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一系列非同小可的圣恩荣宠，张勋无不感戴得刻骨铭心。每回“面奉谕旨”，他总要在太后跟前热泪盈眶地誓死效忠。他成了落日黄昏中的大清皇朝门口的一尊矢志不逾、忠诚无比的守门神，他为能获得这个地位很高的看门的差事而感到无尚的荣耀。
张勋虽然当官多年，但他的真正显贵，却只能从幸遇太后之日开始算起。过去，他一直只能投靠别人，转战各地，上不能入庙堂而邀君宠，下未得可归自己统属之寸土。打来打去始终只是一位寄人篱下的挂单将军。现在，他却既居庙堂之高而常得君宠，又有一个有权有地有固定任所的高级职任。虽然从名义上看，他还只是四川建昌的一名地方军政长官，但实际上他已直属太后领导。现在，连直隶总督袁世凯也不能直接给他下命令，任何人要调用他都必须经过“老佛爷”亲允。张勋二字已进入“老佛爷”亲握的官僚名册，他的命运直接操在“老佛爷”本人手里。这使他在政治上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在经济上，他也开始真正地阔起来。他不仅可以吃空缺和贪污冒领各项装备费用，而且从总管太临李莲英那里学会了卡脖子敲外官的进门礼。除开皇亲国戚和朝内外一品大员之外，一般的二三品以下的各级地方官吏若想进宫办事，那就得老实打点一笔“敲门费”。对于这种公开的敲诈，从上到下早已见怪不怪，他完全不必担心受到什么参劾和斥责。他的实际年收入已达白银十余万两，很快就积聚了一笔相当可观的家产。除了原有的天津公馆之外，他又在北京南河沿买下了一座大院（现在的北京饭店就是建在当年张勋的院址上），安下了一个新家。他让正室曹琴留在天津松树里英租界给他守着那座豪华的冷宫，而把侧室邵雯接到北京新家同居。不久，他又花费1.2万两银子把当时在北京城里很有名气的河北梆子戏女演员傅筱翠买下来充了三妾。他给每名妻妾都雇佣了丫头、老妈和家庭教师。两处公馆都有一群厨师、花工、清扫、维修等仆役人员。他又往故乡汇回一笔银票，着他的堂弟张芝珊替他在南昌新建了一座公馆，并在老家置下一批田产，以预留后路。为了使这位堂弟在地方上交游方便，他又通过李莲英在太后面前活动，给他弄了个“正二品资政大夫”的空头官衔，使得这位老弟在江西除了巡抚之外，其余任何地方官见了他都得优礼相待。他还把他的另一位名叫系邵的堂弟弄到他的皇宫卫队里当了一个五品衔的武德骑尉。实际上这位老弟根本就没有上过岗，而是长年奔走于北京、天津之间，替他担任家务总管，在卫队里挂个名，只不过是为了领一份干俸而已。
由于江西籍广东巡抚许振？和湖南巡抚陈宝箴都在1899年前后死去。至此，江西已少有在京师或地方荣任一二品大官的人。而随着政治经济地位的上升和巩固，张勋却在江西籍寓京官僚中渐渐露了头角。于是，可怜的江西老表们便有意推戴他出来当个盟主，想弄个适当的机构，为江西人进京城办事提供点方便。但也有人担心，张勋自幼穷愁潦倒，形成了怕穷的心里，如今新贵，一定把钱袋守得很紧，叫他牵头出钱兴办公益事业，恐怕没门；再说，张勋虽是江西人，但却从小吃尽了江西的苦头，直到闯出了江西才算活出了一个人样子，因此，那曾经对他并不怎么仁慈的故乡，未必能唤起他的多大好感。
然而，事实却恰与这些人的担心相反。张勋虽然出身贫寒，但他生性豪爽侠义，从来就不是一个小气人，更何况他毕竟见过大世面，与那些鸡肠小肚的农村土老财和市井守财奴有着很大的区别。此外，他还有着浓厚的出人头地的表现欲望和衣锦还乡、荣宗耀祖的观念，虽然在他卑微的当年，故乡对他并不客气，但也正因为如此，他就越想向那些短见浅识的故乡人显示他今日的成功和他的仁慈宽厚。这和当年冠盖还乡、慷慨而歌《大风歌》的汉高祖刘邦的心情是完全一样的。因而，对于足以向故乡人民一显气派的这桩“义举”，张勋不仅未予推辞，而且热心得很。他一甩手就捐出白银2万两，和其他一些江西籍在京人士一起创建了北京江西会馆，并且另外又单独创设了一个北京奉新会馆，为进京办事的江西同乡提供免费食宿；对于那些不幸零落京师的穷乡亲，还发给回家川资和沿途零花钱。
