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发刊词并没有标明它“一贯的主张”是什么。但从它把“官僚”“大权政治”“普鲁士主义”和“民党”“社会主义”“马克思”对立起来而论这一点来看，很显然它倾向的不是前者，而是后者。
资产阶级的两面性
中国资产阶级有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分。
上海全市性的资产阶级团体有上海总商会和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之分。前者为买办资产阶级所控制，后者主要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
北京的五四运动爆发后，商业公团联合会很快投入运动，特别是对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方面有着积极的表现；而总商会则反映着帝国主义利益，对运动一直起着破坏作用。
5月9日，上海总商会发出臭名昭著的佳电，对爱国运动进行歪曲、诋毁，说什么“凡我国民深知国步维艰，当静以处事”。并主张：“遴派资格声望足以胜任大使者，任命日使，克日起程前往，坚持欧战平定交还清国一语，径与日廷磋商交还手续”；“应将此项议案提出大会，由中国派员与日本直接交涉。”
中日直接交涉，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所希望的；而民国成立已届八载，电文中仍称“交还清国”，更属荒唐至极。因此，这一电文发表后，受到各界人民的严厉斥责。
在反对总商会佳电的斗争中，商业公团联合会采取了严正的态度，它认为佳电所提出之主张，“是我全国人民所誓死坚拒而日本所求之不得者”，因此，它声明：“上海总商会佳电，主张青岛与日本直接交涉，本公团极端否认……”
在全国舆论的指责下，总商会理屈词穷，其会长朱葆三不得不提出辞职，其副会长沈联芳亦避往浙江。
上海著名买办虞洽卿，当时是总商会的议董，也是商业公团联合会的干事。在朱葆三、沈联芳辞职后，虞洽卿主持总商会的议董会议，竟领衔挽留朱、沈，并为其罪责辩护。虞洽卿是一个媚外老手，声名狼藉已久。“早在1905年为了英国副领事韦德门在会审公廨诬指黎黄氏贩卖人口而酿成的大闹公堂案，引起当时公共租界商店的罢市，虞洽卿就跟了当时的上海道袁树勋，挨户向各商店劝导开市，甚至打躬作揖，企图获得帝国主义者的青睐，充当工部局的中国董事。可是他尽管很卖力，仍然没有达到目的，只由工部局总董恩纳生送了他一只金表，说：‘租界闹事，承我公大力维持，得以转危为安。’虞洽卿后来对人家谈起这件事，还引以为荣。”虞洽卿既然是这样一个人，现在又领衔挽留朱、沈并为他们的罪责辩护，当然受到商界同人的严正指责。经过反对总商会和虞洽卿等的斗争，有力地促进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爱国积极性。
三罢斗争的实现，对民族资产阶级来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因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在三罢斗争中，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一些中小店主，有着许多良好的表现。
他们同外国侵略者进行过斗争。例如，罢市实现后，租界工部局进行破坏，连日贴出这样的布告：“不可再有排外及强迫煽惑等性质之旗帜与招贴，违者罚办。”工部局还派出大批包探、马巡，并借用电车公司修接电线之汽车，纷纷出动，强迫除去商家之旗帜和招贴。但是，帝国主义分子并没有达到目的，有些商家载有“抵制日货”“坚持雪耻”等字样的旗帜虽然被暂时除去，但“所除去之一切其他招贴，除者自除，贴者自贴”，“西人既去，门又已紧闭”。有的商店在外国巡捕去后，立即贴出反抗的标语，上书：“爱国自由，不受干涉”；“你会撕，我会贴”；“我心已决，越扯越贴”；“你扯我贴，越扯越多”。
他们也同封建军阀进行过斗争。例如，罢市实现后，反动军阀即强迫开市，并派出大批军警勒令实行。但是，反动军阀的这些措施也没有达到目的。试看6月7日的报载：“城内今晨有武装军士约八百人赴西门强迫商家开市，各商语以我等死生与学生共之，军队与刀枪威胁无效。”
