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5月4日以来人民群众表示的巨大威力，使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和北京政府对签字问题都不能不有所考虑。但是，北京政府考虑的结果，却认为签字比不签字好，“若竟拒绝签字，不惟有负各国调停之苦心，抑且不啻自绝于国际联盟之保障，各国将来更难过问。”
因此，这个惧外、媚外的北京政府，竟然于6月17日电令在巴黎的中国代表，按照帝国主义的意旨，在和约上签字；23日，再令代表“相机办理”。24日，北京政府通电各省，申述主张签字情形，说什么：“如保留实难办到，只能签字。当经征询两院议长及前段总理，意见亦属相同。因时期促迫，已于昨日电复陆专使照行。”又说什么：“熟权利害，再四思维，如竟不签字，则嗣后挽救惟难。”
北京政府的可耻态度，再一次激起了群众爱国运动的高潮。
由于和约直接牵涉到山东问题，因此山东人民在拒签和约运动中特别积极。6月18日，山东各界联合会决定派出请愿团进京，不达目的终不返籍，倘政府仍是敷衍，则农人亦将罢耕，以表一致。
6月19日，山东请愿团80余人到京，代表的团体计有：
一、山东省议会；
二、山东教育会；
三、学生联合会；
四、山东总商会；
五、济南商埠商会；
六、农会，等。
6月20日，山东80多位代表持以下三条件，向总统府请愿：
一、拒绝和约签字；
二、废除高徐、顺济铁路草约；
三、惩办国贼。
但是，徐世昌拒绝接见，代表们受到卫兵、军警的种种阻挠。反动派的卑鄙措施，更加激怒了充满爱国义愤的各界人民，代表们齐声大呼说：山东之存亡，即吾辈之生死关头，今日如不得见总统要求以相当之保证，则誓死于此，亦不归寓。有的报道，还作了这样的描述：各代表无法，只得跪在门外，放声号哭。时适下大雨，一小时后，各代表尽陷于水污泥淖之中，痛哭失声，闻者悱恻。在代表们的坚决要求，并“继续伫立数小时之久”的情况下，北京政府不得不答应了“接见”，但是须“改定日期，限定人数”。
6月21日，山东全体代表到国务院，并推举5人面见代理国务总理龚心湛（总理钱能训已于6月13日辞职），提出前述三条件。23日，山东代表推举六人面见徐世昌。详细诉说了日本侵略者在山东的暴行，坚决要求实现三条件，并说：起程之际，我东民父老昆季姊妹环跪车站，泣不成声，嘱代表等，请求不遂，不得生还。25日，山东代表六人再至国务院见龚心湛，要求拒绝签字之保证。
山东代表的请愿活动，使北京及各地人民再一次行动起来。
6月27日，北京各界举行联合请愿，参加的团体计有：
一、山东代表请愿团；
二、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代表请愿团；
三、京师总商会代表；
四、留日学生代表，报界代表，基督教代表，陕西学生联合会代表等。各界代表达数百人。同日，天津各界联合会也派了10位代表（包括女界同志会代表2人）到京，参加了联合请愿的活动。
联合请愿的代表们，推举了10人（一说11人），面见徐世昌，但徐又拒绝，只派了一个教育部的次长接见。反动派这种敷衍的态度，当然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学生和各界代表们守候在门前坚持不散。直到6月28日，徐世昌才被迫接见了10位代表。但是，徐的答复仍然含混，“各代表出新华门报告。在外之各代表，则多认为答复不切实，颇不满意。”
当山东、北京各界代表联合行动的时候，上海各界人民也积极配合。
6月21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和上海各界各团体集议，表示一致反对和约签字，除发表对内对外宣言，各团体还向和会的中国代表拍发了要求不签字的电报，电文中说：“如或违背民意，不保留青岛及山东主权而签德约者，当与曹、章、陆同论。”
