王国，说老子是什么‘鲁王’。妈那个巴子，区区一省之王，老子可不在乎！”
这一夕谈话，对张勋的影响之大，恐怕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他不仅由此而进一步领会了袁世凯的欺世之道，而且通过加深与袁世凯的感情，获得了很大的现实利益。没过几天，袁世凯就向逃在西安的慈禧圣母皇太后保奏张勋“叠次剿匪，尤为出力”，由参将提升为副将和记名提督总兵，赏给“壮勇巴图鲁”的勇号。张勋自离广西边防以来，已经连续10年没有得到提拔，而此次数月之内竟得连续一提一记名，外加御赐荣誉称号，这是何等明显的关爱！而实际上，张勋所得到的还不止这些，日后，他得以“面仰圣颜”，直接邀宠于慈禧太后，无不得益于此次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