6月7日下午，上海各界联合会开会，商、学两界旁听者近2000人。当在会的群众得知上海反动的军、政、警等官僚拟勾结买办散发传单“劝告”商家开市时，情绪十分愤激，纷纷发表斥责的演说，许多在场的商家大呼：“吾等罢市三日，学校罢课多时，政府对于国民所一致要求之惩办卖国贼，置若罔闻。今日欲以空言希望开市、上课，试问吾人牺牲财产，学生不顾生命，究为何来？于国何补……开市、上课只须目的达到，今日政府下令将卖国贼曹、章、陆、徐诸人先交法庭惩办，吾等明日即开市、上课矣。何用他人干涉！”
6月9日，上海“道尹、警察厅长……亦秉承护军使钧旨，驾乘汽车，亲至南市里街、大小东门一带挨户押令开市，有不遵者，即由所随军警代为将门取下，并在该地徘徊片刻，监视其营业。然有人入店买物，商人皆以无货可卖对，虽开仍与不开无异。迨军警去，则一律重复将门闭矣。”
以上种种，都说明了民族资产阶级在三罢斗争中表现了一定的积极性。
但是，当我们评价这种积极性时，还必须估计到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他们的罢市带有被迫性，是在一定的压力下实现的。学生的要求和监督，是他们的外部压力；店员的要求和监督，是他们的内部压力。关于学生情况，已如上述。关于店员情况，试看下述各例。
6月7日，虞洽卿在淞沪护军使召开的一次阻止三罢斗争的会议上说：“此次罢市，店东均不愿意，由各伙友怜惜学生之一念耳，事如有转圜地步，无有不从命也。”这一段话，除抹杀了中小商人的积极性外，所谈店员情况是符合当时实情的。事实上，参加这次会议的另一个成员也曾指出：“铺主经理不赞成，而多数之店伙学生为义愤所激，促成此举。”
店员是商界爱国运动的骨干。还在三罢以前，店员即积极投入运动。例如：“南市等处街道路口，概高揭白色竹布横联……此种白竹布横联或旗帜，皆由商界行号伙友学徒，从每日点心、月规等费，积省钱文，购买书悬，以尽热心爱国之本志。”
罢市开始后，店员积极坚持。他们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并对勒令开市的反动军警进行怒斥，虽被拘捕，“而被拘者均欣然自至捕房，并不畏惧……”。
店员们还向软弱、动摇的资本家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例如，先施、永安百货公司资方和帝国主义分子相勾结，本拟于6月7日复市，结果，“由于两公司只有不到百分之三十的职工回来供职”，而复市不成。又如，“某某等号经理，迫令伙友开排门数扇，照常营业，稍补损失。各伙以情愿在闭市期内扣除薪水，贴除伙食等词答复。该经理后令学徒将门紧闭，向外一笑而去。”再如，某店店员曾破指血书“学生一日不放，本店一日不开”十二个大字，贴于门前，表示坚持罢市的决心。
没有这些坚决而积极的广大店员，商界罢市的坚持，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参加了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的斗争，但是这种斗争是很不彻底的。在罢市实现后，他们极力强调运动只是“对内”而非“对外”，他们也同意买办分子的“先与捕房接洽”和“请万国商团……出而维持秩序”的反动主张，他们说：“只望同胞能守秩序，绝无暴动，自然不怕非法干涉云。”他们还向“各友邦”正式发表宣言说：“此次举动纯系爱国热诚，对内有所要求，秩序井然，并无丝毫暴动行为。凡我旅华各友邦诸君，与我商界平日感情素洽，惟希主持公道，弗生误会，是为至幸。”
民族资产阶级有着依靠英美各国来反对日本的幻想，他们在向巴黎和会呼吁的电文中，即说：“请求我亲爱友邦主张人道公义，勿使日本肆其野心”。因此他们怕运动涉及了英美“各友邦”，也怕“友邦”误会，因此他们再三再四地进行解释，百般设法地限制运动的范围。
其实，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他们也是有所畏惧的。在6月7日的会议上，反动军阀上海护军使要求不要使用“抵制日货”字样，商业公团的代表也就顺从地说：“至于抵制日货字面不妥，有关条约，吾人此后当依从军使之谕，改用提倡国货等字样。”
对于军阀政府，他们并不敢于彻底反对。他们承认自己一贯的态度是软弱的。说：“商界对于政府，敢怒而不敢言。”而这次被迫参加了反卖国贼的活动，他们又认为应该“派代表赴北京，为最后之请愿，而我辈以镇定工夫、和平手段为保中华民国坚持到底可耳。”
