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这场“府院之争”的导火线，源于中国是否应该对德国宣战的争议。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胶着期。英、法、日本等协约国为扩大对德战线，曾向段祺瑞暗许，中国若对德宣战，协约国（特别是日本）将给予北洋集团以资金和军火援助。这就大大有利于段祺瑞扩充自己的实力为实现独裁创造条件。因而段祺瑞决心要迎合日本人心愿，实行对德宣战。而黎元洪为了遏制段氏凭借外援扩充实力的野心，偏在这个问题上坚持不与段祺瑞妥协，力主中国保持中立，不与德国绝交宣战。张勋对这场争斗的实质了如指掌。他突然发现在这场混战中，无论站在谁的一边，都对自己没什么实质性的好处。而且，法国和日本还曾先后逼迫他亲自向两国使者低头谢罪，这两次受辱的阴影几乎永远无法从他心头抹去，而比较起来，德国在他的印象中反而要好一点。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在小站练兵那些年跟德国教习巴森斯等人交过朋友，彼此建立了一定的信任；另一方面是因为当年他在兖州图谋倒袁时，曾通过寓居青岛的溥伟等人与德国人洽商过从德国购买军火的问题，并得到过德国人的暗中允诺和支持。现在段祺瑞要投入日本和法国的怀抱攻击德国，历来讲义气的张勋自然感到接受不了。此外，段祺瑞于4月25日召集各省督军及特区都统到北京开会，俨然又摆出总理的架子，公开出面，亲自布置倒黎运动，使得张勋这位“北洋盟主”颇感受了冷落，堂堂的“老大哥”，怎么肯甘心给那神气活现的段总理“小老弟”提靴子当啦啦队员？正是这一切，使得张勋无论如何再无兴趣跟着段祺瑞瞎起哄。他不仅不附和各省督军拥段绝德，反而公开通电反对段祺瑞的绝德主张。不久，段祺瑞强行宣布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德国驻华公使辛慈被迫下旗离华回国时，张勋还特约辛慈的专车在徐州停留了两个多小时，并亲自登车与辛慈进行了亲切交谈。
张勋的不合作态度，弄得段祺瑞一时大慌，急忙召倪嗣冲和徐树铮到眼前密商，最后决定无论如何要紧紧拉住这位辫子大帅不放，以免他在北洋内部捣蛋，打破他的整体部署。具体的办法还是给他灌米汤，极力恭维他为北洋盟主，怂恿他接着召开第四次徐州会议，由他牵头率领督军团再次向黎元洪发难。倪嗣冲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势利之徒，他曾是袁世凯称帝的积极拥护者；袁死后，他伙同张勋成了积极的复辟派；现在，他又投入段氏门下当起了老走狗。此番进京开会，他被黎元洪召进总统府斥责了一顿，因而对黎恨之入骨。徐树铮阴险奸猾，眨眼一个鬼点子，绰号“小扇子”，说明他善于扇阴风点鬼火，是段祺瑞的黑高参。这两位领了段的旨意，便一前一后围着张勋吹捧不迭，又勾结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木式不停地撺掇张勋赶紧召开第四次徐州会议。
于是，张勋不仅觉得有了面子，而且又突然发现这还可能给他的复辟事业带来新的契机。他暗示同意帮助段祺瑞倒黎，但段祺瑞必须赞成他拥护清帝复辟，而且还要劝说冯国璋亦取同一态度，结果，经过倪嗣冲、徐树铮等人紧张活动，冯国璋果然欣然同意派胡嗣瑗为代表参加会议，而且明确表示“唯大哥马首是瞻！”
