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黎元洪：总统乎？傀儡乎？
黎元洪在驱逐国民党这件事上，比袁世凯还先行一步。
黎元洪完全失去了行动自由，成为袁世凯的政治俘虏。
到了1915年8月筹安会成立，袁欲行帝制自为，便已成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正当帝制运动在紧锣密鼓声中推进之际，黎元洪却在忙着搬家。
黎初步倾向不受封，但心尚未坚定。
这时黎元洪急了，手指大厅一柱说：“你们如再逼我，就撞死在这里！”
护国军公然拥戴黎元洪为继任大总统，这对于在袁世凯鼻子底下讨生活的黎元洪来说，实在是危险万分。
黎元洪早就领教过这只“北洋虎”的厉害。
与袁相争，副总统被囚“小蓬莱”
黎元洪，在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和威逼国会选举总统时，他充当打手，积极配合。1913年8月5日，黎会同19省区都督、民政长致电参、众两院，胁迫其“将一切议案，概从缓议，同心协力，编制宪法，先订总统选举之一则，即从选举总统入手。”同时，指挥进步党与公民党相配合，压迫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接受先选总统后订宪法的方案。8月30日，他致电进步党负责人梁启超、汤化龙，明确表示“揆察现状，似须先举总统方足以定人心、固国本……公意如以为然，即请急力主持”。9月28日，又致电参众两院，催促快速选举总统甚至指名推举，属意于袁世凯，盛赞袁“雄才伟略卓绝一时。再造共和，易如反掌。岂惟元洪信仰，即环球各国当无异词”，表白自己已急切得“终日绕床，觉总统一日未举定，俨若祸在眉睫者”。
原来国会中惟一与袁世凯对抗的政治力量――国民党此时在政治上已失去元气，组织上已经分裂，思想上陷于涣散，基本上被进步党牵着鼻子走，9月5日，参、众两院顺利通过先选总统案。10月6日，袁当选为正式大总统，次日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黎致袁的贺辞有如臣民望帝天，极尽尊彼薄己之能事。谓：“天福吾国，元首得人，元洪等颠沛两年，卒偿私愿。闻信之余，嘉乐何极……元洪等谨率全部军民等同呼万岁。”对于自己当选副总统，则照例来一番“能鲜德薄”之类的谦词，然后表示接受。
袁世凯登上正式大总统宝座后，所作的第一件事便是过河拆桥，解散国民党和国会。11月4日，正式下令解散国民党，借口该党议员在“二次革命”中配合“作乱”，收缴国民党议员证书、徽章，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黎元洪在驱逐国民党这件事上，比袁世凯还先行一步。早在赣、宁之役开始以前，因鄂省破获的改进团机关，均属国民党，而且有直接以国民党分部或交通部作机关者。所以通令“该党各属分部、城镇交通部，概行解散”，又各处军队分驻地点所在如有国民党事务所及各社会名目，着即会同地方官一律查禁取消，以防煽惑军人。仅剩省城支部尚未明令解散。6月下旬，黎派军警无端查抄武昌国民党支部及汉口国民党交通部，并于6月28日起派兵两连监守该党部门首，“出入之人均细盘诘，来往信件逐一检查，该党员等多已避祸他适。”此后，国民党鄂支部已名存实亡。
11月7日凌晨1时，黎元洪接到袁世凯关于解散国民党的通令，凌晨3时，黎派卫兵300名，协同巡警厅驰往神龙庙后街，将国民党支部包围，闯门而入，将支部牌匾、钤记、党证、徽章、名册等一概携赴都督府查验、销毁，并将房屋封闭。且通令各道、县遵办，又饬各部队，军人如有收藏国民党徽章、证书者，一律自己焚毁，否则以“匪徒”论罪。