“镇定工夫”“和平手段”，民族资产阶级就是这样一种比较软弱的态度。
在运动中，还有一种借机发国难财的奸商，如有的曾贩运日货而把日货冒充国货来出售。除奸商外，就是一般的工商业者，也绞尽脑汁，想方设法，使自己的利润不受影响。例如：“那时，有一种‘威古龙丸’（记不起是哪家药房的出品）就大登广告来‘敬告热血男儿’，说什么血不热则志不奋，血不足则热不能久，能爱国者须求热血之充分，则热血者须求补血之妙药。威古龙丸补血之第一灵丹也，爱国志士，盍一试之”。要靠灵丹妙药来维持斗争的持久，这实在是对爱国志士的侮辱。在这里所反映的已不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而是赤裸裸的投机性了。
第三，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同意罢市了，但是他们坚决反对罢工。他们不断地说什么“工界如是罢市，危险万状”“罢工如果实现，实非常危险”等等。
因此，资本家去极力阻止罢工。6月7日，纺织业资本家穆藕初在卢永祥召集的会议上说：“查上海人民号称百万，而劳动工人居百分之十二（按：实际不止此数），纱厂工人占最多数，一闻商界罢市，各工人亦有罢工之议。湘王月以工界罢工最为危险，遂邀各纱厂开紧急会议，竭力遏止……”
但是，工人们并没有遵从资本家的意旨，而是陆续实现了全市性的大罢工。这是很使资本家恼火的。在一些资本家看来，由日资开办的一些工人实行罢工，还情有可原；由中国人开办的工厂则绝不应罢工。他们甚至提出“工战”（意思是说用加紧生产、发展工业的办法来抵制帝国主义）的口号，对工人们进行欺骗，企图把工人们的热情引导到增加生产，以便利他们赚取更多的利润。
当然，资本家的这些如意算盘，并没有能够实现。
第四，资产阶级在罢市后不久，即随时准备开市。因为旷日持久，对他们的利润剥削究竟是有影响的。有一个商人在市后曾经说：“我们前次罢市真不值得，罢了七天，损失了两千多万，仅仅罢免了曹、陆、章。”因此，在罢市期间，商店开市者，时有所闻；偷卖日货和进行投机倒把者，更不是个别现象。6月9日，反动政府及总商会“劝导”开市，“各银行、各钱庄经理，均已首肯”，一部分商店代表也主张“早日开市”。但是由于店员、职员、学生和广大中小工商业者的坚持，这项阴谋仍然未能实现。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民族资产阶级在三罢斗争中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毛泽东说：“一方面――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又一方面――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焉’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在三罢斗争中，是表现得十分清楚的。
民族资产阶级既然是这样矛盾的两面性格，很显然，它既不能担任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也不是中国革命中的主力军。
工人阶级的决定作用
上海工人阶级在三罢斗争中的罢工人数，尚无精确的统计，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中估计，“大概有六七万人”。根据上海工人约有50万之众（产业工人20万），及三罢的全市性规模来看，“六七万人”怕只是就产业工人而讲，如果把手工业工人、市政工人和店员计算在内，实际人数当会大大超过“六七万人”。
由于工人阶级身受三重压迫和集中的特点，他们在运动中表现得特别英勇和顽强，和资产阶级具有迥然不同的态度，所起的作用也是学生不能相比的。
第一，工人们在罢工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自觉的爱国主义精神。
还在“六三”以前，工人们即积极地自动地投入到爱国运动中。特别是在抵制日货运动中，工人们有着杰出的表现。例如，“某印刷所工人宣言，不愿以日本纸加之机器，如主任有所强迫，宁全体罢工。”再如，浦东沿浦一带码头工人，“全体一致表决，凡遇日本船只抵埠，不为起货；并分发传单，劝导各码头劳动界切实进行。各码头继续实行者日多……”又如，虹口吴淞路一带，“黄包车夫，齐结团体。凡遇某国人雇坐车辆，概不拖拉，以表爱国热忱一致之意。”连资产阶级的报纸对这种现象也不得不称道说：“此等苦力穷民，亦知大义，殊属可敬。”