这么着，到5月22日，第四次徐州会议果然热热闹闹地开起来了。除了段总理、冯副总统和少数几个省是派代表参加之外，亲临参加大会的督军、省长大人即有直隶的曹锟、山东的张怀芝、安徽的倪嗣冲、浙江的杨善德、福建的李厚基、江西的李纯、河南的赵倜、湖北的王占元、奉天的张作霖、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陈树藩等11位，真可谓盛况空前。
会议的公开主题是倒黎。特别是会议的第二天，又传来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祺瑞内阁总理职务的通电，更激起与会者“义愤填膺”。倪嗣冲甚至拍着桌子连哭带骂，誓与黎元洪不共戴天。于是，就产生了推倒黎元洪之后，应该接着推举谁出来当总统的问题。这时，北洋军阀内部直、皖两系已经形成。因而皖系的都提名段祺瑞，直系的提名冯国璋，非皖非直系的则提名徐世昌。张勋为非皖非直系者，但他对这三个人都不感兴趣。他所念念不忘的是真命天子溥仪。不过，他想让溥仪当的不是总统，而是皇帝。因此，他对于会议搁浅在一个总统问题上徒然浪费时间颇为不满。他决定抓住时机立即深化会议主题，把大家的注意力迅速引向他的预定目标。他对与会者说：“各位如果还想办共和、选总统的话，最好还是先辞了督军去当议员。因为共和民国的《约法》规定总统只能由国会选出，并没有赋予我们各省督军、省长选举总统的权力。所以，我看，如果要选总统，我们这会也就不必再开了。”
众人一听，立时便明白了张勋的意思。想一想，张勋说的也确有道理；何况眼下看来，无论是推举段、冯，还是徐，都难取得一致意见，不如顺风张帆，就依了张勋，来他个还政于清，谁也别想独占便宜。
于是，山东督军张怀芝首先响应说：“少轩说的不错，妈那个巴子，要是搞鸡巴共和，我们的说话权连个狗屁议员都不如。我赞成，还是依了少轩平日的主张，实行复辟。这事儿倒正经适合我们来干！”
接着，倪嗣冲、赵倜、李厚基、王占元、张作霖、曹辊以及段祺瑞的代表徐树铮、冯国璋的代表胡嗣瑗等人相继发言赞成复辟。其他各人虽有心怀疑虑者，但见段、冯代表都一力赞成，也就没有什么话说，齐声应承下来。
接着，研究进行办法。倪嗣冲主张就此约定日期，请张勋率领大伙一股脑儿打进北京，把黎菩萨和所有民党议员一个个提溜到菜市口砍掉脑壳，然后请小皇帝登位了事。张勋说：“这么干太鲁莽。不如大家回去一个个宣布与黎菩萨中央脱离关系，拥兵独立，并向北做出用兵的姿态，咱张某暂且装个中立，等黎菩萨见势吓得没办法时，他就会请咱进京调解。咱进了京就逼迫黎菩萨解散国会，并叫他赞成咱复辟。那样，废除民国、复辟大清之事就是总统‘自愿’决定的，免得社会上那些多嘴多舌的刁民对咱说三道四，咱就可以实得成功而不担舆论指责，岂不更好？”众人听说一齐鼓掌称妙！说：“想不到少轩大哥如此足智多谋，不仅历来用兵如神，战无不胜，而且熟谙政治，巧于机变，实为我等众人所不及。”
张勋被众人一捧，禁不住又像喝了一杯故乡江西的四特酒一样，颇有点飘飘欲仙起来。不过，他还没有完全醉糊涂。他知道，这样的事情必得真正全体一致，方可奏效。万一出现几个临阵畏惧，甚至反戈相向之辈，事情准会变得非常棘手。为了防着这一手，他连忙叫副官到总务处去取一块白绫子来写誓书。但总务处没有。张勋又叫副官去自己家里拿。正好辫帅大姨太邵雯那里有一块黄绫子，原打算叫张勋盖上大印给少爷压邪祟用的。于是便被拿来，由万绳木式当众在上面写下一篇誓词，表示大家一致拥护张勋主盟，并率领大家推倒黎元洪，然后一致保皇上复位；在整个复辟过程中，入盟者誓取公共一致之态度，如有中途反悔或畏缩不前者，定当众起而攻之。