解散国民党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收缴国民党议员证书，驱逐国民党议员。11月20日下午，鄂省议会正在开会，忽来军警百余人包围会场，当时有的议员未佩戴证书、徽章，有的外出不在家，黎元洪竟派军警将这些议员家门围住，直至缴出证书、徽章始撤。消除国民党议员后，鄂省议员还剩下47人，尚能勉强凑足法定人数，至11月17日，军、民两府又令将议会成立以前曾列名国民党之议员25人取消，致使议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遂于20日通告闭会。
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以后，孙中山、黄兴和其他革命领导人大多逃往国外，北洋军大批开进南方各省区，袁的武力统一得到初步实现。但他仍不满足，他企图使全国各省权力完全掌握在北洋军阀手中，以便于建立袁家王朝的独裁统治。所以他先后撤换了几个非北洋系统的都督，又将云南都督蔡锷以“来京调养”名义软禁于北京（滇督以唐继尧继之），并以外交压力撤了江苏都督张勋（以冯国璋继之）。虽然黎元洪全面支持袁世凯，对袁武力统一全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且对袁奉命惟谨，但他毕竟不是北洋嫡系，而又身兼副总统和湖北都督，手中握有军权，并有开国元勋之名声，使袁总有大权旁落之感，尤其视黎手中的兵权为一块心病。因此早有撤换湖北都督的想法。镇压“二次革命”以后，谋士陈宦给袁献策说：“对付武昌之时机至矣，扫武昌如扫落叶耳。”“世界副总统无领兵者，美国副总统为上议院院长，今宜请黎入京，行参政院议长职权。各省底平，亦无须副总统坐镇，派一统兵大员足矣。”陈之谋为袁世凯所采纳。袁先对黎采取笼络的办法，8月初，赠黎以一等文虎章，赞黎“赖公威德，宏总上游，砥柱东南，功同再造。”8月下旬，复手书“民国柱石”四字匾额，派人专程送到武昌。又拨发现银4万元及金银奖牌若干，表示对鄂军诸将的慰劳，继而袁又直接对黎发出邀请，袁、黎当选为正式大、副总统以后，袁曾四次电请黎进京，但黎并不比其他军阀蠢笨，深知有兵才有权，有地盘才有势力，所以不肯离鄂一步，袁世凯电邀他到北京参加大总统就职典礼，他都回电拒绝。惟恐袁把他留在北京，回不了湖北。袁又电询副总统的就职的时间和地点，10月10日，他忙电袁，表示“兹于国庆日就兼领湖北都督任内拜受嘉命。”强调了“兼领湖北都督”和不离开武汉双重意思，袁世凯除自己直接电邀外，还拉拢黎身边的人为他作说客。比如饶汉祥便是袁极力拉拢的一个。黎元洪历来对饶言听计从，但对此事却抱定了老主意，坚决不肯去京，饶既劝他，索性令饶代表自己进京，与袁“面议一切”。袁见黎还不肯就范，决定破釜沉舟，一方面把饶汉祥打发回鄂，转达袁总统盛意，仍欲黎公亲自到京。另一方面，想出了一个“霸王请客”的办法，特派自己头号心腹大将、武力胁迫的象征――段祺瑞亲自到武汉“劝驾”，量他黎元洪不敢不来。饶刚回到武汉，袁的电报又到，告以“拟任段总长来鄂替公暂权篆务”促黎进京。黎见电后，知再无可推拖，只得复电表示同意。12月8日下午5时，段祺瑞到鄂，此时任命段督鄂的正式命令尚未下达，所以黎邀集少数人开了一个紧急秘密会议，决定以都督府参谋长金永炎代行都督职务。9日，黎两次电袁，先报告行期，“谨于本月9号亲戒行装，面聆迪诲”；并“本府一切事宜，应恳大总统派员代理”，在袁派员代理以前，“暂交参谋长金永炎代拆代行”，并不推荐段祺瑞，当时还想早日回鄂，在段祺瑞催促下，他匆忙地对参谋长金永炎作了临行前的部署，即于9日晚乘专车赴京，随行人员有饶汉祥等十数人。这一切都是在极端秘密的气氛下进行的。因自袁世凯邀请黎赴京以来，在黎的周围，多数人反对应邀赴京。此次段到鄂并未公布来意，9日晚黎离鄂时，对下属公布的是段北归，黎送过江。到了车站黎才上了火车，段反下车，黎遂北上。有黎的亲随想上车送行，被陈宦所派人持令不准入。金永炎偕段回到都督府，立即发电告袁，10日，任命段祺瑞署湖北都督的大总统令乃下，此时黎还在路上。