6月4日，学生们动员罢市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动员工人罢工，更没有像向商店主那样的“沿街跪求”。6月5日的上海各界联合会议，实际上并没有工人代表也没有什么工界代表参加。甚至有些部门的工人，如电车工人、电话局接线生、外国人的佣工等开始罢工的时候，一些学生代表还曾经进行过劝阻。
因此，工人们的罢工是自己搞起来的，“从事鼓动的人并不是学生，而是出现于工人之中。”许多工人在罢工时，都一再声明行动出于自愿，他们说：“我们都是穷人，但我们绝对不要我们的国家变成朝鲜第二，那里的一片景象是惨不忍睹的。我们当前所进行的运动，乃是世界史上一件最为惊人的运动。这是一个全民的运动，不是任何武力所能压制得了的。”
关于工人罢工出于自动，从许多老工人的回忆中也可以得到证实。例如朱宝庭在回忆当时海员罢工的情况时说：“这次海员参加五四运动，是中国海员工人的第一次罢工，罢工海船达数十只，工人有5000余，罢工时间四昼夜。在罢工过程中，虽组织较差，然工友的情绪高涨，精神不屈，始终出于自动自愿，实开中国海员运动的光明新纪元。”
工人们罢工后，展开各种爱国活动，发文告，散传单，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他们在罢工期间，不但得不到工资，而且为了推动运动的发展，捐献出自己的血汗钱。例如，求新机器厂，“前日（六日）午后，诸工人游行街市，表示热枕。且见街上悬挂白旗横额，风雨飘摇，易于损坏，未能垂诸久远，爰特捐集巨资，在机厂街口建造铁木牌楼一座，高六丈，宽五丈，上题四大字曰‘毋忘国耻’，每字三尺……”
第二，工人们于罢工斗争中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行会帮口观念，实行同盟性罢工。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小农业与家庭手工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形态的长期存在，因而在中国手工业者中普遍存在着和长期保留着行会、帮口的封建性组织。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开始分解了中国的自然经济，大量的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流入城市。很自然的，一些行会、帮口的组织形式被带到早期的工人队伍和工人运动中来。直到五四运动，工人队伍中仍然受着这种组织形式的严重影响，例如上海工人中便有安徽帮、宁波帮、湖北帮，等等。
行会、帮口不但不是阶级的组织，反而，它被业主和反动派利用来对工人阶级进行分化和破坏。被这种封建组织所灌输的非阶级意识和狭隘的地域观念，极不利于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和统一斗争。
但是，在上海工人的“六三”以后的大罢工中，这种行会、帮口的狭隘观念被空前地突破了。工人们纷纷联合起来，为着统一的斗争目标，举行同盟罢工。
工人们在罢工前即打破了帮口观念，纷纷聚议，同盟罢工。例如，“南市华商电车公司卖票、开车人等前日（五日）在西门某茶馆集议罢工后，昨日（六日）遂将各路电车一律停开……”再如，“英美香烟厂内有数部分男女工亦于昨日（六日）午后在厂门首聚议，拟同盟罢工……其他如日商华章造纸厂、日华纱厂等各工人，并沿浦各码头苦力工人正在纷纷集议。”又如，上海“水木工人有本帮、宁绍帮、苏帮之分。此次风潮发生之后，该工人等激于义愤，久欲与学商两界一致行动，经该业董等极力抚慰，暂且有待。至昨日（十日）起，该董等无法劝阻，遂一律罢工。”
工人们在罢工斗争中，还打破了行业、地区观念。行业和行业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互相联系，实行联合罢工。例如，上海耶松公司老船坞和瑞熔机器造船厂1000工人罢工后，举行大会，“曾决议劝告工部局电灯厂工人和他们采取一致行动。”再如，慎昌洋行的电器工人在罢工以后，还去礼查饭店，和那里的电器工人商讨，希望他们也实行罢工。又如，沪宁和沪杭甬两路工人的罢工，“系由沪宁铁路机厂各工人发起，在吴淞厂内提议，全体签名赞成，然后知照上海、南京与闸口机厂，征求同意，即经该两厂工人一致签名赞成，始于八号发表意见。”
