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海上之人有好沤鸟者，每旦之海上，从沤鸟游，沤鸟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闻沤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沤鸟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为无为。齐智之所知，则浅矣。
——《黄帝》
“古句新解”
海边有个喜欢鸥鸟的人，每天早上去海上跟鸥鸟游玩，鸥乌来玩的数以百计。他父亲说：“我听说鸥鸟都跟你游玩，你抓一只来，我玩玩。”第二天他来到海上，鸥乌都在空中飞舞而不下来。所以说：最好的语言是没有语言，最高的作为是没有作为。挖空心思用小聪明所了解到的，那很浅陋了。
鸥是水鸟的一种通称，现代动物分类很细，而古人则把很多水鸟称作鸥，从诗文和记载来看，其中也有些并不像我们今天所说的海鸥或燕鸥。西方人的分类从生物学角度出发，严格按照物种的生理属性，锱铢必较，鸥目中又细分出一百多种。这样的做法严格、精准，能够如实反映现实中存在的各种不同的物类。然而凡事侧重于一个方面，就不免在另一方面有所疏忽，对生物的严格归类区别，充分体现了科学性，却丧失了大量的人文内涵。在中国文化中，物类相对比较模糊，人们常常以一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来命名某一种东西，以至于在生物学上可能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物种。
鸥就是一种很诗意的动物，它的重要特征就是生活在水边，常常自由地翱翔。于是诗人写到鸥时，既可以看作实写景物，也可以看作是表达一种特殊的含义。杜甫就很喜欢用这个“鸥”，“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飘零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远鸥浮水静，轻燕受风斜”等等都是他诗中的妙句，读着这样的句子，眼前浮现的是水鸟，但绝对不会细致到喙的形状、羽毛的颜色，更无从知道它的食性、生活地域和其他的生物学信息，但是人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自由、轻松、淡泊或孤寂等原本很抽象的词语。这就是诗的主张、美的主张。
谁也说不清是对语言美感的追求造就了这样的命名事物的方式，还是这样的命名习惯成全了众多优美的文字。同样，我们不知道究竟是因为鸥早就有了自由、澹泊的附加含义才被用作寓言的主角还是因为人们真的曾经发现鸥是很有灵性的鸟类才这么说。反正，后来这个鸥鸟忘机的故事成了著名的典故。李商隐用“鸥鸟忘机翻浃洽，交亲得路昧平生”来描写一个纯真质朴的乡间老叟，柳宗元用“闻道偏为五禽戏，出门鸥鸟更相亲”来渲染远离喧嚣的郊外那清新自然的生活，陆龟蒙则用“自是海边鸥伴侣，不劳金偈更降心”来称赞与僧侣朋友之间没有任何功利色彩的友情。
这本来就是道家的一个侧影，他们厌恶政治、厌恶功利，的确是现实让他们失望、让他们绝望，但这种选择倾向同样出自他们固有的一种价值追求。既然利益已经变得可有可无且危险重重，那么，何不向那任天率真的事物去寻觅真正的快乐？《列子》提到了这个鸥，但它的文字写作“沤”，沤就是水中的泡沫，随生随灭又比比皆是，它们不受任何羁绊，也不在意无常的生灭，尽管微不足道，却充满着快乐的生机。或许正是因此，那种出没风波里的水鸟才有了“沤”的名字，而因为是用来指鸟，又被换作了鸟字旁的鸥。这个汉字是不是如此发展而来并不一定，但可以肯定鸥鸟是这样一种形象。
道家的话题固然抽象，却绝不肯纯然流于枯燥，后来的玄学也秉承了这种生机。在古代，不管思想如何变化，时尚如何流转，做诗始终是读书人的习惯。到了玄学盛行的时候做什么诗？当然就是所谓的玄言诗。对于玄言诗，我们文学史上历来评价不高，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贬斥过玄言诗，他说玄言诗的毛病就在于满是道德，读起来跟《老子》的五千言一样毫无文采，不可爱。所以玄言诗在中国诗歌史上流行的时间不很长，但是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当时一些非常著名的人物都写玄言诗，因为那时候他们急于表达玄理。到了他们的后辈。很快就把固有的文学素养和玄理相结合，于是便有了著名的山水诗，有了谢灵运、鲍照、陶渊明这样的大家。他们发现，对于自然，描述比论证更有魅力。自然之中处处是理，正所谓大道无处不在，但如果你只是在讲述那些原理和机制，实在是一件沉闷的事。
即便是那些精彩的寓言，也往往因为目的性太强而缺乏亲和力。是啊，列举一大串的奇特的生物繁衍现象，固然能说明生化之理，但是总显得还有些不完美。不完美在哪儿呢？不灵动、不亲切、不能让人在心灵上产生共鸣而念念不忘，很久以后的人们渐渐喜欢用这样一个词：神韵。神韵是什么？一句话说不清，很多话也未必说得清。但这个词用多了，大家保持相对统一的用法，不研究文学和艺术的人也跟着用，其实也就等于大体知道了它的意思。鸥鸟的故事或许算不上杰作，但相比之下它有着一种明显的追求神韵的色彩。“至为无为”固然是这个故事的核心，但作者并没有在理论上反复纠缠，反而是花了些心思去编排这个故事。故事的情节一一落实，中间留下了很多的空隙，并没有仔细加以描写，比如父子二人的心理，尤其是儿子在这个事件过程中的心理变化。但正是这些空隙最终成了读者想象、回味的空间，这种空间产生的妙用，又使得鸥鸟成了人们念念不忘的一个形象。
顺命安时。长寿、名望、权位、财富，人生于世，无法逃避这四者的考验，而且很多人为此奔波一生，忙忙碌碌。正如杨朱所说，有了它们，人会畏惧鬼神，怕人非议，谄媚权贵，害怕刑罚，而且这些并非人力所能完全决定的。在《力命》杨布问难中，杨朱认为寿夭、贵贱、名誉、爱憎一切皆命，人是无法把握的。面对这一人生切要的问题，文本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信命者，亡寿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顺；信性者，亡安危”。人只有相信命运，知道命运是必然的，是人力无法抗拒的，才能忘怀这些。文章举东门吴丧子为例印证，他进一步指出“不逆命，何羡寿？不矜贵，何羡名？不要势，何羡位？不贪富，何羡货”，人只有顺命才不会有这种种束缚。人既要顺命又要安时，《列子·说符》中孟氏二子的遭遇正是如此，施氏总结道：“凡得时者昌，失时者亡。子道与吾同，而功与吾异，失时者也，非行之谬也”，可见人生要获得当生的快乐就要顺命安时。这就是荣启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带索，鼓琴而歌的原因。顺命安时能够让人从容地面对寿夭、贵贱、贫富，而要求得心之平和，还得与自己周围万物相和谐。