11日晨7时，黎元洪一行人到达北京。事先，袁世凯派文武大员二人赴保定府迎接。到北京时，总统府军事处总、次长、侍卫武官、承宣官、全体国务员及各部每部八员部员到车站迎接；车站周围200步以内派军警守护，不准闲人入内；又派拱卫军一营站队迎候，极为隆重。黎先入总统府拜谒袁世凯。当时报纸描绘袁、黎相见时的情景说：黎“戎服佩剑，行最肃之军礼，态度极为谦谨。大总统则殷勤特甚，仿佛极尊严之长辈见一极可敬之少年。南北两杰久久未晤，今日一堂聚首，其握手之情状，有人比诸明年巴拿马河开通时大西洋水与太平洋水忽然翕合之奇观，虽拟不于伦，其言却有趣味。”其实此比并非“不伦”，它道出袁黎之聚首，给当时的社会超常的震惊，隐含着袁、黎原非一家，貌合神离以及对袁终能使黎“入瓮”之嗟叹。第一次见面除寒暄外，袁告黎以段督鄂之令已下达。黎唯唯。中午，袁大摆筵宴，招待黎元洪，由国务总理熊希龄和全体国务员作陪。宴罢，黎被导引至事先安排好的住所――南海瀛台，这是当年慈禧太后囚禁光绪皇帝的地方，为避嫌，更名为“小蓬莱”。黎享用每月3万元薪俸，礼遇规格完全与孙中山当年在北京相同，不同的是，黎元洪完全失去了行动自由，成为袁世凯的政治俘虏。
黎元洪刚刚到京时，还希冀过一阵可以返回湖北，但很快就从各种迹象看出，袁世凯决无意让他返鄂，相反，倒是极力散布各省不应用本省人任该省长官，而应用外省人的论调，以便加强中央集权。黎不能再不知趣，连忙上书袁世凯，主动提出辞去湖北都督兼职，19日，准免黎元洪湖北都督本官的大总统令即下。湖北民政长饶汉祥则早在随同黎元洪赴京以前，已经袁世凯预作安排。自此以后，湖北省就掌握在北洋军阀手里。段祺瑞上任后，立即着手铲除黎元洪在湖北的势力，以实现北洋军阀对湖北的全面控制。1914年2月，段祺瑞卸职，由另一北洋大将、袁世凯的干儿子段芝贵接替督鄂。首义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辛亥革命成果付诸东流，湖北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黎元洪到北京后，家眷亦于12月11日起程来京，均住在南海瀛台。瀛台位于新华门总统府内东北部，四面环水，非舟楫不能通过，实在是软禁政治傀儡的理想处所。无论袁世凯是出于保护还是出于防范，都使黎感到自己处境的危殆，整日忧形于色。而袁世凯对黎内行羁縻而外示怀柔，表现出一副极亲密无间的态度。黎一搬进瀛台，即表“移居古鉴轩，盖距离较近，便于面谈要政”。每日晚饭后7时左右，必约黎在园中散步，或在休息室畅谈。且常命其几个儿子到瀛台谒见黎氏夫妇，显得彼此感情极洽。黎居方数日，袁世凯便托人说亲，要与黎氏结秦晋之好，结果议定黎之次女绍芳许配给袁之九子克玖为妻，又规定给黎月俸1万元，公费2万元，合计月支3万元。实则当时黎每日除散步、读书、阅报、写字外，无公可办，这一笔俸金算是够充裕的了。黎成了名副其实的寓公。袁世凯为了打消黎的戒心，也为监视其一言一行，经常派唐在礼到瀛台与黎联系。据唐回忆说：“袁知道我和黎有一段渊源，就叫我去联系黎，照顾黎，并且郑重地叮嘱我，如果黎有所要求，一般的要让他十分满意，不用请示，马上给他办到。