6月27日，全国学联和上海各界人士以签约时间将届，纷纷集于沪西公共体育场，召开了拒签和约的万人大会。各地的学生代表和上海各界代表纷纷发表演说，并以上海学商工报各界大会名义致巴黎的代表：“务请抵死坚持，否则国人必有以待公等。”大会还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速开国民大会。7月1日（这时，巴黎中国代表拒签和约的消息，尚未传来），上海各界闻听和约签字，于是又召开了有10余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示威游行，学生们和各界代表愤激地提出了各项拒约救亡的主张，一位工界代表在大会上说：“救国必须从根本解决，就是要推翻卖国政府。因卖国政府一天存在，他可以在外交上、内政上活动订约借款，压迫国民，为所欲为。故国民必须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
除山东、北京、上海外，其他许多地区也都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拒签和约的斗争。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就曾收到团体或个人拍发的7000中通拒签和约的电报。
巴黎的中国代表们，不仅受到国内群众爱国运动的巨大压力，还受到中国留法工和学生的直接牵制。
6月28日，为巴黎和约签字之日。中国代表住所为工人和学生所包围，因此被迫不能赴会签字。这一过程，以下两种记载都可说明。
《时事新报》7月6日载：“据说二十八日那一天，各专使的寓所满被侨法的中国工人和学生围住了，不准专使出门，扬言如果出门，当扑杀之。吾们（指工人学生）已预备了：每一个专使的命用三个人的命去偿他。这预备偿命的人已开了名单，不管要出门的专使是被谁打死的，这预备偿命的人总去偿命。因此专使不敢出门，二十八日未曾列席，这与官电的报告都说二十八日专使没有出席，是很近似的。”
《民国日报》7月7日载：“至德代表莅法之日，我国旅法华工万余人纷纷集议，向各专使请求拒绝签字。翌日（即全约签字之日），旅法华工集合至三万余人，奔走呼吁，其结果则我国专使声明山东不保留，和约不签字云。又据其使馆之消息，尚谓华工曾经将专使寓所包围，以致专使等不能赴会签字云云。”
以上两种记载，细节虽略有出入，但大体相同，代表被迫不能赴会签字，是一致的。证之陆征祥等在给北京政府的密电中也说：“详审商榷，不得已当时不往签字”，群众给予代表团以压力的说法基本可信。
中国代表团在拒绝签字后，还发表了一个宣言，其中写道：“与其承认违悖正义公道之第一百五十六、七、八三条款，莫如不签字。中国全权之此举，实出于不得已，惟于联合国团结上有所损失，殊觉遗憾。”
不管这些代表们怎么“遗憾”吧，和约总算是拒签了。这是中国外交史上的空前事件，也是一切侵侮、轻视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所万万没有想到的。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
从5月4日北京学生运动的爆发，经过6月5日三罢斗争的实现，到6月10日曹、章、陆的被免职，再到6月28日和约的拒绝签字，作为五四爱国运动来说，是可以告一段落了。
当然，斗争仍然没有结束，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没有完成。但是，作为五四爱国运动的直接目标来说，即拒绝签约，挽救山东于危亡，却不能不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这场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呢？
第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五月四日的游行示威，学生们提出了打倒曹、章、陆等卖国贼的口号。反动派虽然对学生施行了逮捕、监禁等各种暴力手段，但终于制止不住强大的群众革命洪流，而被迫罢免了三个卖国贼。正如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指出：“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到曹汝霖等一般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舍命的飞跑。”《巴黎和约》是世界上几个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起草制定的，过去，中国的卖国政府，对这类条约，是从来不敢置一言的。但在群众的压力下，中国代表竟然在《和约》上拒绝签字，这在历史上确实是空前的，为一切帝国主义者所震惊。没有强大的群众革命洪流，这也是做不到的。实践充分证明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通过实践斗争，人民群众的觉悟大为提高，感到了自己解放自己的真理。李大钊在7月13日出版的《每周评论》中指出：“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