工人们在罢工后，还有着统一领导的要求。例如，码头工人们，希望“与工人的领袖在上海举行一次联席会议”。
第三，工人们在罢工斗争中表现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坚决性和彻底性。
工人们的罢工受到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阻挠和破坏。工人们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例如，日商纱厂的一万五千工人曾以革命的暴力对付反革命的暴力，打破日本资本家的生产秩序，突破租界巡捕的干涉，“将牢固加锁之门户破坏”，形成声势浩大的大罢工。再如，日本资本家开办的兴发荣机器造船厂工人在决定罢工后，并表示：“自后誓不入某国人工厂作工。”
工人们的斗争还受到英美等帝国主义的阻挠和破坏。当这些西方侵略者开办的工厂内发生罢工时，他们“竭力劝留”“一再劝谕”“再三挽劝”，并“谕令工头四出劝导”。但这些卑鄙的企图，在工人们的坚决斗争下，皆成泡影。当帝国主义分子在市上进行破坏活动时，也受到了工人们的有力回击，试看这样一条记载：“昨日（七日）下午五时许，有西捕借乘电车公司修理电线之有梯汽车，雇中国苦力在虹口收取各家所悬表示布旗，为一般劳动界将该汽车毁坏。”6月10日，沪东工人计划举行万人大示威，并表示“不管租界当局怎样看法，他们一定要行经租界。”帝国主义的武装警察、万国商团等，虽然“携带机关枪迅速地准时到达肇事地点”，但是，“游行的人仍然化整为零，分头游行……”
对于封建军阀政府，工人们也表现了誓不两立的态度。他们要求“格政府之心，救灭亡之祸”；对于卖国贼，不仅要求“斥退”，而且要求“永不起用”。
第四，工人们向资产阶级的妥协性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商界的罢市是经过学生和店员对店主的内外压力而实现的。工界的罢工也是经过工人们和资本家的坚决斗争而实现的。例如，钢铁机业万余工人，在6月8日开会，“群情愤激，主张罢工，众心坚决，不可遏止。”资本家们企图“设法开导”，阻止这一罢工，并提出“静候三日”，进行欺骗。但是，工人们并没有接受这一“开导”，也没有“静候三日”，而是在次日（九日）立即实现了罢工。
对于买办资本家破坏罢工的企图，工人们更是坚决地进行了斗争。6月10日，海员工人和各轮船公司买办在四明公所开会，讨论停驶问题，三北公司的大买办虞洽卿，认为“航务紧要，令已装货者照常开出。”虞的话尚未说完，即遭到群众的怒斥：“谁人说开驶者？打！打！”结果，“经各买办竭力劝慰，暗令虞君从后门而出（长衫已扯坏），场内始行肃静。”最后，在海员工人的坚持斗争下，不得不做出“一律停开”的决定。
6月9日，上海总商会发出通告，要求各商店于10日开市。这一破坏活动，受到工人们的严厉斥责。工人们在6月10日指出：“乃近闻北京派来奸细，运动开市，假令成为事实，置我工界于不顾。工界同人现已公同决议，即令商界答应开市，工界同胞决不因此终止，誓当再接再厉，继续罢工。”
当资本家对阻止罢工无能为力的时候，还企图通过学生来影响工人。例如，沪宁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时候，路局的资本家便和学生联合会联系，请求协助，结果，“学联派来代表面晤工人”。学联代表虽然秉承资本家的意旨，“善于辞令”，但却遭到工人们的抗议，一个工人向学联代表严厉斥责道：“诸位学生是爱国的，你们想一想，难道我们工人就不是爱国的吗？诸位学生宣告罢课已经这么久，你们现在还要求我们推迟我们罢工的日期吗？”
第五，工人阶级独立地登上了政治舞台，并且在运动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以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指使，也不是学生们的请求，而是自己独立地发动起来的。一个运动的目睹者曾经比较公正地指出：“对于工人来说，这些年轻的学生，不论要他们来发动一次罢工，或是把罢工的举动停止下来，他们的影响总不会过大的。这些工人一般都具有他们自己单纯而强烈的意见，很难用劝告、威胁或其他方法，使其改变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