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宇霆也是奉系中有一定才能的新派人物，加入奉系集团后，即受到张作霖的重用。尽管在1918年间，杨宇霆因和皖系干将徐树铮勾结，背着张作霖发展自己的势力，被张作霖察觉，一度将其罢免，但几年后，张作霖又因惜才，不但重新起用他，且重用如初。当然，这也同杨宇霆经过这次挫折，学了乖，总是尽量迎合张作霖，讨张作霖的欢心有关。由于张作霖的信任，杨宇霆在奉军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不是做总参谋长，就是担任总参议，总之权倾一时，炙手可热。
由于杨宇霆素有政治野心，一旦得势就骄横跋扈，故奉系集团中比较正直的人都对他不满，郭松龄尤其如此。在郭松龄看来，杨宇霆是在利用总参议的地位，时时处处包围张作霖，“挟天子以令诸侯”，为自己谋私利。因此，郭松龄不屑与之为伍，也从不与之来往应酬。反过来，对正在崛起的郭松龄，一方面出于嫉妒，另一方面也因为思想、性格上的格格不入，杨宇霆暗中对郭松龄加以排斥。双方矛盾愈演愈烈，最后终于发展到水火不容的程度，并成为郭松龄倒戈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于郭松龄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立有大功，他一度满怀希望张作霖能够论功行赏，在奉系获得的地盘中给他一席之地。就郭松龄本人的愿望而言，他很想得到安徽督办一职。一则，安徽当时的督办是由省长吴炳湘兼任的，奉系控制安徽后，定会派人去当督办，此职自然非他莫属；二则，皖北镇守使王普，又是郭松龄陆军大学时的同学，早就表示欢迎他去安徽。而且，战后郭松龄已为去安徽作了一定的准备，如派他的另一个陆大同学、当过骑兵团长的陆振国去安徽，当了督署的参谋长，派他的部下、时任军需处长的张振鹭，两次到安徽调查财政和金融情况。总之，种种事实表明，郭松龄确有取得一省地盘，以便独立发展，干一番事业的打算，并且自以为能得到张作霖的成全。
郭松龄没有料到，他的希望很快成了泡影。奉系先后取得热河、直隶、山东、安徽、江苏的地盘后，张作霖却分别任命阚朝玺为热河都统，李景林、张宗昌、姜登选、杨宇霆为直隶、山东、安徽、江苏的督办。在这些人中，除了李景林属“土派”外，其余或为“老派”或为“洋派”。有材料说，郭松龄未能如愿得到安徽地盘，曾降格以求，希望能当上热河都统，但张作霖也未同意，只是对郭松龄说：“你还是在我手下，对练兵贡献力量吧！”
郭松龄愤愤然，觉得张作霖赏罚不公，只是敷衍自己。郭松龄还认为，张作霖之所以功高不赏，就是因为听了“老派”“洋派”排挤自己的话。尤其杨宇霆，是反对他当安徽督办或热河都统最强烈的一个。郭松龄曾对自己的左右鸣不平说：“真是可笑，摇羽毛扇的军师跑到第一线去挡头阵，简直不知这是什么安排？”他所说的“军师”，指的就是担任总参议的杨宇霆。
无可奈何之下，郭松龄以消极作为抵制。他决定从此以后不再为张作霖、杨宇霆等人卖命。恰好，此时日本军队在国内举行秋季军事演习，邀请奉系派员参观，张作霖决定派郭松龄去。他遂借赴日观操之机，偕其夫人韩淑秀于1925年9月避居日本。