所以黎那时推荐什么人，安排个挂名差事，每月拿几百块钱，只要黎开口，提示姓名，我如奉到袁的命令一样，总是当天替黎办到，除此之外，我还常到瀛台去见黎，亡妻沈友琴三天两天常在黎家。我们夫妇俩都着意安慰他，把外面的事讲给他听。同时我按照袁的命令，常常把袁对他绝无歹意的话说给他听，千万让黎放心。黎表面上似乎没有担忧的神情，但他内心难免有些不满。这些情况，事后我都向袁汇报……有时黎要见几个湖北的老朋友，我就一一给他找到，但事后也将情况汇报给袁……黎不大说什么，送钱去，他总是如数照收。”
国民党被解散，在党议员资格被剥夺后，国会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1913年11月15日参、众两院自行通告停会。26日，袁世凯下令召集政治会议，作为御用的咨询机关，实则欲以取代国会职权。黎元洪到京后，即利用黎赞助政治会议。12月12日，袁委任李经羲为该会议长，黎为得到政治会实情，保举张国淦进政治会议。张为湖北人，南北议和时，是湖北省代表，议和完成后，曾在唐绍仪内阁任铨叙局长。袁不能不给黎这个面子，故于14日发表张国淦为副议长，袁又钦派政治会议委员8人，其中包括袁的亲信杨士琦、黎的亲信饶汉祥，杨、饶是一袁一黎，隐约地暗示两个实力派协力合流。15日，政治会议开幕，袁世凯曾偕黎元洪出席开幕式。22日，黎以“前兼领湖北都督”的名义，承旨领衔邀集各省都督、民政长联名通电，倡议遣散议员，取消国会，即以政治会议代之。电文谓：“现代政治会议已经召集……请大总统饬下国务院咨询各员以救国大计……现在国民党议员，悉经解散，其余稳健议员……应请大总统给资回籍，另候召集。”此外，呈文还谈到增修约法问题，认为修改宪法“万不可拘文牵义……历考中外改革，初期以时势造法律，不以法律强时势”。言外之意是统治者可以根据“时势”的需要改造宪法。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为令政治会议讨论国会问题而发出的长篇“布告”中，全文引录黎领衔的通电并指出其两大要点：“第一则修正宪法而以拘文牵义为戒；第二则请资遣议员而以扶持国本为宗旨。”这真是画龙点睛之笔，概括了黎领衔通电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正是袁当时谋求解决的两大课题。袁即于当天宣布解散国会，遣散议员，则黎氏领衔之通电即为解散国会之张本。
袁世凯曾企图把政治会议直接变为造法工具，但作为咨询机关的政治会议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便建议袁另组造法机关，定名为“约法会议”。1914年1月26日袁公布约法会议组织条例，约法会议便由此产生。从此，约法会议即本“修正宪法而以拘文牵义为戒”的原则，成为推翻《临时约法》，重新炮制袁氏独裁所需新约法的专门机构。12月22日黎元洪领衔之通电又为袁氏改造约法之张本。
1913年10月下旬，由宪法起草委员会制订的宪法草案（即有名的“天坛宪法”）完成，袁世凯很不满意，认为该草案所订国会对总统及行政官吏的干涉、限制太多。25日，袁通电各省军政长官，反对宪法草案。11月1日，黎元洪即致电中央及各省，步袁后尘，声嘶力竭地反对“天坛宪法”。所陈述理由完全与袁25日通电相同，即就袁所述国会限制行政权力的四个问题加以发挥和补充。接着，江西都督李纯、四川都督胡景伊、广东都督龙济光等也都发表通电，步黎后尘，反对“天坛宪法”。于是宪法起草委员会于11月10日即被迫自行解散。约法会议组成后，很快，按照“隆大总统之权”的原则，一部给袁世凯以独裁总统权力的《中华民国约法》（又称“新约法”）在袁的授意下，于5月1日公布施行。
