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人阶级在运动中的作用。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和沪海道尹沈宝昌在6月8日给北京政府的急电中，曾惊恐地说：“此次沪上风潮始由学生罢课，继由商人罢市，近且将有劳动工人同盟罢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上海为东南第一商埠，全国视线所及，内地商埠无不视上海为转移。”全国视线以上海为转移，这一点，反动派并没有讲错，正是上海三罢斗争的实现推动了全国许多地区三罢的实现，特别是上海的工人斗争影响到全国许多地区工人斗争的开展，以至处在北京附近的天津，也有几十万劳动者在酝酿罢工。这些事实迫使北京政府感到了统治的极不稳定，因此才不得不对人民做出让步，罢免了曹、章、陆等卖国贼。
对于工人阶级在运动中的作用，学生们在开始时是认识不清的，以至他们对某些工人的罢工还进行“劝阻”。但是，随着运动的开展，事实教育了他们，使他们愈来愈感到工人阶级在运动中的伟大作用。当6月12日上海人民宣告胜利开市时，学生们不得不打出了“感谢工界”的旗帜，上海学联在告同胞书中也不得不承认：“学生罢课半月，政府不惟不理，且对待日益严厉。乃商界罢市不及一日，而北京被捕之学生释；工界罢工不及五日，而曹、章、陆去。”
工人阶级在上海三罢斗争中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并在运动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也必须指出，这时在工人中仍然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统一组织，当时出现的一些所谓工界团体，如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中华工党、中华工界联合会、等等，仍然是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它们在工人中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当然，这种状况是不会继续很久的。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迫切地要求两者结合起来，中国工人阶级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组织，会很快出现的。
中外反动派对运动的破坏
五四运动发展到“六三”以后，使一切中外反动派深为惊恐，而当他们把这一运动和世界革命潮流、布尔什维主义的宣传联系在一起考虑的时候，就更加坐卧不安。日本侵略者向北洋政府警告说：“过激派利用时机，施其毒计……前次朝鲜暴劝，亦系彼等暗中嗾使。中国秩序未固，益以学生正在蛮动，实为过激派肆毒之良好机会。现上海该派本有强固机关与民党孙洪伊等亦极接近，风潮如不早息，该派势力将播及军界，彼时中国大局必陷于无可收拾之情况。”上海英美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在1919年6月份的报告中则说：“本年五月间发生的一个案件，揭露出一个企图在中国散播布尔什维主义思想的计划。已有的材料表明在工人阶级中间尚无任何有组织的运动在进行；但是已经发现在学生中间布尔什维主义的宣传正在散播，各校已委任了布尔什维克书籍的经销人。”
在这里，帝国主义分子对运动作了种种估计，估计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十月革命必然和已经对中国的革命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中国革命仿照俄国的“过激派”行动起来，其危险是不堪设想的。
因此，当五四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主力由学生变为工人以后，帝国主义者便百般设法地加紧扑灭这个运动。他们认为这个运动将是“庚子之祸”。
上海三罢斗争实现后，帝国主义分子立即行动起来了，巡捕、万国商团、水兵等各种武装一起开动，“往来弹压”。驻上海的各国领事团，“将英美两国驻沪陆海军，调集分布各要道，实力巡防。”他们对中国人民滥肆拘捕、凶殴以至屠杀。为了扑灭运动，他们还纷纷调集和加派军舰来华，日本的军舰来了，英国的什么“蜜蜂”号也来了，法国的什么“窦碧依？窦当”号和“台斯德累”号也都来了。