郭松龄赴日不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浙奉战争的结果，是张传芳将奉系势力从苏、皖、沪地区赶走，杨宇霆、姜登选等人丧师失地。张作霖焦虑万分。为了稳住奉系阵脚，张作霖让张学良急电郭松龄，急催他赶快回国。张学良的电报说：“孙传芳组织五省联军，由水旱两路向沪、苏、皖进犯，邢士廉、丁春喜等部先后由上海等地撤防。麟阁、超六脱险北上。目前战局紧迫，总座急盼我兄归来，主持军事。”麟阁、超六分别是杨宇霆和姜登选的字，总座指的则是张作霖。此电表明，在奉系危难之际，张作霖又想起了郭松龄，急需他回来支撑大局。
郭松龄此时的心情颇为复杂。对于杨宇霆、姜登选的丢脸，他有点幸灾乐祸，而张氏父子对他的企盼又一次证明，他才是奉系真正的顶梁柱。但是，回国可能面对的与国民军的战争却又使他十分反感。他认为，这样的内战打下去，除了为少数人争夺地盘外，于国于民都没有任何好处。因此，他已下决心不再为少数人打内战，尤其不愿攻打国民军。在日本期间，郭松龄就曾明确地对同往日本观操的国民军代表韩复榘说过：“我是国家的军人，不是某一个私人的走狗。他若真打国民军，我就打他。”可见，郭松龄对张作霖同国民军开战的打算，是完全不赞成的。郭松龄以治病为借口，婉言拒绝了张氏父子的要求。他在复电中称：“接奉钧电，自当效命，惟以到日本以来，旧病复发，需待诊治疗养。”
张学良对郭松龄的不满情绪早有所知，他一看电文便知郭松龄是在借病推托。为促郭松龄早日回国，张学良决定派朱继先携自己的亲笔信赴日，以说服郭松龄。在信中，张学良恳求郭松龄说：“望兄以大局为念，即日回奉。一切容待面谈，万勿迟缓。”除写信外，张学良还让朱继先口头转告郭松龄，他回国后，所有奉军进关各军都将归他统帅。张氏父子最终打出了底牌，想用委以统兵大权表示他们对郭松龄的重用，促使他打消“消极”念头，赶快回国。
这一许诺倒确实打动了郭松龄，使他一改“消极”态度。但张氏父子万万没有想到，这一许诺也使郭松龄产生了利用手握重兵的有利条件发动倒戈的念头。郭松龄让朱继先先行返奉复命，随后，他和妻子韩淑秀也启程回国。
回到奉天之后，郭松龄首先和张学良见面，接着便正式接受任命，积极组织奉军开赴津、京地区。蒙在鼓里的张氏父子对他的“回心转意”毫不怀疑。
郭松龄率领入关的部队，是经过重新整编，由张学良、郭松龄的旧部为主组成的第三军团，张学良仍当军团长兼第八军军长，郭松龄为副军团长兼第十军军长。此外，以韩麟春为军长的第九军，亦被编入第三军团序列。张学良平时并不长驻军队，故第三军团的大权实际上掌握在郭松龄手中。郭松龄对该军团的人事抓得很紧，连三个军的卫队营营长人选，都要亲自决定。
张作霖命令郭松龄率部入关的目的，主要是对付冯玉祥的国民军。郭松龄率部刚进抵津、京地区，张作霖就派张学良到天津传达他关于进攻国民军的命令。张学良于11月12日抵津后，立即召开有郭松龄和直隶督办李景林等人参加的军事会议，研究进攻国民军的对策。会上，郭松龄坚持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的立场，并把张作霖进攻国民军的主张归咎于杨宇霆。郭松龄明确地对张学良说：“东北的事情都叫老杨这帮人弄坏了。这次江苏失败，又断送了东北军队三个师。他败了回来，又包围老帅，再叫我们去卖命，给他们打地盘。这个炮头我是不再充当了。”李景林也不赞成进攻国民军。由于两位大将都反对，张学良无可奈何，只好回奉天复命。张作霖不得不暂时放弃同国民军开战的计划，于11月15日同冯玉祥签订了一个“和平条约”。
郭松龄深知，张作霖的妥协只是暂时的，奉系与国民军之间的矛盾已十分尖锐，早晚必有一战。要彻底制止这场内战，只有尽快推翻张作霖的统治，11月17日，郭松龄称病住进天津意大利租界的意国医院，一面以此对张氏父子进行敷衍，一面召开各种秘密会议，着手为倒戈反奉做准备工作。