5月26日，袁发表黎为参政院院长。6月20日，参政院正式开院，国务卿徐世昌代表袁世凯到院致颂词，由黎元洪致答词之后，又以参政院院长的身份，发表演说。首先为袁解散国民党和驱散国会开脱责任；又为参政院的成立缝制遮羞布：“此制参合各国先例，又不违背我国国情，故其法至善。”最后讲了参政院的性质与责任：“第一层参政院备政府咨询就是政府自身机关，对于政府要尽力辅助，使成个强有力的政府”；“第二层参政院即行使立法职权，就是代表人民……（故应）严守共和的真谛，一方面拥护政府，一方面催促政策之实行，才算尽我们的天职。”22日中午，袁世凯在怀仁堂宴请参政院长及全体参政，国务卿徐世昌及各部总长、政事堂参议等均在座。因黎表示以后亲到参政院主持会议，袁特将自己所乘四面镶铸钢铁之汽车赠黎，以保证其安全。
参政院虽名为代行立法院，实则毫无民意的影子，完全是袁世凯个人的咨询机构。据当时报纸记载，1914年参政院代行立法院会议，都是由黎主持的。所以，无论黎内心如何想法，客观上，对袁可作终身总统的“大总统选举法”的出笼是难以推卸责任的。至于拥袁称帝，黎确实未参与，而且消极抵制。
经过1914年袁记新约法的公布和实施，特别是修正后的大总统选举法的公布，使袁无论在事实上和形式上，已成为终身独裁元首。到了1915年8月筹安会成立，袁欲行帝制自为，便已成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据黎元洪长子重光回忆，袁称帝前，曾征询过黎的意见：“有一次袁问我父说：‘近来有许多人要我做皇帝，亲家，你看怎样？’接着又马上表白：‘这些人当然是胡闹。’我父就告诉他：‘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亲家，如果你做了皇帝，怎能对得起武昌死难烈士？’从此以后，他就不再与我父谈起做皇帝的事了。”
大体说来，对于袁世凯复辟帝制，黎是反对的。但又畏惧袁的淫威，不敢公开表示反对的态度，只在行动上进行消极抵制，1914年5月做了参政院长后，立即提出辞去参谋总长职务，未获准；1915年袁世凯同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后，再次提出辞参谋总长职，仍未获准。虽不获准，却不理事，很少到参谋部去，次长陈宦经常到他府上将参谋部的事向他念叨念叨，不念叨，他也不去问；念叨了，他也不做任何表示。对于参政院的会也渐渐地少去参加。8月下旬由于筹安会的鼓动，全国已有8个省以“公民代表”名义，向参政院投递了改革国体的请愿书。参政院照例每年7月下旬休会（避暑），至9月1日开院。8月30日，黎元洪正式提出辞参政院长职，声明“此次会期，决不到院与闻立法职权范围外之事。”筹安会成立以后，黎惟一参加的一次参政院会议是9月6日的茶话会，因为袁世凯的代表杨士琦要在这次会议上发表对帝制态度的宣言书。黎元洪因一时未搞清袁世凯的真意，特来主持参政院茶会，以为喧嚣一时的帝制运动或可烟消云散。但很快就知道这是对袁宣言书的误解。十多天后，9月19日，帝制派头目梁士诒发起成立请愿联合会，发动更大声势的改革国体请愿，袁世凯的真意就更清楚了。黎从此闭户，再不出席参政院会议。10月2日，参政院秉承袁改国体要“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之旨，决议召开国民代表大选举。国民代表、国体投票、各省推戴等等种种荒诞离奇的活剧一幕紧接一幕地演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