帝国主义分子除了直接干涉外，还假手北洋军阀来扑灭运动。6月上旬，北京各国公使不断向北洋政府“诘问”，上海各国领事也不断到交涉公署进行“交涉”，他们要求中国反动派从速镇压三罢斗争。
北洋政府当然是惟命是从的。
如前所述，还在5月底，北洋政府即下令各地加紧镇压爱国的人民，“其不服制止者应即依法逮办，以遏乱萌。”6月初，它再次要求各地严厉镇压运动，并特别指出要镇压工人的同盟罢工，“随事查缉，依法严惩。”
上海三罢斗争实现后，淞沪护军使卢永祥、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沪海道尹沈宝昌等反动首脑，纷纷利用各种手段，对运动进行破坏。他们叫嚣“上海已发生二次义和团”，对爱国的人民进行殴打、拘禁和屠杀；他们怕运动的影响扩大，加紧戒严和封锁，破坏一切爱国的宣传品，并严密查禁上海的往来邮电；他们还惧于“民情愤激”，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不断对人民进行欺骗；他们还勾结帝国主义者，并通过大买办从群众联合组织内部进行破坏运动。
除上海外，各地军阀也采取了类似的破坏爱国运动的反动措施。
但是，中外反动派的一切破坏活动，都对人民群众爱国运动无能为力，而一切卑鄙的镇压措施，都成了火上加油，使运动发展得更加猛烈，更为广泛。中国人民坚定的不可侮的态度，使一切中外反动派都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最后，连他们的生计也成为问题了。这样，人民群众的压力就迫使他们不得不做出一定的让步。
在这里，美帝国主义的态度是狡猾的，它企图利用人民群众的反日情绪，来扩张自己的势力，具体地说，它企图利用中国人民的运动来除掉北洋政府的亲日派，以便建立亲美派政权。因此，当运动有发展到反对一般帝国主义可能的时候，即在它看来有所谓“遇有非法和过分的行动”的时候，它也和一般帝国主义一样，对运动进行破坏和镇压。但是，当运动能够限制在反日的范围内，而不发展到“义和团第二”的时候，这又是它欢迎和力所要求的。因此，当“六三”运动出现以后，北京的美国公使芮恩施指使其上海总领事，要求美国侨民对运动“既不要予以鼓励，亦不要加以反对。”芮恩施在6月9日下午4时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一方面说明上海“局势严重”，同时认为“对于中国这种全国性的广大运动，不可用武力来反对”。
第八节 人民的胜利：从罢免卖国贼到拒签和约
北京青年在5月4日点燃的革命火把，迅速传到全国各地，使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
在各界群众的愤怒抗议下，北京政府才又不得不在当日午后发布了一条准免陆宗舆本职的命令。
陈独秀同我刚看到下一层露台上正在放映露天电影，我们就趁此机会，把传单从上面撒下去。
陈独秀怕我们不知道他被捕，故意大呼大跳起来，说：“暗无天日，竟敢无故捕人。”
上海各界闻听和约签字，于是又召开了有10余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示威游行。
不管这些代表们怎么“遗憾”吧，和约总算是拒绝签了。
卖国贼被罢免
北京青年在5月4日点燃的革命火把，迅速传到全国各地，使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全国青年和人民群众怒发冲冠、热血沸腾。“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在强大的人民群众运动面前，反动派无论施行怎样的镇压手段，都无能为力了。
在各地区的斗争中，以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对反动派的威胁最大。
在各阶层人民的斗争中，以直接参加生产的工人劳动者，对反动派的威胁最大。
还在“六三”上海三罢后不久，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和沪海道尹沈宝昌于6月8日给北京政府的急电中即说：“此次沪上风潮始由学生罢课，继由商人罢市，近且将有劳动工人同盟罢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上海为东南第一商埠，全国视线所及，内地商埠无不视上海为转移。”