郭松龄住院的当天，就在医院里召集部下刘伟、刘振东、高纪毅、李坚白、郭大鸣等人开第一次会议。会上，郭松龄告以当前的形势，并谈了他率部回奉，推翻张作霖的决心，以征求与会者的意见。因与会者都是郭松龄的亲信，对他的决心都表示支持，且一致认为，奉军精锐尽在掌握之中，战斗力远远超过关外的留守部队，可以稳操胜券。
11月19日，郭松龄又在意国医院召开第二次秘密会议，专门研究倒戈胜利后如何建设东北的问题。会上，郭松龄提出并得到与会者赞同的基本主张是：在中央建立强有力的统一政府以前，暂在东三省实行自治，还政于民，成立一个由人民选举的自治政府，专心一志地致力于东北的建设工作。为达到这一目的，在军事方面，须首先废除督办制，并对军队进行改组，以旅为最高组织，裁汰老弱，严加训练，使之成为保卫人民、抵抗侵略的武力；在财政经济方面，则力求做到自给自足，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等等。
11月20日，郭松龄又召开第三次会议，商讨如何调兵遣将，如何召开班师誓师大会等问题。
在内部加紧进行倒戈准备的同时，郭松龄还派自己的胞弟郭大鸣和亲信李坚白，赴包头秘密会见冯玉祥，建议由郭松龄、冯玉祥、李景林三方面签订密约，合作反对奉张。冯玉祥与张作霖已势成水火，对郭松龄的建议自然十分赞成。经过谈判，郭、冯、李三方很快就合作的条件达成秘密协议。11月20日，冯玉祥首先在该协议上签字。这一秘密协议的内容如下：
甲（指冯玉祥）、乙（指郭松龄）系同志结合，为达到下列革命目的，公订条约如下：
（一）排除军阀专横，永远消灭战祸。
（二）实行民主政治，改善劳工生活及待遇。
（三）实行强迫普及教育。
（四）开发边境，保存国土：
（1）直隶、热河均归丙（指李景林）治理。甲为贯彻和平主张，对热河决不攻取。保大京汉线，甲军随意驻扎，但直省全部收入（保大在内）均归丙军，甲军决不侵夺。山东听其自然变化，但黄河以北各县，由丙军驻扎，收入亦归山东。天津海口，甲军自由出入之。
（2）乙为开发山东省，经营东北部内蒙古，使国民生活愉快，消除隐患，拥护中央，促进国家统一起见，改造东三省政府。前项改造事业，甲以诚意赞助之，并牵制反对方面。
（3）乙诚意赞助甲开发西北，必要时亦以实力援助之。
（五）以后两军犯下列条件之一者，此约无效：
（1）为攘夺权利，向内地各省战争。
（2）为达前项战争目的，订立卖国条约，向外国借款。
（3）引用外国兵力，残杀本国同胞。
（六）中央政府之组织及施政方针，以不妨碍开发西北及断送国家权利为限，悉以国民公意，甲乙两军竭诚拥护，决不干涉及掣肘。
（七）此约签字后，即发生效力。
除上述内容外，冯、郭之间还有两点口头协议，即：郭松龄方面决定将京榆驻军悉数开回奉天，驱逐张作霖，此后即专一建设东北三省，不再过问关内之事，冯玉祥方面应在道义上予以支持；郭松龄所部将改称“东北国民军”。
冯玉祥在密约上签字后，即派熊斌为代表，偕郭大鸣、李坚白返回天津。11月22日，熊斌与郭松龄、李景林在天津督署会面。在征得李景林对上述密约内容表示赞同后，郭松龄也在密约上签了字。至此，郭、冯、李三方正式结成了反对奉张的联盟。
第十一节 张作霖：安国乎，祸国乎（五）
“就这样扔下走吗”