誓词写好后，大家一个个轮着签名。所有与会者无论督帅本人或代表，一个不落，全都留下了笔证。张勋这才颔首微笑，心里欣然腾起一阵大功初告完成的喜悦。他叫万绳木式把誓书收妥，好生保藏，然后大开筵宴，庆祝第四次徐州会议胜利闭幕。接着发表通电一篇，声称黎元洪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之职的命令无法律根据，参加徐州会议各省督军及代表一致表示反对。以此作为对世公告之徐州会议内容，而将真实的会议决议隐而不宣，以蔽世人之耳目。
第七节 徐州王颠倒主张，复辟梦断天安门（二）
排斥异军拒援手，稳掌复辟主导权
就在袁世凯死后，张勋专心致志图谋复辟大业之际，中国还发生过另外两起复辟阴谋。一起是内蒙匪首巴布扎布在寓居旅顺的前清肃亲王善耆的鼓动下，打着拥护清帝复辟的旗号，于1916年7月1日，率匪兵3000余众进攻洮南，实行叛乱，实际上是想制造所谓“满蒙独立”，把东北和内蒙从祖国分裂出去，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财阀大仓喜八郎为此还特意给善耆捐赠了100万元活动经费，善耆许诺事成之后，“愿以满州吉林、奉天省内松花江及其支流流域，不属民间所有之森林采伐权益，以及对江上流放木材征收租厘等各项事宜，做为与大仓男爵或其继承人的合办事业，而将其一切经营之权，委与大仓男爵”。巴布扎布起兵之前，曾通过善耆联络关内“复辟志士”，互为策应。善耆素知北洋集团中最坚定的“复辟志士”顶数张勋。于是，他密遣心腹至天津，先找张勋的老友雷震春接洽，告以开春后，蒙古“勤王军”将挥师南下，威逼京师。雷震春欣然答应，一面北上张家口运动该地防军届时响应，一面南下徐州、蚌埠策动张勋、倪嗣冲俟蒙军进到张家口时，借防卫京师为名，提兵北上，来个里应外合，共拥清帝复辟。倪嗣冲听了首先击掌称妙。张勋初闻其言，也不禁眼放异彩。但随后一想，巴布扎布不过一名蒙古马贼，何来那么大的能量？再说，据雷震春介绍，巴氏的进军路线首经奉天。奉天乃张作霖的地盘，而雷震春并未就此事先征求过张作霖的意见。如果张作霖不予合作，仅凭着巴布扎布三千名所谓“勤王军”，连奉天且休想通过，何能抵达张家口？他料定此事必有蹊跷，故决定先向张作霖探明情况再说。
张作霖和张勋是所谓“两肋插刀”的把兄弟，且在彼此儿女尚未出生之前，就有姻亲之约。最起码在这时，他们还是彼此信任的。张作霖此时已初步达到控制整个东北的目的，大体成了一名东北王。为了稳住自己的地位，他一直对妄想独霸中国东北的日本国采取两面手法。一面表示愿意为日效劳，一面谨守相对独立主权之地位。日本人在策动巴布扎布叛乱之前，也曾努力争取过张作霖的合作。但张作霖意识到一旦让日本人的“满蒙独立”阴谋得逞，自己必将被全国人民划入卖国贼的行列，从而失去对整个中国问题的发言权，最后连东北王的地位也将被日本人剥夺了。因而，当日本人要求他配合巴布扎布行动时，他继续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暧昧态度。日本人看透了他这种两面派的把戏，便于5月27日密派关东军预备少尉三村丰，在张作霖拜访日本关东都督中村之后回家的路上投掷炸弹一枚，企图暗杀张作霖。结果行刺未遂，仅炸飞了张作霖的一车侍卫人员。这是张作霖第一次挨日本人的炸弹（第二次他终于在皇姑屯被炸死）。张作霖遂决定坚决阻止巴布扎布过境。