上海地区的三罢斗争，推动了全国许多地区三罢的实现。而全国斗争的开展，又推动了五四运动发源地――北京斗争的深入。
6月7日，北京总商会在给北京政府的呈文中，讲到北京地区的情况时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气之奋兴，诚未可遏塞而致使溃决。侧闻罢学罢市，各省已有逐渐响应之虑，京师彼此激刺，亦暗有浮动情形。”
关于北京“暗有浮动”的情况，到6月10日就更加严重了。
6月10日这一天，北京学生团体决定：“身背卧具往公府请愿，一、惩卖国贼；二、青岛不签字；三、不承认胡仁源为大学校长。如不允，即卧以待命，非允后不散。”
6月10日这一天，北京各团体代表面见徐世昌，“陈述险象，恐生大变，乞纳民意，以息风潮。”
在这里，我们应该特别提到北京工人的斗争。以长辛店的铁路工人为例。一些老工人回忆当时的情景说：“6月3日以后，卖国政府逮捕学生，上海工人大罢工。消息传到了长辛店，我们厂里工人再也不能沉默了。本来这些天大伙早就没心干活，这时几个工人骨干和学生们商量了一下，就决定举行示威游行。一天中午，史文彬和陈励茂、张珍领着很多工人到大街艺员养成所的门口去集合，陶善琮也领着艺员养成所的学生出来了，大家上了大街……”“于是在长辛店大街上开始了第一次工人的游行，队伍里边也有几个工头，史文彬和陶善琮两人在前头领头，有一百来个工人，艺员养成所和车务见习所的学生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在后面。”“这次游行开了头，以后就游上了劲，三天两头尽游行，晚上还搞过一回‘提灯会’，也是个示威游行。”
据当年长辛店救国联合会会长盛成的回忆，盛于1919年6月9日上午去天津，接受天津各界援助罢工的爱国捐款，下午回到长辛店，当地工人即酝酿罢工。当时任长辛店铁路工厂副厂长的刘家骥，系曹汝霖的女婿，他在得知工人即将罢工的消息后，即在电话中告知曹汝霖，曹得知此消息后更加胆战心惊，感到不去职是不行了。
本来，全国“三罢”实现，特别是上海工人大罢工后，北京政府已有妥协之势，7日已释放被捕学生，9日有了免国贼职的表示。6月10日，北京政府开始下达处理国贼的命令，但是当日上午仅仅发布了一条准免曹汝霖本职的命令，这当然不足以平民愤。新闻界报道北京学界在当日的活动说：“上午，各学校学生拟齐赴公府，谒见总统，要求惩办曹、章、陆诸人。当由警察厅（告）各学校，谓免曹之命，上午准颁下，请即从缓。各学生遂即准备下午再行出发，准曹令既下，章、陆并无下文。乃由学生联合会曾举出代表六人，赴国务院、教育部两处，请见总理及傅次长。结果当局告以章、陆免职令立时可下，学生代表立即退出。”在各界群众的愤怒抗议下，北京政府才又不得不在当日午后发布了一条准免陆宗舆本职的命令。
从上可以看出，北京政府的让步，并不是心甘情愿的，它是采取了一种敷衍塞责的态度，走一步，看一步，适可而止。
对付这种老奸巨猾的态度，只有坚决斗争。10日下午，天津总商会拍给北京政府一封急电，其中说：“本日仅准曹汝霖辞职，似此可以谢国人乎……查栖息于津埠之劳动者数十万众，现已发生不稳之象，倘迁延不决，演成实事，其危厄之局，痛苦有过于罢市者。”
天津总商会的急电，使北洋政府极为震惊。因天津近在咫尺，如果那里的几十万工人大罢工将直接威胁北京，使其反动中央呈动摇之势。在这种“危厄之局”的逼迫下，北京政府才又发布了准免章宗祥本职的命令。在最后一次命令下达后，北京政府以十分恐惧的心情，急忙将以上三种命令带往天津，“提示大众，劝其开市。”这时，已经是6月10日的深夜了。
曹、章、陆的被免职，是人民斗争的结果，是群众运动的伟大胜利。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地群众都为之一快。陆宗舆的家乡海宁县，还召开了公民大会，议决为卖国贼竖石碑，使之遗臭万年。“当场由众踊跃输金、饬匠赶办，已于前日制造就，竖立邑庙前及北门外海塘镇、海塔下等三处。碑约五尺余长，真〔直〕书‘卖国贼陆宗舆’六大字，左右两边并刊民国8年6月海宁公团立，一时观者人山人海，途为之塞云。”
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卖国贼被罢免，五四爱国运动的直接目标，算是达到了一个。但是，山东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反动军阀们仍然盘踞要津。因此，斗争并没有结束。
《北京市民宣言》和陈独秀被捕