1906年，全国废科举，兴学堂，他的堂弟张芝珊建议他捐款在家乡兴办一所初、高两等小学，张勋又慷慨捐钱7100余贯，他还把在家乡的地租收入大部分捐出救济贫困村民，设局施药施棺，广布仁德，并嘱咐其堂弟张芝珊说：“苟于地方有济，则听弟之所为，捐吾财勿问也。”据《赤田张氏王京公宗谱》记载，在张勋显贵后的短短数年之内，他光捐助故乡办学、济贫和修桥补路就花费了白银十数万两。而当1904年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时，他所进献的寿银却只8000两。由此可见，他在布施乡党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热情高到了何等程度。
如果说他在为故乡兴办公益事业上还带有某种个人目的话，那么，他在对待故旧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独特品格，就只能纯粹解释为义气。
1903年春，当许多官僚政客得知军机处领班大臣荣禄将死，庆亲王奕？有望继位，而一时间纷纷丢下荣禄，转向庆亲王府行贿献媚之际，张勋却一如既往地坚持到荣府请安视疾，并尽其所能到处打听和延请名医为其诊病献方。他甘心为垂死的荣禄白白地花费了上万两银子的医药费，而直到庆亲王奕？正式继任了军机处领班大臣，他才封了2000两贺银前往恭喜。他侧身宫禁，又与李莲英相好，最先知道奕？升迁的消息，他也并非不知交结奕？对他日后升迁的重大意义，他只是根据往日的感情深浅自然而然地这样处理着人缘关系。
稍后，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使他这憨厚重义的秉性表现得更加充分。原来，自从广西提督苏元春打发他离开广西边防之后，这位好好将军并没有制止住广西防军兵匪相通为非作歹的恶习，只是他把住了一点，从那以后，他的部队不再骚扰越南境内的洋鬼子，而专门抢杀中国人。这一来，洋鬼子虽然不再到北京去给他捅漏子，但兵匪们闹的时间太长，便难免伤及一些地主豪绅的利益。于是，就有人向北京告状，说他克扣军饷，纵兵为匪，祸害百姓，罪恶滔天。恰巧这年3月，岑春暄新任两广总督。苏元春以自己资格老，岑春暄年轻新进而有点不服他的管，惹起岑的怨恨。当岑得到朝廷要他调查苏元春的指令时，他连最简单的调查程序都没有履行，便既刻奏报“据查属实”，并额外加上一句“不杀元春无以严戎备”。
岑春暄曾在1900年太后西逃的路上护驾有功，从那以后便深得慈禧宠信，因而，他的奏报一到，慈禧太后即批示“交部严议”。
这一来，苏元春便倒了血霉。他被革职逮讯，一辆囚车押到北京，经刑部奉旨核议，定为死罪，临候当年秋季处斩。这时，苏元春已经60岁，膝下无子，只有一名幕士董乔羽跟随来京，16万两银子的积蓄已经拿出交公抵偿以往克扣的军饷，至此已是山穷水尽。朝中一些老朋友，甚至连那些广西籍的老乡谊，都生怕招惹嫌疑而躲得远远的。他在京师监狱里完全死门绝路，孤立无援，看来惟有眼睁睁等着死期光临。
然而，就在这时，张勋得到消息。对于这位已经整整疏隔了11个年头，如今又惹翻了圣怒，人人避之惟恐不及的老上司，张勋却一往情深。他不仅亲赴监狱探视，而且甘冒忤逆圣意的风险，迅即调动起一切可用的关系，去为这位倒霉的老上司说情缓额。他不惜拿出数万两私银，以苏元春的名义，先送上奕？2万两，又送给总管太监李莲英和刑部满族尚书荣庆各1万两，请求设法挽救，并在奕？跟前长跪叩头大哭不止。说他曾跟随苏元春多年，深知苏元春虽有过失，但他戍边19年，没有功劳有苦劳，何况他的父亲和自己的祖父一样，“曾为朝廷抗击粤寇而被难”，照理应当免罪。奕？是天字第一号见钱眼开的大贪官，一见张勋“代”苏元春奉上白花花纹银2万两，加上张勋情真意切一番哭诉，他早已把什么本朝王法忘到了九霄云外，当即答应到太后跟前去活动。结果，太后果然被这些贪官说动（实际上也是刑部把苏元春交出充公的那16万两银子转入了她老人家的私库所起的作用），答应看在苏元春父亲为国捐躯的份上，赦他一死，着发配新疆充军，总算保住了一条老命。而张勋为了这事，除操心跑腿之外，还整整赔上了4万多两银子，比早年他在苏元春帐下历年所得俸禄加外快的总和还多。