就在郭松龄与冯玉祥密商合作反奉的同时，国民军与奉军在保定、大名地区发生了冲突。按照11月15日冯、张之间的“和约”，国民军第二军进抵保定、大名，从奉军手中接收保、大防务。但由于国民军态度不好，奉军来不及撤退，遂打起来。张作霖得报后，认为冯玉祥不仗义，十分恼火，又起了进攻国民军的念头，并因此而迁怒于力主对国民军和平的郭松龄、李景林。11月22日，也就是郭松龄在郭、冯密约上签字的那一天，张作霖致电郭松龄与李景林，召他们回奉。张作霖当时尚不了解郭松龄已存异心，只是对郭松龄、李景林的主和态度十分不满，召他们回奉是打算亲自施加压力，迫使他俩对国民军作战。但是，郭松龄接电后却认为，张作霖已经察觉他们的倒戈意图，决心提前行动。此时，张学良也在天津。他得知郭松龄不肯应召回奉，便于当天晚上去意国医院拜访他，企图说服他服从命令。不料，郭松龄决心已定，不但听不进张学良的意见，反而倒过来劝说张学良同他一起举事。他对张学良说：“上将军脑筋太旧，又在群小包围之下，恐已无可挽救。”他还向张学良建议，“父让子继”，由张学良代替张作霖担任东北的最高首脑，改造东北政局。郭松龄表示，如果张学良同意这样做，他将竭诚拥护张学良。张学良虽然在很多方面与郭松龄看法相同或相近，但决未料到郭松龄想造他父亲的反。震惊之余，张学良为避免打草惊蛇，对郭松龄的建议未置可否，敷衍了几句后便走了。
离开意国医院后，张学良立即打电话通知“少帅办公处”的人员，到天津车站上车。随后，他自己也赶到车站，登上已经准备好的专车，向关外疾驰而去。
张学良一走，郭松龄自知倒戈计划已经暴露，不能再拖延了，遂连夜行动。他将自己的司令部由天津撤至滦县。第二天，即11月23日，郭松龄即在滦县车站一个停业已久的火柴公司楼上，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会场内外十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气氛紧张。凡已到达滦县的上校以上军官均奉命参加了会议，郭松龄和夫人韩淑秀也亲临会场。会议开始后，郭松龄首先发表讲话。他在宣布了回师东北的决定后说，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自民国十年以来，兵连祸接，民生十分穷困，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如今张作霖又无故兴戎，吾辈军人，实在苦于再战。郭松龄又说：“在老帅面前专与我们作对的是杨宇霆。此人骄纵专横，妒贤忌能，排斥异己。权臣在内，大将焉能立功于外，我们打仗打到头发白了，仍然是个我们；打出地盘，杨宇霆、姜登选当督办。现在他们被江苏、安徽的人民赶出来了，又叫我们为他们收复地盘，为他们卖命，我是不干的。我已拿定主意此后绝不会参加国内战争。东北土地辽阔，物产丰富，我们从事开垦，效赵充国的屯田，岂不远胜于阋墙的战争吗？”郭松龄说罢，他的夫人韩淑秀也即席发表演说，内容与郭松龄所谈大同小异。演说之后，郭松龄拿出两张纸来，上面分别写着两个方案，一是移兵开垦，不参加国内战争，二是战争到底，武力统一。他让与会者在这两个不同的方案中选择一个，签上自己的名字。
在此种气氛中，在场将官均表示“赞同”郭松龄的主张。包括赵恩臻、齐恩铭、裴春生、高维岳四位师长在内的所有官佐全都在第一张纸上签了名。但郭松龄仍不大放心，他知道，这四位师长和另外一些并非自己亲信的军官不会衷心拥护他，为了防止他们事后捣乱，郭松龄下令将四位师长和其他十几名旅长、团长扣押起来，派人把他们送到天津，交给李景林代为看管。