第二，在运动期间，北洋陆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在给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的电中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其伤实多。”吴佩孚是倾向英美派的直系军阀，和亲日派的皖系军阀是有矛盾的，他向徐世昌发此电文，当然有自己的目的，但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几句话是说得不错的。北京总商会6月7日在给北洋政府的呈文中说：“水能载舟，方能覆舟，民气之奋发，诚未可遏塞而致使溃决。”这几句话说得也是不错的。反动派企图用刺刀、皮鞭、监禁，来封住人民的嘴巴，其结果是，捕一人而千百万群众起，压一地而全国运动兴。革命洪流冲决堤口滚滚而来，使反动派面临灭顶之灾。
第三，镇压群众运动的人绝没有好下场。五四运动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以后的无数次的历史事实也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试看，曾经镇压过群众运动的军阀们，后来又如何了呢？
第九节 对鲁案、闽案的声援：五四爱国运动的延续
太阳快西落的时候，来了一群“乌鸦”，个个都穿着黑大褂，横眉竖眼。
军警们蛮横地用枪托驱逐群众。
这时新华门前，警卫森严，府门紧闭，道道防线，如临大敌。
马骏上前和警卫队长讲道理，他无言可答，砰的一声把小门关上了。
军警们如狼似虎地扑上来，就把马骏抓住了。
雪片似的通电纷纷打给北京政府，提出斥责，抗议逮捕人民代表，要求立即释放。
囚房，看去很像一座座阴森森的地狱，里面又黑又臭，不可胜言。
毛泽东说：“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
马良最无良
从北京5月4日的学生游行，到6月28日巴黎和约的拒绝签字，运动是可以告一段落了。7月22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发表终止罢课宣言：“一俟秋高气爽，各校循例开学。”但是斗争远远没有结束，随着各地惨案的不断发生，群众运动又不断掀起高潮。1919年下半年内，影响较大的有山东惨案（8月）和福建惨案（11月）以及全国各界对这两次案件的声援。
山东是皖系（军阀）和安福系（政客）控制的地盘，山东督军张树元、二师师长兼济南镇守使马良，都是段祺瑞的心腹大将。8月间，安福系的屈映光又接任山东省长，据当时报载：“安福为媚日起见，拟将鲁省各官缺尽揽归该派所有。据最近消息，屈映光已允将该省各现任知副一律更动，悉以曾经留学日本人员代之，以便于对日亲善，据说此即安福许屈为鲁省长之一条件。”
济南市有一家《昌言报》，是安福系的喉舌。五四运动爆发后，除日本办的《济南日报》为日鼓吹外，济南的其他报纸（如《大东日报》《民政日报》、《齐鲁日报》等）都对群众爱国运动表示鼓励和支援。惟独《昌言报》唱反调，对运动加以攻击，骂学生是“狂热”，并主张军政当局对学潮应予武力镇压。《昌言报》的反动言论，激怒了爱国群众。7月21日上午9时，济南学、商、工、农以及市民共约千余人，在省议会召开各界联合救国大会。会后，群众齐奔《昌言报》馆，将其主编、经理等一一缚住，背插亡命旗，上书“昌言报馆卖国贼×××”，游街示众，最后送至省长公署、审判厅请求依法处理。不过，当日下午4时，审判厅即将他们取保释放了。