加入北洋成心腹，开辟东北拜把子
就在张勋安居宫侧，沐浴着浩荡皇恩，围着他的家庭和故交新知玩弄着一桩桩运动金钱和人情的勾当之际，他的老上司袁世凯却正在紧锣密鼓地着手创建他的即将名震海内的北洋军。
袁世凯并不满足于当个平平庸庸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他的窃国野心早在小站练兵之日即已露端倪。如今，他已处于远比小站时期优越得多的地位之上，他自然要趁机干出一番更加“宏伟”的业绩。1903年，他建议朝廷设立练兵处，由奕？为督办，自己为会办，共同主持在全国范围内组建和训练一支全国统一的、统属中央调配的正规军。先由袁亲手在北洋建立新军六镇。这样，袁世凯便需要大批无限忠于他个人而又有带兵才能的官僚来充当他的各级军官。他把小站新建陆军的全套班底一律提拔起来当了翼长、统领等高级将领，这时，张勋作为宫廷禁卫，本已脱离了袁世凯的系统。因而，袁世凯在安排六镇正规军军官序列时，并没有把张勋考虑进去。但是，袁世凯的野心还不仅在统率六镇新军。他需要把凡能抓得到手的军队统统抓到自己手里，因而，他又把驻扎在直隶境内的原有淮军各营整编为39营，命名为“北洋巡防营”，作为北洋六镇的别动队，分驻直隶各州县，用于弹压地方、缉捕盗贼、巡查电线等等。在人手紧张的情况下，他又想起了张勋。从感情上说，这个忠诚老实、勤劳勇敢的笨蛋，虽然没有他的家兵家将、弟子幕僚那么亲近，但自从小站练兵起，他毕竟跟随自己多年，历次活动都显示出他确是一根可用之材，把他随便扔了殊为可惜。于是，他便决定还是得把他拉入北洋体系。为了把张勋调出为其所用，他特向奕？和慈禧太后报称直隶北境匪患严重，需要暂借张勋率师缉剿。直隶为京师畿辅，治安问题至关紧要，“老佛爷”只得照准。
于是，张勋又得到机会重新回归了袁世凯的营垒。袁世凯命令他率领北洋巡防队中的8个营赴直隶北境，兜剿常来这一带骚扰劫掠的蒙古“马贼”，并有权节制驻扎在北口一带的其他北洋部队。尽管这并不是一项什么大不了的委任，但张勋还是很乐意接受。因为他从袁世凯与慈禧和奕？的亲密关系中，已经隐隐地看出袁世凯和他的红红火火的北洋军在未来中国所必然要占据的重要地位。他能够挤进这支队伍占据一个位置，抓得一支军队在手，总比单纯蹲在皇宫守门更划算。何况这一来，他就可以脚踩皇室和袁世凯两只船，一方面继续以端门宿卫的身份直接邀宠于太后，另一方面通过加强与袁世凯的联系抓到更多的兵权。他成了同时手握朝野两支军队的实力人物，而且他还担着建昌镇总兵的地方职务，一身三任，正合了古代孟尝君狡兔三窟的处世妙诀，使自己处在一个左右逢源的非常有利的位置之上。
1903年夏，他率领着这支四千余人号称先锋马队的骑兵，北出居庸关，分驻宣化、大同。他又拿出当年在山东剿办义和拳的劲头，来对付那些常常数百骑结伙越过长城进入直隶和山西行劫的“马贼”。但是，这些“马贼”都是上等的蒙古骑手，强悍凶猛，行动迅疾，神出鬼没，善打游击，远比当年山东那些呆板地坚守村庄以弱抗强的义和拳更难对付得多。往往是官军搜剿到西边，他又在东边出现，待官军再赶到东边，他又窜过了西边。弄得张勋的先锋马队四处扑空，疲于奔命，白白折腾了好几个月还连一根匪毛也没抓着。
然而，张勋毕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一旦获得战场指挥的自主权，他往往就能发挥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刁钻战术，加上他的骑兵装备精良，远非“马贼”们的几把钝刀和几支破枪可比。因此，他很快就意识到要剿灭这批股匪，关键在于摸准其行动规律和窝集地点，而不能坐等地方报警，然后再派兵去步“马贼”的后尘，结果反被“马贼”牵着鼻子团团转。