当张勋向张作霖询知上述情况之际，巴布扎布马贼部队已开始向东北运动。雷震春受善耆煽动，再度赶赴徐州，请张勋亟为预备。张勋不待雷震春说完，即怒目圆瞪，“咚”的一拳砸得桌上笔滚砚翻。
“妈那个巴子，纵匪卖国，国且不存，还谈得上什么复辟！雷兄糊涂！引狼入室，智者不为！”他吼叫着撕下脸皮转身拂袖而去，把个雷震春一个人晾在客厅里，弄得坐不是，走不是，脸上青一阵红一阵，老半天不知该如何下台是好。好在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木式随即赶来，挽起他的胳膊，说：“您和大帅是老朋友，他的脾气您还不知道？他就这个样子，骂人骂在明处，爱人爱在心里，你且别往心里去。走，咱们喝酒去！”雷震春这才算是被解救出来，只好跟着万绳木式一边起身往外走，一边讪讪地说：“妈那个巴子，今儿个碰上你们这位牛王爷，真是倒了血霉了！”
后来，巴布扎布在郭家店被张作霖围困，经日本军队多方解救，总算脱身窜回内蒙，不久，被热河都统姜桂题击毙。这场所谓复辟即告败亡。张勋出于对日本人的反感，总算保持了一回贞洁。
这期间发生的第二起复辟阴谋，是1916年10月间，也就是巴布扎布败亡热河的同时，因袁世凯死亡而失职，暂时“闲居”天津的前清军机大臣徐世昌听说日本内阁换届，寺内正毅取代大畏重信当选内阁总理大臣，便想趁机取得日本内阁的支持，让他保清帝复辟，自任辅政王，过过代小皇帝执政的瘾头。徐世昌想搞复辟并非自此开始。早在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国民党和南方独立各省强烈要求袁下台之际，他就说过，“民党逼之太甚，不如把政权交还清室，项城还可仍居总理大臣之位”。而且他还特派梁士诒、张镇芳等向清室恳切商洽。但清室已对袁彻底绝望，因而表示坚决拒绝，以致当时复辟未成。现在新的想法既然又出来了，他便授意身边亲信拟定复辟条件，差陆宗舆以赴日收领交通银行借款为借口，正式启程东渡。就在陆启程前夕，徐世昌突然想到拥兵数万、雄踞徐州的张勋。他知道张勋的复辟立场，心想，这事若得张勋事先一同参加策划，将来行动起来就会方便得多。于是，他连忙叫陆宗舆在东渡之前，先去徐州打个转，拉张勋联名进行这项活动。陆到除州，先大略说明徐世昌想请他赞同共拥清帝复辟之意。张勋听了果然大喜。但当陆宗舆把徐的复辟条件交给张勋时，张勋看到上面写的是：
（一）拥戴宣统复辟。
（二）设辅政王一员代皇帝执掌政权，以曾官居大学士军机大臣资格最老之汉人充之。
（三）辅政王由皇帝敕任，十年一任，但得连任。
（四）皇后由汉大臣之女聘充。
（五）如日本政府肯出力援助，事成后，许以兵工厂合办，及军队警察之一部分管理权授予日本，作为报酬。张勋不看则已，一看却不禁勃然大怒。原来，徐世昌这条件竟是条条为着自己转。首先，自从袁世凯一死，“曾经官居大学士军机大臣”而未被清廷免过职的“资格最老的汉人”，人世间已仅存徐世昌一位。那么，照徐自拟之条件，这辅政王的宝座已非他莫属；其次，“辅政王十年一任还得连任”，则徐世昌此时61岁，仅连任一届也将达81岁，这岂非终身任职？再次，“皇后由汉大臣之女聘充”，虽未明言谁人之女，但辅政王既已由徐担任，那皇后由谁充当，还不是以徐氏之一语定之？照此看来，徐世昌不仅要当辅政王，而且要当国丈！以此等条件去搞复辟，岂不等于拥立他徐世昌当皇帝一回事？这于清室又有何益？而尤令张勋愤怒的是，徐世昌竟然也和善耆一样，准备拿国家主权去与日本人作交易。日本鬼子已经夺去的中国利权都愁收不回来，他还要再给狼口里喂几块肉。这种卖国求荣的行径，岂能容忍？