曹、章、陆的被罢免，就反动统治者来说，不过是缓冲之计。就在曹汝霖等被罢免的前后，段祺瑞、徐世昌都曾亲自至曹的寓所看望，慰勉有嘉。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皖系军阀仍然掌握着中央政权，那些步军统领、警察总监们仍然在北京城耀武扬威，镇压群众，使许多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
因此，学生们的导师、中国思想界的先驱们，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便进一步提出了对北京政权予以“根本之改造”的问题，在陈独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中是这样说的：
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左：一，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二，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三，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四，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五，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告，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
这个宣言虽然还存在着一定的幻想，“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但它最后也提出了“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的目标，指出了运动的方向。这在当时，还是难能可贵的。
《北京市民宣言》由五四运动中的先进分子于6月11日到前门外等繁华街道、场所去散发。《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如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等都亲自参加了这次散发活动。
陈独秀、高一涵等，是到“新世界”游艺场散发的。
李大钊等则是到城南游艺园散发的。
“新世界”游艺场，座落在前门外珠市口西，香厂路和万明路的交接处。这座游艺场是一位广东商人仿照上海的“大世界”游艺场建造的。主楼共四层，有剧场、电影场、曲艺场、餐馆、茶楼、商店等；在夏季，三、四层上还有屋顶花园。陈独秀于6月11日晚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就是在这里的屋顶花园上。
陈独秀散发传单，被反动派的暗探当场逮捕。高一涵回忆陈独秀被捕情景时说：“我同陈独秀、邓初三人到新世界，见戏场、书场、台球场内，皆有电灯照耀，如同白日，不好散发传单。陈独秀同我两人只得上新世界的屋顶花园，那里没有游人，也无电灯。这时刚看到下一层露台上正在放映露天电影，我们就趁此机会，把传单从上面撒下去。哪知道，我们正在向下撒传单时，屋顶花园的阴暗角落里走出一个人来，向陈独秀要传单看，陈独秀实在天真、幼稚，就从衣袋里摸出一张传单给那个人，那个人一看，马上就说：‘就是这个’。即刻叫埋伏在屋顶花园暗地里的一伙暗探，把陈独秀抓住。我乘着这个机会，急走到屋顶花园的天桥上，探子大叫：‘那里还有一个！’我就在此一刹那间，把手中拿的传单抛了，赶快走下去，杂在戏园的观众中，并脱去长衫，丢掉草帽，躲藏起来。转眼看到邓初一人，还在对过台球场内，把传单一张一张地放在茶桌上。我小声告诉他，说：‘独秀已被捕’。他还说：‘不要开玩笑罢！’正说间，遥见陈独秀已被探子们捉下楼来。陈独秀怕我们不知道他被捕，故意大呼大跳起来，说：‘暗无天日，竟敢无故捕人！’”为此，《新青年》编辑部（即陈独秀住宅）当晚也遭到了搜查。陈独秀被捕监禁了近三个月，李大钊也因此出京到昌黎五峰山躲避了一个时期。陈被释放时，李也已回到北京。在李的帮助下，陈出走上海。
思想是无法禁锢的。反动派虽然能够逮捕和监禁散发传单的人，但是传单上所宣传的思想却不胫而走。反动派的暴力，只能激起爱国群众的更大愤怒。全国校友会联合会在致徐世昌要求释放陈独秀的电中说：“陈独秀被捕，士林惊骇。持论是否偏激，国人自有公评，不得横加摧残，防民之口，其可得乎？”北京学生在给警察厅的公函中，指出捕人加罪之举，只能“激动全国学界再起波澜”。上海工业协会的通电中，指出：“大乱之机，将从此始。”许多抗议通电，称这次捕人事件为兴文字狱。章士钊在给北京某要人的电中说：“讵可忽兴文网，重激众怒。”“试观古今中外，每当文网最盛之秋，正其国运衰歇之候，以明末为殷鉴，可为寒心。今日谣诼繁兴，清流危惧，乃迭有此罪及文人之举，是真国家不祥之象，天下大乱之基也。”