为了摸清“马贼”的行动规律，他挑选了一批精兵化装为商旅北出张家口，一直深入到内蒙古草原深处，进行秘密侦探。而同时把大队人马驻扎在宣化、大同城内，任凭地方官频频报警，老百姓被掠杀得鬼哭狼嗥，他只是饮酒作乐，按兵不去。弄得当地官民一致认为他是一名昏庸无能的混蛋将军。有人甚至向袁世凯告状，称他“坐观贼掠，亵渎职守”。以至于连袁世凯也不得不电促他“积极兜剿，毋得贪逸苟安”。气得张勋眼冒金星、鼻孔生烟。他一面向袁世凯发电申辩，一面把宣化、大同两名知府召到帐下，点着鼻子骂了个狗血淋头，说：“妈那个巴子，你们懂得什么兵略戎机？老子来剿贼自有老子的剿法，你们这些狗头知府、县官们再要瞎告鸟状，破坏了老子的军机，老子要先毙了你们！”
吓得两名知府汗流浃背，诺诺连声而退。回府后，连忙驰书下属各州县，告以“张将军自有治贼之计，汝等不得妄议”云云。
就在各州县得着知府告戒，正在疑疑乎乎的时候，张勋开始行动了。他仍然不去触动那些在内地游动抢劫的贼帮，而把军队一部分开进内蒙古去端那些事先侦察出来的匪巢，一部分设伏于各关隘要道口，专等内掠的匪帮北归时，以密集的排枪突然杀出，一鼓聚歼之。个别“马贼”侥幸脱逃，回到老窝时，却只见一片废墟。他这种先端窝后杀贼的办法，对于那些远离巢穴流动抢劫的“马贼”，恰有以毒攻毒之妙。结果，不出一年功夫，就把当地原驻防军历年无法对付的“马贼”搜剿了一个一干二净，使那些早先对他极为不满的府、州、县官们，不能不对他刮目相看。
胜利之后，张勋把被“马贼”们往日劫去的财物以及“马贼”们本身固有的财物统统载运归来卖了充作“军饷”。实际上除拿出一部分奖赏有功将士之外，其余的全部充了他的私囊。这种把戏自然遮不过地方官们的耳目，但大家已有前番告状不准反遭其辱的教训，知他有些来头，且得匪患肃清，地方安静，也就算是蒙了他的大恩大德。因此，大家不仅不再参劾他，反而各自备了“万民伞”，吹吹打打送到张勋行辕，又联名修书上报朝廷，盛赞“张将军靖匪有方，保境安民，劳苦功高”。张勋领兵征战多年，这还是第一回获得所驻地方府县官员的赞誉。这不仅使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而且使太后特别推恩给他长了一级薪俸。事实使他进一步明白，尽管在紫禁城里坐守宫门日子过得安逸无比，但要显示才华，还是要到血雨腥风的战场上来纵横驰骋。他的表现没有使袁世凯失望。他又一次以自己得宠不骄，忠于旧谊的实际行动，使自己在袁世凯的营垒中赢得了巩固的地位。尽管他始终没有成为袁世凯的心腹，但至此，袁世凯的任何一名心腹，都不能不对他表示出一定的尊重和认同。
按照袁世凯“借调”张勋剿匪的说法，本来，张勋完成剿匪任务之后，就应该回宫廷执勤。但就在这时候，日俄两国在中国的东北发动了一场争夺侵略权利的战争，直隶提督马玉昆被调往辽西驻防。于是，袁世凯又得到理由继续借用张勋防备俄国人来犯直隶。原来，早在1900年，俄国人就以清剿义和拳为名，侵占了中国的整个东北地区，而这块地方，原乃是日本人在甲午战争中就曾占领过的，当时日本迫于俄、美、英等国的压力，不得不忍痛撤出，没想到俄国人当年起劲动员日本撤军，嗣后自己却趁机挤了进来。日本人岂能咽得下这口鸟气？加上这时候，英、美两国也觉得俄国人便宜占得太过分，而暗中怂恿和支持日本向俄国开战。清政府原来是亲俄的，但自从俄国人侵占东北之后，也就与俄国产生了仇隙。现在日本人要惩罚俄国，清政府便以为这正是一个“以夷制夷”的好机会。于是，他们转而欢迎日本来中国领土上打仗。但他们又不敢公然得罪俄国，便只得在表面上宣布“严守中立”，并划定辽东地区为日俄战场，暗中指望日本人“帮助”中国把俄国人赶出东北。他们以为这是一条维护中国利益的“绝妙好计”，殊不知一个国家连自己的领土都要让给两个强盗去用战火焚烧，还能指望从中获得什么利益！但聪明绝顶的袁世凯等大臣们的如意算盘就是这么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