《昌言报》事件，触怒了反动派。7月22日，山东督军张树元，以学生强据省议会开会、驱逐议员和群众结队捣毁《昌言报》为借口，特专电北京政府请颁布戒严令，说什么：“遵照戒严令，取缔一切，并派兵驻护省议会……倘再有聚众扰乱，肆行无忌者，应请准按照戒严法随时办理。”等等。25日，北京军阀竟无理宣布济南戒严，并委任济南镇守使、第二师师长马良为戒严司令。
杀入不眨眼的刽子手、丧尽天良的马良，上任之后，立即派兵捣毁山东回民外交后援会，捕去会长马云亭及爱国积极分子朱春祥、朱春涛三人。
马云亭是济南正觉寺街保安堂药铺坐堂先生，朱春祥是清真寺北大寺理事，朱春涛是春祥的胞弟。他们三人都是回民，被捕后受刑很重，并在8月5日都被枪杀。他们在赴刑场的途中曾大声疾呼：“我三人此次纯系爱国举动，提倡国货，抵制外货，犯何法律？竟将我枪毙，实为我民国富强前途大有阻碍。”当时沿途观众，听到他们的讲话，都报以热烈鼓掌，表示同情和支持。这三人被捕时，曾有回民马某，前去探监，也被拘留，并曾陪决，事后因此精神失常。马良还亲自率领拳术队到西关回民聚居区巡查，发现回民骂他的标语或漫画时，即乱劈乱砍。
马良在杀害马云亭等三人后，还洋洋得意地说：“我是回人，先从自己开始，杀几个回人给大家看看！”
接着，马良又到各学校召集学生训话，大言不惭地说：“我是拥段（祺瑞）的，段先生参战有功，谁若反段，就是我的对头。”他还说：“谁反对我，就逮捕谁。国家大事用不着你们管……不好好念书，这是造反……”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便有学生纷纷起来反驳：“我们是受良心的驱使！”“是中国人就应该爱国，试问爱国有罪吗？”马良被问得恼羞成怒，立即命令大刀队，痛殴质问的学生，结果引起全体学生的反抗。
（摘自《五四运动史》）
北京的请愿斗争
马良的滔天罪行，不仅激起山东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的仇恨，也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还在8月4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就致电国务院，要求取消山东戒严令，电中说：“山东无故宣布戒严令，借端蹂躏人权，压抑民气……请立饬山东撤销戒严令，并对于该省长官颟顸之举，即予查办，以维人权，而伸国纪。”
由于天津爱国运动不断高涨，而且又接近山东，所以山东的爱国斗争首先得到那里的声援。为了要求取消戒严令和惩办马良，山东学生及各界代表，联络天津各界代表郭隆真等人，去北京请愿。他们到北京后，又联络了那里的学生代表和唐山、良乡、山海关等地的在京代表，于8月23日至总统府请愿，要求取消戒严令，撤换马良并治以应得之罪。
这天早晨代表们齐集总统府门前，照例送进请愿书，门前军警森严，代表们感到情势不好，递请愿书时，门警极为凶横，周旋交涉了一整天，不但不予见总统，还要驱逐请愿代表。显然，马良枪杀爱国人民就是受北京政府指使的，代表们要求惩办马良，也就等于要求惩办北京政府的卖国头子。天津学联对此是早考虑过的。所以对这种情况，并不感到意外。
代表、学生和各界群众，在总统府前与卖国政府说理斗争，对过路群众讲宣传。
太阳快西落的时候，大队军警包围了代表们，接着来了一群“乌鸦”，个个都穿着黑大褂，横眉竖眼，这些都是便衣侦探。
不一会又来了大队军警直向请愿代表拥来，紧跟着“乌鸦”也跑了过来。
全体代表无辜被捕了。但是代表仍不顾一切地奋力挣扎，大声疾呼：“人民爱国无罪！为什么逮捕他们？”“山东济南马良枪毙爱国人民，政府不但不惩办，今天反又逮捕请愿代表！”“人民爱国难道有罪，是违反宪法的吗？”
市民们看到卖国政府无理逮捕的暴行，听到请愿代表的正义呼吁，也义愤怒吼。他们紧跟着军警，高呼声援代表们的口号，不肯散去。军警们蛮横地用枪托驱逐群众，可是无效。
这时，天津各团体的负责人，尤其学生会会长们和《学生联合会报》编辑部，都焦虑着等待请愿的消息。
代表请愿的成功或失败，对于学联会报，都是重要的主题。并且在思想上也有所准备，因为当时都认为这次的请愿，对爱国运动是关键性的决战：压迫下去，或者高涨起来。
长途电话来了，马骏跳起来，抓着耳机：“喂！喂！啊，北京学生会，我是马骏，请说罢，怎么样……都被捕了！不出所料。好！我们立即准备下一步的行动。”耳机放下了，大家听到代表全部被捕的消息，都激动起来了。