“妈那个巴子，你们这些臭参谋烂干事是不是想封王拜爵想疯啦？竟给徐菊老捏造出这么些缺德条件来！我看徐菊老忠厚长者，必不忍为此损国自图之议。你们难道都想弄得他老人家八辈子不得安生吗？”张勋不便指名谴责徐世昌，却故意指着陆宗舆间接把个徐世昌从头到脚骂了个狗血淋头。陆宗舆年轻位卑，被辫帅的狂怒吓得冷汗浃背，只得嗫嗫嚅嚅地说：“大……大帅如不赞成，鄙……鄙人愿将条件原稿带回，再请……请菊老斟酌。”
“哼哼，如此锦绣文章鄙人可不忍释手。该条件当留鄙府存案。”张勋蛮横地把眼一瞪，转手把徐世昌的复辟条件文稿交给了身边的万绳木式。
徐世昌求张勋支持无效，只得叫陆宗舆按原计划赴日。陆宗舆到达东京，请求日首相接见被拒，转求内务相后藤新平。后藤说：“复辟与否，乃贵国内政，他国何得干涉？”陆宗舆想要卖国反受“顾客”奚落，只得败兴而归。徐世昌的这次复辟阴谋也就未能得逞。
但徐世昌不是巴布扎布，他出身进士，久居官场，早已混成了一颗滑溜溜的“水晶玻璃球”。除了与他势不两立的国民党之外，其他各党各派都把他当成一盒包医百病的万金油，一遇头痛脑热，就得把他请出来解决问题。从而也就给他造成了许多实现权力野心的机会。1916年的复辟阴谋受挫后，他就像一条斗伤的老狼，暂时退回窝里半闭着眼睛将息将息，但他那敏锐的政治嗅觉一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一有机会，他就会重新抖擞精神，一跃而出，扑向那风起云涌的政治角斗场。
1917年5月，当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祺瑞内阁总理职务，张勋率督军团于徐州密谋倒黎复辟之际，徐世昌终于又感到机会来了。他把原受袁世凯宠信的一批落职军官如雷震春、张镇芳、段芝贵等人，以及以梁启超为首的所谓“研究系”、以钱能训为首的所谓“交通系”文人召集到一起，企图利用督军团的倒黎声势把黎元洪拱倒之后，新政府成立之前，先建立一个所谓“总参谋处”，负责联络各省军阀筹组新政府。总参谋处于6月2日在天津正式成立。但它本身并无实力，能否实现自己的愿望，还得取决于张勋为首的督军团是否支持。于是，徐世昌授意梁启超拟定电稿，并派钱能训亲自赶赴徐州，请张勋联合各省督军联名通电支持总参谋处的计划。这实际上就是企图把督军团的行动纳入总参谋处的部署并接受他们的领导。显然，在徐世昌看来，这些懵头懵脑的草包军官并不足以担当组建政权之大任，中国的政权，最终还应当由他来操持。
然而此时，督军团成员已先期按照徐州会议的秘密决议开始动作。安徽省长倪嗣冲、河南督军赵倜、浙江督军杨善德、山东督军张怀芝、黑龙江督军毕桂芳、直隶督军曹锟都已宣布脱离中央闹起了独立，并声称要联袂向北京黎元洪用兵。惟张勋按兵不动，保持“中立”。整个复辟活动正按照徐州会议议定的思路进行得井然有序。因而，在张勋看来，徐世昌此时成立所谓总参谋处，明明是在他的运动中横插一杠子，企图以其一己之私欲来篡夺督军团的垂成之功。因此，当他收到梁启超亲拟的电报后，又气得吹胡瞪眼，大骂徐世昌、梁启超等“刀笔吏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并亲拟复电，称徐世昌“横生枝节，滋扰复辟大计”等等。他对徐世昌派到徐州的钱能训说：“本人根据我国五千年来的礼教道德，早拟发动复辟，以匡天下。今菊人计划中只字不言复辟，而竟任意组织政府，拥立什么大元帅等等。此等办法，异常荒谬，万难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