接着，郭松龄将所部7万人改编为五个军，分别任命他的亲信，原为旅长的刘振东、刘伟、范浦江、霁云、魏益三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军的军长，令其加紧部署，即日率部向关外进军。
滦县誓师的第二天，郭松龄即将早已拟好的通电正式发表，将倒戈反奉之事公布于众。这几份通电的主要内容，一是历数张作霖的失误，要求他下野，由张学良继任镇武上将军；二是痛斥杨宇霆的罪恶，说“杨之为人，残忍成性，阴险成性”，一贯“遍树私党”“排斥异己”“苛敛民财、诛求无厌”等等，并以杨为“罪魁祸首”，宣布此次“班师回奉”主旨即在驱除祸首；三是宣布国、奉之间实行和平，永不再战；四是揭示班师回奉以后的施政方针，特别强调巩固国防、建设东北、清除腐化势力、改善民生，等等。从上述通电内容可以看出，郭松龄企图将主要矛头指向杨宇霆，同时以“用人不当”及“听信谗言”为名，迫张作霖下野，将权力转让给其子张学良。显然，郭松龄采取的也是类似古代“清君侧”的策略，并以“反老帅，拥少帅”相号召，从而达到团结内部，争取奉系多数人的同情，减少沿途奉军抵抗的目的。后来的事实证明，由于郭军官兵均是张学良的部下，因而这种策略确实能够迷惑包括郭军官兵在内的许多人，使郭军得以顺利进军。但是，这种策略也有其致命弱点，即一旦真相大白，多数郭军官兵知道受骗后，便不愿继续作战，郭军的战斗力也就会随之迅速瓦解。
郭松龄的通电发表的第二天，即11月25日，冯玉祥和李景林也分别发表通电，声援郭松龄。冯玉祥在通电中一面宣布在郭、奉之争中采取“中立”态度，一面又要求张作霖下野。他指责张作霖有帝王思想，横行霸道，并说，“现举国救亡，矢集一身”，张作霖应“引咎自责，以谢国人”，“以三省政权，完全还之国民”。李景林的态度则要缓和得多，他虽然也要求张作霖迅速将大权让给少帅，“以娱天年”，但用的完全是一种“劝告”的口气。
在发通电、造舆论的同时，郭松龄也开始部署向关外进军的军事行动。然而，就在郭松龄准备挥师出关之际，他却干了一件大失人心的事，即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了姜登选。
郭松龄回军滦县时，姜登选恰好也来到此地。他是在丢了安徽地盘，先在山东盘桓了数日后，乘专车回奉天途经滦县的。郭松龄得此消息，便派人到车站接姜，以自己身体不好，不能亲到车站迎接，请姜登选下车一晤为由，将他骗下车来。待姜登选一下车，郭松龄即命部下将他扣押。后又以送他进城为名，在路上将他枪杀。姜登选虽与郭松龄也有矛盾，却与杨宇霆等人有所不同。在奉军中，他算是为人平和，易与共事的人。郭松龄为泄私愤，无缘无故杀掉了姜登选，令多数人为之寒心。郭松龄的部下和亲信在内，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郭松龄心胸过分狭窄，难以长久共事。
郭松龄拟定的进军计划是：首先派魏益三带两个步兵团，乘奉军无备，混出关去，然后大军跟进，一举冲到奉天。不料，在郭军任团长的张作相之子张廷枢和齐恩铭之子齐家桢等人潜逃，将郭松龄倒戈的消息报告了张作相等人，魏益三所带部队只有一部分混过山海关，其余即遭张作相部第十五师的拦截。
偷袭失败之后，郭松龄不得不以主力发起攻击。因山海关一带奉军守军并不多，且主力已主动撤往连山一线布防，故郭军的进攻很快得手。11月26日，郭军首先占领了秦皇岛，接着，27日又攻占了山海关，打开了出关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