周恩来同志却冷静地说：“这正是掀起继续加强爱国运动的时机，用不着惊慌紧张，依照计划进行就是了。被捕，只要经得起考验，不算什么！但营救他们，是我们的责任。”
简短的话语，使大家振奋了起来。马骏更知道自己的责任，这一次去，既要营救被捕代表，也要表示爱国的人们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精神，来唤起更多的民众。立即表示要亲自带领代表再度进京，他说：“倒要看看卖国政府的监狱里，能不能容得下这些人。”大家都笑了。
《学生联合会报》号外出来了，全街在叫喊！“学生会报号外！号外！”“同胞们！京津的请愿代表都被捕了！我们要群起反对！要营救被捕的代表！”卖报的人们也成了宣传员。这一喊，每一个角落的人们，都愤怒了！人手一张号外，个个摩拳擦掌，大骂卖国政府。
男学生，女学生，各界人士，都跑到自己的团体，要求参加集体请愿，进京向卖国政府示威，要求释放被捕代表，惩办卖国贼马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群众的斗志昂扬，绝不屈服。1万多人，众口一词地积极要求参加请愿的斗争。
各界联合会也召集各团体的负责人商讨下一步的行动。因为考虑到交通问题，最后确定一半人数赴京请愿。
请愿队伍由马骏带领，在25日分批赴京，依指定地点，集合行动。
8月26日，北京学生汇同天津请愿学生，共有三四千人，公推马骏为行动的总指挥。在出发之前，马骏向大家说明了这一次请愿任务的艰巨，要求大家以万众一心，团结成铜墙铁壁，准备战斗，准备牺牲一切，要达到释放代表和惩办马良的目的。
大家一致高呼：“不达目的不止！完全听你的指挥。”有人表示：“如果需要，我可以随时抛头颅，洒热血，决不迟疑！”然后整齐队伍，以豪迈的步伐，向卖国政府的总统府进发。
这时新华门前，警卫森严，府门紧闭，道道防线，如临大敌。最外边是“乌鸦”“探狗”，腰藏家伙，在街道上鬼鬼祟祟，东张西望。
第二道是保安队，枪上刺刀，来回走动。大门前站着两排警察，手持匣枪，虎视眈眈。
总统府前，一片杀气腾腾。代表们对此视若无睹，从从容容，挺身前进。
走到府门口，从旁边的小门，递进请愿书。但被拒绝了。警卫队长说：“总统不能接见，你们最好回去。”
代表们说：“我们是来见总统的，没有和你交谈的必要，你只有执行职务，把请愿书呈上去，我们等待回答，非见不可。”
警卫队长竟威胁说：“如果不走，就是扰乱总统府的治安，地方有责任维持秩序，要干涉你们的。”“我们是为爱国，是来请愿，并未扰乱治安。要无理的干涉，也请便，我们要怕你们这一套，还不会来呢！”马骏上前和他讲道理，他无言可答，砰的一声把小门关上了。
学生和爱国人民的力量是雄厚的，请愿团的意志是坚定的。军警保安队的头子们，用了三花脸的态度，和人们周旋，用软语劝告、欺骗，或蛮横威胁，但这一切都是枉费心机。
代表们除向总统府请愿外，还有大批爱国青年分别包围了国会和国务院。
请愿团不分昼夜，始终坚持不去。慰问的人民络绎不绝，吃饭饮水，都有人送来，开始军警阻挡，不准送进去，但看到群众越来越多，势不可挡，只好让慰问团把食物送进去。代表们坚持斗争了两天，马骏把几千个学生群众，团结成钢铁般的阵营。全体代表，也都成了讲演队员，到处宣传。群众越来越多，讲演得越起劲。马骏向人们高呼：“同胞们！我们的爱国救国，不仅仅是拒绝巴黎和会的签字，或罢免三四个卖国贼就算完事了。请大家看我们的政府吧，在列强各国欺凌我国的危急存亡关头，人民群起保卫祖国，政府竟指使地方当局，不是枪杀，就是逮捕。我们的国已不国了，人民如果再不群起自卫，我们就将要成为万劫不复的亡国奴隶！我们大家要宣誓：政府如果不能保国卫民，我们就反对它；政府当局，如不俯顺民意，我们都以卖国贼对待！”
群众们像群狮似的怒吼了。“你说的对！我们要自卫，要坚决誓死奋斗，绝不屈服！”鼓掌的声音，震得地动山摇。
斗争持续到第三天，请愿的人群越来越多了。反动统治者无奈，恼羞成怒了。警察总监吴炳湘于是调动了全城的军警、保安队，开始镇压请愿团。
他们由新华门紧缩包围圈，把群众压迫到天安门。
但是天安门前地方更宽敞了，围观的群众来的更多，展开宣传讲演更为有利。在天安门前，石狮的座上，华表的座上，都成了讲坛，都成了号召爱国奋斗的司令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