对于陈独秀被捕的原因，李达曾发表《陈独秀与新思想》一文，加以分析说：陈独秀先生是什么人？大家都晓得是一个‘鼓吹新思想’的书生。
“北京政府逮捕他是怎么缘故？因为他是‘鼓吹新思想’的缘故。”
“‘鼓吹新思想’的书生，北京政府何以要捕他呢？因为现在的北京政府，是顽固守旧的政府、卖国的政府。陈先生是一个极端反对顽固守旧思想的急先锋，并且还用文字反对政府卖国的行为。他的文字，很有价值，很能够把一般青年由朦胧里提醒觉悟起来。北京政府为了这样，卖国的举动不大方便。所以，忌到这位‘鼓吹新思想’的陈先生，想把‘莫须有’的事随便戴在陈先生的头上，说是在他家里发见过激派的书籍印刷物。这事并不是真的。要把陈先生做个标本，来恐吓许多鼓吹新思想的一般人。”
广大群众是不会因为反动派的捕禁而沉默下去的。就在曹、章、陆等卖国贼被罢免后不久，一场声势浩大的拒签和约运动，又紧接而起了。
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的成立
根据运动的发展，各地的学生们感到有进一步组织起来的必要了。
还在6月1日，京、津、宁、沪及留日学生代表即在上海环球中国学生会召集全国学联的筹备会，“议决名称为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并发电各地联合会，请于两星期内各派代表二人来沪，商订章程及办法，再开成立大会。”
6月12日，上海人民庆祝三罢斗争的胜利，示威游行，并行开市。
同日，在上海的全国学联筹备会召开常会，“多数以为此次要求，一为外争外交，一为内惩国贼。今外交既未脱离悲观境界，国贼亦止于准免本职，揆诸最初之希望，百未一达。”筹备会在致各省各团体的通电中，指出：“如曹、陆、章辈，实繁有徒，若段祺瑞、徐树铮实为元恶，倘不除恶务尽，虽有华盛顿莫与维新，陈东等之伏阙上书宁有济耶？”
6月16日下午2时，全国学联成立大会在上海大东旅馆六楼召开，计到有北京、上海、留日学界、天津、武昌、南京、杭州、济南、嘉兴、松江、崇明、南通、九江、保定、吉林、安徽、宁波、河南、唐山、苏州、扬州等各地代表共五十余人。
除各地学生代表外，参加大会的还有许多来宾，计有教育界人士蒋梦麟、黄任之（炎培）等20余人；商界人士10余人；工界人士6人；报界人士戈公振等10余人。还有个别外宾，如教会学校的教职员等，也来参加。
许多学生代表和来宾都在这个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演说，表明了各自的态度。
北京学生代表许德珩在会上强调：“我辈宜去虚荣心而牢守坚忍心。”
上海学生代表何葆仁说：“中国社会不良，卖国贼必不能止绝。故本会以改良社会、正人心、敦风俗为主旨，当与中华民国终始。”
教育界代表黄任之强调：“无论何种团体，融洽一致最难，内部一有猜疑，对外即无能力。”
教育界演说的另一代表蒋梦麟，则宣扬英美的影响，他说：“杜威博士曾劝我辈尝以英文论著送英法美诸国，引动友邦对我中国学生表同情”；又说：“中国学商工各界之活跃，实美国之新感想新精神有以玉成。”
商界两代表演说，“以任劳与修德两端相勖”；工界两代表演说，则希望工界能像学界举行“公开联合大会”。报界代表发表演说时也说：“商则应去贵族商会而别成一平民商会，此上海人士之公言也；工则处此万国劳动同盟说盛行时代，我国更应急起直追，俾不至以地位悬殊而见屏于世界各国之劳动界。甚望商工两界亦能早自设备，如我学界之联合开大会耳。”
6月18日，全国学联召开选举职员会。北京学生代表段锡朋当选为正会长，上海代表何葆仁当选为副会长，北京学生代表陈宝锷当选为评议长。干事长则照章由会址所在地（上海）的学生会评议部选出。
全国学联成立后，立即号召和组织各地学生，投入拒签和约运动。
拒签和约运动
工人们在罢免卖国贼的斗争中起了重大作用。他们在拒签和约运动中，继续表现得非常坚决和英勇。他们认为，三罢斗争的目的，不能止于罢免三个卖国贼。“若卖国首领未诛，卖国条约未废，亡国之祸终难幸免。”有的工人大声疾呼：“徐世昌去职难成事实，签字势在必行。签字而山东亡，山东亡而全国随之，亡国大难迫于眉睫，吾同胞忍坐视家国之亡而甘心作奴隶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